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货币本质定位和货币政策目标的争论持续不断、日趋激烈，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应该只是追求币值稳定，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吗？真的能做到保证央行独立性并保持货币币值持续稳定吗？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这话现在用在维持货币政策中性上，并不为过。 尽管，理想或理论上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就是维持货币币值稳定；但可能鲜为人知的是：现实中，物价水平的变化更多影响货币的需求与供给，而非货币投放更多地影响物价水平的变化；以及信用货币是建立在整个国家财富价值的信用基础之上这一事实逻辑。 不只是囿于此次新冠疫情危机，1929-1933年大萧条爆发后，随着陆陆续续国家性、区域性、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所涉及的国家往往都大量投放货币进行救市或者进行经济刺激，全球范围内货币总量增长越来越超出可交易社会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不得不实施量化宽松乃至财政赤字货币化之路，信用货币体系似乎已经走上了一个越来越偏离维持币值稳定的本源和宗旨，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甚至可能彻底摧毁整个货币信誉和踏上货币体系的不归之途。 由此，有关货币本质定位和货币政策目标的争论持续不断、日趋激烈，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应该只是追求币值稳定，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吗？真的能做到保证央行独立性并保持货币币值持续稳定吗？ 这是影响巨大、需要准确把握的最基础的货币理论问题；甄别是非，厘清方向，方能洞悉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什么。 货币中性及其背后 货币中性其实是很难成立的。“货币中性”是货币数量论的一个基本命题。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减只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同方向、同比例的变化，而不会带动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货币是中性的。货币政策根本目标就是要通过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调节来维持货币币值稳定，从而维护社会公平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由此必须维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也成为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的经典理论。 但这种认为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只是受到货币数量变化影响的观念其实并不准确，在理论和实务上都很难成立。因为物价水平的变化，最根本的是受到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而供求关系的变化，并非仅仅受到货币供应变化的影响，而是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般物价水平只能用少量有代表性的物品或服务的价格予以表示（如CPI）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更加突出。 更需要看到的，是物价水平的变化更多地影响到货币的需求与供给，而不是货币投放更多地影响到物价水平的变化。信用货币体系下，没有货币需求，要扩大货币投放，其实并不容易。 要弄清楚这一点，还需要弄明白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的，货币投放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 信用货币投放主要存在两大渠道或方式： 其一，货币投放机构购买货币储备物进行基础货币投放。货币投放机构主要是购买以往曾经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如黄金、白银），或者购买国际硬通货（主要国际货币）等，作为货币的价值储备或支撑物，据以确定货币币值并增强货币信誉。由此投放的货币属于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 其二，货币投放机构按照约定的条件将货币出借给借款人进行派生货币投放。货币投放机构通过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按照约定的期限和条件，将货币投放给借款人。由此投放的货币属于在“基础货币”之上衍生出来的“派生货币”。 这种以借款方式派生货币背后的原理是： 信用货币体系下，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充分发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的核心功能，就需要保持一国货币总量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财富的价值规模相对应，保持同步增减变化。 这样，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由于其供应受到其自身开采、加工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难以跟随全社会可交易财富价值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必须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值也需要用新的货币加以表示。 货币则必须从社会财富中脱离出来，成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价值表征物，其本身可以不再具有物理价值，但需要以整个国家可交易社会财富的价值作为支撑，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建立在整个国家总体财富信用基础之上，所以被称作信用货币，也叫做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由此，通过购买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并不是越多越好，而应该尽可能控制在必要范围之内，否则，货币就可能倒退回金属本位制了。 在基础货币之外，社会主体如果需要货币，就可用其已经拥有，或者在约定期限内将会拥有的可交易财富，并能够及时变现以偿还借款本息为条件，向货币投放机构借取货币。由此就引入整个社会主体与货币投放机构一道，共同对可交易社会财富的价值规模进行评估，据以投放货币，就可以做到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基本对应。如果借款人不能按照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并由此形成坏账损失，意味着货币超出财富真实价值形成超发，需要及时识别坏帐损失并予以核销，将超发的货币消除掉。由此造成资不抵债的借款主体和货币投放机构，则必须及时进行重组或破产处理。 其中，为防止货币投放机构破产造成整个货币体系崩溃，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成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职责并实施不同的管理：中央银行负责货币现金的印制和管理，并负责货币币值的监测与调控，同时作为银行的银行，负责银行之间的资金清算和必要的资金供应；面向社会公众的各种金融业务，特别是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派生货币的业务，交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接受中央银行和专业监管机构的监管，资不抵债的同样要进行重组或破产清理。 这样，货币投放机构对外借出货币就成为信用货币体系下越来越重要的货币投放渠道或方式。这种情况下，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社会主体对货币的需求就成为扩大货币投放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社会主体货币需求旺盛的情况下，货币投放机构要控制货币投放是相对主动和有效的，而在社会主体货币需求萎缩情况下，货币投放机构要扩大货币投放则是相对被动和低效的，甚至可能出现货币投放机构以零利率、负利率发放贷款，但由于借款人对能否归还本金都没有把握，也难以刺激其扩大贷款（货币）需求，从而陷入持续通货紧缩难以自拔的困境。 中央银行难以保持独立和维持币值稳定 实物货币之所以要转化为信用货币，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保持货币总量与社会财富规模相对应，维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是信用货币产生的本源和初衷。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为保持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对应，维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就需要加强全社会物价总指数的监控并据以调节货币投放。由此就形成了包括物价指数构成与调整、物价指数变化（通货膨胀率）目标确定和监控、物价指数变化超出预期的调节工具与具体实施等在内的货币政策体系。 理论上，货币政策目标应该就是维持货币币值稳定，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并因此需要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避免政府对货币投放的行政干预。 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可交易社会财富种类繁多、分布极广，而且又大量处于流通和再加工过程之中，不断转换所有者和表现形态，要全面准确地掌握全社会所有财富价格整体变化情况极其困难，几乎难以做到，所以实践中只能选取部分与人们生活生存密切相关的最终消费品作为样本，按照其影响程度赋予不同的系数，形成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近似地反映社会物价及货币币值变化。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其他一些影响因素，据以进行货币投放和总量的逆周期调节，主要是在经济步入上升阶段，投资消费需求旺盛，带动物价加快上涨情况下，通过提高政策利率、提高准备金率或限制贷款规模等方式抑制货币投放；而在经济进入下行阶段，投资消费需求萎缩，带动物价加快下降情况下，则通过降息、降准或放松贷款限制等刺激货币投放。 这种调节最终体现为社会利益或社会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的重新分配：利率水平提高，意味着财富更多地倾向于货币提供一方，而会减少货币需求一方的收益（或增加其成本）；利率水平降低，则出现反向调节。这就使得货币政策具有很大程度上的财政功能，或者说具有税收调节的功能了，而且还比税收调节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更容易实施。 同时，信用货币是建立在整个国家财富价值的信用基础之上，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是国家将货币投放与总量调控的职责赋予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成为国家或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货币不再是中央银行自身的负债，由此也就很难完全脱离国家意志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和中央银行独立性。 国家要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维持社会公平与稳定发展。执政党为赢得民心，维护执政地位，往往更愿意刺激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更容易选择降低利率、扩大货币投放，并由此无形之中压低货币币值，将社会财富更多地配置给愿意借款并扩大投资消费的群体。这样，确实很容易推动通货膨胀。 但从结果看，这实际上会实现社会财富从货币性资产持有方（财富储蓄方）更多地转向扩大借款增加投资消费的群体，从而激活社会财富，不断刺激经济社会发展。其中，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还可以因此实现财富从境外债权方向国内债务方的转移。即使由此推高了通货膨胀，只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能够支持扩大社会就业，保障社会最低生活水平，避免引发社会动乱，其影响就是可控的，总体上就是利大于弊的。 当然，由于社会对投资消费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顺周期的，越是经济发展向好，财富价格上涨，投资回报率提高，就越容易增加货币需求，促进扩大投资和消费。这又很容易推动投资发展走过头，最终造成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速下滑，陷入持续低迷状态。此时政府或国家宏观政策自然的选择还是加大刺激力度，不断降低利率、实施减税让利。最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就步入零利率、负利率困境，不得不实施越来越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不得不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央行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提供透支），现代货币理论（MMT）因此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货币政策的真实写照与理论总结。这在很多曾经参与全球化高速发展，产能超出本国需求，但国际竞争力又转弱，需求严重不足，特别是货币大量流入金融市场乃至国际金融市场的国家，这种状况更加突出。 结论：真正需要做的…… 在货币转变成为国家信用货币或主权货币，不再是投放机构自身负债的情况下，要维持货币币值稳定，维护货币政策中性和中央银行独立性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刻意去做甚至也难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应有的积极作用。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从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这个时候，把握好最基础的货币理论问题更显得尤为重要。 真正需要做的，其实是需要推动整个国家转变发展理念，改进治理机制，合理确定发展目标，避免追求短期暴发而刺激过头，造成经济暴涨暴跌并引发社会剧烈动荡，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追求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在这一前提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为国家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应该努力维持在正常区间内，既要合理分工，又必须加强合作，共同发挥应有作用，维护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除此之外，还应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推动法定货币数字化发展，在坚持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面向社会公众的金融业务，特别是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派生货币的业务，仍交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实施市场化运作，并接受中央银行与专业监管部门的监管，努力防止虚估财富价值而相应超发货币的基础上，实现数字货币用户信息和交易数据在中央银行的大集中，帮助中央银行全面准确地掌握数字货币的总量与分布情况，从而实现对数字货币运行全流程、全方位的严密监控，大大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准确性和有效性，推动信用货币体系趋利避害，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21日发布的2021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十三五”期间，中国居民消费持续保持升级态势，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1.2万亿元，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实物消费市场，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60%左右。 《社会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表示，“十三五”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持续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恩格尔系数从2015年的30.6%下降到2019年的28.2%。 他同时指出，2020年前三季度，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73324亿元，同比下降7.2%，降幅比上半年收窄4.2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实现正增长。(王文博)
打赢脱贫攻坚战为贫困地区农村补齐了短板，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脱贫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与城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社会力量要继续支持脱贫地区，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推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多年来，社会力量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力战贫的强大合力。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脱贫地区全面进入后续巩固提升阶段。在这个阶段，同样离不开社会力量持续支持。 脱贫产业需要更广市场。自实施精准扶贫以来，贫困地区积极聚焦市场需求和脱贫效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了一大批适销对路的优势特色产业，打造了一批叫得响的知名品牌。在社会力量，尤其是在电商平台、央企和东部民企大力支持下，西部地区很多产品走出大山戈壁，大量销往东中部地区，有些还出口国外，实现了优质优价，确保了农民稳定增收，为胜利脱贫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脱贫产业市场在外，而且脱贫产业形成的时间比较短，有些正处于爬坡过坎阶段，在巩固提升阶段仍需要确保并继续扩大这个市场，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这就需要社会力量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给予倾斜性帮扶。 脱贫农民素质亟需提高。自实施精准扶贫以来，在夯实物质基础，补齐发展短板，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的同时，“造血式”“扶志型”“培智型”扶贫使得贫困人口精神面貌、思想观念、心理状态也发生了可喜变化。特别是如期脱贫极大增强了广大群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各方面素质得到大幅提升，一批新型职业农民脱颖而出。但总体来看，脱贫农民的文化水平、劳动技能、市场意识等都有待继续提高，这就需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为脱贫地区继续提供科技、教育、文化等多方面支持，解放思想，化风成俗，建设更加文明的乡风。 城乡差距有待缩小。打赢脱贫攻坚战，为贫困地区农村补齐了短板，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脱贫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与城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这需要社会力量继续大力支持脱贫地区，以城带乡，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帮扶，确保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 可喜的是，近两年来，一些地区脱贫后，社会力量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如一些名人为脱贫地区优势特色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代言，一些媒体刊发公益广告，大中城市在地铁、广场等公共场所为脱贫地区优势特色产品投放广告，东中部地区企业加大在脱贫地区产业投入等，都收到了很好的帮扶效果。因此，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社会力量要继续支持脱贫地区，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推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拓兆兵）
图片来源：微摄 央行12日发布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比上年多9.19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0.03万亿元，同比多增3.15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1450亿元，同比多增2725亿元；委托贷款减少3954亿元，同比少减5442亿元；信托贷款减少1.1万亿元，同比多减7553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1746亿元，同比多增6503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4.45万亿元，同比多1.11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8.34万亿元，同比多3.6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8923亿元，同比多5444亿元。12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4821亿元。 从结构看，2020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57.5%，同比低8.3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占比0.4%，同比高0.9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占比-1.1%，同比高2.6个百分点；信托贷款占比-3.2%，同比低1.8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占比0.5%，同比高2.4个百分点；企业债券占比12.8%，同比低0.2个百分点；政府债券占比23.9%，同比高5.5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2.6%，同比高1.2个百分点。注1：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注2：2019年12月起，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指标数值为托管机构的托管面值；2019年9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企业债券”统计，将“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企业债券”指标；2018年9月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2018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单独列示。注3：文内同比数据为可比口径。
图片来源：微摄央行13日发布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20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71.6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2.1万亿元，同比下降0.6%；委托贷款余额为11.06万亿元，同比下降3.4%；信托贷款余额为6.34万亿元，同比下降14.8%；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3.51万亿元，同比增长5.3%；企业债券余额为27.62万亿元，同比增长17.2%；政府债券余额为46.06万亿元，同比增长22.1%；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8.2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从结构看，2020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2%，同比低0.1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占比0.7%，同比低0.1个百分点；委托贷款余额占比3.9%，同比低0.7个百分点；信托贷款余额占比2.2%，同比低0.8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1.2%，同比低0.1个百分点；企业债券余额占比9.7%，同比高0.3个百分点；政府债券余额占比16.2%，同比高1.2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2.9%，与上年同期持平。注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指一定时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余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注2：2019年12月起，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指标数值为托管机构的托管面值；2019年9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企业债券”统计，将“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企业债券”指标；2018年9月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2018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单独列示。注3：文内同比数据为可比口径。
专题：人类对市场认识的层层深入 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对市场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深化是随着一个概念被提出来，一个个经济现象被归纳出来，一个个经济理论被总结出来逐渐深化的。 1、劣币驱逐良币 （1559年） 1559年，英国托马斯.格雷欣公元发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规律，他发现市场上流通的是金属铸币，时间长了，人们发现足值与不足值的铸币可以一样使用，于是，人们就把成色好的足值货币（良币）储藏起来，而把不足值的铸币（劣币）赶紧花出去。结果，劣币把良币赶出了市场，后来人民用“劣币驱逐良币”来形容市场经济的逆淘汰经济现象。 2、幼稚产业保护论（1841年） 幼稚产业是指某一产业处于发展初期，基础和竞争力薄弱，但经过适度保护能够发展成为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最初于18世纪后半期由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1841年，德国史学派先驱李斯特（Freidrich Liszt，1789—1846）出版《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批评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贸易思想，对汉密尔顿的观点加以系统的理论阐述，可见美国、德国等在崛起的过程中都经历过幼稚产业保护阶段。 3、自然垄断（1848年） 1848 年，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出版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自然垄断的概念。早期的自然垄断概念与资源条件的集中有关，主要是指由于资源条件的分布集中而无法竞争或不适宜竞争所形成的垄断，格林沃尔德(行情688028,诊股)在其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中指出，自然垄断是一种自然条件，它恰好使市场只能容纳一个有最适度规模的公司，在自然垄断条件下无法形成竞争。 3、外部性（1920年）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出版 《福利经济学》，首次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经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 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工厂在生产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就是一种负外部性。 4、社会成本（1920年） 庇古还提出“社会成本”的概念，主张将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开，社会成本是指全社会为某一项经济行为付出的成本。。社会成本是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生产的外部性给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之和。社会成本的分担与补偿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 5、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1933年） 1933 年，英国 罗宾逊发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与同年出版的美国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 一并被认为奠定了西方现代价 格理论的基础。不完全竞争市场是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而言的，除完全竞争市场以外的所有的或多或少带有一定垄断因素的市场都被称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它们是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 6、合成谬误（1948年） 合成谬误是萨缪尔森提出来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肯定的是：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如，一户人家教育小孩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成了人上人，但家家都这么做，却无法如愿。某一个人用惦高脚尖的方式来看庆祝游行，可以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并不能让大家如愿。整体并不等于局部之和。 7、.囚徒困境与非合作博弈均衡（1950年） 1950年，约翰·纳什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又为非合作博弈均衡，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的策略选择如何，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个确定的策略，则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两个博弈的当事人的策略组合分别构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这个组合就被定义为纳什平衡，同年，艾伯特·塔克以以囚徒方式阐述非合作博弈， 并命名为“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在囚徒困境模型中，两个囚犯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是坦白招供，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不招供从而均被判处一年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8年的结局，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但是我们可以从“纳什均衡”中引出“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 8、公共产品（1954年） 1954年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指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如国防、公安司法等方面所具有的财物和劳务，以及义务教育、公共福利事业等。特点是一些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某些人对这一产品的利用，不会排斥另一些人对它的利用，具有非排他性。一般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私人产品可以被分割成许多可以买卖的单位，谁付款，谁受益。公共产品是不可分割的。公共产品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理论，也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财政收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础理论。 9、有限理性（1955年） 1955年，西蒙基于人的有限认知能力，提出“理性有限论”的观点:“人类大脑阐释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问题的规模相比，是非常小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现实中有客观上理性的行为”这种理性主要是指所谓的“贝叶斯理性”，即决策者对具有不完全信息、不确定事件的“事前概率”的判断，人们有时是健忘的、冲动的、混乱的、有感情的和目光短浅的，不能真正地总是追求其最优目标。 10、市场失灵（1956年） 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弗朗西斯 巴托在《市场失灵的剖析》一文中提出来“市场失灵”的概念，用来总结外部性、垄断、不完全消息等导致的市场无效。市场失灵不是一个专门的理论，而是对以前人们总结的各种市场无效现象的汇总式提法。 11、公共贫困（1958年） 1958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出版《丰裕社会》，提出了私人富足和公共贫困的二元难题，即“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意思是说，美国市场上虽然充斥着大量的消费类商品，但社会服务却相当贫乏，私人产品的丰富与公共产品的匮乏对应的社会不均衡。加尔布雷思认为，富裕社会中存在贫困问题尤其是公共贫困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计划与市场二元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公共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与私人方面相比，始终处于不乐观的局面。但在公共设施、城市公共住房、环境等公共领域，市场并不能解决其中的问题，因为市场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其做法是以最低的成本为更多的人提供产品和服务，这就使得公共贫困问题更为突出。 12、交易成本（1960年） 1960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论文，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泛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发生而形成的成本，因此很难进行明确的界定与列举，不同的交易往往就涉及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显著特征是坚持交易是有成本的。这一特征使新制度经济学比其他经济学更为现实，属于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13、搜寻理论（1961年）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发表于研究论文《信息经济学》提出搜寻概念，他指出某一买者要购买时，总要询问许信息，搜寻成本是指为找到某物品市场最低价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时间、精力及各种风险的总和。“货比三家”就是对信息搜寻行为的经典描述。但是信息搜寻也是有成本的，主要指搜寻过程中耗费的时间成本。在劳动力市场，为找到一个能接受的工资水平，需要付出不可忽视的“搜寻成本”。 14、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1963年） 196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阿罗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首次引入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确定的经济行为主体不承担其行动的全部后果，在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行动的现象。逆向选择，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市场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平衡供求、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 15、公地悲剧（1968年） 1968年，英国人类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教首先提出“公地悲剧”概念，指公共的土地，而且指公共的水域、空间等等；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界定产权的交易成本太高）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16、价格粘性与菜单成本（1985年）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小的菜单成本与大的经济周期:一个垄断的宏观经济模型》，提出菜单成本的概念。菜单成本论又叫成本的价格调整论。菜单成本的存在阻碍了厂商调整价格。菜单成本指调整价格时所花费的成本，它包括：研究和确定新价格的成本、重新编印价目表的成本、通知销售点更换价格标签的成本等。有些机会成本也叫做菜单成本。菜单成本的存在使得名义价格水平有了粘性。在价格粘性的条件下，厂商对需求变动的反应是改变产量。这样，总产量随总需求的变化而变动，经济中就会出现大的波动。 17、动物精神（2009年） ”动物精神”由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凯恩斯使用动物精神这一概念来强调经济主体的非理性动机，投资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因为经济前景根本难以捉摸。因此他提出投资的冲动要靠“动物精神”，即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在投资中，积极行动的来源自自发的乐观情绪，而不取决于对前景的数学期望值，阿克洛夫和席勒出版《动物精神》一书将其理论化。
12月8-10日，36氪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WISE2020新经济之王大会——崛起与回归」。本次大会是WISE大会的第八届，2020年也是36氪成立的第十年。在新资本分会场，我们邀请到了天使基金、VC/PE、市场化母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平台等各路资本方，汇聚了万亿级的创投资本，以「穿越季候风-金钱涌向哪里」为主题，聚焦投资策略、探索价值发现、前瞻市场未来。 宜信私募股权母基金管理合伙人廖俊霞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资本向善，母基金创造社会影响力”的主题演讲。廖俊霞分享了宜信私募股权母基金对标的基金投资中的社会影响力项目进行的相关调研，发现在投资策略里纳入影响力评价因素是长期投资价值理念非常好的延伸。从这次调研可见，投资回报和社会影响力可以做到双赢，义利并举是可以实现的。 宜信私募股权母基金管理合伙人廖俊霞 以下是演讲实录，经36氪整理编辑：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新经济、新资本”，我们觉得在“私募股权助力新经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且温暖的维度，就是“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在国内属于比较新的概念，在海外这个词出现时间也并不长。到目前为止，全球影响力投资总规模大概是5000多亿美元，这跟整个私募股权行业相比并不是一个大的数字。 最近几年，国内“影响力投资”虽然被很多提及，但还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达则兼济天下”，资本的力量在某种程度是可以被称作“达”的一方，我们希望发掘和展现私募股权通过长期资本在投资新经济、投资高成长企业的大方向和趋势下，还有其他哪些正能量？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撰写了《宜信私募股权母基金影响力评估报告》，聚焦“投资新经济，创造社会影响力”，并于近期正式发布。我们从去年开始搭建相关的评估模型，影响力投资和评价在海外已经有相应的模型和方法，但并不完全适用于国内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基于此，我们在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指标基础上，借鉴海外相对成熟的数据模型，结合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实际的发展情况，我们选取了几个大的指标： 首先是GP的责任治理，这是影响力考察中的一个基础指标。其次是投资方向，我们倡导在私募股权领域，把资本投向未来产业、美好生活和永续传承等三个大的方向当中。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面向GP总共发出了155份调研问卷，共收到69份有效问卷。首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结论： 第一，在投资策略里纳入影响力评价因素是长期投资价值理念非常好的延伸。能够长期生存、可持续发展的优秀企业，能做成“百年老店”的企业，一定有其独到的社会价值、社会影响力。 第二，投资回报和社会影响力可以做到双赢，“义利并举”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长期来看，影响力投资的专业化运作会成为一种趋势。 从行业和阶段分布上，我们所调研的影响力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医疗、环保相关领域。从阶段上来看以早期项目为主。 这些都是什么样的项目呢？我和大家分享几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深之蓝，是一家从事水下智能装备研发与制造的公司，简单来说是做水下机器人的公司。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近期发布的预测，全球每年平均有278万人在工作中丧生，其中13.7%，也就是超过 38.75万人死于工作事故，每年非致命工伤影响大约3.74亿工人。保护劳工权利，推动为所有工人创造安全和有保障的工作环境，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深之蓝提供的机器人可以在极为恶劣的水下环境中进行作业。2018年，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因为长江这一河段水流湍急浑浊，车辆坠落处江水极深且水况复杂，潜水员搜寻难度极大、危险系数极高，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下，深之蓝水下机器人到达现场，下水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在下潜65米后成功定位到了坠江车辆。 第二个案例是云天励飞，主要技术之一为AI人脸识别。在中国，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平均每天就约有1370名老人走失。每年的失踪儿童大约有7万人，而能够找回来的孩子大概只占失踪儿童总数的5%左右。在智能终端人脸识别领域，云天励飞推出了全球首套动态人像识别系统-云天“深目”，实现“亿万人脸、秒级定位”。自2016年在深圳上线以来，它协助警方找回了400多名走失儿童和老人，采用区域的路面接触性“两抢两盗”警情年均下降超过50%。 第三个案例是爱博诺德，主要提供用来治疗白内障疾病的人工晶体。据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文献记载，白内障是全球致盲率最高的眼病。目前全球39%的盲人和25%的重度视力障碍患者致盲患病的原因都是因患白内障但未能及时治疗。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一千八百万人因白内障而致盲，另有一亿白内障患者需要通过手术来恢复视力。爱博诺德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多次以捐赠产品方式支持云南省“镇彝威”革命老区、河北省蠡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国内贫困地区开展白内障“复明工程”。 2015年至今，爱博诺德还密集参加国家针对非洲和亚洲“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光明行”医疗援外项目，爱博诺德制造的人工晶体也给包括非洲纳米比亚、喀麦隆、科摩多、苏丹、刚果布和亚洲的巴基斯坦、柬埔寨、斯里兰卡、老挝、缅甸等20多个国家的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 这些都是母基金间接投资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典型案例。那么这些项目的回报水平怎么样？从投资成本角度来看，母基金这次调研的所有社会影响力案例的总投资成本占标的基金总规模的比例大概是5.3%，现在账面价值已经占到了这些基金总账面价值的8%多。从这个简单数据就可以看出，从账面回报水平的角度来看，社会影响力相关的项目是超越平均水平的。 从这次的调研来看，第一，能看到大家对影响力投资的事情越来越关注，在中国，大家的这种公共意识、希望社会更美好的意识越来越强。第二，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母基金的方式，不仅是把机构和高净值客户的资金投向新经济，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传导影响力投资“资本向善”的理念。 最后，我们也倡议在私募股权领域的基金们在追求卓越投资和财务回报的同时，将视角也更多关注和投入影响力投资领域，更加重视社会效益的方面，能够实现“义利并举”，用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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