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坚冰正融。中国有望采取经常居住地为依据的户政管理政策，为非户籍人口提供更为公平的服务。这一定会鼓励人口流动，建立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经济体，也会让常住人口低于500万的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 为何户籍政策变革，会成为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户籍制度貌似和市场经济相距甚远，其实两者密切相关。人是经济等一切活动的主体，解放生产力，离不开人的解放。 回溯改革开放之前，户籍制度对人员流动限制颇多。人们被“捆”在某个村庄的田地里、某个街道的厂房里，户籍和工作生活地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人员流动频繁，人们可以追随各种信息到不同区域寻找机会。这让用工更为灵活，也让人员流动到更能创造财富的地方。 但户籍制度没有作出大的变革。不少城市外来人口占一半以上，这些人口给城市创造财富，但因为户籍原因，却和这个城市没有太大关系。而城市在医疗、教育、警务等公共服务方面，是按照满足户籍人口需求配置，这给城市治理造成困难。 比较明显的问题是教育，不少在城务工人员子弟无法跟随父母上学，从而造成留守儿童这一现象。孩子成长过程中缺少父母陪伴，割裂了亲情，成为社会问题。和户籍制度挂钩的还有住房、医疗、社保等，外来人口无法公平融入城市生活。 在某个地方居住一定时间，更能反映和一个城市连接程度，更能及时反映人口流动趋势。有些人虽有某城市户籍，却长久不在该城市居住，用居住时间作为判断标准，可以让城市规划更科学，让居民更被尊重，也可以更容易决定到外地寻找工作机会。 《方案》还明确，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在试行之列。超大城市是市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的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特大城市是市区常住人口500万~1000万的城市，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的特大城市包括东莞、武汉、成都、杭州等10个城市。也就是说，按照2019年标准，在这16个城市之外，都适用该政策。 按2019年标准这16个城市不在适用之列，是因为这些城市本身规模已足够庞大，资源聚集效应明显，如若适用这个政策，可能会加剧人口聚集。该政策适用500万以下人口城市，人口分布会更为合理，从而优化城市布局。
当下的租赁供给体系也有些畸形，迫切需要改造。唯有此，新市民才能融入城市，“先租后买”、“租购并举”的住房新制度才能形成。 李宇嘉 近期，重要会议将房地产单列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着重强调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并且具象到非常明确的安排，这在过去是比较罕见的。比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完善长租房政策和发展长租市场、租购渐进同权、集体土地和闲置土地利用、国有和民营企业发挥功能作用等。那么，大城市的住房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 住房问题重点聚焦“大城市”，最大的背景就是，近年来各地都在举全省之力打造中心城市、做强省会城市，构建围绕省会或中心城市的都市圈。于是，规划和政策红利、人口和资源等，都开始向这些城市倾斜，也就是所谓的提高“首位度”。于是，近年来多数省会或中心城市增量人口占到本省的一半或40%多，加上二胎政策的滞后效应，导致住房需求暴增。 根据贝壳研究院统计，2020年二手房价涨幅TOP10的城市是东莞、深圳、上海、惠州、厦门、南京、大连、西安、沈阳、成都，涨幅从5%到15%不等，基本上都是人口流入大的城市（如惠州涨幅大因深圳人口外溢）或省会及中心城市。如果回溯到2017到2019年，上述城市重合度很高，70%左右仍在列。因此，大城市住房问题，首先是人口增加带来的住房问题。 这几年，国家一直强调，大城市不能一味从需求端调控楼市，更应从供给端对冲。 “十二五”到2016年，一线城市供地完成率不足60%。2017-2019年，调控转向供给侧，上海、广州和深圳宅地供应年均增长22%、32%和80%。2020年前三季度，一线城市供地增长20%，深圳翻倍增长。但供地结构错配严重，不适应新市民为主的需求结构。商品房供地多、保障房供地少，销售型的地块多、租赁型地块少；大户型或豪宅供地多，普通住宅供地少。 所以，尽管这几年楼市发展红红火火，但运行结构有点畸形。土地环节，地方高价卖地，带动区域综合开发（包括地铁、配套设施等），可谓是高举高打、大开大合；开发环节，房企高价拿地、高成本融资，设计豪宅化；销售环节，购房者高价买房，在一个接一个的规划红利利好下，“加杠杆”炒房。但是，结构错配导致的低效和风险问题越来越显化。 最突出的，就是住房在带动内需上动力越来越弱。楼市经过“十二五”、“十三五”这10年的快速发展，大城市户籍和富裕人群，早已充分分享到了楼市红利，户均基本拥有2套及以上房。当下，大城市住房最困难的，就是都市圈规划利好下，涌入的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他们住房消费意愿强、边际消费倾向高，但甫一进入城市，史无前例的高房价横亘在面前。 本次会议强调，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但是，当下楼市运行的模式，已很难再带动可持续的消费了。这也是当前整体消费状况的一个真实映射。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同比拉动为-2.4%，处于历史低位，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同比的拉动则达到3%，对比可见一斑。 大城市，居不易，乃全球惯例。高房价短期无解，甚至在人口、资源继续集聚的情况下，还可能上涨。怎么办？会议提出租赁住房体系建设。针对中低收入新市民，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集体土地和闲置土地利用、国企带头，增加租赁住房供应；租购渐进同权，消除长租的顾虑；对商品房租赁市场整顿秩序等。所有这些，目的是降低新市民租房成本，让他们体面安全地扎根大城市。 这几年，长租公寓发展很快，但主要面向高收入人群，甚至在资本和政策加持下，租金被炒作；跟随房价上涨，商品房租金也水涨船高；城中村租赁供给体量大，能满足第一代农民工遮风挡雨的基本需求，但不能满足85后、90后新市民“要租房，也要生活”的需求。因此，当下的租赁供给体系也有些畸形，迫切需要改造。唯有此，新市民才能融入城市，“先租后买”、“租购并举”的住房新制度才能形成，才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据悉，十天内五大城市齐推户籍新政。自12月14日至今，包括广州，苏州在内的多个大城市密集推出户籍改革政策，放宽落户门槛。 最牛地级市放宽落户 苏州市近日发布《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提出，落实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破除隐形门槛。创新户口迁移政策。实施省内特大城市苏州与南京在积分落户时，实现居住证年限和社保年限积累互认。探索苏州与无锡、常州等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积累互认。 苏州是中国普通地级市的领跑者，有“最牛地级市”之称。去年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235.8亿元，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六，普通地级市第一。苏州的GDP总量大，主要体现在强大的工业制造业。 数据显示，去年苏州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3592.1亿元，比上年增长1.4%。规模以上工业35个行业大类中有21个行业生产保持增长，行业增长面达60%，有11个行业产值超一千亿元，26家企业入围“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入围数量列全国第一。外商及港澳台工业企业实现产值20408.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60.8%。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苏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5万亿元，已成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同时也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 不仅如此，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梳理，去年全年苏州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60家、累计达7052家，仅次于北上广深，成为二线城市中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
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上周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列为明年的七大重点任务之一。 时隔四天，苏州市政府发布《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调整落户政策，其中包括租赁人口落户、积分落户与南京互通等重大举措。 “落实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破除隐形门槛。” 消息刚出，就登上了微博热搜。超高的关注度背后，反映的是当前大城市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租购不同权”。 “租房落不了户，即便落了户，他不能够完全享受和当地市民一样的权利，包括子女受教育、就业保障以及其他方面的权利。” 中国城市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告诉城叔，苏州此举，从政府角度说是推进高质量的城市化，从市民角度看就是要实现租购同权。 在他看来，未来租房落户应该成为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标准动作”，不仅如此，随着城市发展进入2.0阶段，从单纯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全面发展，影响城市吸引力的因素也在发生转变。 01 最新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户籍政策对城市吸引人才的影响明显减小，除一线城市外，在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中均排在末位↓↓↓ △ 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影响因素 注：按重要性排序 点击查看大图 这项调查由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中国城市发展中心和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起，覆盖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共收回有效问卷11625份。 根据城市级别划分，来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比例为12%，省会城市为37%，一般地级市为43%，另有7%来自县。 从年龄看，30~59岁的受访者占比达91%。其中40~49岁年龄段参与调查居民最多，占比达38%，30~39岁年龄段占比29%，50~59岁年龄段占比24%。 课题组组长冯奎表示，基于问卷调查可以看到，户籍政策总体上已经不再是制约城市吸引人才的主要因素，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一线城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仍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他看来，新一轮户籍政策更重要的是提升城市的内在生命力、内在活力。“租购同权”朝着完整的市民化大大迈进了一步，未来，租户落户应该成为城市化推进中的一个“标准动作”。 当前，受访者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是住房，尤其是租房。 一方面是住房负担较重。接近四成参与调查居民住房支出占月收入的比重超过30%，其中有12%的居民住房支出占比甚至超过了60%，对生活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同时，在几类选项中，选择“租赁相关法制不健全，权益难保障”比例最高，达到35%，而且选择该项的比重在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差异较小；随着城市等级的扩大，选择“租购不能同权”“租房不够稳定”的比重在显著提高。 这意味着在一线城市等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中，居民对租赁住房的客观需求更大、感触更深，出于租赁住房的现实状况，需要在法律法规、租赁住房供给、租赁住房权利等方面尽快出台和完善制度体系。 冯奎直言，调查反映的住房租赁问题的严重程度，事实上已经超过了他们原先的判断。 “租房存在大量的问题，并且越是大城市，层级高的、人口多的大城市，对租房问题反映越强烈，问题越集中。” 他表示，大城市的租赁住房，将是影响人才流动、城市品质和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住房问题不单卡住了民生福祉，实际上也卡住了一些城市创新的步伐。“如果许多年富力强、正处在创新创业高峰的人才纷纷逃离，肯定会影响这个城市的创新活动，住房也就卡住了你创新的‘脖子’”。 02 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新一轮“抢人”策略明显指向“城市品质”。 “过去到一些地方去，他们会热衷和你讨论CBD、讨论高楼、讨论地标建筑，现在大家更关注城市的内涵、关注民生、关注市民感受。” 冯奎表示，从去年到现在，在参与地方编制“十四五”规划过程中，了解到很多城市都把“幸福城市”“品质城市”等等列为发展目标，这是进入城市发展2.0阶段后很大的不同。 不过，基于上述问卷调查，我们必须看到，城市品质仍有诸多短板要补。 比如，在公共交通方面，单程城际通勤时间需要控制在1小时之内。当单程通勤时间在40分钟左右时，约有80%的调查者可以接受。当通勤时间延长到60分钟左右时，能够接受的比例下降到不足25%；而一旦延长到80分钟以上，能够接受的比例下降为仅2%。 因此，接下来在推动都市圈协同发展时，要选择距离都市圈中心区单程通勤时间一小时以内地区，而且要尽量控制在40分钟以内，“这样对人口才有足够吸引力，距离过长带来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将阻碍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进程。” 医疗卫生方面，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是“费用高”“医生少”，占比均超过一半，并且不同等级的城市和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并未表现出明显的选择差异； 教育方面，选择集中度最高的是“基础教育需要改进的环节”，其中，对“提高师资均衡化水平”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对“个性化教学”“教育智能化”。 公共设施方面，城市居民对公园、图书馆、体育场馆等需求缺口仍然较大，有60%左右的受访者希望在常住区域增加配套。同时，还有44.6%的居民希望增加便民购物场所——便民购物场所虽然总体选择比例并不是最高，但各个年龄组的选择比例都在4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实现“老有颐养”成为各大城市必须攻克的难关，改善养老服务供给成为提升城市品质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是超过半数居民选择居家养老，对养老院的接受程度低。 52.95%的居民选择接受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方式，在几种养老方式中选择比例最高。而选择养老院的比例仅为20.09%，在所有方式中最低。 各年龄段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居家上门服务的比例明显提高，而选择互助养老模式的比例在明显下降。 同时，对当前养老方式的不满意程度较高。 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合计为16.56%，而选择“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合计为35.56%，二者相差2倍多。 显然，养老服务供给没能充分满足居民的需求，并且这种“不满意”随着年龄增长而提升。 △ 分年龄组养老方式和满意度调查 点击查看大图 需要提醒的是，尽管近年来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着着手提升城市品质，但针对性、有效性均存在不足。 据不完全统计，此前已有5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些城市“三年行动计划”的内容与此次问卷发现的城市品质问题重合度较低。 冯奎透露，有关城市领导在参与分析问卷结果时说，制定“行动计划”时主要是要抢时间出方案，没有进行深入、科学的调研，因而“行动计划”只是反映了职能部门的工作。 同时，问卷结果分析还表明，城市品质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涉及到前端的规划和后端的治理，并非只是城市投资建设的问题。 比如通勤时间过长，实际上跟空间规划、交通站点规划等都有极强关联。 “当前一些地方片面强调以投资建设提升城市品质，既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又有可能造成低效投资、地方负债过高等问题，应该从政策导向上予以纠偏。”冯奎强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为明年房地产市场发展划出重点。 相比去年，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房地产相关工作单独列为一项，更将租赁列为重点，要求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列出明年八大重点工作，也强调大力发展租赁住房。 央行方面也表示，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大城市住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金融服务，让更多人在大城市住得下、住得起、住得久，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可见，住房租赁市场已经提到了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注重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部需求，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定调来看，房地产市场已经和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需求侧改革更紧密联系在一起。 现阶段的居民消费结构中，房子成为最大开支项。只有进一步压缩这方面开支，才能带动收入不高的群体以及部分中产的消费升级。而过去几年，居民储蓄向房地产搬家的趋势明显，居民现金流透支。 近年来，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持续放缓，这和居民部门房贷压力持续增大有较大干系。自2016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额开启10万亿元时代以来，年年攀升，到今年预计将创下17万亿元的历史新高，而相应的居民中长期贷款，也就是房贷，持续放大，并将在今年首次超过6万亿元。 当前会议重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意味着未来的房价调控只会从严，而且进一步强调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实现租购同权，满足城市刚性住房需求，先让大家住得起房，都着眼于稳定居民现金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促进居民消费结构调整。当然，对于近35万亿元的居民住房贷款余额来说，贷款利息要是能够再降一降，现金流会更宽裕点，拉动内需时会更有力。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打工人的话题可谓是层出不穷，鉴于大家都已经说腻了打工人的各种职场苦逼，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被困在交通里的打工人，当极端通勤人数超千万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打工人的日常生活？ 一、极端通勤人数超千万？ 12月4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了《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增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困扰。《报告》以全国36个重点城市为调研对象，其中包括直辖市（4个）、计划单列市（5个）、省会城市（27个），计算36个城市的单程平均通勤时耗、城市45分钟通勤可达人口比重以及单程超过60分钟通勤人口比重。 《报告》主要依照城市规模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I型小城市来进行划分。数据显示，全国主要城市通勤人口的单程平均时耗为36分钟。其中，超大城市平均通勤时耗41分钟，特大城市37分钟，Ⅰ、Ⅱ型大城市分别为34、33分钟。具体来看，在4个超大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平均通勤距离9.3千米，而北京通勤时耗47分钟、上海通勤时耗42分钟已远高于平均数值。值得关注的是，除了超大城市，许多特大城市通勤时长也远超通勤36分钟平均线，其中南京市、青岛市、天津市、成都市通勤时耗均在39分钟，而重庆市以时耗均长40分钟“拔得头筹”。 数据显示，36个中国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困扰。具体来看，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极端通勤人口分别占比18%、13%、9%、8%。其中，在超大城市中，北京城市通勤人口超过1小时的占据数据榜之首，占比26%，上海以占比19%的数据比率“紧随其后”。 看到这些数据，大家不妨自己想想自己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曾经网上有个经典的例子，燕郊距离北京只有30公里，与通州隔着一条潮白河。由于离北京很近，房屋出租很便宜，燕郊近些年便成了北京人口外溢据点。数据显示燕郊在2007年的时候只有10万人，而到了2015年人口数高达75万，几十万的北漂占据了一半多，大多数人都必须忍耐了每天好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往返在燕郊和北京之间。 同样的例子其实在笔者身边也都存在，笔者有个朋友在苏州火车站附近买了房，而他每天就是把高铁当地铁坐，穿梭在苏州和上海之间，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上海较高的房价。 二、打工人为什么被困在交通里？ 说实在，打工人被困在交通里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现象，而在这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现象也在中国开始显现开来，因此，我们要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 首先，快速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快速集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6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要知道这个数据在2000年的时候仅为36.22%，也正是如此，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让大量的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如今的中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都是人口达到了几千万的超级特大城市。由于大量的人口集中，人地矛盾就显得非常明显，毕竟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的住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城市市中心的土地那么少，人口又那么多，这种矛盾要解决就只有城市不断扩张，仅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城市核心区面积一般认为是660平方公里，而上海的总面积则达到了六千多平方公里，因此很多的城市新居民也就是所谓的新上海人都只能把自己的家安在城市郊区，也就是常说的外环外的地方，一方面是的确只有这里还有土地可以开发，另一方面是只有这里的房子价格还能接受了，所以极端通勤现象出现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其次，日益增长的交通拥堵加剧了极端通勤。如果说人口集聚带来了整个城市人数的增加所以导致了不得不住到城市郊区的话，那么恶劣的交通环境则加剧了这个过程，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593.4万辆。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为2153.6万人，算下来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拥有了汽车，过大的汽车保有量给整个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毕竟北京城市是不断发展起来的，其交通规划在早期完全不可能想象到北京会有这么多的汽车，其实其他各大城市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汽车的高速增长让很多城市变得日益拥堵，而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建设却相对滞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极端通勤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这种严重趋势还是相互叠加的，越是年轻人越生活在城市远郊，而越是城市远郊的公共交通情况就越差，对于汽车的依赖就越高，最后反而加剧了城市的拥堵，让极端通勤问题进一步变成恶性循环。 第三，被困在交通里的人到底该怎么办？其实，对于当前的极端通勤问题需要的是多方解决，从最宏观的角度出发，每个城市的管理者都应该专门加强城市的规划，进一步强化城市的公共交通服务，降低城市拥堵。从房地产的角度出发，城市需要从民生的视角进一步降低工薪阶层的住房成本压力，虽然从目前来看大规模降房价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提升公共保障性住房水平，从而降低居住压力，提供廉租房等进一步让居住不再那么困难，这也成为了一种解决极端通勤的策略。而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为了更好地推动企业降低员工成本，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最好的解决思路就是将企业总部搬到一些较为交通方便、远离城市拥堵中心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西二旗、上地、望京等地，从而压缩通勤时间。 极端通勤正在成为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关键问题，打工人被困在交通里的问题真的需要我们好好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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