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毛大庆先生和梁建章先生分别刊文，再次强调生育率降低对于中国老龄化的影响。 但我认为，虽然生育率降低会导致老龄人口比重有所增加，但是并不是老龄化的绝对原因。也就是说，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不是因为所谓生育率降低，而是出生预期寿命的延长。假如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老龄化问题则要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按照梁建章和毛大庆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出生更多的人口来面对人类寿命的延长呢？答案是否定的。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老龄化的出现与社会进步有直接关系，因为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会大大延长人均预期寿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预期寿命的提高都与国家的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而并不取决于生育率的下降，这应该说算是一个常识。 上述观点，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前提。 低生育率不是一个筐，能装进所有问题 关于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后来，统计局对于当时因各种体制原因导致的统计偏差进行了修订和调整，成为可引用的数据，即代表了国内官方统计结果，也得到了国际上包括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充分认可。而梁建章并不了解有关部门在人口生育率统计方面的具体过程，加之坚信自己的观点，选择采用并没有被官方对外公开的统计数据，这只是出于个人观点的需要，并不代表借此数据得出的判断是客观公正的。 因此，梁建章所列举的各项数据从基础上就出现了较大偏差。建议他可以去查阅有关方面正式发布的数据，相关的结果，以及具体分析和研究的资料。 梁建章提出，中国养老金出现的支付危机等问题，确实存在。当前各地之所以不愿意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就是原因之一。然而，真正导致养老金支付压力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低生育率。 支付压力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人口流入地区养老金缴纳率偏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保缴纳率在2019年只有21%，这是中国得以维持低成本劳动力的一个重要体制原因。如此低的缴纳率，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养老金支付。另外，在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和自主就业的城镇劳动力中，如何缴纳社保存在着严重的体制问题，也影响到对这些人未来的社保支付。 但不管怎么样，社保支付能力最终取决于地方的财政能力，而财政能力则主要由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就业水平决定。比如，在同样人口规模的地区中，一些地区的区位条件和营商环境等方面条件较好，另一些则较差，前者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远高于后者，显然前者未来的财政支付能力会比后者高很多，相应的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也就小很多。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知道，养老金支付是否有压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取决于生育率水平高低。 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非农就业能力下降，人口流出，显然财政能力不足。不仅仅是养老金难以支付，即使是行政办公的运转费用和公务员的工资支付都成为问题，总不能把这些问题也归结为所谓的生育率下降吧？ 从关于养老金的讨论就可以看出，我和梁建章、毛大庆在讨论中经常遇到的一个较大的分歧就是，本来是由于其他的体制和机制以及客观条件等原因造成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问题，而他们都会将之归结为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所以就会经常出现因果倒置。 例如，科技竞争力下降或者是产业发展水平增长速度缓慢，梁建章和毛大庆都归结为所谓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如果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也不用讨论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打压和产业腾飞的压制，而中国现在在科技上同样遭受到美国的欺凌，也都可以归结为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虽然与广场协议的时间已经过去了40年，中国也出现了老龄化的迹象，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认同美国的科技霸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竞争能力面临什么样的未来，不用讨论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认为，在梁建章和毛大庆看来，生育率就是一个筐，只要对他们观点有利的就可以往里装。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只考虑所谓的生育率问题进而引申到老龄化问题，严重忽视了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更重要的因素。 梁建章在文章中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计算所谓一个人产生的社会价值会形成未来的人口结构中的分配关系。看似是经过详细的计算和数据推理。他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人口足够多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老人和孩子以及其他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还要考虑如何承担更多的人口负担。 比如，如何解决低收入人口的教育、卫生等相关公共服务——这个群体的数量远远超出了老龄人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的人口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一项国家任务就是扶贫攻坚；如何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农村的户籍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56%，常住人口也是40%左右。 我们也在面临启动内循环，其中最大的一个短板是中等以上收入人口仅为4亿，而中低收入人口达10亿之多。其中6亿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4亿人口月均收入在2800元以下。如何整体提高10亿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较低的状况，还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 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反复强调，要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重点是要提高生育率。这些大账都不算，只是纠结在所谓的老龄人口和生育率等问题上，显然已经走进了研究的误区。何况我们还存在着严重的就业压力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如何保障现有的适龄劳动人口就业难题。如果现在劳动力仍然严重的剩余，而且工资水平较低，我们如何发挥我们的人口优势？这其中不仅仅是包括巨量的城镇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还包括如何保证874万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全部就业，这都是巨大的压力。 对毛大庆提出关于未来老龄人口就业占比较高的担心，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是，中国未来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处于高位，是否有能力既解决所有适龄人口就业问题，而且还能保证他们的工资水平大幅提高？ 只有在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后，才有机会讨论如何延长就业人口的就业年限问题。而根据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外部的压力，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要面临着就业岗位严重短缺的压力。所谓经济上应对外部压力的持久战，当然也包括我们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发展放缓的问题。 在手机和一些工业制成品的市场，由于人口多，市场的需求就会扩大。这个观点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是当人均收入水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阶段中，市场的需求会出现两种状况，低端产品的倾销，市场的迅速饱和。 中国在2018年无论是房地产还是汽车或者工业制成品都出现了严重的滞销局面。原因是过多的人口仍处于中低收入水平，使得市场饱和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如何启动庞大的人口消费市场，还是需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这正好是我们目前的发展困境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一些所谓的人口学家，忽视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宏观经济压力，还在设想着在有限人口内如何把社会价值在不同年龄人口中进行分配，而不是考虑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方式，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显然陷入了狭隘的思维陷阱。 国际比较要考虑国情的差距 梁建章和毛大庆在讨论人口话题时经常举出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如果仔细分析，会成为他们观点的反证。 比如，谈论一个国家人口密度时，忽视了人口素质。而提高人口素质则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能力；讨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时，往往忽视了这个国家总人口与中国总人口的倍数差距；而当提出某一个国家成功的案例时，忽视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远超出中国，而人口基数则只是中国的一个零头；当提出人口优势的时候，又忽视了恰恰现在最具备人口数量优势的，都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 另外，他们举出一些发达国家成功的案例，但它们恰恰并不是因为人口数量优势，而是由于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优势而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观点，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谈过多次，在此没必要过多赘述。 毛大庆对中美印进行了比较，但却没意识到这是三个不同的国家，单纯的横向对比意义不大。从人口数量和素质上看，中国目前没有办法与美国相比，这已经超出了生育率的研究范畴。 毛大庆对印度的预期也过高。虽然近些年印度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就我几次去印度考察的经历看，虽然印度也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我从来不看好印度的未来。印度的人口到底是未来发展的红利还是累赘？我在和梁建章的讨论中已经明确表示是后者。不仅仅是印度，还包括其他人口数量较多的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因为人口密度高、数量多会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超过中国，更不要说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者了。 另外，毛大庆对于我关于科技进步会带来就业危机的观点，显然没有完全了解。如果站在传统的世界工厂的角度看待就业问题，会放大工业产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而未来的科技进步将实现就业替代，会导致传统容纳就业最多的工业企业的就业机会萎缩。 随着服务业就业占据主导地位后，会出现就业的两极分化现象：传统的服务业就业会更多依赖熟练和经验的人。因此年龄相对较大的人口会具有一定的优势；高技术的劳动密集服务业，需要的则是更多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人群体。即使如此，也不妨碍高龄人群在高科技和研究领域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日本的高龄人口的就业基本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年轻人则更多地从事工业和研发性质的就业岗位，这是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8月1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七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由于李铁这篇文章重点是谈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我们这篇回应文章也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问题，包括老龄化的原因、老龄化的后果以及应对老龄化的办法。<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在讨论老龄化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指出一点：李铁对于人口数据采用双重标准，对他观点有利的数据就采用，对他观点不利的数据就不采用。例如，他在7月29日的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中说，对于人口数据，“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7月31日《七评李铁》一文中反问李铁：“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李铁却在8月1日的文章中又不认可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生育率数据了。 人口老龄化的两个因素 导致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寿命延长，二是生育率下降。相比其他人均寿命相似的国家（比如巴西和墨西哥），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更高。所以中国老龄化的更重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万人。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统计公报，00后与10后共有32564万人，而80后与90后合计为42393万人。如此算来，本世纪前20年，比上世纪最后20年少出生了10375万人，减少幅度约四分之一。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年出生的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预计今年会继续下降。并且，由于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以及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趋于结束等原因，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出生人口将会持续减少。现在中国生育率比西方国家更低，但老龄化还没有西方国家严重，就是因为出生高峰的70后和80后还没有进入老年期，等到70后和80后进入老年期，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更加严重。而且，中国总人口在未来几年就会开始萎缩，最初比较缓慢，但会逐步加速。如果不能将生育率大幅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中国人口最终将进入持续性的快速萎缩。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均GDP约1万美元；而美国、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分别在1990年和1992年达12.6%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美元。可见，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是未富先老，应对老龄化的财力更不如发达国家。 严重老龄化冲击养老金体系 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问题，最直接的体现是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2018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 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左右，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同样是连续6年为负。财政部最近公布的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年度预算数据，可以看出各省份养老金的净上缴情况（详见下表1），广东省由于外来人口多、年轻人占比较高、老龄化程度比较低，净上缴的养老金最多。而东北三省由于长期生育率过低（东北的自然生育率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金亏空严重。2019年，东北三省人口均已进入负增长。如果中国不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东北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 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以工作者交纳的养老保费来支付老年人福利。随着老龄化加深，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而工作者减少又降低养老保费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年人福利或提高工作者的保费。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在中国遭遇普遍的反对，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延迟退休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201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为18.1%，未来会一路上升到40%左右。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未来怎么办？ 表1：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收支情况（单位：亿元）数据来源：财政部 延长退休年龄，当然是解决财政负担的不得已为之的措施，但老人占据更多的领导岗位和话语权，反而可能进一步压制年轻人的活力。最近二十年，日本企业在IT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和手机产业的败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尽管日本高科技产业相对竞争力下降背后有很多因素，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严重老龄化和人口萎缩是一个基础性因素。 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年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个观点从宏观来看是完全错误的。不论何种方式养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 技术进步是否可缓解养老压力？ 不妨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假设在当前社会中，平均意义下，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5万元的价值，其中15%分给老年人，60%分给自己，25%分给孩子。这里老年人、自己、孩子所得份额包含各种财政支出，如公共建设、社会服务、行政、国防等的价值分摊。考虑未来两种情形，一是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不变，依然是老年人15%、工作者60%、孩子25%。二是老龄化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是老年人45%、工作者40%、孩子15%。老龄化社会与稳定社会相比，老年人所得比例大幅增加，孩子所得比例下降。 技术进步让单位时间的工作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假设30年后的稳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10万元增加到5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6（0.6×10）万元增加到30（0.6×5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也是现在的5倍。由于老龄化和人口衰减会降低社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通常要慢一些，假设30年后的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4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10万元增加到4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6（0.6×10）万元增加到16（0.4×4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4倍，享用的价值只是现在的2.67倍。 按上述假想数据，在同样的付出下，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53.3%。换言之，为了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老龄化社会的工作者需要付出几乎双倍于稳定社会中工作者的努力。总之，尽管老龄化社会依然有技术进步的空间，这种进步即使可提高工作人口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却不如年龄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何况老龄化本身也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 而且，对压力和痛苦的感受主要来自横向而非纵向比较。如果纵向比较，现在普通人在通信、交通、娱乐方面超越千年之前的皇帝，但这种纵向进步并不会让社会整体感觉良好。决定老龄化压力和人口衰减的痛苦更多来自于横向比较，宏观体现为中国整体国力在世界上的衰弱，微观体现为工作人口在其创造的财富中享用的比例走低，比之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工作人口的相对压力更大。这还不包括老龄化给家庭亲情和社会伦理带来的挑战。 严重老龄化拖累经济发展 日本曾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大批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迅速兴起，超越美国企业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先锋。但情况在1990年代之后发生了逆转。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日本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减，在半导体、软件、通讯、乃至新能源等一个又一个行业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其突出反映是日本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缺失。因为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论资排辈越严重，导致年轻人的晋升或得到历练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不仅年轻人少了，年轻人的平均创业能力也更低。在老人主导的社会中，即使有少量的年轻人创业，他们也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和社会关系的支持。这种情形在日本非常严重，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随着人口老化，日本企业中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年轻人的提升空间被挤压。本来就在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无法积累足够的社会关系和资本，让其创业能力大为弱化。僵化的人事制度让创业失败的年轻人很难再找到好工作，导致年轻人不敢冒险创业或加入高风险的创业型公司，以至数量已很少的创业公司又很难找到高素质的人才。创业型公司的成功率下降增加了创业的风险，并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创业意愿。 2013年8月，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在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归结为“人口骤减”，并称他个人对不愿采取接纳移民政策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强调老龄化将使经济失去活力。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35年左右，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低生育率带给中国的人口危机也要更晚一些，可能会在10到20年之后才逐步显现。届时，随着养老负担增加，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消费将减少。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外，消费和生产同步缩减，整体经济规模随人口减少而相对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 提高生育率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李铁说：“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靠鼓励生育”，但我们认为，提高生育率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年轻人口数量不断萎缩，养老困境只会越来越严重。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生育率，最终维持年轻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将近30年，由此造成的年轻人口亏缺将会长期拖累中国的养老体系。要真正缓解未来老龄化问题和长期的养老金困境就必须大力鼓励生育。 在老龄化还不是特别严重的今天，政府还有财力用于鼓励生育。但在更严重的老龄化后，工作人口相对于老年人口将大幅萎缩，财政状况将急剧恶化，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等都将捉襟见肘，更遑论去支持养育孩子这种没有短期收益的事业。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总人口也将在几年之内进入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李铁还在大谈什么“特别要防止把老龄化作为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的借口。”我们想请问李铁：中国有可能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吗？ 延长退休年龄或许可以部分缓解老龄化对养老体系的冲击，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极度老化以及人口急剧萎缩给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造成的危机。要维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就必须尽快开放生育和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
7月29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六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李铁说：“感谢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终回避了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论证人口多少的焦点问题所在。” 我们对李铁的上述言论感到十分诧异，因为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口结构，我们此前的文章主要谈到人口的年龄结构，即中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危机。关于性别结构，我们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计划生育对男女比例失调难辞其咎》分析过这个问题。 关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我们在7月3日的文章中专门有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谈过这个问题，在7月17日的文章中又专门用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不是对立关系》分析过这个问题。 人口数据的“权威标准”是什么？ 李铁说：“虽然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和预测方法，可以对未来人口数量有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为臆测。” 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 2017年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仍有10亿左右，是按照未来生育率为1.8左右来预测的，显然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因为即使近几年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生育率也达不到1.8，何况未来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1.8。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为6.2亿，是按照1.3左右的生育率预测的，比中方案更接近实际生育率，也就是概率比较大的情况，而不是李铁所说的“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事实上，我们一般不采用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方案，因为即使是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也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正如我们上一篇文章中的分析，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如果不尽快鼓励生育，两三代人之后中国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 李铁说：“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到时如果各项人均指标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怎么说就是人口危机呢？” 看来李铁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因为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那么老龄化程度会远远高于美国现有的水平，生育率也远远低于美国现有的水平；如果按照1.1的生育率，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未来这些总数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并且，在人口负增长之后，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会一直下降下去，并不是降到6.71亿就停止了，而是会继续下降至3亿甚至2亿以下，怎么不是人口危机呢？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提高生育率，却极为困难。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 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李铁说：“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是因为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很低。而所谓的红利，就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就业，何谈人口红利？” 李铁对“人口红利”的理解似乎并不正确。按照以人口学家蔡昉为代表的人口红利理论，随着生育率降低，人口抚养比下降，产出中更大比例可用于积累，促进技术和产业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而获得人口红利。 但我们认为，其实降低生育率只是牺牲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少生一些孩子在短期可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收入，但长期却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而且因为规模效应弱化，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后，后期减少的幅度会大于前期增加的幅度。 因此，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只是寅吃卯粮，且不说其前提是之前高生育率带来的大量工作人口。纵观历史，经济增长并不需要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实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崛起就是在人口暴涨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生育率降低，西方国家发展速度却普遍放缓。 用两个假设来看“中国人口过多论”的荒谬 李铁一再用“人口基数过大”来论证“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并且说：“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下面我们用两个假设来看看这种论证方法是否成立： 第一个假设：假设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人口基数马上就变少了，按李铁的逻辑，就不存在“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了。 第二个假设：假设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姑且称为“外国”），那么这个“外国”的人口高达63亿，远远多于中国现有的14亿人口，按李铁的逻辑，这个“外国”存在严重的“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问题。 虽然上面这两个假设是不会实现的，但从这两个假设，可以看出仅凭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就判断这个国家“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是极为荒谬的。 贫穷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吗？ 李铁说：“举个例子，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拖累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 事实上，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美国人口也在快速增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也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近年来，亚洲四小龙的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放缓了。 一个国家的贫穷，既不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也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假如人口多的国家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多”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么，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政府同样可以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少！” 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吗？ 李铁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更少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复强调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李铁是在假定“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但我们从未看见李铁论证过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减少人口无助于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从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人均GDP的高低，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没有必然关系。世界上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地广人稀的富国；也有日本、韩国这种人口密度很大，但依然很富裕的；还有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这种人口密度很小，却很贫穷的，以及孟加拉国这样人口密度高的穷国。 我们此前的文章，也已经分析过：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质量。至于人均公共服务水平，也不是人口越多，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就越低。比如，大城市的人口比小城市的人口多，但大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往往高于小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降低生育率而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发展潜力和综合国力，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在不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的前提下出生更多人口，以更多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们在多篇文章中都分析过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7月22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五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反驳过的观点，李铁在最新回应中仍然重弹老调。比如，李铁说：“按照联合国总和生育率低方案计算，中国到2050年的人口仍多达12.94亿。在这一规模下，中国可能仍然会面临着就业困境。”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人口规模与就业问题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李铁视而不见，一再拿人口规模来作为就业难的理由。 李铁说：“如果就人口谈人口，而忽视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质量、劳动力就业、国家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问题，确实容易得出，甚至放大‘人口危机’论。”那么，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就重点谈谈中国的“人口危机”问题，以及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 中国的人口危机，首先是低生育率危机。生育率是反映未来人口趋势的核心指标。根据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的更替水平为2.2左右，即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孩子数量与其父母辈持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生育率为1.4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但如果我们分析孩次结构，就会发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面临快速下降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那么三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只有2.5%。如果统计局给出的上述孩次比例是准确的，那么可以计算出：一孩次比例40.5%，出生人数593万；二孩次比例57%，出生人数835万；三孩及以上孩次比例2.5%，出生人数37万。 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趋势，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终可能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数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2019年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中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估计在政策实施后的四、五年之内释放完毕，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无论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中国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以及实际生育率的代际变化、未来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还是生育行为的分析来看，即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生育率都更可能继续走低。因此，中国的生育率在未来很可能会低于1.1。 即使乐观地看，将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但能够保持1.1的生育率，甚至还能稍为提升到1.2，中国将来的人口总量也会不断下降。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到6亿左右。而根据联合国在2017年对中国人口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6.2亿。 更严重的是，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除非大量引进外国移民。但中国显然不可能依靠引进外国移民来解决人口萎缩问题，所以要防止人口一直萎缩下去，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我们请问李铁：有何种方法能把中国的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对中国大陆的人口状况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多年来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现在的生育率无一例外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日本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多年来保持在1.4左右。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机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即使安倍把低生育率危机称为“国难”，也没有谁指责安倍是放大了人口危机。可以预料，将来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比日本更严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不是我们放大了人口危机，而是李铁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 长期低生育率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低生育率会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仰仗着全球第一的人力资源和庞大人口的市场规模，在几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制造业大国并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按现在的趋势，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而这些未来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着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中国人口将彻底失去人口优势，经济最终又会被美国反超。 低生育率还会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大幅下降。 人口政策应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 李铁说：“我的观点是，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 我们基本同意“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句话，但认为把这一句的出生率改为生育率更合适。 出生率与生育率有何区别？出生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每1000人对应的活产婴儿数，出生率的计算和使用方便而简明，但它没有考虑到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而生育率直接与育龄妇女有关，因此，生育率比出生率更能揭示生育水平的变化。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出生率与生育率的区别：有两个村子A村和B村，人口都各有1000人，但育龄妇女人数不相同：A村有400个育龄妇女，B村只有200个育龄妇女。2019年这两个村子都分别出生了20个婴儿，那么这两个村子的出生率是相同的，都是20‰；但生育率并不相同，A村的生育率只相当于B村生育率的一半。 那么，中国的人口政策是不是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的人口政策历史：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开启了计划生育时代。随着计划生育推行，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至1980年的2.3左右，已经接近更替水平。可以预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将会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时就应该放宽人口政策。但事实上，中国的人口政策反而进一步收紧，从1980年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但一直到2013年，才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可见，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远远滞后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下面我们来看看对中国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政策反复：在面临高生育率时，实施过节育政策；在生育率持续走低后，又转而稳定生育水平并最终鼓励生育。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伊朗分别于1949、1962、1964、1970、1989年开始节育政策，政策分别持续了25、34、26、18、13年。其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分别在停止节育的20、9、15年后开始实施鼓励政策，新加坡和伊朗则是在停止生育抑制政策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 下表显示了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其中，日本在1974年生育率降到2.05时就停止节育政策。相比之下，中国的生育率从1991年起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将近30年，不但没有鼓励生育，甚至仍然在处罚生育三胎的家庭。 表1 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 注：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来自台湾户政司，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都是立即逆转，即停止抑制生育的同时开始鼓励生育。 上表显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停止节育时前一年的生育率都在1.6以上，除立即鼓励生育的新加坡经历了生育率小幅反弹外，各地的生育率整体都在继续走低，而鼓励生育的效果都不显著。相比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的低生育率危机更为严峻，未来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繁衍状态更加困难。 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远多于日本 李铁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这说明中国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 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日本的25倍，中国人口总量相当于日本的11倍，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又有什么奇怪？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日本，中国的城市理应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农村人进城工作，他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本身就给城市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更多的人口并不意味着更低的效率 李铁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还是以优质的人口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李铁这样说，其实是假定更多的人口会降低效率。我们在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李铁特意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但其实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由于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人口增多，有利于提高效率，也并不会降低人均收入。另外，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也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少的人口和更低的效率参与竞争，还是以更多的人口、优质的人口结构和更高的效率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李铁说：“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人口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在李铁看来，中国“人口过多”，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劣势因素；但我们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人口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性因素。回顾世界历史，在每次技术跨代升级之时，或许会有一些人口小国凭借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占据先机，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经济均衡之后，最终决定各国兴衰的还是各自的人口规模。在过去数百年内，世界强国的更替顺序反复印证着上述规律。 在近代世界性强国的名单中，我们先是看到数百万人口规模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是数千万人口规模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再然后是数亿人口规模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开始步入正轨，人口较少的昔日霸主往往会被边缘化。 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 李铁说：“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我们也同意这句话，同时还要补充一句：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每一个人口，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过去的计生工作，却是“以数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主要目标就是控制人口数量。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生育意愿，帮助民众实现自己的生育愿望，而不只是把民众生育当成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人们有多生的权利，也有少生和不生的权利。真正合理的生育政策是让民众完全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在超低生育率趋势严重威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则有责任鼓励生育，也就是创造各种条件，让普通家庭能够更长远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有在税收、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每个家庭和整个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梁建章、黄文政 近日，越南总理阮春福批准通过第588号决定，要求地方政府要以实现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为目标，鼓励夫妻生育二胎。具体措施包括，对于正在怀二胎的妇女或家庭，要给予减免个人所得税的福利，并对二胎家庭在购房和租房上都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在教育经费上也给予优先补贴。588决定还建议，应发展各类婚恋俱乐部，婚前体检咨询等业务。并鼓励青年男女30岁以前就结婚生子，鼓励二胎，并建议妇女在35岁之前生育二胎，以确保人口质量。同时也要加大育婴行业的发展，如在各地方开展接送孩子、托管所、月嫂等行业的试点工作，并鼓励这些行业的发展，努力减少不婚及晚婚现象。总理要求各地方政府加大指导和宣传二胎政策。对于生育率低的地区更是应该加大鼓励，党员干部要在其中起到带头示范作用，生足两个孩子，更好的教育孩子，建设进步、幸福的家庭。 过去，越南和中国是世界上唯二实施过强制性生育限制政策的国家。和中国一样，越南都在五六十，六十年代还有很高的生育率， 越南的生育率在1960年代超过6，在1970年代超过5。从1988年起，越南实施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政策的家庭在购房、孩子入学、就医等方面可得到优惠，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则可能面临罚款等处罚，违反政策规定的公务人员可能失去职位。以后随着生育率下降，其限制生育的政策逐步放松，取消了强制罚款和失去公职的惩罚。 近年，越南生育率在1.9左右，远高于中国。但是越南政府已经意识到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危害。越南要成为亚洲制造业的基地，维持人口的年轻和稳定尤其重要，所以这次越南政府首次明确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把人口政策的目标调整为提高生育率。这样中国成为世界仅存的还限制生育的国家。而令人唏嘘的是，虽然近两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1.5左右，但如果扣除二孩堆积生育效应，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这个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除了中国和越南以外，其他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也实施过“计划生育”。但是所有其他国家，在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都无一例外地很快扭转方向，把限制生育改为鼓励生育。下面简要介绍泰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的人口政策转变过程。 【泰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泰国的生育率很高，平均每对夫妇生六个孩子。泰国政府从1971年起在全国实施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泰国生育率快速下降，1990年降至2.1的更替水平，2015年进一步降至1.4，是东南亚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为了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泰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新的人口政策，包括鼓励夫妻多生孩子、给予税收优惠以及与孩子相关的福利等政策。 【新加坡】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5.4。自1970年起，广泛宣传每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采取一系列奖罚措施抑制生育并提倡优生优育。其间，新加坡生育率从1971年的3.0降到1987年的1.62。到1988年，在仔细检讨政策后，新加坡从限制生育逆转为鼓励生育。新加坡国会于2013年通过《人口白皮书》，提出要在2030年前将新加坡人口增加30%至690万。为此，新加坡对内加大鼓励家庭生育多个孩子的配套奖励，对外增加引入移民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华裔生育率比其他族群更低。例如，2018年新加坡的平均生育率为1.14，其中华裔生育率仅为0.98。 【日本】生育率在1945~1948年超过4.0。在1949年将流产合法化并取消抚养补贴以抑制人口增长后，生育率从4.34降至1974年的2.05。到1974年，《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白皮书，将政策目标从节育过渡到稳定人口规模，但生育率到1988年却进一步降至1.66。1989年，生育率跌至1.57的消息成为日本头条新闻。在1990年建立部际委员会，营造友育环境。1995年，日本实施旨在扶助职业女性养育的“天使计划”，并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如“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2014年，政府公布的人口中长期目标为“人口在2060年维持在1亿左右”，将生育率从2012年的1.41提高至2.07。近几年，日本生育率在1.4左右的低位。 【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超过6。在1962~1995年鼓励少生后，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为此韩国被称为“家庭计划”的成功典范。从1996至2004年，政府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至1.3。2010年9月，韩国宣布将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扶助托儿和育儿教育；70%的家庭将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 相比上述几个国家，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更为严峻，未来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繁衍状态更加困难。首先，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1年算起已持续49年，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节育措施更持久。其次，中国限制生育的力度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严厉。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而且二孩占了出生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是靠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如果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1.1的生育率，就是平均每个妇女只有1.1个小孩，意味每代人会将近减半。中国的新出生人口未来几年将会断崖式下降到1000万以下，中国人口面临大幅萎缩，由此带来的老龄化和创新规模效应的削弱，将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才是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乃至延续中华文明的唯一选择。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但仍然没有全面放开生育。过去，中国和越南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实施强制计划生育的国家，但随着越南人口政策的转变，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仍然实施限制生育的国家。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必须限制生育。”然而，从人口密度来说，中国的人口密度排在全世界第80位以外，许多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包括本文提到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但凡是华人圈或者中华文明圈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基本上都属于全球最低水平。限制中国人生育的政策，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这篇文章中我们论述了几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生育政策的转变历史。这些国家过去都曾实施过限制生育的政策，但随着人口形势的改变，这些国家又陆续取消生育限制并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果来分析这些国家逆转生育政策的时机，平均是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十年后，开始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期，自然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了更替水平以下。按照这个推算，中国应该至少在十多年前就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直到如今我们非但没有鼓励生育，竟然没有完全放开生育。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世界错了？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 近日，越南总理阮春福批准通过第588号决定，要求地方政府要以实现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为目标，鼓励夫妻生育二胎。具体措施包括，对于正在怀二胎的妇女或家庭，要给予减免个人所得税的福利，并对二胎家庭在购房和租房上都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在教育经费上也给予优先补贴。588决定还建议，应发展各类婚恋俱乐部，婚前体检咨询等业务。并鼓励青年男女30岁以前就结婚生子，鼓励二胎，并建议妇女在35岁之前生育二胎，以确保人口质量。同时也要加大育婴行业的发展，如在各地方开展接送孩子、托管所、月嫂等行业的试点工作，并鼓励这些行业的发展，努力减少不婚及晚婚现象。总理要求各地方政府加大指导和宣传二胎政策。对于生育率低的地区更是应该加大鼓励，党员干部要在其中起到带头示范作用，生足两个孩子，更好的教育孩子，建设进步、幸福的家庭。 过去，越南和中国是世界上唯二实施过强制性生育限制政策的国家。和中国一样，越南都在五六十，六十年代还有很高的生育率， 越南的生育率在1960年代超过6，在1970年代超过5。从1988年起，越南实施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符合政策的家庭在购房、孩子入学、就医等方面可得到优惠，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则可能面临罚款等处罚，违反政策规定的公务人员可能失去职位。以后随着生育率下降，其限制生育的政策逐步放松，取消了强制罚款和失去公职的惩罚。 近年，越南生育率在1.9左右，远高于中国。但是越南政府已经意识到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危害。越南要成为亚洲制造业的基地，维持人口的年轻和稳定尤其重要，所以这次越南政府首次明确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把人口政策的目标调整为提高生育率。这样中国成为世界仅存的还限制生育的国家。而令人唏嘘的是，虽然近两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1.5左右，但如果扣除二孩堆积生育效应，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这个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除了中国和越南以外，其他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也实施过“计划生育”。但是所有其他国家，在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都无一例外地很快扭转方向，把限制生育改为鼓励生育。下面简要介绍泰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的人口政策转变过程。 【泰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泰国的生育率很高，平均每对夫妇生六个孩子。泰国政府从1971年起在全国实施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泰国生育率快速下降，1990年降至2.1的更替水平，2015年进一步降至1.4，是东南亚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为了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泰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新的人口政策，包括鼓励夫妻多生孩子、给予税收优惠以及与孩子相关的福利等政策。 【新加坡】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5.4。自1970年起，广泛宣传每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采取一系列奖罚措施抑制生育并提倡优生优育。其间，新加坡生育率从1971年的3.0降到1987年的1.62。到1988年，在仔细检讨政策后，新加坡从限制生育逆转为鼓励生育。新加坡国会于2013年通过《人口白皮书》，提出要在2030年前将新加坡人口增加30%至690万。为此，新加坡对内加大鼓励家庭生育多个孩子的配套奖励，对外增加引入移民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华裔生育率比其他族群更低。例如，2018年新加坡的平均生育率为1.14，其中华裔生育率仅为0.98。 【日本】生育率在1945~1948年超过4.0。在1949年将流产合法化并取消抚养补贴以抑制人口增长后，生育率从4.34降至1974年的2.05。到1974年，《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白皮书，将政策目标从节育过渡到稳定人口规模，但生育率到1988年却进一步降至1.66。1989年，生育率跌至1.57的消息成为日本头条新闻。在1990年建立部际委员会，营造友育环境。1995年，日本实施旨在扶助职业女性养育的“天使计划”，并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如“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2014年，政府公布的人口中长期目标为“人口在2060年维持在1亿左右”，将生育率从2012年的1.41提高至2.07。近几年，日本生育率在1.4左右的低位。 【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超过6。在1962~1995年鼓励少生后，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为此韩国被称为“家庭计划”的成功典范。从1996至2004年，政府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至1.3。2010年9月，韩国宣布将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扶助托儿和育儿教育；70%的家庭将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 相比上述几个国家，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更为严峻，未来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繁衍状态更加困难。首先，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71年算起已持续49年，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节育措施更持久。其次，中国限制生育的力度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严厉。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而且二孩占了出生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是靠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如果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1.1的生育率，就是平均每个妇女只有1.1个小孩，意味每代人会将近减半。中国的新出生人口未来几年将会断崖式下降到1000万以下，中国人口面临大幅萎缩，由此带来的老龄化和创新规模效应的削弱，将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才是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乃至延续中华文明的唯一选择。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但仍然没有全面放开生育。过去，中国和越南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实施强制计划生育的国家，但随着越南人口政策的转变，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仍然实施限制生育的国家。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必须限制生育。”然而，从人口密度来说，中国的人口密度排在全世界第80位以外，许多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包括本文提到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但凡是华人圈或者中华文明圈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基本上都属于全球最低水平。限制中国人生育的政策，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这篇文章中我们论述了几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生育政策的转变历史。这些国家过去都曾实施过限制生育的政策，但随着人口形势的改变，这些国家又陆续取消生育限制并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果来分析这些国家逆转生育政策的时机，平均是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十年后，开始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期，自然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了更替水平以下。按照这个推算，中国应该至少在十多年前就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直到如今我们非但没有鼓励生育，竟然没有完全放开生育。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世界错了？ (本文作者介绍：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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