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五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反驳过的观点，李铁在最新回应中仍然重弹老调。比如，李铁说：“按照联合国总和生育率低方案计算，中国到2050年的人口仍多达12.94亿。在这一规模下，中国可能仍然会面临着就业困境。”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人口规模与就业问题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李铁视而不见，一再拿人口规模来作为就业难的理由。 李铁说：“如果就人口谈人口，而忽视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质量、劳动力就业、国家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问题，确实容易得出，甚至放大‘人口危机’论。”那么，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就重点谈谈中国的“人口危机”问题，以及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 中国的人口危机，首先是低生育率危机。生育率是反映未来人口趋势的核心指标。根据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的更替水平为2.2左右，即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孩子数量与其父母辈持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生育率为1.4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但如果我们分析孩次结构，就会发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面临快速下降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那么三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只有2.5%。如果统计局给出的上述孩次比例是准确的，那么可以计算出：一孩次比例40.5%，出生人数593万；二孩次比例57%，出生人数835万；三孩及以上孩次比例2.5%，出生人数37万。 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趋势，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终可能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数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2019年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中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估计在政策实施后的四、五年之内释放完毕，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无论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中国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以及实际生育率的代际变化、未来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还是生育行为的分析来看，即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生育率都更可能继续走低。因此，中国的生育率在未来很可能会低于1.1。 即使乐观地看，将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但能够保持1.1的生育率，甚至还能稍为提升到1.2，中国将来的人口总量也会不断下降。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到6亿左右。而根据联合国在2017年对中国人口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6.2亿。 更严重的是，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除非大量引进外国移民。但中国显然不可能依靠引进外国移民来解决人口萎缩问题，所以要防止人口一直萎缩下去，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我们请问李铁：有何种方法能把中国的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对中国大陆的人口状况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多年来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现在的生育率无一例外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日本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多年来保持在1.4左右。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机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即使安倍把低生育率危机称为“国难”，也没有谁指责安倍是放大了人口危机。可以预料，将来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比日本更严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不是我们放大了人口危机，而是李铁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 长期低生育率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低生育率会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仰仗着全球第一的人力资源和庞大人口的市场规模，在几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制造业大国并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按现在的趋势，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而这些未来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着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中国人口将彻底失去人口优势，经济最终又会被美国反超。 低生育率还会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大幅下降。 人口政策应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 李铁说：“我的观点是，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 我们基本同意“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句话，但认为把这一句的出生率改为生育率更合适。 出生率与生育率有何区别？出生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每1000人对应的活产婴儿数，出生率的计算和使用方便而简明，但它没有考虑到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而生育率直接与育龄妇女有关，因此，生育率比出生率更能揭示生育水平的变化。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出生率与生育率的区别：有两个村子A村和B村，人口都各有1000人，但育龄妇女人数不相同：A村有400个育龄妇女，B村只有200个育龄妇女。2019年这两个村子都分别出生了20个婴儿，那么这两个村子的出生率是相同的，都是20‰；但生育率并不相同，A村的生育率只相当于B村生育率的一半。 那么，中国的人口政策是不是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的人口政策历史：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开启了计划生育时代。随着计划生育推行，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至1980年的2.3左右，已经接近更替水平。可以预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将会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时就应该放宽人口政策。但事实上，中国的人口政策反而进一步收紧，从1980年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但一直到2013年，才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可见，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远远滞后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下面我们来看看对中国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政策反复：在面临高生育率时，实施过节育政策；在生育率持续走低后，又转而稳定生育水平并最终鼓励生育。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伊朗分别于1949、1962、1964、1970、1989年开始节育政策，政策分别持续了25、34、26、18、13年。其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分别在停止节育的20、9、15年后开始实施鼓励政策，新加坡和伊朗则是在停止生育抑制政策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 下表显示了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其中，日本在1974年生育率降到2.05时就停止节育政策。相比之下，中国的生育率从1991年起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将近30年，不但没有鼓励生育，甚至仍然在处罚生育三胎的家庭。 表1 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 注：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来自台湾户政司，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都是立即逆转，即停止抑制生育的同时开始鼓励生育。 上表显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停止节育时前一年的生育率都在1.6以上，除立即鼓励生育的新加坡经历了生育率小幅反弹外，各地的生育率整体都在继续走低，而鼓励生育的效果都不显著。相比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的低生育率危机更为严峻，未来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繁衍状态更加困难。 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远多于日本 李铁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这说明中国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 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日本的25倍，中国人口总量相当于日本的11倍，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又有什么奇怪？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日本，中国的城市理应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农村人进城工作，他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本身就给城市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更多的人口并不意味着更低的效率 李铁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还是以优质的人口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李铁这样说，其实是假定更多的人口会降低效率。我们在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李铁特意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但其实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由于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人口增多，有利于提高效率，也并不会降低人均收入。另外，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也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少的人口和更低的效率参与竞争，还是以更多的人口、优质的人口结构和更高的效率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李铁说：“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人口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在李铁看来，中国“人口过多”，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劣势因素；但我们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人口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性因素。回顾世界历史，在每次技术跨代升级之时，或许会有一些人口小国凭借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占据先机，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经济均衡之后，最终决定各国兴衰的还是各自的人口规模。在过去数百年内，世界强国的更替顺序反复印证着上述规律。 在近代世界性强国的名单中，我们先是看到数百万人口规模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是数千万人口规模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再然后是数亿人口规模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开始步入正轨，人口较少的昔日霸主往往会被边缘化。 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 李铁说：“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我们也同意这句话，同时还要补充一句：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每一个人口，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过去的计生工作，却是“以数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主要目标就是控制人口数量。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生育意愿，帮助民众实现自己的生育愿望，而不只是把民众生育当成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人们有多生的权利，也有少生和不生的权利。真正合理的生育政策是让民众完全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在超低生育率趋势严重威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则有责任鼓励生育，也就是创造各种条件，让普通家庭能够更长远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有在税收、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每个家庭和整个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7月7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三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虽然我们不同意李铁的观点，但我们还是要感谢李铁一再回应我们的文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论述的很多观点，李铁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严重误读。下面我们对李铁文章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 不能只看人口数量，还要看人口密度 李铁说：“如果中国的人口只有几亿，我们可以讨论提高出生率和鼓励生育问题。但是中国现在面对的是14亿人口，相当于美国的4倍多，日本的11倍多，更不要说那些几百万或者千万人口的小国了。” 中国的人口数量虽然相当于日本的11倍多，但从人口密度来说，每平方公里中国为145人，日本为345人，可见，中国的人口密度不到日本的一半，而日本现在还鼓励生育。按照李铁的逻辑，只看人口数量而不看人口密度，中国有14亿人口就是人口过多，日本有1.27亿人口就不是人口过多，那么假如把中国的每个省份都看作独立经济体，每一个省份的人口都少于日本，就不是人口过多了？就可以讨论提高出生率和鼓励生育问题了？除了日本以外，德国、英国的人口密度也高于中国，现在德国和英国也在鼓励生育。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都不认为本国人口过多，中国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人口过多？ 李铁一再强调“中国人口基数大”，事实上，中国人口基数大，一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美国的历史比中国短得多，人口当然比中国少；二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既不像罗马帝国那样分成几十个国家，也不像印度那样分成两、三个国家（先是分出一个巴基斯坦，后来巴基斯坦又分出一个孟加拉国）。如果印度不分裂，那么现在印度人口就已经超过中国了。 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下，中国人口过多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加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特别能生孩子。但实际上，所有留存下来的民族都拥有顽强的生育文化。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不同部落融合汇聚才成就了统一的华夏民族，之后社会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农业发达；这些都是促进繁衍生息和人口增长的有利因素。在过去两千多年，除战乱时代外，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通常都在20%以上。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再大，也不能得出“人口过多”的结论。比如，新加坡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几十倍，但新加坡现在仍然鼓励生育。归根结底，我们与李铁的分歧在于，李铁把人口看作是负担，认为人的平均价值是负数；而我们把人口看作是财富，认为人的平均价值是正数。 中华文明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 虽然中国现在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作为一个文明，中国现在并无人口优势。比如，西方文明就有十多亿人，内部拥有共同的种族、语系，宗教、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高度整合，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和利益共同体。人口是文明传承的基础。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如下图，即使现在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份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彻底衰微。 注：中华文明含中国大陆和我国港澳台地区，1950年前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1988），之后来自2010年人口普查的推算。其他国家1950年前来自Maddison（2008），之后为联合国人口署中方案预测。 当然，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人口质量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条件，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与人口数量成正比。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质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 边际效应与规模效应 李铁说：“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边际效应，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经济规模下，效益可能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规模边界，效应会递减，人口也是如此。” “边际效应”又称为“边际效益递减”，说的是在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产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举例来说，假设一个人耕种一亩耕地，产值是1000元；如果两个人耕种两亩耕地，总产值就是2000元；而如果人多地少，两个人耕种一亩耕地，总产值可能只有1400元，人均产值只有700元。 对于农业来说，“边际效应”基本上是适用的，人口越多，人均耕地越少，人均产值越低；然而，对于工业和服务业来说，却适用另一种效应----规模效应。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产值最高的产业并不是农业，在很多国家，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农业的产值高得多。例如，在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和畜牧业）产值仅占GDP总量的7.1%，第二产业占39.0%，第三产业占53.9%。 在一定范围内，人口越多，工业和服务业越容易发展，生产效率越高，人均产值越高。以制造业为例，一家公司生产100万个产品的单位成本要远远低于生产1万个产品。以交通业为例，人口密度越大，人均交通成本就越低，公共交通越发达。人口密度越大，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越小。人多市场大，规模生产就有了效益。人口越多，会导致需求你产品的人越多，同时导致你的竞争者也越多，从而促进技术进步。 劳动力是否短缺无关人口数量 李铁说：“在梁建章先生和黄文政先生的观点里，最为简单的逻辑就是未来中国人口会因出生率的下降而减少，特别是会出现人口或者劳动力短缺的时代。” 显然李铁严重误解了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从未以中国劳动力短缺为理由而鼓励生育，也没有在任何一篇文章说过，放开和鼓励生育的理由是就业问题。我们多次说过，人口数量的多少与失业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与劳动力是否短缺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人口萎缩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减少，需求也会相应减少，工作机会自然也会减少。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我们在评论李铁观点的第一篇文章中已详细分析过了，在此不再重复。 世界人口数量虽在增加，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水平的总趋势却在升高，说明最宝贵的财富，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价值占经济的比例总体上不断下降，现在占GDP的比例已不足5%。可见，相对人类创造和享用的财富来说，自然资源越来越便宜，人力资源却越来越昂贵。 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口过多 李铁说：“温室效应是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签订了气候条约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人类过度消耗资源导致了地球生态的恶化。” 实际上，地球本身一直处在持续性的变化和周期性的波动中，人类活动只是影响地球环境的众多因素之一。在人类存在以前，冰河纪与气候暖化曾交替出现。至于人类活动到底如何影响环境往往难有定论。即便这种影响显著存在，生产和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措施远比人口政策对环境的影响更重要。比如，上班族自己开车所造成的能源消耗、空间占用和环境影响，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政策差异对人口总量和环境的影响只有百分之几或几十，相比交通方式差异的影响低一个数量级。生育政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对人口规模产生可感受的影响。而在这期间，如果对环境问题认识到位、措施得当，完全可让环境改天换日。 而且，人口少未必意味着环境好。在环境质量上，人口稠密的欧洲优于人口稀少的非洲，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优于人口密度较小的中国。蒙古是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国家之一，但却位于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列，其中90%的草原受到沙漠化和土地退化的影响。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研究，在过去20年里，地表增加了200万平方英里的植被，相当于多出一块亚马逊雨林。而这其中三分之一的绿色增长竟然要归功于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虽然这其中是否有多大程度与气候变化有关并不确定，但中印两国在变得更富裕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而投入更多资源用于造林和植被改善的努力也功不可没。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两国巨量的人口规模甚至是改善环境的有利因素，这点与蒙古等人口稀少的国家环境加剧恶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相比之下，人口要少得多的巴西，其亚马逊雨林反而在不断萎缩。 全球的人口问题不能只由中国负责 李铁说：“继续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不仅会使中国要面对诸多发展中的困境，更会使全人类不得不面对未来人口过多而出现的各种问题。” 现在全球共有77亿人口，其中，中国人口为14亿，中国以外的人口为63亿。如果地球真的是人口过多了，那么世界各国都要参与控制人口的计划，尤其是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更应该控制人口，并且应该制定各国的人口控制比例。如果其他国家不限制生育，只在中国限制生育，我们想反问李铁：如果仅仅对中国14亿人限制生育，而其余的63亿人却不需要限制生育，这样能解决全球的人口问题吗？ 李铁说：“中国在控制人口方面已经给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是在牺牲中国无数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前提下实现的。但是也因为曾经的人口控制，减轻了中国发展的巨大负担。” 可以看出，李铁仍然是把中国人口看作是巨大的负担，把中国控制人口看作是“给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平均价值是正数，中国的极低生育率意味着勤劳和聪明的中华民族占世界的比例在急剧萎缩，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 绝大部分国家都不会把降低生育率看作是给世界作出贡献，因为这些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宝贵的资源，许多生育率远高于中国的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例如，法国政府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其中4-5个孩子的家庭是铜质，6-7个孩子的是银质，8个及以上孩子则是金质勋章。实际鼓励措施更不计其数。即便如此，法国生育率也只有接近2.0，依然不到更替水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也在竭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还是在极低水平徘徊。 总而言之，李铁的论点还是认为人口是负担，这个和200年前的马尔萨斯理论同出一辙。而马尔萨斯理论可以说是朴素的“农民”的人口理论，早已不适合现代经济体。200年前马尔萨斯时代，农业是最主要的行业，人均占地多当然会提高生产率。李铁也是不断地用农业和人均耕地的例子作为其论据。但实际上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已经步入工业，服务业和创新型经济，农业的占比也非常小，而中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早已不从事农业。所以，有些人现在还死抱着农民的惯性思维而得出“人口是负担”的结论，真可谓是谬之千里，这种错误观点对人口政策的改革极具误导性。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放开生育政策 东北就能“稳”住人口 治标更需治本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放开生育政策的建议，并非首次听到。近年来，随着人口增长速度放缓，有的地方还出现下降，有关如何稳定人口增长、放开人口生育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更有人建议，应当通过政策扶持的方式，鼓励年轻人生育。 人口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按理，放开二胎政策后，人口应当正增长。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人意，人口不仅没有正增长，反而负增长。过去那种小品描述的“海南岛”、“吐鲁番”现象，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根本看不到了。相反，丁克族则越来越多。 在人口问题上，东北无疑是更加令人担忧的地区。东北的人口流失之快，已经超过了过去公认为经济欠发达、就业吸纳能力不够强的西北一些地区。要知道，东北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国内的经济重镇，特别是重工业和基础原材料工业，更是东北的基础产业，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曾纷纷涌向东北，支持东北建设，促进东北发展。东北也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希望，为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东北经济明显呈现出后劲不足、创新力不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够的格局。由此也带来了东北人才和人口的大量流失，特别是人才流失，已经使东北经济面临了很大的人才缺口。而人才流失带来的经济动能下降、企业活力不足、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导致人口流失也在加快。补充人才和人口，确实是东北需要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在东北放开生育政策，通过新增人口来缓解东北人口流失带来的劳动力大幅减少的问题，满足东北经济发展需要，或许是一种方式。但是，很显然，这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是治标，不是治本。因为，完全领先新增人口来缓解人口减少的矛盾，且不说放开生育政策是否就能让年轻人生育，就是愿意生育，一方面，也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东北不具有吸引力，新增人口再多，也跟不上人口流失的步伐，形成生的越多、流失得也越快的恶性循环。 对东北来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试点放开生育政策，是可供选择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更多只能解决心理上的满足，而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东北需要的，是留住人才和人口，是让已经在东北的人不要走、让已经离开故土的东北人回来、让外地人再度涌向东北。也就是说，把东北的人口存量盘好，能够最大限度地留在东北和回到东北。如果存量人口不再出现流失，东北的人口就不会出现问题。否则，生得再多，也是为其他地区积累人口资源。 要解决东北地区人才和人口资源流失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东北地区的发展环境问题，解决东北地区人的观念问题。从人的观念来看，由于近年来大量东北人转移到外地、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工作或经营，已经逐步转变了思想观念，过去那种大国有、大保障、大锅饭的思想已经逐步消失，具有了市场化意识。因此，不需要做更多工作，且他们还会对没有离开东北的人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带动整个东北地区人的观念转变。真正需要关注的，还是东北的发展环境，尤其是营商环境。 从这些年来东北频频曝出的营商环境不佳的问题来看，确实反映了东北在如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方面，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像沿海地区那样把重心转移到服务上来，把思想转移到发展上来，把意识转移到市场上来，“官为上”的思维还很浓。自然，也就很难提供良好的服务了。没有良好的服务，就没有良好的市场环境。没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就没有投资者。没有投资者，经济就难以发展，人才和人口就难以留住。这就叫恶性循环。 所以，解决东北的人才和人口流失问题，一定要抓住问题的根源。生育政策可以放开，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东北人才和人口流失的问题。只有发展环境好了，外流的人员愿意回来了，东北才不会因为“人”的问题而担忧，东北的人才和人员结构才会越来越合理，广大投资者也才愿意到东北去投资。东北的“黑土地”，实质是非常适合创业的，只是受到了一些污染。消除掉了污染，一切也就回归正常了。 谭浩俊
意见领袖丨梁建章、黄文政 2020年全国两会上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议案很多，本文只简介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提案议案，并作简要的评论。 1）民盟中央提交《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案》，提出探索建立从怀孕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缴纳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 我们认为，民盟中央的这份提案总体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足之处是这一句“研究全面或者有条件地放开生育的可能性”，力度太弱了，完全没有紧迫感。全面放开生育，早就应该实施了，哪里还需要再“研究”？哪里还需要“有条件地放开生育”？ 2）九三学社中央提交《关于提前做好应对人口负增长，战略框架设计的提案》：国家应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调整生育政策，推动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变，推动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九三学社中央的这份提案总体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足之处是与民盟中央的提案一样力度不够，缺乏紧迫感。“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应该改为“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或“调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3）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提交《关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议》：取消生育三孩以上的处罚政策。而对于减轻育儿成本，黄细花认为，最直接的办法，可考虑由财政部统筹发放生育补贴。每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满6周岁时为止，国家财政每月发给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黄细花也建议补助托幼服务。许多双职工家庭不敢生育小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为此，建议各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统筹各类资源，兴建能满足当地需求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入园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 我们同意黄细花的鼓励生育建议，只是觉得力度还不够。我们认为，对于二孩和多孩家庭，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另外，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一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还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 4）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通过改革户籍制度、试点鼓励生育、加大教育投入等一系列组合拳，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目前东北三省全部呈现出人口负增长趋势，生育率几乎是全国最低的。我们认为，要振兴东北，首先要振兴东北的生育率。刘宏的建议，总体是不错的，如果能把“试点鼓励生育”改为“全面鼓励生育”就更好了，因为不但东北的生育率很低，而且全国的生育率也已经很低了，不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都应该全面鼓励生育。 5）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今年提交了《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包括冻卵的权利。 我们认为，单身女性理应享有实施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冻卵）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婚姻法》第25条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中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个“公民”的范围显然包括单身女性在内。可见生育权的权利主体不限于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既包括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也包括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公民。 6）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建议，男女双方均可在法定产假基础上申请延长假期至365天（夫妻双方休假合计）；在法定产假后的休假期间，按照全额工资的75%发放工资，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和人力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延长陪产假至38天，同时，加强监督执行。 林勇和熊思东都建议延长男性陪产假。我们也认为应该延长男性陪产假或男女合休产假，这样有利于缓解女性就业歧视。问题是，延长男性陪产假所产生的成本，如果由企业来承担，无疑会增大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对于延长男性陪产假所产生的成本，政府可通过适当减免企业所得税来减轻企业负担。 另外，林勇建议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我们认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这一句应该改为“所有生育子女的夫妻”，因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仍然区分合法生育与非法生育，实在是画蛇添足。按照林勇的建议，生育一胎和二胎的夫妻可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生育三胎的夫妻就不能共同享受产假，更不能获得延长生育假。 7）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孙永春也建议，重视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在适当时候放开计划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我们认为，应该直接提议全国全面放开生育，而不是先在某个地区全面放开，也不应该建议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现在还需要什么试点？世界上99%的国家早已“试点”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港澳台也早已“试点”全面放开生育。 近十年来，每年全国两会都有很多代表委员提交人口政策改革的提案议案，但人口政策改革的步子还是太慢了。全面二孩政策从2016年元旦实施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全国出生人口也已经连续三年下降，但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仍然迟迟没有落地，处罚生育三孩夫妇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在中国出生人口面临大幅萎缩的今天，我们希望决策层尽快转变人口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意见领袖丨梁建章、黄文政 2020年全国两会上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议案很多，本文只简介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提案议案，并作简要的评论。 1）民盟中央提交《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案》，提出探索建立从怀孕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缴纳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 我们认为，民盟中央的这份提案总体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足之处是这一句“研究全面或者有条件地放开生育的可能性”，力度太弱了，完全没有紧迫感。全面放开生育，早就应该实施了，哪里还需要再“研究”？哪里还需要“有条件地放开生育”？ 2）九三学社中央提交《关于提前做好应对人口负增长，战略框架设计的提案》：国家应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调整生育政策，推动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变，推动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九三学社中央的这份提案总体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足之处是与民盟中央的提案一样力度不够，缺乏紧迫感。“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应该改为“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或“调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3）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提交《关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议》：取消生育三孩以上的处罚政策。而对于减轻育儿成本，黄细花认为，最直接的办法，可考虑由财政部统筹发放生育补贴。每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满6周岁时为止，国家财政每月发给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黄细花也建议补助托幼服务。许多双职工家庭不敢生育小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为此，建议各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统筹各类资源，兴建能满足当地需求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入园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 我们同意黄细花的鼓励生育建议，只是觉得力度还不够。我们认为，对于二孩和多孩家庭，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另外，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一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还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 4）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通过改革户籍制度、试点鼓励生育、加大教育投入等一系列组合拳，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目前东北三省全部呈现出人口负增长趋势，生育率几乎是全国最低的。我们认为，要振兴东北，首先要振兴东北的生育率。刘宏的建议，总体是不错的，如果能把“试点鼓励生育”改为“全面鼓励生育”就更好了，因为不但东北的生育率很低，而且全国的生育率也已经很低了，不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都应该全面鼓励生育。 5）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今年提交了《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建议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包括冻卵的权利。 我们认为，单身女性理应享有实施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冻卵）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婚姻法》第25条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中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个“公民”的范围显然包括单身女性在内。可见生育权的权利主体不限于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既包括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也包括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公民。 6）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建议，男女双方均可在法定产假基础上申请延长假期至365天（夫妻双方休假合计）；在法定产假后的休假期间，按照全额工资的75%发放工资，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和人力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延长陪产假至38天，同时，加强监督执行。 林勇和熊思东都建议延长男性陪产假。我们也认为应该延长男性陪产假或男女合休产假，这样有利于缓解女性就业歧视。问题是，延长男性陪产假所产生的成本，如果由企业来承担，无疑会增大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对于延长男性陪产假所产生的成本，政府可通过适当减免企业所得税来减轻企业负担。 另外，林勇建议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我们认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这一句应该改为“所有生育子女的夫妻”，因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仍然区分合法生育与非法生育，实在是画蛇添足。按照林勇的建议，生育一胎和二胎的夫妻可以共同享受产假并获得延长生育假，生育三胎的夫妻就不能共同享受产假，更不能获得延长生育假。 7）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孙永春也建议，重视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在适当时候放开计划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我们认为，应该直接提议全国全面放开生育，而不是先在某个地区全面放开，也不应该建议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现在还需要什么试点？世界上99%的国家早已“试点”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港澳台也早已“试点”全面放开生育。 近十年来，每年全国两会都有很多代表委员提交人口政策改革的提案议案，但人口政策改革的步子还是太慢了。全面二孩政策从2016年元旦实施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全国出生人口也已经连续三年下降，但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仍然迟迟没有落地，处罚生育三孩夫妇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在中国出生人口面临大幅萎缩的今天，我们希望决策层尽快转变人口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本文作者介绍：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意见领袖丨梁建章、黄文政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按照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但医学界一般是以0-14岁的儿童为儿科的研究对象。我国卫生部规定：临床以出生至14周岁作为儿科的就诊范围。所以本文所说的儿童，是指0-14岁的儿童。 在中国，有关人口问题的新闻报道中，常常可以看到“老龄化”这个词，相比之下，“少子化”这个词较少出现。然而，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少子化问题比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少子化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0-14岁人口逐渐下降的现象。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少子化和老龄化都在加剧，但少子化比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快得多。下面是我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36.3%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40.4%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33.6%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7.86%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2.89%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16.6% 从上面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除了第二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上升以外，其余各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均下降了，其中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仅相当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一半。 不过，近几年由于中国陆续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中国的儿童人口占比有所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78%。 但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正在衰减，中国出生人口正在步入下跌通道。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上年减少58万。这是继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全年出生率仅为10.48‰，该数据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由于2019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大约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可以预计，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儿童占人口比例又会继续下降： 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在急剧下降。近年来中国育龄妇女数量平均每年减少500万左右。例如，在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8年减少500多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人。这个萎缩可以从近年新婚人数每年减少7%-8%上得到佐证。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这是近十年来，结婚数量首次低于千万对。在未来10年，处于22岁到36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以上。在生育意愿不变的情况下，育龄妇女数量越多，出生人口越多；育龄妇女数量越少，出生人口越少。 二是新一代的生育意愿更低。这背后的原因包括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生育一孩成为大部分家庭的默认选择。此外，大学扩招虽然大大促进了近年的发展，但也可能是降低生育率的一次性因素。如今每年大学招生约600-700万人，即同龄中约40%的人要上大学。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可能推迟生育时间，甚至减少生育数量。 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一是现代技术水平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质量，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二是女性就业的普及与父母自身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三是生活的丰富和养老的社会化，降低了养育孩子的情感和现实收益。四是便利的避孕措施，给低生育水平提供了技术条件。如果在未来几年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中国年出生人口不可避免会降至一千万以下。 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迅速恶化，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不断加重。这种负担不仅是经济的，也有心理上的。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的逐渐老去，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 如果拿中国与美国相比较，2015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5%，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6%，可见，美国老龄化程度高于中国；然而，中国0-14岁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6.5%，美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9.2%，可见，中国少子化问题比美国更严重。 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谈到日本少子化问题时，说出了这样的话：“现在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少子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但日本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鼓励生育了。如果中国不尽快鼓励生育，将来的少子化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事实上，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中国近几年的生育率就已经比日本更低了。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儿童占比不断下降，意味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后继乏人。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能一拖再拖了，一个民族，如果儿童占人口比例长期不断下降，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本文作者介绍：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意见领袖丨梁建章、黄文政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按照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但医学界一般是以0-14岁的儿童为儿科的研究对象。我国卫生部规定：临床以出生至14周岁作为儿科的就诊范围。所以本文所说的儿童，是指0-14岁的儿童。 在中国，有关人口问题的新闻报道中，常常可以看到“老龄化”这个词，相比之下，“少子化”这个词较少出现。然而，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少子化问题比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少子化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0-14岁人口逐渐下降的现象。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少子化和老龄化都在加剧，但少子化比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快得多。下面是我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36.3%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40.4%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33.6%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7.86%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2.89%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16.6% 从上面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除了第二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上升以外，其余各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均下降了，其中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仅相当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一半。 不过，近几年由于中国陆续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中国的儿童人口占比有所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78%。 但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正在衰减，中国出生人口正在步入下跌通道。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上年减少58万。这是继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全年出生率仅为10.48‰，该数据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由于2019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大约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可以预计，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儿童占人口比例又会继续下降： 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在急剧下降。近年来中国育龄妇女数量平均每年减少500万左右。例如，在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8年减少500多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人。这个萎缩可以从近年新婚人数每年减少7%-8%上得到佐证。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这是近十年来，结婚数量首次低于千万对。在未来10年，处于22岁到36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以上。在生育意愿不变的情况下，育龄妇女数量越多，出生人口越多；育龄妇女数量越少，出生人口越少。 二是新一代的生育意愿更低。这背后的原因包括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生育一孩成为大部分家庭的默认选择。此外，大学扩招虽然大大促进了近年的发展，但也可能是降低生育率的一次性因素。如今每年大学招生约600-700万人，即同龄中约40%的人要上大学。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可能推迟生育时间，甚至减少生育数量。 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一是现代技术水平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质量，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二是女性就业的普及与父母自身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三是生活的丰富和养老的社会化，降低了养育孩子的情感和现实收益。四是便利的避孕措施，给低生育水平提供了技术条件。如果在未来几年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中国年出生人口不可避免会降至一千万以下。 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迅速恶化，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不断加重。这种负担不仅是经济的，也有心理上的。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的逐渐老去，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 如果拿中国与美国相比较，2015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5%，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6%，可见，美国老龄化程度高于中国；然而，中国0-14岁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6.5%，美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9.2%，可见，中国少子化问题比美国更严重。 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谈到日本少子化问题时，说出了这样的话：“现在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少子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但日本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鼓励生育了。如果中国不尽快鼓励生育，将来的少子化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事实上，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中国近几年的生育率就已经比日本更低了。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儿童占比不断下降，意味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后继乏人。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能一拖再拖了，一个民族，如果儿童占人口比例长期不断下降，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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