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我们近年建议全面放开生育，2020年提出先放开三胎，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 2020年10月，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1962-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步入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 人口红利消失，放开生育被人为拖延太久，生育意愿大幅降低。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放开单独二胎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均不及预期。 低成本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投资率和储蓄率下降，社会抚养比和养老负担加重，政府债务和社保压力上升。
很高兴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就做了回应，但对他的反驳我并不敢恭维。梁建章的特点是寻找与自己有利的证据，但是忽视了数据的客观性。 例如，梁建章言辞凿凿地拿出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证明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最低点，而且认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凡是了解中国近些年统计历史的人都知道，2000年是中国计划生育执行力度较强的一年，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超生问题，地方担心影响政绩，普遍少报生育数量。因此当年的统计局汇总的生育数据并没有被采纳作为正式数据向外公布。 2010年虽然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是人口流动导致入户调查数据不准，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漏报现象。因此有关部门在进行生育率测算的时候，也没有采纳统计局的汇总数据。之后可以看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以及联合国人口司公开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基本都在1.5以上或者更高。 我在本世纪初曾亲身参与人口课题。因不相信各级地方有关部门上报的生育数据，课题组最后使用的是教育数据，毕竟所有孩子出生后都要接受教育，误差率不到5%。 因为梁先生长期做企业，虽然也对人口问题感兴趣，但是对于中国国情不了解是一大短板，建议还是要补一下这方面的功课。 在这篇文章中，我会回应梁建章特别关心的老龄化问题，同时我邀请了毛大庆先生参与讨论。他最近刚刚发表了文章，也提出中国老龄化危机的问题，在观点上与梁建章基本一致。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人口问题的讨论中来。讨论的目的不是试图去说服对方，只是把争论的焦点说清楚，澄清各方对于人口问题的误读，探究中国人口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危机 最近一批人口学家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都谈到了“老龄化危机”。主要担心未富先老、老龄人口占比过高、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未来的养老金支付能力下降等等。如果我们只看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站在传统的就业年龄角度看待老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等问题，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判断。但如果从人口的绝对数量、未来的就业结构、预期寿命，以及老龄人口可能带来的社会新增需求出发，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老龄化是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较快国家必须要面临的现实，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简单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就说明它的的公共卫生体系日渐健全、公共服务水平日益提升。反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贫穷和落后的国家由于人均寿命较低，因此年轻人占比重较大，这就是世界上人口分布的现实。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出生时预期寿命相比之改革开放前已经有了大幅提高，其中，出生时预期寿命从上世纪80年代的67.9岁提高到现在的77.3岁。虽然当前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68.7岁）和出生时预期寿命（77.3岁）分别比日本低了6.1岁和6.9岁，但已处于世界中高水平。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预期寿命水平还会逐步提高。 再来看世界上的一些人口大国和贫穷落后的国家。比如印度，虽然人口的平均年龄较低，但是人均健康预期寿命（59.3岁）和出生时预期寿命（68.8岁），分别在60岁和70岁以下。显然，人均预期寿命数据是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老龄化说明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标志着未来人口结构的改变。最近毛大庆就提出，随着老龄化的加快，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他认为，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可能达到57岁，相比于现在的中位年龄41岁提高了16岁。届时，中国将会出现年轻劳动人口不足的现象，劳动力会大量短缺。 如果仅从“人口中位年龄提高了16岁”来看，确实让人有明显的危机感。但是还要看其他的数字，也就是说，在人口结构中，各类不同年龄人口的绝对量到底是多少？ 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8.26%（按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预测）。中国15-59岁、60-64岁和65岁以上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分别为6.71亿、1.2亿和3.66亿（见表1）。届时中国16岁到40岁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约为3.33亿人，与当前美国总人口相当。如果算上65岁以下可以充分就业的人口，中国满足就业年龄的人口绝对数量为7.9亿人，是美国现在总人口的2.4倍。 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如果我们在经济增长速度平稳的前提下——不用说经济增速恢复到两位数了，即便经济增长速度能维持在一位数的中下水平，我们是否还能够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满足这么多人的就业需要，还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速度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速度。 劳动力不足？该跳出世界工厂时代看问题了 一些人口学家往往只看人口数量，却忽视了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可能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我在之前在很多篇文章中都提到过，从工业化进程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看，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并且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现象。 如今，我们已经走出了世界工厂的时代，产业发展要求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而不是靠简单的低端劳动来参与世界竞争和产业分工。因此，按照传统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吸纳能力会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因此关于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变化，人口学家们应该进一步强化和补充相关知识。 也有观点提出，既然工业发展出现了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但是服务业发展也会产生强大的就业需求。确实如此，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未来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会大大超过工业增加值的占比。 即使仍然保持着全产业链的格局，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服务业就业占比将分别达到70%以上。相应的，劳动力及用工结构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一是对于体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下降，对于智力和脑力劳动的需求会大幅度提升。二是在传统服务业上，更需要的是劳动态度和经验以及熟练程度，而不是依赖单纯的体力。三是高端服务业如高科技领域将会出现对从业者学习和知识能力的要求，因此需要提高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四是对40岁以上，一直到65岁以上劳动者的需求会增加。因为他们的劳动经验和熟练技能相比于年轻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更为重要。五是对年轻就业者的需求更看重知识能力和学历，显然满足于这些条件的年轻人口，绝对数量还是有保证的。 由此来看，对于中国未来的就业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判断，需要站在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去认识，而不是停留在过去世界工厂的时代。 从受教育水平提高的角度看，中国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年，相当于初中水平。实际上，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2年以上，如德国是14.1年，美国是13.4年。因此，中国还要为提高14亿人口的教育水平年限进行可能长达几十年的努力。 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8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HDI）》，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仅为第86位，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才排到第116位。有些国际机构预测，到2040年中国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将低于津巴布韦。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综合国力，而是在于人口基数太大。 由此看来，我们很多人口学家都存在着良好的预期，既想迅速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却忘记了我们的发展是建立在14亿人口规模的基数上。 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靠鼓励生育 很多人口学家提出老龄化危机的时候，是根据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但是忽略了一点，发达国家老龄化最大的矛盾就是养老金造成的财政开支压力巨大。比如日本的养老金开支就占去财政总支出的33%，大大挤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空间。欧美国家特别是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都面临着此类问题。而政府一旦试图去调整过高的养老金或改革社保制度，都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阻力，甚至还会因引发罢工等问题导致经济停摆。更何况选举社会，如果动了老龄人口的奶酪，还会造成选票流失。 因此，国际上一些研究老龄化问题的专家和学者，探讨所谓老龄化危机解决办法的时候，关注焦点都是如何进行养老制度改革，如何提高缴纳比率或者是完善社保体系。中国与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不同，我们遇到的是“未富先老”或者是“边富边老”。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可能我们的问题会更大。因此很多人口学家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建议鼓励生育来增加更多人口，以此来缓解老龄化危机。其实这样的话于财政将会面临两难：一方面是如何支付巨额养老金，另一方面是还要拿出巨额财政资金来为新增人口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下，很可能两边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站在社会进步的角度去理解老龄化社会，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首先，因为人类的进步导致寿命的延长，也说明人的生命周期也在拉长。过去联合国对老龄人口的年龄界定，从过去的50多岁到现在的65岁，同时年轻人的年龄区间也将从现在的35岁放宽到45岁甚至更高。而未来老年人寿命增加的同时，生命的活力也在增加。 其次，老龄人口随着生命活力的增加，就业年龄和就业的适用范围也会增加。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及分摊原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家庭服务劳动，都是属于准就业的范畴。这种准就业的范畴可以延伸到70岁。 最近日本的一家企业提出退休年龄可以延伸到80岁。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老年人，比如美国的总统74岁、副总统61岁，都还有充沛的精力操心全球和自己国内的事情，足以说明随着年龄和寿命的延长，人类的就业年龄也可以延长。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老龄化社会中就业问题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社会认知阶段，而忽视了社会的进步以及发展现实。 再次，对长期就业中经验积累和知识更新的年龄认知。中国的工程院士和科学院士，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年龄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就业年龄，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出现的就业分化现象，反而可以为不同年龄的人口提供更为充沛的就业岗位。 即使在传统的就业年代，工厂的八级工也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工人，退休以后还在民营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年满60岁后都还在不同的岗位工作，重塑青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只是面临着如何延长人口寿命，如何在最佳就业年龄提升教育和知识普及能力等问题，而不是停留在严格按照年龄来划分所谓的人才标准。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老”的认识需要调整，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人口寿命的普遍延长也会产生新的社会需求。从现在活跃的老龄人口活动空间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消费，还是文化、旅游和各种群体性活动，老龄群体都比年轻人还要活跃，也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 我们可以划分不同年龄结构的消费人群，来勾画未来的消费结构，启动社会投资，适应这批人群的消费需求。也要注意不能把所谓的老龄消费定位在所谓的以“修身、养性、康养”为主体的房地产方面，而是要针对他们的消费特点和群体行为，提供更为丰富的消费内容，还会带动更多的社会需求。因此对于老龄产业的发展还要有新的认识。 当然，我们也要建立符合国家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养老保障体制。如何做到保障适度和广覆盖，而不是走发达国家的高福利路径。 比如，可以结合道德社会和传统家庭理念的重塑，建立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的养老保障体制；也可以通过调整就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给老龄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可以尝试建立老年人承担家庭劳动和抚养儿女的家庭和社会共建的激励机制。当然最大的前提是，我们是否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空间？ 总之，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无论是人口中位年龄的提高，还是所谓的老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关键在于我们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决策者，都要及时更新观念，在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把各种可利用的机遇转变为现实。特别要防止把老龄化作为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的借口。如果那样，我们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8月1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七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由于李铁这篇文章重点是谈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我们这篇回应文章也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问题，包括老龄化的原因、老龄化的后果以及应对老龄化的办法。<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在讨论老龄化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指出一点：李铁对于人口数据采用双重标准，对他观点有利的数据就采用，对他观点不利的数据就不采用。例如，他在7月29日的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中说，对于人口数据，“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7月31日《七评李铁》一文中反问李铁：“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李铁却在8月1日的文章中又不认可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生育率数据了。 人口老龄化的两个因素 导致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寿命延长，二是生育率下降。相比其他人均寿命相似的国家（比如巴西和墨西哥），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更高。所以中国老龄化的更重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万人。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统计公报，00后与10后共有32564万人，而80后与90后合计为42393万人。如此算来，本世纪前20年，比上世纪最后20年少出生了10375万人，减少幅度约四分之一。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年出生的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预计今年会继续下降。并且，由于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以及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趋于结束等原因，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出生人口将会持续减少。现在中国生育率比西方国家更低，但老龄化还没有西方国家严重，就是因为出生高峰的70后和80后还没有进入老年期，等到70后和80后进入老年期，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更加严重。而且，中国总人口在未来几年就会开始萎缩，最初比较缓慢，但会逐步加速。如果不能将生育率大幅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中国人口最终将进入持续性的快速萎缩。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均GDP约1万美元；而美国、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分别在1990年和1992年达12.6%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美元。可见，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是未富先老，应对老龄化的财力更不如发达国家。 严重老龄化冲击养老金体系 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问题，最直接的体现是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2018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 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左右，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同样是连续6年为负。财政部最近公布的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年度预算数据，可以看出各省份养老金的净上缴情况（详见下表1），广东省由于外来人口多、年轻人占比较高、老龄化程度比较低，净上缴的养老金最多。而东北三省由于长期生育率过低（东北的自然生育率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金亏空严重。2019年，东北三省人口均已进入负增长。如果中国不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东北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 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以工作者交纳的养老保费来支付老年人福利。随着老龄化加深，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而工作者减少又降低养老保费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年人福利或提高工作者的保费。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在中国遭遇普遍的反对，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延迟退休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201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为18.1%，未来会一路上升到40%左右。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未来怎么办？ 表1：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收支情况（单位：亿元）数据来源：财政部 延长退休年龄，当然是解决财政负担的不得已为之的措施，但老人占据更多的领导岗位和话语权，反而可能进一步压制年轻人的活力。最近二十年，日本企业在IT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和手机产业的败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尽管日本高科技产业相对竞争力下降背后有很多因素，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严重老龄化和人口萎缩是一个基础性因素。 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年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个观点从宏观来看是完全错误的。不论何种方式养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 技术进步是否可缓解养老压力？ 不妨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假设在当前社会中，平均意义下，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5万元的价值，其中15%分给老年人，60%分给自己，25%分给孩子。这里老年人、自己、孩子所得份额包含各种财政支出，如公共建设、社会服务、行政、国防等的价值分摊。考虑未来两种情形，一是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不变，依然是老年人15%、工作者60%、孩子25%。二是老龄化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是老年人45%、工作者40%、孩子15%。老龄化社会与稳定社会相比，老年人所得比例大幅增加，孩子所得比例下降。 技术进步让单位时间的工作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假设30年后的稳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10万元增加到5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6（0.6×10）万元增加到30（0.6×5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也是现在的5倍。由于老龄化和人口衰减会降低社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通常要慢一些，假设30年后的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4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10万元增加到4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6（0.6×10）万元增加到16（0.4×4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4倍，享用的价值只是现在的2.67倍。 按上述假想数据，在同样的付出下，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53.3%。换言之，为了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老龄化社会的工作者需要付出几乎双倍于稳定社会中工作者的努力。总之，尽管老龄化社会依然有技术进步的空间，这种进步即使可提高工作人口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却不如年龄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何况老龄化本身也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 而且，对压力和痛苦的感受主要来自横向而非纵向比较。如果纵向比较，现在普通人在通信、交通、娱乐方面超越千年之前的皇帝，但这种纵向进步并不会让社会整体感觉良好。决定老龄化压力和人口衰减的痛苦更多来自于横向比较，宏观体现为中国整体国力在世界上的衰弱，微观体现为工作人口在其创造的财富中享用的比例走低，比之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工作人口的相对压力更大。这还不包括老龄化给家庭亲情和社会伦理带来的挑战。 严重老龄化拖累经济发展 日本曾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大批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迅速兴起，超越美国企业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先锋。但情况在1990年代之后发生了逆转。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日本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减，在半导体、软件、通讯、乃至新能源等一个又一个行业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其突出反映是日本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缺失。因为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论资排辈越严重，导致年轻人的晋升或得到历练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不仅年轻人少了，年轻人的平均创业能力也更低。在老人主导的社会中，即使有少量的年轻人创业，他们也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和社会关系的支持。这种情形在日本非常严重，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随着人口老化，日本企业中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年轻人的提升空间被挤压。本来就在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无法积累足够的社会关系和资本，让其创业能力大为弱化。僵化的人事制度让创业失败的年轻人很难再找到好工作，导致年轻人不敢冒险创业或加入高风险的创业型公司，以至数量已很少的创业公司又很难找到高素质的人才。创业型公司的成功率下降增加了创业的风险，并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创业意愿。 2013年8月，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在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归结为“人口骤减”，并称他个人对不愿采取接纳移民政策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强调老龄化将使经济失去活力。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35年左右，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低生育率带给中国的人口危机也要更晚一些，可能会在10到20年之后才逐步显现。届时，随着养老负担增加，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消费将减少。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外，消费和生产同步缩减，整体经济规模随人口减少而相对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 提高生育率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李铁说：“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靠鼓励生育”，但我们认为，提高生育率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年轻人口数量不断萎缩，养老困境只会越来越严重。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生育率，最终维持年轻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将近30年，由此造成的年轻人口亏缺将会长期拖累中国的养老体系。要真正缓解未来老龄化问题和长期的养老金困境就必须大力鼓励生育。 在老龄化还不是特别严重的今天，政府还有财力用于鼓励生育。但在更严重的老龄化后，工作人口相对于老年人口将大幅萎缩，财政状况将急剧恶化，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等都将捉襟见肘，更遑论去支持养育孩子这种没有短期收益的事业。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总人口也将在几年之内进入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李铁还在大谈什么“特别要防止把老龄化作为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的借口。”我们想请问李铁：中国有可能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吗？ 延长退休年龄或许可以部分缓解老龄化对养老体系的冲击，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极度老化以及人口急剧萎缩给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造成的危机。要维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就必须尽快开放生育和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抓紧调整人口政策事关人口健康可持续和长期经济增长。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应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目录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 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1.2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1.3 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1.4 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2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及预期，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一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二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三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四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1.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较2018年增加945万，占比为12.6%、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18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分别在1978、1981、1994、2019年，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9.2%、5.8%、12.6%。美国、日本、韩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分别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当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2.7万、1万美元。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预计到2050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年高龄老人将达约5300万，占比3.8%；2050年高龄老人将达1.3亿，占比10.3%；2073年达1.74亿的峰值，占比继续升至17.1%；2100年为1.56亿，占比20.8%。 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198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6.5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0、50.7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4、46.4、26.8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2018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同样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1.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错误的原因在于过高估计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 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日本1.4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日本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1/3，韩国0.98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韩国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减少超过50%。尽管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3或者1.5，中国人口将在2021、2024年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9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1.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从经济增长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但是，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推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0.6%逐渐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预计2050年将较2019年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3%。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从消费看，老龄化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会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于2010年达谷值，2010-2018年居民消费占比从35.6%升至39.0%，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从15.3%降至9.5%。并且，不同世代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如80后偏好母婴、汽车，60和70后偏好酒类，60前偏好医药保健等，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比如，25-54岁人群2017年见顶，烟酒销售增速后将放缓；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约14亿平的双峰，家电、家具、建筑装潢等地产相关行业合计消费增速2010年见顶；25-45岁主力购车人群占比2003年见顶，汽车销量增速在波动中下滑，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潜力巨大；老龄化促进医疗保健消费占比2013-2018年从6.2%升至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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