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 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也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近日发布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 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下降,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2020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国家卫健委表示,曾委托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研究,并多次赴当地开展专题调研。东北地区为何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限制?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总台央广记者专访了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上述研究的相关专家。 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 东北地区为何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 宋丽敏: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虽然东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大概率也是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专家: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 宋丽敏表示,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是东北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而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卫健委的答复也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其实相对宽松,比如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 △宋丽敏 宋丽敏:东北它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国有经济比重高,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这样我们过早的形成了一个,我把它叫做“生育意愿刚性”——就是说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我们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它也不断在弱化,但成本不断再提升,所以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 那么,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宋丽敏表示,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宋丽敏:有必要针对全域做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全面放开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下监测,就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我们再怎么做能够去改善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提高生育率,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 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经迫在眉睫。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但他同时指出,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 王晓峰:生育政策也仅仅是在它政策的有效范围内可以起作用,在它的政策范围以外,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恐怕还不够。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不是可以放开的可以快一点,范围可以更大。所以还需要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综合来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 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 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账单”越来“沉”, 推高了养娃成本。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 宋丽敏:(建议)一个孩子的家庭他(她)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有大幅度的削减。实行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根据孩子的成长不同阶段,根据孩子的数量实行梯次递进的补贴机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同时包括生养孩子过程当中使用的商品,比如说母婴商品,比如说我们购买房产还有很多税收都应该有减免,我觉得这样更科学也更人性化,体现了一种生育友好性。 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 宋丽敏:其实我们现在男性好像只有陪产假,然后就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的话,可能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她的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削减。所以我就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 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 国家卫健委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托育服务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此外,国家卫健委日前还对外公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王晓峰认为,大力发展托幼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导。 王晓峰:东北计划经济年代国有成分高,是不是国有企业里都有托儿所?对,但是后来市场化之后,很多都放给社会了,特别是公办的0到3岁的托幼机构就逐渐就没有了。现在政府又在做这个事,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应该是很重要的方面。把0到3岁的突破与机构如果能很好的能够办起来,能够推广,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里边先把它办起来,这倒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家庭的育儿负担了。 专家: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该结婚就结婚 王晓峰告诉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的。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大家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缩短生育周期。 王晓峰:我们国家现在不结婚的人多,或者是晚婚的人多,实际上一定程度还是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都没有婚姻了还如何谈得上生育?所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到一定年龄了,该结婚就结婚,别晚婚。 总台央广记者丨王逸群 徐志强 苑竞玮
文:任泽平 熊柴白学松 于嘉俊 导读 现代经济,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是创新创业的基础,人口迁移带来的居住需求是房地产发展的根基。 我们曾提出业内经典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参考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长期倡导“城市群”模式,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近年大力呼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提出“双循环的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参考专著《新基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 中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城市群时代! 风险提示:官方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统计存在偏差;部分地区数据缺失等。 正文 1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 1.1 省级:粤浙人口再集聚与渝皖川回流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经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三个阶段。从常住人口变化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粤、浙常住人口年均增加分别为179、82、168万和85、18、78万,而江苏三个时期分别为54、21、23万;皖、川、桂、豫、渝、黔、鄂等中西部省份由2001-2010年的年均负增长转为2011年后的正增长;东北三省由2001-2010年的年均正增长转为2011-2015年的负增长,近4年减幅扩大。 从剔除自然增长因素之后的人口迁移看: 近4年广东、浙江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由2011-2015年的14、-7万大幅回升至2016-2019年的76、46万,呈现明显的人口再集聚趋势; 上海、北京因近年严控人口规模,均由人口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 山东近年经济转型落后,年均人口净流出规模较2011-2015年继续扩大; 中部省份除安徽由年均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外,其余各省均为持续净流出状态; 重庆、四川、陕西近年人口持续回流,其中重庆、四川近4年年均人口净流入规模在10万以上; 东北三省经济持续低迷,人口净流出规模持续扩大,辽宁由2001-2010年年均人口净流入14万下滑至2011-2015年的2.3万,近4年年均净流出5万。 1.2 城市:深圳、广州、杭州、长沙年均净流入超20万 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近4年深圳、广州、杭州、长沙4市年均净流入超20万,北京年均净流出超10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中,人口净流入的分别有155(1市数据缺失)、133(8市数据缺失)、126个(8市数据缺失),人口净流入城市数量占比分别为46.1%、40.4%、38.3%;三个时期人口净流出城市数量分别为181、196、203个,占比分别为53.9%、59.6%、61.7%。 具体来看,深、广、杭三城以活跃的新经济产业和较为宽松的人才政策吸引人口大规模流入,三城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分别达28、28、27万,较2011-2015年均有大幅增长。长沙、宁波、西安、成都、郑州、重庆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规模均在10万以上;这几个城市均为所在都市圈核心城市,近年城市发展较为快速、“抢人”力度较大。 从全域层面看,近4年一、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1.33%、0.69%,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0.38%、0.34%,人口持续流出。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我们将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总体来看,2000-2019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占比分别由3.7%、17.3%增至5.3%、20.6%,三、四线城市则由30.9%、43.5%降至30.5%、40.5%。从趋势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2%、1.49%、1.33%,二线城市分别为1.81%、1.00%、0.69%,均远高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速的0.57%、0.50%、0.46%。一、二线城市人口保持集聚,但增速持续放缓。上述三个时期,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52%、0.40%、0.38%,略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四线城市仅分别为0.15%、0.36%、0.34%,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三、四线城市人口仍持续流出。 1.3 都市圈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 近4年广佛肇、杭州、上海、深莞惠等10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人口规模超10万;人口净流出都市圈增至10个,京沪都市圈人口向周边疏解。2000-2019年,33个都市圈土地面积仅占全国16.2%,其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47.8%提升至51.7%、GDP合计占比由63.2%提升至65.7%,人口、经济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人口净流出的都市圈分别有6、9、10个,近4年人口流出都市圈主要分布在东北、山东半岛、京津冀等地区。具体看,近4年人口年均净流入超10万的都市圈有10个,其中广佛肇、杭州、上海、深莞惠、长株潭5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规模超20万,宁波、重庆、西安、成都、郑州5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规模在10-20万之间。从都市圈内部看,近4年核心城市、周边城市人口均为净流出的有哈尔滨、长吉、乌鲁木齐都市圈,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入但都市圈整体净流出的有济南、南昌、石家庄、青岛等7个都市圈,反映这些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不足,周边城市人口主要向都市圈外流出。此外,近年京沪大力控人,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出、周边城市净流入;其中上海都市圈近4年核心城市年均人口净流出0.6万,但周边城市年均净流入规模达26万。 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山东半岛、中原、哈长、京津冀、海峡西岸5个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出超10万。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等19个城市群。总体上看,人口、经济已高度集中于19个城市群,近年愈发向核心城市群集聚。2000-2019年,全国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占全国38.5%,其常住人口占比由82.7%提升至85.3%,GDP合计占比由88.4%提升至90.7%。除2011-2015年、2016-2019年天山北坡城市群数据缺失外,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人口净流出的城市群分别有5、8、7个。具体看,全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土地面积仅占全国2.9%,2000-2019年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13.9%提升至16.4%,GDP合计占比由26.8%提升至29.4%;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为66、62万,较2011-2015年的3、15万大幅扩大。在重庆、成都都市圈引领下,西部的成渝城市群由2001-2010年的年均净流出63万变为2011-2015年年均净流入19万,2016-2019年年均净流入扩大至27万。东北、山东、中原等区域近年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转型缓慢等问题,呈现人口净流出趋势。2011-2015年、2016-2019年,山东半岛、哈长城市群人口净流出规模扩大,京津冀城市群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上述3个及中原、海峡西岸城市群近4年年均净流出人口规模超10万。 2人口迁移对经济社会影响重大 2.1 人口流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更大 “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人口迁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 第一,人口流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深圳近5年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66万,2015年老龄化率仅2.9%。迁移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口。从国际来看,美国自建国就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根据美国移民统计年鉴数据,1820-2018年总计有8496万人获得合法居留权,其中1991-2018年20-64岁工作年龄移民占比始终维持在70%以上。长期宽松的国际移民体系保证了美国国内人口中国际移民数量与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稳定增长的劳动力为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人口红利,实现了对英国等欧洲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的赶超。从国内来看,深圳40年前只是宝安县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得益于友好的人才政策,深圳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1980-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1310.6万人,其中2015-2019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53.2万、户籍人口年均增量32.5万,常住人口累计净流入166万人。2000-2015年深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2%升至2.9%,远低于全国、北京、上海的10.5%、10.7%、12.8%。 第二,人口流入增加人才供给,促进创新发展;1982-2015年深圳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4.8%升至21.8%,助力创新创意之都建设。从国际来看,美国开放的国际移民体系吸收了大量优秀外国人才。1930年代移居美国的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冯卡门等科学家,在美国的计算机、航空、核武器等领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根据诺贝尔基金会披露,截至2019年美国籍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5.8%为国际移民。从国内来看,1979年深圳本地科教资源极少,但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大量办学,高学历人才比例快速提升,从“制造工厂”迈向“硬件硅谷”、“创新之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支柱。1982-2015年深圳市6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0.9%提升至21.8%,远高于全国的13.3%,虽然仍低于北京的42.3%、上海的28.7%,但差距在迅速缩小。 其三,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竞争力,助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与现代化产业中心。集聚效应通过三方面增强城市竞争力:1)规模效应:人口集聚降低企业生产与城市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2)专业化分工:流动人口的多样性带来不同领域的比较优势,通过在不同部门的相互协作实现专业化分工;3)学习效应:不同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的人口集聚,促进知识、技能的共享与传播。改革开放早期大规模流动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集聚,形成劳动力供给规模效应,使其在纺织、低端制造业迅速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进一步发挥其在各类人才、资本、创新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集群融合发展,形成协同集聚的合理空间布局。 其四,人口流入扩大消费需求;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人口流入增加当地人口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并且消费增速与人口流入正相关。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9年中国城市消费总额前十强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杭州、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也绝大部分位列全国前15。从消费增速来看,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长沙更是高达27.4%;而北京受限于控人政策人口净流出,相应地,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仅11.5%。 2.2 人口流出地区老龄化加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明显 人口净流出加重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16.7%、21.9%,远高于全国的12.3%。尽管老龄化是整体趋势,但是人口流出地区会更严重。人口迁移扩大各地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的不均衡程度,在充实流入地的养老金账户的同时,也加重了人口流出地的平衡压力。东北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分别在2010、2015年陷入负增长,2011年以来小学生数大幅负增长。2000-2018年东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6.6%上升到13.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由7.9%、6.0%、5.6%升至15.0%、12.4%、12.2%,而同期全国从7.0%升至11.9%。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分别为1.53、1.42、1.27,远低于全国的2.55,意味着全国大概每2.6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而东北大概每1.5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负担较重。黑龙江、辽宁、吉林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于2013、2015、2015年开始入不敷出,2016年黑龙江的累计结余转负;从养老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看,2018年广东、北京、云南、四川、浙江等经济发达、人口净流入或老龄化较低的省份居于前列,吉林、辽宁、黑龙江位列全国倒数5名内,分别为5.2、2.8、-3.1个月,远低于全国的14.7个月。东北财政形势严峻,老龄化严重拖累财政。2019年吉林、黑龙江、辽宁财政收入增幅居全国倒数,其中吉林、黑龙江负增长,而同年辽宁、黑龙江、吉林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21.9%、16.7%,明显高于全国的12.3%、江苏的11.2%、浙江的10.6%。 2.3 人口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左右,并仍存在“全面二孩”的生育堆积效应;按此趋势,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面临人口收缩。从需求端看,20-59岁的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超过14亿平的双峰,未来住房需求将平稳回落。从政策端看,在“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政策指引下,房地产市场销售回归居民自住需求。按照历史规律,未来经济基本面好、人口流入的高能级区域的房地产市场更有潜力。到2030年1.7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从城市和都市圈来看,2030年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南京、东莞等)1000万级城市和12个以上(上海、北京、广佛肇、深莞惠、郑州、成都、杭州、苏锡常、青岛、重庆、武汉、南京等)2000万级大都市圈。
户籍制度坚冰正融。中国有望采取经常居住地为依据的户政管理政策,为非户籍人口提供更为公平的服务。这一定会鼓励人口流动,建立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经济体,也会让常住人口低于500万的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 为何户籍政策变革,会成为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户籍制度貌似和市场经济相距甚远,其实两者密切相关。人是经济等一切活动的主体,解放生产力,离不开人的解放。 回溯改革开放之前,户籍制度对人员流动限制颇多。人们被“捆”在某个村庄的田地里、某个街道的厂房里,户籍和工作生活地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人员流动频繁,人们可以追随各种信息到不同区域寻找机会。这让用工更为灵活,也让人员流动到更能创造财富的地方。 但户籍制度没有作出大的变革。不少城市外来人口占一半以上,这些人口给城市创造财富,但因为户籍原因,却和这个城市没有太大关系。而城市在医疗、教育、警务等公共服务方面,是按照满足户籍人口需求配置,这给城市治理造成困难。 比较明显的问题是教育,不少在城务工人员子弟无法跟随父母上学,从而造成留守儿童这一现象。孩子成长过程中缺少父母陪伴,割裂了亲情,成为社会问题。和户籍制度挂钩的还有住房、医疗、社保等,外来人口无法公平融入城市生活。 在某个地方居住一定时间,更能反映和一个城市连接程度,更能及时反映人口流动趋势。有些人虽有某城市户籍,却长久不在该城市居住,用居住时间作为判断标准,可以让城市规划更科学,让居民更被尊重,也可以更容易决定到外地寻找工作机会。 《方案》还明确,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在试行之列。超大城市是市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的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特大城市是市区常住人口500万~1000万的城市,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的特大城市包括东莞、武汉、成都、杭州等10个城市。也就是说,按照2019年标准,在这16个城市之外,都适用该政策。 按2019年标准这16个城市不在适用之列,是因为这些城市本身规模已足够庞大,资源聚集效应明显,如若适用这个政策,可能会加剧人口聚集。该政策适用500万以下人口城市,人口分布会更为合理,从而优化城市布局。
前一阵子,民政部部长说:“目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其实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了。 这个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啥意思呢? 其实它说的是一个国家的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一般来讲,要维持在2.1的水平,才能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保持代际之间的人口平稳。 这个好理解,一对夫妻生俩娃,代际人口才不减少。 那警戒线是多少呢? 国际上讲,1.5是一个警戒线,如果到1.5以下,就要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再提上去了。 美国做过一个统计,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中,非洲最爱生,而东亚和欧洲最不爱生,全球的中位数是2.3,中国内地以TFR1.5排在第175位,香港和澳门则分列倒数第二和第五。 跌破警戒线有啥结果呢?我们有邻居可以参考。 目前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全球最低,2019年的0.92更是历史新低,是全球少有的低于1的国家,2020年韩国正式出现“死亡交叉”,死亡比新生多,人口正式负增长。 日本数据略好于韩国,但也好不到哪去,日本前任首相安倍晋三在不同的场合都用“国难当头”来形容日本的生育危机了,2020年1月的人口调查,日本人口又减少了50万,连续11年负增长了。 中国的负增长什么时候出现?此前大家预测是在2035年,结果现在不生孩子的越来越多,社科院预测,可能是2028年。 没几年时间了。 比人口负增长来得更早的,是老龄化。 2019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已经有1.76亿,占总人口的12.6%,如果这个比例超过14%,那么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如果比例超过20%,那么就是“超老龄社会”。 还差1.4个百分点,原来的预测是2022年进入,但是如果按照增速,今年年底就能提前进入了。 这会带来很多预想不到的麻烦,比如养老。 2019年,社科院做了一份《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算了算未来30年的养老账,当年的缴费赡养率是47%,接近是2个缴养老金的人养一个退休人员,但是2050年的缴费赡养率将达到96.3%,接近“一个养一个”。 根据报告测算,养老金的结余将在2027年达到峰值,但是,在峰值后就开始迅速下降,并在2035年耗尽结余,那时,80后甚至还没有到退休年龄。 报告只是预测,不代表实际情况,毕竟未来的政策变数还是很大的,但是不少省份早就出现了养老金收不抵支的问题,养老金全国统筹后,中央调剂的净贡献就靠那几个经济大省。 所以,延迟退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起码能让养老金再多花几年。不过,“60后”是目前中国人口数量最大的群体,他们正在争先恐后地退休,交养老金的主力,还是80、90后。 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就太难了。 还是以日本为例吧。 2012年安倍刚组阁的时候,日本国土交通省就预测了,在目前有居民居住的地区中,到2050年,将有6成以上的地区人口减半,2成地方变成无人区。 东亚文化圈多少有些类似,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后,农村已经显现出了空心化的趋势,而城市化的发展,也开始分城市群、都市圈,收缩型城市的概念也已经出来了。 现在人口相关的“红利”也越来越少,倒是房地产,在真正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时候,到哪儿去找接盘侠呢? 再加上人口红利不再、消费萎缩,经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滞胀,到时候要面对的形势,可以参考现在的日本。 为啥都不爱生了呢? 无非俩原因,一个是不想生,一个是不敢生。 不想生的原因就很多了: ●1、晚婚晚育已经喊了很多年,结婚生育的年龄以及意愿都在延后; ●2、婚姻这事儿,意识觉醒了,就通透了,看透婚姻的本质,单身率和离婚率都是大幅攀升的,哪儿还有生育的事儿啊; ●3、全社会对女性生育的结构性影响,尤其是生育对于职业女性来讲,影响太大了,法律可能有百种规定来约束生育歧视,但是用人单位可能有万种办法来为自己规避所谓的风险。 而且,现在避孕这事儿也太简单了,“卖套套”这项事业就养活了不少上市公司。 不过最有效的避孕方式,可能就是看生娃、养娃的成本了。 “四脚吞金兽”、“行走的碎钞机”,这大约是现在对孩子最贴切的形容词了,之前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开始到孩子上大学前,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大概是70万左右,当然这还只是一个还算是中规中矩的花销。 但是现在大家是怎么玩的? 那简直就是养娃竞赛,从2019年开始,“鸡娃”们3万就可以撑起的暑假,就已经涨到8万多了。 如果是放在大城市里面,那得是人均百万富翁才能撑起来,北京的成本直追300万,连长春都要121万。 顺便再看看现在的房价,以前“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啃老”,自己最终会变成6个钱包中的一个。 这架势,哪是不敢生,简直是没资格生。 不生,那就催生。 计划生育时代喊“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现在是“一胎少,二胎好,小有伴,老有靠”。 口号响亮也没有啥用,2016年靠着前一年的放开二胎收获了一个微小的生育小高峰,但是从后来的数据上看,那年也是对未来的透支,随后就一路下滑,2019年的出生人口甚至不到1500万了,创下50年来的最低值。 所以现在开始,已经有人建议放开三胎甚至取消生育限制,当然也没啥用,二胎都不想生,放开三胎有啥意义呢? 放眼世界,催生不是靠口号,也不是靠父母的念叨,而是实打实的支持。 最直接的就是发钱了。 ●在俄罗斯,生孩子的“英雄母亲”是可以拿钱的,每个家庭的前两个孩子,每月可以获得12000卢布,3年累计可以获得约合近8万人民币; ●在法国,“婴儿出生奖”有600欧元,二孩家庭每月补贴131欧,三孩家庭299欧,四孩以上家庭467欧,法国GDP的5%都用来补贴生育了; ●韩国马上也要发钱了,新生育家庭,要发放200万韩元(约合1.18万人民币),0-1岁婴儿家庭每月30万韩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并逐步调升到50万韩元; ●新加坡也很大方,生孩子直接发“婴儿花红”,前两个孩子各给8000新加坡元,第三个孩子1万,还有受孕补助、保健补助、所得税减免、托幼津贴,还可以优先申请组屋,之前有人测算过,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生2个孩子,在孩子7岁时,享受的各种优惠超过约50万人民币。 总之,生孩子就有钱拿。 在中国,呼吁政府发钱喊得最勤快的携程董事长梁建章,他认为,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可以是税收减免也可以是现金补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5万亿来鼓励生育。 后来,他的建议更是进化到了,直接对多孩家庭免除地价,直接让房价降一半以上,然后让大家为了钻这个空子,从而多生孩子。 这是在鼓励大家炒房养娃啊。 不过,梁总这话多少有点想当然,中国房价分化的这么厉害,深圳的8万多和鹤岗的2000多,所面对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生育率不一定上去,倒是鹤岗这样的城市,怕是会提前空心了。 这个事,是真的难啊!
任泽平建议:1)放弃人口总量控制,优化人口学历技能和年龄结构。2)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3)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改变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 文:任泽平 熊柴 来源:泽平宏观 2019年就业质量报告显示,清华北大本科毕业生留京率都不到2成,其中北京大学(校本部)为16.07%,清华大学为18.20%。这已经是清北毕业生留京率连续多年下跌了。2013年,北大本科生留京率曾高达71.79%,清华本科生留京率为30.7%。 以清北为代表的名校生的就业去向,代表了当下大学生的就业倾向。 反观南方的两座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对大学生态度更为“友好”。在2020年深圳人才引进政策下,全日制本科且未满45周岁以下直接核准入户,全日制大专且未满35周岁以下直接核准入户。2020年底,广州出台宽松的落户政策,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在引进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即可入户,另一方面,个别区域大专也可以落户。 与上广深相比,大学生在北京落户依旧很难。2017年北京在引进毕业生的工作中强调,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严控北京禁限产业引进毕业生。 当年同样控制人口的上海,落户政策也有了松动。继对清北两校毕业生抛出橄榄枝后,2020年上海对本地的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华东师大4所985高校的毕业生也友善招手。2020年9月23日,《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正式发布,将之前“以清北为试点,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直接落户”的政策,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以及人口大迁移的都市圈城市群化,未来抢夺年轻人才是城市竞争的关键,“抢人大战”正在西安、郑州、长沙、成都、武汉、苏州、广州、东莞、深圳等城市如火如荼上演,落户政策大幅放宽,当然,除了北京。 过去人为控制人口,排斥外迁“低端人群”,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人口迁移规律,已经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效果:城市生态被破坏,生活成本上升,难以落户的年轻人流出南下,城市的活力下降,老龄化加重。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广为流行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并根据该框架在2015年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预测的逻辑除了货币超发因素外,主要是基于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聚集的规律趋势,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城市人口普涨;第二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迁移聚集,即都市圈城市群时代,一二线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年轻的移民增加城市活力,但非都市圈的三四线城市会出现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老龄化加重,房地产市场的分化日趋明显。 这是国际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市场经济规律。这也就意味着,试图限制大城市人口的行政性措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出路在于着力解决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本文详述了相关的逻辑和证据。这对我们理解未来城镇化规律、人口迁移趋势和预测区域房地产市场具有启发意义。 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中国政策长期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历史看,北京、上海等政府制定或预测的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2018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分别要求将常住人口总量长期控制在2300万、2500万左右。 北京、上海为何要控制人口规模?是否合理?从长期看,人口控得住么?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1)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因此,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即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在市场作用下,人口流动将使得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比值逐渐趋近1。2)高收入经济体城市人口集聚的国际经验:经济-人口比值接近1。全球高收入国家50万人以上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为1.01,平均值为1.07。美国当前50万人以上都市区经济-人口比值的均值为0.98;日本人口长期大规模向东京圈、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三极集聚,直至1973年三大圈经济-人口比值分别降至1.22、1.13、1.12后,转向东京圈一极集聚。韩国人口长期大规模向首尔圈集聚,直至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降至1左右。 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过去历次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的根本原因在于忽视市场机制作用。在近年严厉人口调控政策下,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转负。但是,当前北京、上海的经济-人口比值高达1.9以上。在迈向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的路上,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显著增长,从土地资源看仍有较大空间。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均不是严控人口规模的理由。因不尊重人口集聚客观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才是导致“大城市病”的关键。1)城市交通情况与人口规模确有一定相关性,但可通过城市治理得以改善。东京圈人口比北京市多约1460万,机动车保有量比北京多约1000万辆,但其交通状况较好,原因在于其轨道交通出行比例高达60%、远超北京的32%。当前北京、上海的轨道交通路网密度约0.10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2)人口规模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很弱,因为单纯人口增长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远小于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力度的影响。3)城市并非封闭系统,且技术可变,即资源承载力可变。1986-2017年,北京市用水总量从36.5亿立方米变至39.5亿立方米,常住人口从1028万增至2171万。从当前情况估算,北京水资源可支撑人口增至3000万人以上。 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1)老龄化严重。当前北京、上海户籍65岁及以上比重分别达16.5%、21.8%,远高于全国的11.4%。大量年轻外来人口涌入使得两地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幅下降至10.9%、14.3%。从全球角度看,国际大都市区的老年人口比重多明显低于本国平均水平。2)人口分布失衡。接近一半的人口聚集在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区域,人口密度分别高达1.6万、1.7万人/平方公里,明显高于东京都区、首尔市的1.5万、1.6万人/平方公里,北京、上海的核心区域人口已严重饱和。3)职住分离严重。就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城,一些新城“睡城效应”明显,比如北京的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如果短期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而长期人口由于市场化流动而控不住,会导致住房供地、轨道交通、医院学校等供给不足。城市规划的最终目的并非是控制人口,而是支撑北京、上海发展成为一流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建议:1)放弃人口总量控制,优化人口学历技能和年龄结构。2)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3)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改变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
2020年12月27日,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校友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第40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十四五:重启下的中国与世界”在伟伦楼报告厅召开。ACCEPT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华夏银行行长张健华、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曹静、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冯煦明应邀出席。ACCEPT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了会议,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雷鼎鸣、哈弗大学肯尼迪学院经济学教授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通过线上交流参与了本次活动。 疫情冲击过后,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到正常的增长区间 会上,厉克奥博同ACCEPT研究院研究员陆琳、李冰、郭美新一同代表研究院联合发布了题为“开局十四五:经济地理再布局,提振国内经济大循环;经贸关系再调整,开拓国际经济新空间”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首先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变迁,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今年的经济增速从第一季度的-6.8%,回升至第四季度的预计5.5%,已基本恢复到正常的经济增长区间。这主要得益于生产的快速恢复,同时,出口增长也是经济快速恢复的重要因素。 但另一方面,消费疲软仍是当前我国的现状,导致消费疲软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放缓和消费倾向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城镇累计下降0.3%,这一现象背后是由于疫情暴发后的一段时间,餐饮、住宿、旅游、家政等服务行业的市场活跃度骤减,导致许多从业者处于待业或失业状态,人均收入明显减少。受疫情的冲击,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偏好上升。前三季度城镇人均消费支出累计下降了8.4%,降幅远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下降。 李稻葵:互联网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亮点,要珍惜 ACCEPT院长李稻葵指出,该报告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是不足的,疫情期间更是如此。今年疫情期间,我国全年GDP增长预测是2.1%,但是消费疲弱。今年2.1%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居民的收入没有提升。报告提出,在下一阶段,要紧紧抓住经济地理再布局打造新的中长期增长点,以人民的幸福为核心,顺应老百姓的择居和宜居需求。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做好人口流出地的区域经济发展工作,要把一些重要的、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到这些人口流出地,保证人口流出地的经济不下滑。同时他们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也要和其他地区同步上升。 第二,互联网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亮点,要珍惜。有问题要承认,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面临与美国和国际上其他互联网企业的竞争,所以在监管和反垄断的过程中,一定要精准再精准。 第三, “十四五”如何开局,新发展理念该怎么落实,关键之关键是要真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是正向、互补的关系,不是替代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应该同向发力。 2021需关注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通胀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冯煦明预计,2021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和2016年下半年会非常相似。2020年大宗商品从石油到铁矿石,到螺纹钢,到煤炭都在普遍上涨,这种上涨的趋势会持续到明年第一季度,乃至第二季度的中期,上游价格的上涨很快向中下游传导。 安信证劵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202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恢复逐步增强,2021年上半年应该会延续。近期商品价格的上涨开始引起一些担忧,在一些领域,明年上半年会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由于供求失衡所导致的一定范围内的涨价压力?但总体来看,惊心动魄的2020年即将结束,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全面恢复的、各方面都正常加速的2021年。 新世代人口断崖式下跌值得关注 冯煦明认为“人口断崖”和“城镇化”是两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以80、90后和00后的人口来计,80后的人口是最多的,90后和80后相比,大概减少了1千万,90后人口是2.1个亿,00后的人口跟90后人口相比,减少了大概5千万。如果把80后和90成为一个整体世代,00后人口规模下降了1.1亿左右。 冯煦明认为,人口的变化对“十四五”的影响可能不是太大,但对于从“十四五”时期开始到2035年,作为一个长期的规划,这种人口的断崖在方方面面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对房价、对社保、对财政的压力都会逐渐体现出来。 防止不良资产反弹是2021年的艰巨任务 华夏银行行长张健华在谈到今年中国金融业发展时称,尽管年初刚出现疫情时,比较紧张、悲观,但是整体来看,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应该说今年中国的金融整体是平稳运行的。但不得不提的是,明年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防止不良资产的反弹,今年不良资产有一些明显上升。 冯煦明则表示,宏观债务的管理是需要关注的风险之一。今年由于各种原因,宏观杠杆率上升了25-30个百分点,大数是27%左右。他认为,今年杠杆率上升过快,是疫情这种突发状况造成的,而明年如果过度稳杠杆,或者降杠杆,可能对整个地方财政的运行,对整个实体企业的运行,会产生比较大的压缩压力,对疫情后的经济恢复不利。 房地产作为投资品的时代已经过去 吴晓求表示,中国的制度、政策和环境,一定要鼓励创新。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校正。更重要是对新的业态,无论是平台还是金融业,要制定与该业态相匹配的标准。从政策层面来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仍需从监管、未来发展方向、政策改革等方面进行重点把握,因为金融在不断地运行,不断地创新。 吴晓求认为,房地产作为投资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从目前来看,房地产的流动性很差,从投资的角度而言,远远不及股票。 谈到具体的行业,比如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新能源车行业,泡沫是否很大?高善文认为短期有一点点泡沫,但长远来看新能源汽车的赛道数倍于智能手机,足够宽,有足够容量,可以容纳更多企业。 今年受疫情影响的传统行业的股票后续是否还有反弹空间,高善文认为,某些行业的赛道变了,很多用户需求,因这次疫情而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因此给这些行业带来的冲击,是长远的。 中国将再次在大危机之后拉动世界经济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谈到未来的国际关系时表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美国虽然搞单边主义,但是并没有逆转和平发展的大势。在美国搞脱钩和单边主义的同时,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团结的呼声其实更强了。阮宗泽说,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力量,中国是一个稳定器。我们要对中国有信心,中国将再次在大危机之后,牵引和拉动世界经济。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雷鼎鸣称,这次疫情,美国处理得非常糟糕,使其国内经济受到了不少的冲击。未来几年将会进行疗伤,拜登上台后可能会废除一些特朗普时期的政策,以便恢复美国经济。 传统能源转型痛点在煤,通过规模经济稀释成本 从近日南方极端天气下的能源供应问题切入,曹静首先介绍了近期值得关注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等相关概念,并指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痛点在于煤。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的能源来源以煤为主,燃煤电厂占全国总发电量一半以上。如果让新建电厂提前退役,势必造成巨大成本损失。但从企业发展角度来看,只有实现“碳中和”,中国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优势,才能取得更长远的发展。为了增强自身竞争力,“碳中和”势在必行。邹骥认为,极端天气下的能源供应问题主要出在功率上,而非总量不足。中国不能走污染的老路,而绿色发展是充满商机的。他还介绍道,中国对于节能减排的承诺及所付出的相应代价不能指望国际社会的让利和优惠,而是要通过自身的规模经济把成本稀释。中国的西北地区有大量的可再生资源,有关部门如能在区域范围内搞活光伏、风能产业,解决的不止是低碳问题,更是能源安全问题。
2016年,全国动员近200万人,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进村入户摸底排查,共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万,补录贫困人口807万,识别精准度进一步提高。精准识别为中央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措施、实行严格考核制度和保证脱贫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十三五”期间,全国贫困人口每年净减少1000万以上,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所有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国家级贫困县,又称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或国定贫困县。 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全国综合排名最低的600个县中,有521个在这14个片区内,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宣布,紫云县、纳雍县、威宁县、赫章县、沿河县、榕江县、从江县、晴隆县、望谟县9个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这些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2020年1月25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开展挂牌督战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对未摘帽的52个贫困县开展挂牌督战工作,紧盯这些重点地区和薄弱环节。 中央明确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六个精准”是指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靠的就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改革现行扶贫思路和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变“输血”为“造血”,变重GDP为重脱贫成效。 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实现贫困群众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已全面完成,搬迁群众乔迁新居,“搬得出”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如何实现搬迁群众稳定脱贫、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首要任务。 生态补偿脱贫是“五个一批”脱贫工程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林草局大力推进生态补偿扶贫、国土绿化扶贫、生态产业扶贫。 国土绿化扶贫方面,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共组建扶贫造林(种草)专业合作社(队)2.3万个,吸纳1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工程建设,年人均增收3000多元。 生态产业扶贫方面,大力支持发展油茶等木本油料、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竹藤、种苗花卉等生态产业,带动16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选派驻村工作队,是落实“因村派人”的具体措施。根据贫困村实际需求精准选派驻村工作队,做到务实管用。县级党委和政府统筹整合各方面驻村工作力量,根据派出单位帮扶资源和驻村干部综合能力,科学组建驻村工作队,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全覆盖。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这些驻村工作队的奉献与努力。 2015年10月,“万企帮万村”行动启动。截至2020年6月底,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10.95万家,帮扶12.71万个村;产业投入915.92亿元,公益投入152.16亿元,安置就业79.9万人,技能培训116.33万人。 2020年9月,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11个部门组织开展全国消费扶贫月活动。 活动启动以来,各地区各单位通过集中宣传发动,广泛组织动员各类企业、组织和公众积极购买扶贫产品,倡导消费扶贫理念,营造了人人参与扶贫的良好氛围,已超额完成2000亿元年度销售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