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前部长苗圩，在某知名媒体主办的论坛上表示，近年来，我国已走出了人口红利期，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人口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值得高度重视。苗圩提供的数据显示，全面放开二胎后，也并没有引发生育高峰。2019年我国新生婴儿1465万人，出生率降至10.48‰，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人。 苗副主任的此论一出，人们立马将其与此前网络上热议的“全面放开三胎”的讨论联系了起来。经济分析师任泽平就以《建议先放开三胎：中国人口报告2020》为题，刊发了团队研究出的年度人口报告。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为此，任泽平建议提供孕期补助、加大幼龄孩童托育服务供给等公共服务，以鼓励生育。 其实，早于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就曾向全国人大递交过一份实行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的议案。他在议案中写道：“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20余年，如不尽快调整人口政策，增加人口，中国将会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故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就为何要建议放开三孩政策？朱代表给出的解释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和预期有着很大的差距，不仅没有引起人口的井喷，人口出生率还是在下降”。 但问题在于，既然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其实施效果和预期，有着很大的差距。那么，全面放开三胎，又何尝不会如此，进而再次出现“不仅没有引起人口的井喷，人口出生率还是在下降”的现象呢？甚而可以说，这种现象将是一种必然。原因在于，以目前的养育成本和养育观，不要说全面放开三胎，就是全面放开生育，人口都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是的，高企的养育成本，无疑是当前制约我国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之一。 首先表现为，高房价已然是“最好的避孕药”。美国最大的房产平台zillow，于2018年年中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房价平均每上升10%，生育率就下降1.5%。在洛杉矶、西雅图、纽约这样房价高企的大都市，房价对生育率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除此之外，报告还显示，与房价上涨相伴的是，美国女性的生育年龄，也从2010年的27岁推迟为29岁，整整推后了两年时间。而在生育率方面，据统计2007年美国生育率数字为2.12。到2017年时，该数值已经下跌至1.76。简单来说就是，近年来，美国的房价不断的创新高，其生育率则在不断的创新低。 易君健、易行健用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的数据，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也得出相似的结论：房价指数上升1%，总生育率将下降0.45%。 那么中国内地呢？就房价与生育率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葛玉好研究员在《人口研究》（2019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的学术论文。论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论文选用已婚夫妇结婚当年，和结婚5年后的房价，分别作为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比较一套房和多套房的相关结论，讨论了房价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渠道。研究发现：1、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显著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2、房价推迟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房价每上涨1000元，初次生育年龄将提高0.14-0.26年；3、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理论上存在挤出效应。文章的结论表明，我国生育率下降与房价上涨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事实上，早于2018年4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曾提出一个“六个钱包论”。说的是，一对年轻人想结婚了，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方能凑足这套房子的首付。一个孩子尚且要掏空一家三代人的“棺材本”，若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得掏空多少个钱包呢？哪里有足够的钱包，可供掏空？ 以上是我国城镇户籍居民所面临的生存与生育难题，那么农村户籍居民呢？他们的生育意愿也高不到哪里去。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农村地区适龄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在城镇务工。新华社新媒体曾于2018年8月17日刊发过一篇题为《特写：农民工夫妻的七夕爱情故事》的文章，文章写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有配偶的占64.5%。大多数农民工夫妻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正如新华社提及的，大多数农民工一年尚且难得见上一面，这生育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当然，相比于上述农民工，还是有少数幸运儿的。在异乡，他们夫妻可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孩子的教育高昂的学费问题，同样可以成为他们“最好的避孕药”。受限于户籍制度，可在务工地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务工人员的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办学校。而这些教学水平一般的学校的学费，通常贵的惊人。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这类学校的学费，通常都在每学期1万元以上。如果再加上校车费、通讯费、午餐费、托管费……在这类学校就读，全年的各种学杂费加总起来，至少需3万元以上。而这些农民工的收入却低的惊人，人社部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末，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3485元，东部地区收入稍高，为月均3677元。这也就意味着，剔除全家的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外，一个务工人员的全年所得，仅够一个子女在城市的教育支出。若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么其父母基本就是为孩子的学费打工了！ 我想，这也正是为何放开二胎后，人口不仅没有引发井喷，反倒是出生率开始下降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此，如在政策上，不能切实的帮国民降低养育成本，不能切实的帮国民扫清上述后顾之忧，就是真的全面放开三胎，乃至全面放开，试问又有多少人具有有效生育需求（有生育的想法又具有生育条件）呢？生育率又怎可能提高呢？ 也就是说，要想提高生育率，政府不能单靠“放开三胎”。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韩国每月30万韩元重奖生孩子。15日，韩国政府敲定了“第4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韩国政府将从2022年起为0-1岁婴儿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2025年逐步增加到50万韩元。此外，韩国政府还将一次性给予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 新政还推出了“3+3育儿假”制度，即由父母双方为不满12个月的子女申请3个月育儿假，每人每月最多可获得30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鼓励“夫妻双方共同育儿”。 主导这次政策的总统直属的“低生育率·老龄化社会委员会”说，低生育率应该被视为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问题。在就业关系不稳定、住房成本居高不下、竞争过度、不能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社会结构下，许多韩国年轻人感到婚育困难，不再认为这是生活中的必然选择。 韩国《先驱经济报》称，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减少，导致一个国家或民族“不知不觉间萎缩”，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低生育率加上老龄化问题，将对经济、教育和国防产生巨大影响。
最近，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日本、韩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是前车之鉴 李纪恒的文章引发媒体广泛解读。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就算是跌破警戒线——因为生育率一旦跌到1.5以下，就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生育率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 考虑到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属于东亚国家，在传统上也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下面举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来说明低生育率危机。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6年至1948年出现了短暂的婴儿潮，总和生育率超过4.0。从1948年开始，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节育的措施。随后日本生育率逐步下降，到1950年代末，日本生育率已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后一直到1970年代中叶，日本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上下波动，没有明显的变化。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下1.57新低时，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被称为“1.57危机”。到1995年，日本的生育率首次低于1.5，并在2005年跌到1.26。随着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日本的生育率在2015年回升到1.45，但一直未能提升到1.5以上。近年来，日本的生育率在1.4左右。 为了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本的退休年龄已经不断上调，目前，日本退休年龄为65岁，将于明年4月实施的一项法律修订案呼吁企业允许员工工作到70岁，以部分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政府甚至提出了“终身不退休”的规划。另外，《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已于2019年4月1日正式生效，日本政府试图引进外国移民来填补本国劳动力缺口。 韩国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国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韩国的生育率高达6.0。在这种人口压力下，韩国从1962年开始全面推行鼓励少生的政策。随后，韩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到1995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63。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于90年代中叶批准了人口政策的转变，取消鼓励少生的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的生育率并没有回升，2004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2。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朝野的极大忧虑，不得不于2005年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成立由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2010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拨款3.7万亿韩元（约合37亿美元）以提高生育率。这一数字约合37亿美元，不到韩国GDP的0.5%，与欧洲国家相比，仍是相对较低。 尽管已经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以来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垫底。2017年韩国的生育率降至1.05，2018年更是跌破了1，成为全球生育率唯一进入“零字头”的国家。2019年，韩国的生育率跌到0.92，依然是全球最低。 去掉二孩堆积，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1-1.2 近几年，由于存在二孩堆积效应，中国的生育率略高于日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但其中有0.3-0.4的生育率可归因于二孩堆积效应，所以，如果扣除二孩堆积效应，这几年的生育率仅为1.1-1.2之间。 比如，在2017年1.58的总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实际上，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可见这几年的数据存在着特殊性，是在刚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所产生的特定情况，并不具备长期的可复制性。如果去掉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因此，随着二孩堆积趋于消失，总和生育率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将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 这一趋势早就体现于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从2010到2015年，抽样调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仅0.73、0.67、0.80、0.78、0.72、0.56。由于对生育一孩从未有限制，不存在瞒报一孩的动机，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 妇女推迟或放弃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迟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会先降后升，但如果是放弃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很多推迟生育的妇女，在未来即使想生也未必如愿。从近年一孩生育率总体不断走低且持续如此之久的情形来看，未来的生育率回升空间十分有限。 中国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比日本更严重 生育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生育意愿低迷。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而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低迷，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偏高。比如，根据《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的数据，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5.2，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2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5.1和23.9。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过于高昂，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在一二线城市，育儿成本更高。比如最近媒体报道，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在上海养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付出约80万元，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而且，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第三，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在职场上，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样多；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上，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女性的高工作率加上托儿所奇缺，使很多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从而压抑了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 第四，中国的流动人口特别多。虽然中国的整体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五六十，但是农村户口的年轻人已经普遍在城市里打工，他们的生育意愿更接近于城市里的年轻人，所以生育的压力和意愿都不容乐观。 第五，中国至今存在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西方国家近年生育率的提升与非婚孩子比例的增加也有关系。比如，2016年欧盟国家非婚子女比例达到了43%，其中法国非婚子女比例最高，高达60%。这些国家保障未婚女性的生育权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尽管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据，但可以肯定中国的非婚生子女比例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中国对非婚生育仍然存在一些歧视性的政策，比如有些地方的计生条例规定，非婚生育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困难重重。而且，中国的现在人均GDP只有一万美元，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只有60%左右，未来随着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生育率将会进一步下降。 现在日韩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仍然无法把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有人说，鼓励生育也没用，日韩不是例子吗？但如果日韩不鼓励生育，现在的生育率会更低。生育率的下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所以可以称为“低生育率深渊”。媒体上总在说日韩少子化问题多么严重，生育率多么低，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韩低得多，中国将来的生育率也会比日本更低，或许会与韩国和新加坡持平（新加坡近年来的生育率在1.1左右）。按照现在韩国和新加坡的生育率，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况且，人口急剧萎缩，也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因此，要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放开限制并大力鼓励生育。
一位日本内阁官员8日透露称，为了提振本国日渐低迷的生育率，日本希望通过助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帮助单身人士找对象。 该官员告诉法新社，虽然人工智能技术无法使人产生浪漫的想法，但它可以帮助人们寻找更多、更优秀的潜在匹配对象。另外，政府计划在下一财年拨款20亿日元（约合1.3亿元人民币），支持地方政府实施助力单身人士寻找爱情的计划。 “我们计划向运营和启动人工智能相亲项目的地方政府提供资金补贴。”他说，“我们希望以此为扭转日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出一份力。” 根据日本内阁的消息，全日本47个县中约有一半的县为民众提供相亲服务，而且其中一些县已经引入了人工智能系统。报道称，人工智能配对通常使用标准化形式列出人们的兴趣爱好，系统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数据显示，日本去年的生育率仅为1.36，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远低于维持人口数量所需的生育率。 而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是导致日本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原因之一，也是日本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政府试图努力确保不断萎缩的劳动力能够负担起不断膨胀的社会福利成本。
人口警报再度拉响！近日，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指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消息一出，立即引爆网络。然而，当舆论热议“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意味着什么”之时，却鲜有人意识到，我们有可能已经一只脚迈进了“低生育率陷阱”。一“低生育率陷阱”是什么？在解释“低生育率陷阱”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科普一下啥叫总和生育率。所谓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量，这是反映人口发展趋势极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学界通常将总和生育率达到2.1界定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能维持人口总量不增不减的生育率水平。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全球各地的总和生育率一再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总和生育率都接连跌破世代更替水平，有的还降至1.5以下。例如上世纪80年代，意大利与西班牙的总和生育率率先滑落至1.5以下，随后到了90年代，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拉脱维亚等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也都纷纷进入这个阵营（见图1），这一态势也在欧洲和亚洲等地区不断地蔓延扩散着。需要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几乎都没能回到1.5以上，有的甚至还一降再降到1.3以下，堪称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极低生育率时代”。这种“生育颓势”的出现和延续，引来了政府、学界乃至商界的广泛关注与深深担忧：倘若总和生育率长期维持在1.5以下的超低水平，未来势必要在经济活力、劳动力供给、养老医疗体系、代际公平、综合竞争力、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等多个领域持续面临巨大挑战，而且总人口规模也将不可避免地萎缩，最终甚至将归于消亡。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地利学者鲁茨（Lutz）于2005年首次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他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再想重新回升至1.5以上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宛如掉入陷阱一般难以自拔。正因如此，1.5被公认为是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为什么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就很难爬出来？根据鲁茨等人的研究，“低生育率陷阱”具有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分别来自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层面，它们会把生育率牢牢地锁定在低水平：（1）人口学机制人口负增长具有惯性，因过去的低生育率而导致未来出生人数越来越少，与之相应的是未来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减，进而使得出生人数持续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而近期生育水平越低，未来这种负面影响的压力就越大。（2）社会学机制其核心概念为“个人理想家庭规模”。鲁茨等人认为，个人的生育偏好会受到实际生育率的影响，年轻一代如果生活在家庭孩子数量比较少的环境当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下，他们的理想家庭规模也会随之缩小，这便导致年轻一代到了育龄之时，会有意识地减少孩子的生育。（3）经济学机制该机制大致可以表述为，个人渴望的消费与预期收入的差距会导致人们减少生育——这一观点源自于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的“相对收入假说”：一方面，生育率的下降叠加老龄化的加速，经济发展前景和社会保障形势不容乐观，年轻一代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会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年轻人物质消费要求和欲望普遍较高，除了经济发展让他们的家庭变得更富裕之外，此前生育率的下降也让他们体会到了兄弟姐妹较少时，自己生活水平的确是在提升的，他们亦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状态。于是，随着个人渴望的消费档次与预期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很多年轻人都认为未来自身经济状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故而选择减少生育数量或者推迟生育年龄。上述三个机制，构成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核心内容，也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后就长期难以回升。为此，鲁茨等人呼吁，要想摆脱“低生育率陷阱”，必须要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政策来提高生育率，特别是在年轻人“理想家庭规模”还不是太低的时候就应该采取措施，否则就晚了。二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率陷阱”概念的问世，在人口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它不仅被世界各国广泛引用，还成为了一些低生育率国家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在我国，人口出生率走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Wind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一路下滑，从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尽管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一度明显回升，但在此后三年里又出现了连续下降，2019年仅为10.48‰，比2018年下降了0.46个千分点，创下了历史最低值（见图2）；与之相应的是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已经是自2016年以来出生人口的连续第三年减少。正因为人口形势的日益严峻，近些年“低生育率陷阱”频频被学界提及，不过学者们所持态度并不完全相同。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65左右，并没有达到“低生育率陷阱”的临界值；还有学者坚称，我国生育率存在低估，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已是确凿无疑。如今，民政部官方首次公开承认我国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而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结果同样显示，2018年和2019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95和1.47，均低于1.5的临界值——需要指出的是，这当中存在二孩生育的堆积效应，如果将其扣除，我国2018年与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势必要比上述数据低得多。很显然，在统计学意义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的区间。而这一切，都要归因于国人生育意愿的走弱，人口出生率没有因为“全面二孩政策”而持续性地回升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届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不愿意生娃呢？首当其冲的原因，便是经济压力。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有网友曾经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另有数据显示，在全国养娃成本最高的10座城市里，排名最高的北、上、深、广均在200万元以上，就连排名第10的长春也要121.5万元（见图3）。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更何况，一二线城市高昂的房价以及医疗养老的支出都还没有计算在内，而这些都是导致人们不想生娃的压力之源。此外，还有两点原因在掣肘着生育率的提升：一方面，“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在不少父母看来，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的方式成为了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另一方面，女性地位已明显提升。当前，我国女性中的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逐年扩大，这群现代女性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故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国人不想生娃的理由，很大程度上与前文讨论的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相吻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确在客观上存在着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诚如民政部部长所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必须要尽快找到解题之匙。三“低生育率陷阱”能摆脱吗？话说回来，“低生育率陷阱”真的无法摆脱吗？答案是否定的。尽管该理论问世伊始，曾引发了不少国家极大的不安甚至是恐慌，但仅仅过了三年时间，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就由2005年的1.29回升至2008年的1.5，此后多年更是长期保持在1.6~1.8的区间内。不仅如此，自2008年前后，白俄罗斯、瑞士、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多个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回到了1.5以上（见图4），从数据上看，这些国家已然摆脱了“低生育率陷阱”的困扰。至此，低生育率的回升现象也开始对“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构成了挑战，不少学者甚至开始质疑“低生育率陷阱”是伪命题。暂且不提这个“陷阱”是否真的存在，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诸多国家至今仍深受低生育率所困，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难当头”的呼声依旧令人心有余悸。为了不重蹈日韩等国家的覆辙，对于形势愈发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从那些总和生育率回升至1.5以上的国家身上，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毕竟，生育率不会平白无故地自己反弹，肯定是那里的人们找到了一些好办法。事实上，在低生育率困境的倒逼之下，很多国家都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实践，范围涵盖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经验。主要涵盖四大方面：第一，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第二，减少父母（特别是母亲）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第三，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第四，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并在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等方面做文章。此外，上述国家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低生育率问题，因为经济形势的向好能够有效带动民众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他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自然也就愿意生娃了。这也应了邓公的那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不过，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基于具体国情与国力，而不是照搬国外的经验。至于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也是对国人智慧的考验。四尾声时至今日，生娃这件事除了代表着生命的延续、香火的传递和希望的寄托之外，还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就像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然而，生育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生育问题，普天之下皆是如此，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8月11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对人口和老龄化的再认识》，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八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由于李铁在8月1日和11日的文章中都谈到生育率问题，所以我们这篇文章的重点讨论生育率问题，并在文末请李铁回答几个问题。 关于两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 李铁说：“关于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从李铁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既没有看明白我们上一篇文章中关于生育率的内容，也不了解关于生育率的官方统计数据。下面我们分别说明这两个问题： 其一，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说：“李铁对于人口数据采用双重标准，对他观点有利的数据就采用，对他观点不利的数据就不采用。例如，他在7月29日的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中说，对于人口数据，‘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7月31日《七评李铁》一文中反问李铁：‘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李铁却在8月1日的文章中又不认可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生育率数据了。” 既然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说了“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李铁又有什么依据得出“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这个结论呢？ 其二，关于生育率的官方统计数据，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都有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这两本书都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并公开发行。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表6-6《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可以计算得生育率为1.22，而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6-3 《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可以计算得生育率为1.18。所以，李铁说“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1.22和201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1.18就一定是正确的，例如，我们在2019年10月9日发表的文章《新中国70年人口政策的回顾》中说：“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22，即使漏报率高达20%，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5”，也就是说，我们考虑到了漏报因素。 李铁接着说：“后来，统计局对于当时因各种体制原因导致的统计偏差进行了修订和调整，成为可引用的数据，即代表了国内官方统计结果，也得到了国际上包括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充分认可。” 关于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1.22，当时的国家计生委却以漏报为理由而大幅调高为1.8。虽然人口普查确实存在漏报，但40%以上的调整幅度是匪夷所思，所以1.8的生育率数据被广泛质疑，难道李铁认为1.8的生育率数据是准确的？ 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将是多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生育率为1.49；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生育率为1.4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如果我们分析孩次结构，就会发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面临快速下降的趋势。 以2019年为例，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 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趋势，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终可能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数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2019年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中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估计在政策实施后的四、五年之内释放完毕，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除非大力鼓励生育能够显著提升生育率。 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迟早会消亡 李铁说：“假如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老龄化问题则要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按照梁建章和毛大庆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出生更多的人口来面对人类寿命的延长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即使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在进入负增长之后将会不断下降，并且迟早会消亡（在不考虑外国移民的前提下）。所以，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有必要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 发达国家就没有养老金支付压力吗？ 李铁说：“养老金支付是否有压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取决于生育率水平高低。” 按李铁的逻辑，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就不会有养老金支付压力了。但日本、德国都是发达国家，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养老金支付压力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例如，2019年8月日本政府发布的养老金预估报告显示，估计未来每对日本夫妻每月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不断下滑。目前，日本政府预估的养老金替代率为61.7%，到2040年左右，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下滑至51%~52%，而在2050年左右，将进一步下滑至45%。 “人口过多”不是一个筐，能装进所有问题 在李铁看来，“人口过多”就是一个筐，只要对他观点有利的就可以往里装。比如，李铁一再把就业难的原因归咎于“人口过多”，但他并没有给出任何数据来论证这一点。 我们在6月23日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会导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机会也变多。并且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我们还给出了全球180个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以及中国各省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的两个图来作为论证的依据。 归根结底是怎么看待人的价值 虽然我们与李铁在生育率数据方面的观点有分歧，但最大的分歧并不是生育率数据，而是怎么看待人的价值问题，是把人的价值看作是负数还是正数？换句话说，是把人口看作是负担还是财富？如果把人口看作是负担，那么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因为减少人口意味着减轻负担。 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几千年来，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这就证明，人的平均价值是正数，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 李铁的多篇文章，总是强调“人口过多”会带来就业难、收入水平低等一系列问题。支持限制生育的人，也总是强调人口增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认为减少人口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按照限制生育的思维方式：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吃了吗？ 住房不够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住了吗？ 能源不够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用了吗？ 鞋子太小怎么办？把脚削小一点，不就合穿了吗？ 如何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因而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下面以两个假想的国家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种办法是“以物为本”，实行限制生育来适应外部环境。例如，有一个国家（称为甲国）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甲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甲国政府决定实行限制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于是，甲国的人口长期以来基本保持不变，一直是农业国。 第二种办法是“以人为本”，改造生存环境以适应人口的增长。例如，有一个国家（称为乙国）原来绝大部分人口也都从事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乙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然而，乙国政府并不实行限制生育，而是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粮食亩产量，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新的产业。于是，乙国的人口虽然不断增长，但人均收入反而越来越高。 请李铁回答几个问题 虽然李铁写过很多文章，一再谈到“中国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但他对一些重要的人口问题却没有明确的态度。因此，我们想请李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既然你一再说“中国人口过多”，那么请你回答中国人口数量降到多少才不是过多，论证依据是什么？ 二、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会是多少？ 三、请问你认为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在讨论问题时，双方应该对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有明确的观点，而不应该含糊不清。因此，我们希望李铁能回答上述几个问题。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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