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12月20日刊文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大肆传播，再加上“疫情最初起源于中国”这一说法的推动，亚裔美国人受到的偏见也愈发严重。 文章指出，一些初步的证据显示，病毒源于蝙蝠，之后又感染到其他动物，进而可能使得武汉一处生鲜市场的人受到感染，类似的市场除了售卖普通鲜肉、鱼类和蔬菜之外，还销售活禽等。这些信息很快就在美国被曲解，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表情包，把中国人描绘成食用蝙蝠、传播病毒的人，甚至将“亚洲食物肮脏不堪”这类老套说法重新搬上台面。而现任总统特朗普一再将COVID-19称为“中国病毒”的做法，更是火上浇油。“说我们吃狗、蝙蝠还是老鼠，这些歧视又老套的传闻依然存在。”以反种族歧视内容为主的烹饪杂志《捍卫中国食谱》（Chinese Protest Recipes）创办人克拉伦斯·关（Clarence Kwan）说，这种错误的成见在疫情期间又迅速出现，反映出亚裔遭受歧视的情况的改善极为有限。 文章称，尽管武汉市场检测出的33个病毒样本有31个来自出售野生动物较为集中的区域，但无论是亚洲国家还是美国，食用野生动物都不是现代亚洲主流饮食。然而，错误的信息带来的后果却十分严重。 “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Stop AAPI Hate）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该组织3月创立以来，已收到逾2500件仇恨和歧视攻击；在经过分析后，这些主要的攻击来自国内47州的民众，其中高达46%来自加州，14%来自纽约。 此外，亚裔中小企业也在疫情期间受创惨重；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报告，自2月至4月期间全国中小企业的商业活动下降22%，但亚裔中小企业下降幅度高达26%。克拉伦斯·关表示，许多撑下来的企业都被污名化，“餐厅都被破坏，对亚裔企业的仇恨威胁逐渐加深，好像疫情还不够严重似的”。 本月，真人秀《厨艺大师》的参赛者菲莉·阿米蒂奇-马丁在其社交媒体Instagram的个人简介中使用了“肮脏食物精致化”等字眼，宣传自己是亚洲美食专家。由此所引发的关于亚洲食物被污名化的讨论也达到了高潮。 克拉伦斯·关在Instagram上写道：“在这一年中，中国和东亚地区被指责成了导致疫情大流行的罪魁祸首，还被说‘脏’，这样的说法令人完全无法接受。”后来，阿米蒂奇-马丁修改了自己的个人简介并道歉，但她坚称自己无意伤害任何人。 然而，克拉伦斯·关认为在如此特殊的时期和环境下，用这样的措辞是非常危险的，“用这样的方式谈论亚洲食物，十分轻率、无知且不明智的”。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教授艾伦·吴（Ellen Wu）指出，将亚洲食物称为“肮脏或携带疾病的食物”的种族主义言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而“中国人吃老鼠肉或狗肉”的错误观念植根于白人工人的排外观念中，他们把来自中国的外籍工人当作自身经济困境的替罪羊。“对于美国白人来说，这些新移民的不同之处让他们感到威胁，他们害怕‘他人’的不同。” 美国迈阿密大学英语系教授阿妮塔·曼努尔（Anita Mannur）表示，当前的危机让她想起了19世纪晚期与亚洲人食用啮齿动物有关的种族主义漫画，而其他一些诸如“华裔美国人社区或唐人街是罪恶之地”的错误说法依然存在。“亚裔的房子外被写上‘吃狗的人住在这里’之类的涂鸦”曼努尔说，“他们被殴打，被吐口水，被骂滚回中国去。” 洛杉矶川菜馆“怡园饭店”（ Yang Chow restaurant）的所有人本尼·余（Benny Yun）说，虽然自己的餐馆没有被疫情打垮，但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有人刻意用亚洲腔调询问他们是否提供狗肉或猫肉餐点的恶作剧电话，“最糟糕的是，当他们听到你说的英文跟他们一样时，他们就随便点一些东西然后不来取餐，简直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和金钱”。 克拉伦斯·关认为，抗议自己所受到的对待对于亚裔美国人来说很重要，继续通过崇尚自己的饮食和文化，来抵制偏见和种族主义的冲击。“我们不需要改变，”他说，“我们可以完全按照我们的方式生活、呼吸、吃东西，而不必去适应白人至上、白人的目光，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烹饪传统感到骄傲。”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月31日刊文称，自新冠疫情暴发，亚裔美国人正面临着失业率飙升和种族歧视的双重挑战。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项新的研究报告指出，疫情暴发以来，83%具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亚裔美国劳工者在加州申请了失业保险。 与此同时，亚裔美国人遭受到的种族歧视也在激增。根据美国亚太政策与计划委员（A3PCON）的调查，截至7月15日，已有2300名亚裔美国人公开表示遭受种族歧视。 对一些人来说，这两个问题可能是相互关联的。据悉，自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以来，A3PCON共记录了2000多起种族歧视事件。UCLA的报告则指出在服务业工作的亚洲人受到了“严重影响”，研究人员保罗·翁认为除了服务业普遍存在的竞争之外，人们正因为偏见而放弃亚裔企业。 保罗·翁在采访中表示，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亚裔人口遭受的口头和人身攻击不断增加，他们所面临的失业和经营失败问题也反映了这一点。 报告显示，近四分之一的亚裔劳动者在酒店业、休闲娱乐业、零售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工作。UCLA的另一位研究员唐纳德·马尔指出，疫情给不少亚裔美国人工作的行业和领域带来了严重影响。 据报道，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在疫情之初就开始高涨，现在仍就不断增加。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共报告了超过500件与暴力、欺凌、骚扰、仇恨言论等相关的事件。 除了A3PCON的数据，其他调查也反映了反亚裔种族主义的激增。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近三分之一的亚裔美国人因种族而成为被诋毁或取笑的对象。美国公共诚信中心和益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三分之一的人受访者看到过有人将疫情归咎于亚洲人。
美国旧金山警方透露称，当地一名亚裔公交司机因为按规定要求三名拒绝佩戴口罩的乘客下车而被对方用棒球棍殴打。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30日报道，公交司机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 Local 250-A)主席罗杰·马伦科透露说，遭到殴打的公交司机还被施暴者吐了口水，司机认为这三个人存在某种程度的种族歧视。 马伦科表示，这是一起严重的暴力事件，但因乘坐公共交通要求戴口罩而引发的矛盾每天都在发生。他希望，其他乘客在目睹类似情况时能够对司机施以援手，通过视频记录事件的始末、给相关部门打电话或者提醒不按规定戴口罩的乘客其行为违法。 “如果你看到类似情况，请伸出援手，使司机免于受到言语或人身攻击，因为他们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而已，尽可能地保证车上所有人的安全。”他说。 不过，警方发言人罗伯特·鲁埃卡表示，初步调查并没有显示事件存在种族主义因素，但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和更多细节的出现，调查的中心可能会发生转移。目前还没有肇事者被逮捕。 据报道，三名男子没有佩戴口罩就上了公交车。司机按照当地的规定要求他们戴上口罩，但遭到拒绝。于是，司机便把车停到路边并要求三人离开。鲁埃卡透露称，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争吵，三人在行凶后逃逸。 报道指出，尽管这起事件还没有被列为种族仇恨暴力犯罪，但有数据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暴发以来，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事件显著上升。根据“反仇恨亚裔”网站（Stop AAPI Hate）收集到的数据，三个月以来，仅加利福尼亚州就报告了800多起歧视和骚扰事件。
导言 近日，ICE最新发布了一份公告，2020年秋季学期，国际留学生（F或者M签证持有者）需要至少上一门线下面授课程，否则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留学生群体在美遭遇不公待遇的事件屡见不鲜，而实际上在美国，亚裔是少数族裔中的“模范生”，在美亚裔族人普遍教育水平良好，经济相对富裕，本科学位获得率远高于美国整体水平。但优秀的亚裔却似乎很难在美国公司成为领导，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竹子天花板效应”，这是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吗？ 麻省理工的Jackson Lu教授等学者观察到，同为亚裔，南亚裔人比东亚裔人更容易成为领导，美国知名公司高管中都经常能看到南亚裔人的身影。 在涉及11030名美国企业员工和MBA学生的一系列研究中，作者发现：第一，在美国每一百万南亚裔人中，有2.82名CEO，而在每一百万东亚裔人中，只有0.59名CEO；第二，通过被试者自主评价实验发现南亚裔人与东亚裔人在工作动力方面无显著区别，但“魄力”在其他方面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使南亚裔人更容易成为领导；第三，影响亚裔担任公司高管职位的主要因素是魄力而非偏见、工作动力与领导野心，这表明魄力是领导者被认为应该具备的一项重要素质，超越种族歧视。 原文标题：Why East Asians but not South Asians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Jackson G. Lu， Richard E. Nisbett， Michael W. Morris 发表期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20） 本文作者：蒙格斯智库 实习研究员 孙梦鸽 研究背景 “竹子天花板效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影响亚裔领导力的原因究竟是种族偏见还是其他因素，需要实验加以验证。Jane Hyun是首先提出“竹子天花板效应”这一概念的人，由于亚裔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所以并不能将其混为一谈。但目前不清楚这一效应适用于所有亚洲人还是特定族群。和以往关于亚裔领导力的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者独辟蹊径地比较了在美国的东亚裔人（如中国人、韩国人）和南亚裔人（如印度人、巴基斯坦人）。 关于可能导致“竹子天花板效应”的原因，研究者提出了以下三项： （1）种族歧视（prejudice） 最直观的解释就是种族歧视，美国社会对非白种人存在偏见。美国亚裔美国人调查（K. Ramakrishnan，2017）表明，南亚裔人由于肤色较深，体型样貌与中东人相似，在美国面临比东亚裔人更为严重的种族歧视。因此，如果种族歧视是天花板效应的主要成因，南亚裔人会比东亚裔人更难成为高管。 （2）工作动力和领导野心（work and leadership motivation） 亚裔成为模范生与其努力密不可分，研究发现东亚人在学业上比白人更为努力（A. Hsin，2014），但同时，亚裔也表现出了工作中惯于服从、缺乏主动性的特征。亚裔对理科方面的才华要优于管理方面。 （3）魄力（assertiveness） 魄力指的是一个人敢于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捍卫自己的权益。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会比中国人更重视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这也是领导者普遍具备的一项素质。而东亚裔人更强调谦逊低调，这有可能被误解为缺乏自信和动力，或者能力不足。 本文报告了七项实验的结果，挖掘了南亚裔人与东亚裔人在职场的不同表现与特征，得出歧视和动力并不是南亚裔人领导力胜过东亚裔人的原因，真正关键的因素是魄力。 实验1 实验 作者收集了美国S&；P 500指数覆盖的大盘股公司从2010-2017年的CEO数据，比较了东亚裔人、南亚裔人和白人在这些公司中担任CEO的人数。其中，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而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家，且剔除混血人。 实验结果 图1 标普500公司中东亚裔、南亚裔和白人CEO占比情况 在这500多家公司的CEO中，每年平均有10.38名是南亚裔人，而东亚裔人只有3.5名。而且在美东亚裔人数显著高于南亚裔人数，约为其1.6倍，进一步拉开了差距。 按每个群体在美国的人口比例进行折算后，研究者发现在美国每一百万南亚裔人中，有2.82名CEO；而在每一百万东亚裔人中，只有0.59名CEO。 令人惊讶的是南亚裔人CEO的比例超过了白人，每一百万白人中，只有1.92名CEO，低于南亚裔人的2.82名。 实验2 实验 研究者在美国18家500强级别的大公司高层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调查了每一名被试现在是否在担任决策层或高级领导职务。一共包括858名东亚裔人和867名南亚裔人，平均年龄为39.23岁，其中48.2%是女性。 考虑到东亚裔人可能会由于更倾向回到自己的国家发展而对于在美国公司当领导更不感兴趣，研究者在数据分析中，不仅控制了出生国家、年龄、性别、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在本公司工作年数等变量，还控制了祖籍国家的人均GDP。 实验结果 相比于南亚裔人（29.5%），更少的东亚裔人（17%）在这些公司中担任高管。且不论被试者是否在美国出生，结果都是一致的。 这说明了东亚裔人和南亚裔人在美国领导岗位上确实存在差距，不局限于S&；P500公司的CEO职位上，在美国大公司的高层也很普遍。 实验3 实验 研究者在另外16家500强级别企业的员工中进行了调查，包括878名东亚裔人和797名南亚裔人，平均年龄为40.5岁，46%为女性。除了了解他们是否现在正担任高管职务外，还测量了他们的魄力和工作动力。 魄力的测量体现为：“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观点”，“我能够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愿意参与有建设性意义的人际冲突” 。工作动力的测量为：“我尽自己所能努力工作”，“我在工作中主动付出额外的努力”。 实验结果 南亚裔人比东亚裔人表现出了更强的魄力，更容易成为领导，即魄力在领导力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是，两个群体的工作动力没有显著区别。 在那些尚未成为高管的职员中，相比南亚裔人，东亚裔人更不认为自己将来可能成为高管。 实验4 实验 由于在第三项实验得出的结论可能受自我评价产生的偏差影响，比如东亚裔人在自我评价时更谦虚，研究者对一所美国商学院的两届MBA学生（全体，不存在选择偏差问题）展开了调查，共包括1523名学生，其中292名是东亚裔人，149名是南亚裔人，765名是白人。 实验要求每一位学生要在自己的班级中，选出1-5名自己心目中的领导者。一个月后，每位MBA学生都随机匿名评估了班上至少4名同学的魄力，例如“X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观点”。 实验结果 图2 魄力预测模型的多元线性回归 结果和前面实验的结果相同，魄力依然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比于白人，东亚裔人更少被提名为领导，反之，南亚裔人更多被提名为领导。 实验4消除了自我评价可能带来的信息偏差问题，通过他评机制再次验证了魄力在领导力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实验5 实验 为了探究领导野心是否会影响领导力，研究者用大样本以3639名商学院MBA学生为研究对象展开调查。不同的是，研究者这次分析了通过官方竞选出来的MBA学生领导（如班长）的数据。作者还收集了另外1429名MBA学生的领导野心以及他们的GMAT成绩。 领导野心的数据来自于MBA学生在入学前的职业兴趣测评问卷，统计了每位学生对领导相关的职业（比如说CEO、工会主席、政府高层官员等）的兴趣程度。 实验结果 东亚裔人、南亚裔人、白人在领导野心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说明领导动力不是他们在当选领导中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 此外，东亚裔人和南亚裔人在GMAT入学考试成绩上也没有显著差异，均比白人成绩出色。再次验证了此前实验的结论。 实验6 实验 研究者通过实验6测量了东亚裔人和南亚裔人遭受的种族偏见的差异。 研究6a通过自我报告的方法测量了MBA学生感受到的种族偏见。研究6b则让非亚裔美国人设想7个日常生活的场景，通过评价社会距离来测量对于东亚裔人或南亚裔人的种族偏见。 实验结果 结果发现南亚学生比东亚学生感受到更多的种族偏见，这说明种族歧视的副作用并没有打破领导魄力的正向影响。 实验7 实验 实验招募了396名在美国出生的非亚裔人，让他们看一份东亚裔人或南亚裔人的简历，并决定是否愿意推荐其担任领导职位。简历内容相同，只有名字和族裔不同: A. Wang （中国）/ A. Kim （韩国）/ A. Patel （印度）/ A. Bakhash （巴基斯坦）。 实验结果 结果显示，即使非亚裔的美国人对南亚裔人有更深的种族偏见，但其依然会因为南亚裔人比东亚裔人更具有领导魄力，而更倾向于让南亚裔人成为领导。 结语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导致“竹子天花板效应”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人们直观感受到的种族歧视，也不是工作努力程度和领导者野心，而在于是否具备领导者魄力，是否敢于在工作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立场。 种族并不是限制人发展的天花板，勇敢的表达自己，彰显自己的能力与魅力才是通往领导的正确道路。我们可以尝试更主动地表达自己，给其他人留下有魄力、有领导力的印象，打破“竹子天花板效应”，走出更开阔的道路。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7月1日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指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美国的非洲裔和亚裔群体所经历的种族歧视比以往更多，他们还担心戴口罩可能使自己成为攻击的对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日公布的这项调查进一步揭示出，在新冠肺炎肆虐的背景下，美国有色人种在许多方面都承受着疫情所带来的最危险的影响。调查显示，39%的亚裔、38%的非裔和27%的西班牙裔受访者都表示，自疫情暴发以来，遇到过有人因为种族而在他们身边感到不自在的情况。相较之下，只有13%的白人受访者遇到过这种情况。此外，有相当一部分的非裔和亚裔美国人担心戴口罩会使他们在公共场合遭遇种族主义或歧视的危险。调查发现，大约42%的非裔和36%的亚裔受访者非常担心，如果自己在商店等地戴着口罩，其他人会因为种族而对他们产生怀疑。皮尤研究中心在6月4日至10日进行了这项调查，当时正值全美反种族主义、反警察暴力的抗议活动达到了高峰。
遭到辱骂以及死亡威胁，有的还受到身体伤害。 当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中的其他人开始将疫情归咎于“中国病毒”时，情况似乎愈发不可收拾。在一些州宣布必须戴口罩之前，亚裔美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在公共场所还是尽量别戴口罩，否则很容易遭到辱骂或人身攻击。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再次持续蔓延，这何尝不也是一种瘟疫。 文章表示，起初，美国之所以大量出现针对亚裔的攻击，主要是因为对最早于武汉暴发的疫情不了解，加之美国官员把“功夫流感”(kung-flu)这样的说法挂在嘴边，以及媒体爱把戴口罩的亚洲人描绘成病毒的“代言人”，这些都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但随着美国“甩锅”愈演愈烈，反亚裔情绪的基本逻辑变得愈加险恶与复杂，从早期的亚裔被人排斥遭人憎恶，到眼下指责中国要对这个流行病的肆虐和由此造成的经济崩溃、日常生活的暂停承担责任。亚裔群体几乎每天都经历的种族主义的冒犯。 世界各国或许可以通过采取隔离措施并最终研发出疫苗来遏制新冠病毒，但精神瘟疫更难找到解药。文章认为，在疫情期间突然大量出现针对亚裔的歧视，正在促使亚裔美国人的种族话语发生方向性的转变。现在，美国亚裔应更加勇于捍卫自己，以及捍卫其他少数族裔。 文章指出，如果想解决针对美国亚裔群体的种族主义问题，那么所有美国人都需要在这种偏见恶化之前，认清它的严重性。美国政府需要运用法律武器加强对仇恨犯罪的打击，扩大宣传，并且要停止使用诸如“中国病毒”之类的字眼，让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是不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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