拉丁美洲分为33个国家和地区，整体并不算穷困。与亚洲和非洲相比，由于资源丰富，地理上不容易受到侵略，又能吸收到素质较高的欧洲移民等优势，拉丁美洲各国经济的“底线”普遍较高。 证据就是2019年世界银行数据中，排名末尾的30个最落后国家中，有24个非洲国家，5个亚洲国家，却只有一个海地来自拉丁美洲。 但有些尴尬的是，虽然拥有诸多优势，拉美历史上却从未有过发达国家。 就连拉美经济的优等生——智利，2019年人均GDP也不过1.5万美元，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差距较大。 历史上拉丁美洲曾经具备很高的起点。1700年拉美的人均收入与北美大致相同。但从那以后的300年中， 拉美各国步步落后于北美。而且差距越来越大，1820年拉美的人均产值是北美的2/3，到2000年拉美的人均收入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20%。 出生在智利，担任过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教授，在他的著作《掉队的拉美》一书中深入剖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北美和拉美都是从殖民地开始独立的。虽然同为殖民地，但英国人的管治和西班牙人有显著不同。北美的英国移民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自治权。虽然英王也向各殖民地派遣了总督，但本地精英组成的地方议会却早早将立法和财务大权把握在手中。可以说，在1775年打响独立战争号角之前，北美人民已经实质在自己管理自己。 而在西班牙控制的拉美殖民地，情况却有很大不同。首先在殖民拉美时，西班牙正在欧洲大陆四处开战，于是迫切需要拉美提供大量黄金白银作为支持。 西班牙对拉美实行残酷的压迫统治，除了开采黄金白银外，几乎不许拉美发展任何本地产业。为了给西班牙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找到出口市场，甚至连拉美的农业开发都受到很大限制。 更可怕的是，数百年殖民期间，由于西班牙一直不肯让渡任何政治权力，连殖民地的各级官职都被当货物出售，拉美本地人从未获得过从政经验。所以在拉丁美洲诸国在19世纪20年代获得独立后，本地居民对于如何管治国家完全没有头绪。 本地人民没有参政经验，没有合格的基层官员，拉美的新生政权就等于建立在沙土上的城堡，根基不稳，自然常常发生内乱和政变。所以拉美各国在独立之后，与北美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加大了。 拉美与发达国家又一次的差距拉大，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当时正是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脑技术、生物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之时，国家间的竞争日益变成国民素质的较量。 而拉美的历史欠账又一次拖了后腿。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拉美诸国在识字率、预期寿命、医疗条件和教育覆盖率方面提高缓慢，在发达国家不断改革前进的时候，拉美国家却由于不断加重的社会矛盾步履缓慢。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候，拉美各国也启动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但30年后结果却很尴尬——中国开始崛起，拉美国家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人做错了什么？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人是被美国操纵下的错误计划——“华盛顿共识”误导了。 但《掉队的拉美》的作者反对这种观点：“华盛顿共识”并非由任何官方发起的经济计划。改革方案主要源自拉美国内，是由一群经过国外训练、被贴上“技术官僚” 标签的经济学家制定的。 拉美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政策，甚至违背了华盛顿共识中的几个要点。爱德华兹教授在书中指出了拉美国家与“华盛顿共识”相违背的三大错误。 第一大错误：错误的汇率政策。按照人为设定的高汇率钉住美元。这一方面降低了国内的出口行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又助长了金融投机，大量国际短期资本造成了泡沫。 第二大错误：仓促的私有化政策。在缺乏管制和竞争的状况下，将能源、供水、交通等行业私有化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从国有垄断变成了糟糕的寡头垄断。 第三，拉美国家在保护法治、知识产权司法体系等方面建设缓慢。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拉美各国选择的道路开始分化。有些国家滑入了新民粹主义的轨道，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日益显现出反对全球化和强调政府控制的特点。 另外一些国家，则走向以创新和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繁荣之路。按照爱德华兹教授的看法，秘鲁、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国，与拉美地区其他国家的差异将会越来越明显，其收入和生活水平会不断接近其他地区的发达国家。 这二者以外的其他国家，则在摇摆不定，比如阿根廷、巴西等国。 到底哪个拉美国家能冲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新的发达国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虽然整体来看世界全球化状态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无论是中国还是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继续全球化的收益依旧大于成本；但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临近甚至超越全球化最优状态，另外在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衡叠加疲软经济的背景下，欧美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选票并通过发起贸易战来转移内部矛盾。 前言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全球化进程在人类发展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不可缺失的角色，从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到今天各国之间商品、服务、文化等深层次的交流都离不开全球化的背景。 20世纪以来全球化的主要动因在于发达国家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并利用技术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含量最高的产业以获取全球经济增加值中的大头。然而全球化也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居民收入的不平等，21世纪以来逆全球化浪潮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迁移，欧美等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滋生并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浪潮。 本文通过建模与实证发现：目前全球化的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包括中国以及大部分一带一路等发展中国家继续全球化的边际收益依然大于边际成本。面对逆全球化浪潮，中国要重视经济内循环，在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同时有效促进国内的消费需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仅仅依靠内循环就能够维持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需要同时注重国际循环。不同以往的是在WTO国际大循环支离破碎的状态下，中国经济将从以往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向以较发达国家的身份同欠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来维持经济速度和价值创造，同时将由技术、产能、资本的输入国转为输出国。 一、全球化内在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力是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1.1 发达国家掌控国际机构，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贸易代表在签订WTO贸易协定时被欺骗，这些贸易协定为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损失。这种说法无疑是非常可笑的，二战之后的WTO、IMF和世界银行都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提议下建立的，这些国际组织所设立的各项规则由于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影响，其规则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企业的利益。 以国际贸易规则为例，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贸易规则要求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以进口发达国家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然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保持了纺织品、食糖等大部分商品的贸易配额。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方面持续补贴国内的农业导致非发达国家的农民无法与之竞争，另外一方面却频繁指责非发达国家对工业产品的补贴。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发达国家的选择有限，要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规则融入到全球化过程中，要不拒绝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规则沦落为世界“孤岛”。其结果是大部分非发达国家被迫接受了发达国家制定的全球化规则以换取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而发达国家借此机会撬开了非发达国家的市场，为本国跨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服务提供了新的去处。 除了制定有利于发达国家群体的全球贸易规则以外，资本自由化流动也成为发达国家掠夺非发达国家的另外一个工具。以拉丁美洲和亚洲为例，随着两个地区多数国家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从欧洲和美国涌入大量的投机资本炒作股票、房地产，造成这些地区股票和房地产大幅度上涨，当这些西方国家的热钱赚足收益撤走时，拉丁美洲和亚洲诸多国家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是受到了美联储加息的冲击所致。 显而易见，无论是全球化的贸易规则还是全球化的资本流动规则，其本质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发达经济体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1.2 全球化规则下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经济不平衡加剧 全球化的浪潮为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强大的动力，然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取的好处远远大于非发达国家获取的好处。如上一节所述，有利的全球化规则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经济体及其内部跨国企业的利益。 通过收集英国、荷兰、美国、中国、日本、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1940年以来的人均GDP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发现：1940年人均GDP相对较高的美国、荷兰、英国等国家，从1940年平均5000美元的水平上升到2018年50000美元，上涨了10倍左右；相反1940年人均GDP相对较低的非洲等区域，从1940年平均754美元的水平上升到2018年1809美元，仅上涨了2.3倍左右。 其中，日本1940年人均GDP为2874美元，与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截止2018年日本人均GDP达到39287美元，上涨了13倍。而中国也从1940年的562美元上涨到2018年的9780美元，上涨了17倍。然而中国与日本的上涨只是1940年以来上百个非发达国家中少有的特例，大部分非发达国家的增长轨迹都和非洲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低速增长。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浪潮中，有利的全球化规则让发达国家获得远超非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收益。 1.3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分工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及，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我们越来越难找到完全产自一国的商品。一件商品标识为“Made in China”或是“Made in USA” 已经不能单单让人们认定这件产品是百分之百产自中国或是美国，它所能代表的仅仅是它的出口地。在一个普通的电脑中，电池可能来自日本公司，显示器可能来自韩国公司，显卡和处理器可能来自美国，并最终在中国完成组装。像这样最终在中国完成组装的产品最终都会被印上“Made in China”的标识，但其中究竟有多少零配件产自中国并不能简单的从“Made in China”上看出。 继续使用电脑做例子。一个电脑制造商如果需要制造一台电脑那么他就必须去考虑从哪些公司购买一部电脑所需的零配件。而当电脑制造商选择的零配件高于市场同类产品时，零配件所赋予电脑的最终价值也将随之增加。例如，电脑制造商在选择电脑芯片是选择了200元而不是100元的并最终因此把电脑价格提升120元，其中这20元就被成为附加价值（Added Value）。以此类推，在电脑的其他配件上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附加值，同时，在这些零配件制造的过程中同样涉及到附加值；比如，英特尔（Intel）公司将芯片原材料（硅）制造成芯片成品所产生的附加价值就是芯片价格减去硅以及其他必要支出。综上所述，产品附加价值可以理解为生产方通过加工生产等活动在原始原料上新增加的价值。至此，一个商品最终在中国还是美国完成制造被打上“Made in XXX”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个企业/国家最终在这件产品上赚取了最大的利润。因此，在近十年中使用全球价值链衡量一个国家水平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普及。本文将用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GVC指数进行计算比对。 全球价值链模型（Global Value Chain） 在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中有两种模型： 1．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GVC Participation = IVab/Eab + FVab/Eab。 2．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GVC Position = Ln（1+IVab/Eab） – Ln（1+FVab/Eab）。 Koopman（2010）在两种模型中，前者用于展示某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如果数值越高则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高，越低则相反。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为了更好的诠释某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Koopman（2010）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该指数的大小用于分辨某国或产业在价值链的上游、中游、或是下游。（上、中、下游由产品附加值决定） 在模型中（IVab/Eab）为前向参与度而（FVab/Eab）为后向参与度。前向参与度为a国在b产业为全球其他国家出口产品提供的增加值比重而后向参与比则为a国在b产业出口中包括的国外中间商品增加值占比。 模型解释： IV：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of Intermediate Product） E： 出口增加值（Value Added Exports） FV： 国外增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 在此模型下，我们将逐一对中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进行GVC 全球连参与度指数以及地位指数的计算。在与中国对比的国家中我们均选择了强于中国的发达国家是为了更好的展示中国的上升空间。选择德国以及英国是因为其经济规模可以代表欧洲板块，日本则可以代表亚太，而美洲则有美国代表。 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所涉及的数据均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中的TiVA（Trade in Value Added）分类。 为了更详细的看出中国与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此处将产业分为两个等级：低、高。此处分类法则来自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研发投入与产出模型。 在两个类别中各甄选了四个大产业作为代表，其中： 低端：农牧（林木畜牧）、食物（包括烟酒等）、纺织（包括皮革）、木类（纸、硬刷品）。 高端：计算机等电子产品、金融和保险、信息交流、其他商业服务。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 上图为中国对比美国在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的走势图（2005-2015）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端产业部分中国和美国基本持平，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国土面积均排世界前列，粮食生产量常年处于高位。 从高端产业部分可以看出，美国长期高于中国，但自2008年开始，中美在高端制造业的距离逐渐缩小并在2010年开始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在高端产品/服务中，中国获取的附加价值比例在不断增加，简单来说，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中所获得的利润占比在逐年上升。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上图为中国对比美国在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的走势图（2005-2015）。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端产业部分中国的指数高于美国不少，这说明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在高端产业中，美国的指数远超中国，这意味着在高端产业中美国处在核心领导地位。 结合国情从全球价值链参指数得出：中国需要保持低端产业链的参与度，因为中国必须首要解决国内温饱问题，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可负担价位，至此，产品增加值不会太高；而美国也面对类似的问题。在高端产业方面，中国由于科技创新落后于美国导致指数低于美国，但若中国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那么中国会越来越接近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可以看出，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大于中国，并在低端产业中小于中国。 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如果希望在高端产业有所突破就必须面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科技限制。为了维持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同时保证高端产业的继续上升，中国必须同时发展上游和下游产业。在上游产业，保持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同时继续引入外国先进技术，只有继续保持科学技术正增长才能使得产品附加值增加，而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是促进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最大核心动力。在低端产业中，中国则需要继续保证现有的拓张速度。在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离不开以低端产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获得的贸易顺差是中国近20年快速积累财富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持低端以及中端产品的贸易出口量是保证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石。 二、全球化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规则的不平等性一直被非发达国家所诟病与抵制。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期间，大量的反对者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标志着逆全球化浪潮的起点，然而由于抗议者大多来自于非发达国家，其抗议并不能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并未对全球化进程产生太多的负面冲击。 然而近年来全球化的反对者逐渐从非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及英国脱欧标志着逆全球化的高潮。全球化进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2.1 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均衡 （1）发达国家收入不均衡持续加剧 逆全球化浪潮从非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一个核心原因在于：虽然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较大比例的利润，但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却极度不均衡。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0年以来的30年期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何平均增速为0.5%，美国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增速为2%，这意味着在扣除通货膨胀后，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实际增速为负值。 然而对比美国1990年以来30年间的GDP增速发现，美国GDP几何平均增速为4.36%，远远大于同一时间段内美国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增速2%。 上面两个结论呈现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1990年以来美国GDP同比增速远远大于CPI同比增速，另外一方面1990年以来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同比增速远远低于CPI同比增速。这意味着虽然1990年以来美国实际GDP快速增长的同时，超过50%的家庭实际收入反而在下降，也就是说大部分美国家庭并没有从美国快速增长的GDP中获益。 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富人收入增速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走势，以福布斯美国400富豪的财富值来看，1990年美国400富豪的财富值为2200亿美元，2019年美国400富豪的财富值为2.96万亿美元，这期间内美国400富豪财富值几何平均增速为8.28%。 由此可见，虽然近30年来美国GDP实现了4.36%的几何平均增速，然而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富豪群体，少部分收益流向美国大部分家庭，呈现出美国400富豪收入远超美国GDP增速与通货膨胀的同时，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速远远低于美国GDP增速与通货膨胀的现象。 美国这一现象并非特例，目前发达国家群体普遍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过去25年期间，德国的基尼系数增加了22%，加拿大增加了13%，英国增加了13%，意大利增加了8%，日本增加了6.4%，显示出整个发达国家内部富豪群体和大众收入增速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分歧与差异。 （2）收入的不均衡的深层次原因 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化允许资本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的流动，然而资本的流动速度远远高于人员的流动速度：美国的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好的投资机会，并快速流入预期收益率较高的项目；与此同时，虽然人员也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但是人员流动依然受到众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人员流动的速度远远低于资本流动的速度。其结果是美国的资本流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投资获取高额的收益，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然而美国的蓝领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流动速度不足，依旧待在美国。 从下图可以发现：1949年以来，美国持续多年成为全球移民净流入国家第一名，每年有大量的的人口从其他国家流入到美国，另外一方面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呈现出加速流出的迹象。 大量资本的流出对于资本拥有者来说意味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多新的机会，获取更高的收益率，然而对美国国内的居民来说，这意味着本该在国内的投资流向了国外，这些投资原本能带来的就业机会也流向了国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跨国企业与雇员谈判的筹码，跨国企业的管理层能够通过投资海外的方式来压低美国国内雇员的薪酬。 另外，大量的移民流入美国，与美国本土的居民抢占工作机会，导致美国国内的就业环境更为激烈，美国居民在与跨国企业沟通薪酬时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3）收入不均衡背景下崛起的民粹主义 随着发达国家内部富人与中产阶级、蓝领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逐渐滋生了民粹主义思潮。 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就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代表，特朗普提出的“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对中国等国家征收关税”都是为了更好的迎合美国国内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诉求，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短期内提升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另外，特朗普提出的“移民政策”，通过修建高墙阻止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等措施，试图减少流入美国的移民数量，进而降低美国国内就业的竞争局势。 另外，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2018年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等显示出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正在带来新一波的民粹主义思潮，这些民粹主义思潮的核心在于逆全球化：因为正是全球化“掠夺”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就业岗位，那么也必须通过逆全球化来恢复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应有的利益。 2.2 持续疲软的经济 尽管1990年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速低于同期通货膨胀增速，美国大众与美国富豪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但是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掩盖了这一矛盾：只要经济快速增长，那么美国家庭收入的名义增速依旧是正数。 除此之外，虽然1949年以来大量的移民持续流入美国，但是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就业岗位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外来移民与美国本土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隐藏了起来。 然而，这两个矛盾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而逐渐加剧，2008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GDP实际同比增速始终没有恢复到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 从上图可以发现：2008年之前，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GDP实际同比增速平均值维持在2.5%左右，而2008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1.3%左右。 长期疲软的经济，让贫富差距和移民这两个矛盾变为尤为突出，而每次经济衰弱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倾向于发起贸易战来转移国内矛盾，下图是1950年以来美国GDP增速与美国反倾销年度数量统计趋势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当美国GDP同比增速较高时，美国反倾销年度数量较低，反之亦然；即美国GDP同比增速与美国反倾销年度数量呈现出典型的跷跷板效应。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及欧盟等国经济增速远远低于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美国政府掀起贸易冲突的动力。 三、全球化的内在经济动力依然存在 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及英国脱欧标志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开启，而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则逐渐将逆全球化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关于全球化未来的走向以及中国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该何去何从尚处于混沌之中。 虽然全球化的短期趋势受到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影响而有所放缓，但是长远来看，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利益依然大于维系全球化的成本，内在的经济利益将推动全球化向着继续深入的方向迈进。 3.1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与该国的的技术、劳动力投入有关，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搭建以下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 代表i国在t时刻的人均GDP；KOFGI代表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KOF）1970年开始发布全球化指数，该指数对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化水平进行年度评分； 代表i国在t时刻的高等院校入学率水平； 代表i国在t时刻的资本投资完成额。 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其结果如下表所示： 通过上表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1）KOFGI回归出来的系数为0.071934，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显示出全球化的推进对全球人均GDP均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2）KOFGI的二次方回归出来的系数是-0.000854，且在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显示出全球化的推进同时也会对人均GDP产生负面影响。 （3）根据KOFG及其二次方回归的方程进行核算可以发现，在KOFGI达到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促进全球人均GDP的增长；而KOFGI在84之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降低全球人均GDP的增长。 下图是根据KOF编制的全球经济全球化指数以及其两个组成部分：世界贸易全球化指数和世界金融全球化指数的走势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70年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指数从37.1上升到2017年的59.0，处于持续增长的趋势；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指数的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 根据上述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全球化指数处于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大于成本，截止2017年KOFGI只有62.1，这意味着在当前时点继续推进全球化有利于继续提升全球人均GDP水平。 3.2 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是未来50年全球化的主力军 从世界全球化程度来看，目前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没有达到最优点，继续推进世界全球化程度有利于提升全球人均GDP水平。然而不同国家的全球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决定了不同国家继续推动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有显著的差异。 首先，绘制中国和世界全球化指数1970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中国1970年的全球化指数为21.7，落后于同一时期世界全球化指数38.4，但是经过5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全球化程度快速提升；截止2017年，中国全球化指数为65.1，同一时期世界全球化指数为62.1，中国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超越了世界全球化程度。除此之外，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全球化指数均小于84这个最优点，这意味着无论是站在中国视角，还是站在全球的视角，都有足够的经济动因去推动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横向来看，收集60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17年的全球化指数： 表3.2 6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17年的全球化指数 在图3.2中显示了6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指数数据，可以发现仅爱尔兰、加拿大、葡萄牙等16个国家的全球化指数超越了84，其他44个国家的全球化指数均在84之前。这意味着除了爱尔兰等16个国家以外，其他国家的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点；当然在全球化指数低于84的国家中，美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家的全球化指数已经非常接近84，而巴西、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全球化指数与84还有较大距离。 除此之外，通过图3.2还可以发现，在60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有36个国家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蓝色字体标注），且有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化指数低于84，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全球化程度的提升有利于该国家人均GDP的提升。 四、中国经济的未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全球化进程中，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依靠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优势、人才优势、创新优势从全球化经济中赚取大部分的利润，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依赖土地、劳动力等廉价优势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从事低端制造和组装来获取少部分利润。 在全球化市场停滞的状态下，中国遭受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贸易制裁和科技封锁，国际大循环的分工和价值链缺失需要得到弥补，但是全球化的方向要继续保持不变。未来全球经济可能由国际大循环向区域市场转变，如东亚区域、拉美区域、东南亚区域等国际贸易区域格局转变。中国从以往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向以较发达国家的身份同欠发达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来维持经济速度和价值创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能够在过往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基础之上搭建更公平平等的区域经济秩序，并建立相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科技、人才、创新优势以便于能够持续的将技术、产能、资本输出到相对欠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相比一带一路以及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在资本、科技、人才、创新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但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同样也具备这些优势，中国能否利用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地位和巨大的潜力来领导区域一体化经济搭建更为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并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形成独特的人才、技术、创新优势是当前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除了国际区域市场以外，国内市场的终端消费受制于高房价的挤出效应而无法有效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导致国内循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失去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此同时，高房价还捆绑了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持有的大部分资产，因此如何在避免房价大幅度波动的前提下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是中国经济在国内市场上面临的重大挑战。 4.1 提高研发投入比例，向全球高附加值产业链转移 全球产业链从上到下分别是研发、设计、物流、制造组装、市场营销、服务，其中制造组装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游，也是全球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位置，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依靠人口红利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并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制造组装大国的角色。 根据上图OECD编制的微笑曲线，在全球产业链的两端附加值最大，例如左边的研发、设计、物流和右边的服务、市场营销及物流，而在全球产业链中间的制造组装领域的附加值最低。除此之外，上图的虚线表示1970年全球产业链的附加值分配，而实线代表2000年全球产业链的附加值分配，可以发现相比1970年，在2000年的全球价值链分配中，微笑曲线左右两端的产业分配到的附加值比例更大，而处于全球价值产业链中间的制造组装领域附加值比例变得更小。 因此，在逆全球化浪潮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向全球产业链的两端转移，其中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包括研发、设计及核心零部件，这些领域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以形成产业竞争力，近年来我国在不断提升研发投入的比例：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6年以来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截至2018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19%，超越了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但是与美国和日本依旧存在较大的差距。 虽然与每年的研发投入比例与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但是奇怪的是中国的PCT申请量在2019年却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PCT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国家。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85年以来中国PCT专利申请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直到中国2000年加入WTO融入全球产业链之后才开始爆发式增长，截止2019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为59005件，超越日本、美国成为全球PCT专利申请数量最大的国家。然而奇怪的是中国近年来一直处于知识产权逆差：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1997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进口增长幅度远远大于知识产权出口增长幅度；截止2019年中国知识产权进口金额343亿美元，出口金额66亿美元，知识产权贸易逆差达到277亿美元。这与中国是全球PCT申请量最大的国家不匹配，但是与中国目前研发投入比例与美国、日本之间的差距是吻合的。 之所以会出现中国PCT申请量全球第一，但是中国的科技实力与知识产权出口不尽人意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研发投入比例与美国、日本还有很大的差距。另外，中国目前的PCT申请量过于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且出现了通过PCT申请来骗政府补贴的现象，因此需要加大对PCT的质量审核，并对相关PCT进行分时间段补贴的方式。 另外，政府层面对于PCT的补贴需要更有针对性，针对某些战略性新性行业，据中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海外技术引进较难的比例为12.5%，而非战略新兴产业从海外技术引进较难的比例为8.9%，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战略新兴产业中还不具备绝对优势，担心被中国超越，因此对这些战略新兴产业的技术转移设置了障碍。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我国在高端技术领域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弯道超车的关键产业，中国政府可以在这些战略新兴产业的研发进行政策扶持，并加大对这些产业PCT的针对性补贴： 从上图可以发现：材料技术行业，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电子技术行业和生物技术行业是目前战略新兴行业中我国从海外技术引进难度最大的三个行业，也是我国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和PCT针对性财政补贴的行业。 4.2 在货物贸易出口基础之上打造服务贸易出口大国 据统计，货物贸易每产生100亿营业额，有25%左右的增加值，而服务贸易每产生100亿营业额，有70%左右的增加值。中国在进入WTO之后，其商品进出口贸易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且同时维持较高的贸易顺差，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然而，与此同时，我国服务进出口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如上图所示：在2010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趋势，截止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为-2582亿美元，按照70%的附加值来计算，则意味着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为海外其他国家贡献了1807亿美元的增加值。 与此同时，在2018年我国商品服务贸易顺差为3518亿美元，按照25%的增加值，意味着我国商品服务贸易从海外其他国家获取879.5亿美元的增加值。 根据上表可以发现：在2018年虽然我国商品贸易顺差金额大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但是由于商品与服务的增加值有较大差异，实际上2018年我国商品与服务整体增加值为负数。 实际上服务贸易并非单独存在的，服务贸易的发生通常与商品贸易相伴相随，例如国际运输、国际保险和再保险、国际咨询服务、国际租赁等，这些服务贸易都是开展国际商品贸易的的必须品。根据1988年蒙特利尔会议，服务贸易必须要具备四个条件：服务和支付的跨境流动、交易的不连续性、有限的服务时间和目的具体性，然而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资金自由跨境流动的体系，这导致在我国的国际商品贸易进出口中需要的服务贸易只能外包给海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因此，我国可以选择在自贸区，打通服务和支付的跨境流动，并依托我们每年据年的商品进出口贸易来拓展我们服务贸易的产值。根据2019年的服务贸易数据，假设在未来我国服务贸易实现收支平衡，则可以带来1807亿美元的增加值，换算成商品贸易为7228亿美元，是2018年我国贸易顺差的两倍。 4.3 控制房价横盘，释放国内居民消费需求 2000年以来，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并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下图是WTO根据供应端编制的全球价值链（GVC）关系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三大供应链中心，并且作为另外两个中心德国和美国之间的重要连接点。 然而中国在需求端的位置却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全球三大供应链中心不符，下图是WTO根据消费需求编制的全球价值链关系图： 通过上图发现：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的消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消费地位远远不及其在生产端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居民的收入都流向了房地行业，而非流入实体消费品行业：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在大部分时间都远远低于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速，这意味着居民买房加杠杆的速度远远超过自身收入水平的增长，房地产资金对中国居民的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 横向对比来看，与中国临近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的消费率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相比，中国大陆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间的消费率较低，只有37%左右。 因此，如何引导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流入消费品市场是促进我国内需，进而将我国打造成为全球需求端的中心是当务之急。 然而，引导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流出需要谨慎对待，一方面来看，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度较高，下图是我国2001年以来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比例的走势图：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2001年以来我国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比例一直处于较高位置，截止2019年年底我国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比例为41.8%，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度较高。 另外一方面，据央行统计，我国居民75%的资产都在房地产上，这就决定了一旦房地产出现暴跌现象时，无论是地方财政收入还是居民资产都会大幅度缩水，这将对我国经济和居民收入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在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同时，必须保证房地产价格的横盘震荡，不能允许房地产价格继续暴涨以吸引更多资金流入，也不能允许房地产价格暴跌对地方政府收入和居民资产构成威胁，在这种横盘震荡的背景下引导资金流入消费品领域。 五、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整体来看世界全球化状态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无论是中国还是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继续全球化的收益依旧大于成本；但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临近甚至超越全球化最优状态，另外在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衡叠加疲软经济的背景下，欧美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选票并通过发起贸易战来转移内部矛盾。 总的来说，没有中国的世界和没有世界的中国都是不理性的，中国的经济结构仅仅依靠内循环难以持续繁荣，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为了保持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并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以下几个层面发力： 首先，对外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重点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资本、基建和产能。通过相对的技术优势、制度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去赚不发达国家的钱，也帮助不发达国家获得发展。 其次，对内保持房地产价格的横盘震荡，引导资金流向消费品领域，将我国打造成为世界第三个需求中心。 第三，通过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的经济原动力和研究方向的自由度；加快研发投入比例并对计算机、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财政补贴和PCT奖励，同时压缩某些非战略性、差距较大的尖端科技投入，实现中国高端产业的弯道超车。 最后，继续扩大制度红利，通过深化改革，重点推动市场元素的市场化配置，市场主体的市场化功能，政府运行机制的服务化改进，在市场管理上加大监管，在产权保护方面完善法律救济功能，尤其要克服“体制性利益集团”对深化改革的阻力。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 [2]．CEIC数据库：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 [3]．Wind万得数据库：https：//www.wind.com.cn/ [4]．经合组织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 [5]．全球船运协会：http://www.worldshipping.org/about-the-industry/global-trade/top-50-world-container-ports [6]．公路运输数据： https：//www.nationmaster.com/country-info/stats/Transport [7]．徐世刚，肖小月．浅析日本的科技立国战略．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2003 [8]．胡晓丽．科技振兴背景下的日本科技厅政策史研究[J]． 科学与社会， 2017 [9]．秦涛，黄军英等．韩国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初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5 [10]．Sungchul Chung.The Korean Innovation Story.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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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奇霖、张德礼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民粹主义夹持下逆全球化思潮被逐步付诸行动。2020年新冠疫情后，有关逆全球化的讨论愈演愈烈，逆全球化可能是中长期里影响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关键变量。 1 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 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方法多样。比较权威的是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Jan Sturm教授及其团队设计发布的KOF全球化指数，由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3个一级指标加权平均得到，分值越高代表全球化水平越高。 KOF全球化指数开始于1970年，最新数据是2017年的。可以看到2007年之后全球化进程慢了下来，而经济全球化基本停滞。 一些研究，如Peter A.G． Van Bergeijk（2017）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可以用进口占GDP之比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法国智库CEPII 将全球进口额占全球GDP之比，回溯到了1827年，利用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观察更长时间范围的全球化进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动融入世界，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进口额/全球GDP 从1842年的低点5.4%，一路上升到一战前（1913年）的高点15.6%。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大萧条，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1945年全球进口额占GDP之比只有3.7%。 二战结束后，在跨国企业推动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改革开放、冷战结束是两个重要时点。全球进口额/全球GDP，虽然有阶段性的回落和震荡，但从1946年开始整体是在上升的，2008年到达历史高点26.3%，此后震荡回落，2018年该比例为23.1%，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 因此，从全球贸易额占GDP之比的角度来看，可以说2008年是全球化的顶峰。2009到2020这12年间，我们都处在逆全球化过程中。 根据Global Trade alert的统计，2009年到2018年全球贸易干预次数持续上升，2019年短期有所好转。由欧盟28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发起的贸易干预次数，趋势和全球的基本一致。 Global Trade alert的数据也显示，2009年到2019年受贸易干预影响次数前10的国家，除中国和印度外均为发达国家。因此，可以认为发达国家是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挑起者，也是主要受影响者。 这12年间除了经济全球化倒退外，政治层面上的逆全球化呼声也越来越汹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2016年6月英国通过公投的方式决定退出欧盟，成为首个退欧的国家，这是欧洲经济一体化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重要的开倒车事件。欧盟内部除英国外，西班牙、希腊、匈牙利、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成员国，也相继成立了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欧元的政党，有些还相当有影响力，比如勒庞此前领导的国民阵线党。美国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则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随后开启退群模式、向多国挑起贸易争端。 理解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根源，本质上是要弄清楚，为什么由发达国家主导推动的全球化，率先由它们自己来反对和逆转。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美欧国家目前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政治精英屈服于民粹主义，通过逆全球化行为来转移国内矛盾。 经济层面上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全球产业链中发达国家多扮演消费国的角色，进口低价消费品维持了低通胀。更为关键的是，发达国家凭借着资本和技术优势，在海外投资设厂并将产品销往全球，赚取海外利润。 低通胀方面，张步昙（2015）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等9国）的超额供给，带来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9国）通胀的持续低位运行。同时，进口价格因素对工业化国家的通胀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廉价产品出口使得发达国家享受了温和而平稳的通胀。 赚取海外利润方面，在美国企业体现得尤为明显。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于境外经存货计价调整的利润达到542.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25.6%。 反观美国企业经存货计价调整后来自于本土的利润，2019年为1580.9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高点下滑了18.2%。1580.9亿美元的利润规模和2006年的水平接近，而2006年到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于境外经存货计价调整的利润增长了1.1倍。 但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并不能均衡惠及每个全球化的参与者。在经济精英享受跨国生产和跨国销售所带来的高利润的同时，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可能是由于分配不均，亦或是由于产业外迁导致失业等原因。政治精英为拿到选票，迎合占社会多数的底层，选择性忽视全球化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将自身经济出现的问题甩锅给全球化，煽动民众反对和逆转全球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和政治上逆全球化互相强化。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超出主流预期的是特朗普最终获胜。《华盛顿邮报》使用每个郡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2年和2016年的投票数据，分析后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对比2012年，看2016年哪些郡变红（共和党）、哪些郡变蓝（民主党）时，发现五大湖地区的锈州地带明显转向特朗普。这些州的工业衰退，反全球化思潮相对更为汹涌。在制造业产值占比超过15%的州中，希拉里只赢得了俄勒冈州的支持。 二是各个郡“没有大学文凭白人”的比例，和该郡2016年共和党得票率的变化，有很明显的正相关性。特朗普在低教育白人选民中更受欢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至称，是“是美国乡村白人族群把川普推向总统宝座”。 特朗普当选，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也被视作是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17年3月22日，知名投资机构桥水基金发表了一篇61页的报告《Populism： The Phenomenon》，在这份报告中，桥水基金称它们创建的衡量全球冲突的指标——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当时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点。 近年逆全球化愈演愈烈。2018年美国向中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也在就贸易问题向欧盟、日本等国施压。2020年新冠疫情后全球贸易接近停摆，逆全球化的声音也多了起来，比如4月9日白宫经济顾问Larry Kudlow称“一种可能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等于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的成本买单。” 一些知名学者，比如全球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的作者——Thomas L． Friedman，3月17日撰文表达了对全球化的担忧。哈佛大学教授Stephen M． Walt称，新冠将创造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降低的世界。而全球知名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Robin Niblett直言不讳地称“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 2 民粹主义的兴起 和以往一样，我们所担心的逆全球化，本质上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政治精英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向民粹主义屈服。那为何民粹主义在2008年之后，尤其是近几年广为肆虐呢？ 我们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因全球化后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让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认同感变差。加之全球化红利并未平均惠及发达国家的每个参与者，在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扩大、资产价格泡沫后贫富进一步分化等压力下，全球化成为这些问题的背锅侠，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兴起，而政治精英的有意曲解，让反全球化思潮变成逆全球化行动。 第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降低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认同感。前面分析过，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通过引入技术、资本，整体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提升。2000年到2018年，金砖国家GDP全球占比从7.7%跃升到23.1%，同期美国GDP占比从30.5%下降到23.9%，欧盟GDP占比26.6%下降到21.9%。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后，在全球政治中的参与度也在提升。2008年后要求改革现有全球治理框架，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呼声不断，这让全球化的主导者——欧美国家感到威胁，降低了对全球化的认同感。 第二，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由于产业变迁等原因一些行业所受影响也相对更大。但全球化只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因素，不应该当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理由。 近20余年，多数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扩大。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住户收入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8年的0.49。 考察美国1967年到2018年的住户收入分配数据，发现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人群集中。将住户按收入五等分，1967年到2018年只有最高收入的那20%的住户收入占比提升，从43.6%到52.0%，其余四种收入水平的住户收入占比都在下降，其中收入最低的20%住户收入占比从4.0%降低到3.1%。 在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中，这种收入集聚效应更加明显。1980年到2014年，美国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从10.7%提高到20.2%，占比接近翻番。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提高。 全球化对各个行业的影响不一，对发达国家而言，部分制造业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既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也是本土产业进一步升级的要求。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1980年的20.5%下降到2018年的8.5%，同期制造业GDP占比从20.0%下降到11.0%。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对部分州比如五大湖地区的冲击更大，全球化更容易被当成替罪羊，2016年制造业占比高的州也更支持特朗普。 第三，债务泡沫和资产价格膨胀，导致贫富进一步分化，政治精英通过逆全球化来转移国内矛盾的诉求更加强烈。 相比于收入分化，财富分化的速度更快。2009年到2018年主要国家中除法国外，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都在提高。而且这些国家的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都在60%以上，远高于收入基尼系数，这意味着财富分化问题本身就比收入分化更严峻。 贫富分化扩大，除了收入分配不均外，更重要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整体维持了低利率环境，债务持续扩张。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2019年三季度全球债务上升到252.6万亿美元，和GDP的比率达到322%，创下历史高点。显然低利率环境和债务扩张，无论是从融资还是投资的角度看，对富人和有产阶级都更为有利。 低利率环境下，资金进入金融市场，在今年大跌前，美股整体是在创新高。在美国10%的人持有了84%的股票，这部分人群财富增长远快于其他居民，这导致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拉大。 从年龄结构上看，美国大多数的财富集中于出生于1946-1964年的老龄人口手中。对于年轻人而言，资本市场入场时机已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这加剧了美国民粹主义的盛行，这也是为什么低学历白人更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之前，全球本身就面临着缺乏一个新兴的、能够加杠杆的大型经济体的问题，经济和贸易处于增长停滞状态。新冠疫情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的稳定市场和重启经济的措施，将会使债务扩张、资产泡沫和贫富差距等问题进一步积聚，可以预见民粹主义将更进一步盛行。对中国经济和市场而言，需高度警惕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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