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深入分析了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采访内容整理。 经济发展需顺应客观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即，经济地理的再布局。 过去15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最开始集中在中原一带。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随着秦汉以来新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战国和汉代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铁犁和牛耕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从生产力布局看，北方的黄河流域一直以来都是魏晋之前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生产力布局相适应，古代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经济和人口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宋代为例，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田亩产量约为北方旱地三倍有余。从生产力布局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生产力布局的“南移”相适应，人口分布稠密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至明代，经济和人口“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至清代及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总体来看“南重北轻”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不断得到加强。 这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人口永远在流动，就像气侯永远在变化，这是大周期，是基本规律。 同样在国外，比如德国、英国都有这个规律。经济地理的格局变化，从大的图景来讲有以下几点推动因素： 1、交通因素。所以一般沿江沿海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 2、市场因素。以德国为例，德国南部更靠近中东欧的市场，所以南部巴伐利亚发展得比较好。 3、资源要素。比如中国东北鞍山当年发展好，就是因为有煤、有铁矿石。 4、宜居条件。宜居条件非常重要，但谈得不够多。在古代，北方更宜居，因为夏天传染病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朝代建都在北方。但现在有了现代技术，包括抗生素，一般的传染病都能克服，而且微型传染源，比如蚊子等，也基本控制住了。另外还有空调。相比之下，北方的宜居性优势大幅下降。所以一般北半球国家人口分布的趋势都是朝南移，比如英国经济南移，德国往巴伐利亚移，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现在也是经济重镇。 经济地理的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市场、气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规律，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顺应这个格局。 城市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 未来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首先要顺应百姓迁徙的意愿。不能为了某个地区的GDP总量上升，就在这个地方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园、广场，结果没人去。相反很多地方，老百姓愿意去，但又不给土地，住房搞得很贵，公共设施跟不上。一定要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一个人最大的决策就是搬家，政府、社会当然可以引导，但说到底还是个人决策，得顺应它。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格局正在从地方政府竞争资本、竞争项目变成竞争人口——从前认为人口是包袱，人口多了以后养老压力大；现在认为人口是宝贝。虽然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挂钩等，但即便不考虑财政因素，人口多了，经济发展就好办，产业也好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开始觉醒了。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北京房价高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部分地区供地不足。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房价最贵的地方是CBD，但事实上，CBD的住宅房价不如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就是因为五道口供地不足。清华大学附近有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办公而不是住宅，所以住宅房价贵。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办公楼能获得更多的GDP——每平方米投资强度高，每平方米税收高，而建住宅只是一锤子买卖，随房价上升的增值部分的收益往往是归房产所有者本人，而不是归地方政府。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调整，政府应该帮着整个市场发展，而不是只看财政收入。 地区发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北京的气侯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它有优势，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京津冀有发展潜力，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潜力和珠三角比较，珠三角有入海口，有市场和很好的气侯条件。 被公众热议的“南盛北衰”现象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两点：一是气侯，二是市场（这点未来可能有一定缓解），现在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会降低，因此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要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二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北方有北方的优势，北方要做得更好。比如，东北不是没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一，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第二，东北的旅游资源丰富；第三，更重要的是，东北适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业等不太依赖气侯的产业。南方要做得更大，通过顺应人才流入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能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政策应该积极应对、对冲、引导，而不要逆着趋势。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以要人民的幸福为本，让流出的人开心，留下的人过的更好，大家都能够提高收入、提升幸福感，这是关键。 本文原发于网易研究局
2020年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深入分析了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采访内容整理。 经济发展需顺应客观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即，经济地理的再布局。 过去15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最开始集中在中原一带。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随着秦汉以来新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战国和汉代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铁犁和牛耕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从生产力布局看，北方的黄河流域一直以来都是魏晋之前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生产力布局相适应，古代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经济和人口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宋代为例，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田亩产量约为北方旱地三倍有余。从生产力布局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生产力布局的“南移”相适应，人口分布稠密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至明代，经济和人口“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至清代及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总体来看“南重北轻”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不断得到加强。 这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人口永远在流动，就像气侯永远在变化，这是大周期，是基本规律。 同样在国外，比如德国、英国都有这个规律。经济地理的格局变化，从大的图景来讲有以下几点推动因素： 1、交通因素。所以一般沿江沿海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 2、市场因素。以德国为例，德国南部更靠近中东欧的市场，所以南部巴伐利亚发展得比较好。 3、资源要素。比如中国东北鞍山当年发展好，就是因为有煤、有铁矿石。 4、宜居条件。宜居条件非常重要，但谈得不够多。在古代，北方更宜居，因为夏天传染病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朝代建都在北方。但现在有了现代技术，包括抗生素，一般的传染病都能克服，而且微型传染源，比如蚊子等，也基本控制住了。另外还有空调。相比之下，北方的宜居性优势大幅下降。所以一般北半球国家人口分布的趋势都是朝南移，比如英国经济南移，德国往巴伐利亚移，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现在也是经济重镇。 经济地理的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市场、气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规律，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顺应这个格局。 城市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 未来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首先要顺应百姓迁徙的意愿。不能为了某个地区的GDP总量上升，就在这个地方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园、广场，结果没人去。相反很多地方，老百姓愿意去，但又不给土地，住房搞得很贵，公共设施跟不上。一定要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一个人最大的决策就是搬家，政府、社会当然可以引导，但说到底还是个人决策，得顺应它。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格局正在从地方政府竞争资本、竞争项目变成竞争人口——从前认为人口是包袱，人口多了以后养老压力大；现在认为人口是宝贝。虽然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挂钩等，但即便不考虑财政因素，人口多了，经济发展就好办，产业也好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开始觉醒了。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北京房价高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部分地区供地不足。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房价最贵的地方是CBD，但事实上，CBD的住宅房价不如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就是因为五道口供地不足。清华大学附近有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办公而不是住宅，所以住宅房价贵。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办公楼能获得更多的GDP——每平方米投资强度高，每平方米税收高，而建住宅只是一锤子买卖，随房价上升的增值部分的收益往往是归房产所有者本人，而不是归地方政府。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调整，政府应该帮着整个市场发展，而不是只看财政收入。 地区发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北京的气侯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它有优势，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京津冀有发展潜力，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潜力和珠三角比较，珠三角有入海口，有市场和很好的气侯条件。 被公众热议的“南盛北衰”现象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两点：一是气侯，二是市场（这点未来可能有一定缓解），现在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会降低，因此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要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二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北方有北方的优势，北方要做得更好。比如，东北不是没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一，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第二，东北的旅游资源丰富；第三，更重要的是，东北适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业等不太依赖气侯的产业。南方要做得更大，通过顺应人才流入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能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政策应该积极应对、对冲、引导，而不要逆着趋势。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以要人民的幸福为本，让流出的人开心，留下的人过的更好，大家都能够提高收入、提升幸福感，这是关键。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举办闭门研讨会，主题为“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会专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循环存在四方面特征：在需求格局上，越来越以国内为主体；在分配格局上，居民收入分配小幅下降；在生产结构上，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在内外格局上，呈典型的生产型进口特征。 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需考虑地方政府信用扩张、宏观杠杆率与金融风险、政策与科技的外溢性、国际收支等问题。与会专家建议，一是要约束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范围，调整财税关系，引导区域性竞争，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二是要处理好宏观杠杆率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三是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四是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构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 我国经济循环现状呈现四个特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当前我国在需求、分配、生产结构和内外格局上存在以下特征： 在需求格局方面，越来越以国内为主体。从2007年与2018年的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来看，出口占最终需求比重大幅下滑13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比重分别提升6个、4个、3个百分点，出口需求下滑主要由资本形成和政府消费扩大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不多，可能的原因是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高房价挤压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 在分配格局方面，根据住户调查统计数据，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占比都小幅下降，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占比基本不变，而在再次分配后比重有所提升，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从各行业营业盈余占比来看，互联网、信息服务业、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的盈余占所有行业总盈余的比重约为30%。 在生产结构方面，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2018年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68个，投资型行业22个，出口型行业58个。净进口行业主要有三类，为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分别对应资源不足、创新不足以及供给不足的问题，代表行业为石油行业、电子元器件行业以及航空运输行业。产业结构上，近十年制造业占比降幅较大，可能与间接融资高速发展带来的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以及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有关。 在内外格局方面，目前我国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用于中间生产，进口集中度较高，排位前十的行业占比接近一半，包括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等行业。电子元器件行业、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等部分行业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都很高，这些行业不能简单以国内循环为主体，需要深刻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中才能发展。 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有之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迫在眉睫，需重点思考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信用扩张相关问题。有专家认为，新发展格局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真正堵点和断点，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演化出的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行为，这成为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在新发展格局下，重点考虑三个问题：地方政府功能的定位，应成为投资型、经济型的政府，还是转换为主体功能区维护型的政府？如何解决目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问题？如何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抑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形的信用扩张冲动？ 二是宏观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如果杠杆率持续处于高位，就意味宏观经济的脆弱性会越来越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也就相应偏高。中国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3月末的142.3%上升至2020年6月末的280.3%， 累计上升138个百分点。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58.7%）和居民部门杠杆率（59.1%）相对较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162.5%）相对较高。资本市场不发达是造成我国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实现杠杆率从保持基本稳定到逐步回落的过渡，最重要的是推动资本市场向纵深发展，通过金融创新来提升直接融资的占比。 三是政策与科技的外溢性问题。新冠疫情冲击下，除中国之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进入了量化宽松进程，全球经济持续呈现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特征。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国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们构成的挑战，特别是要重点关注美联储；另一方面，要应对国际社会数字化进程对中国未来经济运行可能构成的挑战，例如Libra等数字货币运作、欧盟公布的数字市场法案等，加快我国数字货币的推广速度和应用场景构建，加强监管。 四是国际收支问题。国际收支是双循环中重要领域，一方面，在出口占总需求比重明显下降情况下，要关注经常项目顺差、逆差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安排非储备的金融项目，其主要与金融市场开放与境外投资机会有关，也与美国货币政策取向相关，是未来双循环格局中需要加以关注的重要指针。 政策建议 第一，约束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范围。一是要调整财税关系，具体涉及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重构；二是要打破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投公司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垄断模式，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性体系，引导区域性竞争；三是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进行战略性“瘦身”，适当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例如在服务于科技创新、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方面适当布局。 第二，处理好宏观杠杆率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一方面需要货币政策在保持对经济修复进行支持基础上，采取合适举措，防止杠杆率继续快速上行。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在防范风险方面应更加灵活，例如对市场风险，尤其是近期市场反应比较强烈的债务违约要有适度的反应，要对2021年预期会显著上升的银行不良贷款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灵活防控，还应完善票据互换等工具来提升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流动性和市场接受度，以弥补银行资本金缺口。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要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打击各种逃废债的行为，处置已有信用风险，防范新增信用风险，消除投资者疑虑。 第三，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占比。首先，在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方面，可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深化交易所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支持银行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加大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力度；扩大基础设施领域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范围，尽快形成示范效应；扩大知识产权证券化覆盖面，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其次，通过金融创新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和基础设施公募REITs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再次，机制设计上鼓励银行更多参与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建设，例如允许银行参与REITs产品的投资等。 第四，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首先，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特别是补充中小银行的资本金，才能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其次，除传统普惠金融支持外，货币政策未来长时间内应重点支持存在“卡脖子”科技创新产业以及绿色金融发展，例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举办闭门研讨会，主题为“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会专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循环存在四方面特征：在需求格局上，越来越以国内为主体；在分配格局上，居民收入分配小幅下降；在生产结构上，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在内外格局上，呈典型的生产型进口特征。 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需考虑地方政府信用扩张、宏观杠杆率与金融风险、政策与科技的外溢性、国际收支等问题。与会专家建议，一是要约束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范围，调整财税关系，引导区域性竞争，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二是要处理好宏观杠杆率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三是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四是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构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 我国经济循环现状呈现四个特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当前我国在需求、分配、生产结构和内外格局上存在以下特征： 在需求格局方面，越来越以国内为主体。从2007年与2018年的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来看，出口占最终需求比重大幅下滑13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比重分别提升6个、4个、3个百分点，出口需求下滑主要由资本形成和政府消费扩大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不多，可能的原因是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高房价挤压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 在分配格局方面，根据住户调查统计数据，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占比都小幅下降，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占比基本不变，而在再次分配后比重有所提升，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从各行业营业盈余占比来看，互联网、信息服务业、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的盈余占所有行业总盈余的比重约为30%。 在生产结构方面，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2018年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68个，投资型行业22个，出口型行业58个。净进口行业主要有三类，为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分别对应资源不足、创新不足以及供给不足的问题，代表行业为石油行业、电子元器件行业以及航空运输行业。产业结构上，近十年制造业占比降幅较大，可能与间接融资高速发展带来的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以及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有关。 在内外格局方面，目前我国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用于中间生产，进口集中度较高，排位前十的行业占比接近一半，包括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等行业。电子元器件行业、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等部分行业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都很高，这些行业不能简单以国内循环为主体，需要深刻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中才能发展。 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有之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金融体系迫在眉睫，需重点思考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信用扩张相关问题。有专家认为，新发展格局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真正堵点和断点，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演化出的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行为，这成为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在新发展格局下，重点考虑三个问题：地方政府功能的定位，应成为投资型、经济型的政府，还是转换为主体功能区维护型的政府？如何解决目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问题？如何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抑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软约束所产生的潜在的、隐形的信用扩张冲动？ 二是宏观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如果杠杆率持续处于高位，就意味宏观经济的脆弱性会越来越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也就相应偏高。中国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3月末的142.3%上升至2020年6月末的280.3%， 累计上升138个百分点。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58.7%）和居民部门杠杆率（59.1%）相对较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162.5%）相对较高。资本市场不发达是造成我国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实现杠杆率从保持基本稳定到逐步回落的过渡，最重要的是推动资本市场向纵深发展，通过金融创新来提升直接融资的占比。 三是政策与科技的外溢性问题。新冠疫情冲击下，除中国之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进入了量化宽松进程，全球经济持续呈现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特征。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国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们构成的挑战，特别是要重点关注美联储；另一方面，要应对国际社会数字化进程对中国未来经济运行可能构成的挑战，例如Libra等数字货币运作、欧盟公布的数字市场法案等，加快我国数字货币的推广速度和应用场景构建，加强监管。 四是国际收支问题。国际收支是双循环中重要领域，一方面，在出口占总需求比重明显下降情况下，要关注经常项目顺差、逆差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安排非储备的金融项目，其主要与金融市场开放与境外投资机会有关，也与美国货币政策取向相关，是未来双循环格局中需要加以关注的重要指针。 政策建议 第一，约束地方政府信用扩张范围。一是要调整财税关系，具体涉及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重构；二是要打破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投公司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垄断模式，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性体系，引导区域性竞争；三是要重构地方国企的功能和管理体系，进行战略性“瘦身”，适当拓展央企的一些战略性功能，例如在服务于科技创新、产业链的现代化和高级化、国民经济的畅通运转等方面适当布局。 第二，处理好宏观杠杆率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一方面需要货币政策在保持对经济修复进行支持基础上，采取合适举措，防止杠杆率继续快速上行。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在防范风险方面应更加灵活，例如对市场风险，尤其是近期市场反应比较强烈的债务违约要有适度的反应，要对2021年预期会显著上升的银行不良贷款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灵活防控，还应完善票据互换等工具来提升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流动性和市场接受度，以弥补银行资本金缺口。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要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打击各种逃废债的行为，处置已有信用风险，防范新增信用风险，消除投资者疑虑。 第三，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占比。首先，在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方面，可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深化交易所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支持银行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加大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力度；扩大基础设施领域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范围，尽快形成示范效应；扩大知识产权证券化覆盖面，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其次，通过金融创新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和基础设施公募REITs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再次，机制设计上鼓励银行更多参与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建设，例如允许银行参与REITs产品的投资等。 第四，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首先，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特别是补充中小银行的资本金，才能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其次，除传统普惠金融支持外，货币政策未来长时间内应重点支持存在“卡脖子”科技创新产业以及绿色金融发展，例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抉择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调整，是新形势下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部署，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和一系列政策安排。 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运行中扮演着“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角色，对推动资本形成、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枢纽作用。今年是我国资本市场成立30周年。经过过去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基础性制度不断健全，各项功能有效发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对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意味着资本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历史使命。 一、充分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义和内涵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持续蔓延，让2020年成为极其不平凡的一年，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变化，也使得一些长期积累的历史性问题和矛盾进一步凸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阶段和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应对，具有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顺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过去二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低迷，外部需求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全球政治形势错综复杂，逆全球化趋势明显，西方国家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卡脖子”问题日渐突出。这些因素叠加，给我国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一背景下，从“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经济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必然之路。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低等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通过“两头在外”的生产贸易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我国发展中一些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矛盾逐渐凸显，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发展质量亟需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调结构转方式、大力发展创新驱动战略、构建新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主动选择。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畅通经济循环，即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这就需要以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形成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14亿人口，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这样一个庞大市场的潜力和禀赋优势，意味着我们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条件和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点之一，就是要牢牢抓住扩大内需战略，推动供给侧改革深化，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以新需求带动新供给。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点之二，是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更高开放水平上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国内循环是基础，但不是封闭的自我循环，而是要坚持开放、分工合作、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是在更大范围、更高开放水平上要素资源的配置和优化。 二、资本市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战略支撑作用 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枢纽平台。资本市场各项功能的有效发挥，对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科技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链完善、促进消费扩大和升级等，具有重要作用。也正因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资本市场的战略支撑作用广受期待。 资本市场是发展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对于融资结构改善、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一直以来，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持续占比较高，金融资源更多流向传统产业和投资领域，并造成杠杆率居高难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让更多要素资源配置到高效领域，提升效率，这对融资结构优化提出迫切要求。资本市场是提高直接融资的主渠道，是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 资本市场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所在。国际经验显示，资本市场在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强市场的包容性，可以让更多科创型企业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助推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相关产业链的完善，解决一些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资本市场是财富管理的重要方式，对于居民财产保值增值、消费扩大和升级具有重要支持作用。中央多次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此前，我国居民理财渠道匮乏，不少资金涌入房地产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发展壮大，市场各项制度逐步完善，市场吸引力持续提升，公募基金、银行理财等长期资金逐渐成为资本市场重要机构投资者，也是居民财富管理的重要渠道。因此，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对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进而以“内循环”推动“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三、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需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经过过去30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层次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基础制度逐步健全，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规模均位居全球第二位，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达到4100家，债券市场托管规模约为115万亿元。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持续增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特征依旧明显，各项功能发育依然不够成熟，比如直接融资占比偏低、制度建设与成熟市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仍待提高。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既给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同时也需要资本市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夯实基础性制度，提升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发挥与实体经济发展形成良好循环。 一是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补短板、锻长板，促进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政策传导、风险防范化解以及预期引导等各项枢纽功能有效发挥。过去两年，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已经从科创板增量试点向创业板存量改革推广，与之相伴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也相继落地。未来一段时间，全面推行注册制将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任务，并由此进一步带动信息披露、退市、交易等基础制度的改革完善。同时也要继续加强市场法治化建设水平，强化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力度。 二是要继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市场包容性，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等层次分明的股票市场，以及银行间债市和交易所债市协同发展的债券市场，新三板市场、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股权市场等也在规范中健康发展。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需要推进资本市场关键制度创新，深化创业板新三板等改革，让更多科创类新兴企业对接资本市场，也要加快债券市场、区域性股权市场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 三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水平，推动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新发展格局不是自我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在更高开放水平上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稳步提升，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但与成熟市场相比国际化依然需要提高。面向未来，我国资本市场与境外市场互联互通程度将继续提升，更多境外投资者将通过多渠道进入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也将迎来更多外资同行。资本市场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将进一步助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有机融合。（作者赵洋系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博士生）
摘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从经济循环视角对高质量发展的状态描述。本文通过比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特别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变化，分析了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性和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适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着力点。 关键词：高质量 双循环 新格局 金融改革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穿“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发展的战略纲领。 经济循环是经济活动各环节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状态描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曾用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状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阐述经济循环过程，并指出大工业和交通的发展，能够使这一过程发展为世界市场，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按照这一阐述，一国经济的双循环，可理解为各类生产要素、中间以及最终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一国经济的溢出及溢入效应。同时，一国经济以及全球化（世界市场）发展阶段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循环格局的具体特征。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大体界限，通过对比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演变，揭示高质量“双循环”的内涵以及政策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高质量新发展新格局进行阐述。 一、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循环格局的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总书记同时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以上两段论述表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格局及内外条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双循环格局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经济循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循环的大格局，大体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资源国提供资源。如果说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从中获得的最大福利，就是一方面消费持续大于产出，贸易逆差和居民负储蓄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又没有发生对应的通货膨胀以及汇率贬值。同时，得益于能够从中国等国持续不断输入廉价消费品，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出去，研发经费持续高投入，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不断加快。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模式，与美国大体呈镜像关系。一是相对于美国的需求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接近供给驱动型双循环。其中典型的，就是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毫不疑问，外循环拉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扩大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相对于美国的消费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投资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初期的沿海开放，还是之后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收缩以及转移，均与出口份额升降高度相关，制造业投资成为联结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消化过剩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相对于美国的资本流出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资本流入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的美国双循环模式，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上，就是以经常账户和财政巨额双赤字形式表现的资本外流，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相反，中国则积累了包括美债在内的巨额国外资产，以及广泛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以上三方面两相比较，中美双方是各展所长，各取所需，都由各自要素禀赋差异决定，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深化，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同时要看到，中美在双循环中一个积累一个背负巨额债权债务，但两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投资净收益）却高低倒置[1]，反映出过往全球经济循环中，资本、技术回报大于劳动回报，我国经济循环需要提升质量。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 尽管2008年前全球经济循环显著改善了整体福利，促进了分工和技术革命，但无庸讳言，这一循环客观上也加剧了主要经济体自身的结构失衡。 对美国等消费国而言，长期依赖贸易逆差以及财政赤字透支消费，必然导致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刺破了次贷泡沫，但本质上次贷及衍生品泡沫的不断累积，正是其长期以来的入不敷出、透支消费的必然结果。这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体现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更为严重的结构问题。一方面，全球分工深化加剧了就业结构调整，产品间分工更多被产品内要素分工替代，发达国家集中于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加工制造，全球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得以提升的同时，资本与劳动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另一方面，长期低利率政策还会不断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扩大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最富裕5%家庭的收入，即占居民总收入的23%，而占比达家庭总数20%的低收入户，其收入占比仅为3.1%，前者户均收入是后者的29.5倍。一定意义上，当下美国减税、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政策调整，储蓄总额及平均储蓄率有所上升，正是其调整自身结构失衡的必要举措，有其必然性。对我国这样的生产国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双循环格局也呈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在利用外资同时稳步增加对外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从之前的长期大幅盈余，逐步下降到目前的基本平衡。 二、高质量双循环模式的必然性及基本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循环趋于均衡，不仅在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源于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深刻改变。得益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到1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超过3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口结构逐渐改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所有这些变化，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双循环有必要更有条件提质增效，进一步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高质量双循环下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将更加显著。如果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新双循环发展格局应更多体现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中高收入者进入消费升级期，舒适型、享受型消费明显增多，品质消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方兴未艾。同时我国仍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无论是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以及加快城镇化，还是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都意味着消费提升的巨大潜力。 高质量双循环对供给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内需驱动重要性的上升，更需要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供给相匹配。从国际产业分工看，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国产业链集中在加工装配环节，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高达四分之一，能源资源以及关键技术零部件、生产设备进口依存度较高，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但也容易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分工，同时产业链以及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国内看，我国人均收入已达1万美元，叠加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消费进入转型升级期，也要求提升供给自主性和质量。未来一个时期，适当牺牲大量进口的短期比较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设备、零部件以及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替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双循环必然伴随高质量对外开放。内需主导和进口替代重要性的上升，不仅不意味着封闭的内循环，而且是更为开放、更高层次融入外循环。一方面，中国内循环质量的提升——内需市场进一步开发和产业链自主性的增强，需要更高层次外贸外资等外循环的支持；另一方面，内循环质量越提升，也越能形成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引力场，越能有利于形成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事实上，如果将我国不同区域比作双循环“层次递进”格局的演变，不难发现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非但没有因内循环质量上升（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而降低开放度，相反近年来外贸外资占比不降反升且质量不断提高，这些地区不仅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中地，也是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主体，内外循环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同时还要看到，美国经济内顾化倾向越强，溢出效应越弱，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给我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机会。抓住我国经济内循环质量不断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的机遇，全方位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主动求变、转危为机。 三、新双循环格局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必须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这其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适应双循环趋于均衡的宏观格局，完善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框架。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汇率弹性明显上升，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双向“破7”习以为常，与名义经济增速对应的货币总量增速和宏观杠杆率变动渐趋合理，货币政策自主性明显增强。适应双循环宏观格局渐趋均衡的趋势，加快健全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增强利率调控的主动性，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加快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大国开放体货币调控框架，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健全边界明晰、有机配合、相互制衡的现代中央银行和财政制度，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规则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并逐步扩大覆盖面，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以资金要素的高度市场化定价和流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循环畅通高效。 适应内需驱动和供给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一是适应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更加显著的要求，健全政策激励和包容创新监管，着力提升金融普惠性，助推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提升。按照守正创新、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指导原则，引导金融业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普惠金融质效。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措施的相互配合，将各类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有效嵌入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大城市住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金融服务，让更多人在大城市住得下、住得起、住得久，有效释放其消费潜力。二是适应供给要素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着力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一百多年前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就提出，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我们正迎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更需要高质量资本市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新证券法实施为契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着力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健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激励政策和退出渠道，在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和养老金体系基础上，不断引导鼓励资管产品逐步增加权益投资、信用风险债券投资比重，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无疑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中之重。三是适应能源资源转型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高，碳密集产业比重大，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锦上添花之举，更是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日前我国已宣布2030、206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重点领域绿色变革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任务艰巨紧迫，更需加快健全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和体制机制，加大对新能源产业、能源高效利用产业的金融支持，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拓展绿色金融业绩评价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箱，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成为能源资源安全、清洁、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适应高质量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双循环格局下的对外合作，将更多体现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金融对外开放进入机制变革的关键期。一是坚定推行制度规则型开放，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内外资同一准入与监管规则，金融市场会计、法律等基础性制度与全球通行标准接轨，金融业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国际一流。二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由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推动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和交易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人民币全球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驱动能源资源、贸易投资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内外循环流动。三是围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源资源产业链安全以及服务贸易等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绿色发展等原则，健全多元化对外投融资体系，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金融合作。四是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 最后，新发展格局下无论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是更为充分的资金等要素流动，都对维护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更需在制度上加快健全安全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安全网，“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一是加快健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视野。二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在健全监管制度的同时，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最大限度减少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健全金融市场违约处置、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压实股东、债权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充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三是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定一致可预期。在保证公平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下，构筑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安全网，为高质量双循环创造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2月22日。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27日。 习近平：《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讲话，2020年9月1日。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 [1]根据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2019年中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净资产）为2.12万亿美元，美国为-11.02万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比美国多13.14万亿美元，但从资产收益率看，我国则低于美国，其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对外净资产结构，我国以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美国以直接投资为主，前者回报明显低于后者。 [2]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取自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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