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和梁建章之前的文章，李铁再次做出回应，但这篇文章的标题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无论在梁建章之前的多篇文章里，还是我对人口问题论述中，从没有明确提出“以增加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样的观点。 恰恰相反，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就业率是一个非常综合复杂的问题，绝不可能仅仅与人口总量正相关，而是与一系列的综合指标有着微妙的连锁反应。 其实李铁此文的标题是在制造一个并不聪明的逻辑陷阱，用非此即彼的逻辑来倒推结论，特别容易让观者产生直观认同。 然而，当我们在谈论人口与就业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时，必须首先从宏观大视野上梳理，以相对较长的历史周期为坐标参考。 遗憾的是，正如我上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在宏观上我和梁建章提出的观点、数据，是站的住脚且可证明的，而李铁在微观上却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可供证明或证伪的实例，仅凭经验型判断进行反驳，实在缺乏说服力。 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性指标 首先，李铁认为梁建章“提高生育率解决经济发展滞后”的观点是走入了研究的误区，并以就业压力为判断依据，其根源在于他对于中国就业率与人口形势的关系存在误判。 按照李铁的表述，我可以理解为，他认为中国严重的就业压力是因人口数量过剩所致。 显然，李铁依然没有认清中国老龄化趋势对于就业压力的深远影响。本质上，中国所有的就业压力都源自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随之带来的劳动力价格上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等一系列传导效应。 我再次非常明确地阐述这一观点：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性指标。人口衰减，必然带来人力资本匮乏，科技创新动力不足。 老龄化是一种非常宏观的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正在变老，但我们每天生活和工作在最微观的层面上，这种趋势是要有足够长周期才能感知到的。如果不从当下时刻就开始延缓、抑制、扭转这种趋势，30年后的老年中国将面临非常不利的局势，这一点，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有过详细说明，不再赘述。 其次，我特别不能认同李铁的这种说法——“梁建章和毛大庆看来，生育率就是一个筐”。 生育率当然不是筐，但生育率指标绝对是一个经济体在大周期内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很多基础指标的预测都应该以生育率为重要参照和预测依据。 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当然是需要多维度共同推进的，绝非简单的人口数量问题。但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人口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健康可持续的人口结构，其他所有因素的实现可能性都将大打折扣，甚至成为空谈。 在这里，仅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因为这是过去十年间中国享受人口红利最充分的一个领域。不断增长的人口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了发展的巨大空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实体商品在线零售占比达到27%，远高于2014年的10%。中国大陆拥有7.1亿用户（根据2020年3月CNNIC数据），网上购物的渗透率为79%。 正是由于中国市场最近十年来巨大的人口体量优势，让电子商务用户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并迅速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乃至县域扩张。 当然，用户长期增长的动因是优越的用户体验、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多样化的产品提供，但这一切的根源来自市场规模，亦即人口体量。 第三，李铁指称我们在谈论人口问题时忽视了人口素质，但他却刻意回避了人口素质在人口数量中的比例问题。 关于提升人口素质的问题，其实并不在本次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范围，但既然被李铁拎出来强调，我也就此简单说明。 任何问题都不应抛开总量而谈绝对数字，万物相对，如果没有足够庞大的人口总量为依托，我们不可能奢求每一个新生人口都会成长为社会精英，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自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以来，中国一直在强调优生优育，现实情况是，中国人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逐年提升，家庭教育成本也在逐年增长。这一现象的积极意义就是李铁所强调的人口素质提升，消极意义则在于，独生子女成为每个家庭唯一的希望，沉重的教育成本和不可预期的成才回报率产生了恶性循环，导致中国的教育体系陷入了一个对于年轻人并不太友善的怪圈。 第四，李铁认为我对于印度的预期过高，并提到他并不看好印度的未来。他认为“印度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累赘。” 根据目前的中印人口增长趋势，当21世纪第三个十年结束时，很大概率上印度将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但以当前的中印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力而言，我当然不认为印度在人口超越中国的同时也会实现经济超越，但不可忽视的是印度人口对其经济的正向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及中期，中国的人口优势集中在劳动力数量庞大、价格低廉，而依托于此优势的制造业与外贸是中国重要的增长动力。然而，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这两大优势都在因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而逐渐消减。 与中国相比，印度今天的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且价格优势愈加明显。 我简单了解了当前的印度人口结构。 总量上，印度比中国少0.5亿人口，但有效劳动力比中国少3亿，另一个令我感到震动的数据是，印度14岁以下人口竟然比中国多1.3亿，这意味着到了2050年，印度核心劳动力人口将比中国多1.3亿，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口红利差距指标，我们不可能也不可以忽视。 从老龄人口上看，印度的预期寿命较中国低8岁，中国预期寿命是76岁，印度是68岁。基于这一点，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的居民健康指数更高，但从印度的角度讲，印度的养老负担相对更小。 虽然印度社会在今天依然存在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比如科技化程度依然较低，人工智能和产业自动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另外，印度15岁-29岁的青年人口的失业率高达30%以上，这些都是印度人口红利背后的隐忧所在。 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一个恒定的观点：人口总量一定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基础，有人，才可能有红利。一旦印度克服、解决了国内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人口红利的爆发将是可以预期的。而中国，如果不从现在开始为老 第五，关于中国与日本的老龄化对比问题。 李铁的所有论据始终指向“老龄化并不妨碍中国发展”的观点上，但我注意到他文章中的一个细节，即以日本举例：“日本的高龄人口的就业基本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年轻人则更多地从事工业和研发性质的就业岗位，这是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 如同中国问题与印度问题不能在同一个维度、同一个社会环境下相比较一样，中国与日本，虽然一衣带水，经济联系紧密，但深入到最核心的人口问题时，绝不是效仿、参照、预期的逻辑。只要简单了解一下日本的国家资源、产业结构，大概就能得出以上结论。 日本的经济结构与中国完全不同，上世纪90年代初，当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刚刚开始时，也就是日本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之初，日本的社会总财富和人均财富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公共资源的发达程度也远超今天的中国。另一个必须认识到的问题是，在日本老龄化趋势发生前，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都已经很强，以科技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业已形成。 首先，日本的人口绝对数量不到中国的10%，因此人口收入结构中的底层人口总量也远低于中国，而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却极大的超过中国。2018年的统计显示，在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排行中，日本位列第11位，是唯一上榜的亚洲国家，而全球GDP第一的美国则位列第23位。 其次，尽管日本的老龄化非常严重，但由于有着强大的社会总财富基础，所以日本政府可以长期执行异常优厚的养老政策，对老龄人口的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每一届政府选举时首相拉票的筹码。 养老金一直是日本社保支出最大的部分，且仍在持续增加。 1970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为3.5万亿日元，2018年增长到121.3万亿日元。 1970年，养老金支出为0.9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24.3%，2016年， 养老金支出达到54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近一半。 就算在经济发达的日本，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也在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写在最后 回到李铁文章的核心议题：人口问题与就业压力。 从短期看，增加人口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实际效果可能不会明显，毕竟，人口总量的提升、生育率的上升是长周期的问题。在短期内，尤其是疫情影响下的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中，对于应届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扶持必须要加强，对于小微民营企业和城镇经济的帮扶力度也要加大，对于劳动保障体系的完善工作也要加速进行。 而在长期上看，中国所有的就业压力都可以追溯到老龄化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上。中国现在需要做很多事来应对未来30年的老龄化趋势，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紧迫的，就是持续推动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和执行，在教育成本和教育体制上进行复合化运作，让育龄人口生得起、养得起，还要教育得起。 总而言之，中国人口问题是国之根本问题，怎么可以如此消极地以“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如李铁言）泰然处之？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九评李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 第十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基于全局 才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认识 梁建章十评李铁：如何防止未来中国人口一直下降下去？
这已经是我关于人口讨论的第十篇文章了。我特别注意到，梁建章先生在关于人口问题的最新文章中（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还是局限在人口的单一思维逻辑里。这也是很多学者会出现的问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现实中，往往把某一个问题过度放大，而忽视了全局性。 这也是就人口问题持续两个月的讨论中，我和梁建章的根本分歧所在。 人口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生育问题 梁建章在新文章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其实我在以往的文章都做过专门的论述和回应，可能是被他忽视了。例如，在日本，养老金已经成为了严重的财政负担。这个例子证明，高福利化的养老制度安排，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制度负担。这也是我在与日本的相关官员和学者讨论后得出的结论。 关于梁建章在新文章中让我回答的几个问题，我此前其实都已经做出了明确表述，可以再重申一下。 一是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既然已经有了14亿人口，我们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对于中国现有的人口，我认为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对现实生命的尊重。提出这个问题，梁建章是试图把我绑架到所谓的道德陷阱中。 二是控制人口的政策具有时代特征，如果在当时人口过度增长，中国将面临极度贫穷的压力。如果当年不去实行生育控制政策，中国现在的人口可能达到18亿，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但是过去控制人口不意味着将永远控制人口。也就是说，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这其实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制定生育政策时就已经确定的原则。因此放开生育控制是趋势。但是什么时候放开，怎么放开，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而不仅仅只考虑生育率这一个因素。 三是关于生育率高低的问题，我在与梁建章讨论的这么多文章里，我从来都使用的最低的生育率，基本是在1.5左右，而没有采用任何过高的数据，这证明我并不反对生育率下降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客观现实。 四是随着生育率下降，生育政策已经从“单独二孩”调整为“全面二孩”，可以预期，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放开空间。但同样可以预期，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绝不会采取所谓的“鼓励生育”政策，这是基于人口数量仍然众多的现实决定的。 四是未来人口到底多少为好？现在无法做出定论，最终取决于中国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吸纳就业，以及保持收入水平增长的能力。同时，还要看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是人均水平达到，或是接近发达国家标准？据此实现总体的平衡，应该就是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目标。 从目前来看，虽然中国已经接近人均1万美元的GDP水平，但是继续增长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应对外部压力的挑战，还要解决无数个发展的难题，更要解决人口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其实讨论到今天，我和梁建章他们的观点分歧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了，就是看待人口问题是只从生育率出发？还是看人口多寡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显然，人口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生育问题，还涉及到人口和资源供给、就业、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外部竞争环境的关系。因此，只有基于全局的视角，才可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客观的认识。我们的观点不同，也体现出纯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研究之间，考虑问题方法和方式的区别。 梁建章的观点非常重要，可以作为判断中国人口状况的重要参考，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毕竟人口会受到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还要借鉴各类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我的观点中，更看重的是人口的结构，不仅仅是年龄的结构，更抱括素质的结构，同时还要考虑到涉及人口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吸纳就业的能力，以及现有国情可能提供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空间等问题。这些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还要取决于外部的竞争条件。 要考虑更多的选项和解决办法 当中国人口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中低收入的水平，鼓励生育更多的人口，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和危机。比如，财政能力目前无法满足现实人口中的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着巨大的城乡鸿沟，而且生育率较高的是相对落后的地区。仅仅这些就足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是否需要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也许梁建章并没有和我出生在一个时代，那是一个人口无节制生育的时代。那时候每个家庭平均要生4-5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抚养这么多人口，会让家庭的生活水准大幅度降低。 我当时在工厂里工作，一个同事每个月有39元工资，每个季度能得到的工会困难补助有20元，他靠这些供养着没有工作的妻子和4个孩子。在这种贫穷的状态中，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长期营养不良，而且工友自己也劳累不堪。 我曾长期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虽然很多人看到，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当年的贫困，几个子女出门只能轮换着穿仅有的衣服和裤子。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贫困的农村人口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从6亿-7亿下降到的现在的500万-600万，但是，如果把城市人中的中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特别是都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生活进行比较，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而且，我们现有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能力，难以满足对仍占不到40%的农村常住人口的基本需求。而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多年，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的外来打工者，到现在为止，仍然无法得到城镇的户口并平等地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在那些人口流入地区，比如广东、浙江、江苏，相当一大部分外来人口的子女是自费在民办的中小学读书，一家人的医疗是通过民间渠道和自费来解决。 试问，连现在的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问题都解决不了，如果梁建章所倡导鼓励生育政策成为现实，那些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以后，如何解决他们的医疗、教育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我经常在公开讲话和文章里谈到，就是我们在酝酿或者出台一项政策的时候，要切忌所谓的“精英思维”模式。许多学者或者是企业家，并没有去农村和基层考察过，也缺少对现实的了解。如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去建立所谓的理论模型，可能一切都会想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理想化的观点一旦遇到现实，就会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挑战。 正是因为人口与社会之间紧密关联，才使得我们不得不去考虑更为严峻的现实，这既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资源的供给，也涉及到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更涉及到未来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而决定的基本生活条件。如果抛开这些，只是进行简单的计算，就试图通过提高生育率来解决十几亿人基本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这只会是空想。 回到我在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很多学者和专家往往只从一个选项去考虑问题，而在政策咨询领域，可能要考虑到更多的选项和解决办法，而决策者更是要面对不同的群体和客观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可能形成认识的统一。 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和专家的观点不重要，其实这些观点已经列入了政策咨询的选项，并被当作重要的参考。但是最终要形成政策，是要综合多方面的意见，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而且经过反复的考量。从这个意义来说，任何一项政策，都是专家学者、政策咨询智库以及决策者的共同成果。其中，专家和学者在长期研究中所提出的意见也会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和梁建章进行了如此深入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各自观点，这对于未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决策，包括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同的观点，政策可能出台的背景，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我和梁建章的一系列文章，没有谁对谁错，也不存在谁说服谁，价值在于我们有一个平台和空间，可以充分地讨论关于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重大问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九评李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
如果没有疫情，梁建章应该不会走进那间他一辈子也没有预料到的直播间，他也不可能发现另外一个如此陌生而有趣的自己。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把自己玩坏的？”见面，这是我问梁建章的第一句话。 8月中旬的杭州闷热如锅，梁建章来做他的第二十二场直播带货。这一次，他把自己打扮成了“贾宝玉”，还长袖荡漾，唱了一段越剧：“天上掉下个好酒店，似一个宝物来人间……”我看回放，他与“林黛玉”眉目互动，还真的很入戏。 那一晚，他卖出了500多份马尔代夫的度假套餐，每一份两万多元。 2020年，我最佩服的人是梁建章。 1、 我很早就知道携程的梁建章，但一直不熟。2011年，他辗转托人寄来两本新出版的书，一本给我，一本让我再转给吴敬琏老师，书名是《中国人太多了吗？》。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在研究人口经济学。 他是一个上海人，从小被视为“天才少年”，13岁在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获奖，15岁进入复旦“少年班”，20岁获得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硕士学位。1999年，30岁那年，与沈南鹏、季琦和范敏创办携程旅行网，他出任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2003年12月，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百亿市值的公司。2007年，梁建章“百战归来再读书”，卸去全部职务，远赴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 也就在求学时期，他关注到了人口问题，“分析了许多国家的数据后，我发现，创新、创业与人口结构有很大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国每年还有大约2000万新生人口，到21世纪，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500万，“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按他的推算，如果现行政策不变，到21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二，剩下4.6亿。再过一百年，到2200年，只剩下6800万人。 梁建章变得非常焦虑，他写了一本专著，还自费拍摄了一部介绍中国人口问题的纪录片。在回国后，他与茅于轼等人联名发起了一份题为“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的建议函，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 在那几年，梁建章的行动挺危险的，因为开始于1980年的计划生育，一直被视为“基本国策”。学界对之的议论，大多为“优化”，如此决绝地提出“终止”，很容易被扣上各种帽子。 梁建章的倔强、鲁莽和理想主义，让人看到他个性中不易察觉的一面。 2 后来记不得什么机缘，就跟他有了一些接触。前年拍《十年二十人》，我列出的第一批企业家名单里就有他。 2013年2月，携程发生严重的经营性危机，梁建章临危归国，重掌帅印。有一位旅游界的朋友告诉我，你别看James温文尔雅的，其实是一只会咬人的兔子。 他举了一个例子，有竞争对手跟携程争夺一个景区的门票代理权，提出了比携程低三成的包销条件，梁建章派人去谈，说：“这样吧，我每张门票不提成，再补贴你五块钱。” 不过有意思的是，每一次跟梁建章见面，很少听他说携程的事情，最多我问一句，他敷衍地答半句。更多的时候，他喜欢讨论人口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 有一次，他很高兴地对我说，他想出了一个让妈妈们多生孩子的好办法。“那就是，第二个孩子跟妈妈姓！”我问他：“你的第二个孩子姓梁还是姓妈妈的？”他悻悻地白了我一眼。 “话不投机半句多”，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 3 梁建章的第一场带货直播是3月23日。帮他打理这一摊事情的携程副总裁天旭告诉我，就是死到临头被逼上去的。 去年下半年，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场大疫情。在国庆期间，梁建章把自己关了几天，憋出了一本四万多字的寓言小说《永生之后》。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人活得太久，老而不死也许是一个更可怕的挑战。 就当梁建章一边在欧洲旅行，一边跟编辑讨论封面的时候，巨石崩裂。疫情突如其来，首当其冲的就是携程所在的旅游产业。1月27日，文旅部宣布暂停境内外跟团游和“机票+酒店”半自助旅游产品。 到2月初，携程各业务线累计取消订单数百万单，这几乎就是一次灾难。为了避免业务线的大崩盘，携程还要承担更大的压力，梁建章宣布对旗下8000家携程旅行社加盟店，减免三个月管理费。3月18日，携程的股价从38美元/股跌到21.6美元/股，两个月间跌幅达44%。 在这样的时候，写公开信、求援或喊口号，都可能没有任何效果了。在离毁灭一步之遥的时候，将军必须拼刺刀。 3月23日晚8点，携程官方抖音号做了一场梁建章的直播首秀，刚刚回国、结束14天隔离的他，坐镇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的尼普顿水底套房，像模像样地戴了一副墨镜。那一晚，他吸引了51万人次的场观，卖出6710个订单，交易额达1025万元。 2019年，携程的全年总交易额（GMV）是8650亿元，相比较，1000多万实在是一个渺小的数字。但是，它对于携程，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意义却可能是非凡的。它意味着向死而生的企业家精神，意味着信心复苏的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携程业务模式的极端性创新。 在梁建章坐到直播镜头前之前的二十一年里，携程的品牌是没有人格的，是不生动的，很多人是不知道梁建章的。而从此之后，梁建章把自己的脸变成了携程的logo。 4 我做直播，梁建章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6月底有几个晚上，我打开手机，看这位骄傲的经济学博士把自己打扮成唐伯虎、日本武士、苗王、海神——他在直播中自称是“梁塞冬”，甚至是嘴角有一颗痣的“媒婆”，真是又开心，又减压。 他玩变脸、唱Rap、跳摇滚和海草舞、耍少林棍法，还装模作样地展示“劈砖”绝技。在杭州见面时，天旭建议他招募一批“James的妹妹们”，帮他一起分身卖货，我看他笑眯眯的，好像还特别乐意。 我问他，“你喜欢直播吗？”他摇头晃脑地不知道嘀咕了一句什么。我突然意识到，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成年人大概都会干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却能享受其中的乐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携程把梁建章直播固定成了每周一次的“BOSS直播”，每一场都会优选出不同的旅游产品，在携程站内、开放平台和品牌平台矩阵推出，同时驱动线下的加盟店全员私域流量运营。它意外地成为了携程新营销的核心节点。到8月份，通过携程小程序产生的订单已占到全部订单的一成多。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梁建章跑了三十多个城市，他的直播带动了一些地方的旅游复苏。正是因为他的到来，不少景区和酒店开始推动自己的复工计划。 “千万不要浪费了一场危机”，这句话在疫情期间被一再地引用。不过，有多少人真正为抵抗危机，走出了习惯的舒适区？多少人真正在自己的身上克服了这场危机？ 如果疫情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戴着口罩就战胜或躲避过去，梁建章应该不会走进那间他一辈子也没有预料到的直播间，他也不可能发现另外一个如此陌生而有趣的自己。 那天告别梁建章，我突然有一种劫后余生逢故人的感慨。 到今年的12月30日，我应该还会举办我的年终秀，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它是一个数千人的现场，还是一次线上直播。不过，到那个时候，我会请所有的同学静思一分钟，回想即将过去的、让人诅咒的2020年—— 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令自己感到不舒服的、不适应的甚至有点倒霉丢脸的事情？你有没有翻过车、试过错，有没有在绝望挣扎中头破血流？ 如果没有，2020年，你算是白过了。
最近，毛大庆先生和梁建章先生分别刊文，再次强调生育率降低对于中国老龄化的影响。 但我认为，虽然生育率降低会导致老龄人口比重有所增加，但是并不是老龄化的绝对原因。也就是说，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不是因为所谓生育率降低，而是出生预期寿命的延长。假如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老龄化问题则要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按照梁建章和毛大庆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出生更多的人口来面对人类寿命的延长呢？答案是否定的。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老龄化的出现与社会进步有直接关系，因为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会大大延长人均预期寿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预期寿命的提高都与国家的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而并不取决于生育率的下降，这应该说算是一个常识。 上述观点，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前提。 低生育率不是一个筐，能装进所有问题 关于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后来，统计局对于当时因各种体制原因导致的统计偏差进行了修订和调整，成为可引用的数据，即代表了国内官方统计结果，也得到了国际上包括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充分认可。而梁建章并不了解有关部门在人口生育率统计方面的具体过程，加之坚信自己的观点，选择采用并没有被官方对外公开的统计数据，这只是出于个人观点的需要，并不代表借此数据得出的判断是客观公正的。 因此，梁建章所列举的各项数据从基础上就出现了较大偏差。建议他可以去查阅有关方面正式发布的数据，相关的结果，以及具体分析和研究的资料。 梁建章提出，中国养老金出现的支付危机等问题，确实存在。当前各地之所以不愿意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就是原因之一。然而，真正导致养老金支付压力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低生育率。 支付压力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人口流入地区养老金缴纳率偏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保缴纳率在2019年只有21%，这是中国得以维持低成本劳动力的一个重要体制原因。如此低的缴纳率，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养老金支付。另外，在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和自主就业的城镇劳动力中，如何缴纳社保存在着严重的体制问题，也影响到对这些人未来的社保支付。 但不管怎么样，社保支付能力最终取决于地方的财政能力，而财政能力则主要由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就业水平决定。比如，在同样人口规模的地区中，一些地区的区位条件和营商环境等方面条件较好，另一些则较差，前者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远高于后者，显然前者未来的财政支付能力会比后者高很多，相应的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也就小很多。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知道，养老金支付是否有压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取决于生育率水平高低。 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非农就业能力下降，人口流出，显然财政能力不足。不仅仅是养老金难以支付，即使是行政办公的运转费用和公务员的工资支付都成为问题，总不能把这些问题也归结为所谓的生育率下降吧？ 从关于养老金的讨论就可以看出，我和梁建章、毛大庆在讨论中经常遇到的一个较大的分歧就是，本来是由于其他的体制和机制以及客观条件等原因造成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问题，而他们都会将之归结为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所以就会经常出现因果倒置。 例如，科技竞争力下降或者是产业发展水平增长速度缓慢，梁建章和毛大庆都归结为所谓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如果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也不用讨论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打压和产业腾飞的压制，而中国现在在科技上同样遭受到美国的欺凌，也都可以归结为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虽然与广场协议的时间已经过去了40年，中国也出现了老龄化的迹象，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认同美国的科技霸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竞争能力面临什么样的未来，不用讨论生育率问题和老龄化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认为，在梁建章和毛大庆看来，生育率就是一个筐，只要对他们观点有利的就可以往里装。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只考虑所谓的生育率问题进而引申到老龄化问题，严重忽视了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更重要的因素。 梁建章在文章中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计算所谓一个人产生的社会价值会形成未来的人口结构中的分配关系。看似是经过详细的计算和数据推理。他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人口足够多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老人和孩子以及其他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还要考虑如何承担更多的人口负担。 比如，如何解决低收入人口的教育、卫生等相关公共服务——这个群体的数量远远超出了老龄人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的人口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一项国家任务就是扶贫攻坚；如何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农村的户籍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56%，常住人口也是40%左右。 我们也在面临启动内循环，其中最大的一个短板是中等以上收入人口仅为4亿，而中低收入人口达10亿之多。其中6亿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4亿人口月均收入在2800元以下。如何整体提高10亿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较低的状况，还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 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反复强调，要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重点是要提高生育率。这些大账都不算，只是纠结在所谓的老龄人口和生育率等问题上，显然已经走进了研究的误区。何况我们还存在着严重的就业压力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如何保障现有的适龄劳动人口就业难题。如果现在劳动力仍然严重的剩余，而且工资水平较低，我们如何发挥我们的人口优势？这其中不仅仅是包括巨量的城镇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还包括如何保证874万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全部就业，这都是巨大的压力。 对毛大庆提出关于未来老龄人口就业占比较高的担心，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是，中国未来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处于高位，是否有能力既解决所有适龄人口就业问题，而且还能保证他们的工资水平大幅提高？ 只有在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后，才有机会讨论如何延长就业人口的就业年限问题。而根据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外部的压力，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要面临着就业岗位严重短缺的压力。所谓经济上应对外部压力的持久战，当然也包括我们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发展放缓的问题。 在手机和一些工业制成品的市场，由于人口多，市场的需求就会扩大。这个观点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是当人均收入水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阶段中，市场的需求会出现两种状况，低端产品的倾销，市场的迅速饱和。 中国在2018年无论是房地产还是汽车或者工业制成品都出现了严重的滞销局面。原因是过多的人口仍处于中低收入水平，使得市场饱和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如何启动庞大的人口消费市场，还是需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这正好是我们目前的发展困境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一些所谓的人口学家，忽视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宏观经济压力，还在设想着在有限人口内如何把社会价值在不同年龄人口中进行分配，而不是考虑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方式，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显然陷入了狭隘的思维陷阱。 国际比较要考虑国情的差距 梁建章和毛大庆在讨论人口话题时经常举出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如果仔细分析，会成为他们观点的反证。 比如，谈论一个国家人口密度时，忽视了人口素质。而提高人口素质则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能力；讨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时，往往忽视了这个国家总人口与中国总人口的倍数差距；而当提出某一个国家成功的案例时，忽视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远超出中国，而人口基数则只是中国的一个零头；当提出人口优势的时候，又忽视了恰恰现在最具备人口数量优势的，都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 另外，他们举出一些发达国家成功的案例，但它们恰恰并不是因为人口数量优势，而是由于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优势而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观点，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谈过多次，在此没必要过多赘述。 毛大庆对中美印进行了比较，但却没意识到这是三个不同的国家，单纯的横向对比意义不大。从人口数量和素质上看，中国目前没有办法与美国相比，这已经超出了生育率的研究范畴。 毛大庆对印度的预期也过高。虽然近些年印度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就我几次去印度考察的经历看，虽然印度也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我从来不看好印度的未来。印度的人口到底是未来发展的红利还是累赘？我在和梁建章的讨论中已经明确表示是后者。不仅仅是印度，还包括其他人口数量较多的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因为人口密度高、数量多会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超过中国，更不要说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者了。 另外，毛大庆对于我关于科技进步会带来就业危机的观点，显然没有完全了解。如果站在传统的世界工厂的角度看待就业问题，会放大工业产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而未来的科技进步将实现就业替代，会导致传统容纳就业最多的工业企业的就业机会萎缩。 随着服务业就业占据主导地位后，会出现就业的两极分化现象：传统的服务业就业会更多依赖熟练和经验的人。因此年龄相对较大的人口会具有一定的优势；高技术的劳动密集服务业，需要的则是更多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人群体。即使如此，也不妨碍高龄人群在高科技和研究领域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日本的高龄人口的就业基本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年轻人则更多地从事工业和研发性质的就业岗位，这是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梁建章，究竟是什么人？ 你以为他是第一代互联网创业风云人物，早在2003年便把携程带到纳斯达克，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的携程创始人，实际上，他是一名专家、学者，研究的还是人口领域。 过去五六年来，梁建章长期为停止“计划生育”政策连续发声，一直在多种场合建议并推动“开放二胎”。现在的家庭能够再生一个，一定程度上梁建章是有贡献的。 你以为，梁建章作为执掌一家百亿美元市值的上市公司大BOSS，十几年前就财富自由过得是霸道总裁生活般丝毫不用看任何人眼色的日子，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个人目前正在不择手段地讨好你们。是的，眼没花，就是你们。 梁建章是第一个投身直播带货的互联网大佬，不光如此，还费尽心机COSPLAY成各路角色，不惜卖艺，就为博得你们的关注与欢心。 你以为，梁建章直播带货cosplay成唐伯虎、许仙这种才子佳人也就顶天了，谁曾想，海王这种披头散发、包拯这种黑炭长须的卖相，他也豁得出去。 从3月23日至今，梁建章已经直播了十余场，直播地点从海南三亚到云南腾冲，不仅是地点不同，他在每一场直播中都会换上不同造型，场场不重样。 也正是梁建章的这一拼，携程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直播成绩单：4个月来，成交总额达到11亿元，为1000多家高星酒店带货超100万间夜、1秒售出8间房、为境外高星酒店带货1个亿。 甚至当你以为，梁建章忙着以各种角色cosplay直播带货，忙着管理携程，忙着在人口领域继续献言献策，再无搞事情的时间与空间了，他又摇身一变，写了本科幻小说，成为了一个思考“人类的命运究竟又将如何呢？是不是也会变成一个内向和停滞的文明呢？”的科幻作家。 就在7月29日，梁建章首部人口科幻寓言《永生之后》在线发售。 据说这本书的灵感迸发于一次旅行途中，在飞机上，梁建章就完成了「为锁死人类文明进程，外星人送来“延生药”，人类寿命可达10000年。为换取“永生”资格，大批人类宁可放弃生育。没有新生命诞育，则没有创新，人类变得暮气沉沉困于地球」这一科幻世界观。 百变BOSS，说的正是梁建章。 在这背后，正是梁建章的拼。如果要评选疫情以来最拼的BOSS，一定非梁建章莫属。 研究人口、管理公司、直播带货、出版科幻小说，梁建章成为拼命三郎。 梁主播cos一切 人口领域的专家、学者，乃至出版首部人口科幻寓言《永生之后》，这是基于梁建章个人的理想抱负，可以说是他内心深处的“诗与远方”。 携程2003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之后，第二年作为掌舵手的梁建章就选择辞去CEO位置，仅任携程董事会主席。那时，他以为携程作为一段人生经历，已经翻页，并美好的期望，十年后就能去做一个教授了。想想，就让他觉得幸福。 于是去美国读书、研究人口、出书、去北大当教授、两会上提交人口教育改革政策……梁建章乐此不疲。 而在今年成为“直播间百变大咖”，则更多是基于商业。 梁建章当然不是真的喜欢cosplay，只是面对疫情对携程以及整个旅游行业产生的巨大冲击之下，自救成了唯一的出路。 变身“网红”直播带货，就成为了携程帮助自己及整个行业一起展开自救的关键一环。 此前，携程网公布了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受到疫情影响，业绩由盈转亏。携程Q1净营收同比下降42%至47亿元，疫情期间用户大量退订，为携程带来12亿元财务损失。携程预测，在第二季度的净营收仍将同比下降约67%～77%。 甚至可以说，携程是互联网中概股中被这次疫情打击最深重的公司，没有之一。 面对此时困境，拯救携程，梁建章自是当仁不让。 一个背景是，携程创业四君子中其余三人早已先后退出，只有梁建章仍继续留守拼杀在携程一线。 3月5日，携程召开线上发布会宣布启动“旅游复兴V计划”，联合百余目的地，万家品牌共同投入10亿元复苏基金，刺激旅游消费，振兴疫后旅游经济。 然后，梁建章亲自穿上各色服饰，走向直播间，亲自协助实施复兴V计划，从而带动携程以及整个行业的复苏。 在业内看来，梁建章的百变夸张造型，最直接的就是吸睛引流，服务带货，更大意义上是给旅游业带来积极的信号。他本人的带头拼命，亦为整个行业提振了信心。 另外除了亲身多场直播带货之外，梁建章或许也正在筹划携程退市事宜。 根据市场消息，携程正在就私有化交易与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等多方人士进行接触，其中包括私募与中国国内科技公司，考虑从纳斯达克退市，加入到当前中概股回归潮中。 一方面受复杂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在美上市的中概股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骤然增加，另一方面，基于国内资本市场的愈发开放，以及监管层面释放的积极信号，对于梁建章而言，推动携程私有化或也是个可选的路径。 出山再战江湖 事实上，这并不是梁建章第一次如此卖力拯救携程。 2003年把携程带到纳斯达克后，梁建章意气风发，说下“行业里拿望远镜也看不到竞争对手”的大话后，退居二线开始追求个人抱负。 不过这句话放在当时没有问题，但放在2013年就不合时宜了。 在互联网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携程所在的OTA领域兴起了诸多对手，来自上海的天才庄辰超就是最具威胁的一位。 梁建章13岁时就自己开发了用电脑写诗的程序，拿到了全国第一届电脑程序设计大赛金奖。15岁，初中没毕业就直接考入了复旦大学计算机本科少年班。一年之后，复旦还没毕业，他又考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等到读完学士、硕士，梁建章才20岁。周鸿祎高中时期编程序，能够写七绝七律，就是模仿梁建章初中时候就会玩的把戏。 庄辰超也不差。还是中学生时，庄辰超第一次参加华罗庚杯中学数学竞赛就拿了一等奖，之后年年参赛，年年拿奖，甚至一边打游戏一边就把计算机编程学了。然后顺利考入北大。 两位天才的交锋，在2013年达到白热化。 2013年，庄辰超创办的去哪儿的机票数基本追平携程，同时，去哪儿开始进攻酒店业务。迫于压力，闭关修炼梁建章也无法继续自己的研究，被迫放弃专家学者的理想身份，而重新回归携程，宣布二次创业。 效果也是显著的。不到两年时间，便拿下了去哪儿，通过资本手段做到了“去对手化”。失败者庄辰超曾感慨，希望梁建章可以回归得晚一点，晚几年携程就回不去了。 现在在直播间看梁建章放下身段穿着各种百变造型，cosplay各种讨喜角色来讨好直播间观众的人，根本想不到梁建章当年在商战中却是一副杀伐残酷的形象。 去哪儿的庄辰超体会过，同程的吴志祥还有艺龙的崔广福也都体会过。 商界上的梁建章，是狼是虎，不给对手留丝毫活路，仗着财大气粗，一年耗资逾10亿元打价格战，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还善舞资本，接连暗度陈仓，将对手打入绝境，再开出丰厚条件，让对手不战而屈。 2016年年底，在解决竞争对手威胁后，梁建章再度离开，继续人口研究大业。 再到现今在疫情之下，旅游行业几乎摁下了“暂停键”，梁建章又再度归来，化身携程的头牌主播倾力带货，成为了疫情以来最拼的那个大Boss。 这一次，他能否带领携程这个老牌互联网企业再次破局，还要看梁建章如何“花枝招展”。
感谢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终回避了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论证人口多少的焦点问题所在。 首先我们能够对比的参照系就是发达国家，毕竟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在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就是美国，但也只是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多。其他发达国家中，总人口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就是日本，人口为1.27亿，相当于中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多。 如果仅用这些国家作为对比，来说明中国人口的多少，应该没有办法进行参照。而如果要对比人口质量，那就涉及到人均GDP、就业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人均占有资源的水平等。 按照此方法比较，中国人口总量多的劣势显而易见。因为只要涉及到人均指标的比较，我们在世界上的排名就大大靠后。 我们提出的人口发展政策涉及到发展目标，是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看齐，还是与欠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如果向发达国家看齐，当然我们还要力争让各项人均指标的水平取得较大幅度的提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而空谈人口数量的增长或者是忧心生育率下降会导致人口减少的危机，意义何在呢？ “人越多越好”不是一个真命题 虽然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和预测方法，可以对未来人口数量有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为臆测。 虽然梁建章的预测是基于中国的生育率降低到1.1左右而得出的，甚至得出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会降低到6.71亿人的结论。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可靠，因为联合国关于人口的预测有9种方案，梁建章采用的是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即使是按照他的方案，2100年中国人口降至6.71亿人——这仍然是美国现有人口的两倍多。何况发达国家的人口也在下降。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到时如果各项人均指标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怎么说就是人口危机呢？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更少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复强调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而且，中国还会有更多的关于生育的政策红利可以释放，例如放宽或者取消现在的控制生育政策，也会带来人口生育率的变化。但是至少到现在，我并不认为中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而且仍然存在着如何解决更多人口的就业和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挑战。 梁建章反复强调人口数量与劳动力过剩没有关系，这代表了一部分人口学者思维上的严重误区。我注意到一些人口学者在提出中国未来会因为人口减少会引发危机时，反复强调“人口红利”的重要性。但难道“人口红利”仅仅就是指的人口增长和消费吗？显然不是。 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是因为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很低。而所谓的红利，就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就业，何谈人口红利？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充足的能力吸纳更多的就业，同时还能保持收入水平的增长。因为就业的人口红利无法持续，显然指望由于人口过多而带来的消费市场膨胀的预期也很难实现。 如果仅看人口数量，而忽视人口质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国家与外部世界竞争的现状，当然就会得出“人越多越好”的结论。如果人口数量多了以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或者是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过低，那么如何能够证明“人越多越好”？假如认定人口数量是第一大优势，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其他国家还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人口优势如何体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也是分歧所在。 举个例子，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拖累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即使是年轻人总量足够多，但是如果解决不了充分就业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国民收入水平低和公共服务能力弱的问题，同样也解决不了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公共卫生保障问题，那么这些国家如何与发达国家竞争？如何摆脱长期困扰它们的贫困问题？我们总不能睁眼说瞎话，认为这些国家的人口越多对世界来说是好事，认为人口多是未来的发展机会。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中虽然是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而面临的另一个现实是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社会保障能力孱弱。 增加人口能解决现实难题吗？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只选择农业转移人口的情况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中国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以现行学制年数为系数，结合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数量（见表1）计算，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为9.73年。 当然，因为没有考虑学制的差异，也忽略了肄业的情况，所以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略有高估。也就是说，近些年由于国家大力提高教育，中国农民工平均已经基本达到了初中水平。这仅仅是农民工的情况，如果将农业就业人员考虑进去，那么平均受教育年限还要降低。 实际上，大部分农民工在50岁左右就会离开就业岗位回到农村。根据农民工年龄结构（见表2）计算得出50岁以上农民工为7153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4.6%，相当于总量的四分之一。假定2.2亿16-50岁的农民工都是50岁就回乡，意味着他们在城镇至少将少就业10年。这10年可以折算成劳动力约4855万人，相当于各类城镇务工就业的实际人口比现有农业转移人口又减少了将近5000万人，也就是说，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实际吸收的农业劳动人口为2.4亿多人。 如果从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来看，中国2019年农民工月均工资为3962元人民币，折合564美元。按照农民工每年工作约10个月计算，其年均工资为5640美元。与欧美日年平均工资为3万-4万美元相比，中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仅相当于前者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再看中国2019年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为1.6万元人民币，约折合938美元，仅相当于欧美日国家人均工资收入水平的三十分之一或四十分之一。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占中国总人口56%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怎样才能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这仍是中国发展中的重点难题。存量人口的就业和收入增长难题还悬而未决，难道通过继续鼓励增加人口，就能使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即使未来再给我们80年的时间，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的态势下，如何实现梁建章他们信心满满的人口优势？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口总量继续增加，那么显然就要增加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支出。2019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仅为GDP的3.49%，而巴西为6.24%，英国为5.49%，德国为4.8%、美国为4.6%、俄罗斯为3.74%，韩国4.59%、日本为3.19%（图1）。中国30岁以下人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约为920美元，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2018年，中国人均医疗卫生总费用为4148.1元人民币（627美元），这一数字仅相当于美国2017年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0246美元）的十六分之一。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国力在增强。确实，虽然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国力确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口基数过大，导致人均国民收入等各项人均指标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很长时间内难以缩小。这就是中国发展中面临的人口困境。仅就公共服务差距而言，如果要使人均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到和发达国家同等标准，那么就需要国家财力成数倍甚至十数倍的上升。我们在未来的50年和100年能做到吗？ 按照梁建章的观点，人口少了可能就会面临发展危机。但是这个判断是建立在海量人口规模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有限的人口规模基础上，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正是因为人口过多，使得我们在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的时候面临着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困境。即使到了2050年，甚至是2100年，我们仍然会面临着这个困境。 除非，未来中国有能力把世界上最多、最优的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能通过各种方式把全球财富吸引到中国来。或许，这一切能成为现实，但前提是人口质量得大幅度提高，这样才能使有限的人口规模发挥出巨大的创新作用。这一理想化的结果，还是在不考虑外部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是目前中国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挑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7月29日，携程直播间“加场”，召开“多彩的梁建章·多彩的携程”发布会。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首部人口科幻寓言《永生之后》在线发售。同时，携程公布4个月来的战疫直播成绩单：11亿元GMV（成交总额）、为1000多家高星酒店带货超100万间夜、1秒售出8间房、产品核销率近五成等。 对于旅游直播，梁建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的旅游直播大幅优惠，是建立在疫后恢复期基础上的。价格、供应链、内容性、服务是否靠谱，都是消费者对直播平台选取的考量因素。其中，供应链是否稳固，是否能给消费者牢靠的服务，让消费者既能抢得到优惠，也能顺利入住，是考量OTA企业是否真的适合做高星酒店直播的关键因素。 当日，梁建章在直播中表示，目前旅游业的海外业务仍非常困难，但携程国内业务总体已恢复八九成，商务旅行只有五成水平，度假休闲已经恢复到百分之百甚至更多。国内旅游可以弥补原来相当大的一部分业绩。 同时，携程还发布了2020携程“BOSS直播”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结合大量最新披露的数据，从携程直播体系的整体情况、用户特征、核心（直播）产品、关键项目、发展趋势等维度，对于持续4个多月的携程直播进行深度剖析。 《报告》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数据表明，携程直播体系的发展与国内高星酒店市场的复苏轨迹高度重合。携程“BOSS直播”已经并将持续拉动高星酒店实现疫后高质量复苏。20场“BOSS直播”过后，携程还将以跨界营销为抓手，开启带货品类的无界延伸，赋能泛旅游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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