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20年各区域CBDI百强城市的指数得分、数量及排名对比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成果发布会：《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2020）》”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华夏时报》协办。会议正式对外发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2020）：构筑城市品牌韧性》（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对2016-2020年5次CBDI的测评结果进行了纵向分析，选取了历年CBDI指数前100强城市作为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分区域来看，华东、华南城市品牌引领增长，华北和华中下滑明显。港澳特区城市品牌有所下滑，近年香港和澳门的CBDI指数有所下降，年均增长率为-0.27%，平均排名下降6位；东北地区强势品牌阵营缩水，2020年东北地区入选城市的CBDI指数为0.452，年均增长率为4.92%。然而考虑到入选城市品牌数量从7个下降到5个，即拉低均值的城市被排除在统计范围外，表明东北地区的衰落形势尚未好转；西南地区城市品牌梯队优化，过去5年里，西南地区入选CBDI百强的城市数量增加了1个，CBDI指数从0.456微降至0.449，年均增长-0.39%。新增城市拉低了平均水平，但区域城市品牌体系有所壮大，显示区域的发展潜力正在释放；华北地区城市品牌体系失衡，华南地区入选CBDI百强的城市数量增加了1个，且CBDI指数从0.384上升至0.418，年均增长2.14%，表明该地区城市品牌体系和城市发展活力均实现较好成长，城市品牌发展的领先程度进一步提升；华中地区城市品牌发展活力不足，华中地区入选CBDI百强的城市减少了2个，CBDI指数从0.372上升至0.415，年均增长率为2.08%。区域强势城市品牌有所成长，但整体表现缺乏活力，与第一梯队差距扩大；华东地区城市品牌发展领先全国，华东地区入选CBDI百强的城市增加了3个，CBDI指数从0.383上升至0.412，年均增长率为1.84%，是我国城市品牌的头部区域，并在第一梯队中实现了领先优势的进一步提升；西北地区城市品牌发展稳中有进，西北地区入选CBDI百强的城市增加了1个，CBDI指数从0.334上升至0.37 8，年均增长率为3.14%，实现了较为稳健的成长。随着国家对西北地区发展的政策倾斜，以及该区域人民在文化、旅游、投资、宜居和传播等领域日渐高涨的建设热情，未来西北地区城市品牌发展应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研究发现，过去五年间CBDI前20强榜单中的城市有起有落：北京、上海持续领先，始终名列第1、2名，排名从未出现变化；杭州、成都快速成长，年均增长分别为3.32%和4.02%，2020年的名次较2016年均上涨了2名，并双双进入前五名。深圳、广州、重庆、西安、厦门、昆明波动进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67%、1.49%、5.48%、4.56%和5.09%。其中，在2016年仅排在27名的昆明，2020年排名已经上升到第19位。此外，还有一些城市表现十分稳定。武汉、南京、宁波、长沙在过去五年内排名幅度变化不太大，2020年排名与2016年排名相同或相差仅1名，年均增长较为稳定。而香港、苏州、青岛、郑州这四个城市呈现波动退步的趋势，其中香港排名下降明显，从2018年的第3名下滑到2020年的第8名，苏州、青岛、郑州今年排名较2020年下降了3-5名，气年均增长率相比上述较为稳定的城市也并不算高。有一个城市持续衰落，即天津，不仅年均增长-1.49%，排名还从2016年的第3名逐年下滑至第12名。另外，有一些城市跌出了前20名。例如济南2016年排在第16名，2020年则屈居第21名；福州2016年第18名，2020年排名第25；无锡2016年排在第19名，2020年排名第28。报告认为，从CBDI分值年均增长率看，明星城市领时代风骚。CBDI年均增长率超过3%的城市有杭州、成都、深圳、重庆、武汉、南京、西安、宁波、厦门、昆明，沈阳，成为过去五年来城市品牌发展的明星品牌，而天津的CBDI年均增长率为负值。总体来说，CBDI进步显著的城市品牌无不是充分把握住了时代机遇的城市，而增长相对缓慢乃至落后的城市，往往缺乏城市品牌战略规划和产业支撑，曾经的优势资源和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失去支撑和推动力，同时也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多赢格局。
近期，“双循环”一词成为业内讨论和关注的热点。 该如何理解中央强调的“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的格局？在疫情影响下，该如何找准突破口刺激内需，开启内循环？ 带着上述疑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专访了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他认为，“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 蔡昉指出，当前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应该扩大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而要想提高消费需求，主要应从三方面努力：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第三，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蔡昉说。 图为蔡昉发布《2020·径山报告》分报告一《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决定及其影响研究》 Q：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率均线大概3%，您认为，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多少？ 蔡昉：这取决于怎么测算，从潜在增长能力方面看，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测算，即使到2050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才会接近于世界增长率的均值，甚至还可能略高于均值，大概在3%—4%。此前我们的研究表明，潜在增长率一定是下降的，后来实际增长率的情况证明确实如此。那如何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实际上，如果改革得力，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或者通过生育政策改革提高生育水平等，那最后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 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多少现在不好评估。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很低，这样一来我们的基数就下降了，也许明年会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但按照我们2012年根据人口等变量对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7.6%，最后的实际增长率是7.8%；当时测算的“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6.2%，现在看来，如果不算今年的话，“十三五”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是略高于6.2%的；下一个五年，潜在增长率应该在5.5%-6%之间。 潜在增长率反映的是供给侧的能力，而影响实际增长率能否符合潜在增长率，则取决于是需求侧的因素。不过，此次疫情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冲击。 Q：那现在该如何拉动内需？您如何评价目前我们已经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 蔡昉：一个国家遭遇冲击时，财政的刺激能力和救助能力，与储蓄率特别是政府储蓄率成正比。按照我们的储蓄能力，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可以再大一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与美国等其他储蓄率并不如我国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刺激力度稍微小了一点。此外，财政政策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虽然加大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视更多真正需要救助的个人。 “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好多要素还没有真正培养起来，因此，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提出的“双循环”会是一个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如果从中央文件的表述来看，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与过去“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相比，现在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或轴心，推动国内国际循环互相促进，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变化。如果考虑到我国14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8%，我国最终消费的世界占比仅为12%，尚未充分发挥世界重要市场的作用，不把自己的十几亿人的消费充分调动起来，也不能叫国际大循环。 对于当前也在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有人把它狭义理解为去杠杆、去库存、降低负债率等，但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它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终的目的是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Q：您认为，“双循环”会是未来五年或十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吗？ 蔡昉：肯定会，与其说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我更愿意称呼它是未来这么一个新的格局，其实要实现这个新格局，没有几年的时间是做不到的。而形成之后也不会随便就放弃了，所以我认为，这会是未来很长时间的一种发展方向，是未来的一种新格局。 Q：“十一五”时期我国就提到扩大内需、刺激内需的战略，现在重新提出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再次拉动内需。与过去相比，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新思路去拉动内需？ 蔡昉：不能说过去做得不够好，而是我们还没有把内需的潜力挖尽。现在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应该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 我认为，提高消费需求的努力，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富人太富，只能储蓄；穷人太穷，想消费，但消费不起。第三，以上两点还不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普遍的高基尼系数，到高收入国家基尼系数会一下子降下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所以，要想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要想实现“双循环”，就必须改善收入分配，而对改善收入分配最终起作用是再分配。这就是我们的最终手段，加大再分配的力度，主要措施例如：能不能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不能把义务教育扩大到12年等。 Q：拉动内需，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蔡昉：就是再分配。国外讲再分配主要是两点，一个转移支付，一个税收，这些我国都有继续推进的余地，但是我认为，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惠及到农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钱，但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也就让这部分人群后顾无忧地去消费。 Q：内需和外需如何实现互相促进？如果防控疫情成为常态，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 蔡昉：防控疫情本来就应该成为常态。如果你说的是疫情成为一个常态，那就相当于说经济增长的名义值变了，疫情对我国和各国都是一个常态，而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然不变，作为其他国家的外需该多大份额也还是固定的。因为有些需求是刚性的，有些产业链是已经确定的，一时也改变不了，尤其是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情况下，有些产业链也不可能完全转变。所以，相对来说，我国的出口占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是相对固定的，但受疫情影响，肯定会有短暂的下降，未来很可能会恢复到相对的正常水平，但却不会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那个份额。 因为某些国家对中国是有特殊对待的，有脱钩倾向的，所以，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会比过去更为严峻，但是我们也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去弥补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强调再分配，因为一般来说市场具有的分配功能是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帮助穷人找到工作从而增加其收入，但是让穷人赶上或者接近富人的生活水平，市场机制自身做不了这一点。如果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终究还是要回到再分配问题上。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国家，发展速度快，会迅速向高收入国家靠近，但是贫富差距也在加大，但是一旦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以后，归根结底都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所以，再分配的相对力度就会越来越大。 Q：“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您认为每个需求因素会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蔡昉：准确的数字很难预测，我觉得目前保持这个结构变化趋势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消费需求的比重还是应该会显著上升的。外需可能不会回到以前的水平，投资需求的潜力也并不大，因为当增长速度下降，投资也回归到均值。因此，经济增长越来越仰仗消费需求的增加，以及对GDP增长贡献率的继续上升，但是要想保持消费需求的提升，就必须拿出真正的办法来。
通过稳住市场主体实现保就业并将就业目标作为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的第一目标，这是贯穿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条主线，是2020年全年各项工作的一个“纲”，也是不同寻常地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和实现良性循环的一条新路子。 由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我国将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所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罕见地没有设定经济增速目标。《政府工作报告》认为，这样做将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保就业。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六稳”，第一就是稳就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六保”，而保就业再次列为“六保”之首。从去年的“稳就业”到今年的“保就业”，既说明今年疫情之下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也显示今年特殊时期中央就业政策目标更加坚定。 （一）不设经济具体增速目标是应对疫情的一个“新路子” 通过稳住市场主体实现保就业并将就业目标作为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的第一目标，这是贯穿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条主线，是2020年全年各项工作的一个“纲”，也是不同寻常地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和实现良性循环的一条新路子。 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告诉人们，宏观经济政策有四大目标：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学教科书还告诉人们，四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他们的优先顺序是可以不同排序的。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应对外部经济冲击的经济政策目标基本都首先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在此前提下采用大规模扩张和投资的财税政策，以投资驱动增长，以增长带动就业，以就业保障民生。但在应对此次疫情的经济政策中，中央一反传统做法，没有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而是将就业目标作为优先选项。设定和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对就业是有一定影响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历显示，设定经济目标的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了追求增长目标常常会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和运用所有资源；这时，就业政策目标很容易受到忽视。在现实中，对就业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一是从财税政策看，财政和税收因素、利率政策和储蓄、投资政策和项目选择等都对就业产生影响；二是从经济运行看，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和汇率、消费物价指数和收入因素、固定资产投资等也是影响就业的因素；三是从社会和公共政策看，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全国劳动力市场建设、技术创新和投入、教育和人力资本因素等对就业也会产生影响。 如果设定经济目标，地方政府在“经济竞赛”中将“自觉不自觉”地把增长作为考核第一指标，就业必然“沦”为次要地位；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呈正相关，但在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上，二者理论上的正相关性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中越来越表现出不一致性：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全国城乡就业弹性系数一直呈下降趋势：1982年全国城乡就业弹性是0.40，处于高峰期，1987年降至0.25，1992年陡然降至0.07，1997年短暂恢复到0.11，2002年下滑到0.08，2007年持续下降到0.04，2012年回调到0.05，2017年跌至谷底0.01。换言之，不计代价地单纯地追求GDP增长目标未必能带来相对应的较高就业增长，这就是过去几十年来我国面对的“高增长与低就业”的一个难题。在疫情特殊时期，不设定增长目标，设定就业目标并将保就业置于全年宏观政策目标的首位，就有可能“真正地”将上述财政政策、经济运行要素、社会和公共政策等三个领域资源“集中火力”完全“砸”向“保就业”，多年来要素组合的惯性就有可能被打破，“六保”的目标就有了保障，保就业就有可能实现。 《政府工作报告》对2020年就业政策设定的具体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那么，如何实现和落实上述具体的就业政策目标？ （二）就业目标“隐含”着经济增长目标 不设定经济增长具体目标并不说明经济增长不重要。例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下简称“实现900万”），经济增长拉动新增就业肯定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因变量”，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无论是保住就业、实现脱贫目标，还是防范化解风险，都要有经济增长支撑。在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总理确定了“六保”的目标任务，并说“这和GDP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关系。经济增长不是不重要”。“实现900万”，这是2003年以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目标最低的一年，正如总理在答记者问中所言，在百年不遇的疫情面前，“我们这样做也是实事求是”。 那么，根据以往几十年的经历，“实现900万”大约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速来支撑它？或说，“实现900万”所“隐含”的相应GDP增速大约是多少？增速区间大致是多少？ 如果城镇新增就业目标给定900万人，每个百分点对应的拉动就业新增人数给定之后也可推算出经济增长目标。那么，每个百分点的GDP到底能拉动多少就业人数，这将取决于就业弹性有多大。不同的就业弹性所对应的经济增长率每个百分点拉动的就业人数是不同的。就是说，就业弹性越大，每个百分点拉动的就业人数就越多。 表1给出的信息很重要，它显示，2004年至2019年GDP年均算数增长率9.0%；城镇就业人员数量从2.65亿增加到4.42亿，年均增长3.5%，16年间增加了6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不断提高；城镇就业弹性平均为0.38，剔除2006年的0.66，变化不是很大，基本稳定，但是每1个百分点对应拉动的就业人数却持续上升，从2004年的97万人上升到2019年的222万人。 表1 2004-2019年我国城镇就业增长、就业弹性 资料来源：GDP增长率和城镇就业人员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19》；新增就业引自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见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 ；每1个百分点对应拉动就业人口、城镇就业增长率、城镇就业弹性系数、全国就业增长率、全国就业弹性系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计算得出。 所谓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是就业增速与经济增速的比值，反映的是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增长情况，即每1个百分点对应拉动的就业人口。根据就业弹性“定义法”的公式，将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定义为就业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即： 这里，E为就业弹性，L为就业劳动投入，Y为经济增长。 就业弹性也称为“就业强度”，或称为“奥肯定律”。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发现，当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3个百分点时，失业率将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即经济增长率每变动1个百分点将会使失业率反向变动0.33个百分点。近年来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每变动2个百分点，失业率的变动幅度大约是1个百分点左右。从奥肯定律和上述公式中得知，决定就业弹性的因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经济变量，除了GDP增长率，还包括开放度、出口表现、CPI变化趋势、FDI流入占GDP比重、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服务业的附加值占GDP比重等；另一类是人口变量，包括工作年龄人口增长情况、人口密度、城镇人口比重、全部劳动力增长情况等。对宏观经济变量来讲，《政府工作报告》决定实施规模性资金、大幅减税降费、适当增加投资，在应对疫情中，很多发达国家也采用了类似财税手段。但就人口因素或称劳动因素而言，中国具有某些特殊之处：一是城镇就业增长率受到老龄化的影响小于农村。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全国就业人员数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从2017年的77640万下降到2018年的77586万（减少54万），到2019年再下降到77471万（比上年减少115万），全国就业弹性首次出现负值，分别为-0.011和0.020。但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镇化过程还未完成，每年依然可转移出来相当规模的劳动力，城镇就业增长享受二元结构的“红利”，因此，城镇就业增长率在2018和2019年虽然受到影响，但依然表现为2.3%和1.9%，这是那些已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特征。二是城镇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从本质上讲是市场势力的结果，但不排除在特定时点存在着一定的财税政策和户籍手段的调节空间，因此，在疫情特殊时期，城镇就业增长率作为就业弹性的自变量存在着“反向操作”的空间，这也是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一个特征。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在世界就业弹性系数中，1991-1995年是0.34，1995-1999年是0.38，1999-2003年是0.30，这3个时期的GDP增长率分别是2.9%、3.6%和3.5%。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之间就业弹性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最高的是科摩罗（1.667）、科特迪瓦（1.263）、尼日尔（1.149）、阿尔及利亚（1.158）、马达加斯加（1.127）和多哥（1.123），而就业弹性最低是波斯尼亚（0.05）、乌克兰（0.09）、中国（0.10），甚至有些国家是负值，例如，塞尔维亚（-0.101）、白俄罗斯（-0.112）和罗马尼亚（-0.238）。 下面看2020年应对疫情所面对的城镇就业增长率和城镇就业弹性的前景分析。 先看作为自变量“L”的劳动投入即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表1显示，2004年以来，城镇就业增长率最高的是2006年的8.4%，最低的是2019年的1.9%，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肯定要低于最低年份2019年的1.9%，考虑到今年第1季度经济负增长-6.8%，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也有可能是零甚至是负增长，本文假定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有3个前景，即1.5%、1.0%和0.5%。 再看就业弹性。在给定城镇就业增长率之后，就业弹性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因变量GDP增长率，而增长率决定每个百分点拉动就业人员的数量。考虑到就业弹性具有较大反向操作空间，这里假定就业弹性也有3个前景：前景一是剔除2006年0.66的特殊情况之后，取最高值0.42；前景二是取过去16年的平均值0.38；前景三是取最低值的2019年的0.31（剔除2005年的0.28）。 在上述城镇就业增长3个前景和就业弹性3个前景的假定下，我们可得出如下三组基本预测，见表2。其实，在锁定“实现900万”之后，我们还可以对城镇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系数做出更多的假定，做出更多的不同组合。表2给出的是3个基本预测，是基于3个不同就业弹性系数下3种城镇就业增长率的前景预测，换言之，城镇就业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是可以“选择”的： ——在城镇就业增长率较高的情况下（高预测），比如高于1.5%的话，如果就业弹性较高，GDP名义增长率则不到3.6%，但如果就业弹性很低，GDP名义（全文同）增长率就要接近或超过5%。 ——在城镇就业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低预测），比如低于0.5%以下，如果就业弹性较高，GDP增长率大约就是1%左右；如果就业弹性也较低，GDP增长率就要接近2%。 ——在城镇就业增长率适中的情况下（中预测），比如大约1%左右时，如果就业弹性较高，GDP增长率就会低于2.5%，如果就业弹性较低，增长率就须超过3%。 表2 “实现900万”就业目标的3组预测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 （三）在城镇就业增长率给定条件下，提高就业弹性是关键 对决策者而言，表2的政策含义在于： ——从城镇就业增长率来看，它不能太高，比如，如果超过2%，就业弹性就需提高到至少0.6才能达到3.3%的经济增长率，这就为第3和4季度带来很大压力，因为第1季度是-6.8%；但就业增长率也不能太低，比如低于0.2%甚至是负增长，那就有可能带来GDP的负增长，这时，就业弹性即使再高，完成“实现900万”的压力就非常大了。 ——从GDP增长率来看，在高、中、低三种不同城镇就业增长率假定下，GDP增长率越高，每个百分点撬动的就业人口数量就越轻松。但由于第1季度是-6.8%的负增长，第3和4季度的增长压力是很大的，如果全年平均增长率低于2.0%，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就业人口压力就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增长率高于5.0%，也是不现实，因为届时，第3和4季度的增长压力就要求非常高。所以，从全年平均的角度看，3.0%的GDP名义增长率附近比较可行。 ——从就业弹性来看，在城镇就业增长率既定条件下，就业弹性越高，实现较高GDP增长率就越轻松。例如，在“高预测”中，如果就业弹性像2019年那样是0.31，GDP增长率就需高达4.8%，但如果像2012和2013年那样，就业弹性超过0.40，比如是0.42，增长率就可达3.6%，在“中预测”中增长率只需2.4%，在“低预测”中就只需1.2%。所以，就业弹性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就业弹性具有一定的可操作空间。再进一步分析，如果假定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在1%至2%（2019年的水平）之间是“给定”的并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那么，经济增速和“实现900万”的关键就在于就业弹性了，就业弹性越大，实现就业政策目标就越轻松一些。 上述三方面分析显示，2020年全年GDP名义增长率区间在1%至5%之间，因为低于1%将难以完成“实现900万”，高于5%将为第3和4季度带来很大的增长压力，这是不现实的。再进一步聚焦，GDP名义增长率在2.4%至3.9%之间应是“实现900万”隐含的最优合理区间。其中，在“高预测”的1.5%城镇就业增长率下，如果就业弹性足够好，3.6%的GDP名义增长率附近是最佳值，意味着1个百分点GDP对应拉动的就业人口是250万左右；在“中预测”的1.0%城镇就业增长率下，同样是0.42的就业弹性，但GDP增长率只要2.4%就可以了，每个百分点拉动的就业人数是375万人。 上述分析给出的结论是，就业弹性将是2020年能否实现就业目标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就业弹性、以顺利确保在下半年“活下去”？ 总理在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过去我们说过，不搞大水漫灌，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特殊时期要有特殊的政策，我们叫做放水养鱼。没有足够的水，鱼是活不了的”。总理还说：“我们现在有1亿2000万市场主体，他们就是青山，留住他们，就会赢得未来”。很显然，这里说的“鱼”和“青山”都是指1.2亿市场主体。以较小的“代价”实现2020年就业政策目标，这就是总理说的不搞大水漫灌的“一条市场化改革的路子”，是“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心循环的新路子”（《政府工作报告》语）。概括起来，放水养鱼和留得青山就是为企业纾困，让市场主体活下去，最终目的是为了稳就业和保民生。 对提高就业弹性来讲，我个人理解，万余字的《政府工作报告》规划的放水养鱼、留得青山和保就业的举措可简化归纳为三大类：一是规模性资金投入，二是减税降费，三是帮扶特殊群体。所谓规模性资金投入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新增赤字和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共计2万亿；减税降费具体是指在去年2万亿的基础上再增加5000亿，即2020年计划减税降费2.5万亿；帮扶特殊群体具体是指疫情期间有六个特殊群体需要政策倾斜。 其中，前两类举措的政策目标是为企业纾困，稳住市场主体，从供给的角度看实现保就业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资源投向就业弹性高的行业和企业；第三类举措是从需求的角度看就业政策目标的六个特殊群体当前存在的困难及其如何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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