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的一举一动备受世界瞩目。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强调,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各国一道,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是开放还是封闭,是机遇还是挑战?回答这些问题,需看清一个现实: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谋求“脱钩”或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终究是没有出路的。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闭关内顾,而是要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全面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在提高经济韧性和竞争力的同时,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将为各国共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带来更多机遇。 机遇在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1万美元,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将释放内需潜力。这一潜力的释放,不只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利于世界各国——数据显示,未来10年,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对此,瑞士经济学家菲利普·内尔称赞道,中国不断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向消费驱动型转变将有助于全球贸易发展。 机遇在于中国持续扩大开放。从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到扩容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面对风险挑战,中国对外开放没有止步,脚步更加坚定。中国进一步敞开的大门,吸引了更多外商来华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月2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大幅下滑42%,但中国FDI逆势增长4%,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展望未来,中国将推出更多扩大开放政策措施。 机遇在于中国深化对外合作。今日的中国,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一带一路”便是例证,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超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经贸、科技创新、公共卫生、人文等多个领域;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量逆势增长50%,运输货物货值达500亿美元,向欧洲国家运送防疫物资939万件、7.6万吨。窥斑见豹,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南南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更紧密。中国发展必将更好惠及世界,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注入更为持久、强劲的动力。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将“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列为明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并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会议要求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由此形成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持续性动力和活力,进而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水平,构建好新发展格局。 推动更深层次改革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专家表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向改革要动力、以开放促发展,不断加快改革开放,开创发展新局面。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活力、释放潜能。例如,要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激发整体效应;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构建新发展格局,还要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例如,要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业态和模式创新,加快提升贸易质量,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全面防范风险;要不断推进贸易便利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外贸发展环境,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十四五”时期金融改革开放的着眼点。 2020年12月18日,人民银行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这次会议强调,2021年要着重抓好四项工作任务,在第四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会议表示将做好“十四五”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稳步推进农信社改革。深化债券市场改革,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夯实信用基础,严肃市场纪律,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持续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推动已宣布金融开放措施切实落地,稳步谨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开放条件下金融监管能力。 为适应新发展格局,金融业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此前撰文表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金融发展的核心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业内专家建议,可以从几方面加以完善,如建设独立自主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构建新能源发展和能源供给体系战略调整的金融支持体系;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着力缓解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展适应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金融;继续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提升系统性风险管理能力等。 通过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如何理解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周景彤对此表示,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将着重通过深化改革为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同时,利用开放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深化改革,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周景彤具体分析称,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打破制度障碍,降低制度成本,建设公平竞争环境;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更加注重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推动中国更深程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窗口作用,落实相关法律和负面清单制度;重视开放背景下的安全问题。 “过去两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已明显提速,尤其是在金融服务领域和资本市场。会议要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并积极考虑加入CPTPP。”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预计,中国可能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同时鼓励外资进入更多行业和国内市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这是用大历史观审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得出的科学结论。 构建以双循环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格局表现为:未来中国经济依托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国内需求作为发展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在国内市场循环联通;同时,以国内经济循环为基础,运用国际分工和协作,便于国内国际经济互相促进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农村是双循环的重要市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一)农村超大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巨大空间 农村市场体量大,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来自国家统计的数据显示,2019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超过14亿人,其中农村人口(按户籍算)9亿多,乡村常住人口5亿多。农村户籍人口,是美国的3倍,欧盟的2倍。由如此庞大的人口转化而成的市场体量,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巨大空间。 而纵观我国农村市场结构,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但消费生态也各具特色优势。长三角、珠三角沿海地区农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大多已与大中城市比肩而立,有的甚至还把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甩到身后,与一、二线城市有一拼。西部农村消费水平虽说与东部有差距,但消费水平正处于升级换代过渡期,消费潜力大。各地农村的收入和购买力参差错落,消费层次和结构呈现多样化,与产能和供给结构的多样化相匹配。因此,我国农村市场无论是从总量上看还是结构上看,前景可期。 (二)农村整体达小康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潜力支持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最后胜利,这意味着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部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虽说以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村购买力有限,但通过脱贫攻坚,收入增长普遍上了一个台阶,昔日的贫困户脱贫后也有了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增长,同时在“两不愁三保障”机制的激励下,广大农村的消费潜力必将得到支持。 这种潜力还表现在零售商品消费可望增长上。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20年1-11月份,我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04413亿元,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7002亿元。这表明,我国农村常住人口有5亿多,占总人口的四成,可是乡村消费零售额只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3.38%,只占一成多。这一方面说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及购买力依旧存在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消费市场未来有着很大的成长性空间。随着乡村振兴进一步发展,城镇化率逐步提高,农村市场增长的潜力必将获得充分释放。 (三)农村工作重心转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新的市场机遇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给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新的市场机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中央将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届时必有许多政策红利,中央决定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这其中蕴含着诸多商机,可供市场主体利用,捷足先登者必将占据政策实惠制高点。 我国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过程中,政府将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这些工程建设项目一般都有国家财政兜底,循环联通有政府全力协调支持,市场主体只要按质量施工,合规经营,都是包赢不输的生意。
作者:杨伟民(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在昨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会议上,高层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指出“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 如何理解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与深意?怎样扭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近期举办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不等同于“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在于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扩大内需;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而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会上,他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了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 需求格局方面,居民消费增速相对较小,可能因为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债务负担挤压了居民消费需求。 ➤ 分配格局方面,近些年居民收入比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经再分配以后有所提高,意味着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此外,营业盈余在行业间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 ➤ 生产格局方面,高新技术行业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部分消费型行业供给不足,进口占比较高;净进口的行业主要是资源不足、创新不足或体制机制不足等;从产业结构看,最近十年制造业占比下降快且幅度大,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 内外格局方面,我国目前呈现典型的生产型进口,且进口集中度高。尽管全国经济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进出口依存度都很高的行业需要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重点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对新发展格局的定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前两个短句都是定语,最后落脚在“新发展格局”。我们作为经济大国,一直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所以应该花更多精力研究如何让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要“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涉及到四个环节。关于“流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流通”只是物的移动,本身不生产、不创造价值;关于“消费”,我们可以理解成广义的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和投资,投资代表未来的消费。 这四个环节也可以用国民经济核算的三分法来概括,即生产、分配、支出,来分析国民经济循环。如果生产、分配、支出相互贯通,那么这个循环就是畅通的。 就像国民经济有三个管道,需求格局中的居民消费管道的直径、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管道的直径、生产格局中居民消费品管道的直径,如果都是一样的,那么管道循环就是畅通了,否则就会影响经济顺畅循环和发展。 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与问题 第二,我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是需求格局。 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比较2007年和2018年的最终需求(最终使用)。2007年出口占比为28%,2018年占比为15%,出口比重大幅下降。这可以看到出口需求的转移——资本形成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从31%扩大到37%,提高了6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的比重提高了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需求占比从29%增加到32%,提高了3个百分点。 出口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显示我国经济越来越以国内需求为主体。但是问题在于,出口需求比重的下降主要是被政府消费和资本形成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相对不多。 我认为这其中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下滑。2013年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这可能涉及到居民杠杆率问题,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被高房价和高房贷挤压,没办法拿出更多的钱去消费。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提高的,因为农村居民很少贷款购房,没有房贷压力。 有人会问,是不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高导致边际消费下降?我认为,作为全体城镇居民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高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中,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群体占比还是较小的。当然,这需要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来证明。 二是分配格局。 2007年的分配格局,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41%,2018年占52%,比重大幅提高。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报酬不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是统计口径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 劳动报酬统计中包括了很多不属于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的项目,比如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都是居民无法用于当期消费的。 按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得到的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近年来基本稳定在42%到43%之间,低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十个百分点左右。 简单概括一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当中的比重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占比在初次分配中基本没有变化,但再分配后的比重略有提高,说明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 从国民收入的营业盈余看各行业之间的分配格局,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占149个行业总盈余的约30%,这几个行业是最赚钱的,这也反映了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三是生产格局。 最终需求也反映了生产格局。可以根据国民经济149个行业最终使用的多少,区分出投资型、消费型、出口型三类产业。2018年,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有68个、投资型行业有22个、出口型行业有58个,还有1个无法区分。 更进一步地,可以看下生产中的技术格局。高技术企业在生产中对外依存度特别高,如果出现供应链断裂的情况,对这些行业的生产影响很大。如,仪器仪表、医疗仪器设备和器械、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等都是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的行业。 同时,这里还可以看到国内供给不足的消费型行业。比如航空旅客运输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总产出中的60%用于消费,同时进口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例非常高。这说明我们2019年大概有1.6亿人出境游,但相当一部分游客没有选择国内航空运输公司。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都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消费占总产出的100%左右,但是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这是未来要在生产格局优化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此外,生产格局中还存在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的问题。有些行业是净进口行业,净进口1000亿元以上的行业中,石油行业排第一,包括芯片在内的电子元器件排第二,还有有色金属、铁矿石、合成材料、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 概括来说,净进口的行业有三类,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产品(包括高档产品),这三类行业分别对应的问题是资源不足,这一问题难以依靠自己解决;创新不足,对应电子元器件等高技术行业;体制机制导致的供给不足,对应航空运输、文旅等行业。 产业结构变化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中央建议提到“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还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什么提这些?从产业结构变化可以一窥究竟。 2010年至今的十年,我们的工业占比从40%下降到32%,而同期金融业占比从6.2%提高到7.8%,房地产业占比从5.7%提高到7%。这些反映了什么问题?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太快,近十年时间下降了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制造业比重下降是符合规律,但十年内大幅度下降8个百分点就是问题了。 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之一可能是金融业特别是间接融资的高速发展,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也对制造业形成一定程度的挤压。 如,2010年到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利息支出增加100%,但其增加值只增加了90%,利息负担对工业形成了一定挤压。 四是内外格局。 我国现在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是用于中间生产的,消费占比低。这说明我们的生产离不开国际市场。 同时我国进口相对集中。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前十个行业的进口占所有行业的比重为48.6%。进口额最大的是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石、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我国高技术产业,如电子元器件的进口依存度(进口额/总产出)比较高。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生产,保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就离不开国际市场,就必须进口。同时,要进口就必须有出口,这样才能有外汇换回我们的进口品。 我国出口最多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元器件,然后是批发、纺织、零售、金属制品、输配电、文化体育和娱乐用品。这些行业必须要保持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生产格局,多出国内消费能力的生产能力才可能,以换回大豆、铁矿石等。 因此,全国经济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行业仍然需要保持高出口、高进口的格局,这些行业不能以国内循环为主体。这些行业的进出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高出口是因为高进口,要高进口就必须高出口。 比如,电子元器件行业出口依存度是20%多,其进口依存度高达59%;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和设备、其它交通运输设备、日化、专用设备、计算机等行业的进出口依存度也都很高。这些行业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才能实现正常经济循环。
作者:杨伟民(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在昨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会议上,高层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指出“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 如何理解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与深意?怎样扭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近期举办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不等同于“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在于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扩大内需;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而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会上,他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了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 需求格局方面,居民消费增速相对较小,可能因为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债务负担挤压了居民消费需求。 ➤ 分配格局方面,近些年居民收入比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经再分配以后有所提高,意味着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此外,营业盈余在行业间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 ➤ 生产格局方面,高新技术行业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部分消费型行业供给不足,进口占比较高;净进口的行业主要是资源不足、创新不足或体制机制不足等;从产业结构看,最近十年制造业占比下降快且幅度大,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 内外格局方面,我国目前呈现典型的生产型进口,且进口集中度高。尽管全国经济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进出口依存度都很高的行业需要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重点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对新发展格局的定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前两个短句都是定语,最后落脚在“新发展格局”。我们作为经济大国,一直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所以应该花更多精力研究如何让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要“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涉及到四个环节。关于“流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流通”只是物的移动,本身不生产、不创造价值;关于“消费”,我们可以理解成广义的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和投资,投资代表未来的消费。 这四个环节也可以用国民经济核算的三分法来概括,即生产、分配、支出,来分析国民经济循环。如果生产、分配、支出相互贯通,那么这个循环就是畅通的。 就像国民经济有三个管道,需求格局中的居民消费管道的直径、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管道的直径、生产格局中居民消费品管道的直径,如果都是一样的,那么管道循环就是畅通了,否则就会影响经济顺畅循环和发展。 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与问题 第二,我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是需求格局。 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比较2007年和2018年的最终需求(最终使用)。2007年出口占比为28%,2018年占比为15%,出口比重大幅下降。这可以看到出口需求的转移——资本形成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从31%扩大到37%,提高了6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的比重提高了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需求占比从29%增加到32%,提高了3个百分点。 出口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显示我国经济越来越以国内需求为主体。但是问题在于,出口需求比重的下降主要是被政府消费和资本形成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相对不多。 我认为这其中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下滑。2013年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这可能涉及到居民杠杆率问题,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被高房价和高房贷挤压,没办法拿出更多的钱去消费。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提高的,因为农村居民很少贷款购房,没有房贷压力。 有人会问,是不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高导致边际消费下降?我认为,作为全体城镇居民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高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中,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群体占比还是较小的。当然,这需要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来证明。 二是分配格局。 2007年的分配格局,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41%,2018年占52%,比重大幅提高。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报酬不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是统计口径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 劳动报酬统计中包括了很多不属于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的项目,比如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都是居民无法用于当期消费的。 按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得到的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近年来基本稳定在42%到43%之间,低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十个百分点左右。 简单概括一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当中的比重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占比在初次分配中基本没有变化,但再分配后的比重略有提高,说明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 从国民收入的营业盈余看各行业之间的分配格局,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占149个行业总盈余的约30%,这几个行业是最赚钱的,这也反映了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三是生产格局。 最终需求也反映了生产格局。可以根据国民经济149个行业最终使用的多少,区分出投资型、消费型、出口型三类产业。2018年,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有68个、投资型行业有22个、出口型行业有58个,还有1个无法区分。 更进一步地,可以看下生产中的技术格局。高技术企业在生产中对外依存度特别高,如果出现供应链断裂的情况,对这些行业的生产影响很大。如,仪器仪表、医疗仪器设备和器械、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等都是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的行业。 同时,这里还可以看到国内供给不足的消费型行业。比如航空旅客运输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总产出中的60%用于消费,同时进口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例非常高。这说明我们2019年大概有1.6亿人出境游,但相当一部分游客没有选择国内航空运输公司。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都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消费占总产出的100%左右,但是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这是未来要在生产格局优化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此外,生产格局中还存在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的问题。有些行业是净进口行业,净进口1000亿元以上的行业中,石油行业排第一,包括芯片在内的电子元器件排第二,还有有色金属、铁矿石、合成材料、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 概括来说,净进口的行业有三类,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产品(包括高档产品),这三类行业分别对应的问题是资源不足,这一问题难以依靠自己解决;创新不足,对应电子元器件等高技术行业;体制机制导致的供给不足,对应航空运输、文旅等行业。 产业结构变化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中央建议提到“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还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什么提这些?从产业结构变化可以一窥究竟。 2010年至今的十年,我们的工业占比从40%下降到32%,而同期金融业占比从6.2%提高到7.8%,房地产业占比从5.7%提高到7%。这些反映了什么问题?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太快,近十年时间下降了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制造业比重下降是符合规律,但十年内大幅度下降8个百分点就是问题了。 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之一可能是金融业特别是间接融资的高速发展,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也对制造业形成一定程度的挤压。 如,2010年到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利息支出增加100%,但其增加值只增加了90%,利息负担对工业形成了一定挤压。 四是内外格局。 我国现在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是用于中间生产的,消费占比低。这说明我们的生产离不开国际市场。 同时我国进口相对集中。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前十个行业的进口占所有行业的比重为48.6%。进口额最大的是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石、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我国高技术产业,如电子元器件的进口依存度(进口额/总产出)比较高。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生产,保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就离不开国际市场,就必须进口。同时,要进口就必须有出口,这样才能有外汇换回我们的进口品。 我国出口最多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元器件,然后是批发、纺织、零售、金属制品、输配电、文化体育和娱乐用品。这些行业必须要保持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生产格局,多出国内消费能力的生产能力才可能,以换回大豆、铁矿石等。 因此,全国经济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行业仍然需要保持高出口、高进口的格局,这些行业不能以国内循环为主体。这些行业的进出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高出口是因为高进口,要高进口就必须高出口。 比如,电子元器件行业出口依存度是20%多,其进口依存度高达59%;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和设备、其它交通运输设备、日化、专用设备、计算机等行业的进出口依存度也都很高。这些行业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才能实现正常经济循环。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2020年工作总结 2020年,中国主要面临三方面的严峻形势。一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一季度中国经济基本停摆,湖北最为严重,其他地方也基本陷入暂停。一季度中国经济负增长6.8%,这是有GDP季度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点。二是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过去大家认为全球经济将会是同1929-1933年大萧条那样的衰退。但目前看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三是美国的打压持续升级。2018、2019年美国主要通过关税手段打压中国。但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持续升级,包括制裁企业、关闭领事馆、限制人文教育交流等,中美关系遭遇两国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外交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用三句话总结了2020年的成就:“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虽然面临三重风险和挑战,但中国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一,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可以实现2%以上的增长。第二,“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除了“两个翻番”外,还有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三大攻坚战”。我们全面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彻底根除了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难以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第三,科技进步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重要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提到,2020年中央深改委部署的50个重点改革任务和其他75个改革任务基本完成。第四,民生得到有效保障,就业目标超额完成,居民收入增长预计超过2%,与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同步。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果。总的来看,决胜全面小康胜利在望,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如何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认为,应该依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25项主要指标。其中,如果今年增长2.2%,“十三五”平均下来可能年均达不到6.5%的规划目标,与之相关联的研发投入占比、能源消耗强度等指标的完成,可能也都有一定的难度,但全国人民都会理解。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有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除了上述指标,其他指标都能顺利完成。总体上看,25个指标基本完成,165项重大工程项目也基本落地。 关于五个规律性的认识。 我理解:一是领袖的作用。在危难时刻,领袖、党中央的权威是全国人民能够迎难而上、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根本依靠。这方面,中美对比最为典型,如果防控不住疫情,经济发展都是空谈。我国防控疫情当中很多重大的决策都体现了领袖在国家发展,特别是在危难时刻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价值观和理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而非把经济增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党中央决策的根本价值理念。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作出的决策是最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三是制度。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除了领袖、价值理念外,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这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这是民众长期形成的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相信党和国家不会做危害人民的事情,所以党中央的号召,老百姓都会配合去做。 四是科学决策。疫情突如其来时,先暂停,待疫情得到一定程度控制时开始推动复工复产,再过一个阶段推动复商复市,接下来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再到两会时出台一揽子的政策等。党中央能够根据形势变化动态性地做出科学决策。 五是科技。科技的自立自强是中国能够保持大局稳定的一个根本支撑。早期中国的核酸检测能力不行,就马上进行攻关。中国还提早开始研制疫苗。这些都体现出科技的自立自强,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根本支撑。 关于2021年形势的判断 总体来看,2021年稳增长的压力不大。因为2020年的增速只有2%左右,基数比较低。但今年面临的困难也不少,比如财政、金融方面去年出台了很多史无前例的政策,一些方面的潜在问题可能会逐渐暴露出来。 2021年总体上还属于疫情冲击的修复期。从增长速度来看,即使超过6%,高于2019年的增速水平,就说明中国已经完全走出疫情了么?我觉得不是。疫情对生产力的破坏虽然不大,但对消费力、就业质量和投资信心的影响是巨大的,不是一年就能恢复过来的。此外,疫情本身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对今年形势的判断,不能仅看今年经济增速超过去年就认为形势较好。我们应该乐观,但是不能盲目乐观。 从国际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今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今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很难实现正增长,能控制住疫情、不让经济继续下滑就已经很难得了。另外,去年以来全球货币放水、负利率等,都会带来一些冲击。 从国内来看,疫情反复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比如最近河北、黑龙江等地区一季度经济增长都比较困难,也可能会对其他地区产生一些影响。中国还存在不少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去年采取这么大力度,宏观杠杆率有所攀升,这会对下一步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虽然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也要注意不能再出现“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2021年的宏观政策 一、宏观政策总体方向 在宏观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提法。第一,指导思想中增加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新”展开。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究班上,把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并进一步阐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问题。第二,提出“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现在疫情反复的特殊时期,中央强调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一定会有数量要求。此外,报告中也强调要“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年”,这是今年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性要求。 宏观政策的总体要求是“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其中“可持续性”是第一次提出,有深刻含义。连续性、稳定性是要求和过去保持一致,不做太大改变。但去年政策的规模和力度,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讲,还是会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但力度要减小。 “精准有效”“不急转弯”的要求也和持续性密切相关。首先肯定要“转弯”,否则,不可持续,但不能太急,不能转得太大,不能影响经济恢复。现在地方最关心的政策转弯不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2020年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扩大财政赤字1万亿,地方政府的日子才能过下去;如果2021年这些政策被取消,中央直达县市的财政支持没有了,地方政府的日子怎么过?所以强调转弯不能太急。其次,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和状况,把握好政策的时序、力度和效果,尽可能让财政和货币政策更加精准有效,减少负面效果。要用好宝贵的时间窗口,是指在稳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要集中力量去推进改革创新,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今年将是一些重大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 二、财政政策导向 财政政策强调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强度其实暗含对财政赤字率的考虑。2020年我们将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扩大到3.6%,今年肯定会有所回缩。 财政支出的重点是科技创新、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其中“调节收入分配”是新加入的,主要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在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在“十四五”规划以及有关年度工作中落实。共同富裕虽然在短期内不能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但需要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主动作为,久久为功。在构建新格局的过程中,收入分配问题虽然不是最核心的,但肯定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收入分配关系处理不好,新发展格局很难实现。 三、货币政策导向 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一是要保持货币供应量M2、社会融资规模同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去年M2和社融大大快于经济增长,所以今年肯定要收一些。二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去年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今年不能大幅提升。三要处理好恢复经济与防风险的关系,不能用扩大风险的办法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银行端特别是中小银行,要多渠道补充资本金。货币政策要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四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目前出口状况较好,因为只有中国疫情控制的最好,但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出口企业是难以赚钱的。所以要保持汇率稳定,这个难度较大,但十分重要。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宏观政策把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在和财政、货币政策并列的地位上,强调构建新格局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构建发展新格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什么关系?这涉及到对供需两方面的判断。2016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因为供给侧的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如果不加以解决,PPI持续下滑,企业就会失去信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那么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否意味着主要矛盾转移到需求侧了呢?也不能这样认为。需求侧管理强调的是宏观政策,与供给侧改革不是一回事。构建新发展格局,主要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打通堵点”,所以重点是“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改革。刘鹤副总理的解读文章中也提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改革是做不到的。 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新发展格局不等于“双循环”,社会上用“双循环”来替代新发展格局,这是不准确的。“双循环”只是其中一个定语,新发展格局才是落脚点。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是国内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而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第三,新发展格局要贯通循环中的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扩大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扩大内需,但不是单纯地转为扩大内需。要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发展、金融等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循环不畅的问题。 如,就“双循环”而言,从进口来看,按照42个行业的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所有行业的中间投入中都必须有进口产品才能保持100%的生产。不同行业中间投入的进口品,即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占中间投入的比例不同,最高的是石油加工,占38.9%,通信设备和电子设备占32.46%。从42个行业的中间投入看,没有一个行业是纯粹内循环的,都是双循环的。从出口来看,42个行业中,只有水、燃气、房地产、技术服务、教育等5个行业的出口为零,是完全内循环,其他行业都有出口,所以绝大多数行业本来就是“双循环”的。 2021年的工作重点 今年的工作部署有六个特点。第一是落实“十四五”规划;第二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三是纲举目张,以小见大;第四是任务更明确,举措更可操作;第五是符合实际,着力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第六是长远问题要从现在开始做。 第一,落实“十四五”规划。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前四个任务,如,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扩大内需、改革,这些与“十四五”规划建议确定的任务基本一致。后面四个任务,种子和耕地问题、反垄断问题、大城市住房问题、碳达峰碳中和问题,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虽然做了部署,但没有具体展开。中央经济工作会对此进行了具体化。当然,除了上述8个任务,“十四五”规划建议确定的其他任务也是今年经济工作需要落实的, “十四五”建议是中长期的规划,包括了今后五年每一年的任务。 第二,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统领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首先,在总体要求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在了重要位置,强调“三新”,即新阶段、新理论、新思路。其次,三大宏观政策中专门增加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三,三大任务中均强调了与新发展格局的关系。比如产业链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国内市场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第四,八个重点任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围绕新发展格局展开的,比如科技创新、产业链、种子、碳达峰等任务,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讲怎么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住房,是从需求角度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和反垄断,是从体制机制上讲如何构建新格局。 第三,纲举目张,以小见大。在中国这么多复杂的改革发展任务中,年度工作要抓重点,带动全局。比如农业始终是基础,是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但要抓重点,今年的重点抓两点,一个是种子问题,一个是耕地问题。耕地问题还属于原则性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种子问题。这也和五中全会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精神一脉相承。总的来讲,我国的农产品供给是安全的、是有保障的,其中口粮和粮食都是有保障的。但种子的保障程度要远低于农产品和粮食甚至口粮,自主能力差。 对于市场不规范、市场秩序乱的问题,抓住的一个重点就是反垄断。它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关系到共同富裕。分配问题跟产权,特别是要素产权密切相关。如果资本无序扩张,资本分配到的肯定更多。事实上,谁控制最稀缺要素的能力越强,谁得到的分配越多,而其他要素所有者分配的就会少一些。所以要处理好资本分配和劳动分配以及与其他要素分配的关系问题。 房地产问题到底应该抓什么?是管制房价、约谈,还是什么?这次抓到了本质。中国的住房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超大型城市住宅供不应求。这里的大城市主要是指北上广深,再加上几个二线城市。这些城市房价太高,而且不只是住房贵,租房也贵。原因在于,房子确实是不够用的。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的关键在于“租购并举”,把租放在前面。未来这些大城市的房子肯定是以租为主,要大量建设租赁住房。 第四,任务更明确,举措更有操作性。要根据“十四五”规划精神,进一步提出更具体、直接可以落地的政策。比如,加速城市更新,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国企改革也提出实施好三年行动计划。 第五,符合实际,解决突出问题。目前社会上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一个是住房,一个是垄断。解决住房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这些特大城市的住房短缺问题,以租为主。我们有三亿多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要保障他们的住房权益,否则供应链、产业链、高技能员工等都很难实现。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高度重视住房问题,提出了“以租为主”的基本思路。 关于反垄断问题,这是我们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并不是仅仅针对民营企业或民营资本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平台垄断,不要将其过度解读为针对全体民营企业。要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来认定平台企业垄断的标准。总的来讲,这项任务的提出是非常必要的,是针对现实问题和社会反映的强烈问题提出来的。 第六,长远问题要从现在开始做。这次专门讲到的碳达峰、碳中和,这分别是2030年、2060年的目标,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强调这项任务,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贯的 重要思想,就是长远问题,必须从现在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这样,才能久久为功,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