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萧条史实：凯恩斯与罗斯福的五次互动 ——兼谈罗斯福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区别 凯恩斯和罗斯福，一个世界大国的政治领袖，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俩其实一直保持着相互关注。1929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就密切关心美国对付大萧条的各种措施。1932年，他忧心于罗斯福和民主党竞选言行中一再强调平衡预算，便在这年5月号的《大西洋(行情600558,诊股)》杂志发表“世界经济展望”一文，告诉美国“这不是贫穷危机，这是丰裕危机”。有些人坚持摆脱之道是紧缩与节约，“只要可能就不用世界上的潜在生产力”，他认为这是“蠢人与疯子的言论”；只要这种气氛不改变，美国在近期内就不会有繁荣。 罗斯福上台后，凯恩斯的主张并没有实行，为了让罗斯福更好的接受自己的主张，这期间他们有过5次直接或间接的互动。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一次互动 第一次互动，发生在在1933年初。罗斯福上台之前，凯恩斯就把他的《通向繁荣之路》一书由《泰晤士报》业主威斯康特阿斯托送给了罗斯福。在《通向繁荣之路》一书中，凯恩斯用乘数理论来论证政府借款支出的经济意义。《通往繁荣之路》一书是1936年凯恩斯出版的巨著《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的“通俗版”，专为各国负责经济的政要而写，其中包含了日后“凯恩斯主义”的一切要素。为了让他的思想为更多的人了解。凯恩斯又将这本书先后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为了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趣，凯恩斯对美国版《通向繁荣之路》做了许多增删和修改，以便更加贴近 美国当时的情况。在英国版的《通向繁荣之路》中，凯恩斯估算英国的乘数 大约等于2, 而在美国版的小册子中，他估算美国的乘数大于2。 在书中，针对以平衡预算为要旨，主张削减公共支出的一些言论，凯恩斯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攻击：鼓吹平衡预算的人士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政府以财政赤字为代价进行的公共支出无非是把私人部门的投资“抢”到自己手里，与其如此，不如通过减税和降息来增加私人部门投资的动力。凯恩斯驳斥说，在一个萧条的经济前景低迷的年代，面对遥不可测的需求，很难想象私人部门会主动进行投资。而政府支出则可以创造这宝贵的需求，启动一系列的投资。此外，与减税不同，政府支出除了创造第一轮需求外，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从政府支出中得到的收入可以创造第二轮需求，从而形成著名的“乘数效应”。而减税创造出来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会被分流到储蓄中，而经济越低迷，人们的储蓄意欲越强，因而减税无法达到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同样的“失灵”也适用于降息，廉价的货币无法温暖人们低到冰点的投资和消费愿望。一句话，货币主义玩不转了，该是财政出手的时候了。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二次互动 1933年3 月罗斯福入主白宫以后，凯恩斯明显地增加了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联系。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二次互动从1966年6月开始召开的伦敦国际经济大会开始的，这是一次实质性的互动。这次互动的牵线人是雷蒙德莫利，莫利是罗斯福总统顾问班子的首要人物，曾为罗斯福起草竞选演说，后来为罗斯福拟定新政纲领，是罗斯福第一次新政的关键人物。 1933年6月开始的伦敦国际经济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国际金本位，稳定各国货币和汇率，事前曾得到罗斯福的含糊保证。但凯恩斯一直不同意这一会议主旨的。 他反对恢复金本位制，并在1931年撰文批评过胡佛恢复金本位的活动，因为金本位制阻碍各国实行货币管理，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进行有限通货膨胀以提高物价，促进生产。他 还在1933年6月号《耶鲁评论》上发表“民族自足自给”一文，主张在萧条时期各国应制订与实行自己的复兴计划，以免受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 罗斯福本人也反对金本位，他为了提高物价，促进出口，减轻农民和抵押房产者的债务负担，已于4月18日 宣布放弃金本位，准备实行有限通货膨胀。但是，罗斯福的这种政策思想，不独在国内有很大阻力，就是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参加伦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也不理解。 会议开始后，恢复国际金本位的意见在会上占了压倒优势，罗斯福感觉形势不妙，罗斯福派他的智囊雷蒙德莫利亲自去伦敦。行前告诉莫利：“你的根本任务是，让美国代表团和其他人得到一个印象：我在国际上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世界物价水平。”为得到当时声誉卓著的凯恩斯的支持，罗斯福安排莫利到伦敦后去造访凯恩斯，因为认为这可能有助于在货币方面教育美国代表团。莫利到达伦敦后，会议提出一项以国际金本位为基础固定英、美、法等国汇率的声明。莫利认为该声明降低了美元汇价，对美国出口贸易有利，可以同意。但这时罗斯福支持的是凯恩斯反对货币金本位的思想，于7月3日罗斯福直接打电报给该会议，以非常果断的语言反对恢复金本位，要求美元贬值。这份电报犹如给会议引爆了一颗炸弹，一 时舆论大哗，各国代表和舆论界大都表示愤怒，认为美国应负破坏会议之责。此时凯恩斯以闪电般的速度著文支持罗斯福。他在1933年7月7 日的《每日邮报》上发表题为《罗斯福总统非常正确》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很久以来没 有一位政治家像美国总统昨日所做的那样快刀斩乱麻地行事了。他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立场，并敦促大会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工作了，他单枪匹马地的这么干，说明他有充分的能力。同时凯恩斯还应莫利之请，代罗斯福起草了一份声明，委婉解释罗斯福意图，并缓和会议气氛，使美国免于受到公开谴责。罗斯福和凯恩斯的这次联合行动彻底扭转了会议形势， 同时也让金本位逐渐退出了历史，这也成为美国后来能够实行赤字财政的必要条件，凯恩斯与罗斯福的这次互动虽然主要聚焦于“货币金本位”问题，但却是两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开端。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三次互动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三次互动发生在1933年的12月，这次是通过罗斯福的另一个智囊弗兰克福特进行的，此人后来成为罗斯福顾问班子中的重要成 员，是罗斯福第二次新政的核心人物。1933 年12 月，凯恩斯在剑桥会见了来牛津大学作访问教授的哈佛大学的行政法教授弗兰克福特，弗兰克福特本来是一位平衡预算论者，但到英国后，受到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转而相信扩张性财政政策。二人在会谈时，为了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传达给罗斯福，二人商定，由凯恩斯直接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劝告信。信在公开发表以前由弗兰克福特转交罗斯福。这封信于1933 年12 月31 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次年1 日经压缩又发表在《泰晤士报》上。 写给罗斯福总统的这封信是一封长信，全信分为9 个部分内 容，它集中体现了当时凯恩斯反萧条的思想和政策主张。 在信的一开头，凯恩斯对罗斯福新政做了这样的估价：您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您不幸受挫，则合乎理性的变革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如果您大功告成，那末新的更大胆的方法将会在世界各被试用，历史将记载你入主白宫之日是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凯恩斯告诫罗斯福说：你现在肩负着复苏与改革的双重使命。二者都重要， 但是前者更为紧迫。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草率是有害的。通过短期复苏的成功来提高您的政府的威信，才会获得长期改革的动力。 凯恩斯认为，在过去的9 个月里， 美国政府似乎对改革操之过急：《全国产业复兴法》的主要内容是改革，这可能会阻碍复苏。 那么，如何才能使经济尽快复苏呢？凯恩斯根据有效需求原理向罗斯福提出技术建议：由于复苏的目的是要增加国民产出和使更多的劳动者有工作。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制度下，产出原来是为销售而生产的； 只有操作以下三个因素才能增加产出：必须引诱个人在他们现有的收入中花费更多：或者通过提高未来的信心或降低利息率引诱企业界为其雇员创造更多的现期收入，或者必须求助于公共权力当局通过借款 或印钞票进行支出来创造更多的现期收入。但是凯恩斯认为，在萧条时期，前两个因素不足以使经济复苏，只有第三个因素才是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他写道：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不可能指望第一个因素能按足够的规模发挥作用。第二个因素只有在经济潮流被公共权力当局的支出扭转以后 才能作为攻击萧条的第二次浪潮而出现。因此，只有第三个因素才是我们可以指望的初始的主要推动力。凯恩斯认为个人消费需求不足以启动复 苏，私人投资需求只有在政府投资活跃了市场以后才会增加，因此经济复苏只有依 靠政府通过借款或印钞票来扩大支出，刺激总需求。在这里，凯恩斯已经把他正在 写作的《通论》的主旨和赤字财政政策主张表达得一清二楚。 凯恩斯对罗斯福说，美国经济之所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复苏受挫，是由于他入主白宫后的头6 个月没有增加新的借款支出。今后6 个月的形势将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在近期一直在为更大的政府开支铺平道路。 凯恩斯劝告罗斯福不要受粗糙的货币数量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货币数量是刚性固定的，提高产出和收入将会遇到障碍；于是一些人由此得出推论，产出和收入能够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提高。凯恩斯认为试图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增加产出和收入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这就好像试图通过买一条更大的裤带来使自己变 胖一样。 强调货币数量而不强调支出数量是一种最大的误导，前者仅仅是一个有限的因素，后者则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和外汇政策 应当主要服从于把产出和就业提高到适当水平上这一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凯恩斯向罗斯福提出如下的政策性建议：优先加以考虑的政策应当是由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借款支出，这些支出应优先用于能迅速见效的项目上，如修铁路，其目的是要启动复苏。其次要考虑的政策是保持廉价并且充裕的信贷，特别是降低长期利息率。他提出应当把美国的长期政府债券的利息率降低到 2.5%或更低些。凯恩斯相信， 随着这些政策的采用和发挥作用，我很有把握地期望有一个成功的结果。这样做的重要意义不但是带来美国和全世界的物质繁荣，而 且会通过恢复人们对政府智慧和力量的信心来振奋人们的精神！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四次互动 1934年凯恩斯与罗斯福开始了直接见面，这是他们的第四次互动。 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没有被罗斯福采纳，凯恩斯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希望能够当面说服罗斯福，罗斯福也非常想见到凯恩斯，1934年5月28日，在弗兰克福特的的介绍下凯恩斯进了白宫，与罗斯福进行了58分钟的会谈。凯恩斯见到罗斯福，凯恩斯给罗斯福摆出一大堆统计图表，像教授对学生上课一样耐心地向罗斯福大讲他的“赤字财政理论”，最后，凯恩斯还郑重其事地说：“经济问题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艰深难懂。如果你让我来办，我一定能办好。”后来，罗斯福写道，他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谈话，对他非常欣赏”。凯恩斯形容这次会晤“迷人且给人以启发”。但这次会见也有缺憾，罗斯福希望凯恩斯把事情说得具体些，不用数学公式推导，而用经济常识推理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因此罗斯福也感叹“凯恩斯是个数学家，不是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见罗斯福对他的理论颇为茫然，也对罗斯福感到失望，表示他“曾经想像总统在经济学方面会懂得更多一些”。而罗斯福也不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来走向繁荣。认为凯恩斯“谈的是些玄虚的经济理论”。 接下来罗斯福介绍凯恩斯与政府里一些关键人物见了面，并发表了一场演讲，凯恩斯这次用的不再是数学公式，而是最通俗的方式。凯恩斯告诉他们政府要敢于花钱：每月两亿美元赤字，将再把美国推向萧条深渊；3亿美元赤字将使萧 条维持在现有水平；4亿美元赤字将带来复兴。政府支出会增加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政府支出一美元用于援助、公共工程或任何其他事情，就会创造四美元价值的国民收入”。凯恩斯这些通俗的表达说服了不少罗斯福总统的内阁成员。 几天以后，凯恩斯将另一篇为《纽约时报》 写的文章“总统的议事日程”的草稿寄给总统。文中说：最大的希望仍然是增加政府开支； 通过乘数作用，每月4亿美元赤字开支将增加国民收入至此数的3到4倍。文章最后还说： “在所有创建新秩序的试验中，只有年轻美国的试验吸引我最深刻的同情，因为这些试验是力图使经济秩序运行良好，而又保存个人首创精神的自由发展和思想与评论的自由。” 这次会见可以说还算成功的，罗斯福政府开始按照凯恩斯的赤字政策加大开支，此后，舆论界迅即将1934年夏季美国政府开支的增加归因于凯恩斯。 罗斯福经济学登场：财税改革 尽管罗斯福罗斯福勉强接受了凯恩斯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但他财政保守主义立场并没有根本性改变，罗斯福始终坚信预算平衡这一信条，他要“维护美国政府的信誉”。而增加支出与财政平衡本身就是矛盾，要想预算平衡就得增加税收，罗斯福就是这样做的，这也是罗斯福经济学不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地方，在凯恩斯经济学中并没有税收改革的内容。 罗斯福上任的第三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财税改革，这些改革也成为新政的核心内容，这次财税改革也奠定了大萧条后美国近百年的经济社会核心基础，影响至今。 首先是提高所得税。1935 年罗斯福政府公布了《财产税法》，其主要内容是：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规定凡单身年收入超过500美元者、己婚夫妇年收入超过1200美元者，都是纳税人，凡一年纯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者征收附加税，最低税率为31%，纯收入超过500万美元以上者，最高税率从59%上升到75%；公司所得税也有所提高，以2000美元为起征点，征收8%的所得税，收入超过4万美元以上部分，征税15%；联邦财产税增加到70%的最高限制。 1935年《财产税法》同时规定对盈利超过15%的公司征收超额利润税，1936 年又公布《税收法》，要对公司未分红的利润分等征税，以年收入1万美元为起征点，征税30%，超过1万美元的部分，税率为42.5%。此举促使公司将利润尽量分配给股东，以便政府向股东征收高额附加税。1939 年罗斯福又对税法进行修改，在根本上堵塞了梅隆、杜邦、斯隆等财团家族逃税的漏洞。这些税收政策调节了国民收入差距，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其实，所得税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1913年美国第一个永久性的联邦所得税开始征收，当时的税率仅为7%，而且只有年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才按这个标准缴纳。1917年，美国为了备战进行财政动员，把最高税率提高到67%，但针对的是年收入超过200万美元的家庭，一战结束后，最高税率迅速回落到1925年的25%，但征收面则广得多，覆盖了年收入在10万美元的家庭。罗斯福所得税改革后，美国个税的征税范围大幅扩张，覆盖了全美74%的人口。从那以后，个人所得税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第一大税收来源。 社会保障税出台 1935年，罗斯福还签署了《社会保障法》，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了救济金和养老金。美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国家。 罗斯福在总统竞选时就提出要关心“那些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 的人们”。 该法开篇便称：“本法案旨在增进公共福利，通过建立一 个联邦的老年救济金制度，使一些州得以为老人、盲人、受抚 养的和残废儿童提供更为可靠的生活保障，为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和失业补助法的实行作出妥善的安排。”法案共10章， 前5章分别规定“授予各州的老年资助费”，“联邦的老年救 济金”，“授予各州实施失业补助的补助金”，“授予各州救济 受抚养的儿童之补助款”和“授予各州的妇幼福利补助费”； 第6章规定“公共卫生工作”；第7章规定成立社会保障署； 第8、9两章分别规定“就业税”和“雇主应付之税款”；第10 章规定“授予各州救济盲人的补助金” 罗斯福的对社会保障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是“除了开办费用之外，这项制度应当是自给的，建立了一种 “赞益人同时也是纳费者”的纳费制度，政府只在不足时才予 以补贴。“在美国联邦预算支出项目中 把社会保障开支称为人力资源开发。“新政”还通过的两个教育法案，不但使二十万黑人学会读 书写字，还向军人提供在退役以后再继续接受教育或技术培 训、参加复习或进修课程的机会，极大推动了美国战后高等教育的普及。 罗斯福在世界上首创了美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制度，社会保障税一直是美国第二大税种，美国后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基本上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延续、发展和调整。不过该项法律有个重大缺点，就是不提议实行全国性健康保险，而只是通过了一项增加医疗设施的立法。直到今天，由于多种原因，医疗保障的滞后成为美国社会保障一大缺，甚至是拖垮美国的一根稻草。’ 二战后，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政治民主化趋势的加强，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加拿大都仿照美国实行了“普通福利”政策，纷纷征收社会保障税。1990年世界上大约有8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到2010年，全世界170多个国家里至少有132个国家实行社会保障税制度。 20世纪，在推行罗斯福的“新政”期间，美国还把遗产税最高税率从10%骤然提高至77%，并且同时开证了赠予税，也被当做实现社会公平、建立福利保障系统的有效手段之一，并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期。 其实作为财政平衡主义者，罗斯福最担心的就是政府投资造成的债务问题。1933年春季，全美各地的大银行家齐聚华盛顿，要求政府将他们从破产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而且他们坚持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联邦政府即使举借大量债务也是值得的。罗斯福总统问他们：在不严重损害国家信用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到底能承受多大规模的债务？他们的回答是350亿美元至700亿美元之间，事实上，直到1935年末，政府的举债额也没有超过他们的最低估计数。后来由于税收政策的出台，甚至一直到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政府举债额也没有超过他们的最高估计数。 在他1935年关于税收的演讲中，他拒绝使用增加收入、平衡预算这样的理由。当人们质疑罗斯福推出完全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所得税方案以实施社会保障计划时，罗斯福说：“这些税从来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们始终都是政治问题。但在1936年，他建议增税的决定毫无疑问既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基于政治上的考虑。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五次互动 经过罗斯福一系列的操作， 到1937年时，美国经济总量已经恢复到了1929年最顶峰时期的水平。此时，将财政平衡主义作为信条的罗斯福又相继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但此时罗斯福身边的智囊们大部分已经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比较有名的有马里纳埃克尔斯，劳克林柯里，阿尔文汉森等。马里纳埃克尔斯1934年11月被罗斯福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董事。他是凯恩斯思想的支持者。他的助手劳克林柯里教授更是凯恩斯的信徒。1937年美国经济重回巅峰，当罗斯福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时，他引用指凯恩斯的预言告诫罗斯福，我们将有一次衰退，后来情况正是这样。” 1937年秋，美国缩减政府开支导致的经济危机开始显现，到年底更厉害。当时美国政府中出现克服危机的五派意见。“其中一派人数虽不多，但日益得势。他们的代表 人物有劳克林柯里、阿尔文汉森等。他们认为现有的制度结构是可行的，但要用赤字开支来稳定它。他们用凯恩斯新出版的《通论》作为武器，也更有信心和团结。”这时更多比较年轻的新政派人物越来越觉得凯恩斯的主张与自己想法相投合，他互相结为同盟，为罗斯福新政的最后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 阿尔文汉森后来长期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为凯恩斯经济学在美国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与他的学生萨缪尔森一直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旗手。 1938年春，“民主党内高谈凯恩斯学说的与日俱增。而削减赤字导致经济衰退早已在凯恩斯的预料之中。1938年2月1日凯恩斯从英国寄来长信劝说罗斯福实行大量的赤字开支，但大量的赤字不符合罗斯福意愿。不过有限的赤字罗斯福倒是愿意尝试。”现在又有白宫经济顾问们推荐凯恩斯的对策，经济衰退又逐月加深，罗斯福只好屈从。1838年4月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他计划要求国会拨款30亿美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 和兴建房屋。”虽然这种开支还没有达到凯恩斯理论要求的水平，但到1938年6月间，情况已开始好转起来。1939年更是重回高增长轨道。罗斯福也让助手对凯恩斯的来信进行了回复。这次衰退让罗斯福最终放了弃平衡预算的保守思想。不过当时有罗斯福的财税改革做基础，即使实行一定的赤字政策，美国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债务负担。美国的政府债务出现问题是从里根小布什时代才开始的，再之前始终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最根本的就是罗斯福的财税改革措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和其他学者合写的一篇论文指出，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税率和高增长有着正相关性，即最高税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快。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高税率的年代经济增长率远较低税率年代要高，民主党总统任上的经济增长率远比共和党人当总统时要高。最大的例外也许是里根任上，特别是1984年，美国确实在减税的同时经历了高增长。这似乎给减税刺激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但是，这种增长是以联邦债台高筑为代价的，很难持久。这也是为什么被视为里根门徒的老布什当选后，不得不违背自己“绝不增税”的竞选诺言进行了增税。特别有意思的是，肯尼迪家族授予老布什一个奖，原因是他当年为了国家利益抛弃了“绝不增税”的意识形态。老布什之后，克林顿也实行了加税政策，两人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滞胀之后最长的经济增长局面，也就是后来的“大缓和”时代。 不过后来小布什以减税的口号当选总统，美国经济也在小布什任内崩溃。 笔者在本文比较罗斯福和凯恩斯主义的异同，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当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时候，罗斯福主义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良方， 凯恩斯主义只能解决小萧条，解决不了大萧条。大萧条还得依靠罗斯福主义，也就是通过财税改革增加政府支出。
1、现有的凯恩斯经济学并不完善。凯恩斯经济学只限于治理经济危机，但一遇到经济周期调控和通货膨胀调控，仍然依赖货币政策。这方面哈耶克的著作中批判非常多。如果只看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判，感觉凯恩斯就是一个货币主义者。但对凯恩斯本人来说，财政调控虽然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特征，但他并没有放弃货币调控，甚至也没有放弃税收调控。凯恩斯本人也是赞成降息与减税的。我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评价就是“一脚踏进了自己的经济学里，另一只脚还停留在别人的经济学逻辑里”。 2、我的“单一财政调控理论”，主张对治理经济危机，治理通货膨胀、平抑经济周期三种情况都用财政政策进行调控，“单一财政调控理论”是彻底的，纯粹的财政主义。 3、单一财政调控理论非常反对使用“货币政策调控”，因为货币调控只适合互联网时代之前，信息互联网时代之后经济系统性风险太大，货币调控已经不适用。“单一财政调控理论”也非常反对使用税收调控，确切的说是反对供给学派的“减税”，我们在前面的“新财税经济学”部分就讨论过减税的危害，减税即使作为短期经济刺激措施，其遗留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 4、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属于自己学派的通胀理论，也缺乏属于自己学派的税收理论。所以凯恩斯学派在遇到通胀和税收问题时就无招架之力，只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别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遇到通胀问题时，被货币主义代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遇到减税问题时，被供给学派代替。新凯恩斯主义学者提出的“泰勒规则”虽然在九十年代成功逆袭为美联储的主流调控原则，但“泰勒规则”本质是复兴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本身也不属于凯恩斯经济学。 5、汉森、萨缪尔森、索洛、托宾等凯恩斯经济学大将，虽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但都不是在凯恩斯经济学核心主张上做的发展，反而让凯恩斯经济学偏离了主轨道。 我提出的“新财税经济学”和“单一财政调控”理论才是真正的补充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税收理论和通胀理论，才可以让凯恩斯经济学禁受住来自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挤压，如果上个世纪的美国有这些理论，货币主义和供给主义就不会成为主流经济学。
通胀理论是经济学中目前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几部比较流行的经济学教材的通胀部分，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论述困境”。凯恩斯学派的提出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与货币学派的理论并不能融合，以至于几个版本的经济学教材，在涉及通胀的部分都分布在两个章节论述。 其实关于通胀的直接原因是清晰可见的，现有的理论也论述的比较清楚。我们唯独缺少的是关于通货膨胀“根本成因”的叙述，以及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将现有的通胀理论整合起来。 货币主义的通胀理论是有明显缺陷的，萨缪尔森的理论也对现实解释性不强。弗里德曼一直认为滞胀是由于凯恩斯主义主的过度投资造成的，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理论往下深究。既然通胀是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的，那是不是通过“缩减投资”就可以治理通胀了？其实这个通过“反向推导”得出的结论特别重要。既然“过度投资”可以带来通胀，那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缩减投资”来治理通胀。而我的通胀理论不仅说明了为什么“过度投资”可以带来通胀，而且指出了通过“缩减投资”治理通胀的方法。 凯恩斯创造了宏观经济学，但是凯恩斯本人的宏观经济学中只有经济危机治理理论，没有属于资金学派的通胀理论。萨缪尔森等后来者，虽然用供给需求理论创造了通胀的“形成理论”，但同样也没有创造出凯恩斯学派的“通胀治理”理论，以至于宏观经济学只能由弗里德曼拉来古老的“货币数量说”凑阵，但是“货币数量说”过于狭隘，显然不能解释所有通胀理论。后来的教材编写者大多是“述而不作”，也就是将各学派的理论逐一罗列，或是小幅改进，比如新凯恩斯学派罗伯特戈登的“通胀三角”理论。 人类其实需要的是一次“分析范式”的革命，才能将通胀理论统一起来。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内源性通胀”和“外源性通胀”范式就是这种尝试。其中内源性通胀，主要是指经济增长性通胀，包括正常经济增长引起的劳动生产率通胀和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胀，而外源性通胀则包括货币超发，自然灾难，资源短缺和进口等。这样就将通胀与一些根本性因素结合起来了。 内源性通胀属于“常规通胀”，外源性通胀属于“偶发性通胀”， 人类需要治理的只能是“内源性通胀”，“外源性通胀”理论除了货币导致的外，理论上没法治理，一般也不需要治理，但如果比较严重则需要通过“产业政策”进行干预。 我的通胀理论，偏向凯恩斯主义，但又不完全是凯恩斯主义。比如“劳动生产率通胀”不属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过热型通胀”是凯恩斯主义的，但又符合货币主义，外源性通胀则可以将货币、自然灾害、资源价格异动等特殊因素导致的通胀包含起来。 我的通胀理论明确反对货币主义学派“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提出了“内源性通胀”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的观点，这也为我们后面治理通胀制定了理论基础。我的通胀治理是不主张用货币政策进行通胀治理的，而是财政政策治理，这反而符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色，可以算是补充了凯恩斯经济学的通胀治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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