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从经济循环视角对高质量发展的状态描述。本文通过比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特别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变化，分析了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性和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适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着力点。 关键词：高质量 双循环 新格局 金融改革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穿“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发展的战略纲领。 经济循环是经济活动各环节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状态描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曾用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状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阐述经济循环过程，并指出大工业和交通的发展，能够使这一过程发展为世界市场，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按照这一阐述，一国经济的双循环，可理解为各类生产要素、中间以及最终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一国经济的溢出及溢入效应。同时，一国经济以及全球化（世界市场）发展阶段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循环格局的具体特征。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大体界限，通过对比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演变，揭示高质量“双循环”的内涵以及政策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高质量新发展新格局进行阐述。 一、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循环格局的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总书记同时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以上两段论述表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格局及内外条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双循环格局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经济循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循环的大格局，大体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资源国提供资源。如果说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从中获得的最大福利，就是一方面消费持续大于产出，贸易逆差和居民负储蓄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又没有发生对应的通货膨胀以及汇率贬值。同时，得益于能够从中国等国持续不断输入廉价消费品，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出去，研发经费持续高投入，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不断加快。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模式，与美国大体呈镜像关系。一是相对于美国的需求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接近供给驱动型双循环。其中典型的，就是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毫不疑问，外循环拉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扩大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相对于美国的消费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投资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初期的沿海开放，还是之后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收缩以及转移，均与出口份额升降高度相关，制造业投资成为联结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消化过剩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相对于美国的资本流出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资本流入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的美国双循环模式，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上，就是以经常账户和财政巨额双赤字形式表现的资本外流，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相反，中国则积累了包括美债在内的巨额国外资产，以及广泛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以上三方面两相比较，中美双方是各展所长，各取所需，都由各自要素禀赋差异决定，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深化，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同时要看到，中美在双循环中一个积累一个背负巨额债权债务，但两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投资净收益）却高低倒置[1]，反映出过往全球经济循环中，资本、技术回报大于劳动回报，我国经济循环需要提升质量。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 尽管2008年前全球经济循环显著改善了整体福利，促进了分工和技术革命，但无庸讳言，这一循环客观上也加剧了主要经济体自身的结构失衡。 对美国等消费国而言，长期依赖贸易逆差以及财政赤字透支消费，必然导致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刺破了次贷泡沫，但本质上次贷及衍生品泡沫的不断累积，正是其长期以来的入不敷出、透支消费的必然结果。这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体现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更为严重的结构问题。一方面，全球分工深化加剧了就业结构调整，产品间分工更多被产品内要素分工替代，发达国家集中于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加工制造，全球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得以提升的同时，资本与劳动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另一方面，长期低利率政策还会不断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扩大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最富裕5%家庭的收入，即占居民总收入的23%，而占比达家庭总数20%的低收入户，其收入占比仅为3.1%，前者户均收入是后者的29.5倍。一定意义上，当下美国减税、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政策调整，储蓄总额及平均储蓄率有所上升，正是其调整自身结构失衡的必要举措，有其必然性。对我国这样的生产国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双循环格局也呈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在利用外资同时稳步增加对外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从之前的长期大幅盈余，逐步下降到目前的基本平衡。 二、高质量双循环模式的必然性及基本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循环趋于均衡，不仅在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源于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深刻改变。得益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到1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超过3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口结构逐渐改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所有这些变化，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双循环有必要更有条件提质增效，进一步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高质量双循环下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将更加显著。如果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新双循环发展格局应更多体现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中高收入者进入消费升级期，舒适型、享受型消费明显增多，品质消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方兴未艾。同时我国仍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无论是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以及加快城镇化，还是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都意味着消费提升的巨大潜力。 高质量双循环对供给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内需驱动重要性的上升，更需要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供给相匹配。从国际产业分工看，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国产业链集中在加工装配环节，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高达四分之一，能源资源以及关键技术零部件、生产设备进口依存度较高，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但也容易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分工，同时产业链以及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国内看，我国人均收入已达1万美元，叠加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消费进入转型升级期，也要求提升供给自主性和质量。未来一个时期，适当牺牲大量进口的短期比较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设备、零部件以及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替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双循环必然伴随高质量对外开放。内需主导和进口替代重要性的上升，不仅不意味着封闭的内循环，而且是更为开放、更高层次融入外循环。一方面，中国内循环质量的提升——内需市场进一步开发和产业链自主性的增强，需要更高层次外贸外资等外循环的支持；另一方面，内循环质量越提升，也越能形成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引力场，越能有利于形成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事实上，如果将我国不同区域比作双循环“层次递进”格局的演变，不难发现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非但没有因内循环质量上升（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而降低开放度，相反近年来外贸外资占比不降反升且质量不断提高，这些地区不仅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中地，也是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主体，内外循环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同时还要看到，美国经济内顾化倾向越强，溢出效应越弱，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给我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机会。抓住我国经济内循环质量不断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的机遇，全方位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主动求变、转危为机。 三、新双循环格局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必须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这其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适应双循环趋于均衡的宏观格局，完善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框架。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汇率弹性明显上升，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双向“破7”习以为常，与名义经济增速对应的货币总量增速和宏观杠杆率变动渐趋合理，货币政策自主性明显增强。适应双循环宏观格局渐趋均衡的趋势，加快健全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增强利率调控的主动性，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加快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大国开放体货币调控框架，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健全边界明晰、有机配合、相互制衡的现代中央银行和财政制度，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规则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并逐步扩大覆盖面，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以资金要素的高度市场化定价和流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循环畅通高效。 适应内需驱动和供给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一是适应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更加显著的要求，健全政策激励和包容创新监管，着力提升金融普惠性，助推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提升。按照守正创新、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指导原则，引导金融业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普惠金融质效。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措施的相互配合，将各类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有效嵌入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大城市住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金融服务，让更多人在大城市住得下、住得起、住得久，有效释放其消费潜力。二是适应供给要素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着力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一百多年前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就提出，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我们正迎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更需要高质量资本市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新证券法实施为契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着力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健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激励政策和退出渠道，在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和养老金体系基础上，不断引导鼓励资管产品逐步增加权益投资、信用风险债券投资比重，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无疑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中之重。三是适应能源资源转型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高，碳密集产业比重大，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锦上添花之举，更是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日前我国已宣布2030、206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重点领域绿色变革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任务艰巨紧迫，更需加快健全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和体制机制，加大对新能源产业、能源高效利用产业的金融支持，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拓展绿色金融业绩评价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箱，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成为能源资源安全、清洁、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适应高质量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双循环格局下的对外合作，将更多体现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金融对外开放进入机制变革的关键期。一是坚定推行制度规则型开放，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内外资同一准入与监管规则，金融市场会计、法律等基础性制度与全球通行标准接轨，金融业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国际一流。二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由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推动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和交易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人民币全球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驱动能源资源、贸易投资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内外循环流动。三是围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源资源产业链安全以及服务贸易等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绿色发展等原则，健全多元化对外投融资体系，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金融合作。四是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 最后，新发展格局下无论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是更为充分的资金等要素流动，都对维护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更需在制度上加快健全安全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安全网，“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一是加快健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视野。二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在健全监管制度的同时，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最大限度减少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健全金融市场违约处置、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压实股东、债权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充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三是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定一致可预期。在保证公平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下，构筑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安全网，为高质量双循环创造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2月22日。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27日。 习近平：《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讲话，2020年9月1日。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 [1]根据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2019年中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净资产）为2.12万亿美元，美国为-11.02万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比美国多13.14万亿美元，但从资产收益率看，我国则低于美国，其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对外净资产结构，我国以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美国以直接投资为主，前者回报明显低于后者。 [2]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取自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
图片说明：图①：中国量子计算机实现算力全球领先。图为光量子干涉实物图。新华社发图②：近年来，河南省夏邑县建设扶贫车间，引进礼品包加工等产业，实现村民增收和贫困户稳定脱贫。苗育才摄（人民视觉）图③：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对学校营养餐进行集中检测后统一配送，护航学生“舌尖上的安全”。程焕 摄（人民视觉）图④11月12日，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安徽省合肥市启程，驶往德国杜伊斯堡。何希斌摄（人民视觉）图⑤：“双11”释放巨大消费潜力。图为11月12日江苏省扬州市一家快递公司的中转场。孟德龙摄（人民视觉）图⑥：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夹金山生态保护成效明显。图为11月3日航拍的红叶林。陈地长摄（人民视觉）制图：潘旭涛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正成为人们理解中国当下与未来的关键词。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逻辑主线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简而言之，规划《建议》的核心要义体现在三个“新”上，就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值得期待。进入新发展阶段是历史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发展实践来看，“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坚实保障。比如，2016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7%，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00万亿元；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今年，中国不仅没有被疫情击倒，反而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发展势能。疫情的“压力测试”，测出了中国发展的韧性与后劲，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新阶段的中国为世界注入着越来越多的确定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经济运行延续稳定恢复态势，四季度经济增长可能进一步加快；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大幅收缩的情况下，中国前三季度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2%。在“十三五”迎来收官、“十四五”即将启程之际，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教授看来，首先，国际国内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前所未有，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各方面的任务可以说十分艰巨而繁重。其次，大挑战中孕育着大机遇，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要辩证地认识机遇与挑战的关系。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我们要增强化危为机的意识和能力。不仅要善于顺势而为，把优势转化为动力，更要勇于逆势而上，善于转危为机，在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最近，各地陆续出台当地“十四五”规划建议，并对新发展阶段进行了展望。在北京，《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北京要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建设好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在新发展阶段，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新形势。《建议》指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为首都新发展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托。在河北，《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从河北看，区位优势明显，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带来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和战略支撑；产业体系完备，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工业化体系不断完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交通优势突出，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机场群、环渤海港口群为融入国内国际市场奠定坚实基础；市场空间广阔，京津两大都市和河北省城乡内需潜力巨大；政治生态优化，干部队伍忠诚担当实干，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成为全省上下高度共识和自觉行动。在四川，中共四川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深入分析了四川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阶段性特征，认为今后五年是四川抢抓国家重大战略机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的关键时期，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四川发展的战略动能将更加强劲；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带来区域经济布局和对外开放格局加快重塑，四川发展的战略位势将更加凸显；国家推动引领性创新、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绿色化转型等重大政策交汇叠加，四川发展的战略支撑将更加有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成为共识前不久，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长三角地区学习考察归来，许昌市委书记胡五岳发表了一番感慨。胡五岳表示，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大思路、建设的大手笔、改革的大突破，令人震撼、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胡五岳直言，我们和先进地区的差距是非常大的，不管是从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是发展的动能，甚至在发展的思路理念上，都比我们高出了一个层次或几个层次。胡五岳表示，学习长三角，开创新局面，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红绿灯”“指挥棒”，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智造之都、宜居之城”建设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尤其是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更好地融入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成为自上而下越来越强的共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规划《建议》中强调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提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必须强调的是，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比如，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第一点就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他表示，广东、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面临的资源要素约束更紧，受到来自国际的技术、人才等领域竞争压力更大，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出路。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率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再如，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新发展阶段推动各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引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认为，新发展理念是相互贯通、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提出的要求是全方位、多层面的。我们要坚持系统观念，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努力提高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事关全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而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在规划《建议》中具有重要地位，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要深刻领会，把握好科学内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好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就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破除制约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障碍，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何立峰表示，充分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党中央作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安排，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针对全国而言的，不是要求各地都搞省内、市内、县内的自我小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中，各地纷纷思考的是，自己应该去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在四川，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唐文金分析，四川是全国重要的市场腹地和内陆开放门户，又是国家战略大后方，必须找准自身的角色定位，在融入上下功夫、做文章，为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贡献。第一，厚植支撑国内大循环的经济腹地优势，国内大循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第二，提升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门户枢纽功能；第三，深入实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举措，也是四川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引领。在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于海田说，山东将全面推行“链长制”，补链延链强链；积极培育良好生态，打造一批领航型企业和细分领域冠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发展；强化高端人才支撑，梳理出“卡脖子”领域，推动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事实上，“链长制”已经成为各省都很重视的一种形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构建，发端于浙江、辽宁等地的产业链“链长制”正成为越来越多省市应对外部冲击、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所谓“链长制”，就是择定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通过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甚至省市政府一把手担任“链长”，以“补链”“强链”为目标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在江西，11位省领导任14个重点产业链链长，按照“一位省领导、一个牵头部门（责任人）、一个工作方案、一套支持政策”的工作模式运行。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中将会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认为，在“六保”中，保市场主体是基础，因为只有保住市场主体才能保住就业，保住就业才能保住民生，保住了市场主体、保住了就业、保住了基本民生就能稳住经济的基本盘。在“六稳”中，不管是稳就业、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以及稳预期、稳金融等，它的基础环境还是要落在企业身上。“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告诉我们不管是抗击疫情的宏观调控举措的配置，还是我们迈向‘十四五’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进程，企业的力量不可忽视，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下的力量不可忽视。”高培勇总结道。伴随着新发展格局开启，中国经济正在助力世界经济复苏。欧盟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欧盟与中国货物贸易总额为4255亿欧元，同比增长3%，中国继续保持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表示，中国消费者的强大购买力为欧盟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同时，中欧贸易为双方合作抗疫提供巨大支持。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为110亿英镑（约合965亿元人民币）。按季度统计，中国首次成为英国最大的商品进口来源国。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在世界汽车业遭受疫情严重冲击的环境中，预计2020年全球汽车销量将至少萎缩1/5。但中国凭借成功抗疫的成果，成为全球汽车销售市场中的“罕见亮点”。“总的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涉及我国经济发展的供需格局、内需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技术格局、开放格局，还涉及空间格局、城乡格局、区域格局等的调整和优化，关系国家是否能到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所以它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的变革。”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记者 刘少华）《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0年12月09日 第 05 版）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部署，对于“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当前我国应对国内外局势变化的主动举措，也是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在这一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金融业将迎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又当如何积极作为、应对变局？对此，多位专家、学者表示，金融机构应该及时补齐业务短板，优化服务，更好地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 顺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补上产业链金融短板 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中国产业升级成为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推进器”。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告诉《金融时报》记者，据WIPO和CB Insights数据，当前中国已具有全球第一多的年度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二多的“全球百强”科创集群，第二多的新经济“独角兽”。基于此，通过有针对性地补短板、锻长板，中国经济有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加速产业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同时也将撬动全球价值链升级。 程实进一步表示，中国金融业在调配和优化社会资源流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伴随国际资本流入和市场准入放宽，国际金融机构料将提速进入中国市场。全球竞争者的涌入将激活鲶鱼效应，也将加快国内金融行业资产定价、风险管理、资金融通等核心能力的提升，进而在宏观层面优化资源配置。 《金融时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顺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当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金融机构要继续加强对外投资，为高科技产业（如芯片制造）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更加安全且可替代的产业链提供资金支持。而目前，金融业在促进产业链金融发展上仍存在一些短板。 “金融业还存在业务范围相对狭窄、科技投入和技术储备不足、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未来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供应链融资服务水平，加强信息整合，有效支持建立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产业链体系。”宗良表示。 除了对中国金融机构加速转型和优化的建议外，宗良还提出，要引入外部资本和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国的高端制造产业发展。他表示，金融机构要在国际市场上募集更多资金，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居民消费产品的转型升级。 金融双向开放再深化 新格局倒逼技术升级制度完善 如上述两位专家所言，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金融服务优化至关重要。而其中，以开放促改革既是过去四十多年来的发展经验，也是为未来金融业改革的重要抓手，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 在程实看来，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的双向开放已成必然趋势，而中国金融机构应根据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及早筹谋，修炼内功。他提出，为应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要在新发展格局中加速数字化转型。 “从资本市场角度看，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大幅增多。运用大数据风控、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评估交易对手风险，搭建动态准入池，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境内外资本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动态监控跨境资本的频繁流动。从市场竞争角度看，金融科技则成为中国本土金融机构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外资金融机构具备更成熟的全球市场经验和高端技术产品，外资银行业务准入的放宽将会对本土金融机构形成全新挑战。而金融科技通过洞察用户需求、提升渠道效能以及精准防范风险，将显著增强本土金融机构在开放市场中的抗压能力。”程实表示。 宗良则认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机构的内外布局也会因势而动，这需要相关政策、制度体系配套调整。未来可以考虑逐步放开政策，给予境外金融机构牌照，为其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这个过程中，需进一步完善金融制度环境，进一步推进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据宗良判断，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中资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很可能将面临一些挑战，但这些挑战是可以克服的。“中资金融机构应当充分了解和遵守被投资国家的监管规则和法律，避免因违反当地特殊的法律和监管规则而使自身的国际形象受损；同时，中资金融机构应当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具体的，要优化境外机构的人员结构、雇佣被投资国家的高素质金融人才、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此外，良好的风险防控能力是重要基础，中资金融机构需要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特别是对汇率风险等的防控能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并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出了明确要求。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十四五”时期金融改革发展的着眼点。 央行研究栏目12月8日发布的央行副行长陈雨露的理论文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发展格局转型是通过调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的。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配置过程以金融资源的流动为载体，因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金融发挥着引领性重要作用。 陈雨露强调，要坚持金融供给侧改革战略方向，以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体系集成创新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特别是需要加强问题导向，通过集成创新，综合支持头部创新型企业，完善科技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融资支持和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引领金融科技健康发展 回顾人类历史上三次工业大革命与金融之间的关系，陈雨露指出，以现代商业银行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革命为第一次工业大革命提供了大资金支持，以现代投资银行为特征的第二次金融革命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重构了资本基石，以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第三次金融革命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缔造了新的推动力量。 “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赋予了金融业新的历史责任，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陈雨露说。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认为，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的发展奠定了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的基础。金融科技便利了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有效支持了中小微企业发展，创新商业模式满足大众创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境贸易、全球供应链及服务业发展。 然而，数字技术的应用没有改变金融本质和功能属性，金融风险也不会因为数字技术的应用而凭空消失。对此，陈雨露强调，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此外，要增强金融风险技防能力，加强网络安全风险管控和金融信息保护，做好新技术金融应用风险防范。加强金融科技监管顶层设计和审慎监管，建立健全监管基本规则体系，提升穿透式监管能力。 同时，不少专家提醒，要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隐私泄露、数字鸿沟等问题予以关注。 完善中国特色科创金融体系 陈雨露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科创金融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按科技创新生命周期规律，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对于科创金融体系建设，李扬强调了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对比中美两国资本市场市值前十名公司的结构，在美国，市值最大的前十家公司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脸书等在内的7家信息技术公司、两家现代消费企业和1家医疗保健企业；而中国市场中的市值前十大上市公司分别为两家酒业企业、7家传统金融企业和1家传统资源类企业。 “资本市场应该在引领整体经济不断提升质量和效率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李扬认为，应从多方面入手，建立上市公司优选机制，其中，科创板已经试点注册制，这是建立选优制度的重要起点。 陈雨露还指出，要加快培育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创业投资机构体系。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主板、科创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功能，畅通创业投资市场化退出渠道。 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雨露还提出，以可持续为基本前提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支持绿色发展，发展产业链金融。 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近年来，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重要进展。银行、证券、基金、期货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已完全取消，外资股东资质要求不断放宽；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配套的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不断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打乱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节奏。今年以来，惠誉成为继标普之后第二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评级公司，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等外资金融机构已实现对其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美国运通在我国境内发起设立的合资公司取得了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全球三大债券指数中，中国债券已先后纳入彭博巴克莱和摩根大通指数，纳入富时罗素指数也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外资投资中国债券的热情持续增强。 陈雨露强调，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出发点，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优化内陆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跨境人民币政策框架，通过精细化管理提升人民币使用的便利化程度和接受度，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刘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在《建议》中具有重要地位，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要深入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一、充分认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遇到的诸多问题是中长期的，不少问题以前未曾经历，需要从战略角度深化认识和有效应对。从某种意义上说，化解挑战就是机遇。《建议》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第一，这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经济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体系和关联方式，要求发展方式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后相当时间内，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我们发挥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机会，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发展模式，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解决这一矛盾，要求发展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关口，我们要主动适应变化，努力攻坚克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二，这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呈现趋势性变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收缩，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近年来，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风险加大。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必须顺势而为调整经济发展路径，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增强韧性，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第三，这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带动外循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发展，我国经济快速成长，国内大循环的条件和基础日益完善。从需求潜力看，我国已经形成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随着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不断扩张。从供给能力看，我国储蓄率仍然较高，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从供求双方看，我们具备实现内部大循环、促进内外双循环的诸多条件，必须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扩大内需，可以释放巨大而持久的动能，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经济发展战略的导向，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顺应经济全球化态势，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取得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两次大冲击，我们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效应对了外部风险，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内需求主导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党中央及时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性思路，按照“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求关系。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适应我国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党中央准确研判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递进深化，也是我国以往发展战略的整合提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二、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要以实现国民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完整性为目标，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着力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供求动态均衡。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内涵，科学指导实践，需要把握好几个重大关系。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看，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产品和服务的品种、质量难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市场需求。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始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从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看，国内循环是基础，两者是统一体。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国内大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我国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也不是各地区的小循环，更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要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可以说，推动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从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的关系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我们必须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形成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营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扫除阻碍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羁绊，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三、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制定具体的规划、政策和措施，使新发展格局变为现实、落到实处。（一）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扬科学家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和合理质疑，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要坚持问题导向，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应用研究。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要发挥我国市场优势，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发展先进适用技术，实现技术沿着从可用到好用的路径发展。创新驱动最终取决于人才和教育。要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全社会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要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在开放条件下促进科技能力提升。（二）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优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在优化供给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要依法平等保护产权，为企业家捕捉新需求、发展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创造新模式提供良好环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房地产业影响投资和消费，事关民生和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三）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创新的政策，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流通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要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要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和结算体系建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这个过程既创造巨大需求，也提升有效供给。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长极。城乡区域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安全，将经济发展的底盘牢牢托住。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释放农村农民的需求。要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推动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供优势产品。要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优化区域分工，深化区域合作，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五）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更充分就业。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对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拉动结构升级具有基础作用。要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支撑投资和消费。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营商环境，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六）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在更高水平上引进外资。要加快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提升出口质量，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要用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循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机遇和成果。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位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要面向未来，主动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创新，牢牢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的战略机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当前，社会各界对如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度关注，也充满期待。中央多次强调“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指引。透过双节“黄金周”这扇窗，洋溢着烟火气的城市和乡村、强劲旺盛的出游与消费热潮，让该战略指引具备了现实支撑，坚定着我们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信心，壮大着我们凝神聚力办好自己的事的底气。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主动推进的中长期经济格局再定位，也是因时应势达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改革发展重大战略选择。扩大内需，是进一步激发我国经济活力、对冲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必然选择，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聚焦当下、放眼长远，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更要在扩大内需上下足功夫、做好部署，为新发展格局打造新的动力源。 扩大内需，必须清晰明确地知道内需的潜力在哪里。超大规模的市场，蕴含着提升消费的潜力、提升投资的潜力。消费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仍有继续挖掘的空间；对照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铁路、公路、农田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投资还有较大空间，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蓝海正在形成。这些都是内需的巨大潜力、旺盛活力所在。 知道内需的潜力在哪里，还需要设法释放，才能转化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怎样转化？关键是通过一整套相互配合的政策举措，统筹推进传统消费提质升级与新型消费培育壮大，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补短板”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内需潜力的释放、动力的转化，势必依靠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来实现。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清“淤点”、通“堵点”、连“断点”、解“难点”，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使巨大的内需潜力得以充分释放，从而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金观平)
9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解和认识吹风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会上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是一个应对疫情的短期措施，其背后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规律。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保持稳定、相对快速的增长，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导致国际贸易受到冲击，出口无疑会受到影响。长远来看，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逐渐减弱。从2006年到2019年，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5.4%降低至17.4%。“这说明已经有82.6%的国民经济是在国内循环。随着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服务业占比增大，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将进一步降低，这是必然规律。”林毅夫表示。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从出口导向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因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和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过去，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廉价劳动力。现在，中国拥有即将实现全面小康的14亿人；这14亿人中，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60%。可见，今天，中国的比较优势是拥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内需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变化上来。 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中国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满足内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上来。 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会改变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双循环的本质，是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内外彼此促进，是更有深度、更有广度的开放。” 中国经济要想发展好，就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的发展需要其他国家的技术和资源，这就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新动力源。中国维持较快增长，也会帮助其他国家得到更好发展。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林毅夫表示。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石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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