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美国人靠3亿人的内需撬动了世界经济，未来是中国14亿人口的内需会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9月15日上午，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第三届重庆智博会上发表视频演讲时表示。 在9分钟的马云演讲之中，共提及数字化16次，他表示，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让中国内需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的14亿人口内需远远没有被发掘，因为内需消费不仅仅是富人的消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可持续的内需力量。而发展数字经济能够凝聚这股强大的内需力量。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让中国内需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他表示，中国三四五线城市有巨大的市场和潜力，一定要找到300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和100个300万人口的城市，对这些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这些城市数字消费的发展，将是撬动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马云称今年的新冠疫情让每个企业都必须思考数字化的升级，将大大加速全球数字化的进程，本来可能需要三五十年才能完成，现在很可能缩短到一二十年，“这次疫情正在把很多原来的应急技术变成日常技术，这是一次巨大的机遇，在所有的我们面临的不确定当中，数字化是我们现在最确定的巨大机遇。” 同时，他认为未来很多制造业的岗位会被数字科技替代，创造就业的主力将转向数字时代的服务业和金融业；未来传统出口方式会被数字化跨境贸易取代；金融体系也会由人找钱转变为钱找人。 最后他特别强调了教育，他认为，当今中国的教育迫切需要做出改变，不能再用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方式教育孩子，因为在制造业上，人类竞争不过机器，需要面向未来，面向数字化时代新的教育方式。 以下是马云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和朋友们，大家好！ 过去这一年很不寻常，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疫情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今天所有巨大的不确定当中，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数字化的趋势没有改变。数字化以前只是让一些企业活得更好，而今天是企业活下去的关键。 数字化的进程本来可能需要三五十年才能完成，现在却被大大的加速，这个过程很可能缩短到一二十年。在所有的我们面临的不确定当中，数字化是我们现在最确定的巨大机遇。所以今天重庆召开这次智能大会，大家讨论智能技术的机会对未来意义重大。 在数字技术应用创新上面，这两年重庆已经是一座领跑的城市，我记得去年重庆已经使用无人驾驶的船只在长江上的巡逻，今年听说重庆开始用数字技术治理高空的抛物，我想过去重庆是缘水而建，因水而繁荣，我相信未来的重庆一定是因为数据而繁荣，因为未来的城市的发展就看谁的数据更丰富，谁的计算更快，谁能够真正理解数据，保护好数据的安全和隐私，用好数据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类全面进入数据时代的标志是传统行业大规模的受益于数字技术的转型升级。今天每个企业必须思考数字化的升级，毕竟之前中国的街边小店有能力在线上运营的不到20%，疫情以后，发生了一两个月以内，几十万的街边夫妻小店开通了外卖服务。线上的外卖不是目的，能够有能力在线上做买卖，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夫妻小店触及了数字化的生产力，开始利用先进技术改造自己的传统行业。 过去是电子商务，今天农业、物流业、服务业等所有行业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用数字技术加大研发来降低企业的推广成本、渠道成本、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每一个传统行业都有机会变成技术驱动的现代行业。 这次疫情正在把很多原来的应急技术变成日常技术，这是一次巨大的机遇。数字化的进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互联网企业，而是用互联网改造自己的企业。所以我也想告诉那些天使投资也好，风险投资也好，那些PE不要仅仅把目光放在互联网公司上，不要放在互联网的题材上面，而未来真正的机会是那些用新技术改变自己的传统行业。 传统制造业一旦与新技术结合可以非常先进，反而是互联行业的领先企业其实非常容易被颠覆被推翻。事实上未来不会有一个行业就叫互联网行业，因为所有的行业都会用上互联网的技术，传统行业和未来行业的唯一区别是有没有用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来改变自己。未来10年，最确定发展的一定是利用好数字技术、提升自身的传统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今天很多地方都在讲数字化，都认为自己在做数字化，但我发现很多地方其实不是真正的数字化，而是IT和信息化。当然IT和信息化固然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也听有些人讲了5G，但是我们不能把5G仅仅等同于一个通信的技术，通信技术只是5G最初始的一个应用而已，占的比重不会超过5%。 就像电刚发明的时候，人们认为用上了电灯，这就是电。但是电灯只是电的一个最早的应用，电力给人类带来的想象力空间远远不止于电灯，真正的5G时代是万物互联的时代，是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的时代，是供应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面数字化，是人类全面进入IoT物联网的时代。所以过去我们看一家企业的规模，我们看它的用电量，今后我们要看它的数据使用量，看他动用了多少万物互联网的数据，看数据在多大程度上驱动了生产驱动的管理驱动的市场。 过去的制造业的技术投入是在设备上的投入，流水线上的，现在是在数字化流程的改造，数字技术和人才的投入是在产品的数字化改造上进行投入。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流水线，但是未来的服装工厂接1万件衣服的订单，这不是能力，能接一件衣服的订单才是真正的能力。 中国是出口大国，我们传统的外贸出口方式会受阻。但是数字化跨境业务已经迅速蓬勃了起来，未来的跨境贸易也是建立在全球支付、全球物流，还有数字化通关等新的基础设施之上，不是跨国公司和集装箱，而是中小企业和小包裹。过去天上飞的以客机为主，未来很可能天上飞的飞机大部分都是货机。 数字化会真正撬动中国的内需，我们14亿人口的内需远远没有被发掘，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让中国内需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过去美国人靠3亿人的内需撬动了世界经济，未来是中国14亿人口的内需会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内需消费不仅仅是富人的消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可持续的内需力量。互联网的数字经济正在凝聚着这种强大的内需力量，中国三四五线城市有巨大的市场和潜力，我们一定要找到300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和100个300万人口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改造、数字消费的发展就是撬动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因为数字技术未来制造业很多岗位肯定会被机器所取代，将来创造就业的主力不会是制造业，而是数字时代的服务业，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离不开金融业的发展。 过去的金融体系是人找钱，企业找钱，而新金融的体系让钱找人钱去找企业，找好企业，而做到这一切核心是要靠智能、靠大数据，靠云计算和区块链。今天很多地方都贴上了区块链的标签，其实和真正的区块链关系不大，区块链是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解决方案。今天的比特币也许是泡沫，但区块链肯定不是泡沫。 最后我想面对未来的巨大变革，今天最迫切需要做出改革和改变的是我们的教育。中国现在每年不到1400万新生儿童，这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脑矿，他们的教育方式决定了国家社会的未来。继续用工业时代的方法去教育今天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未来将竞争不过机器。今天的教育方式是为了适应工业化流水线生产而建立的，而我们需要面向数字时代的新的教育方式，需要面向未来的教育。今天我们面临经济社会技术的巨变，就像我们的飞机正在突破云层的颠簸期，只要坚定方向信念和行动就一定能应对挑战，把握机遇，谢谢大家。（完）
当前，社会各界对如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度关注，也充满期待。中央多次强调“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指引。透过双节“黄金周”这扇窗，洋溢着烟火气的城市和乡村、强劲旺盛的出游与消费热潮，让该战略指引具备了现实支撑，坚定着我们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信心，壮大着我们凝神聚力办好自己的事的底气。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主动推进的中长期经济格局再定位，也是因时应势达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改革发展重大战略选择。扩大内需，是进一步激发我国经济活力、对冲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必然选择，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聚焦当下、放眼长远，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更要在扩大内需上下足功夫、做好部署，为新发展格局打造新的动力源。 扩大内需，必须清晰明确地知道内需的潜力在哪里。超大规模的市场，蕴含着提升消费的潜力、提升投资的潜力。消费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仍有继续挖掘的空间；对照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铁路、公路、农田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投资还有较大空间，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蓝海正在形成。这些都是内需的巨大潜力、旺盛活力所在。 知道内需的潜力在哪里，还需要设法释放，才能转化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怎样转化？关键是通过一整套相互配合的政策举措，统筹推进传统消费提质升级与新型消费培育壮大，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补短板”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内需潜力的释放、动力的转化，势必依靠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来实现。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清“淤点”、通“堵点”、连“断点”、解“难点”，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使巨大的内需潜力得以充分释放，从而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金观平)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面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在此前以“外循环”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沿循“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需求传导链条。这一链条虽然拉动了内需规模的高增长，但是也引致了投资占比过高、居民消费不足等结构性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内需的源动力仍然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本质上是“伪内需”模式。以2015年供给侧改革为起点，以“双循环”建设为机遇期，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实内需韧性的同时，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基于此，我们预测，至2035年，中国内需的实际规模有望较2019年实现倍增，内需结构料将多重优化，进而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内需的现状：增速有优势，结构有短板。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对中国内需的研究亟待注重两个要点。其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交叠，前瞻中国内需的长期远景，需要充分结合时代趋势与国情演进。其二，针对内需的跨国比较宜尽量剔除通胀影响，以便揭示真实需求的演化，这在疫情时代全球货币政策超宽松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沿循上述思路，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内需在“全球-历史”大坐标系下呈现两大特征。 第一，增速较快。从成分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的投资内需，还是消费内需，在全球视野下均长期保有增长优势。就投资而言，1996-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11.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8.0个、4.3个和9.1个百分点。就消费而言，1996-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9.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6.6个、4.5个和7.3个百分点。基于此，1996年至2019年，中国内需总量的实际同比增速中枢为10.1%，大幅领先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增速优势分别高达7.2个、5.2个和8.0个百分点（详见附图）。得益于长期较快增长，至2019年中国内需规模已扩大至12.6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内需规模的57%、欧盟的84%，以及日本的1.7倍。 第二，结构失衡。从结构视角来看，至2019年中国内需依然存在逐层递进的三重失衡（详见附图）。一是消费投资比例失衡。2019年，在中国内需总量中，消费需求占比仅为65.0%，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比例则分别高达94.2%、76.8%和75.6%。二是居民消费发育不足。在中国消费总量中，居民消费的占比仅为70.0%，较美国（83.0%）、日本（73.4%）和欧元区（72.2%）仍有差距。三是服务消费占比过低。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消费重心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是大势所趋。至2019年，美国和日本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分别达到69.0%和60.6%，而中国仅为49.5%。有鉴于此，未来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加速服务消费发展，有望成为中国强化内需引擎的结构性重点。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提供了内需结构的方向性指引，但是其具体比例并非“金科玉律”。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来看，若内需结构过度“重消费、轻投资”，将造成产业空心化、消费杠杆高企等弊端。若消费重心过度“重个人、轻政府”，也易形成公共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等弊端。在当前全球乱局之下，疫情冲击导致弱势群体受到非对称压力，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形成新一轮投资缺口，或将放大上述弊端。因此，未来中国内需结构的调整不宜对照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而应根据自身特征和时代趋势寻求最优解。 内需的变革：模式正切换，潜力长可期。从时序视角来看，2001年、2015年是中国内需动力模式的两大历史性转折点（详见附图）。2001年至2014年，投资内需一方面在增速上长期高于消费内需，同比实际增速的年均差值高达5.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波动方向上与消费内需背离，多次出现此消彼长的走势。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是中国加入WTO并快速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传导链条，因此这种投资内需的高增长本质上仍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伪内需”。2015年至今，消费内需增速领先投资内需，并且两者增速差明显收窄、走势逐步趋同。其背后逻辑是2015年供给侧改革加快推动过剩产能出清，供求结构重新匹配优化，正在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内需增长的内生性和稳定性增强，是“真内需”。从“伪内需”向“真内需”的模式切换，虽然在表面上引致了增速的阶段性走弱，但是深层隐含着内需韧性的增强。 当前全球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中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料将推动“真内需”模式的加速发展。以此为基础，中国有望进一步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居民就业收入改善→国内市场持续扩大”的内需发展机制，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在全球视野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着充沛的消费潜力，有望为上述机制提供稳健的源动力。在宏观层面，结构性抑制有望逐步消解。此前中国作为“供给中心”嵌入全球体系，形成了“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结构，对消费内需造成显著抑制。至2018年，中国居民创造了全球GDP产值的16.1%，但仅享受了全球消费的12.1%，“产出占比-消费占比”剪刀差高达4.0%。相较而言，美国、日本、欧盟、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以及OECD成员的剪刀差水平均低至负值，即使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均值水平也较中国略低（详见附图）。未来在“双循环”格局下，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这一结构性的抑制有望缓解，进而释放消费潜力。在微观层面，长期动力有望渐次加强。虽然当前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但是细分至人均水平，无论是消费能力（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还是消费意愿（人均居民消费占人均GNI的比例），均在全球位于中低水平，不仅远低于OECD成员均值，甚至还略落后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均值，因此仍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详见附图）。未来得益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产阶层的壮大、年轻世代的崛起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向质量高度、市场深度、产品广度的“三维”拓展将是长期趋势。由此，叠加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望同步改善，为消费引擎注入长期动力。 内需的前景：规模将倍增，结构再优化。2020年至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根据我们之前研究[1][2]，这一时期预计也将是“双循环”新格局确立并畅通运行、中国完全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阶段。以2035年为目标时点，基于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在“全球-历史”的宏观大坐标系下进一步推测中国内需的长远前景。 从规模来看，内需倍增是大概率事件。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推算当前至2035年的中国内需规模变动，并进行相互验证。第一，增速递推法。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年度实际同比增速的长期中枢为4.5%左右。假设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在剔除了通胀对于投资、消费名义规模的影响之后，那么2035年内需的实际规模预计约为2019年内需规模的2倍。第二，收入比例法。2019年中国人均GNI升至10410美元，略低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535美元）。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即使未来中国人均GNI的实际同比增速明显低于趋势水平，至2035年中国人均GNI也将大概率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并触及16700美元（2019年购买力）。由此，再假设中国人均GNI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向OECD成员水平趋近，内需中投资、消费的结构比例向欧洲、日本趋近，则2035年中国内需规模亦将较2019年实现倍增（剔除通胀影响后）。基于上述两种预测方法，2019-2035年中国内需实际规模的倍增将是大概率事件。此外，若这一目标如期兑现，那么至21世纪中叶，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实际需求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剔除通胀影响后）。 从结构来看，三层次优化有望实现。其一，内生增长模式确立。至2035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长期中枢预计将接近100%。但是，这并不等于“闭关自守”。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以及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有望走向均衡状态，在小幅顺差和小幅逆差之间弹性波动。由此，“外循环”对“内循环”的增长贡献，不再主要反映于净出口的数据高低，而是主要体现于国际国内要素加快流动、优化配置所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二，消费、投资合理搭配。至2035年，在消费市场扩大的同时，中国料仍将持续以新基建投资、产业投资促进供给侧升级，加速拥抱新一轮技术革命。由此，我们预计，至2035年，中国内需结构不会走向“美国模式”，而是有望更接近日本与欧元区：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75%，投资的占比约为25%。其三，个人、政府比例协调。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的后发经济体，仍需要政府发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发展协同化。在全球疫情时代，进一步夯实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应有之义。因此，未来在中国居民消费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消费料将稳步增长、提质增效。至2035年，中国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或不会过度抬升，预计将稳定在72%左右，以实现个人福利和社会公益的总体平衡。 参考文献 [1]程实、钱智俊．构建“双循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工银国际，2020年8月． [2]程实、钱智俊．“双循环”的演进之路：2020与1913 [R]．工银国际，2020年月7月．
近期，“双循环”一词成为业内讨论和关注的热点。 该如何理解中央强调的“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的格局？在疫情影响下，该如何找准突破口刺激内需，开启内循环？ 带着上述疑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专访了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他认为，“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 蔡昉指出，当前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应该扩大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而要想提高消费需求，主要应从三方面努力：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第三，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蔡昉说。 图为蔡昉发布《2020·径山报告》分报告一《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决定及其影响研究》 Q：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率均线大概3%，您认为，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多少？ 蔡昉：这取决于怎么测算，从潜在增长能力方面看，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测算，即使到2050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才会接近于世界增长率的均值，甚至还可能略高于均值，大概在3%—4%。此前我们的研究表明，潜在增长率一定是下降的，后来实际增长率的情况证明确实如此。那如何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实际上，如果改革得力，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或者通过生育政策改革提高生育水平等，那最后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 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多少现在不好评估。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很低，这样一来我们的基数就下降了，也许明年会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但按照我们2012年根据人口等变量对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7.6%，最后的实际增长率是7.8%；当时测算的“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6.2%，现在看来，如果不算今年的话，“十三五”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是略高于6.2%的；下一个五年，潜在增长率应该在5.5%-6%之间。 潜在增长率反映的是供给侧的能力，而影响实际增长率能否符合潜在增长率，则取决于是需求侧的因素。不过，此次疫情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冲击。 Q：那现在该如何拉动内需？您如何评价目前我们已经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 蔡昉：一个国家遭遇冲击时，财政的刺激能力和救助能力，与储蓄率特别是政府储蓄率成正比。按照我们的储蓄能力，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可以再大一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与美国等其他储蓄率并不如我国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刺激力度稍微小了一点。此外，财政政策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虽然加大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视更多真正需要救助的个人。 “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好多要素还没有真正培养起来，因此，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提出的“双循环”会是一个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如果从中央文件的表述来看，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与过去“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相比，现在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或轴心，推动国内国际循环互相促进，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变化。如果考虑到我国14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8%，我国最终消费的世界占比仅为12%，尚未充分发挥世界重要市场的作用，不把自己的十几亿人的消费充分调动起来，也不能叫国际大循环。 对于当前也在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有人把它狭义理解为去杠杆、去库存、降低负债率等，但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它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终的目的是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Q：您认为，“双循环”会是未来五年或十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吗？ 蔡昉：肯定会，与其说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我更愿意称呼它是未来这么一个新的格局，其实要实现这个新格局，没有几年的时间是做不到的。而形成之后也不会随便就放弃了，所以我认为，这会是未来很长时间的一种发展方向，是未来的一种新格局。 Q：“十一五”时期我国就提到扩大内需、刺激内需的战略，现在重新提出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再次拉动内需。与过去相比，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新思路去拉动内需？ 蔡昉：不能说过去做得不够好，而是我们还没有把内需的潜力挖尽。现在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应该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 我认为，提高消费需求的努力，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富人太富，只能储蓄；穷人太穷，想消费，但消费不起。第三，以上两点还不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普遍的高基尼系数，到高收入国家基尼系数会一下子降下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所以，要想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要想实现“双循环”，就必须改善收入分配，而对改善收入分配最终起作用是再分配。这就是我们的最终手段，加大再分配的力度，主要措施例如：能不能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不能把义务教育扩大到12年等。 Q：拉动内需，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蔡昉：就是再分配。国外讲再分配主要是两点，一个转移支付，一个税收，这些我国都有继续推进的余地，但是我认为，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惠及到农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钱，但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也就让这部分人群后顾无忧地去消费。 Q：内需和外需如何实现互相促进？如果防控疫情成为常态，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 蔡昉：防控疫情本来就应该成为常态。如果你说的是疫情成为一个常态，那就相当于说经济增长的名义值变了，疫情对我国和各国都是一个常态，而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然不变，作为其他国家的外需该多大份额也还是固定的。因为有些需求是刚性的，有些产业链是已经确定的，一时也改变不了，尤其是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情况下，有些产业链也不可能完全转变。所以，相对来说，我国的出口占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是相对固定的，但受疫情影响，肯定会有短暂的下降，未来很可能会恢复到相对的正常水平，但却不会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那个份额。 因为某些国家对中国是有特殊对待的，有脱钩倾向的，所以，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会比过去更为严峻，但是我们也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去弥补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强调再分配，因为一般来说市场具有的分配功能是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帮助穷人找到工作从而增加其收入，但是让穷人赶上或者接近富人的生活水平，市场机制自身做不了这一点。如果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终究还是要回到再分配问题上。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国家，发展速度快，会迅速向高收入国家靠近，但是贫富差距也在加大，但是一旦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以后，归根结底都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所以，再分配的相对力度就会越来越大。 Q：“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您认为每个需求因素会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蔡昉：准确的数字很难预测，我觉得目前保持这个结构变化趋势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消费需求的比重还是应该会显著上升的。外需可能不会回到以前的水平，投资需求的潜力也并不大，因为当增长速度下降，投资也回归到均值。因此，经济增长越来越仰仗消费需求的增加，以及对GDP增长贡献率的继续上升，但是要想保持消费需求的提升，就必须拿出真正的办法来。
廖群博士为中信银行(行情601998,诊股)（国际）首席经济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中国经济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这一“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显然，这一新发展格局是因应正在加速的中美脱钩及其所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的新形势所提出来的。鉴于中美脱欧是美国出于其霸道本性的执意之所为，“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虽不愿意看到但也只能坦然面对。尽管目前还不能确定美国在这方面会走多远，尤其不知美国总统大选后会怎么样，长远而言，做好大规模脱钩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所以，迎接，或准确地说，打造这一新发展格局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 如果以经济学语言将上述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和国外分别表述为内需和外需，即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的话，新发展格局的要点或关键之处有三，一是内需要进一步做大，二是内需要加速循环，三是内需和外需循环要相互促进。 内需要进一步做大，一方面是相对于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目标而言，另一方面是相对于外需而言。相对于自身目标而言，当前我国人均GDP刚过一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刚过31,000元人民币，但我们的目标是人均GDP和收入都在今后20-30年内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自然要求内需进一步做大，同时也意味着内需有进一步做大的广阔空间。相对于外需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帐户，净外需体现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2019年我国这一净出口为顺差14,801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49%，在国际标准的2%以内，应该说是不高的，进而内需在GDP中占比为98.51%，与很多其他国家相若。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进、出口贸易量都很大且其中加工贸易仍占25%左右，从而形成大进大出所造成的。如果将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与货物和服务进口额分开来看的话，二者分别占GDP的21%和19%左右，相对于内需是较高的，因而内需是相对偏小的。所以，内需本来就应该进一步做大。现在面临中美脱钩的新形势，自然就必须进一步做大了。 如何进一步做大呢？在宏观结构层面，内需包括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很多人认为内需仅指消费，俗定而成并无大碍，但准确或专业地表述，应该也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做大消费，应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即降低居民储蓄率；应加快低收入人群向中等收入人群的转变，为此应加速城镇化，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地位，提升就业率及提高失业、退休及残障人士的福利水平等；应切实减小贫富差距。要进一步做大固定资产投资，应尽快启动新基建，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基础建设，并从产业、地区及科技角度对传统投资补短板。实际上，内需进一步做大还有赖于其加速循环。 内需要加速循环，是一个大课题。所谓循环，就是不依赖于外力而内生性地或自我实现式地运动。则，内需循环，就是内需不依赖于外需而内生性地或自我实现式地运动。运动有前有后，有上有下，人们追求的当然是往前和向上，即增长，则其结果就是内需的进一步做大。问题是，内需如何能加速循环呢？这需要新的思维和思路，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初步思考，内需加速循环应从三个方面着手，或在三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加速市场机制的优化，必将加速内需循环。首先是经济体制对内进一步开放。内需加速循环有赖于经济与金融资源更有效与迅速地得到配置，这就要求在国民经济中进一步降低国有企业（包括金融和非金融）的比重，相应地增加更有活力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比重，赋予她们更强的市场地位，使她们进入更多的产业领域，包括垄断行业领域。再是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通体制进一步改善，在劳动力／人才、资金／资本、土地、科技及商品／服务等各个领域打破地区、行业及层级壁垒，形成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流通体系。 二是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势必加速内需循环。当前我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点，即信息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时刻。我国在这一革命中已处于领先地位，今后将加快向信息或智慧型社会转型。这一转型催生智慧型消费和智慧型投资，而智慧性消费和智慧性投资又衍生出并改造一系列的新型产业及产品。衍生的包括新型电子材料、电子元部件、信息设备制造、信息基础设施、智能机器、信息配套设施等一系列的信息产品，改造则为“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即以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与平台改造各个产业及产品。如此的转型必然是消费和投资，即内需的大循环。加速这一转型，即加速产业结构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的升级，必会加速这一大循环。 三是加速地区结构的升级，也为加速内需循环创造重要条件。我国经济的地区结构也处在升级过程中，主要是城市群兴起。人类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口必向大城市流动玉聚集，大城市挤满了便向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卫星城市流动玉聚集，从而形成城市群；而随着人口聚集于城市群，经济的内需便集中在城市群。这意味着，城市群的形成过程，就是内需的重新配置过程，也就是内需在空间上的循环过程。我国正在兴起十九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外，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 辽中南、关中平原、 北部湾、哈长、黔中、呼包鄂榆、滇中、兰州-西宁、山西中部、宁夏沿黄及天山北坡。前五者已具相当规模，但与世界级城市群比较发展程度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余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发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这些城市群的崛起，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新方向，也是加速我国内需循环的强力催化剂。 至于内需与外需双循环相互促进，首先意味着，虽然强调内需大循环，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外需循环，而且还希望内需循环能够加速外需循环。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人认为，现在提出内需大循环意味着要主动放弃或不得不放弃外需循环，这是过虑了。主动放弃是没有理由的，从中央最近的多次表态来看的确并非如此。至于不得不放弃，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若从经济角度，这个问题不值得担忧，因为外需的存在，即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主导地位是我国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当然，若美国纯粹从遏制我国崛起的政治角度，强行与我国并拉拢一些国家与我国完全脱钩，那我国的外需会减弱很多。但也不会消失，毕竟美国已不可能拉拢到其所有的所谓盟友，而我国的友好国家队伍正在壮大。所以我们仍应力保现有外需并开拓新的外需市场。为此，应巩固与美国及其几个紧密盟友以外国家的关系，重点加强与东盟、俄罗斯及中亚、部分欧洲，以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 外需与内需循环的确可以相互促进。在出口方面，以内需循环中催生的更加优质和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产品，如5G、北斗、高铁、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家具及家电、无人机等开拓新市场；进口方面，内需循环做大的内需吸收更大规模与多样化的国外产品，除了能源、粮食及其他原材料等商品外，也包括更多高档的工业品和消费品，提高内需的质量，也加大外国对于我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与内、外需循环相关的一个迫切问题值得重视，即在一些外资撤出时如何保住外需的问题。要知道，外资撤出的供给变化与出口转移的需求变化不一定是同步的。所以，国内企业应迅速收购欲撤出的外资企业，或迅速新建生产线以替代撤出的企业，以使外需并不随外资撤出而转移。这样不仅抵消外资撤出对于外需的负面影响，而且增加国内企业的并购机遇，还将阻止外资的进一步撤出，可为一举多得。这是我们面对即将来临的外资加快撤出时应该精心设计的应对之举。当前我国企业的资金、科技及管理水平都可以说能够接管大部分的外资企业。我们应该力争促成国内企业填补外资撤出的供给缺口以保证出口需求变化最小这样一种局面。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岂不是坏事变好事吗？内需与外需循环如何相互促进有很多文章可做，有待于今后深入进行。
合理扩大有效投资 不断积蓄新消费能量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0个百分点；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5.1个百分点……在多项政策共同发力下，投资、消费指标出现回暖迹象。 进入下半年，扩内需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多个部门围绕推进基础建设补短板，以及线上服务、网络购物、绿色智能等新产业新业态密集部署，频频出台支持举措，着力挖掘培育经济发展新增长点。专家认为，随着政策落地，从供给到需求的闭环将加速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将逐步畅通，为下半年的经济发展积蓄巨大能量。 内需市场稳步复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1%，但降幅比1至5月收窄3.2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收窄13.0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7.6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下降3.9%，比一季度收窄15.1个百分点。主要内需指标的恢复性增长，带动了经济运行稳步复苏。 国内市场供需循环呈现持续改善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严鹏程日前表示，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稳步推进，疫情期间被压抑的需求、被掣肘的供给都在逐步恢复。 严鹏程指出，需求端反弹明显，二季度以来市场消费逐月改善，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销售回升，网上购物、直播带货持续火热；在重大项目投资等牵引撬动下，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8%，较一季度大幅提高20.9个百分点。生产端恢复有力，工业增速逐月回升，6月增长4.8%，连续三个月为正，实物量指标加快改善；服务业生产指数连续两个月正增长，6月增速为2.3%。 另外，发展动能转换也成为内需市场的重要亮点。严鹏程表示，疫情在对一些行业企业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加快推进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等产业的发展，孕育了不少新产业和新业态，催生一批新企业，比如在线教育、网上办公、远程问诊等行业都实现快速扩张。 “疫情也倒逼很多企业主动应变求变，顺势而为推进转型升级，同时促使我们加快补齐一些行业领域的短板。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3%，医药制造业投资增长13.6%，电子商务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32%、21.8%。”严鹏程说。 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看来，上半年消费和基建投资颇具亮色，为经济企稳贡献了重要力量。除了市场趋于活跃外，政策正在聚焦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需求，优化生产端供给，从而发掘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 扩投资促消费加码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对下半年扩内需作出具体安排。7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今年及后续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安排，要求抓紧推进建设，促进扩大有效投资，增强防御水旱灾害能力。7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各地要加快专项债发行和使用，支持“两新一重”、公共卫生设施建设。7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部署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补短板扩内需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部委层面正在抓紧部署。7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袁达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两新一重”等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领域，精准筹资、精准项目、精准施策，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合理扩大有效投资，进一步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 疫情期间催生出的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成为发力点。7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文件，提出支持发展在线教育、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15种新业态新模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7月16日，商务部等七部门下发《关于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动的通知》，提出鼓励电商平台的小店在线集聚，利用平台技术、流量、场景和资源优势，创新云逛街、云购物、云展览、云直播、云体验、云办公，拓展批发、零售、餐饮、民宿、美发等领域数字化营销活动。 同时，相关部门还在联合发力，加速拓展5G应用，培育数字网络信息等新型消费，积极推进家电、汽车等更新置换及回收处理，鼓励绿色消费智能消费。 供需循环有望加速畅通 展望下半年，专家表示，以需求端为指引，优化投资、生产布局，逐步畅通国内市场大循环将成为经济企稳和更好发展的重要力量。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对于下半年消费市场的走势，一方面，随着疫情防控的有效推进，消费便利性在逐渐改善，另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逐步推进，消费的供给也在不断优化。 朱克力举例说，目前国家正在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新基建”建完后可以产生供给能力，新消费和“新基建”就能够形成闭环。“新基建”之下的新型信息消费市场是服务终端消费者的广阔天地，可望在下半年给中国经济积蓄巨大的新消费能量，激活并形成“新基建”与新消费双向循环持续增长的内需新动力。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服务业处处长、研究员陈丽芬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就要以消费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构建起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体系，这是保持经济稳步发展的关键。 陈丽芬指出，挖掘内需市场潜力就要畅通国内循环，需要消费和生产两个环节共同发力。既要创造新需求、发掘新市场、引进新产品、刺激新消费，也要利用我国具有最完备的产业配套条件的优势，升级生产制造，优化供给，还要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力，积蓄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多项指标向好 投资和消费市场加速回补 前五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3.87万亿元、降幅收窄，5月重、轻型货车销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1至5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7.9%……一连串数字表明我国内需正在加速激活。 当前，围绕“六稳”“六保”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逐步显效，各地复商复市加快推进，特别是在扩大内需、促进投资和消费等多重举措推动下，投资和消费市场呈现加速回补态势。多位专家表示，下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持续深化，相关政策措施会加快落地，内需市场巨大潜力将持续释放，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 多项指标向好 释放内需回暖信号 6月制造业PMI为50.9%，环比回升且连续四个月站上荣枯线，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海通证券分析师陈兴和应镓娴在分析报告中指出，6月新订单指数由5月的50.9%回升至51.4%，连续两个月上行且创下年内次高点，超过去年同期水平，进口指数也由5月的45.3%升至47%，指向内需持续回暖。 投资需求也在回暖。最新投资数据显示，高科技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速已经实现了由负转正。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首席统计师丁勇表示，随着稳投资政策显效发力，投资新开工项目继续呈现向好态势，1至5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7.9%，增速比1至4月加快6.8个百分点。从相关指标看，5月工程机械产品产销两旺，挖掘、铲土运输机械和混凝土机械产量同比分别增长62.1%和42.2%，挖掘机销量同比增长68%。这些情况均表明未来投资有望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我国重型货车销量完成17.9万辆，同比增长65.6%，轻型货车销量完成21.5万辆，同比增长43.4%，两类车型销量均刷新了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人士表示，和工程机械产品一样，货车等商用车销量大幅跳升是投资正在快速回暖的有力证明。 一连串数据向好的背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一系列政策逐渐显效。《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我国将出台支持制造业民营企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意见，研究出台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的指导意见，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试点示范，制定国家氢能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等。 此外，还有多项重磅政策部署将落地，包括中央财政新增两个“1万亿元”，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 促消费效果显现 市场加速回补 当前，消费市场呈现加速回补的态势。从全国情况来看，1至5月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7万亿元，同比下降13.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5.5个百分点。5月下降2.8%，连续三个月降幅累计收窄17.7个百分点。地方层面，浙江、福建、海南、河南、上海等地已实现消费增速由降转升。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李党会指出，我国消费市场克服疫情冲击，实现逐月回暖，基本生活品消费持续增长，升级类商品比较活跃，住行类商品零售得到改善。“这说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追求依然不断增长，体现了我国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大、韧性强。” 值得注意的是，多部门还在密集出台多重促消费政策，加快内需市场潜力释放。记者了解到，商品消费领域，相关部门正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绿色智能消费，其中家电、汽车等大宗商品更新置换和回收处理将成为重点。另外，外贸产品转内销的全面推进，也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鼓励外贸企业拓展销售渠道，促进国内消费提质升级。 服务消费领域，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将持续推动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行业的有序复工复产，并适应新需求新趋势，推动供给方式创新，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以供给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所长关利欣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遭受疫情冲击，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广大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没有变。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一系列支持商贸企业复工复产、促进居民消费政策举措陆续出台，提振了消费信心，活跃了消费市场，丰富了消费供给，有效推动我国巨大内需市场潜力加快释放。 内需潜力持续释放 经济韧性凸显 展望下半年，内需市场巨大潜力将持续释放，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也将进一步凸显。 以出口转内销市场为例，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杨国良指出，国内市场需求加快释放，为电子家电、轻工、纺织服装、农产品等出口行业提供了内销市场。从投资带动看，各地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为机械设备、电机电气设备、精密仪器等出口行业带来了新机遇。从消费升级看，部分外贸企业正从传统批量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可以更好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网上销售、直播带货等消费新模式快速发展，也为外贸企业打通了直接面对消费群体的销售渠道。 分析指出，内需市场对外贸领域的拉动作用只是我国经济韧性的一个缩影，在其他领域，这种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也正在打通。在关利欣看来，我国正在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 关利欣指出，要从扩大消费规模、促进消费体质升级入手，不断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推出更多符合国内消费者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投资力度，加强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夯实立足服务民生的国内大循环基础，形成国内消费引领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未来将大力挖掘释放内需潜力，下一步重点以高质量的供给来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积极推进家电、汽车等更新置换和回收处理，顺势而为促进消费新业态加快发展、完善提升，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的撬动牵引作用，加快推进短板领域建设。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