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0437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611亿元，服务贸易逆差10040亿元，初次收入逆差6776亿元，二次收入顺差642亿元。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顺差6991亿元，储备资产增加1878亿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0年四季度及全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 2020年四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8601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2788亿元，服务贸易逆差1878亿元，初次收入逆差2582亿元，二次收入顺差273亿元。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顺差3784亿元，储备资产增加1628亿元。 2020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0437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611亿元，服务贸易逆差10040亿元，初次收入逆差6776亿元，二次收入顺差642亿元。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顺差6991亿元，储备资产增加1878亿元。 按美元计值，2020年四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302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936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84亿美元，初次收入逆差391亿美元，二次收入顺差41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顺差573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246亿美元。 按美元计值，2020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989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338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453亿美元，初次收入逆差990亿美元，二次收入顺差94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顺差1034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280亿美元。 按SDR计值，2020年四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914亿SDR，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359亿SDR，服务贸易逆差200亿SDR。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顺差402亿SDR，储备资产增加173亿SDR。 按SDR计值，2020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125亿SDR，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817亿SDR，服务贸易逆差1051亿SDR。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顺差736亿SDR，储备资产增加193亿SDR。(完)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0年四季度及全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数据显示，2020年四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8601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2788亿元，服务贸易逆差1878亿元，初次收入逆差2582亿元，二次收入顺差273亿元。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顺差3784亿元，储备资产增加1628亿元。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0437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611亿元，服务贸易逆差10040亿元，初次收入逆差6776亿元，二次收入顺差642亿元。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顺差6991亿元，储备资产增加1878亿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989亿美元，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2%，继续处于合理区间，跨境资金双向平稳流动，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与同期GDP之比为2%，主要原因是我国疫情控制有效，同时，中国也充分发挥了全球工厂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为全球“抗疫”做出了贡献。 王春英进一步分析称，2020年，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为5338亿美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4%，进口与2019年基本持平，均明显好于预期。分季度看，货物贸易顺差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走势：一季度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顺差规模明显回落；二至四季度，通过采取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我国率先复工复产，弥补全球产出缺口，顺差较快恢复。 服务贸易方面，王春英表示，2020年，服务贸易逆差1453亿美元，同比下降44%。其中，旅行逆差1162亿美元，同比下降47%，主要是在疫情影响下，跨境出行受限，旅行收支大幅萎缩。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直接投资延续较高顺差，证券投资双向交易活跃。王春英说，2020年，直接投资顺差1034亿美元，同比增长78%，其中对外直接投资1096亿美元，同比增长12%，境内主体对外投资保持理性有序；来华直接投资2130亿美元，同比增长37%。证券投资项下双向流动更加活跃，对外证券投资和来华证券投资均表现为增长。 谢亚轩认为，来华直接投资2130亿美元，同比增长37%，表明境外投资者看好我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中国资产的吸引力较高。同时，从中国对外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情况来看，也显示我国在疫情之下带来的不确定下仍然坚持对外开放和合作。 “总体来看，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有利于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王春英表示。 展望今年的国际收支情况，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从经常项目来看，受疫情影响，国际供应链产业链还在缓慢恢复，因此，今年中国对外出口形势总体将保持比较乐观的态势，相对去年贸易顺差规模可能有所收窄，但总体还将保持顺差态势。从资本项目来看，今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因此，国际资本还将继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市场发展潜力，预计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还会持续净流入。
摘要： 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恐不会太普遍。 去年，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海关统计的中国进出口额较上年增长1.5%，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顺差5350亿美元，增长27%，仅次于2015年的5939亿美元。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显示，同期海关口径的涉外贸易收付顺差为1717亿美元，较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顺差少了3634亿美元，“贸易顺差不顺收”的负缺口同比增长47%。 出口少收、进口多付导致贸易顺差不顺收 去年，海关统计的出口额2.59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收入2.32万亿美元，企业出口少收款2661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73%；海关统计的进口额2.06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支出2.15万亿美元，企业进口少付款973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27%。 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出口收入长期低于海关出口额（即出口少收款），出口收款比率维持在90%左右。去年，该比率为89.7%，较上年低了1.3个百分点。2013年以前，中国企业进口付款低于海关进口额，但2014年之后开始大过海关进口额（即进口多付款），企业进口付款比率持续高于100%。去年，该比率为104.7%，较上年高出3.6个百分点。 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顺收状况越来越突出。2014~2019年，这个负缺口与同期进出口额之比平均为6.5%，高于2010~2013年平均1.4%的水平。去年该比例为7.8%，高出上年2.4个百分点，高出2014~2019年均值1.3个百分点。 现实中海关进出口与贸易收付款本就难以一一对应 企业进出口往来中本身就有些正常的出口不收款和进口不支付。如对外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记录在对外投资项下也无对应的出口收入，来料加工仅收工缴费等。再如，接受境外无偿援助或捐赠物资进口没有对应的进口支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不用付款而是在出口环节收工缴费，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和物品是作为外商的实物出资不用付汇等。这些数据均可以从海关进出口的贸易方式统计中获得。 剔除正常的不收款因素后，导致企业出口少收的原因还有：一是境外进口商对境内出口商的赊账行为（如出口推迟收款）；二是2011年1月1日起，境内企业出口收入在核定的规模内可以存放境外用于对外支付；三是企业出口出现坏账不能收汇；四是企业可能为完成业绩考核虚报出口价格；五是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等等。而导致企业进口多付的原因有：一是企业提前对外进口支付（如进口延迟付款）；二是利用存放境外的出口收入对外进口支付；三是支付由于避税等原因导致的价格低报进口，等等。 由此可见，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金关工程下推出了海关、外汇局、银行联网的电子口岸系统），恐不会太普遍。 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统计和经济含义 首先，进出口顺差不代表涉外收付款顺差，更不代表外汇供求顺差。去年，银行代客贸易结售汇顺差2396亿美元，较银行代客涉外贸易收付款顺差多出680亿美元（上年为少了109亿美元），该缺口相当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45%，虽高于上年的39%，却小于2017~2019年的均值55%。这反映了当年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宽幅震荡，市场风险偏好逆转。 从企业进出口报关到贸易收付款通常有1至3个月的时间差。去年外贸出口增长前低后高，四季度出口额占到全年出口的30%，进出口顺差占到全年顺差额的近40%；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缺口也主要出现在年底，四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750亿美元，占到全年负缺口的48%。因此，不排除去年底的贸易顺差不顺收部分，有可能转为今年初更多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净流入乃至净结汇。 其次，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是现金收付制的编制原则，而国际收支统计是权责发生制的编制原则。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海关进出口报关后，如果当期没有发生贸易收付款行为，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中就不记录，但在国际收支中却要记录。其中，前述出口延迟收款（包括部分被监测到的出口不收汇）或进口提前付款的行为，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或负债方的贸易信贷负债净产生减少；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则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货币和存款净获得增加，若企业用境外存款支付进口，则应该在相应的项目下记为净获得减少；如果企业核销出口坏账，应借记“经常项目”二次收入的经常转移；如果高报出口价格却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以及低报进口价格却要支付对应的进口，这将反映贸易顺差的高估，会被记录为“净误差与遗漏”负值。 显然，在贸易顺差不顺收情形下，贸易顺差自带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出，只是有的反映在前述线上项目中，有的反映为线下的净误差与遗漏负值。但不论反映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不会影响“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必然逆差”的基本逻辑。理论上讲，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如果与进出口相关的每笔交易（包括进出口走私和内部价格转移等非法交易）都可以追踪到的话，就可以按借贷记账法做会计分录，最终借贷双方就一定能够做平。因为统计就是统计，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而且，相关部门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包括过程中的信息中间产品，外部简单由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推论所谓“消失的贸易顺差”也要慎重。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主要依靠银行间接申报，长于现金收付制下的逐笔数据采集。而权责发生制情况下，因为企业在银行没有发生收付款行为，故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或者估算方式获得数据。如贸易信贷的资产和负债统计，外汇局就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但受制于样本数的局限性和抽样的频率，贸易信贷统计的质量难以保证。比如，去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883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本应反映为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负债净产生减少，但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信贷资产与负债合计仅净流出145亿美元，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贸易信贷净负债余额也仅增加68亿美元。这显然与当期贸易收付款差额与进出口顺差的偏离相去甚远。 然而，一方面，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找到更加可信的替代方案之前不可能随意改动；另一方面，贸易信贷资产负债与进出口额的正常比例多少合适，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经验值（如净误差与遗漏额的国际合理标准为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正负5%以内）。鉴于中国进出口规模每年四五万亿美元，一两个百分点的偏离就是成百上千亿美元，这可能是导致近年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偏大的重要原因。2010年一季度至2020年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与净误差与遗漏净值之间为强正相关0.719。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统筹安全与发展，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能力，是我们的“必修课”。今年初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夯实外汇管理基础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这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摘要： 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恐不会太普遍。 去年，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海关统计的中国进出口额较上年增长1.5%，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顺差5350亿美元，增长27%，仅次于2015年的5939亿美元。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显示，同期海关口径的涉外贸易收付顺差为1717亿美元，较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顺差少了3634亿美元，“贸易顺差不顺收”的负缺口同比增长47%。 出口少收、进口多付导致贸易顺差不顺收 去年，海关统计的出口额2.59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收入2.32万亿美元，企业出口少收款2661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73%；海关统计的进口额2.06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支出2.15万亿美元，企业进口少付款973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27%。 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出口收入长期低于海关出口额（即出口少收款），出口收款比率维持在90%左右。去年，该比率为89.7%，较上年低了1.3个百分点。2013年以前，中国企业进口付款低于海关进口额，但2014年之后开始大过海关进口额（即进口多付款），企业进口付款比率持续高于100%。去年，该比率为104.7%，较上年高出3.6个百分点。 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顺收状况越来越突出。2014~2019年，这个负缺口与同期进出口额之比平均为6.5%，高于2010~2013年平均1.4%的水平。去年该比例为7.8%，高出上年2.4个百分点，高出2014~2019年均值1.3个百分点。 现实中海关进出口与贸易收付款本就难以一一对应 企业进出口往来中本身就有些正常的出口不收款和进口不支付。如对外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记录在对外投资项下也无对应的出口收入，来料加工仅收工缴费等。再如，接受境外无偿援助或捐赠物资进口没有对应的进口支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不用付款而是在出口环节收工缴费，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和物品是作为外商的实物出资不用付汇等。这些数据均可以从海关进出口的贸易方式统计中获得。 剔除正常的不收款因素后，导致企业出口少收的原因还有：一是境外进口商对境内出口商的赊账行为（如出口推迟收款）；二是2011年1月1日起，境内企业出口收入在核定的规模内可以存放境外用于对外支付；三是企业出口出现坏账不能收汇；四是企业可能为完成业绩考核虚报出口价格；五是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等等。而导致企业进口多付的原因有：一是企业提前对外进口支付（如进口延迟付款）；二是利用存放境外的出口收入对外进口支付；三是支付由于避税等原因导致的价格低报进口，等等。 由此可见，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金关工程下推出了海关、外汇局、银行联网的电子口岸系统），恐不会太普遍。 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统计和经济含义 首先，进出口顺差不代表涉外收付款顺差，更不代表外汇供求顺差。去年，银行代客贸易结售汇顺差2396亿美元，较银行代客涉外贸易收付款顺差多出680亿美元（上年为少了109亿美元），该缺口相当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45%，虽高于上年的39%，却小于2017~2019年的均值55%。这反映了当年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宽幅震荡，市场风险偏好逆转。 从企业进出口报关到贸易收付款通常有1至3个月的时间差。去年外贸出口增长前低后高，四季度出口额占到全年出口的30%，进出口顺差占到全年顺差额的近40%；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缺口也主要出现在年底，四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750亿美元，占到全年负缺口的48%。因此，不排除去年底的贸易顺差不顺收部分，有可能转为今年初更多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净流入乃至净结汇。 其次，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是现金收付制的编制原则，而国际收支统计是权责发生制的编制原则。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海关进出口报关后，如果当期没有发生贸易收付款行为，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中就不记录，但在国际收支中却要记录。其中，前述出口延迟收款（包括部分被监测到的出口不收汇）或进口提前付款的行为，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或负债方的贸易信贷负债净产生减少；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则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货币和存款净获得增加，若企业用境外存款支付进口，则应该在相应的项目下记为净获得减少；如果企业核销出口坏账，应借记“经常项目”二次收入的经常转移；如果高报出口价格却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以及低报进口价格却要支付对应的进口，这将反映贸易顺差的高估，会被记录为“净误差与遗漏”负值。 显然，在贸易顺差不顺收情形下，贸易顺差自带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出，只是有的反映在前述线上项目中，有的反映为线下的净误差与遗漏负值。但不论反映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不会影响“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必然逆差”的基本逻辑。理论上讲，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如果与进出口相关的每笔交易（包括进出口走私和内部价格转移等非法交易）都可以追踪到的话，就可以按借贷记账法做会计分录，最终借贷双方就一定能够做平。因为统计就是统计，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而且，相关部门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包括过程中的信息中间产品，外部简单由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推论所谓“消失的贸易顺差”也要慎重。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主要依靠银行间接申报，长于现金收付制下的逐笔数据采集。而权责发生制情况下，因为企业在银行没有发生收付款行为，故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或者估算方式获得数据。如贸易信贷的资产和负债统计，外汇局就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但受制于样本数的局限性和抽样的频率，贸易信贷统计的质量难以保证。比如，去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883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本应反映为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负债净产生减少，但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信贷资产与负债合计仅净流出145亿美元，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贸易信贷净负债余额也仅增加68亿美元。这显然与当期贸易收付款差额与进出口顺差的偏离相去甚远。 然而，一方面，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找到更加可信的替代方案之前不可能随意改动；另一方面，贸易信贷资产负债与进出口额的正常比例多少合适，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经验值（如净误差与遗漏额的国际合理标准为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正负5%以内）。鉴于中国进出口规模每年四五万亿美元，一两个百分点的偏离就是成百上千亿美元，这可能是导致近年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偏大的重要原因。2010年一季度至2020年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与净误差与遗漏净值之间为强正相关0.719。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统筹安全与发展，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能力，是我们的“必修课”。今年初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夯实外汇管理基础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这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人民日报北京11月8日电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了三季度及前三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707亿美元，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7%，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其中，三季度经常账户顺差942亿美元，在国内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动下，跨境资金的双向流动更加活跃。证券市场双向资金流动更加活跃。数据显示，三季度，直接投资顺差239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332亿美元，来华直接投资571亿美元，同比和环比均有所增长。证券市场方面，三季度，境外投资境内证券逾700亿美元，我国对外证券投资逾300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预计我国国际收支将继续呈现总体稳定、基本平衡的格局。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长期向好，发展韧性强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提供有力支持。（记者 葛孟超）《人民日报》（2020年11月09日 第02版）
“十四五”期间，我国可能出现资本和金融账户项目顺差弥补经常账户逆差的局面，这其中，国际证券投资持续净流入将扮演重要角色。 疫情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许多特征发生了变化，比如，外需强劲恢复、消费增长乏力等。国际收支领域的变化尤为明显，这些变化的方向总体是良性的，包括经常项目顺差大幅改善，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新的变化等。现在很难说这些变化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冲击。总的看，“十四五”期间的国际收支，重新回到此前格局的可能性更大。 一、“十三五”前四年我国的国际收支格局 “十三五”前四年，我国国际收支呈现出经常项目顺差收窄，资本和金融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误差遗漏项高居不下的特征。稳定外汇储备规模重新成为政策目标后，2017年起，非储备金融资产也实现了顺差。 （一）经常账户顺差收窄 在货物贸易顺差收窄及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双重压力下，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回落，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尤其明显，2018年经常账户顺差曾骤降至255亿美元。 ——货物贸易：货物贸易顺差自2015年高点的5762亿美元已逐步回落至近两年的4000亿美元上下，入世后顺差的扩张趋势不复存在。 ——服务贸易：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趋势不改，自2015年的2183亿美元逐步上升至近三年的2500亿~3000亿美元。分项看，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旅行支出，例如2019年服务贸易逆差2611亿美元，当年旅行支出高达2546亿美元。 ——初次收入及二次收入：“十三五”前四年，初次收入年均逆差约400亿美元，二次收入年均逆差约35亿美元，收支差额不大。 （二）资本和金融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 “十三五”前四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收支的突出特征是FDI（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放缓，证券投资转为顺差。自2017年起，非储备金融资产由逆差转为顺差。 ——FDI增长显著放缓：2010~2013年间，我国直接投资每年净引入资金约2000亿美元，目前已逐步下滑至“十三五”前四年期间年均340亿美元的规模，显著放缓。 ——证券投资转顺差：2015~2016年证券投资每年净流出资金约600亿美元，而近三年均录得顺差，2018年资金净流入甚至达到1069亿美元，成为重要的顺差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国际收支金额仍不大，“十三五”期间年均逆差约34亿美元。 ——其他投资逆差收窄：2014~2016年间，其他投资逆差约年均3500亿美元，而2017~2019年年均逆差约150亿美元，资金外流得到遏制。从结构上看，逆差收窄主要由于贷款及贸易信贷的净资金流出收窄并转为净资金流入，未来继续改善余地不大。 ——储备资产流失结束：2015年及2016年储备资产分别流失3429亿美元及4437亿美元。自2017年起，储备资产结束迅速流失趋势，但增长乏力。2017年及2018年储备资产分别增加915亿美元和189亿美元，而2019年流失193亿美元。 （三）净误差与遗漏居高不下 2015年“8·11”汇改后，净误差与遗漏项的不明资金流出由此前的约60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每年2000亿美元左右。2017~2019年间，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与非储备金融资产账户每年都实现了顺差，然而净误差与遗漏项居高不下，蚕食了大部分资金流入。该项具体构成，一直没有权威解释。 二、疫情以来国际收支变化 今年一季度，我国处于疫情暴发期，经常项目逆差337亿美元，非储备金融资产逆差139美元，储备资产减少251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项不明资金流入226亿美元。进入二季度，由于抗疫物资出口、中外疫情复工复产时间差等因素，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扩大至1102亿美元，非储备金融资产逆差153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191亿美元，但净误差与遗漏项进一步扩大至757亿美元。 （一）经常账户顺差强劲反弹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断崖式下降，服务贸易逆差由于境外旅游减少而出现收窄，仍难以对冲货物贸易顺差降幅，整体经常项目出现逆差337亿美元。二季度由于复产较早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收窄，经常账户顺差急速扩大至1102亿美元，出现了“十三五”期间季度最大规模顺差。 ——货物贸易：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断崖式下跌至231亿美元。二季度由于国内外复苏节奏差异，货物贸易顺差扩大至“十三五”期间季度最高的1613亿美元。 ——服务贸易：由于国外疫情原因出国旅行支出压缩，一季度服务贸易逆差收窄至470亿美元，二季度进一步收窄至295亿美元，也是“十三五”期间季度最好水平。 ——初次收入及二次收入：疫情期间波动变化不大。 （二）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新的变化 一季度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111亿美元，其中FDI小幅流入163亿美元，证券投资资金流出532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资金流出46亿美元，其他投资资金流入277亿美元，以上非储备金融资产总体小幅逆差139亿美元，储备资产消耗251亿美元。 二季度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345亿美元，其中FDI仅小幅流入47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资金流出45亿美元，其他投资项又出现大幅资金净流出580亿美元，在证券投资资金大幅流入424亿美元予以补充的情况下，非储备金融资产仍小幅逆差153亿美元，储备资产仅小幅增加191亿美元。 ——直接投资：一季度我国FDI小幅流入163亿美元，二季度小幅流入47亿美元，增长乏力。 ——证券投资：一季度我国证券投资逆差532亿美元，其中，疫中全球资产价格暴跌情况下，资产方向向外净投资515亿美元；二季度证券投资顺差424亿美元，其中负债方向净引入外资660亿美元，为“十三五”期间季度最高水平，有力缩窄了二季度非储备金融资产总体逆差规模。 ——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差额变化不大，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小幅逆差46亿美元和45亿美元。 ——其他投资：一季度其他投资顺差277亿美元。二季度转为大幅流出资金580亿美元，其中，贫穷国家及疫情影响严重国家偿贷能力下降影响下，二季度资产方向向外投资净流出619亿美元；避险情绪冲击下，负债方向引入资金仅39亿美元。 ——储备资产：货物贸易顺差断崖式下跌情况下，为平衡国际收支储备资产消耗251亿美元，二季度储备资产反弹，小幅增加191亿美元。 （三）净误差与遗漏居高不下 3月末汇率突破7.1，美元荒环境中人民币短暂低估，一季度净误差与遗漏不明资金流入226亿美元。二季度汇率升破6.8，多空预期变化，净误差与遗漏不明流出反弹至757亿美元。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证券投资资金流入向好的情况下，蚕食大部分顺差，使得二季度储备资产实际增长仅191亿美元。 三、“十四五”国际收支回到此前格局可能性较大 一是经常账户顺差扩张难以持续。不管是明年底还是后年，全球疫情得到彻底控制之后，我国出国旅行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服务贸易逆差可能重新大规模出现。方向上看，从单一国家获得大量货物贸易顺差也不具有持续性。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的经常项目收支格局，很可能与“十三五”前四年类似。 二是净误差与遗漏难以迅速缩减。巨大的误差遗漏项至今没有得到合理解释。人民币汇率出现长期升值预期，进而减少资本统计口径外流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的净误差与遗漏不会有效缩减。 三是FDI净流入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目前无法预计疫后发达经济体FDI流出出现显著增长，也难以推论中国在其中的份额有新的提升。当然，就中国的FDI流出而言，未来较大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收缩。净流入的格局依然将延续。 四是证券投资有望大幅增长。着眼于经济基本面、人民币汇率、中外利差、国内金融对外开放四大因素，国际证券投资有望持续大规模流入。这是国际收支大项中最为关注的净流入方面。 综合以上方面，“十四五”期间，我国可能出现资本和金融账户项目顺差弥补经常账户逆差的局面，这其中，国际证券投资持续净流入将扮演重要角色。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FDI长期持续大规模流入，其负面影响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包括依存度上升，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缓慢，资源环境领域成本高昂等。国际证券投资大量涌入的负面影响则主要在虚拟经济方面，成为国际证券投资流入大国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未来在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稳定、市场监管、金融创新兼容等方面，会不断遇到新的矛盾和挑战。将更多外资流入引导进入债权，尤其是信用债领域，是更为稳妥的选择。 贸易、产业实体经济领域，一段时期内、某种程度上，中美向脱钩方向发展在所难免。而虚拟经济领域某种程度的挂钩，具有对冲、延缓实体经济脱钩趋势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承担一定风险，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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