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统计，2020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71.6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2.1万亿元，同比下降0.6%；委托贷款余额为11.06万亿元，同比下降3.4%；信托贷款余额为6.34万亿元，同比下降14.8%；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3.51万亿元，同比增长5.3%；企业债券余额为27.62万亿元，同比增长17.2%；政府债券余额为46.06万亿元，同比增长22.1%；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8.2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 从结构看，2020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2%，同比低0.1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占比0.7%，同比低0.1个百分点；委托贷款余额占比3.9%，同比低0.7个百分点；信托贷款余额占比2.2%，同比低0.8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1.2%，同比低0.1个百分点；企业债券余额占比9.7%，同比高0.3个百分点；政府债券余额占比16.2%，同比高1.2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2.9%，与上年同期持平。 注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指一定时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余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 注2：2019年12月起，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指标数值为托管机构的托管面值；2019年9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企业债券”统计，将“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企业债券”指标；2018年9月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2018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单独列示。 注3：文内同比数据为可比口径。
央行1月12日发布的2020年金融数据和社会融资统计数据显示，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9.63万亿元，同比多增2.82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比上年多9.19万亿元，这与此前央行方面的预判相契合。去年6月，央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曾指出，预计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 整体来看，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在逆周期调节政策引导下，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力度有所加大，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明显增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相关政策产生的效果也在金融数据上有所体现。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从2020年全年来看，年末广义货币（M2）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4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累计新增19.63万亿元，比上年多增2.8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累计新增34.86万亿元，比上年多增9.19万亿元。货币、信贷增长基本实现了年度目标。12月份金融数据显示，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趋于回落。同时，信贷结构有所优化，对企业部门和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加大，表明了金融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精准支持。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整体上看，金融数据延续了2020年11月以来的势头，存量社融及M2增速等指标向名义GDP增速靠拢的趋势正在形成。 新增信贷中居民中长期贷款的变动引市场关注。王青表示，由居民房贷构成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在去年12月出现了7个月以来的首次同比少增，表明前期出台的各项房地产长效机制正在产生效果。对此，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也分析称，总体来看，2020年住房按揭贷款延续了平稳增长态势，供需两旺，大型银行投放量与2019年持平，但中小银行增量占比有较大幅度提升。2021年房贷增长或面临结构性压力。随着金融管理部门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预计2021年大型银行按揭投放波动不大，但以股份制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增量按揭投放面临一定收紧压力。 企业部门方面，去年12月份贷款新增5953亿元，比上月少增1859亿元，但比上年同期多增1709亿元，表明金融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其中，短期贷款减少3097亿元，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多减3831亿元和3132亿元，短期贷款的减少增加了票据融资需求，12月份票据融资3341亿元，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多增2537亿元和3079亿元。温彬认为，这说明在短期贷款供应有限的情况下，票据融资形成了一定替代；中长期贷款新增5500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522亿元，说明加大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中长期贷款持续发力，贷款结构有所优化。 另外，社融的变化情况也是此次数据一个焦点。央行数据显示，2020年12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72万亿元，同比少增3800亿元，较上月的2.13万亿元减少19.25%。从结构来看，12月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少增主要受企业债券融资和非标融资影响。社会融资规模口径下，12月份新增企业债券融资仅442亿元，同比少增2183亿元；非标融资，即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三者加总，净融资为-7376亿元，同比多减5920亿元。 专家认为，这应该与11月份出现的债市违约事件影响有关。另外，12月份信托贷款减少4601亿元，同比多减3509亿元。王一峰认为，2020年，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管控力度进一步加大，要求全行业压降1万亿元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融资类信托业务，而1至11月份信托贷款合计压降约6340亿元，因此12月份压降幅度较大。委托贷款减少559亿元，同比少减757亿元。未贴现票据减少2216亿元，同比多减3167亿元，主要与12月末票据冲量造成存量规模下降有关。“从目前情况看，影子银行融资类信托持续压降仍是大势所趋，预计2021年信托贷款仍将继续压降，监管部门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对于融资类信托压降态度较为坚决。”王一峰分析认为。 有市场人士称，临近年底，银行的信贷投放额度有所限制，所以会将储备的信贷项目放到2021年一季度集中投放，这样来看，2020年12月单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和社融增量表现符合季节性规律。从市场表现来看，2021年以来，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呈现“供需两旺”态势，项目储备较为充足，信贷“开门红”效应明显。 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走向，易纲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1年，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也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记者昨天（29日）从国资委了解到，“十三五”以来，国资委加快解决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和历史遗留问题。截至目前，国企剥离办社会职能取得重要进展，每年可直接减轻国有企业负担1500亿元。 截至目前，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市政社区管理等职能分离移交、教育医疗机构深化改革等基本完成，其中，航天科技(000901,股吧)、航天科工等21家中央企业完成率均达到100%，中国航发、中国石油(601857,股吧)等13家中央企业完成率达到100%，厂办大集体改革完成98.1%，累计安置在职职工171.1万人。 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减轻企业负担，“瘦身健体、提质增效”解决了国有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弊端。剥离办社会职能将全国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涉及的2430亿元资产转化为主业资产，促进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要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最根本的办法是，加强相关法规、制度的建设。 储著胜 本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资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与其它资源结合在一起，可以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规则加以约束，它就有可能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伤害。 2018年长租公寓投资之风兴起，大量资本蜂拥而入。当时，笔者深感忧虑，就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资本的负面效应需高度警惕》。该文对大量资本通过“烧钱”方式抢占市场的行为提出了质疑，提醒人们警惕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今年疫情暴发，租房市场明显转淡，以长租公寓为对象的资本游戏终于玩不下去了，投资方纷纷爆雷。资本的负面效应得到了充分体现。 长租公寓之前，资本无序扩张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共享单车。当时，大量资本在解决“最后一公里”交通问题上疯狂竞争，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各类单车堆积如山，社会资源出现巨大浪费。 现如今，社区团购又变成了新的投资风口，互联网巨头们竞相投入重金参与其中。新一轮资本游戏又开始上演。一些人为此欢呼，因为此举可以让消费者买到更加便宜的菜，是一种商业创新；但另一些人则充满忧虑，因为他们似乎又看到了在共享单车和长租公寓曾经上演过的那一幕。 资本总是逐利的，逐利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逐利的方式或手段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福利的增长。如果逐利的方式或手段是违法、违规的，很显然，要进行打击和惩处；但如果逐利的方式或手段是合法、合规的呢？就一定值得肯定和鼓励吗？也不一定。 从社会经济运行的历史来看，法规、制度的建设往往会滞后于形势的发展。有些行为虽然既合法又合规，但未必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有害于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福利的增长，这样就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进行限制和引导了。 比如现在正在风头上的社区团购，它有利的一面是，能够使生鲜产品的供求取得更好的平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产品的库存和浪费，让消费者能够以更加便宜的价格获得所需产品；而不利的一面则是，一旦各大互联网巨头大玩资本游戏，就有可能带来一系列恶果，如扰乱零售市场价格、挤占小商贩们的生存空间、造成社会资源大量浪费、导致生鲜产品销售垄断等。所以对于这方面的资本竞争，就一定要采取相应的限制和引导措施，防止共享单车、长租公寓那样的资本无序扩张再度出现。最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会议，对社区团购经营行为进行规范，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严格遵守九个“不得”。这九个“不得”的监管政策可以说来得非常及时！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一方面是为了让有限的资本尽可能地用到社会经济发展所真正需要的地方，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正面效应；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对现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形成冲击，进而影响到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利益。 要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最根本的办法是，加强相关法规、制度的建设，通过明确的政策规则对资本形成约束，避免其恣意妄为；其次是加强对资本运行的引导和管理。此外，对于那些掌握资本的人，也要不断示警，让他们在逐利的同时，不忘社会责任。有了社会责任感，他们才会有检视自身投资行为的意识，才会注意把自己所掌握的资本尽力朝着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方向流动，进而把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因为资本都具有两面性，所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注定是一项长期任务。
12月22日，由国际权威财经媒体《亚洲银行家》举办的“2020财富与社会之夜”颁奖盛典在上海隆重举行。新湖财富旗下泓湖百世全球家族办公室凭借专业的财富管理体系以及公益向善的企业社会责任，成功斩获《亚洲银行家》“Wealth & Society Corporate Commitment Certificate 2020（2020财富与社会企业承诺认证）”大奖。 据了解，《亚洲银行家》成立于1996年，是国际权威的金融商情机构。一年一度的《亚洲银行家》“财富与社会奖项计划”是亚太地区目前最严格的金融服务行业年度奖项计划，被誉为金融界奥斯卡，吸引了来自亚太地区顶级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服务厂商全方位实力角逐，影响力辐射全球。“财富与社会奖项计划”旨在评估和认可在影响力投资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高净值人群，以及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卓越金融机构，评比规则严格遵循国际最高标准。 做“最好的私人银行”：新湖财富九年逐梦前行 新湖财富自创立以来，一直本着诚信、责任、正直、严谨的企业价值观，着力打造风险控制、产品设计、财富顾问的专业化运营团队。随着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推进，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需求也随之重构，新湖财富紧抓行业竞争新机遇，迎接挑战，在新的发展征程中，始终以实现客户资产的保值增值为宗旨，坚定“做最好的私人银行”战略目标，努力实现从高速度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 为了能够给高净值客户及其家族提供更全面、优质、专业的财富管理服务，2019年3月，新湖财富成立了泓湖百世全球家族办公室，设国际规划、家族信托、资产配置、战略支持、法税咨询五大部门，旨在为超高净值客户量身定制境内外一体化的家族信托、资产配置、法税筹划、国际身份安排、教育留学等全方位的财富传承与家族事务解决方案。 专业之路，须精益求精；服务之道，应尽善尽美。新湖财富九年磨砺逐梦前行，如今凭借着产品创新能力和专业服务能力，以全球化的视野，帮助高净值人群实现资产的稳健增长与家族财富的永续传承。 向善的力量：积极践行传爱导善的社会责任 新湖财富作为一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积极践行传爱导善的社会责任，助力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从2012年开始，新湖财富持续多年对社会重大灾害地区人民、福利院儿童、贫困山区学生进行款项捐助，为他们带来温暖与力量。2016年，新湖财富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携手启动了“百所安康图书馆公益慈善计划”，致力于为贫困地区儿童带去成长的关怀，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了一个践行社会责任的爱心通道，引导更多财富成为向善的力量。目前，安康图书馆的建成数量已达50所，惠及近10万名乡村儿童，新湖财富正朝着百所安康图书馆的目标稳步迈进。 此外，新湖财富以金融助力慈善事业，以“公益新湖”计划开启慈善信托新模式。公益新湖项目通过信托与基金的设置能够持续运营，客户爱心捐赠的资金将有效助力慈善信托资金永续运作，产生的收益将持续支持公益项目。这是新湖财富携手公益机构、客户、合作伙伴共同打造的一款具有开放透明和可持续性，并兼顾当前公益项目和长期发展的公益平台。 作为中国第三方财富管理行业的头部机构，新湖财富成立九年来，立足“做最好的私人银行”战略目标，坚守“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基于五块国家金融牌照，坚守合规，敬畏风险，目前已在近90个城市设立了270余个分支机构，在香港、加拿大设立了专业子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累计为六万多个高净值家庭、数十万客户提供了资产配置综合金融服务，累计配置资产规模突破11000亿元。未来，新湖财富将继续发挥好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不断提升财富管理服务品质，践行慈善公益，创造社会价值，为广大客户带去具有国际水平的私人银行产品与服务。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企业主动重新划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新的企业边界之内追求利润最大化。 ESG（即环境、社会责任及企业治理）投资近年来呈现出指数型成长态势。笔者认为，它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ESG投资是市场自发的、对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日益积累的“市场失效”现象的一种纠错机制。它试图在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前提下，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挑战，降低技术快速变革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伦理冲突及社会矛盾。ESG投资力图把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造成的“外部性”尽可能“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实质上是在重新定义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引领，全球兴起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市场化与自由化的浪潮。中国也在1978年开启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进程，带来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人类社会迎来了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与后工业化浪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过去半个世纪，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很可能超过了之前数千年的总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福利改善。 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市场失灵和监管缺失也导致各类风险，矛盾不断积累。例如，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视生产与商业活动的外部性，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如过度砍伐森林、占用耕地、排放温室气体或污染物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不断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消失、收入/贫富差距扩大；企业激励员工过度工作、过度竞争，导致员工身心健康受到损害；为抢占市场，企业开发、营销令人上瘾的产品或服务，或通过低价营销策略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甚至浪费）；企业过度获取、使用甚至交易客户隐私信息，或利用大数据来影响、控制客户的信息获取、价值取向、政治判断等；一些高科技企业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开发、应用一些目前在伦理、安全等方面尚存争议的技术和产品；等等。 以上行为有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有的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或监管，有的则因为对其所造成的伤害很难识别与鉴定，令监管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市场化导向及利润驱动下，上述企业行为没有受到法律和监管约束。但它们产生的社会危害却不容忽视。虽然这些危害短期内看似无足轻重，但如果放任自流、日积月累，相关风险和矛盾很可能变得不可逆转或无法调和，甚至有可能酿成自然或人文灾难。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强行介入，通过行政干预来管制企业行为、防范风险积累，则有可能扭曲市场运行机制，扼杀企业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 在这一背景下，ESG投资诞生了。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决定使用自己手中的资本，试图通过“用脚投票”的市场机制来引导被投资企业采取自律行为。那些对环境不友好、不关心员工福利或公司治理混乱的企业，即便其财务表现优异，ESG投资者也避而远之；而那些主动保护环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改善公司治理的企业，即便因此承担额外成本或损失，ESG投资者也积极成为它们的股东，用手中的资本来支持这些企业。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企业主动重新划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新的企业边界之内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仅限于要求企业对ESG相关要素做强制性的信息披露，避免了“有形之手”对市场运作的直接干预，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为什么ESG投资越发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支持和实践。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企业主动重新划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新的企业边界之内追求利润最大化。 ESG（即环境、社会责任及企业治理）投资近年来呈现出指数型成长态势。笔者认为，它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ESG投资是市场自发的、对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日益积累的“市场失效”现象的一种纠错机制。它试图在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前提下，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挑战，降低技术快速变革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伦理冲突及社会矛盾。ESG投资力图把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造成的“外部性”尽可能“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实质上是在重新定义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引领，全球兴起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市场化与自由化的浪潮。中国也在1978年开启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进程，带来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人类社会迎来了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与后工业化浪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过去半个世纪，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很可能超过了之前数千年的总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福利改善。 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市场失灵和监管缺失也导致各类风险，矛盾不断积累。例如，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视生产与商业活动的外部性，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如过度砍伐森林、占用耕地、排放温室气体或污染物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不断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消失、收入/贫富差距扩大；企业激励员工过度工作、过度竞争，导致员工身心健康受到损害；为抢占市场，企业开发、营销令人上瘾的产品或服务，或通过低价营销策略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甚至浪费）；企业过度获取、使用甚至交易客户隐私信息，或利用大数据来影响、控制客户的信息获取、价值取向、政治判断等；一些高科技企业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开发、应用一些目前在伦理、安全等方面尚存争议的技术和产品；等等。 以上行为有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有的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或监管，有的则因为对其所造成的伤害很难识别与鉴定，令监管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市场化导向及利润驱动下，上述企业行为没有受到法律和监管约束。但它们产生的社会危害却不容忽视。虽然这些危害短期内看似无足轻重，但如果放任自流、日积月累，相关风险和矛盾很可能变得不可逆转或无法调和，甚至有可能酿成自然或人文灾难。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强行介入，通过行政干预来管制企业行为、防范风险积累，则有可能扭曲市场运行机制，扼杀企业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 在这一背景下，ESG投资诞生了。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决定使用自己手中的资本，试图通过“用脚投票”的市场机制来引导被投资企业采取自律行为。那些对环境不友好、不关心员工福利或公司治理混乱的企业，即便其财务表现优异，ESG投资者也避而远之；而那些主动保护环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改善公司治理的企业，即便因此承担额外成本或损失，ESG投资者也积极成为它们的股东，用手中的资本来支持这些企业。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企业主动重新划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新的企业边界之内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仅限于要求企业对ESG相关要素做强制性的信息披露，避免了“有形之手”对市场运作的直接干预，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为什么ESG投资越发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支持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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