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 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也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近日发布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 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下降，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2020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国家卫健委表示，曾委托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研究，并多次赴当地开展专题调研。东北地区为何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限制？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总台央广记者专访了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上述研究的相关专家。 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 东北地区为何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 宋丽敏：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虽然东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大概率也是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专家：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 宋丽敏表示，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是东北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而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卫健委的答复也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其实相对宽松，比如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 △宋丽敏 宋丽敏：东北它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国有经济比重高，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这样我们过早的形成了一个，我把它叫做“生育意愿刚性”——就是说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我们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它也不断在弱化，但成本不断再提升，所以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 那么，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宋丽敏表示，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宋丽敏：有必要针对全域做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全面放开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下监测，就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我们再怎么做能够去改善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提高生育率，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 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经迫在眉睫。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但他同时指出，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 王晓峰：生育政策也仅仅是在它政策的有效范围内可以起作用，在它的政策范围以外，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恐怕还不够。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不是可以放开的可以快一点，范围可以更大。所以还需要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综合来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 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 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账单”越来“沉”, 推高了养娃成本。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 宋丽敏：(建议)一个孩子的家庭他(她)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有大幅度的削减。实行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根据孩子的成长不同阶段，根据孩子的数量实行梯次递进的补贴机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同时包括生养孩子过程当中使用的商品，比如说母婴商品，比如说我们购买房产还有很多税收都应该有减免，我觉得这样更科学也更人性化，体现了一种生育友好性。 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 宋丽敏：其实我们现在男性好像只有陪产假，然后就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的话，可能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她的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削减。所以我就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 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 国家卫健委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托育服务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此外，国家卫健委日前还对外公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王晓峰认为，大力发展托幼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导。 王晓峰：东北计划经济年代国有成分高，是不是国有企业里都有托儿所？对，但是后来市场化之后，很多都放给社会了，特别是公办的0到3岁的托幼机构就逐渐就没有了。现在政府又在做这个事，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应该是很重要的方面。把0到3岁的突破与机构如果能很好的能够办起来，能够推广，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里边先把它办起来，这倒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家庭的育儿负担了。 专家：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该结婚就结婚 王晓峰告诉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的。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大家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缩短生育周期。 王晓峰：我们国家现在不结婚的人多，或者是晚婚的人多，实际上一定程度还是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都没有婚姻了还如何谈得上生育？所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到一定年龄了，该结婚就结婚，别晚婚。 总台央广记者丨王逸群 徐志强 苑竞玮
前一阵子，民政部部长说：“目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其实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了。 这个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啥意思呢？ 其实它说的是一个国家的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一般来讲，要维持在2.1的水平，才能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保持代际之间的人口平稳。 这个好理解，一对夫妻生俩娃，代际人口才不减少。 那警戒线是多少呢？ 国际上讲，1.5是一个警戒线，如果到1.5以下，就要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再提上去了。 美国做过一个统计，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中，非洲最爱生，而东亚和欧洲最不爱生，全球的中位数是2.3，中国内地以TFR1.5排在第175位，香港和澳门则分列倒数第二和第五。 跌破警戒线有啥结果呢？我们有邻居可以参考。 目前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全球最低，2019年的0.92更是历史新低，是全球少有的低于1的国家，2020年韩国正式出现“死亡交叉”，死亡比新生多，人口正式负增长。 日本数据略好于韩国，但也好不到哪去，日本前任首相安倍晋三在不同的场合都用“国难当头”来形容日本的生育危机了，2020年1月的人口调查，日本人口又减少了50万，连续11年负增长了。 中国的负增长什么时候出现？此前大家预测是在2035年，结果现在不生孩子的越来越多，社科院预测，可能是2028年。 没几年时间了。 比人口负增长来得更早的，是老龄化。 2019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已经有1.76亿，占总人口的12.6%，如果这个比例超过14%，那么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如果比例超过20%，那么就是“超老龄社会”。 还差1.4个百分点，原来的预测是2022年进入，但是如果按照增速，今年年底就能提前进入了。 这会带来很多预想不到的麻烦，比如养老。 2019年，社科院做了一份《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算了算未来30年的养老账，当年的缴费赡养率是47%，接近是2个缴养老金的人养一个退休人员，但是2050年的缴费赡养率将达到96.3%，接近“一个养一个”。 根据报告测算，养老金的结余将在2027年达到峰值，但是，在峰值后就开始迅速下降，并在2035年耗尽结余，那时，80后甚至还没有到退休年龄。 报告只是预测，不代表实际情况，毕竟未来的政策变数还是很大的，但是不少省份早就出现了养老金收不抵支的问题，养老金全国统筹后，中央调剂的净贡献就靠那几个经济大省。 所以，延迟退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起码能让养老金再多花几年。不过，“60后”是目前中国人口数量最大的群体，他们正在争先恐后地退休，交养老金的主力，还是80、90后。 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就太难了。 还是以日本为例吧。 2012年安倍刚组阁的时候，日本国土交通省就预测了，在目前有居民居住的地区中，到2050年，将有6成以上的地区人口减半，2成地方变成无人区。 东亚文化圈多少有些类似，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后，农村已经显现出了空心化的趋势，而城市化的发展，也开始分城市群、都市圈，收缩型城市的概念也已经出来了。 现在人口相关的“红利”也越来越少，倒是房地产，在真正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时候，到哪儿去找接盘侠呢？ 再加上人口红利不再、消费萎缩，经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滞胀，到时候要面对的形势，可以参考现在的日本。 为啥都不爱生了呢？ 无非俩原因，一个是不想生，一个是不敢生。 不想生的原因就很多了： ●1、晚婚晚育已经喊了很多年，结婚生育的年龄以及意愿都在延后； ●2、婚姻这事儿，意识觉醒了，就通透了，看透婚姻的本质，单身率和离婚率都是大幅攀升的，哪儿还有生育的事儿啊； ●3、全社会对女性生育的结构性影响，尤其是生育对于职业女性来讲，影响太大了，法律可能有百种规定来约束生育歧视，但是用人单位可能有万种办法来为自己规避所谓的风险。 而且，现在避孕这事儿也太简单了，“卖套套”这项事业就养活了不少上市公司。 不过最有效的避孕方式，可能就是看生娃、养娃的成本了。 “四脚吞金兽”、“行走的碎钞机”，这大约是现在对孩子最贴切的形容词了，之前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开始到孩子上大学前，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大概是70万左右，当然这还只是一个还算是中规中矩的花销。 但是现在大家是怎么玩的？ 那简直就是养娃竞赛，从2019年开始，“鸡娃”们3万就可以撑起的暑假，就已经涨到8万多了。 如果是放在大城市里面，那得是人均百万富翁才能撑起来，北京的成本直追300万，连长春都要121万。 顺便再看看现在的房价，以前“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啃老”，自己最终会变成6个钱包中的一个。 这架势，哪是不敢生，简直是没资格生。 不生，那就催生。 计划生育时代喊“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现在是“一胎少，二胎好，小有伴，老有靠”。 口号响亮也没有啥用，2016年靠着前一年的放开二胎收获了一个微小的生育小高峰，但是从后来的数据上看，那年也是对未来的透支，随后就一路下滑，2019年的出生人口甚至不到1500万了，创下50年来的最低值。 所以现在开始，已经有人建议放开三胎甚至取消生育限制，当然也没啥用，二胎都不想生，放开三胎有啥意义呢？ 放眼世界，催生不是靠口号，也不是靠父母的念叨，而是实打实的支持。 最直接的就是发钱了。 ●在俄罗斯，生孩子的“英雄母亲”是可以拿钱的，每个家庭的前两个孩子，每月可以获得12000卢布，3年累计可以获得约合近8万人民币； ●在法国，“婴儿出生奖”有600欧元，二孩家庭每月补贴131欧，三孩家庭299欧，四孩以上家庭467欧，法国GDP的5%都用来补贴生育了； ●韩国马上也要发钱了，新生育家庭，要发放200万韩元（约合1.18万人民币），0-1岁婴儿家庭每月30万韩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并逐步调升到50万韩元； ●新加坡也很大方，生孩子直接发“婴儿花红”，前两个孩子各给8000新加坡元，第三个孩子1万，还有受孕补助、保健补助、所得税减免、托幼津贴，还可以优先申请组屋，之前有人测算过，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生2个孩子，在孩子7岁时，享受的各种优惠超过约50万人民币。 总之，生孩子就有钱拿。 在中国，呼吁政府发钱喊得最勤快的携程董事长梁建章，他认为，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可以是税收减免也可以是现金补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5万亿来鼓励生育。 后来，他的建议更是进化到了，直接对多孩家庭免除地价，直接让房价降一半以上，然后让大家为了钻这个空子，从而多生孩子。 这是在鼓励大家炒房养娃啊。 不过，梁总这话多少有点想当然，中国房价分化的这么厉害，深圳的8万多和鹤岗的2000多，所面对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生育率不一定上去，倒是鹤岗这样的城市，怕是会提前空心了。 这个事，是真的难啊！
我们近期发布报告《建议先放开三胎：中国人口报告2020》，全网5.7亿阅读。2020年10月的2万人生育调查结果显示，60%的人支持放开三孩，24%反对，16%中立。一些网友反对放开的理由在于养不起，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提法淡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是最新提法。未来我国生育政策面临重大变化。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2021年1月20日全国人大要求各地清理各地不合时宜计生法规，停止执行过严处罚处分。这可理解为对放开生育的默许，从默许到明示，未来或已不远。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839号建议的答复》称，代表在建议中提出“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我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 “您在建议中提出‘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我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我委认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当前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出生人口趋势性下滑，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峰值临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我们先后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老龄化少子化加快——中国人口报告》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8年3月、2019年1月、2019年12月、2020年10月我们四次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微博发起调查，共20.5万人参与生育意愿投票。但调查结果不容乐观，在假设未来全面放开生育背景下，意愿总和生育率在1.30-1.75之间，大致相当于1.0-1.4的实际生育水平。 70后因为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作为生育主力，面临着赡养4位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近年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引发人口大讨论，“十四五”时期生育政策调整事关重大，也关系每个家庭。由于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我们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实现生得起、养得起。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考虑到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但必须强调的是，如果能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就应果断执行、不再拖延。 1、出生人口大幅下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2020年出生人口或大幅下滑超200万，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当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2017、2018年分别降至1723万、1523万，2019年再下降58万至1465万，全面二孩政策效应持续消退。除1960-1961年受自然灾害影响导致出生人口分别为1381万、1187万外，2018、2019年出生人口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数据待2021年4月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公布，但公安部数据显示2020年新生儿登记数仅1003.5万，较2019年大幅下降约15%。2019年公安部新生儿登记数为当年统计局出生人口的80.5%，按此比例反推2020年出生人口或较2019年下降超200万。 随着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生育堆积效应彻底消退以及城市化推进、受教育程度提高等，预计2028年出生人口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1987-1992年出生人口从峰值2529万大幅降至1875万，导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2013年达到高点1.73亿后迅速下降。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缩减是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出生人口1992年后下降趋缓，带动主力育龄妇女和出生人口也将在2028年前后下降趋缓。未来十年左右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减少约30%、25-30岁最佳生育年龄妇女将减少超过40%，加上晚婚晚育、不孕不育、单身丁克等情况，预计到202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从全球看，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2019年仅为1.5左右，全面二孩效应彻底消失后还将进一步下滑。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但官方数据一度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导致低估总和生育率，我们基于教育部门的小学生入学数据和漏报率修正了近年总和生育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9年的1.5左右。当前二孩出生占比仍高于一孩，这意味着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彻底消退，总和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降。而根据联合国估计，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不仅远低于2.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接近1.7的发达国家水平；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0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 人口负增长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无变动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对未来总和生育率假设均为1.60，分别将于2023、2026年达到14.2亿、14.3亿人的峰值。根据我们预测，按照总和生育率1.4左右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见顶，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9-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近30%。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占比达12.6%，预计中国将用约21年、即于2022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9.5%、2060年达35.2%，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2050将近3.8亿，届时每3.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首次将应对老龄化提升为中长期国家战略。 2、调查结果：鼓励二孩和全面放开下生育意愿仍不乐观，不生孩子比例超预期 从调查结果看，即使鼓励二孩乃至全面放开生育，生育意愿也不容乐观。2018年3月、2019年1月、2019年12月、2020年10月我们曾先后发起四次生育意愿调查，样本总计达20.5万，但分别只有33.9%、37.1%、30.5%、33.5%的人愿意生育二孩，只有23.0%、22.6%、11.3%、14.5%的人愿意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更需注意的是，四次调查中有约15%-30%的人选择一个不生，其中包括部分人的真实选择，但应该也反映了不少年轻人对生育压力和生育成本的恐惧。总的来说，即使在完全放开生育下，简单基于四次调查计算的意愿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3、1.75、1.30、1.44，生育意愿非常不容乐观。根据2020年10月调查，有60%的人支持放开三孩，16%的人中立，24%的人反对。 从现实看，不生孩子的情况主要包括单身主义、不孕不育、同性恋、丁克家庭等。在婚姻方面，2013-2019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46.9万对持续降至927.3万对、降幅31.2%，离婚对数从350.0万对升至470.1万对、增幅34.3%，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6.0%升至50.7%。“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在生育障碍方面，当前中国已婚夫妇不孕不育发生率高达12.5%-15%，规模约4000万-5000万，大部分在于后天原因，比如环境污染、过度熬夜、工作压力、不良习惯等；虽然不孕不育可通过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得到部分解决，但随着晚婚形成的高龄不孕不育仍难以治疗。选择丁克的家庭占比也较大，上海市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 3、70后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想生不敢生 女性的生育期一般在15-4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般在23-30岁，最好不超过35岁。70后已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生育二孩意愿强烈，但女性、男性均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成功妊娠并生育的可能性较小。80后90后作为当生育主力，面临赡养4个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房价、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从现实看，教育、时间精力、住房是限制生育的三大因素。根据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平台的3.3万人调查，教育是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一大因素，有71.6%的人选择。教育的问题一方面是费用高，比如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根据教育部数据，由于公立幼儿园数量大幅缩减，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另一方面是费心，比如孩子上学放学时间造成的接送问题、辅导功课问题，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等。 第二大因素是时间精力问题，有66.7%的人选择，包括没人带孩子、担心影响工作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8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3%，下降11.9个百分点，虽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但与男性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职场性别歧视加大，使得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 第三大因素是住房，有66.4%的人选择。随着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9年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约30%增至102.4%。此外，还有53.1%的人选择医疗费用高，37.6%有选择养老负担重。 综合权衡下，生二孩让不少80后90后家庭望而却步。从政府的角度，进一步提升相关民生开支比重可以降低家庭生育成本。不可否认，近十年来中国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比重明显上升，合计占比从2007年的29.2%增至2019年的33.9%，其中2019年教育、医疗、社保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14.6%、7.0%、12.3%。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尽管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相关民生支出比重提升空间依然较大。以美国为例，2018年美国政府在教育、医疗和收入保障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23.8%、22.8%，合计6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也需要从增长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建议先放开三孩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中国第三轮人口大论战十分激烈，有的建议谨慎调整生育政策，有的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生育政策调整事关国运。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我们建议，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之前实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因此，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放开三孩必然效果甚微。但这样建议的考虑有两个：一是进一步解除保守派对人口暴增的担心，让全面放开生育尽快落地，从而让生育权尽快彻底回归家庭；二是让保守派更清楚认识到当前严峻人口形势，从而为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做下铺垫。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一些人担心农村地区出生人口会大幅反弹，但根据全国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2018年全国城市、镇、乡村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1、1.54、1.69，这意味着对农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又一束光照进了东北。 日前，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消息，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称“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很有参考价值，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进而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消息一出，市场振奋。在全国生育率连创新低的大背景下，不少人认为东北即将打响全面放开生育的第一枪，人口政策也将迎来近40年来的最大变局，就连A股中的二胎概念股都纷纷迎来大涨。可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就能拯救东北了吗？ 1 东北人口形势非常严峻，首先体现在历年的出生率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直以来，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都显著低于全国水平（见图1）。这种情况在早些年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在计划生育年代，早早实现工业化且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东北地区充分贯彻了国家的号召，计划生育执行得更为彻底，独生子女众多，一家只有一个孩子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然而，自2015年开始，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淡化以及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人口出生率分别只有5.73‰、6.05‰和6.45‰，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48‰），还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垫底，充分彰显东北居民生育意愿的低迷。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人口外流。 这一点，相信各位不会陌生，多年前就有媒体报道称，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刨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相比之下，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还净流入36万。从正36万到负180万，反差之大，可见一斑。 再看最近几年，东北人口流失的态势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数据表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开始呈现连续的负增长之势（见图2），而2015~2019年期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总共累计减少了182.4万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的人口外流绝不仅仅是统计数据上的人口规模减少，与之相应的还有另外两个“外流”： 一是适龄劳动力的外流，即年龄在15~64岁、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以黑龙江为例，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黑龙江流到省外的人口当中，适龄劳动力占比在80%以上，其中20~29岁的人口约占30%。 二是智力的外流，涉及到高素质及名校人才。公开信息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仅为11.89%，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也只有17.2%、27.02%和27.54%，而这些东北名校的毕业生大多选择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发达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他们人生的下一站，有人用“孔雀东南飞”来形容这一现象。 一面是东北居民生育意愿的普遍低迷，另一面是以大量年轻劳动力与高素质人才为主体的人口外流，两方面因素叠加，影响自然是深远的。单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其结果便是年轻人都到其他地方去安家立业，而留守本地的都是中老年人，再加上新生儿供给跟不上，最终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少子老龄化程度的日渐加深。 两组数据可以反映这一事实： 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分别为13.78%、13.29%和15.92%，而全国整体水平为12.6%； 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小学在校学生数比2013年分别减少了26.13万、17.62万和9.35万，平均每年分别减少4.4万、2.9万和1.6万。 而就在此时，国家卫健委表态支持东北探索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可谓正当其时。 2 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东北人口问题的严峻呢？ 就生育意愿走弱这一层面来说，除了多年以来计划生育的持续影响之外，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东北居民也面临着不爱生娃的境遇，具体包括：生育观念发生了转变，不再追求“多子多福”；生育和养娃成本太高，高房价和高教育投入等让人们对生娃望而却步；很多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她们有自己的事业追求，而不是甘于做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主妇，担心生娃成为自己职业发展的阻碍，等等。 但这些并非东北人口问题的全部原因，说到底，比起单纯的不爱生娃，人口的持续外流可能更加令人担忧，尤其是大量高素质的适龄劳动力接连减少，对本就低迷的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而最深层次的根源，还是在于东北经济的转型乏力。 东北大地，曾经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那里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坚实。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重振经济，国家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其主要建设阵地就是东北三省。于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带着国家无与伦比的期许，率先从战后的废墟中苏醒。 在计划经济制度红利的赋能下，东北经济堪称“风口上的猪”，其快速发展引来大量人口涌入，石油加工、煤炭、钢铁、农产品、木材等资源型行业对全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绝对引领作用，同时诸如鞍钢、哈电、一汽、一重、沈飞、东重等一批重工业龙头也随之崛起，“铁人精神”与“大庆精神”更是成为引领全国工业发展的精神榜样。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东北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体制惯性；而资源优势随着资源价格的回落、去产能的推进也变成了“资源诅咒”。各级政府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缺失，加之法制化、市场化程度始终落后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给东北经济转型带来了多重阻碍。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国家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措在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绝对统治地位，强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时也放缓了市场化进程。其结果便是民营经济与各种新兴产业在东北的体制环境下难以健康成长，致使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活力不佳，还落下了一个“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名声。 反观东南沿海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整个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层次地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而东南沿海地区也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依托于自身的区位优势与国家政策的倾斜，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新兴产业，其地位在全国经济版图中不断攀升。 在计划经济时代创造了诸多奇迹的东北，却在市场经济时代陷入沉郁，曾经高歌猛进、热火朝天的记忆日渐淡去。于是，很多“用脚投票”的东北年轻人都到外地求学发展，甚至还有许多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将来到南方工作生活”。 正因为上述原因，东北陷入了“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外流→出生率下滑→老龄化程度加剧→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进一步外流”的怪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3 话说回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东北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仅靠放开生育限制，断然是不够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同时在其他方面有所调整，那么即便是东北未来的新生人口增多了，无非也是给经济发达的省市输送劳动力而已。 换句话说，除了“产人”，东北更应该想想怎样“留人”。 毕竟，任何一个地区要发展，都离不开人，而当今人才最为重视的，是有没有才华用武之地与足够的成长空间，以及生活环境、发展前景、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也只有年轻人真正愿意留下来，才能为东北经济一扫颓势提供动力之源，继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留下，并在东北大地上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于东北而言，当务之急是要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为契机，继续大力提振经济，加快推动市场化进程，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改善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的壮大提供优质土壤等等，同时要下大力气留住人才，给予在住房、教育、养老方面的相应支持，真正降低生育成本。若非如此，只怕东北还将继续彷徨在怪圈之中。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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