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萧条到“失落的二十年”，紧缩历史上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惨痛教训。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降档失速、经济弊病难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经济学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遗产有望在日本长存。 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一职。9月14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自民党内投票中获胜，至少将担任首相至2021年。菅义伟已经表示将沿袭安倍经济学，但2021年日本将举行大选，首相职位或生变数。 “安倍经济学”得失参半，但在全球走向“日本化”的今天，分析其经验教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影响日本乃至全球的重要政策思路，安倍经济学是否会在日本长期延续下去？ 安倍执政七年的成与败 2012年二度当选日本首相后，安倍推出以“三支箭”为代表的“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是通过日本央行开展大规模货币宽松，旨在推升通胀、贬值日元、提高贸易竞争力，鼓励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消费；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基建投资拉动总需求，以企业减税激发投资积极性，以上调消费税填补财政支出缺口；第三支箭是结构性改革，旨在克服日本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障碍，包括劳动力不足、中小企业信贷短缺和农业竞争力下降等。 从1990年代初泡沫覆灭到安倍“二进宫”，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居民、企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人口下降和老龄化损害长期增长潜力。在此背景下，市场不乏批判观点，认为安倍经济学“无用”，是日本走向绝望和灾难的体现。 现在看来，安倍经济学的确发挥了效用。除2014年消费税上调引发短暂衰退外，日本经济维持稳定小幅增长；2008-2012年平均实际利率达到2.85%，2013-2017年降至0.43%，资金成本明显降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从2012年11月的97降至2014年的70；日本股市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自安倍上任以来翻倍；企业利润显著提升；安倍力主的“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初具成效，提倡灵活就业使得女性就业人口在2012-2019年间共增加12.6%，远高于男性的3.1%。 安倍经济学之外，安倍在国际经贸领域建树颇丰。在任期内，安倍的对外政策向现实主义转变，成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代言人，不仅在美国退出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后牵头其余国家形成全面与进步泛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还与欧盟、美国分别谈判自贸协定，试图修复之前被破坏的对华、对韩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但安倍的努力还不足以根治“日本病”。日本消费者支出依然较为低迷，2%的通胀目标未能实现，贸易竞争力也没有明显提升，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4.3%下降至2019年的3.7%。 一方面，安倍经济学存在设计缺陷和力度不够的问题。安倍任期内为填补公共支出造成的财政缺口，于2014年和2019年两次上调消费税，但每次均对本已脆弱的日本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导致GDP陷入负增长。安倍意图通过企业减税间接实现雇员涨薪，但事与愿违，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上调消费税的冲击尤为严重。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固有问题也导致安倍政策的成效不及预期。例如日企偏好“离岸生产”，制造业在日本本土生产的占比较低，这使得日元贬值对日本国内的出口提振有限。而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十分严重，单凭解放国内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尽管能够提高劳动力供给，但对需求帮助不大。 安倍之后，谁来接棒？ 接替安倍的人选将通过9月14日自民党内部投票选出，就当选可能性而言，菅义伟在宣布参选后获得自民党五大派系支持，已经成为最大热门。菅义伟与安倍共事多年，在内阁中相当于副首相，被视为最为稳妥的人选，至少能够胜任安倍辞职后的过渡首相一职。 菅义伟能否像安倍一样长期稳坐首相职位，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安倍辞职前支持率已经降至34%，为任内最低水平。在安倍两次担任首相的间隔期（2007年9月至2012年12月），日本更换过五届首相，疫情反复、经济疲软、自民党内派系林立，“短命首相”再次出现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此次未能占得上风的竞争者仍有机会在2021年之后角逐首相。安倍在自民党内的最大对手石破茂在民调中以34%的支持率领先，深受地方民众欢迎，但因在自民党党内缺乏足够支持，不可能在此次没有民众参与的党内投票中胜出。前外相、“岸田派”领袖岸田文雄深耕党内多年，拥有自己的党派阵营，能够有效应对官僚制度、避免争议，多年被安倍视为接替自己的人选，只是近年来在政治方面并未做足功夫，地位有所动摇。一旦日后菅义伟地位动摇，两人必然将会加入对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职位的争夺。 从经济政策上看，安倍经济学大概率将延续较长时间。菅义伟是安倍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已经表示希望日本央行继续超宽松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冲击，并考虑在年底前制定后续的经济刺激计划。岸田文雄亦表示，安倍经济学下实施的财政、货币刺激难以取消。只有石破茂的政策主张与安倍差异较大，他反对超级货币宽松和上调消费税，力主拿出实际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对移民放宽永居条件，但其本人也赞同短时间内维持安倍的经济政策。 对外政策方面，各候选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修宪。修宪问题指是否修订日本二战后实行的和平宪法，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前往海外参与联合国维和及反恐行动，是安倍任期内力主推行的政治议程，但日本国内对此争议较大，中国、韩国则坚决反对修宪。在此议题上，拟全盘继承安倍路线的菅义伟表示将向修宪等课题“发起挑战”，岸田文雄态度谨慎，石破茂则坚决反对。如果日本推进修宪，那么东亚局势很可能生变，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或再度拖延。 当然，修宪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华强硬；事实上，安倍在任期内推动修宪的同时，也在积极改善中日关系。只要日本仍然追求多边主义，它就没有寻求对抗中国的动机。预计无论谁继任首相，日本下一届政府大体上都将维持对华温和立场。除修宪外，中日关系的主要变数一是中美紧张升级，导致日本无法继续维持中间立场；二是日本在经贸上有意绕开中国，转而与东盟、印度、澳新等经济体发展经贸联系。 重视后安倍时代的结构性改革 从大萧条到“失落的二十年”，紧缩历史上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惨痛教训。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降档失速、经济弊病难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经济学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遗产有望在日本长存。 更进一步说，日本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启示意义。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多国陷入大萧条以来甚至有史以来的最深衰退。安倍政府当初在高政府杠杆、低经济增速的压力下大胆启用刺激，市场最初预期的政府债务危机也并未出现，这给予了各国政府使用货币宽松与财政、抗击新冠疫情经济影响的勇气。而疫后全球进一步走向“日本化”，中长期增长趋势下行，低增速、低通胀、老龄化不仅困扰日本，也在侵袭欧盟乃至美国，安倍经济学的成功和不足都值得借鉴和总结。 当下日本货币和财政均面临制约。3月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央行宣布加大量化宽松，目前每年最高可购买12万亿日元ETF、20万亿日元商票、20万亿企业债以及无限量的国债。笔者统计，今年截至8月底，日本央行购买政府债54.37万亿日元，商票2.68万亿（13.4%）、企业债1.79万亿（9.0%）、ETF5.74万亿（47.8%）；共持有政府债535.7万亿、商票4.9万亿、企业债5.7万亿，ETF资产34.0万亿，相当于日本GDP的99%。目前日本央行已经持有约一半日本政府债和80%以上的ETF资产，考虑到继续量化宽松的边际效果减弱以及流动性陷阱已经出现，实际操作中购买资产的幅度可能比较有限。事实上，疫前日本央行已在“节省弹药”，购债规模仅相当于其指引（每年80万亿日元）的四分之一。 财政方面，疫中和疫后私人部门需求恢复较慢，接下来较长时间政府财政支出仍将是托底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消费税已对家庭储蓄产生巨大挤压，日本政府或需考虑让手握大量现金的大企业承担更多税负，例如调整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和对企业海外现金征税。 因此，后安倍时代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也将不同于以往，重中之重将是已被呼吁多年的结构性改革。日本能否切实出台结构性改革政策，对劳工市场进行深刻改革，发挥“第三支箭”的效用，最为重要。目前看来，结构性改革恰是安倍任期内的最大短板。 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例如，考虑到提高生育率政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奏效，日本或需加大引进移民，以公民权吸引外国人进入日本，扩大劳动力资源和税基；“终身雇佣制”的遗毒需要破除，从终身雇佣和灵活就业的二元制向同工同酬转变；企业和政府需要增加IT和数字化投资，以提高运营效率；收入分配也亟需“二次改革”，将更多红利向居民而非大企业倾斜。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一个铁腕、有魄力的首相推进，难度不低。 本文原发于FT中文网
1、现有的凯恩斯经济学并不完善。凯恩斯经济学只限于治理经济危机，但一遇到经济周期调控和通货膨胀调控，仍然依赖货币政策。这方面哈耶克的著作中批判非常多。如果只看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判，感觉凯恩斯就是一个货币主义者。但对凯恩斯本人来说，财政调控虽然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特征，但他并没有放弃货币调控，甚至也没有放弃税收调控。凯恩斯本人也是赞成降息与减税的。我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评价就是“一脚踏进了自己的经济学里，另一只脚还停留在别人的经济学逻辑里”。 2、我的“单一财政调控理论”，主张对治理经济危机，治理通货膨胀、平抑经济周期三种情况都用财政政策进行调控，“单一财政调控理论”是彻底的，纯粹的财政主义。 3、单一财政调控理论非常反对使用“货币政策调控”，因为货币调控只适合互联网时代之前，信息互联网时代之后经济系统性风险太大，货币调控已经不适用。“单一财政调控理论”也非常反对使用税收调控，确切的说是反对供给学派的“减税”，我们在前面的“新财税经济学”部分就讨论过减税的危害，减税即使作为短期经济刺激措施，其遗留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 4、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属于自己学派的通胀理论，也缺乏属于自己学派的税收理论。所以凯恩斯学派在遇到通胀和税收问题时就无招架之力，只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别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遇到通胀问题时，被货币主义代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遇到减税问题时，被供给学派代替。新凯恩斯主义学者提出的“泰勒规则”虽然在九十年代成功逆袭为美联储的主流调控原则，但“泰勒规则”本质是复兴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本身也不属于凯恩斯经济学。 5、汉森、萨缪尔森、索洛、托宾等凯恩斯经济学大将，虽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但都不是在凯恩斯经济学核心主张上做的发展，反而让凯恩斯经济学偏离了主轨道。 我提出的“新财税经济学”和“单一财政调控”理论才是真正的补充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税收理论和通胀理论，才可以让凯恩斯经济学禁受住来自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挤压，如果上个世纪的美国有这些理论，货币主义和供给主义就不会成为主流经济学。
市场经济的真正“自由化”并不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而是从瓦尔拉斯开始的。 凯恩斯曾经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在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的著作中找不到自由放任这个词汇，甚至这些经济学家中任何一位都未曾以一种教条的形式来表达过这样的思想，自由放任只在一些二流经济学家的鼓噪和科学作家的宣传中使用”。其实不仅是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大师们不用，凯恩斯同时代的以及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大师们也都不用这个词汇，自由放任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主张。但是他们却公开谈论另一个词汇，那就是“一般均衡”，而这要从瓦尔拉斯谈起。 瓦尔拉斯，是一个出生在法国，后来一直在瑞士洛桑大学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史上非常重要的 “洛桑学派”的创始人。我们之所以说“洛桑学派”重要，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去除了意识形态的“洛桑体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一般均衡”就是洛桑学派的创始人瓦尔拉斯提出来的。熊彼特曾经指出“一般均衡”就是经济学的大宪章。因为“一般均衡”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影响力，瓦尔拉斯也被萨缪尔森奉为在世界经济学史上是仅次于亚当斯密，排名第二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更直接称瓦尔拉斯为世界上排名第一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但自从瓦尔拉斯在给经济学设置了一个“一般均衡”的天花板之后，桎梏了经济学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在这一百五十年里，人们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将这个天花板装饰的更加美丽，加固的更加结实，直到凯恩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经济学的新兴领域崛起后，人们才把这个天花板捅出几个漏洞，让人们重新看到经济学的曙光，人类的经济学才可以重新前进。 “一般均衡”对于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翻译词汇。我认为将一般均衡翻译为“总体均衡”更准确，也更容易明白。一般均衡就是指市场经济经过价格和竞争的调节后，从总体上处于均衡的经济状态。自从瓦尔拉斯提出这个概念后，这个概念就开始风靡经济学界。以至于萨缪尔森曾经开过一个著名的经济学玩笑：如果要让一只鹦鹉变成经济学家，只需学会三个词汇，就是供给、需求和均衡。现代经学认为市场经济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下，会自动达到一般均衡的理想状态，因为无需政府干预，这也是凯恩斯之前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信奉的经济学，也是凯恩斯之后很多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学家信奉的经济理念，是市场经济自由化的最重要源头。 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这个将所有经济学家都装进这所沉闷无趣的一般均衡自由主义老房子的瓦尔拉斯，却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者，他一直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其最明显的主张就是土地和铁路的国有化，并且他在洛桑大学执教期间，也因为共产主义倾向而一度得不到教授职位的聘任。 而一般均衡概念在被市场自由主义者占据之前，主要是被洛桑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用于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洛桑学派的另一位重要经济学家帕累托，就在 1908 年发表《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门》一文。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数学方法， 论证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部门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引导生产，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洛桑学派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巴罗尼又对帕累托的理论进行了发展，罗巴尼认为市场中的价格仅仅是一个交换函数，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这个交换函数。 在保证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比率对所有消费者都一样以及稀缺资源的边际利用率对所有生产者都一样的情况下， 能够使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和稀缺资源的利用最大化，从而实现一般均衡。 为此，巴罗尼详细探讨了如何利用均衡方程式的求解， 使计算价格与最低成本相等，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达到最优状态。巴罗尼不仅证明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一般均衡同样可以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 甚至提出“一般均衡”是只能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巴罗尼的思想最终被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继承，构建出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兰格模型”。 提到兰格，经济学界的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这是一位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的核心人物。在论战中兰格将洛桑学派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经济均衡的分析与泰勒的试错法进行结合。 他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保证市民获得一定的货币收入， 并授权市民花费这笔收入，使他可以选择性的购买国家生产的商品。 那么，通过社会主义掌权者对市场情况的不断观察， 从而适时的调整各种要素的价格，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均衡。 这清楚的说明了社会主义实现均衡的具体方式。 在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中，兰格一方最终获胜，这次论战不仅打击了奥地利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批判，而且强化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作为考虑这一类问题的理论框架。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世界经济学理论界公认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理论（一般均衡模型）和实践（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中进行经济核算，实现帕累托最优。1939年，希克斯在 《价值与资本》 中亦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作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从而一般均衡正式成为西方经济学核心的核心。 其实除了瓦尔拉斯、帕累托之外，现代自由经济学还有很多核心概念都是社会主义者或是有过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贡献的。比如西方经济学另一重要概念“守夜人政府”的最早提出者拉萨尔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领袖。科斯早年写作《企业的性质》时也是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列昂惕夫、熊彼特都有社会主义倾向，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就是受到二十年代苏联的计划平衡思想的影响。列昂惕夫本人曾经直接参与了苏联二十年代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编制工作。1987年，里昂惕夫随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他很欣赏中国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回国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行得通》的评论文章。熊彼特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中是支持社会主义一方的。总之，瓦尔拉斯、帕累托、科斯、列昂惕夫、熊彼特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者或是有过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的研究构成了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里最核心的那部分。 但为什么这么多社会主义学者创造的经济学培养出来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呢，其实这跟马歇尔有关系。从马歇尔开始，经济学就变成了西尼尔所谓的“纯经济学”，不再是政治经济学，只讲经济理论，不讲历史，道德，不讲价值判断，甚至不为国家提出发展建议。这就导致现代经济学，如同一个武术学校，只教武功，不教武德，最后这些习武之人走出校门很多就变成了小混混。而那些创立这些武功的人，其目的更多是为防身或是行侠仗义，而非用于作恶。 马歇尔第一次将经济学改造成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这一体系至今仍占据主要地位，后来的绝大部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理论都源于此。而且马歇尔使经济学彻底抛弃了起源于威廉配第，并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等学者发展完善的劳动价值论思想，使主观边际效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唯一的价值理论，使经济学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支流。 而这种从需求角度解释的价值理论远远没有从供给角度解释的价值理论更有意义。虽马歇尔本人是一个道德高尚，并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富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并且认为经济学家应该谨慎的推广自己的主张，但是经过他改造的经济学就再也培养不出他希望的人了。 一般均衡成为经济学核心后，最终在阿罗、德布鲁、麦肯齐那里完成了一般均衡的证明。然而当这些最终完成之后，人们也开始不再对一般均衡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感兴趣了，微观经济学开始轰轰烈烈的朝着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机制设计经济学等方向发展去了。 其实在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分支出现之前，凯恩斯经济学是对一般均衡冲击最大的，然而凯恩斯经济学不是在原有经济学的天花板上去捅一个洞，而是去重新造了一座新房子，这就是后来宏观经济学。尽管有了宏观经济学的异军突起，但仍然有很多人在微观经济学的老房子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甚至想把更多的人拉回老房子里去，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凯恩斯经济学进入大众视野之后，却被希克斯、汉森等人又将其拉回了追求一般均衡的旧轨道，并且最终形成了以希克斯汉森模型、菲利普斯曲线为核心内容的新古典综合派。这虽然让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迅速扎根，但是也为后来的被攻击埋下了伏笔，先有来自弗里德曼从收入函数、货币理论方面的攻击、后有卢卡斯从理性预期等角度等的攻击，最终因为一个本不属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菲利普斯曲线问题让凯恩斯经济学遭到重创，从此凯恩斯主义开始变得江河日下了。等尼克松这个共和党的总体上台后，弗里德曼等反凯恩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总统经济顾问，有了实施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舞台，凯恩斯经济学自然被弃之不用。 其实凯恩斯经济学能够维持二十多年的辉煌，主要跟二战之后美国民主党的长期执政有关系，凯恩斯经济学从本质上是民主党的经济学，共和党信奉的是另一套哲学。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弗里德曼的老师伯恩斯担任美联储主席，让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得到实践，结果造成了滞胀，后来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彻底被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废弃，就连弗里德曼自己也承认单一规则遭遇到了失败。 从八十年代后，以哈佛大学教授曼昆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也在一路收复失地，新凯恩斯主义的反击主要围绕”市场不能自动出清”展开，以价格粘性，菜单成本等新概念为武器抵挡了来自新自由主义者的攻击，守住了凯恩斯主义的阵地。同时泰勒从货币调控的角度对货币主义进行反攻，他提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泰勒规则，而泰勒规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背后还是的原则还是菲利普斯曲线，不过不同的是将财政调控版的菲利普斯曲线变换成了货币调控版的菲利普斯曲线，这套规则被格林斯潘采纳成为美联储的看家工具，成为货币主义的替代品。 格林斯潘是二战之后，执掌美联储时间最长的美联储主席，新凯恩斯主义的泰勒规则也陪着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一起造就了美国又一个长达二十年的繁荣，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 “大缓和”时期。大缓和一词来源于2004年，时任美联储理事的伯南克发表的《大缓和》演讲，“大缓和”直到2017年次债危机的到来而结束，伯南克在演讲中认为“大缓和”的成功最大的就是因为货币政策的改善，这显然是在说泰勒规则居功至伟。 客观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谓对美国仁至义尽，以汉森、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老凯恩斯主义为美国造就了战后长达三十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以泰勒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又为美国塑造了一个长达二十年的大缓和繁荣。 2017年美国次债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同时进入政策视野，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复兴计划，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而量化宽松则是典型的货币学派的主张。因为伯南克本人也是大萧条的研究专家。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萧条》一书，伯南克发现真正导致大萧条的原因是银行停止借贷货币的下滑以及随之而来的信贷的崩溃。他的研究结论与弗里德曼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中得出的结论几乎以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只是更深挖了一层，弗里德曼只指出了货币收缩加重了大萧条，而伯南克认为是国际金本位制存在的制度缺陷、管理不善、短视的政策决策、不利的政治经济条件相互作用导致的全球货币收缩。 其实在美国居于经济思想主流的一直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早已被逐出了主流经济学界，自由意志主义仅仅成为了少部分边缘人的意识形态。但是少部分人却异常强烈。哈耶克获得诺奖，苏联解体，都为奥地利学派赢回了不少的民间热度，而奥地利学派自身也经历了一次转型与改造。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时，看到兰格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工具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辩护，使哈耶克吃了一惊，而兰格用于证明社会主义可行性的精致的数学模型，也让奥地利学派无所招架。他们终于认识到，不可能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范围内来回答兰格等人的观点，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也可以用于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只能试图从一些兰格模型的假设出发进行攻击。奥地利学派认为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备的知识，知道自己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也知道实现利益最大化所需的其他知识，要解决的仅仅只是在数据中求最大值的问题，但市场效率来源于分散于个人之间的默会知识和特定时空的具体知识的有效利用，而中央计划局不可能掌握这类知识。1974年，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非常意外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8年，哈耶克在巴黎摆下擂台，希望利用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同计划体制的拥护者者再进行一次辩论。遗憾一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得到别人的理会。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让奥地利学派遭受了巨大重创，自此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其研究方向转向社会学和道德哲学，这次大论战最终重新定义了奥地利经济学的含义及其对经济科学的贡献，论战之后奥地利学派最大的贡献是对市场过程及其知识基础的独特理解，这也使奥地利学派变成了一个纯意识形态的学派。也从主流经济学的一支，变成了反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门派。奥地利学派也经常被西方国家以政治武器的形式，被投放到原社会主义国家，为这些国家的解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苏联解体后，又增加了奥地利学派在中国以及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热度。 总体来说，目前构成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就是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在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机制设计经济学等新主流经济学的冲击下已经基本垮塌，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只限于民间，受到过完整主流经济学训练，还信奉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少之又少。当然也有一些人将经济学中的市场化原理，塑造成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进行传播，甚至将经济问题的推向政治，民间很多不懂经济的人，也经常受到这些人的蛊惑。 其实抛弃来自这两方面的干扰，但是在外人的眼里，市场经济却是天然的属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而且越是不懂经济学的人，或是越是经济学边缘的人，越是容易将经济学假想为自由主义的。我们不清楚这样的误会是从何，可能是从“市场经济”一词带出来的感觉吧。反正几乎没人将经济学默认为计划经济。 可以说经济学是一个被意识形态侵袭非常厉害的领域，人们支持的某个经济学家往往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理论有多么高深，他对经济学做出了多少天才的创见，而是因为他坚持在多大程度上更加坚守某种意识形态，他这这种意识形态上立场越鲜明，越极端，越能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拥护者们的宠儿。在现实中，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仇恨比来自利益的更严重。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分裂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经济学的分裂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分裂，意识形态的分裂又带来政治的分裂，甚至是人类的自相残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也是源于经济学对价值问题的不同看法，都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虽然自由主义往往以私营企业的利益为依托，但客观说，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已经不是福音，而是灾难之源。自由主义并不是不对经济干预，而是一种消极干预。现代社会任何轻微的波动都会造成蝴蝶效应，甚至产生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对应的就是大量的企业家以及普通投资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很多人会因此倾家荡产。市场自身不能自己消弭风险。世界尚缺乏保护企业家的经济思想体系。那些注重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并非注重的是政府本身，而政府利益与国家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维护政府权利，有时候才可以真正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这其中既包括企业，也包括普通民众。实际情况是，政府往往会不自觉的为企业服务。 我认为是经济学家应该淡化意识形态，聪明人的标志就是其头脑里可以包容两种不同的思想，辩证法也是要人们看到一个事物的两面。那些迷恋于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人无疑都是为了得到更多来自民粹的响应，而容易得到民粹支持的思想，一般都是不好的思想居多。 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美国总统肯尼迪有一句话非常经典，“真正利害攸关的不是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某种重大斗争，而是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我们需要的不是标签，而是对一个个使伟大经济所不断向前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的基本讨论”。这句话应该被中国每个经济学家铭记于心。真正利害攸关的不是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某种重大斗争，而是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马光远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惨痛的滥印货币导致严重后果的惨痛教训，当然，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国民党时代。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货币分家，央行的独立性有法律保障。 “财政赤字货币化”居然成了最近经济学学术圈争论的热点，这让我的确大吃一惊。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基本没有什么原创性的东西，除了知识搬运和政策诠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这栋大楼并没有贡献多少砖瓦。 为什么不说直接印钱，或者说“直升机撒钱”，而是用了一个感觉极其高大上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词汇呢，因为这样显得很高端啊，一般老百姓还不敢发表意见。大家要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很多见不得人的事都要被包装成一个非常高端的外衣，“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这样的东西。 在人类经济史上，政府在缺钱的情况下偷偷印钱的多了去了，但明目张胆的真还不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历史，以及导致的灾难性的结果，书籍和文献资料特别多。一般的人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读拉斯·特维德的《逃不开的经济周期》，这本书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名叫约翰·劳的聪明的赌徒如何把纸币引入了法国，并且向这些国家的管理者灌输一种思想：要繁荣，就需要纸币。法国的摄政王奥尔良大公在缺钱的情况下，就疯狂印钱，最终导致纸币大贬值，差点搞垮法国的故事。拉斯是个讲故事的高手，经济周期如此高深的经济学理论被他用最通俗的故事讲了出来。在这本书里，还谈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担任英国造币厂的主管的故事，以及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宣告破产的事，值得大家读读。 正是因为无限制的印钱在人类经济史上产生了很多次的灾难性结果，从而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现代银行制度和财政制度，用于约束货币的发行和控制政府的支出。人类经济的现代化，事实上是从金融和财政制度的约束开始的，这是国家信用的基石。凡是挑战这个信用基础的国家，轻则恶性通胀，重则政权垮台，基本都死得很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到了今天，央行不能无限制的印钱，政府的支出要受到严格的控制，已经成为现代经济治理的基本共识。而我们居然开始在理论上创新突破这个共识，美其名曰“财政赤字货币化”，实在是匪夷所思。 政府缺钱不能直接让银行印钱，这基本是一个不用通过什么学术理论来讲道理的道理。可笑的是，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大咖居然参与了这场论战，长篇大论，从什么传统货币理论的过时，到什么现代货币理论的创新，到什么货币数量论的局限，听着特别吓人。就好像中国的很多券商的研究人员，如果在研究报告中说点什么阿尔法、贝塔，立即显得深不可测一样。但不管用多高尚的词汇或者吓人的理论，老百姓听了他们的，仍然改变不了做韭菜的命运。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结果，一定是政府印钱导致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币的信用被严重伤害，最终传导到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如果印钱能够带来繁荣，津巴布韦应该是全球最繁荣的国家。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惨痛的滥印货币导致严重后果的惨痛教训，当然，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国民党时代。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货币分家，央行的独立性有法律保障。《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 政府如果缺钱，必须通过发行国债在市场上借钱，并且必须还钱。一些人误以为现在美联储等欧美国家的央行实行的量化宽松，央行直接购买债券就是无限制的印钱行为，大错特错，美联储等欧美央行的这种行为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随便印，更不是阴谋论中说的美国通过印钱让全球承担成本等等。 一些参与讨论的大咖虽然反对我国搞“财政赤字货币化”，但又说我国还没有到这一步，意思是，如果我们到了欧美这一步，也是可以让央行直接印钱给政府花的。错也，任何情况下，央行都不能直接印钱给政府花！就如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非法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千万不要给政府印钱找理论基础和借口，这很可怕。 政府当然不能直接让央行印钱花，这会引发货币信用的崩溃！就如同不能允许偷别人的东西，这点道理确实不需要这么多经济学大咖参与争论，争论这个问题真的很丢人！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很尖刻地说，中国没有经济学家，据说很多圈子里的大咖非常不满。在此我稍微修正一下，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有理论原创的经济学家真的不超过10个，我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包容了。在没有理论原创，做其他国家经济学知识的搬运工的情况下，起码要有档次，不要争论政府能不能直接让央行印钱给自己花这么low的话题了。 (本文作者介绍：独立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现任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不做老师做网红、卖课爆赚8500万，薛兆丰怎么做到的？ 薛兆丰是谁？ 他是在知识付费平台“得到”上，截至现在销量第一的专栏作者，目前有42.7万人订阅了他的付费专栏，按每人收费199元计算，薛兆丰带来的营收接近8500万元，可以说是网络上最炙手可热的经济学者。 他还是知名综艺节目《奇葩说》的导师。2018年，薛兆丰参与录制《奇葩说》，在一众综艺明星中，他凭借理性又独特的言论，穿着正装一脸严肃的样子，大量圈粉，成为“网红”。 在互联网时代，薛兆丰因为经济学走红，登上综艺舞台，并获得财务自由。在此之前，这是学者和教授们所不敢想象的事情。 他为此陷入争议，未必是毫不在意，却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洽逻辑：他认为经济学应该回归到生活中去，传播者应该适应时代传播的变化，并认为自己依然是“严肃的知识分子”。 薛兆丰说，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并由此，将自己变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网红经济学家” 生于1968年的薛兆丰，本科就读于深圳大学，主修专业是应用数学。 一个经常被他讲起的故事是，有一次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说，人类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是火、车轮和中央银行，“当时我受到很大的震动，觉得火可以熟食，车轮让运输成为可能，中央银行作为一个机构，何德何能，可以与这两个发明相提并论？”好奇之下，他开始翻看经济学著作，最开始看的是萨缪尔森的经典作品《经济学》，“仔细看了两三遍，又买了英文原版看。” 他自称，当时他认为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都很重要，但在接触到经济学之后，发现”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最犀利，科学性、逻辑性也是最强的“，薛兆丰认为，这把“剑”跟别的“剑”是不一样的。 2003年，已经35岁的他去往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学习经济学，在5年后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后研究员。2010年，薛兆丰进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授课任职，教授法律经济学相关课程，同时他还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作为学者，在过去十多年，他曾发表数百篇经济评论和文章，先后出版了书籍《经济学的争议》，《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经济学通识》，以及《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2017年2月，薛兆丰开始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法律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在知识付费平台“得到”App上开设专栏《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目前订阅学员数量已经超过42万名。 除去知识付费市场爆发的因素之外，薛兆丰“接地气”的音频内容也是其能受到如此多关注的原因：在他的课程中，他多结合热点现象，并给出通俗易懂的经济学解读。对于许多之前未接触过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些音频成为他们了解和学习经济学的入门课程。 薛兆丰曾说过：“对一个经济学课堂来说，这是个意想不到的规模，是一个现象级的事件”。 图片来源于网路 2018年，受到主持人马东的邀请，薛兆丰担任了综艺节目《奇葩说》的导师。参与录制节目期间，在一众综艺明星中，他凭借理性又独特的观点和言论，以及穿着正装一脸严肃的形象，大量圈粉。 某期节目，在讨论辩题“得知前任得新欢，有个鸡飞狗跳钮可以给他俩的关系制造一点麻烦，要不要按？”时，薛兆丰选择不按。 他说：今天，世界上有70亿人，想象一下有70亿颗绿豆在一个大缸里，有两颗红豆它们是彼此一生中的唯一。把它们放进这个大缸，搅啊搅，它们会碰上吗？短暂的一生可能不会，这是偶然性。而我们的海誓山盟只不过是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挑选了一个人。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是你一生中的唯一，分了手还要不断地干扰TA的生活，那你对偶然性一定有深深的误解。 在节目播出后，薛兆丰的百度搜索指数飙升至历史峰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912%，资讯指数同比增长1130870%，新闻头条指数在最高时达到7003。 薛兆丰成为了被大众所知晓的“网红经济学家”。 受争议的“知识网红” 受到大量关注的同时，薛兆丰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主要争议集中在同行对他的学术能力的质疑上。 早在2013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永璟曾在微博发声：“我是薛留美期间同窗，主要研究方向是他号称的研究方向之一的‘公共选择’，而他读的法与经济学课程也是我的主导师所主持，所以对他很熟悉。实事求是的说，薛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系统学习过，基本上就是在对着概念查字典，所以闹了不少笑话。我批薛，不光是因为他到处显摆，更是因为他冒充我们公共选择专业的学术牛人，在外面胡说八道。” 最开始在“得到”开专栏时，薛兆丰的专栏名称为《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2017年年底，北大国发院教授唐方方，对薛兆丰的学术水平提出质疑，并称他不是北大人事处登记的教授，在外面的讲课是利用2017年北大品牌进行背书，属于“误导用户”，并指出“经济学不是故事会”。虽然后来据《新京报》报道指出，北大教授分为事业编制和院聘教授，薛兆丰属于后者。 也是在那个时候，薛兆丰确定了要从北大辞职的年头。2018年3月，薛兆丰辞去北大职务，得到平台的专栏名称也随之取消了“北大”字样。 2018年，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的教授、经济学家汪丁丁，在个人朋友圈公开批判薛兆丰。汪丁丁称，自己不反对为收费而讲解知识，但在读完薛兆丰的书后，认为“他试图从日常口语概括经济理论，但四项概括中至少错了三项”，像是“完全没有毕业的经济系学生写的”。 汪丁丁还提到“五常教授的评论有理”——张五常也是一名知名的经济学家。薛兆丰在早年开始学习经济学时，曾自学过张五常经济学，两人还曾就一些经济学观点，在网络上有过争论。张五常的博客管理员2009年曾经转述过张五常的话称，薛兆丰不是其学生，也不是其朋友，并称薛兆丰不懂经济学。 汪丁丁认为，知识是分层次的，一流知识是圣洁的，是普通人买不到的。“一流知识难以理解，它只服从根本重要性的准确表达，而绝少服从愿意付费的大众根据市场交换原则而预期的通俗化标准。” 汪丁丁在题为《为什么付费的只能是三流知识？》一文中写道，罗胖和脱不花（得到的两位创始人）曾约他喝茶，他从那时开始关注得到的商业模式，并至今仍提供道义支持。但他也称，“我无法忍受这一商业模式的折磨，它要求我反复改变自己的表达直到商业团队认为大众能够理解。“ 在汪丁丁看来，一流的知识只能免费，这是因为它只吸引少数能够理解它的人。这些人是最宝贵的，他们原本不应付费，他们投入的理解力和伴随着理解一流知识的艰辛，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付费知识的市场价格。能够与金钱和权力交换的知识，必定是三流的，因为表达方式不可能继续忠于只有一流知识才可表达的那种重要性感受。 薛兆丰在“得到”专栏中回应，称《薛兆丰的经济学课》有一个意义，那就是尽力消除“知识”的神秘感。 “有这样一些学者，以为知识天然地就分为三六九等。但在我们的专栏所讲解的知识体系看来，知识的深浅轻重，是以理解现实问题为导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准绳的。没有什么知识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 “同样，也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把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囫囵吞枣和故弄玄虚当做做学问的一种境界。而我相信，哪怕再深奥的知识，也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反过来，一种思想，如果表达得不清不楚，那别人也无法指出它的错误。那些只能用来‘端着’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在一次采访中，他称，对他来说，目前最满意的成就是，做了《薛兆丰的经济学课》。 现实主义者 为什么会是薛兆丰？薛兆丰又做对了什么？ 薛兆丰认为，“知识有另外一面，能够真的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回答生活当中的问题，经济学的本源就是回到生活。” 如果纵观薛兆丰的人生，你会发现，他是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人，表达欲强烈，并持续保持个人输出，打造个人品牌。 大学毕业之后，薛兆丰一边学习经济学，一边参与互联网论坛讨论。他将科斯、阿尔钦等经济学家的文章翻译发表在论坛，写文章参与争论；他在《经济观察报》《证券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也曾发表大量文章；在进入高校后，他还曾在网约车论战中多次发表文章。 他还擅长使用社交网络。在“得到”出现之前，罗振宇和薛兆丰就已经有过合作。2014年罗辑思维节目第二期《我们应该反垄断吗》，以薛兆丰的《商业无边界》为观点支撑。2015年，薛兆丰将《经济学通识》修订再版——这本出版于2009年的书籍，在刚开始出版时，销量很小，在罗辑思维平台推出后，售价58元的经济学类著作，4个多月时间卖出超过10万册。 他具有产品思维。在打造专栏《薛兆丰的经济学课》时，不管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得到平台的帮助，他通过使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并结合时下最流行的热点，让平时枯燥无味的经济学被更多人能够轻松的接受。 他还擅长营销造势。2018年6月，在付费专栏内容的基础上，薛兆丰精选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形成了《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一书。新书的发布会独辟蹊径，把地点选在了北京的“网红”地标三源里菜市场。菜市场+经济学+北大教授的组合，一时间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前易到用车创始人、顺为资本投资合伙人周航曾写过一篇名为《我们为什么干不过薛兆丰》的文章，在文章中分析称，“从学术研究来看，他或许不能算经济学大师，甚至文人相轻，有些学界还看不上他的学术研究和在互联网平台上开设的这门课，但薛老师的课程是按照商业的逻辑做事”，而“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 薛兆丰曾在一场发布会上提到自己对于如何传递经济学知识的看法。 他说，说起经济学，大家想到的是这样子沉闷的东西。实际上，他讲的（经济学）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我们讲的不是一个概念，讲的是一个使用的场景，在场景中让大家学会如何去应用知识，只有学会用你才会理解，只有理解你才会进步。 在《奇葩说》第5季的开场白中，马东这样介绍薛兆丰：在我心里面，薛兆丰教授，就是这个时代，应该有的知识分子的样子。 薛兆丰自己也称：“我是非常不讨好的一个人，但是还是值得， 如果我说出一些经济学的有趣的地方，让有心人看到，哪怕被人讨厌、被人骂，也值得。” 其中，薛兆丰最有名的观点莫过于《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观点。2001年，他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文章称：“春运火车票价历来低于市场出清价格，差额向来由铁路职工和黄牛党瓜分。乘客支付的总代价不变，而全社会则蒙受净损失，损失量等于排队者所花时间和气力本来可以制造的财富和快乐……为了方便广大乘客竞争车票，也为了国有资产不至于被黄牛党瓜分，今年铁路部门本来应该参照往年的黑市价格，把票价提得更高。” 这一言论发出后，引来无数争议，批评占了多数。他还在后续文章中公布了其父亲给他的来信，信中写道：“表面上，火车票价足够高，就不会有炒票现象；而羊胎素也如是，幸好它的价格不象雪花膏，否则也会发生排长队挤伤人的事故。但细想却不然：没有羊胎素，社会不会动乱；但回家过年，百万民工可没有选择余地！” 美国United China基金（合秦资产）创办人吴向宏也曾发文反驳薛兆丰的论点，他在文章中称，“一个真正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他最应当关注的，首先是‘个人经济自由’这个最最基本的前提。在个人缺乏经济自由的情况下，单纯在交易领域盲目地实施‘市场化’，不但不会提高效率，而且更有可能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正。” 薛兆丰是一名“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自称自己是一个“不看悲剧，舍弃文艺小说”的人。有人称，他的观点有着原教旨主义的色彩，他的解释有时候也显得有点执拗和缺乏处境意识。但通过他，有更多人开始接触和入门了经济学。 或许，对于薛兆丰来说，如果把自己定义为一名“经济学学科的传播者”，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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