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们在《九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一文的末尾，请李铁回答三个问题。8月16日，李铁发表文章《基于全局，才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认识》，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但他的回答，其实仍然是含糊不清，或答非所问。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你一再说“中国人口过多”，那么请你回答中国人口数量降到多少才不是过多，论证依据是什么？ 李铁的回答是：“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既然已经有了14亿人口，我们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对于中国现有的人口，我认为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对现实生命的尊重。提出这个问题，梁建章是试图把我绑架到所谓的道德陷阱中。” 李铁说“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论证依据，所以我们不知道李铁究竟是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 如果是按人口数量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那么难道把中国分成几十个国家，就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了？可见按人口数量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是荒谬的。 如果是按人口密度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人口过多”，那么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的人口密度都高于中国，这些国家都不认为自己国家“人口过多”，都在鼓励生育。可见按人口密度作为标准，也无法得出“中国人口过多”的结论。 无论是按人口数量还是按人口密度作为标准，都得不出“中国人口过多”的结论。难道李铁得出“中国人口过多”这个结论的依据就是“不争的现实”这个词？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会是多少？ 李铁的回答是：“关于生育率高低的问题，我在与梁建章讨论的这么多文章里，我从来都使用的最低的生育率，基本是在1.5左右，而没有采用任何过高的数据，这证明我并不反对生育率下降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客观现实。” 李铁其实并没有回答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只是发表了他对中国过去生育率的看法。这一点我们与李铁的分歧不大，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和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49和1.47，但这是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的情况下。我们之前的文章已分析过，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到1.1左右。 如果生育率长期保持1.1，这意味着每过一代人，出生人口就会减半。在这种情况下，鼓励生育就是正确的人口政策。 但李铁说：“如果梁建章所倡导鼓励生育政策成为现实，那些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以后，如何解决他们的医疗、教育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李铁对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已经极低，还以为一旦鼓励生育，出生人口就会大幅增加，他没有看到，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周边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多年来大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然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从生育意愿来看，中国人近年来的平均生育意愿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而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 一般来说，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生育意愿的，这是因为，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或错过了生育期。而且，对于城市工薪阶层来说，许多年轻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已感到压力巨大，他们即使想生二胎，但考虑到多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很多金钱和精力，最终对生二胎望而却步。 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证实了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的结论。比如，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但实际生育率在1.25~1.41之间。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但实际生育率在1.1至1.3之间。 参考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按照中国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这种生育意愿，如果全面放开生育，那么，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1左右。 按照现在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以及参考东亚地区鼓励生育的经验来预测，无论是否鼓励生育，未来中国出生人口都会逐年下降，鼓励生育只是使下降速度变缓慢一些而已。所以，李铁所说的“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是毫无根据的臆想。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请问你认为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李铁的回答是：“随着生育率下降，生育政策已经从‘单独二孩’调整为‘全面二孩’，可以预期，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放开空间。但同样可以预期，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绝不会采取所谓的‘鼓励生育’政策，这是基于人口数量仍然众多的现实决定的。” 李铁上面的回答，也是答非所问。因为我们是问李铁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而不是请李铁预测中国将来会实行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中国将来会实行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既不是我能决定的，也不是李铁能决定的，而是决策者决定的。但是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提出政策建议，所以任何一个人口学者都应该有担当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虽然李铁没有明确回答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但从他的多篇文章中可以推测，他赞成将来中国全面放开生育，但并不赞成中国现在全面放开生育。至于具体什么时候放开生育呢？李铁说“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 我们想反问李铁：难道现在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还没有得到缓解吗？事实上，现在中国人口不但不存在过快增长的趋势，而且即将进入负增长。那么李铁为何还要担心中国人口存在“过快增长的趋势”呢？估计这与李铁过去的经验有关。李铁说：“也许梁建章并没有和我出生在一个时代，那是一个人口无节制生育的时代。那时候每个家庭平均要生4-5个孩子。” 我们查询的资料显示，李铁出生于1955年，那时中国的生育率确实很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之后，都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人口快速增长这种情况。二战后，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并且延长了人均寿命，世界各国人口普遍有较快的增长。从世界范围来看，那段时间中国人口的增幅并不突出。现在中国农村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与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有天壤之别，但李铁这种惯性的思维还以为现在农村人的生育意愿很高。 中国从1978年以来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是因为1950~1970年出生了大量的人口，给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 李铁接着说：“在那个年代（指李铁出生的年代），抚养这么多人口，会让家庭的生活水准大幅度降低。” 没有耕耘，哪有收获？抚养多个孩子，在短期内确实会降低家庭的生活水准；但从长期来看，孩子长大后并参加工作后，所创造的价值是会大于抚养孩子的成本。 例如，假设一对夫妇的家庭年收入是20万元，如果他们是丁克，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10万元；如果有一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6.67万元；如果有两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5万元；如果有三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只有4万元。所以，孩子越多，人均收入越低。只看短期利益的人，当然会认为“只生一个好”；然而，从长远来看，在孩子长大后并参加工作后，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就会比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更具有竞争优势。 中国人口在未来几年就会进入负增长，并且，由于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将近30年，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几乎不可能提升到更替水平，所以，中国人口在下降之后，很可能步入一直下降的漫漫长路，看不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严峻问题是：如何防止未来中国人口一直下降下去？这是有关未来中华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长期来看，要避免中华民族走向消亡，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迟早要做到的，而且必须做到，越早做到越好。 综上所述，对于第一个问题，李铁认为“中国人口过多”的依据是什么？李铁回答说“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论证的依据；而我们并不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对于第二个问题，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生育率将会是多少？李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说什么如果鼓励生育，会有“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而我们认为，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到1.1左右。对于第三个问题，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李铁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什么“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而我们认为现在不但应该全面放开，而且还应该鼓励生育。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九评李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 第十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基于全局 才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认识
针对我和梁建章之前的文章，李铁再次做出回应，但这篇文章的标题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无论在梁建章之前的多篇文章里，还是我对人口问题论述中，从没有明确提出“以增加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样的观点。 恰恰相反，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就业率是一个非常综合复杂的问题，绝不可能仅仅与人口总量正相关，而是与一系列的综合指标有着微妙的连锁反应。 其实李铁此文的标题是在制造一个并不聪明的逻辑陷阱，用非此即彼的逻辑来倒推结论，特别容易让观者产生直观认同。 然而，当我们在谈论人口与就业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时，必须首先从宏观大视野上梳理，以相对较长的历史周期为坐标参考。 遗憾的是，正如我上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在宏观上我和梁建章提出的观点、数据，是站的住脚且可证明的，而李铁在微观上却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可供证明或证伪的实例，仅凭经验型判断进行反驳，实在缺乏说服力。 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性指标 首先，李铁认为梁建章“提高生育率解决经济发展滞后”的观点是走入了研究的误区，并以就业压力为判断依据，其根源在于他对于中国就业率与人口形势的关系存在误判。 按照李铁的表述，我可以理解为，他认为中国严重的就业压力是因人口数量过剩所致。 显然，李铁依然没有认清中国老龄化趋势对于就业压力的深远影响。本质上，中国所有的就业压力都源自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随之带来的劳动力价格上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等一系列传导效应。 我再次非常明确地阐述这一观点：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性指标。人口衰减，必然带来人力资本匮乏，科技创新动力不足。 老龄化是一种非常宏观的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正在变老，但我们每天生活和工作在最微观的层面上，这种趋势是要有足够长周期才能感知到的。如果不从当下时刻就开始延缓、抑制、扭转这种趋势，30年后的老年中国将面临非常不利的局势，这一点，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有过详细说明，不再赘述。 其次，我特别不能认同李铁的这种说法——“梁建章和毛大庆看来，生育率就是一个筐”。 生育率当然不是筐，但生育率指标绝对是一个经济体在大周期内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很多基础指标的预测都应该以生育率为重要参照和预测依据。 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当然是需要多维度共同推进的，绝非简单的人口数量问题。但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人口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健康可持续的人口结构，其他所有因素的实现可能性都将大打折扣，甚至成为空谈。 在这里，仅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因为这是过去十年间中国享受人口红利最充分的一个领域。不断增长的人口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了发展的巨大空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实体商品在线零售占比达到27%，远高于2014年的10%。中国大陆拥有7.1亿用户（根据2020年3月CNNIC数据），网上购物的渗透率为79%。 正是由于中国市场最近十年来巨大的人口体量优势，让电子商务用户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并迅速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乃至县域扩张。 当然，用户长期增长的动因是优越的用户体验、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多样化的产品提供，但这一切的根源来自市场规模，亦即人口体量。 第三，李铁指称我们在谈论人口问题时忽视了人口素质，但他却刻意回避了人口素质在人口数量中的比例问题。 关于提升人口素质的问题，其实并不在本次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范围，但既然被李铁拎出来强调，我也就此简单说明。 任何问题都不应抛开总量而谈绝对数字，万物相对，如果没有足够庞大的人口总量为依托，我们不可能奢求每一个新生人口都会成长为社会精英，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自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以来，中国一直在强调优生优育，现实情况是，中国人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逐年提升，家庭教育成本也在逐年增长。这一现象的积极意义就是李铁所强调的人口素质提升，消极意义则在于，独生子女成为每个家庭唯一的希望，沉重的教育成本和不可预期的成才回报率产生了恶性循环，导致中国的教育体系陷入了一个对于年轻人并不太友善的怪圈。 第四，李铁认为我对于印度的预期过高，并提到他并不看好印度的未来。他认为“印度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累赘。” 根据目前的中印人口增长趋势，当21世纪第三个十年结束时，很大概率上印度将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但以当前的中印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力而言，我当然不认为印度在人口超越中国的同时也会实现经济超越，但不可忽视的是印度人口对其经济的正向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及中期，中国的人口优势集中在劳动力数量庞大、价格低廉，而依托于此优势的制造业与外贸是中国重要的增长动力。然而，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这两大优势都在因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而逐渐消减。 与中国相比，印度今天的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且价格优势愈加明显。 我简单了解了当前的印度人口结构。 总量上，印度比中国少0.5亿人口，但有效劳动力比中国少3亿，另一个令我感到震动的数据是，印度14岁以下人口竟然比中国多1.3亿，这意味着到了2050年，印度核心劳动力人口将比中国多1.3亿，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口红利差距指标，我们不可能也不可以忽视。 从老龄人口上看，印度的预期寿命较中国低8岁，中国预期寿命是76岁，印度是68岁。基于这一点，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的居民健康指数更高，但从印度的角度讲，印度的养老负担相对更小。 虽然印度社会在今天依然存在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比如科技化程度依然较低，人工智能和产业自动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另外，印度15岁-29岁的青年人口的失业率高达30%以上，这些都是印度人口红利背后的隐忧所在。 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一个恒定的观点：人口总量一定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基础，有人，才可能有红利。一旦印度克服、解决了国内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人口红利的爆发将是可以预期的。而中国，如果不从现在开始为老 第五，关于中国与日本的老龄化对比问题。 李铁的所有论据始终指向“老龄化并不妨碍中国发展”的观点上，但我注意到他文章中的一个细节，即以日本举例：“日本的高龄人口的就业基本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年轻人则更多地从事工业和研发性质的就业岗位，这是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 如同中国问题与印度问题不能在同一个维度、同一个社会环境下相比较一样，中国与日本，虽然一衣带水，经济联系紧密，但深入到最核心的人口问题时，绝不是效仿、参照、预期的逻辑。只要简单了解一下日本的国家资源、产业结构，大概就能得出以上结论。 日本的经济结构与中国完全不同，上世纪90年代初，当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刚刚开始时，也就是日本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之初，日本的社会总财富和人均财富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公共资源的发达程度也远超今天的中国。另一个必须认识到的问题是，在日本老龄化趋势发生前，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都已经很强，以科技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业已形成。 首先，日本的人口绝对数量不到中国的10%，因此人口收入结构中的底层人口总量也远低于中国，而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却极大的超过中国。2018年的统计显示，在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排行中，日本位列第11位，是唯一上榜的亚洲国家，而全球GDP第一的美国则位列第23位。 其次，尽管日本的老龄化非常严重，但由于有着强大的社会总财富基础，所以日本政府可以长期执行异常优厚的养老政策，对老龄人口的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每一届政府选举时首相拉票的筹码。 养老金一直是日本社保支出最大的部分，且仍在持续增加。 1970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为3.5万亿日元，2018年增长到121.3万亿日元。 1970年，养老金支出为0.9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24.3%，2016年， 养老金支出达到54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近一半。 就算在经济发达的日本，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也在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写在最后 回到李铁文章的核心议题：人口问题与就业压力。 从短期看，增加人口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实际效果可能不会明显，毕竟，人口总量的提升、生育率的上升是长周期的问题。在短期内，尤其是疫情影响下的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中，对于应届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扶持必须要加强，对于小微民营企业和城镇经济的帮扶力度也要加大，对于劳动保障体系的完善工作也要加速进行。 而在长期上看，中国所有的就业压力都可以追溯到老龄化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上。中国现在需要做很多事来应对未来30年的老龄化趋势，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紧迫的，就是持续推动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和执行，在教育成本和教育体制上进行复合化运作，让育龄人口生得起、养得起，还要教育得起。 总而言之，中国人口问题是国之根本问题，怎么可以如此消极地以“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如李铁言）泰然处之？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九评李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 第十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基于全局 才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认识 梁建章十评李铁：如何防止未来中国人口一直下降下去？
这已经是我关于人口讨论的第十篇文章了。我特别注意到，梁建章先生在关于人口问题的最新文章中（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还是局限在人口的单一思维逻辑里。这也是很多学者会出现的问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现实中，往往把某一个问题过度放大，而忽视了全局性。 这也是就人口问题持续两个月的讨论中，我和梁建章的根本分歧所在。 人口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生育问题 梁建章在新文章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其实我在以往的文章都做过专门的论述和回应，可能是被他忽视了。例如，在日本，养老金已经成为了严重的财政负担。这个例子证明，高福利化的养老制度安排，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制度负担。这也是我在与日本的相关官员和学者讨论后得出的结论。 关于梁建章在新文章中让我回答的几个问题，我此前其实都已经做出了明确表述，可以再重申一下。 一是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不争的现实，既然已经有了14亿人口，我们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对于中国现有的人口，我认为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对现实生命的尊重。提出这个问题，梁建章是试图把我绑架到所谓的道德陷阱中。 二是控制人口的政策具有时代特征，如果在当时人口过度增长，中国将面临极度贫穷的压力。如果当年不去实行生育控制政策，中国现在的人口可能达到18亿，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但是过去控制人口不意味着将永远控制人口。也就是说，一旦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缓解，会逐步放开生育控制，直至全部放开。这其实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制定生育政策时就已经确定的原则。因此放开生育控制是趋势。但是什么时候放开，怎么放开，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而不仅仅只考虑生育率这一个因素。 三是关于生育率高低的问题，我在与梁建章讨论的这么多文章里，我从来都使用的最低的生育率，基本是在1.5左右，而没有采用任何过高的数据，这证明我并不反对生育率下降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客观现实。 四是随着生育率下降，生育政策已经从“单独二孩”调整为“全面二孩”，可以预期，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放开空间。但同样可以预期，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绝不会采取所谓的“鼓励生育”政策，这是基于人口数量仍然众多的现实决定的。 四是未来人口到底多少为好？现在无法做出定论，最终取决于中国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吸纳就业，以及保持收入水平增长的能力。同时，还要看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是人均水平达到，或是接近发达国家标准？据此实现总体的平衡，应该就是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目标。 从目前来看，虽然中国已经接近人均1万美元的GDP水平，但是继续增长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应对外部压力的挑战，还要解决无数个发展的难题，更要解决人口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其实讨论到今天，我和梁建章他们的观点分歧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了，就是看待人口问题是只从生育率出发？还是看人口多寡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显然，人口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生育问题，还涉及到人口和资源供给、就业、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外部竞争环境的关系。因此，只有基于全局的视角，才可能对人口问题有更清醒客观的认识。我们的观点不同，也体现出纯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研究之间，考虑问题方法和方式的区别。 梁建章的观点非常重要，可以作为判断中国人口状况的重要参考，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毕竟人口会受到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还要借鉴各类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我的观点中，更看重的是人口的结构，不仅仅是年龄的结构，更抱括素质的结构，同时还要考虑到涉及人口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吸纳就业的能力，以及现有国情可能提供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空间等问题。这些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还要取决于外部的竞争条件。 要考虑更多的选项和解决办法 当中国人口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中低收入的水平，鼓励生育更多的人口，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和危机。比如，财政能力目前无法满足现实人口中的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着巨大的城乡鸿沟，而且生育率较高的是相对落后的地区。仅仅这些就足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是否需要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也许梁建章并没有和我出生在一个时代，那是一个人口无节制生育的时代。那时候每个家庭平均要生4-5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抚养这么多人口，会让家庭的生活水准大幅度降低。 我当时在工厂里工作，一个同事每个月有39元工资，每个季度能得到的工会困难补助有20元，他靠这些供养着没有工作的妻子和4个孩子。在这种贫穷的状态中，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长期营养不良，而且工友自己也劳累不堪。 我曾长期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虽然很多人看到，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当年的贫困，几个子女出门只能轮换着穿仅有的衣服和裤子。虽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贫困的农村人口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从6亿-7亿下降到的现在的500万-600万，但是，如果把城市人中的中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特别是都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生活进行比较，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而且，我们现有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能力，难以满足对仍占不到40%的农村常住人口的基本需求。而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多年，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的外来打工者，到现在为止，仍然无法得到城镇的户口并平等地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在那些人口流入地区，比如广东、浙江、江苏，相当一大部分外来人口的子女是自费在民办的中小学读书，一家人的医疗是通过民间渠道和自费来解决。 试问，连现在的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问题都解决不了，如果梁建章所倡导鼓励生育政策成为现实，那些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的人口出生以后，如何解决他们的医疗、教育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我经常在公开讲话和文章里谈到，就是我们在酝酿或者出台一项政策的时候，要切忌所谓的“精英思维”模式。许多学者或者是企业家，并没有去农村和基层考察过，也缺少对现实的了解。如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去建立所谓的理论模型，可能一切都会想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理想化的观点一旦遇到现实，就会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挑战。 正是因为人口与社会之间紧密关联，才使得我们不得不去考虑更为严峻的现实，这既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资源的供给，也涉及到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更涉及到未来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而决定的基本生活条件。如果抛开这些，只是进行简单的计算，就试图通过提高生育率来解决十几亿人基本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这只会是空想。 回到我在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很多学者和专家往往只从一个选项去考虑问题，而在政策咨询领域，可能要考虑到更多的选项和解决办法，而决策者更是要面对不同的群体和客观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可能形成认识的统一。 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和专家的观点不重要，其实这些观点已经列入了政策咨询的选项，并被当作重要的参考。但是最终要形成政策，是要综合多方面的意见，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而且经过反复的考量。从这个意义来说，任何一项政策，都是专家学者、政策咨询智库以及决策者的共同成果。其中，专家和学者在长期研究中所提出的意见也会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和梁建章进行了如此深入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各自观点，这对于未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决策，包括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同的观点，政策可能出台的背景，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我和梁建章的一系列文章，没有谁对谁错，也不存在谁说服谁，价值在于我们有一个平台和空间，可以充分地讨论关于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重大问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梁建章九评李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迟早会消亡
8月11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对人口和老龄化的再认识》，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八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由于李铁在8月1日和11日的文章中都谈到生育率问题，所以我们这篇文章的重点讨论生育率问题，并在文末请李铁回答几个问题。 关于两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 李铁说：“关于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从李铁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既没有看明白我们上一篇文章中关于生育率的内容，也不了解关于生育率的官方统计数据。下面我们分别说明这两个问题： 其一，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说：“李铁对于人口数据采用双重标准，对他观点有利的数据就采用，对他观点不利的数据就不采用。例如，他在7月29日的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中说，对于人口数据，‘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7月31日《七评李铁》一文中反问李铁：‘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李铁却在8月1日的文章中又不认可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生育率数据了。” 既然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说了“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李铁又有什么依据得出“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这个结论呢？ 其二，关于生育率的官方统计数据，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都有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这两本书都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并公开发行。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表6-6《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可以计算得生育率为1.22，而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6-3 《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可以计算得生育率为1.18。所以，李铁说“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1.22和201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1.18就一定是正确的，例如，我们在2019年10月9日发表的文章《新中国70年人口政策的回顾》中说：“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22，即使漏报率高达20%，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5”，也就是说，我们考虑到了漏报因素。 李铁接着说：“后来，统计局对于当时因各种体制原因导致的统计偏差进行了修订和调整，成为可引用的数据，即代表了国内官方统计结果，也得到了国际上包括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充分认可。” 关于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1.22，当时的国家计生委却以漏报为理由而大幅调高为1.8。虽然人口普查确实存在漏报，但40%以上的调整幅度是匪夷所思，所以1.8的生育率数据被广泛质疑，难道李铁认为1.8的生育率数据是准确的？ 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将是多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生育率为1.49；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生育率为1.4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如果我们分析孩次结构，就会发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面临快速下降的趋势。 以2019年为例，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 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趋势，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终可能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数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2019年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中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估计在政策实施后的四、五年之内释放完毕，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除非大力鼓励生育能够显著提升生育率。 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迟早会消亡 李铁说：“假如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老龄化问题则要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按照梁建章和毛大庆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出生更多的人口来面对人类寿命的延长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即使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在进入负增长之后将会不断下降，并且迟早会消亡（在不考虑外国移民的前提下）。所以，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有必要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 发达国家就没有养老金支付压力吗？ 李铁说：“养老金支付是否有压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取决于生育率水平高低。” 按李铁的逻辑，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就不会有养老金支付压力了。但日本、德国都是发达国家，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养老金支付压力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例如，2019年8月日本政府发布的养老金预估报告显示，估计未来每对日本夫妻每月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不断下滑。目前，日本政府预估的养老金替代率为61.7%，到2040年左右，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下滑至51%~52%，而在2050年左右，将进一步下滑至45%。 “人口过多”不是一个筐，能装进所有问题 在李铁看来，“人口过多”就是一个筐，只要对他观点有利的就可以往里装。比如，李铁一再把就业难的原因归咎于“人口过多”，但他并没有给出任何数据来论证这一点。 我们在6月23日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会导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机会也变多。并且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我们还给出了全球180个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以及中国各省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的两个图来作为论证的依据。 归根结底是怎么看待人的价值 虽然我们与李铁在生育率数据方面的观点有分歧，但最大的分歧并不是生育率数据，而是怎么看待人的价值问题，是把人的价值看作是负数还是正数？换句话说，是把人口看作是负担还是财富？如果把人口看作是负担，那么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因为减少人口意味着减轻负担。 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几千年来，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这就证明，人的平均价值是正数，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 李铁的多篇文章，总是强调“人口过多”会带来就业难、收入水平低等一系列问题。支持限制生育的人，也总是强调人口增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认为减少人口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按照限制生育的思维方式：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吃了吗？ 住房不够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住了吗？ 能源不够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用了吗？ 鞋子太小怎么办？把脚削小一点，不就合穿了吗？ 如何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因而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下面以两个假想的国家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种办法是“以物为本”，实行限制生育来适应外部环境。例如，有一个国家（称为甲国）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甲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甲国政府决定实行限制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于是，甲国的人口长期以来基本保持不变，一直是农业国。 第二种办法是“以人为本”，改造生存环境以适应人口的增长。例如，有一个国家（称为乙国）原来绝大部分人口也都从事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乙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然而，乙国政府并不实行限制生育，而是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粮食亩产量，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新的产业。于是，乙国的人口虽然不断增长，但人均收入反而越来越高。 请李铁回答几个问题 虽然李铁写过很多文章，一再谈到“中国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但他对一些重要的人口问题却没有明确的态度。因此，我们想请李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既然你一再说“中国人口过多”，那么请你回答中国人口数量降到多少才不是过多，论证依据是什么？ 二、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会是多少？ 三、请问你认为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在讨论问题时，双方应该对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有明确的观点，而不应该含糊不清。因此，我们希望李铁能回答上述几个问题。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7月29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六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李铁说：“感谢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终回避了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论证人口多少的焦点问题所在。” 我们对李铁的上述言论感到十分诧异，因为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口结构，我们此前的文章主要谈到人口的年龄结构，即中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危机。关于性别结构，我们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计划生育对男女比例失调难辞其咎》分析过这个问题。 关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我们在7月3日的文章中专门有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谈过这个问题，在7月17日的文章中又专门用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不是对立关系》分析过这个问题。 人口数据的“权威标准”是什么？ 李铁说：“虽然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和预测方法，可以对未来人口数量有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为臆测。” 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 2017年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仍有10亿左右，是按照未来生育率为1.8左右来预测的，显然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因为即使近几年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生育率也达不到1.8，何况未来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1.8。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为6.2亿，是按照1.3左右的生育率预测的，比中方案更接近实际生育率，也就是概率比较大的情况，而不是李铁所说的“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事实上，我们一般不采用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方案，因为即使是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也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正如我们上一篇文章中的分析，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如果不尽快鼓励生育，两三代人之后中国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 李铁说：“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到时如果各项人均指标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怎么说就是人口危机呢？” 看来李铁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因为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那么老龄化程度会远远高于美国现有的水平，生育率也远远低于美国现有的水平；如果按照1.1的生育率，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未来这些总数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并且，在人口负增长之后，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会一直下降下去，并不是降到6.71亿就停止了，而是会继续下降至3亿甚至2亿以下，怎么不是人口危机呢？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提高生育率，却极为困难。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 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李铁说：“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是因为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很低。而所谓的红利，就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就业，何谈人口红利？” 李铁对“人口红利”的理解似乎并不正确。按照以人口学家蔡昉为代表的人口红利理论，随着生育率降低，人口抚养比下降，产出中更大比例可用于积累，促进技术和产业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而获得人口红利。 但我们认为，其实降低生育率只是牺牲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少生一些孩子在短期可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收入，但长期却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而且因为规模效应弱化，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后，后期减少的幅度会大于前期增加的幅度。 因此，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只是寅吃卯粮，且不说其前提是之前高生育率带来的大量工作人口。纵观历史，经济增长并不需要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实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崛起就是在人口暴涨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生育率降低，西方国家发展速度却普遍放缓。 用两个假设来看“中国人口过多论”的荒谬 李铁一再用“人口基数过大”来论证“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并且说：“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下面我们用两个假设来看看这种论证方法是否成立： 第一个假设：假设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人口基数马上就变少了，按李铁的逻辑，就不存在“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了。 第二个假设：假设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姑且称为“外国”），那么这个“外国”的人口高达63亿，远远多于中国现有的14亿人口，按李铁的逻辑，这个“外国”存在严重的“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问题。 虽然上面这两个假设是不会实现的，但从这两个假设，可以看出仅凭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就判断这个国家“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是极为荒谬的。 贫穷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吗？ 李铁说：“举个例子，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拖累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 事实上，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美国人口也在快速增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也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近年来，亚洲四小龙的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放缓了。 一个国家的贫穷，既不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也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假如人口多的国家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多”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么，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政府同样可以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少！” 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吗？ 李铁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更少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复强调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李铁是在假定“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但我们从未看见李铁论证过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减少人口无助于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从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人均GDP的高低，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没有必然关系。世界上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地广人稀的富国；也有日本、韩国这种人口密度很大，但依然很富裕的；还有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这种人口密度很小，却很贫穷的，以及孟加拉国这样人口密度高的穷国。 我们此前的文章，也已经分析过：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质量。至于人均公共服务水平，也不是人口越多，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就越低。比如，大城市的人口比小城市的人口多，但大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往往高于小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降低生育率而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发展潜力和综合国力，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在不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的前提下出生更多人口，以更多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们在多篇文章中都分析过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7月22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五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反驳过的观点，李铁在最新回应中仍然重弹老调。比如，李铁说：“按照联合国总和生育率低方案计算，中国到2050年的人口仍多达12.94亿。在这一规模下，中国可能仍然会面临着就业困境。”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人口规模与就业问题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李铁视而不见，一再拿人口规模来作为就业难的理由。 李铁说：“如果就人口谈人口，而忽视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质量、劳动力就业、国家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问题，确实容易得出，甚至放大‘人口危机’论。”那么，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就重点谈谈中国的“人口危机”问题，以及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 中国的人口危机，首先是低生育率危机。生育率是反映未来人口趋势的核心指标。根据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的更替水平为2.2左右，即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孩子数量与其父母辈持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生育率为1.4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但如果我们分析孩次结构，就会发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面临快速下降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那么三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只有2.5%。如果统计局给出的上述孩次比例是准确的，那么可以计算出：一孩次比例40.5%，出生人数593万；二孩次比例57%，出生人数835万；三孩及以上孩次比例2.5%，出生人数37万。 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趋势，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终可能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数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2019年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中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估计在政策实施后的四、五年之内释放完毕，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无论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中国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以及实际生育率的代际变化、未来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还是生育行为的分析来看，即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生育率都更可能继续走低。因此，中国的生育率在未来很可能会低于1.1。 即使乐观地看，将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但能够保持1.1的生育率，甚至还能稍为提升到1.2，中国将来的人口总量也会不断下降。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到6亿左右。而根据联合国在2017年对中国人口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6.2亿。 更严重的是，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除非大量引进外国移民。但中国显然不可能依靠引进外国移民来解决人口萎缩问题，所以要防止人口一直萎缩下去，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我们请问李铁：有何种方法能把中国的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对中国大陆的人口状况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多年来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现在的生育率无一例外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日本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多年来保持在1.4左右。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机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即使安倍把低生育率危机称为“国难”，也没有谁指责安倍是放大了人口危机。可以预料，将来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比日本更严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不是我们放大了人口危机，而是李铁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 长期低生育率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低生育率会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仰仗着全球第一的人力资源和庞大人口的市场规模，在几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制造业大国并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按现在的趋势，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而这些未来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着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中国人口将彻底失去人口优势，经济最终又会被美国反超。 低生育率还会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大幅下降。 人口政策应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 李铁说：“我的观点是，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 我们基本同意“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句话，但认为把这一句的出生率改为生育率更合适。 出生率与生育率有何区别？出生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每1000人对应的活产婴儿数，出生率的计算和使用方便而简明，但它没有考虑到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而生育率直接与育龄妇女有关，因此，生育率比出生率更能揭示生育水平的变化。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出生率与生育率的区别：有两个村子A村和B村，人口都各有1000人，但育龄妇女人数不相同：A村有400个育龄妇女，B村只有200个育龄妇女。2019年这两个村子都分别出生了20个婴儿，那么这两个村子的出生率是相同的，都是20‰；但生育率并不相同，A村的生育率只相当于B村生育率的一半。 那么，中国的人口政策是不是根据生育率的变动进行调整？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的人口政策历史：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开启了计划生育时代。随着计划生育推行，中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至1980年的2.3左右，已经接近更替水平。可以预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将会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时就应该放宽人口政策。但事实上，中国的人口政策反而进一步收紧，从1980年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但一直到2013年，才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可见，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远远滞后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下面我们来看看对中国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政策反复：在面临高生育率时，实施过节育政策；在生育率持续走低后，又转而稳定生育水平并最终鼓励生育。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伊朗分别于1949、1962、1964、1970、1989年开始节育政策，政策分别持续了25、34、26、18、13年。其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分别在停止节育的20、9、15年后开始实施鼓励政策，新加坡和伊朗则是在停止生育抑制政策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 下表显示了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其中，日本在1974年生育率降到2.05时就停止节育政策。相比之下，中国的生育率从1991年起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将近30年，不但没有鼓励生育，甚至仍然在处罚生育三胎的家庭。 表1 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育率 注：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来自台湾户政司，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都是立即逆转，即停止抑制生育的同时开始鼓励生育。 上表显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停止节育时前一年的生育率都在1.6以上，除立即鼓励生育的新加坡经历了生育率小幅反弹外，各地的生育率整体都在继续走低，而鼓励生育的效果都不显著。相比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的低生育率危机更为严峻，未来恢复正常的可持续的繁衍状态更加困难。 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远多于日本 李铁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这说明中国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 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日本的25倍，中国人口总量相当于日本的11倍，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又有什么奇怪？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日本，中国的城市理应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农村人进城工作，他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本身就给城市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更多的人口并不意味着更低的效率 李铁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还是以优质的人口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李铁这样说，其实是假定更多的人口会降低效率。我们在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李铁特意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但其实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由于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人口增多，有利于提高效率，也并不会降低人均收入。另外，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也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少的人口和更低的效率参与竞争，还是以更多的人口、优质的人口结构和更高的效率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李铁说：“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人口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在李铁看来，中国“人口过多”，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劣势因素；但我们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优势因素。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人口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性因素。回顾世界历史，在每次技术跨代升级之时，或许会有一些人口小国凭借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占据先机，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经济均衡之后，最终决定各国兴衰的还是各自的人口规模。在过去数百年内，世界强国的更替顺序反复印证着上述规律。 在近代世界性强国的名单中，我们先是看到数百万人口规模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是数千万人口规模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再然后是数亿人口规模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开始步入正轨，人口较少的昔日霸主往往会被边缘化。 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 李铁说：“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我们也同意这句话，同时还要补充一句：人口不是冰冷的数字，每一个人口，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过去的计生工作，却是“以数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主要目标就是控制人口数量。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生育意愿，帮助民众实现自己的生育愿望，而不只是把民众生育当成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人们有多生的权利，也有少生和不生的权利。真正合理的生育政策是让民众完全自主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在超低生育率趋势严重威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则有责任鼓励生育，也就是创造各种条件，让普通家庭能够更长远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有在税收、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每个家庭和整个国家才有美好的未来。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7月13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四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只看人口数量得不出“中国人口过多”的结论 李铁的文章，一再强调“中国人口过多”，理由是中国有14亿人口，他说“仅从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说，相当于很多国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李铁还说：“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 按照李铁的逻辑，我们同样可以说：“仅从中国的国土面积来说，相当于很多国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 从李铁的文章来看，他认为判别一个国家人口是否过多，人口数量比人口密度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那么，我们来对比加拿大和新加坡，加拿大的人口有3800万，新加坡的人口只有570万，你能不能说：“相对于新加坡而言，加拿大的人口过多了？”然而我们知道，加拿大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而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属于世界最高之列。因此，判别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不是过多，人口密度是比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指标。 当然，单看人口密度还是不够的，因为不同的土地的自然条件不同，土地的承载力也不相同。例如，西藏面积虽大，但适宜人居住的地方相对较少；江苏省面积虽然小，但绝大部分地方都适宜人居住。因此，要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不是过多，还要考虑到适宜人居住的土地面积。然而，一块土地是否“适宜人居住”，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例如，以色列国土大部分是沙漠，按照一些人的标准，以色列大部分国土都是“不适宜人居住”，但以色列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得多。 贫穷的原因不是因为人口过多 李铁说：“全球生育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中，贫穷的国家占多数，而且人口过多会导致越来越贫困。” 穷国生育率较高，富国生育率较低，这是普遍现象，但穷国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生育率较高（或人口过多）造成的。富国之所以富裕，也不是因为生育率较低（或人口较少）造成的。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生育率下降，是因为变得富裕；但不能说，一个国家变得富裕，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如果提高生育率会导致贫穷，那么为何很多富国都在鼓励生育以提高生育率？可见，李铁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李铁说：“如果盲目地鼓励生育，会继续降低我们的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公共服务的水平，继续让大多数人口仍处于低收入状态。” 下面我们从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公共服务水平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关于人均占有资源，从世界各国的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与人均占有资源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人均占有资源较多的国家（比如非洲一些国家），人均GDP很低；人均占有资源较少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人均GDP却较高。 第二，关于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并不是人口越多，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就越低。比如，大城市的人口比小城市的人口多，但大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并不低于小城市。 李铁说：“在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人口多少还是密度高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需要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来提供的，相应的供给能力要与人口规模相匹配。” 不知李铁想过没有：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些钱来自哪里？难道不是来自纳税人的钱？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人口越多，纳税人就越多，财政收入也就越多。因此，人口较多的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往往比人口较少的小城市更完善。 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日本 李铁说：“虽然日本的人口密度（330人/平方公里） 比中国（143.8人/平方公里）要高，但是农业人口的户均耕地资源却是中国的约4倍。” 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不如说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更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日本的2-3倍，如果城市化水平达到日本的水平，农村户均耕地就会远高于日本。中国户籍限制和城市化策略，使城市化率显著低于其他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只有进一步城市化才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改善目前在农村这部分人口生活的唯一出路。但中国城市化滞后并不意味着人口过多。 人口与资源究竟是何种关系 李铁说：“由于资源短缺，使得未来人口增长会面临着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的巨大压力。而且当我们经济发展得越快，对于资源分享的要求也就越高，进而受到的外部制约也会越大。” 李铁的文章，一再强调资源问题，认为人口增多会“摊薄人均资源”。但从各行业的增加值来判断，在各种物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中，自然资源的价值远低于广义交易成本，也即在零售、物流、广告乃至融资环节的价值。因此，人口聚集所节省的广义交易成本可能大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在一国内部，发达地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人口聚集中心，其自然资源人均占用率通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 即便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美国，真正体现国力的是其科技水平、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和文化软实力，这背后是美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公司、大学等机构和基础设施。俄罗斯的面积大于中国，人均资源远多于中国。然而，除了在军事工业上还拥有些优势外，俄罗斯对外经济几乎就是出卖资源，没有多少有竞争力的行业。 国际经济学杂志中几乎找不到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瓶颈的论述，但却有不少有关“资源诅咒”的讨论。现代经济史中，许多资源相对贫瘠的国家，如德国、英国、日本、韩国都发展得不错，而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却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这些现象印证了人力资源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根本性的资源，其重要性其实胜过自然资源。靠减少人口来降低所谓的资源压力是本末倒置，既削弱自己的军事潜力、政治影响力，又降低自己的经济优势，让一个有望靠人的才智来创造高附加值的经济体，向一个出卖初级资源的低端经济体的方向退化。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本越来越珍贵，自然资源反而相对越来越便宜。比如一台手机两千块钱，里面的铜和铁最多值几十块钱； 一辆价格20万元的轿车，里面的铁和橡胶值多少钱？一台两千元的手机的最终售价中，交易成本，包括融资、零售等可能有好几百元，应该远远高于其自然资源的价值。 正是由于人口聚集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节省，可能会大于自然资源的价值，所以在一个国家内部，富裕地区都是人口集中地，人均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带人口稠密地就是中国最富裕地区。如果打破国界的屏障，富裕的国家也会是人口集中地，其人均资源也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为人才是真正最重要的资源。 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是多少？ 李铁说：“如果我们以适度的人口规模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在很多国家已经实现。那么人均收入水平会有较快的提高” 我们在7月3日发表的文章中问过李铁这个问题：你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是多少？但李铁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过去，中国一些人口学家论证过中国的适度人口是五至八亿。但他们对适度人口的论证依赖于无法验证的假设。选取何种指标来表达人口数量是否适度？这些指标又如何随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等条件改变？这些条件的改变反过来又如何受人口数量的影响？这每一步都高度依赖于背后的假设，而每一个假设都存在巨大的随意性；这些假设相对于结论谬之毫厘，失之千里。即假设的一个微小变更，可能导致“适度”人口估算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那么是否存在某种意义的适度人口数量呢？我们认为，所谓适度人口数量应该体现在亿万家庭的生育愿望中，而不该是某些人根据自己的心理幻觉来替这亿万家庭给出的一个数字，以至于他把假设条件中某个指标随意下调百分之一就可影响千万家庭，阻止无数孩子来到人间。简言之，当每个家庭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孩子数量，并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有充分认识并愿意承担责任时，这时的人口数量才是最优的、适度的。 一系列问题都不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 李铁说：“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是，面对现存的人口，如何解决增长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业、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如何提高人口质量来增强竞争力等等。” 其实李铁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我们以前的文章早已分析过了：第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所以，不能拿就业难来作为“中国人口过多”的证据。第二，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人口下降带来的是需求和供应的同步萎缩，经济效率降低，投资意愿低迷，而相应的人口老化则是雪上加霜。第三，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我们在下一节继续分析。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不是对立关系 李铁说：“我和梁建章先生争论的焦点是增加人口数量重要还是提升人口质量重要，我认为是后者。” 我们在前面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李铁特意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但其实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一个群体的整体力量，既取决于质量，也取决于数量。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素质，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学生平均成绩往往更好。 人口较多的地方，提升质量的效率通常更高。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为例，院士比率最高的省份是江苏、浙江这两个人口密度非常高的省份。即使在扣除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之后，人口较多省份产生院士的比例依然较大。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教育机构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提升教育效率，个体之间的竞争也更大，可能有助于激发人的潜力。在这些意义下，降低人口数量反而不利于提升人口质量。 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李铁最新的回应文章说：“这次讨论的重点涉及全球视野下的人口问题”。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华文明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 根据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最新发表的文章预测，中国人口在2100年将下降至7.32亿人，低于印度和尼日利亚。非洲和阿拉伯人口比例大幅上升。世界人口格局的改变将带来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格局的巨大变化。 《柳叶刀》的文章高估了中国的未来人口趋势。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到6亿左右。虽然2018和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1.5左右，但由于这两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去除暂时性的二孩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所以，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很可能降到6亿以下。即使中国未来能够幸运地将生育率维持在1.1的水平不再下降，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会以每代减少48%的速度萎缩。 出生人口的持续萎缩最终一定会导致总人口的加速萎缩。 但由于过去在高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口依然存活，总人口的萎缩相对于出生人口的萎缩有相当长时间的滞后。 虽然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代就低于更替水平，但中国总人口目前依然在缓慢增长，在未来几年才会开始步入萎缩。 总人口的萎缩速度最初会很缓慢，之后逐步加快。等到超低生育时代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在预期寿命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总人口的萎缩速度就会接近出生人口的萎缩速度， 即每代人减少48%。 也就是说，目前的生育状态长期持续下去，中国人口并不是跌到五六亿就稳定了，而是在跌到这个水平之后，会以更快速度跌到两三亿，再跌到一亿以下。 长期超低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内生性变化，因而具有巨大的惯性， 其后果就是总人口的急剧萎缩。 虽然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精英对此非常清楚，西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1798-1857）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在人类创造的许多古代文明之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一个不曾真正间断的文明，但过去40年，中国却把人口众多这个优势看作是劣势，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大力消减中华文明的未来之本却浑然不觉，甚至沾沾自喜。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限制生育的情况下，中国至今仍然限制生育。中国人口大幅增长已经不再可能，但未来急剧萎缩却不可避免。如果将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份量一落千丈，中华文明也将彻底衰微。正如汤因比曾言：“文明死于自杀，而非他杀。” “中国威胁论”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吗？ 李铁说：“中国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对既有利益格局中西方社会最大的挑战，不仅是价值观和各种主义，根本原因还是基于14亿人口的发展会带来全球利益格局的重组，这也是站在世界利益金字塔顶端的那些国家绝对不会认同的事。” 李铁似乎是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把中国看作是西方社会最大的挑战（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但实际上，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为何西方国家不把印度视为对西方社会的挑战？ 退一步来说，即使“中国威胁论”的根本原因是所谓的“中国人口过多”，也不能作为要减少中国人口的理由。这种认为自己规模太大，就必须缩小规模才能得到别人认同的逻辑，就好比，中国如果贫穷落后，也不会被西方视为威胁，为了让西方放心，中国是不是应该永远保持贫穷落后呢？ 按李铁的逻辑，归根结底是中国不能成为世界性大国，更不能做世界性强国。在他看来，似乎只有中国四分五裂或者退化成弱小贫穷的国家，中国才不会被西方视为威胁。换言之，中国是否和平发展，是否造福人类都不重要，规模太大就是原罪。这种话即便是抑制中国的极端势力都说不出口，但却成为李铁认定中国人口过多的理由，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为了封锁中国科技，美国的少数政客长期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的今天，如何有效反击“中国威胁论”，拉近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距离？我们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树立强国心态，塑造友好形象》分析过这个问题。 总之，李铁片面强调人口是负担，认为人口增多会摊薄人均资源，却认识不到，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其实是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我们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一个优势，但李铁认为这是一个劣势。这是我们与李铁的根本分歧所在。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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