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 当前，人口形势日趋严峻，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弱，就连民政部部长都撰文提醒：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此背景下，最近“放开三胎”的建议被频频提及，也掀起了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然而，放开三胎真能“催生”吗？恐怕不见得——需知，这届年轻人不爱生娃，绝不仅仅是生育层面的原因。 1 当今社会，生娃与否早已成为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既不是靠着一腔热情，也不是像过去“多双筷子多只碗”那么简单。 总结起来，年轻人不爱生娃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巨大的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承担大量的花销。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要知道，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花销200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就连长春也要花掉121.5万元（见下图）。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居民还面临着高昂的房贷和房租，而医疗养老的各项支出同样没有计算在内，再想想自己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很多年轻人都会对生娃这件事望而却步。 事实上，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以人口形势更为严峻的韩国为例，有媒体机构在对韩国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 数据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依然极为强烈。这也足以说明，经济压力对普通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生育意愿的“压制”程度是多么严重。 第二，“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 不少父母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成为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他们很难愿意再去生个老二或者老三。 第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 如今，我国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扩大，她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否则一旦休产假或者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照顾孩子上，便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升职加薪与职业发展。 说到底，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生育问题，仅靠放开三胎来“催生”，是远远不够的。 2 对症下药，方能治本达标。 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韩国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也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涉及到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不妨做一番梳理，看看国外是怎样鼓励国人生娃的，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行性路径。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 鉴于经济压力是头号难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便由此切入，给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现金奖励。典型如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可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现金奖励之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每月大约有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会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都无须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其次，是在住房和育儿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然而很多地方由于房价过高，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发出居民的生育热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宅且收入较低的新婚夫妇。 还有很多国家会着力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门会承担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各项费用，而韩国则会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会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以日本为例，政府部门会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 再次，尽力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子女而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群，很多国家都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荷兰，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儿假，足够她们安心在家抚养孩子，并且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予妻子支持和帮助。 而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办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实践。 最后，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无疑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一环。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再如法国，不仅出台政策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还会对那些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上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3 虽然世界各国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传递出来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而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参考借鉴的地方。 一则，要全面考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如前文所说，生娃与否已是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风俗或是文化传统外，经济实力、时间限制、个人偏好、身体素质等都会左右人们的生育决策。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应先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进行细分，对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与实际困难做出详细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而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念，既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又要兼顾好具体事情。 二则，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诚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既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人必然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予以支持，仅靠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够的。 欧美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格外强调企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产妇或其配偶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所获得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承担，有一些育儿设施也由企业兴建，等等。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提倡构建一个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育儿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互助的潜力与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作用，等等。 三则，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若想鼓励生育，势必要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给予相应的支持。虽说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头上，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足够的关爱与陪伴。因此，有关部门应对一个孩子从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长各阶段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切实解决国民生育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必须清楚的事实是：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观念等因素改变，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若要见效，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发酵。所以，我们理应做好生育水平继续走低的准备，并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国人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并将其落实到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人口问题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挑战远大于机遇。 我们长期呼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以提升总和生育率至世代更替水平，加快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以让每个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医。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虽不能阻止老龄化，但可延缓老龄化。并且，全面放开生育是将选择权还给家庭自主，鼓励生育并不是强制生育。 考虑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争议仍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更期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近期各界对放开生育的共识逐渐形成，相关政策箭在弦上。2020年10月，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长期以来，某些保守派人口学者学术不严谨，多次在预测中夸大生育政策调整效果，最后与事实出入极大，误导社会舆论和中央决断，导致生育政策一再被拖延。近期一些保守学者态度发生180度转弯，转而呼吁自主生育，并将当时预测离谱甩锅调研对象，不负责任。但是，我们对保守派学者正视现实、迷途知返表示欢迎，大家一起为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建言献策，为放开生育呼吁，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1老龄化少子化挑战日益严峻，放开生育虽不能阻止但可延缓老龄化 由于计划生育长期推行，中国人口形势较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更为严峻，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1950-2019年全球妇女总和生育率从4.97降至2.27；而中国从1970年之前的6左右快速下滑至2000年后的1.4-1.6，目前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7，居全球倒数。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我们长期呼吁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虽不能阻止老龄化，但可延缓老龄化。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虽不能影响未来几十年内老年人口规模的变动，但可相对扩大总人口使得老年人口占比相对下降，并在长期逐渐深刻改善人口年龄结构。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总和生育率为1.5。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一方面，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2030年将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另一方面，当前二孩出生人口占比仍高于一孩，表明全面二孩的政策生育堆积效应仍存，随着政策效应彻底消失、受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推进等，未来总和生育率或下滑至1.0-1.2左右。并且，必须认识到，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全局，应对老龄化是局部，前者重要性高于后者。 根据我们的情景分析，若未来十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0，则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2.1亿、5.2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31.2%、53.4%。若未来十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逐渐提升至2.1左右，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4.0亿、12.9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26.8%、26.7%。从如下四个方案看，通过生育率提升延缓老龄化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2部分保守派学者学术不严谨拖延了生育政策调整，最近将当时生育预测离谱甩锅调研对象 独生子女政策原本预期实行30年，但有关人士担忧放开二孩将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人口失控问题，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屡屡受阻、屡屡被拖延。19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1之下，20世纪末开始部分学者开始建议逐步过渡到全面二孩政策，但在有关保守派人士影响下，2006年12月中央《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仍要求，清醒认识全面加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2010年1月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提出开展“单独二孩”试点，2010年11月原国家计生委形成分省逐步放开“单独二胎”的方案并上报国务院，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形成新的“单独二孩”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被搁置。因此，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直到2014、2016年才先后调整为单独二孩、全面二孩。 长期以来，某些保守派人口学者学术不严谨，多次在预测中夸大生育政策调整效果，最后与事实出入极大，误导社会舆论和中央决策，导致生育政策一再被拖延，人们获得生育自主的权力一再被剥夺。某著名人口学者曾测算，若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导致妇女累积生育能量的突然性释放，出生人口和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出现剧烈波动，未来4年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妇女时期总和生育率峰值可达4.5左右。因此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条件尚不成熟、风险很大。在2014年启动“单独二孩”前，该学者测算政策将在4-5年内使出生人口年度新增130-160多万人；实际上，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仅比2013年增加不到50万，2015年为1655万。2016年启动“全面二孩”前，该学者又测算政策将使出生人口年度新增160-470万，2017-2021年分别为2110、2189、2077、1936、1689万人；实际上，2016年出生人口虽攀至1786万，但2017-2019年分别降至1723万、1523万、1465万。 在当前严峻人口形势下，近期一些保守学者态度发生180度转弯，转而呼吁自主生育，并将当时预测离谱甩锅调研对象，不负责任，阻挠、拖延生育政策调整的行为让人深感遗憾。某保守学者在接受采访时声称，预测结果与实际效果的差距与当时调查时群众反应的情况和大家生孩子的时间分布的有关，在调查当中大家生育的愿望比较高，回答的比较热情。学术研究须严谨科学，影响公共政策的学术研究更应如此，在实践中，调查生育意愿往往高于实际生育结果，将预测离谱甩锅调研对象只能说明学术研究态度不严谨、水平低下。 但是，我们对保守派学者正视现实、迷途知返表示欢迎，大家一起为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建言献策，为放开生育呼吁，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3 老龄化不可逆转，挑战远大于机遇 老龄化是是经济社会进步下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由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共同作用，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人口再生产虽然是个体行为，但整体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从采集狩猎时代到后工业时代，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渐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走向超低出生、低死亡、负增长。一方面，社会生产方式进步对人口数量要求逐渐下降、但对人口质量要求提升，对应个体生育行为逐渐从本能到功利需求到死亡率下降驱动、再从情感需求到成本约束，因此总和生育率从5-6以上逐渐下滑至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发展使得食品丰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等，人类平均寿命逐渐提升，死亡率逐渐降低。根据Gapminder数据库等统计，1800-2019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28.5岁升至72.6岁。联合国中方案预计，到2100年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达82.9岁，人类已经进入长寿时代。总体而言，平均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但低生育率则是社会进步的副作用。 随着老龄化加深，人类社会将逐渐从青年步入中老年，虽然对健康、财富管理等部分行业是机遇，但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是严峻挑战，延迟退休不可避免。人口发展既决定于经济社会发展，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势大力沉的反作用。1950-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5.1%升至9.1%，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3.6岁升至30.9岁，联合国中方案预计到2100年将分别升至22.6%、41.9岁。其中，2100年部分国家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50%。从需求侧看，老龄化将使得人类社会需求结构深刻改变，未来健康管理、财富管理的需求将日趋上升。从供给侧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滑，社会抚养比攀升，全球经济社会将随之面临深度调整。依靠人口质量红利驱动经济增长终有尽头，未来全球经济增速或不可避免下滑至中低水平，并且社会阶层将日趋固化，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拉大。一些人将过去几十年全球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数据直接对比，论证老龄化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甚至有利经济增长，这从科学的角度是伪相关。 4放开生育是把选择权还给家庭，不是强制生育 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1949年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从早期短暂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到1970年代“晚稀少”宽松计划生育，到1980年开始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主的严格计划生育，再到2014年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严格计划生育有所放松的转变。中国生育政策收紧很急很快，但放开却是小步微调。十九大以来，相关文件中“计划生育”字眼消失，而代之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但生育权仍未明确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是尊重基本人权的需要，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应有之义。 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不是、也不能强制生育，否则又将回到计划生育的老路。一些人看到鼓励生育就直接等同于强制生育，这属于受传统计划生育的影响太深。从现实看，全面放开生育的效果将极其十分有限，因为总和生育率远低于2，表明当前二孩都没有多少人生，三孩、四孩将更少。要促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未来必须鼓励生育，但鼓励生育绝不是制定指标要求每个家庭强制生育多少，而是在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作用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引导家庭实现社会预期生育目标。从发达国家看，尽管近几十年已逐渐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生育支持体系，但尚未有一国从低生育率水平回到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回升到1.8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都非常难，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在鼓励生育方面必须花大力气。一些人以全面放开生育后穷人富人多生、而中间阶层少生的情况反对，这反映了对生育数量公平问题的关心，但不能因此剥夺他人自主决定生育的基本权利。政策部门在鼓励生育时应对中间阶层的生育问题予以特别关注。 5呼吁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1世纪的大国竞争主角是中美印三国，中国人口形势已对民族复兴并长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形成严重制约。人口问题是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中国要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并长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正确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正确认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关系，必须坚决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我们呼吁，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面对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生育政策越早调整越好；因为每推迟一年，人口就老一岁，育龄妇女数量就少一些，调整将更为艰难。 一方面，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当前许多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生得起、养不起。建议：一是要加快构建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公平有效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二是建立健全差异化的经济补贴和个税抵扣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至学历教育结束。三是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四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专项税收优惠。五是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投入，构建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让每个人住有所居。 另一方面，加快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让每个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医。平均寿命延长将使得带病生存状态延长，健康管理和财富管理需求将日益上升。建议：一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的第二、第三支柱，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二是改善劳动力有效供给，除放开并鼓励生育外，从总体上缩短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制年限、促进劳动力稍早进入市场，优化不同年龄退休的养老金安排，小步、分阶段、渐进式提高退休年龄，加强老年再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开发老年人口红利。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服务。四是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五是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考虑到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但必须强调的是，如果能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就应果断执行、不再拖延。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我们近年建议全面放开生育，2020年提出先放开三胎，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 2020年10月，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1962-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步入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 人口红利消失，放开生育被人为拖延太久，生育意愿大幅降低。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放开单独二胎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均不及预期。 低成本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投资率和储蓄率下降，社会抚养比和养老负担加重，政府债务和社保压力上升。
导读 生育政策即将迎来重大调整。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相关辅导读本中撰文解读指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保持社会活力的治本之策。” 人口问题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是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日本前首相安倍把少子化视为国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由于计划生育长期推行，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灰犀牛之一。中国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口总量在“十四五”时期将不可避免进入负增长。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按照当前趋势，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彻底消失、受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推进等，未来总和生育率将从2019年的1.5下滑至1.0-1.2左右。以总和生育率1.0估计，到2050、2100年总人口将分别为12.1、5.2亿，老人比重分别为31.2%、53.4%。即使以总和生育率1.4稍乐观估计，到2050、2100年总人口将分别为12.7、7.3亿，老人比重分别为29.6%、40.7%。 中国要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并长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正确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正确认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建议，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以提升总和生育率至世代更替水平，加快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以让每个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医。 若总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逐渐提升至1.8，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3.6、10.0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28.9%、32.5%。若未来十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逐渐提升至2.1左右，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4.0亿、12.9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26.8%、26.7%。 考虑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之前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 摘要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1）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从981万降至593万，没有一孩哪来二孩三孩，预示后续生育形势严峻。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人，但即将陷入负增长。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反方观点：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1980年代初测算，百年后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国人口或达43亿。我们认为，“适度人口”只是一个抽象理论概念，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测准。人口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2）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反方观点1：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而非人口数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学者认为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我们认为，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人口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在供给端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反方观点2：人工智能将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将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我们认为，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政策建议：1）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风险提示：生育政策调整滞后，老龄化应对不力。 目录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 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1.2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1.3 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1.4 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正文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2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及预期，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一是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居民房贷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二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三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四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五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1.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较2018年增加945万，占比为12.6%、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18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分别在1978、1981、1994、2019年，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9.2%、5.8%、12.6%。美国、日本、韩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分别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当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2.7万、1万美元。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预计到2050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年高龄老人将达约5300万，占比3.8%；2050年高龄老人将达1.3亿，占比10.3%；2073年达1.74亿的峰值，占比继续升至17.1%；2100年为1.56亿，占比20.8%。 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198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6.5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0、50.7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4、46.4、26.8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2018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同样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1.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错误的原因在于过高估计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 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日本1.4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日本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1/3，韩国0.98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韩国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减少超过50%。尽管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3或者1.5，中国人口将在2021、2024年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9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1.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从经济增长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但是，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推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0.6%逐渐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预计2050年将较2019年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3%。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从消费看，老龄化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会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于2010年达谷值，2010-2018年居民消费占比从35.6%升至39.0%，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从15.3%降至9.5%。并且，不同世代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如80后偏好母婴、汽车，60和70后偏好酒类，60前偏好医药保健等，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比如，25-54岁人群2017年见顶，烟酒销售增速后将放缓；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约14亿平的双峰，家电、家具、建筑装潢等地产相关行业合计消费增速2010年见顶；25-45岁主力购车人群占比2003年见顶，汽车销量增速在波动中下滑，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潜力巨大；老龄化促进医疗保健消费占比2013-2018年从6.2%升至7.8%。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人口的争论从未停止，焦点集中在三大方面：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2）与人口素质相比，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适度人口论”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石，当前支持此观点的人仍不在少数，这是一切人口争议的源头。反方观点：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1980年代初测算，百年后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国人口或达43亿，由此论证独生子女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 我们认为，第一，“适度人口”只是抽象概念，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测准。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霍德·索维（1982）曾直言，“人口学界可以把适度人口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具来使用，就像数学家使用虚数一样”。宋健、田雪原等人的研究以当时情况或发达国家情况简单外推未来，对长期变化预测不足，稍微更改假设结论便大不相同。比如宋健（1980）在预测百年中国人口规模变化时，以当时3.0的总和生育率直接外推未来，忽略了总和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趋势降低的规律，才得出如不控制人口，中国人口可能达43亿的结论，事实上2000年后总和生育率已基本降至1.6以下。田雪原（1981）认为，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工业固定资产/工业劳动人数，参考发达国家的情况，他假定工业固定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6%，工业劳动者技术装备的年平均增长率4%-5%，因此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水平，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者最多只能有0.6亿，再通过比例估算出农业和服务业劳动者的最大规模，得出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7亿的结论。但是，如果将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增加1%，2080年中国适度人口就会远大于7亿。实际上，1992-2018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19.6%，远超田雪原1981年的假设。 第二，人口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20世纪中后期“人口爆炸”思潮盛行，1948年英国学者福格特提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最大承载力是22亿人口，超过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1968年斯坦福大学的Paul Ehrlich在《人口爆炸》中提出，当时的全世界人口约35亿人已超过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并预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将爆发不可收拾的饥荒和动乱。当前全球人口接近76亿、且总体有序，资源枯竭、环境崩溃并未发生。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明显提升。如随着人类对原油、天然气的不断勘探，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剩余储量/当年产量）从约30年升至50.2年，不减反增，天然气储采比也从49.9年波动至53.6年。通过对太阳能、水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人们变“非资源”为资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费比重从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从2.7%升至13.4%。以色列的人均淡水量仅中国的4%，却依靠海水淡化等技术缓解水资源不足问题。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在当前社会，人力资本重要性愈加凸显，加之人工智能将大量替代人工，人口数量还有那么重要吗？1）3亿人美国强于14亿人中国，人少一点也可成为大国？反方观点1：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而非人口数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学者认为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 我们认为，第一，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简单说，国力=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其他。一方面，人口众多是一个国家的优势而非劣势，1978-2018年中国GDP与美国的比例从6%升至63%，按照当前发展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8年前后超过美国。如果当前中国仅3-7亿人，与美国差距将远大于现实，民族复兴之路更为遥远。另一方面，人口大幅减少会导致大量城市萎缩甚至消亡，大量产业凋敝乃至消失，使国力严重受损。如1960-2015年日本“煤都”夕张市人口从10.8万人萎缩至8843人，65岁以上老年人1980-2015年从9.1%升至48.6%，2006年财政破产。在当前趋势下，2019-2100年中国人口将从14亿萎缩至7.5亿，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而美国长期鼓励生育、引进高素质移民，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安定环境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人才，1900-2018年美国人口从7621万持续上升至3.3亿，联合国预计2100年将达4.3亿，这对美国大国地位的形成与巩固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人口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供给端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的观点只看到了人口对经济的消耗，忽略了人口对经济的创造。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且作用更基础、更长效。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证明人口总量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减少人口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相反，包括日本、欧洲诸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均在鼓励生育，力图保持人口增长。日本首相安倍面对2019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90万人，表示“现在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希望推动总和生育率尽快从1.4回升至1.8。2020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1.5的总和生育率太低，应当在下个十年中期之前保证出生率增长；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清晰明确、覆盖面广、系统性的家庭支持项目，2020年起一胎家庭也可获得“母亲基金”。 从需求端看，大市场的利润空间使企业形成更大研发投入；大市场企业主体更多，可以细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且企业竞争更激烈，创新动力更强。人口众多有利于促进创新，在大市场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场，细小的技术创新都得以生存。人们总认为人多导致地铁拥挤，但事实上人少的城市可能连地铁都不会建。正因为人口众多，截至2019年末中国高铁里程达到3.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欧洲之后第三个自行研制民用大飞机的地区，当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欧洲、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由于巨大消费市场，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引人瞩目，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子行业发展迅速。根据CB Insight的数据，2018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分别占全球的38%、42%，2013-2018年中国每年新生独角兽企业数量从1家上升至32家，美国从15家上升至53家，中美差距在快速缩小。 从供给端看，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中国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已接近2亿，为世界各国之首。人口众多意味着人才储备库巨大，1982-2015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规模从604万人升至1.71亿，占总人口比重从0.6%升至12.4%，中国的人才总量居世界各国之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0-201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相应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2.9%升至50.6%，1971-2017年美国从47.3%升至88.2%，差距逐渐缩小。2001-201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数从104万增至753万，增长了约627%。高质量人才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得益于一支庞大且高学历的工程师队伍，中国逐渐实现了在部分领域的领先。 2）人工智能时代逐渐来临，我们还需要那么多人吗？反方观点2：人工智能将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历史上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导致传统产业单位产出的劳动力耗费降低，却没有减少总就业，核心就在于同时创造了新的更多的工作岗位。如汽车的出现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历史经验显示，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从事制造业；随着工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减少，“失业”的工人进入服务业。1989-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806万降至1281万、下降29%，但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883万上升至12931万人、增加587%，总就业不降反升。 未来20年人工智能或取代26%的工作岗位，但也可能增加38%的岗位。普华永道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预测，未来20年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创造12%的净增岗位，相当于增加约9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人工智能将取代26%的岗位，尤其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分别将取代36%和27%的岗位，同时人工智能将创造38%的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将创造50%和48%的岗位。人工智能对就业不仅有替代效应，也有收入效应，即人工智能更节约成本，导致公司产品价格更低、消费者实际收入更高，促进消费，进而促进公司扩大生产、公司雇佣更多劳动力、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并且，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的消费功能，人口减少导致的需求萎缩将拖累经济发展。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近年来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讨论十分激烈，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虽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框架。1）全面放开会导致“越穷越生”吗？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将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相对于此前对不同民族和城乡采取的有条件、有区分的生育政策而言，全面放开生育更为公平。2015年全国、城镇、乡村未经修正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0.91、1.27，农村生育率仅比城镇略高，但农村育龄妇女平均也只生不到1.3个孩子。 2）生育政策调整应谨慎还是加快？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我们认为，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因为当前人口形势紧迫，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越晚调整越将事倍功半。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原本计划执行30年，但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生育率峰值达到4.5，屡屡拖延政策调整时机。在21世纪初关于人口政策的激烈讨论中，保守派占据上风，生育政策调整屡屡被拖延。宋健等人（2007）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翟振武（2014）测算，如果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将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5，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5）测算，“单独二孩”将使未来4-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万人，共计将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约为660万人。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万，2015年甚至比2014年减少32万。翟振武（2016）又测算，“全面二孩”政策将使未来5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5年12月中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仅比2015年增加131万，2017年比2016年减少63万，2018年甚至比2017年大幅减少200万。尽管翟振武的预测较之前大幅调低了，还是远高于现实水平。一直以来保守派对政策的影响更大，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沿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步骤谨慎推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效果明显低于预期后，仍有计划生育领域的官员称“全面二孩已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来仍有释放潜力”。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其他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我们建议： 一方面，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不需要进托育机构、而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的，为（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实行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并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健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另一方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将于2020年底之前完成，后续可视情况继续推进。当前各地区社保缺口严重不平衡，提升至全国统筹可平滑地区差异，保障收不抵支省市的社保水平。当前我国过度依赖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占比85%），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所代表的的第二和第三支柱占比较低。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中国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低于日（65）、韩（61）、英（65）、美（66）；女性退休年龄55岁，低于日（65）、韩（61）、英（63）、美（66）印（58）。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提高老年人力资本水平，消除雇主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的障碍，并通过改革养老金等加强对老年劳动力延长职业生涯的激励。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推动养老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加大老年健康科技支撑力度。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弘扬尊老文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补齐老年出行困难和参与社会的公共服务短板，为老年人享用社会的教育、文化、精神和文娱资源创造条件。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环境，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形成老年人、家庭、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最近，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日本、韩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是前车之鉴 李纪恒的文章引发媒体广泛解读。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就算是跌破警戒线——因为生育率一旦跌到1.5以下，就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生育率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 考虑到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属于东亚国家，在传统上也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下面举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来说明低生育率危机。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6年至1948年出现了短暂的婴儿潮，总和生育率超过4.0。从1948年开始，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节育的措施。随后日本生育率逐步下降，到1950年代末，日本生育率已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后一直到1970年代中叶，日本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上下波动，没有明显的变化。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下1.57新低时，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被称为“1.57危机”。到1995年，日本的生育率首次低于1.5，并在2005年跌到1.26。随着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日本的生育率在2015年回升到1.45，但一直未能提升到1.5以上。近年来，日本的生育率在1.4左右。 为了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本的退休年龄已经不断上调，目前，日本退休年龄为65岁，将于明年4月实施的一项法律修订案呼吁企业允许员工工作到70岁，以部分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政府甚至提出了“终身不退休”的规划。另外，《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已于2019年4月1日正式生效，日本政府试图引进外国移民来填补本国劳动力缺口。 韩国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国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韩国的生育率高达6.0。在这种人口压力下，韩国从1962年开始全面推行鼓励少生的政策。随后，韩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到1995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63。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于90年代中叶批准了人口政策的转变，取消鼓励少生的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的生育率并没有回升，2004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2。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朝野的极大忧虑，不得不于2005年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成立由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2010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拨款3.7万亿韩元（约合37亿美元）以提高生育率。这一数字约合37亿美元，不到韩国GDP的0.5%，与欧洲国家相比，仍是相对较低。 尽管已经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以来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垫底。2017年韩国的生育率降至1.05，2018年更是跌破了1，成为全球生育率唯一进入“零字头”的国家。2019年，韩国的生育率跌到0.92，依然是全球最低。 去掉二孩堆积，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1-1.2 近几年，由于存在二孩堆积效应，中国的生育率略高于日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但其中有0.3-0.4的生育率可归因于二孩堆积效应，所以，如果扣除二孩堆积效应，这几年的生育率仅为1.1-1.2之间。 比如，在2017年1.58的总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实际上，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可见这几年的数据存在着特殊性，是在刚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所产生的特定情况，并不具备长期的可复制性。如果去掉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因此，随着二孩堆积趋于消失，总和生育率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将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 这一趋势早就体现于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从2010到2015年，抽样调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仅0.73、0.67、0.80、0.78、0.72、0.56。由于对生育一孩从未有限制，不存在瞒报一孩的动机，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 妇女推迟或放弃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迟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会先降后升，但如果是放弃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很多推迟生育的妇女，在未来即使想生也未必如愿。从近年一孩生育率总体不断走低且持续如此之久的情形来看，未来的生育率回升空间十分有限。 中国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比日本更严重 生育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生育意愿低迷。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而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低迷，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偏高。比如，根据《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的数据，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5.2，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2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5.1和23.9。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过于高昂，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在一二线城市，育儿成本更高。比如最近媒体报道，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在上海养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付出约80万元，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而且，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第三，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在职场上，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样多；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上，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女性的高工作率加上托儿所奇缺，使很多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从而压抑了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 第四，中国的流动人口特别多。虽然中国的整体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五六十，但是农村户口的年轻人已经普遍在城市里打工，他们的生育意愿更接近于城市里的年轻人，所以生育的压力和意愿都不容乐观。 第五，中国至今存在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西方国家近年生育率的提升与非婚孩子比例的增加也有关系。比如，2016年欧盟国家非婚子女比例达到了43%，其中法国非婚子女比例最高，高达60%。这些国家保障未婚女性的生育权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尽管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据，但可以肯定中国的非婚生子女比例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中国对非婚生育仍然存在一些歧视性的政策，比如有些地方的计生条例规定，非婚生育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困难重重。而且，中国的现在人均GDP只有一万美元，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只有60%左右，未来随着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生育率将会进一步下降。 现在日韩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仍然无法把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有人说，鼓励生育也没用，日韩不是例子吗？但如果日韩不鼓励生育，现在的生育率会更低。生育率的下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所以可以称为“低生育率深渊”。媒体上总在说日韩少子化问题多么严重，生育率多么低，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韩低得多，中国将来的生育率也会比日本更低，或许会与韩国和新加坡持平（新加坡近年来的生育率在1.1左右）。按照现在韩国和新加坡的生育率，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况且，人口急剧萎缩，也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因此，要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放开限制并大力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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