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人口和人才是区域经济兴衰的基础。深圳不断吸引外来年轻人,成为中国创新之都;东北人口不断外流,人口老龄化加重,经济衰败。美国硅谷不断吸引外来移民,成为世界创新中心;中部地区人口外流,成为铁锈州。 2017年初以来,一二三四线的约60城先后掀起 “抢人大战”,城市的人才竞争刚刚开始。“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1 城市“抢人”大战:抢人才,抢年轻人口 2017年初以来,武汉、西安、长沙、成都、郑州、济南等先后掀起“抢人”大战。总的来看,本轮城市“抢人”大战主要有如下特点: 1)抢人区域:一二三四线城市均有涉及,海南等省也参与其中。本轮城市“抢人”大战已蔓延至东西南北,既有成都、西安、重庆、武汉等二线城市,也有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还有不少三四线城市。2018年海南、四川、江西、山东、吉林、云南等若干省份也先后加入,使得“抢人”竞争更加激烈。 2)“抢人”对象: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包括中专生,是抢人才也是抢年轻人口。武汉、成都、天津等多数城市以引进高校毕业生为主体,同时高规格引进国际顶尖专家及各行业杰出人才;郑州、沈阳、西安、呼和浩特等不少城市把引进学历型人才的门槛降至中专,并放宽对高级工等专业技能人才的引进。与此前多数城市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相比,本次“抢人”大战范围广、规模大、门槛较低,是抢人才,也是抢年轻人口。 京沪户籍政策放宽仅针对顶尖人才。北京为优秀人才引进开辟“绿色通道”,对科技创新、金融等7类人才加大引进力度,落户标准高(例如,科技创新人才年收入超过平均工资15到20倍),配偶、子女可随迁。上海提出打造“人才高峰”,向13个领域的全球人才给予“量身定制”、“一人一策”的优惠条件,高峰人才及其家属、核心团队成员及其家属可直接办理上海户籍。 3)“抢人”政策:“零门槛落户”及家属随迁、人才公寓、租房购房补贴、创业补贴和优惠贷款等。多数二线和三四线城市都对学历型人才完全敞开怀抱,实行“零门槛”落户、“先落户后就业”,家属随迁等。其中,多数城市对学历型人才进行大额补贴或买房打折、提供人才公寓等。针对普通学历型人才力度大的购房补贴一般在1-10万之间,力度大的租房补贴一般在1500-5000元/月之间。比如,武汉承诺大学生八折买房,临空港经开区首批392套大学生安居房以6800元/平方米出售。郑州给予青年人才首次购房一次性补贴,其中博士10万元、硕士5万元、双一流本科生2万元。从对就业创业支持力度来看,部分城市除了对高层次人才有高达百万元至上亿元的支持外,对大学生创业也给予10-100万元之间的免息或贴息贷款。而且,西安、成都等部分城市在短时间不断加码优化引才政策,比如西安从2017年3月至今已八度升级。 4)“抢人”目标:武汉、长沙、西安等多地提出引进百万青年人才计划。比如,2017年2月,武汉提出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工程。2017年6月,长沙提出未来五年吸引储备100万名青年人才到长沙就业创业。2018年1月,西安在前期人才新政基础上,正式实施“百万大学生留西安就业创业5年行动计划”。2018年4月,南京提出实施青年大学生“宁聚计划”,每年吸纳20万以上大学生在宁就业创业。2018年5月,海南省出台《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吸引各类人才20万人左右,到2025年实现百万人才进海南目标。 5)“抢人”效果:深圳、西安、成都、武汉等城市新落户人数暴增。深圳市2017年常住户籍人口增量49.7万,较2016年增长65.7%。西安放宽高校毕业生落户政策后,2017年新落户24万人,同比增长330%;2018年政策进一步调整为大中专以上毕业生只凭身份证和毕业证办理落户,一季度已迁入户籍人口24.49万。成都市从2017年7月发布人才新政后,至2018年5月中旬累计落户已超过18.7万人。武汉2017年新落户大学毕业生14.2万人,是前一年的约6倍;2018年一季度又新增落户大学毕业生3.9万人。特别是2018年5月天津启动“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后,不到24小时就有30万人登陆并下载“天津公安”APP办理落户申请,掀起一波“抢人”高潮。 2 为什么城市“抢人”:少子化老龄化、人才竞争、高质量发展、土地财政、京沪控人 城市为什么“抢人”:1)中国少子化问题凸显,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00后比80后少约7200万。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已成事实。2)由于人口老化、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等原因,近年中国人口流动明显放缓,部分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面临人口向发达的大都市圈外流。3)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创新驱动根基,但人才供需“僧多粥少”。2015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6年,远低于美英德法日韩人均12年以上的水平。4)第三波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窗口和京沪控人,“抢人”机遇期到来。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到1997年出生人口仍在2000万以上,之后则快速下滑至1600万左右。5)房地产周期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流入增加地产需求、支撑土地财政。仅土地出让金和相关五税合计就相当于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6-7成。地方政府是房地产盛宴的最大获益者,所得占房价的约6成。 2.1 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严峻,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 中国少子化问题凸显,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00后比80后少约7200万。由于生育政策未能及时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生育观念变化等原因,中国总和生育率大幅下滑至超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18,2015年为1.05,考虑到低龄人口漏登问题,当前总和生育率实际在1.4-1.6左右,不仅远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45和高收入经济体的1.67。2011、2013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绝对数量先后开始下降,刘易斯拐点已过,表明人口红利渐行渐远。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了约3100万,00后再少约4100万。在未来10-20年左右,我们将看到年轻人口大幅萎缩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难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已成事实。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7%以上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深度老龄化,20%以上为超级老龄化。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50-1958年、1962-1973年、1982-1991年),遵从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六十多年后必然形成三次人口老龄化冲击波。中国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预计中国将用24年、即于2025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9年后即2034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6.3%,到2060年后逐渐稳定在30%左右的水平,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7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6亿,预计到2050达3.6亿,届时每4个人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在此背景下,多数城市均同样面临着年轻人口大幅萎缩、人口快速老化问题,但也有部分城市受益外来年轻人口大量涌入,老龄化程度一定缓解、人口依然较为年轻。2016年上海、北京户籍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20.6%、16.4%,远超全国的10.8%,但因之前大量外来年轻人口流入,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降至13.2%、10.6%。而在深圳,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0-14岁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为13.4%,较2010年上升3.5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65岁及以上占比分别为83.23%、3.37%,分别较2010年下降5.1、1.6个百分点。深圳市人口结构虽有所老化,但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出全国10.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非常低。 2.2 人口流动明显放缓,人口集聚大幅分化 由于人口老化、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等原因,近几年中国人口流动明显放缓。2001-2005年、2006-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同比年均增长分别为4.0%、8.5%,到2015-2017年则转为负增长,2017年流动人口总量降至2.44亿,较峰值2014年下降900万。在外出农民工方面,虽然其总量仍在上升,但增速已由2009-2011年的3%以上降至2014年以来的1.5%以下,特别是2015-2016年更是低于0.5%。并且,2009-2017年省外外出农民工占比从51.2%降至45.3%,基本持续下滑,表明农民工更偏好在省内流动。 在人口流动放缓背景下,中国一二三四线城市人口集聚大幅分化,部分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面临人口外流。2001-2010年,一线、二线、代表性三四线城市全域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别3.4%、1.9%、0.6%;到2011-2016年则分别降至1.5%、1.2%、0.4%。代表性三四线城市常住人口增速已低于当前0.5%左右的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这意味着其人口开始外流。并且,在二线城市内部,也有不少城市人口开始净迁出。比如沈阳2016年人口仅比2015年多2000人,哈尔滨2017年常住人口较2015年减少5万,乌鲁木齐2016年人口较2015年减少3万,天津2017年人口较2016年减少5万。 2.3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创新驱动根基 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转换到人才支撑的创新驱动。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而是浙江提倡的“以亩均论英雄”等。在之前的人口红利时代,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亲资本偏好,通过土地税收优惠开展招商引资竞争,做大GDP;在当前及未来人口红利消逝时代,随着土地和税收优惠竞争日趋规范化、同质化,地方政府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必须依赖人才,争取人才红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全国高学历人才比例虽快速上升,但人才供需仍是“僧多粥少”。1990-2015年,中国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从9.5%快速升至27.8%,其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4%升至12.4%。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6》,2015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6年,远低于美英德法日韩人均12年以上的水平。从适龄儿童人均预期受教育年限看,中国为13.5年,仍然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人均15年以上的水平。 城市之间高学历人才比例差异明显。2015年北京市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40%,西安、南京、厦门等超过30%,杭州、上海、郑州、广州、长沙、天津、深圳等等在20%之间,石家庄、宁波则低于20%。对于人才比例较低的城市,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争夺不可避免。 2.4 第三轮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窗口和京沪控人,“抢人”机遇期到来 除十九大要求推进高质量发展外,第三波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窗口,人才争夺机遇期到来。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到1997年出生人口仍在2000万以上,之后则快速下滑至2003-2010年的1600万左右。在2016年初推行全面放开二孩后,2016年出生人口回升至1786万、较上年增加191万人,但2017年出生人口较2016年减少63万人,表明第四轮婴儿潮很弱。一般而言,人口在19岁高中(中职)毕业、23岁本科毕业,加上工作前几年多未安家定居,当前至2023年前后将仍处于第三波婴儿潮尾端人口进入工作的“抢人”时间窗口。 从毕业生情况看,2004-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从239万快速增至795万,预计2018年将达820万,之后将在800万以上的高位持续一段时间。研究生毕业人数从2004年的15万快速增至2017年的57.8万,后续将逐渐突破60万、甚至接近70万。此外,2017年还有48.1万各类留学回国人员,以及500多万高中未升学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多数城市均不愿错失从这难得的人才盛宴中分一杯羹的历史机遇。 并且,京沪近几年大力控制人口、广深大力承接人口外溢,引起其他城市效仿,这使得城市人才争夺战在近两年爆发。北京、上海自2013年左右开始大力控制人口,常住人口增量在2014开始明显下滑,2017年双双出现负增长,常住人口分别为2171、2418万人。北京市要求到2020年及之后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市要求到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人口增量空间较小,特别是上海仅余82万人。 广州、深圳在2011-2013年常住人口年增量不到10万,2014年双双跃至15万左右的规模,2015-2017年,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增量更是高达40-60万人。2017年广州、深圳常住人口分别达1450万、1253万。《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要求将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000万左右,人口增量空间巨大。当然,近期广深常住人口大幅增长的原因不只是京沪控人,但很可能是其中重要原因。 2.5 房地产周期长期看人口,人口流入增加地产需求支撑土地财政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很深,是房地产发展的最大获益者。根据我们在《房地产周期》(任泽平、夏磊、熊柴,人民出版社,2017)的研究,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获益巨大,除高额土地出让金外,还有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多个税种,以及利用土地融资等。根据测算,仅土地出让金和上述五税合计就相当于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6-7成。地方政府是房地产盛宴的最大获益者,所得占房价的约6成。中央正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在中短期地方政府仍将继续对土地财政的巨大依赖。 我们在《房地产周期》一书中提出了业内广为流传的分析框架:房地产周期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口流入可增加房地产需求。在去库存政策刺激下,2016年以来部分人口外流的二线和三四线城市房价也开始暴涨。根据WIND统计,百城房价中的二、三线城市住宅均价分别从2015底的9984元/平方米、6740元/平方米上涨到2017年底的12684元/平方米、8335元/平方米,年均涨幅分别为12.7%、11.2%。从人口和收入看,部分城市的房价可能存在上涨过快、缺乏支撑的风险,亟需人口流入支撑。 3 人才竞争的战略意义:确立大都市圈战略、城市改善公共服务、土地财政 城市“抢人”大战是存量博弈,但非零和博弈。人才竞争的战略意义:确立大都市圈战略、城市改善公共服务、土地财政。1)城市“抢人”大战符合长期人口向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流入的一般规律,提升效率助力创新、推进服务业发展。大都市圈战略,中国人口体量将产生至少10个以上千万级城市,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正在崛起。2)居民用脚投票,城市面临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留住人才的长远任务。虽然城市“抢人”是针对存量,但在“抢人”过程中面临提升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长远任务,这也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福祉。3)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计生机构,全面放开生育或已不远。在立竿见影的存量“抢人”大战之后,未来或将出现城市竞相鼓励“造人”,着眼于增量。此外,“抢人”一定程度削弱房地产调控效果。部分城市对新入户人员无缴纳社保的要求,导致部分投机需求通过入户方式达到购房目的,短期加剧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推高房价。 3.1 确立大都市圈战略,新千万级城市正在崛起 从国际经验看,人口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是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在城市化中后期。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报告,1980-2015年全球1000万人以上城市个数从5个增至29个,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从1.9%升至6.4%,上升4.5个百分点,在各类规模城市中提高幅度更大。并且,到2030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个数有望增至41个,人口占比将进一步上升8.7%,上升2.2个点,上升幅度也将继续位居各类规模城市之首。 此外,在美国,1950-2010年,500万人以上的都会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2.2%增至24.6%,特别是在1970-2010年,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9.4个百分点。在日本,人口长期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聚。1884-1973年,东京圈人口占比从10.8%增至23.9%,大阪圈人口占比从10.5%增至15.0%,名古屋圈人口占比从8.3%增至8.4%;之后,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中转为向“一极”集中,2014年东京圈人口占比达28.3%。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占比从1955年的18.3%增至2015年的49.1%。 城市“抢人”将促进中国人口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区集聚进程,在实践中确立大都市圈战略,提升效率、推进服务业发展。当前“抢人”结果符合长期人口向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流入的基本趋势。人口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学习效应、溢出效应等,可以节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助力创新驱动。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已从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更加依赖于人口集聚。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与发达国家一般70%左右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相比,中国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与国际相比,中国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数量明显偏少。大都市圈战略,中国人口体量将产生至少10个以上千万级城市,新千万级城市正在加速形成,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正在崛起。根据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论,2016年中国1000万人以上城市有北上广深4个,500-1000万城市9个,300-500万城市14个,100-300万城市61个。而在国际上,联合国统计,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24个(不含中国),对应人口约60亿人,比例为0.40∶1。而中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4个,对应人口约13.9亿人,比例仅为0.29∶1。考虑到中国总人口规模巨大,而国外人口因国家众多而分割,中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应在10个以上。当前,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武汉、成都、郑州、西安等9个。近几年来,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表现活跃、正在崛起,城市“抢人”大战将促进新千万级城市的加速形成。 3.2 居民用脚投票,城市面临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留住人才的长远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有利于实现人口自由流动。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500万以上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6年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 城市“抢人”是针对存量、存在此消彼长关系,但在“抢人”过程中竞相提升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等之时,提升整个社会福祉,已经超越零和博弈。特别是在人口落户之后,城市更面临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留住人才的长远任务,否则花费大量成本“抢到人”却留不住人。人口流动往往体现出“用脚投票”的特征,拥有更好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行政区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各式各样落户和补贴政策频出的“抢人”大战背后,真正能“留人”的因素依旧是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因此,不同城市也在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创业等领域提出了与“抢人”配套的“留人”政策,如合肥的“养人新政”,长沙的高层次人才“绿卡”,沈阳的“人才新政9条”,南京的“安居政策”等,都不同程度的在落户和补贴政策以外,加强了针对人才的基础公共服务的“制度供给”。从现实来看,外来人口规模大、比例高的城市往往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也较高。 3.3 生育政策有望全面放开,“抢人”之后或将是鼓励“造人” 计生机构取消,未来或将全面放开生育。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我们在3月18日《计生机构取消,或将全面放开生育,你生么?》一文中判断,在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日趋严峻背景下,计划生育机构名称取消或意味着中国生育政策将发生重大调整,生育权有望从政府控制回归到家庭自主。 在立竿见影的存量“抢人”大战之后,未来或将出现城市竞相鼓励“造人”,着眼于未来增量。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需要至少16年、成为人才更是需要磨练。相比“抢人”效果立竿见影,“造人”工作培养周期长、花费成本高,并可能面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迁出风险。但是,“抢人”的对象只是存量,如果中国长期维持超低生育率未来可能会出现“无人可抢”。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国家全面放开生育、甚至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地方政府也有较大可能竞相出台力度更大的鼓励生育政策。 3.4 “抢人”在一定程度削弱房地产调控效果 落户获得购房指标、购房打折补贴等“抢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变相松绑房地产限购政策。由于库存不足、新房限价且与周边二手房价格倒挂,一些城市相继出现了数千人乃至万人抢房、买房队伍绵延数里的奇景。 4-5月住建部负责人就房地产市场调控问题先后约谈了12个城市。5月15日,成都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将限购对象由自然人调整为家庭,并规定户籍迁入成都市未满24个月的购房人,应在成都市稳定就业且连续缴纳社保12个月以上,才可在成都市新购买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成都市房产管局相关负责人解释称,此前执行的限购措施对新入户人员没有缴纳社保的要求,导致部分投机需求通过入户方式达到购房目的,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矛盾。
1月8日,仁恒置地集团有限公司在深圳龙岗举办仁恒梦中心招商中心启幕仪式。 观点地产新媒体在仪式上了解到,仁恒梦中心项目原为深圳龙岗区回龙埔工业区旧改项目,规划建设为产城融合综合体。该项目作为其中之一,总建筑体量约为92万㎡,由52万㎡的产业、18万㎡的商业及5300套公寓组成的综合体,是仁恒置地首个在深的商业项目。 对此,仁恒梦中心招商经理补充到,该项目附近为在建的16号线回龙埔站,预计2023年中通车后日均载客量为3万人。项目周边3公里共计约60万人口,其中包含35万居住人口、22万办公人口及3万高校人口。本项目自身容纳办公及居住人口约为5万人。 据悉,该项目位于龙岗区龙平西路与愉龙路接壤处,由仁恒置业与广东恒明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合开发。
2020年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深入分析了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采访内容整理。 经济发展需顺应客观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即,经济地理的再布局。 过去15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最开始集中在中原一带。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随着秦汉以来新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战国和汉代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铁犁和牛耕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从生产力布局看,北方的黄河流域一直以来都是魏晋之前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生产力布局相适应,古代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经济和人口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宋代为例,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田亩产量约为北方旱地三倍有余。从生产力布局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生产力布局的“南移”相适应,人口分布稠密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至明代,经济和人口“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至清代及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总体来看“南重北轻”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不断得到加强。 这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人口永远在流动,就像气侯永远在变化,这是大周期,是基本规律。 同样在国外,比如德国、英国都有这个规律。经济地理的格局变化,从大的图景来讲有以下几点推动因素: 1、交通因素。所以一般沿江沿海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 2、市场因素。以德国为例,德国南部更靠近中东欧的市场,所以南部巴伐利亚发展得比较好。 3、资源要素。比如中国东北鞍山当年发展好,就是因为有煤、有铁矿石。 4、宜居条件。宜居条件非常重要,但谈得不够多。在古代,北方更宜居,因为夏天传染病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朝代建都在北方。但现在有了现代技术,包括抗生素,一般的传染病都能克服,而且微型传染源,比如蚊子等,也基本控制住了。另外还有空调。相比之下,北方的宜居性优势大幅下降。所以一般北半球国家人口分布的趋势都是朝南移,比如英国经济南移,德国往巴伐利亚移,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现在也是经济重镇。 经济地理的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市场、气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规律,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顺应这个格局。 城市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 未来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首先要顺应百姓迁徙的意愿。不能为了某个地区的GDP总量上升,就在这个地方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园、广场,结果没人去。相反很多地方,老百姓愿意去,但又不给土地,住房搞得很贵,公共设施跟不上。一定要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一个人最大的决策就是搬家,政府、社会当然可以引导,但说到底还是个人决策,得顺应它。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格局正在从地方政府竞争资本、竞争项目变成竞争人口——从前认为人口是包袱,人口多了以后养老压力大;现在认为人口是宝贝。虽然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挂钩等,但即便不考虑财政因素,人口多了,经济发展就好办,产业也好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开始觉醒了。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北京房价高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部分地区供地不足。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房价最贵的地方是CBD,但事实上,CBD的住宅房价不如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就是因为五道口供地不足。清华大学附近有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办公而不是住宅,所以住宅房价贵。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办公楼能获得更多的GDP——每平方米投资强度高,每平方米税收高,而建住宅只是一锤子买卖,随房价上升的增值部分的收益往往是归房产所有者本人,而不是归地方政府。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调整,政府应该帮着整个市场发展,而不是只看财政收入。 地区发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北京的气侯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它有优势,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京津冀有发展潜力,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潜力和珠三角比较,珠三角有入海口,有市场和很好的气侯条件。 被公众热议的“南盛北衰”现象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两点:一是气侯,二是市场(这点未来可能有一定缓解),现在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会降低,因此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要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二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北方有北方的优势,北方要做得更好。比如,东北不是没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一,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第二,东北的旅游资源丰富;第三,更重要的是,东北适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业等不太依赖气侯的产业。南方要做得更大,通过顺应人才流入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能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政策应该积极应对、对冲、引导,而不要逆着趋势。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以要人民的幸福为本,让流出的人开心,留下的人过的更好,大家都能够提高收入、提升幸福感,这是关键。 本文原发于网易研究局
2020年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深入分析了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采访内容整理。 经济发展需顺应客观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即,经济地理的再布局。 过去15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最开始集中在中原一带。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随着秦汉以来新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战国和汉代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铁犁和牛耕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从生产力布局看,北方的黄河流域一直以来都是魏晋之前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生产力布局相适应,古代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经济和人口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宋代为例,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田亩产量约为北方旱地三倍有余。从生产力布局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生产力布局的“南移”相适应,人口分布稠密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至明代,经济和人口“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至清代及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总体来看“南重北轻”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不断得到加强。 这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人口永远在流动,就像气侯永远在变化,这是大周期,是基本规律。 同样在国外,比如德国、英国都有这个规律。经济地理的格局变化,从大的图景来讲有以下几点推动因素: 1、交通因素。所以一般沿江沿海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 2、市场因素。以德国为例,德国南部更靠近中东欧的市场,所以南部巴伐利亚发展得比较好。 3、资源要素。比如中国东北鞍山当年发展好,就是因为有煤、有铁矿石。 4、宜居条件。宜居条件非常重要,但谈得不够多。在古代,北方更宜居,因为夏天传染病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朝代建都在北方。但现在有了现代技术,包括抗生素,一般的传染病都能克服,而且微型传染源,比如蚊子等,也基本控制住了。另外还有空调。相比之下,北方的宜居性优势大幅下降。所以一般北半球国家人口分布的趋势都是朝南移,比如英国经济南移,德国往巴伐利亚移,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现在也是经济重镇。 经济地理的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市场、气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规律,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顺应这个格局。 城市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 未来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首先要顺应百姓迁徙的意愿。不能为了某个地区的GDP总量上升,就在这个地方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园、广场,结果没人去。相反很多地方,老百姓愿意去,但又不给土地,住房搞得很贵,公共设施跟不上。一定要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一个人最大的决策就是搬家,政府、社会当然可以引导,但说到底还是个人决策,得顺应它。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格局正在从地方政府竞争资本、竞争项目变成竞争人口——从前认为人口是包袱,人口多了以后养老压力大;现在认为人口是宝贝。虽然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挂钩等,但即便不考虑财政因素,人口多了,经济发展就好办,产业也好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开始觉醒了。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北京房价高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部分地区供地不足。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房价最贵的地方是CBD,但事实上,CBD的住宅房价不如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就是因为五道口供地不足。清华大学附近有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办公而不是住宅,所以住宅房价贵。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办公楼能获得更多的GDP——每平方米投资强度高,每平方米税收高,而建住宅只是一锤子买卖,随房价上升的增值部分的收益往往是归房产所有者本人,而不是归地方政府。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调整,政府应该帮着整个市场发展,而不是只看财政收入。 地区发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北京的气侯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它有优势,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京津冀有发展潜力,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潜力和珠三角比较,珠三角有入海口,有市场和很好的气侯条件。 被公众热议的“南盛北衰”现象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两点:一是气侯,二是市场(这点未来可能有一定缓解),现在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会降低,因此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要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二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北方有北方的优势,北方要做得更好。比如,东北不是没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一,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第二,东北的旅游资源丰富;第三,更重要的是,东北适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业等不太依赖气侯的产业。南方要做得更大,通过顺应人才流入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能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政策应该积极应对、对冲、引导,而不要逆着趋势。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以要人民的幸福为本,让流出的人开心,留下的人过的更好,大家都能够提高收入、提升幸福感,这是关键。
摘要 2019年就业质量报告显示,清华北大本科毕业生留京率都不到2成,其中北京大学(校本部)为16.07%,清华大学为18.20%。这已经是清北毕业生留京率连续多年下跌了。2013年,北大本科生留京率曾高达71.79%,清华本科生留京率为30.7%。 以清北为代表的名校生的就业去向,代表了当下大学生的就业倾向。 反观南方的两座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对大学生态度更为“友好”。在2020年深圳人才引进政策下,全日制本科且未满45周岁以下直接核准入户,全日制大专且未满35周岁以下直接核准入户。2020年底,广州出台宽松的落户政策,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在引进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即可入户,另一方面,个别区域大专也可以落户。 与上广深相比,大学生在北京落户依旧很难。2017年北京在引进毕业生的工作中强调,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严控北京禁限产业引进毕业生。 当年同样控制人口的上海,落户政策也有了松动。继对清北两校毕业生抛出橄榄枝后,2020年上海对本地的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华东师大4所985高校的毕业生也友善招手。2020年9月23日,《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正式发布,将之前“以清北为试点,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直接落户”的政策,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以及人口大迁移的都市圈城市群化,未来抢夺年轻人才是城市竞争的关键,“抢人大战”正在西安、郑州、长沙、成都、武汉、苏州、广州、东莞、深圳等城市如火如荼上演,落户政策大幅放宽,当然,除了北京。 过去人为控制人口,排斥外迁“低端人群”,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人口迁移规律,已经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效果:城市生态被破坏,生活成本上升,难以落户的年轻人流出南下,城市的活力下降,老龄化加重。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广为流行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并根据该框架在2015年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预测的逻辑除了货币超发因素外,主要是基于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聚集的规律趋势,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城市人口普涨;第二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迁移聚集,即都市圈城市群时代,一二线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年轻的移民增加城市活力,但非都市圈的三四线城市会出现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老龄化加重,房地产市场的分化日趋明显。 这是国际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市场经济规律。这也就意味着,试图限制大城市人口的行政性措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出路在于着力解决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本文详述了相关的逻辑和证据。这对我们理解未来城镇化规律、人口迁移趋势和预测区域房地产市场具有启发意义。 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中国政策长期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历史看,北京、上海等政府制定或预测的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2018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分别要求将常住人口总量长期控制在2300万、2500万左右。 北京、上海为何要控制人口规模?是否合理?从长期看,人口控得住么?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1)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因此,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即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在市场作用下,人口流动将使得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比值逐渐趋近1。2)高收入经济体城市人口集聚的国际经验:经济-人口比值接近1。全球高收入国家50万人以上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为1.01,平均值为1.07。美国当前50万人以上都市区经济-人口比值的均值为0.98;日本人口长期大规模向东京圈、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三极集聚,直至1973年三大圈经济-人口比值分别降至1.22、1.13、1.12后,转向东京圈一极集聚。韩国人口长期大规模向首尔圈集聚,直至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降至1左右。 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过去历次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的根本原因在于忽视市场机制作用。在近年严厉人口调控政策下,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转负。但是,当前北京、上海的经济-人口比值高达1.9以上。在迈向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的路上,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显著增长,从土地资源看仍有较大空间。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均不是严控人口规模的理由。因不尊重人口集聚客观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才是导致“大城市病”的关键。1)城市交通情况与人口规模确有一定相关性,但可通过城市治理得以改善。东京圈人口比北京市多约1460万,机动车保有量比北京多约1000万辆,但其交通状况较好,原因在于其轨道交通出行比例高达60%、远超北京的32%。当前北京、上海的轨道交通路网密度约0.10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2)人口规模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很弱,因为单纯人口增长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远小于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力度的影响。3)城市并非封闭系统,且技术可变,即资源承载力可变。1986-2017年,北京市用水总量从36.5亿立方米变至39.5亿立方米,常住人口从1028万增至2171万。从当前情况估算,北京水资源可支撑人口增至3000万人以上。 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1)老龄化严重。当前北京、上海户籍65岁及以上比重分别达16.5%、21.8%,远高于全国的11.4%。大量年轻外来人口涌入使得两地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幅下降至10.9%、14.3%。从全球角度看,国际大都市区的老年人口比重多明显低于本国平均水平。2)人口分布失衡。接近一半的人口聚集在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区域,人口密度分别高达1.6万、1.7万人/平方公里,明显高于东京都区、首尔市的1.5万、1.6万人/平方公里,北京、上海的核心区域人口已严重饱和。3)职住分离严重。就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城,一些新城“睡城效应”明显,比如北京的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如果短期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而长期人口由于市场化流动而控不住,会导致住房供地、轨道交通、医院学校等供给不足。城市规划的最终目的并非是控制人口,而是支撑北京、上海发展成为一流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建议:1)放弃人口总量控制,优化人口学历技能和年龄结构。2)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3)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改变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 目录 1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 1.1 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1.2 OECD城市功能区经验 1.3 美国都市区经验 1.4 日本三大都市圈经验 1.5 韩国首尔圈经验 2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1 中国近期人口集聚态势 2.2 北京上海近期人口增长态势 2.3 北京上海未来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4 人口密度比较: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3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3.1 交通拥堵与人口规模 3.2 环境污染与人口规模 3.3 水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4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4.1 人口老龄化严重 4.2 人口分布严重不平衡 4.3 职住分离严重 5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 正文 1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与国际经验 1.1 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相关理论有拉文斯坦迁移法则、推拉理论、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等。从长期和根本看,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在于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因此,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即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理论上,在完全的市场竞争和个体同质条件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 静态地看,当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于0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出状态;当该比值等于1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等于全国人均收入,人口净迁入规模很可能接近于0;当该比值趋近于+∞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入状态。动态地看,当某区域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附近,但该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时,人口仍将净迁入,呈现一边经济高增长、一边人口净流入的基本平衡。 在短期,由于经济波动幅度多明显大于人口增长速度,经济-人口比值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在长期,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个体之间等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当城市发展比较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虽不能等于1,但将保持在1附近的水平。 在实践中,由于产业结构差异,经济-人口比值高的地区并不一定人均收入都高,比如以能源、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可能呈现GDP份额和人均GDP高、但人均收入实际一般。而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相对排序往往比较一致。 总的来看,工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和区域核心城市集聚。 1.2 OECD城市功能区经验 在城市研究领域,由于各国城乡区域划分标准存在明显差异,包括行政区划、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建筑密度等,这使得城市及城市化率的国际可比性较差。人们通常谈论的城市可能存在三个范围:以行政边界划分的行政城市、以建筑情况展现的物理城市、和以就业联系的功能城市。比如,以就业联系定义的功能城市情况包括居住在河北廊坊燕郊、工作在北京,居住在江苏昆山、工作在上海等。 为解决城乡区域划分可比性较差的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于城市功能经济联系的思想于2012提出一套测量“城市功能区”(Functional Urban Area)的方法,通过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和就业通勤等指标划分城市区域,并在OECD经济体范围内建立了2000年以来、281个50万人以上城市功能区的相关数据库。由于OECD成员大多为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收入经济体,城市功能区的人口集聚情况较为稳定,因而其经济-人口比值对我国城市发展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剔除新兴经济体墨西哥的数据,2012年OECD248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为1.01,均值为1.07;其中,有195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处于(0.7,1.3)之间,占比为78.6%;有220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处于(0.6, 1.4)之间,占比为88.7%。在500万人以上的城市功能区中,经济-人口比值最大为1.67,最小为0.93,中位数、均值分别为1.22、1.27。 1.3美国都市区经验 美国人口长期向大都市区集聚,当前50万人以上都市区经济-人口比值的均值为0.98。美国从1910年开始逐渐形成基于都市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的人口统计(最小规模为5万人以上)。1910-2015年,美国都市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100万人以上都市区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950年的29.4%增至2015年的56.0%,500万人以上都市区的人口比重从12.2%增至25.1%,人口向大都市区集聚的趋势明显。 2000-2015年,美国107个50万人以上都市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0.99降至0.94,均值从1.01降至0.98。在53个10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中,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1.12降至1.07,均值从1.13降至1.10;在9个50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中,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从1.31降至1.22,均值从1.26降至1.23。 作为美国最大的都市区,纽约都市区(New York-Newark-Jersey City, NY-NJ-PA)土地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为2018万,占比为6.3%;GDP为1.6万亿美元,占比为8.9%,经济-人口比值为1.42。 1.4 日本三大都市圈经验 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0.2%,当前人口份额和经济份额合计分别为52%、56%左右。 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1)第一阶段,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未变)。 2)第二阶段,因东京圈收入较高且经济继续集聚、名古屋圈经济份额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名古屋圈人口略有迁入,大阪圈人口基本处于净迁出状态。1974-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374、-91、10万人。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分别较1973年变化3.2、-3.1、0.5个百分点;人口分别为3629、1831、1134万人,占比分别为28.6%、14.4%、8.9%,分别较1973年变化4.7、-0.6、0.5个百分点;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3、0.96、1.11。该时期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增长主要源于自然增长。 1.5 韩国首尔圈经验 韩国人口长期大规模向首尔圈集聚,直至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左右。首尔圈由首尔市、仁川市、京畿道组成,土地面积11830平方公里,占韩国的11.8%。朝鲜战争结束后,首尔圈人口快速增长,从1955年的393万人增至2015年的2442万人(不含外国人),占全国比重从18.3%增至49.1%。在人口持续大量迁入的同时,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随经济波动且逐渐下降,1985年为1.122,持续降至2010年0.998,然后在接近1的位置波动,2016年回升至1.008。首尔圈人口(不含外国人)在2010-2015年基本持续净迁出,净迁入人口分别为-0.8、0.7、-0.4、-2.1、-3.3、-0.1万,2016年为1.6万人。 2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2.1 中国近期人口集聚态势 分地区看,与改革开放后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徙的传统趋势不同,2010年后中国人口迁徙开始出现新特征:不少人口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中西部地区净流出人口明显减少,东部地区人口集聚的速度明显放缓。2011-2017年,除福建外,其他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而重庆、广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显著提高。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增速下降严重,黑龙江、辽宁、吉林分别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开始负增长。 分城市看,人口向大都市区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速度整体放缓,且分化明显,但趋势未改。2011-2017年间,除天津、重庆(主城9区)、南昌、长沙、南宁、石家庄等少数城市外,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2 北京上海近期人口增长态势 1949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基本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949年的420万人增至2017年的2171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78%增至1.56%;上海市常住人口从503万人快速增至2418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93%增至1.74%。虽然中央及相关地方政府一直试图控制人口规模,但其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一次又一次被突破,主要原因在于忽视市场作用、低估人口增长趋势。此外,政府在早期还存在对常住人口把握不准的问题。 2013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开始大幅加强人口调控,控制人口总量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北京市提出以水定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控人等。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调控措施主要包括收紧落户审批,清退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能耗产业,疏解部分非核心功能,对群租房、地下空间、城乡结合部等联合执法开展综合整治,上调公共服务价格(水、天然气、共同交通)等。受此影响,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51.0万人降至2017年的-2.2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37.5万人降至2017年的-1.4万人。但是,人口集聚可能会在短期由行政力量主导,但在长期仍将决定于市场力量。 与此同时,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量大幅增长。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7.2万人增至2015-2017年的47.3万人,深圳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8.6万人增至2015-2017年的58.3万人。其中原因除广州、深圳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外,可能还在于北京、上海人口调控“赶人”的影响。 2.3 北京上海未来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从经济-人口分布的角度看,北京市的经济-人口比值呈波动式变化,但在2004年达3.25的阶段性峰值后基本呈下降趋势,2017年为2.17;上海市呈波动式下降,特别是1978年达6.47的阶段性峰值后呈明显下降趋势,2015年为2.09。即便考虑居住在区外、工作在区内的人口,单纯对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各加200万,北京市、上海市的经济-人口比值依然高达1.9以上。 目前,中央对北京的功能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中央对上海的功能定位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要求至2035年基本建成、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从人均GDP看,北京、上海虽在国内领先,但远低于国际先进城市。以扣除延庆、怀柔等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北京都市区人均GDP计算,仅相当于纽约、巴黎、伦敦都市区的不到40%,东京都市区的约一半、首尔都市区的约2/3;而上海市的人均GDP比北京还稍低一些。从经济份额来看,由于中国是大国,北京、上海不可能像巴黎、伦敦、东京和首尔都市区那样占本国GDP25%以上的份额,但可以大致参照纽约都市区。目前,纽约都市区的经济份额约8%,远高于上海市的3.6%、北京都市区的3.4%。因而,在北京、上海建设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的目标下,可以推测其经济份额未来不可能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测,经济-人口分布的内在平衡动力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显著增长。如果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被长期执行,即便最后控制住了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但很可能会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周边、通勤就业,也即北京、上海都市圈人口显著增长。 2.4 人口密度比较:北京上海人口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是从土地资源角度,判断一个区域人口增长是否存在空间的主要方法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比较需要遵循功能相近、面积接近两个基本原则。一方面,相关国际比较需在功能相同或相近区域进行。另一方面,相关国际比较需在土地面积接近的区域之间进行;如果土地面积差异太大,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则缺乏意义。 从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看,北京、上海人口均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利用OECD的城市功能区数据,加上印度孟买都市区,可对北京都市区、上海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进行全球比较。由于乡镇级数据缺乏,尚不能利用OECD的方法划分北京都市区和上海都市区,这使得可比性存在一定问题,但较其他研究已有明显进步。 从人口规模看,上海市以2415万人位居全球第三,居东京都市区3593万人、首尔都市区(2495万人)之后;北京都市区(1970万人)位居全球第六,中间还隔着孟买都市区(2280万人)、墨西哥城都市区(2040万人)。 从人口密度看,上海(3539人/平方公里)、北京都市区(2571人/平方公里)分别位居第五、第六。居于前四的分别是首尔都市区(5339人/平方公里)、孟买都市区(5235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市区(4181人/平方公里)、墨西哥城都市区(4000人/平方公里)。 从土地面积看,首尔都市区(4673平方公里)、孟买都市区(4355平方公里)明显小于北京都市区(7664平方公里)、上海(6833平方公里),且前两者的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后两者;东京都市区的土地面积(8592平方公里)明显大于北京都市区和上海,且其人口密度仍然高于北京都市区和上海。这意味着北京都市区和上海的人口密度上限低值可参照东京都市区,上限高值则介于东京都市区与首尔都市区-孟买都市区之间。大致估计,北京都市区和上海的人口密度上限在4200-4600人/平方公里,即北京、上海的土地资源均可承载常住人口3000万以上的规模。 当前北京市、上海市均要求实施建设用地或规划建设用地规模减量发展,但建设用地减量发展并不意味着城镇用地减量,可以通过缩小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城镇用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要求,到2020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3720平方公里以内,到2035年控制在367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从当前的2921平方公里至2020年、2035年分别降至2860、2760平方公里左右。根据自然资源部数据,2016年北京市村庄用地尚有超过1000平方公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表明,当前上海建设用地规模为3071平方公里,要求到2020年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到2035年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其中上海市村庄用地尚有超过800平方公里,腾挪空间仍然很大。 3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长期以来,一些人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为由,强调控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然而,以上述理由要求控制大城市人口的逻辑并不成立。事实上,因不尊重人口集聚客观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才是导致一些“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强行控制人口的做法,一方面与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相违背,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广大人民分享大城市发展的好处。 3.1 交通拥堵与人口规模 城市交通情况与人口规模确有一定相关性,但可通过城市治理得以改善。根据INRIX发布的2017 Global Traffic Scorecard报告(不含中日韩城市),洛杉矶为全球最堵城市,而非人口规模更大的纽约;莫斯科人口规模虽不及全球前十,但拥堵程度位居第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人口不到1000万,但拥堵程度位居全球第六。高德地图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100城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与城区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为0.45,线性回归方程的R方为0.2。具体来看,在拥堵指数上,北京、上海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虽然位居前列,但仍有济南、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城市更为拥堵,深圳市的拥堵排名更是低至37名、武汉、杭州分别位居第47、48名。 东京圈的经验表明,交通状况与出行结构密切相关。从国际来看,在轨道交通、公共(电)汽车、小汽车、出租车等四种主要出行方式中,东京圈轨道交通出行比例为59.6%,东京都区更是高达78.4%,而在北京这一比例仅为32%。原因在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较短,路网密度偏低。当前,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轨道交通运营里长高达3347、2705、1098公里,路网密度分别为0.34、0.31、0.23公里/平方公里。而上海、北京都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分别为782、685公里,路网密度分别为0.11、0.09公里/平方公里,差距很大。显然,北京、上海轨道交通建设不足是其较为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结构上看,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目前主要以地铁为主,其他制式(包括轻轨、单轨、市域快轨、现代有轨电车、磁浮交通、APM 共 6 种)等发展非常不足。《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提出,到2020年、2035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将分别增至1000、2500公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要求到2035年增至3000公里以上。 虽然东京圈汽车保有量远超过北京,但通过高额停车费限制汽车使用从而降低汽车出行比例。东京圈2012年机动车高达1586万辆,其中私人汽车1185万辆,远超过北京市2017年的591万辆机动车、467万辆私人汽车。但东京圈小汽车出行比例相对较低,为32.0%,特别是在东京都区仅为14.7%,明显低于北京六环内的38.2%。东京圈没有通过购车摇号、单双号限行等行政手段限制汽车购买和使用,而是通过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并在核心区域收取高额停车费来降低汽车使用。 3.2 环境污染与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与城市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很弱。从2017年7月、12月全国74个城市的数据看,空气质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很弱。当然,城市人口增加对环境质量肯定存在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要远低于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力度等产生的影响。比如,100人使用私家车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可能是100人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一辆黄标车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国Ⅲ车的14倍、国Ⅳ车的25倍;一个人口100万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排放污染量很可能远大于一个人口500万但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美国洛杉矶的例子表明,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与环境质量提高可以并行不悖。洛杉矶从1943年至1980年代也经历过严重的雾霾天气,突出表现是1952年12月和1955年9月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通过努力,虽然此后人口规模和机动车数量大幅增长,但空气质量却逐步改善。 当前中国空气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且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低端,因而需要生产大量钢铁水泥并消耗大量煤炭;另一方面在于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单位GDP能耗过高。2014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64倍、美国的2.18倍、日本的3.02倍、欧盟的3.28倍。因而,即使在超大城市内部未布局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产业,其空气质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周边区域高污染产业的影响。因此,北京市的空气环境改善还有赖于河北省、天津市等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2014年11月,环保部门通过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区、山东省等6省市实行燃煤和工业企业停限产、工地停工、机动车管控等多项严格措施,最终保障了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APEC蓝”就是一个例证。在“蓝天保卫战”背景下, 2017年北京市空气质量明显变好,北京市PM2.5年平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较上年同比下降20.5%,重污染日比2016年减少16天。 3.3 水资源约束与人口规模 水资源约束是北京市强调控制人口总量的一个关键理由,即“以水定人”。很多人对北京市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测算,虽然结果相差甚远,但结论多为北京市现有人口规模已经远超过其水资源承载力。然而,城市并非是一个封闭系统,一个城市的水资源承载力将随着水价、节水技术、海水净化技术及价格、雨水采集能力、再生水技术、以及城市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南加州地区比北京更为缺水,主要依靠外水调入,但并未提出控制人口。 从北京市人口规模与用水总量的变化来看,二者并无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变化、再生水利用等因素对用水的影响更大于人口增长。1986-2017年,北京市用水总量从36.5亿立方米增至1992年的46.4亿立方米,再降至2006年的34.3亿立方米,之后回升至2017年的39.5亿立方米(其中输水损失比例约8%);而该时期北京市常住人口从1028万基本持续增至2171万。基于本地水资源、用水结构调整、节水潜力及调水现状等数据看,可以大致估算北京市水资源可支撑其人口增至3000万人以上。 从需求侧看,1)生活用水(含公共用水)。2016年北京市人均生活用水量约为225升/日,高于全国城镇220升/日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下调空间。以人均生活用水量180升/日计,常住人口达3000万需生活用水19.7亿立方米/年。2)环境用水(指美化城市环境、协调自然生态平衡)。2005-2016年北京市环境用水量从1.1亿立方米增至11.1亿立方米,人均环境用水量从20升/日提高至154升/日。以未来人均环境用水量180升/日计,3000万人需要环境用水19.7亿立方米/年。3)工农业用水。2016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分别为3.8、6亿立方米,两项合计为9.8亿立方米,较2000年的27亿立方米、2010年的16.5亿立方米大幅下降。考虑未来北京市继续疏解一般工业、耕地跨省占补平衡及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等因素,工农业用水至少还有3亿立方米的下调空间。上述加总,未来北京市用水需求总量为46.2亿立方米/年。 在供给侧,除少量应急供水外,北京市可供利用的水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本地水资源。2001-2016年,北京市年均水资源总量为24.8亿立方米,以利用率90%计,则可利用本地水资源22.3亿立方米。2)南水北调供水。2016年南水北调工程向北京供水8.4亿立方米,根据规划到2020年可供水15亿立方米。3)再生水。假设再生水利用量进一步提高,从2016年利用10亿立方米提高至未来的20亿立方米,可主要用以满足环境用水、工业洗车、冲厕等生活用水需要。 综合考虑,在不考虑淡化海水、雨水采集等因素的情况下,2020年及之后北京市供水总量可达57.3亿立方米,比测算的用水总需求量还多11亿立方米,这可以主要用于环境用水,进一步弥补因超采地下水而造成的底下漏斗区,促进北京市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2016年末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大于10米的面积为5355平方公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958平方公里,分别较2015年减少117、98平方公里,这表明北京市的地下水生态开始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4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4.1 人口老龄化严重 人口老龄化是北京市、上海市人口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2017年,北京市、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6.5%、21.8%,远高于全国的11.4%。受益于大规模年轻外来人口的涌入,比如上海市2017年外来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的比例仅3.2%,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才大幅降低、分别为10.9%、14.3%,其中北京市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市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国际视角看,高收入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乃至深度老龄化阶段,东京都市区、巴黎都市区、纽约都市区、伦敦都市区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23.3%、13.5%、13.0%、12.6%。但除东京都市区的老龄化程度高于本国平均水平外,其他都市区的老龄化程度均明显低于本国平均水平。这得益于这些大都市区对外来人口的开放态度,通过大量吸纳外来年轻人口保持作为世界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 4.2 人口分布严重不平衡 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很大,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均集聚了接近一半的常住人口。分环线看,北京市的二环-三环人口密度最高,接近2700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二环内、三环-四环、四环-五环。在五环-六环间,人口密度则不到3600人/平方公里;在六环外,人口密度更是低至不到400人/平方公里。上海市人口分布同样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递减趋势,内环内人口密度接近3000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内中环间、中外环间、外环外。上海市外环外人口仅有约2000人/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内环内人口密度的7%。 从国际视角看,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经严重饱和,需要严格控制。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孟买市、首尔市、东京都区的土地面积非常接近。当前,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孟买市为20692/平方公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孟买市人口密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可能在于贫民窟的大规模存在,不能作为参照。东京都区、首尔市分别作为发达经济体日韩第一大都市区的核心区域,其人口密度可以作为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的参照,这意味着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已经偏高,需要严格控制。 城市功能及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高度集中是中心城人口过密的关键原因,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着手解决。中央2017年提出规划建设千年大计之雄安新区,其首要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市开始在通州建设城市副中心,并要求到2020年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底降15%左右。不过,北京城六区范围为1368平方公里,远大于核心区域,该政策存在打击范围过大的误伤。《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也提出疏解中心城过密人口,将主城区人口从当前的1447万降至1440万左右,提升新城、新市镇人口密度分别至1.2万、1.0万人/平方公里。 4.3 职住分离严重 职住分离是国内外许多大城市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情况在北京、上海尤其严重。就业与居住的分离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但职住分离度可以降低。基于北京市2015年地铁早晚高峰进出站客流量分布数据,可以清晰地发现北京市的就业分布相对集中在中心城,而居住分布比较分散,且二者相距较远。北京市的就业中心主要集中在国贸周边区域、二环西段沿线地区、二环东段沿线地区等;居住中心主要有回龙观-霍营-育新地区、天通苑-东小口地区、宋家庄-蒲黄榆-刘家窑地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双井-国贸地区等。职住分离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聚集大量人口的新城未布局足够的产业,“睡城效应”十分明显,比如北京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5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 如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北京上海人口规模或许可控。但是,人口调控的最终目的是支撑北京、上海发展成为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因而,人口调控不能以控制人口总量为目标,而应着眼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分布结构及职住平衡度。并且,在城市发展中可借鉴OECD城市功能区的视角,超越行政边界处理问题。 一、放弃人口总量控制,着眼于优化人口年龄和学历技能结构。以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方向,大力引导相应年轻人口,特别是年轻、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同时,需认识到,中高端产业从业人员需要低端产业从业人员服务,一味驱赶低收入者只能造成中高收入者生活成本上升,最终影响城市产业发展,因此应对低收入者更加包容。 二、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并促进职住平衡。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三、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体系,改善交通状况。大力增加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长、提高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变北京、上海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包括构建新城之间、新城与重要交通枢纽的快速交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