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福布斯发布2020中国慈善榜。 榜单显示，今年共有100位企业家上榜，捐赠过亿元的企业家有35位，捐赠总额高达150.9亿元。 今年是福布斯中国第十四次发布中国慈善榜，上榜的100 位企业家现金捐赠总额为179.1 亿元，与去年的191.7亿元相比，下滑6.6%。 其中，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及其家族、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分别以30.1亿、15.2亿及13.9亿元的现金捐赠总额名列前三甲。 统计显示，今年是许家印第五次荣登慈善榜榜首。其他四年分别为2012、2013、2018、2019年。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家族以15.2亿元的捐赠总额位列榜眼。自1997年第一笔大额捐赠算起，杨国强、杨惠妍带领碧桂园集团及国强公益基金会为社会累积捐赠超64亿元。 排名第三的企业家来自融创中国的董事长孙宏斌，2019年，融创中国在扶贫、教育、环境保护等领域，累计捐赠13.9亿元。 此外，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累计捐赠8.5亿元，排名第六；万科董事长郁亮捐赠4.39亿，排名第七；世纪金源集团黄如论、黄涛父子捐赠4.03亿，位列第八名；宝丰集团创始人、宁夏首富党彦宝捐赠4.02亿，排名第9；凯源地产董事长许应裘捐赠4亿，排名第10。 从上榜企业的行业集中度来看，房地产、多元化和互联网名列前三。 房地产行业不仅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多的产业，也同样是产生慈善家最多的行业。榜单显示，来自于房地产行业的捐赠金额高达71.1 亿元，占比近40%，成为当之无愧的捐赠主力军。 榜单数据显示，排名前20的企业家中，共有10位来自房地产行业。除上述外，排名前20的地产公司企业家还有金科股份董事长黄红云、华夏幸福董事长王文学、泰禾集团董事长黄其森、佳兆业集团董事长郭英成，分别捐赠2.78亿、2.54亿、1.98亿、1.88亿。 上述房企在2019年度分别实现销售额1803亿、1510亿、808.7亿、1152.6亿。 此外，位列二、三名的多元化和互联网行业，现金捐赠合计为62.6 亿元，占比近35%。 从上榜企业分布的城市来看，深圳、北京、广州成为捐赠企业最多的前三大慈善地区，集中了四成以上的企业；而从捐赠数额上看，则是深圳、北京和广州这三座城市占据了前三大捐赠金额，分别占捐赠总额29.2%、15.4% 和12.3%，合计超过捐赠总额五成。
智通财经APP获悉，据最新的亿万富豪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 Index)显示，沃伦·巴菲特持有686亿美元的资产，排名第八位，为2012年开始发布该指数以来的最低排名。 巴菲特本周慈善捐赠29亿美元，这意味着自2006年以来他捐出的伯克希尔股票价值超过370亿美元。多年来，纵然慷慨行善，他的财富却一直不断增长，且涨幅越来越大。 不过，此次捐赠终于开始影响他的身家财富。他的慈善事业，再加上伯克希尔(BRK.A.US)最近令人失望的股票表现，终于开始给他的净资产带来压力。686亿美元的资产令他在亿万富豪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 Index)排名第八位，是2012年开始发布该指数以来的最低排名。6月份的时候，他排在第五位。 但就在最近几周，这位89岁的老将先后被前微软公司(MSFT.US)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谷歌(GOOG.US)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超越。这些变化意味着科技大佬如今主宰了全球富豪榜。 全球前七大富豪中，有六人来自科技领域，包括排名第一的杰夫·贝佐斯――今年他的净资产增加了680亿美元。还有鲍尔默，他的财富增加了180亿美元。在亿万富豪指数中，科技行业的财富表现最好，2020年增长了25%。 鲍尔默的财富增长得益于他2014年离开微软董事会后保留的大约4%微软股权。自那以后，微软的股价已上涨近4倍，使他的财富增至765亿美元。鲍尔默拒绝就持有微软股份评论，伯克希尔也未回应置评请求。 巴菲特可能乐见慈善捐赠能让自己的财富缩水。随着财富不断增加，他捐出全部财富的承诺变得更难实现。他在最新的致股东信中说，等到他去世之后，估计要12到15年的时间才能处置完他遗产里的股票。
01 最近几天，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了《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而成都力压杭州、天津、武汉等城市，位居“新一线”城市第一名。这也是成都连续5年蝉联新一线城市榜首。 在商业魅力方面，成都连续多年排名第一，是有底气的。 优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造就了成都“天府之国”的美誉，这里衣食无忧，气候宜人，因此自古以来“成都风俗喜行乐”。千年的传承，塑造了这座城市浪漫休闲的气质，也使当地人形成积极前卫的消费观念，乐于花钱享受，喜欢新鲜事物。 而这种浓烈的氛围，也让成都成为中国的新时尚之都。根据赢商大数据显示，早在2018年底，30家主要国际奢侈品牌就在成都开设门店52家，超过广州深圳，成都奢侈品购买力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列中国第三名。而在2019年抖音举办的美好生活节中，成都购物打卡视频播放71亿次，排名全国第一，超过4000个购物场所被打卡，数量超过北上广，显示了人们超高的消费热情。 随处可见的火锅店、酒吧、茶馆，遍布各处的网红打卡景点……成都，是一座你来了就想花钱的城市。 02 但是，如果你对成都仍然只是“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刻板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成都人爱生活，也爱拼搏。 2019年，成都GDP总量1.7万亿，在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五，GDP增速7.8%，成绩亮眼。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千千万万成都人奋斗出来的。所以，不要再以为成都人生活很轻松，每天喝茶逛街打麻将了。时代在发展，成都人的生活节奏也在加快，而在高新区的天府软件园，996也是常态。 近年来，成都发力创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成为西南科创之都。仅2019年上半年，成都新增国家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2703家，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当中排名第四；高新技术产业完成营业收入4700亿元，增长14%，发明专利授权4976件，增长21%，增速高出全国9.1个百分点。 而在文创方面，成都更是强势崛起。从现象级的手游王者荣耀，到刷新票房纪录的电影《哪吒》，再到全球旅游热门城市，成都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再加上政府这些年持续加强人才引进的力度，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成为“蓉漂”。 2019年，成都人口增量25.1万，在主要城市中排名第六，虽然不及杭州、深圳等长三角、珠三角强势城市，表现仍很亮眼。此外，在本地大学生留存率上，成都也超过了60%。 蜀国文化、汉服、二次元、千游之城、电竞、太古里街拍……历史与现代并存，创新与包容齐驱，成都已经成为中国最具识别度、最具话题性的城市。 03 不过最近几年，楼市的火热在成都人平静的生活中激起一圈圈涟漪。 2016年之前，很多在成都买房的人都觉得买亏了，因为2016年之前的成都楼市，涨幅显著弱于长三角、珠三角同等经济体量的城市。除了成都，西安和重庆也是如此，西部大城市房价的洼地效应明显。 但是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大量外来资金涌入扫货，西部大城市的房价开始填坑，纷纷大涨。成都也不例外，房价的迅速上涨，驱使很多当地人恐慌入场。 ▲2016.1-2020.5各大城市涨幅 此外，由于土拍价格不断走高，以及限价政策，部分区域新房和二手房之间出现明显的价格倒挂，有些项目新旧房的价差甚至达到百万。虽然新房摇号中签率不高，还有限购、限售、限贷一系列调控政策，仍然抵挡不了大家的热情。尤其是一些区域热门项目，万人摇号抢房的新闻屡见不鲜。 根据CRIC克尔瑞发布的5月份成都楼市数据：目前大成都均价为1.25万元/㎡，主城区则稳定在2万以上。 不过，随着2017年前低价土地项目陆续售罄，留给成都人的低价新房也越来越少。而无比复杂的区域限购政策也让人倍感头疼，很多人对成都楼市的前景感到迷茫。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应对新冠疫情影响蔓延，美联储采取了激进的“零利率+无限量化宽松（QE）”的货币政策，短短两个月时间就扩表两万多亿美元。 有人据此预言，美联储“放水”，美元资产缩水，全球将会抛售美国国债，加速去美元化进程，美元国际地位江河日下。国际货币体系真会照此剧本演义吗？ 上次危机国际地位受损最多的是欧元而非美元 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也采取了“零利率+QE”的应对措施，也曾引发了世人类似的担忧。那么，十年过后，真实情况如何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的评估标准，一国货币是否属于广泛交易和使用的货币，关键看该货币在国际支付、外汇交易、外汇储备和国际债权债务中的份额。故我们可以从这四个维度来考察后危机时代美元国际地位的变迁。 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FIT）统计，今年一季度，国际支付中，美元排名第一，月均占比42.2%，较2012年1月上升12.5个百分点；欧元排名第二，占32.3%，回落11.7个百分点；英镑排名第三，占6.8%，回落2.2个百分点。同期，人民币和日元是最大受益者，分别排名第五和第四，上升1.6和1.1个百分点。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三年一次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全球外汇交易中，美元排名第一，占88.3%，较2007年回落0.3个百分点；欧元排名第二，占32.3%，回落2.7个百分点；日元排名第三，占6.8%，上升1.0个百分点；英镑排名第四，占12.8%，回落2.1个百分点；人民币是最大受益者，占4.3%，上升4.1个百分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截至去年末，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美元排名第一，占60.9%，较2008年第三季度末回落3.3个百分点；欧元排名第二，占20.5%，回落4.8个百分点。日元是最大受益者，超越英镑，排名第三，占5.7%，上升2.2个百分点；英镑排名第四，占4.6%，回落0.1个百分点；人民币也是受益者，排名第五，占2.0%。其间，人民币储备资产从无到有，自2016年第四季度起开始单列。 据BIS统计，截至去年末，在未偿国际债权（包括信贷和债券）中，美元排名第一，占48.4%，较2008年第三季度末上升6.6个百分点；欧元排名第二，占28.8%，下降10.3个百分点；英镑排名第四，下降一位，占比4.7%，回落1.8个百分点。同期，日元和其他货币是最大受益者，日元排名第三，提高一位，占5.9%，上升1.1个百分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占4.1%，上升2.9个百分点。 据BIS统计，截至去年末，在未偿国际债务（包括信贷和债券）中，美元排名第一，占49.4%，较2008年第三季度末上升2.8个百分点；欧元排名第二，占29.4%，回落4.7个百分点；英镑排名第三，占5.0%，回落3.2个百分点。同期，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是最大受益者，占6.4%，上升4.6个百分点。 综上，如果说上次危机中美元国际地位受损的话，最多也只是在公共部门（外汇储备），私人部门的美元交易和使用则更为频繁，美元整体国际化水平甚至还有增无减。 这次也是全球货币放水，而非美联储独美于前 上次危机应对，美欧日央行货币政策先后QE。2009至2019年间，美联储、欧央行与日本央行资产与名义GDP之比分别上升了4.2、17.5和79.9个百分点。若在金本位下，这些货币的含金量都会被稀释，也都会贬值。欧央行与日本央行甚至走得更远，先后引入了负利率政策。主要货币早进入了“比丑”时代。 这次疫情应对，欧洲与日本央行都没有动利率工具，但在扩大资产购买方面较美联储不遑多让。4月27日，日本央行也宣布实施无限量宽。今年一季度，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央行总资产规模与上年名义GDP之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从国际支付、外汇储备、国际债权债务的统计看，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这四种货币的市场份额合计通常在90%左右。即便全球外汇交易的币种构成更加多元化，前述四种货币的市场份额合计仍高达150%（总份额为200%）。其他货币剩余的市场份额较小，尤其与美元、欧元相比，远不在一个量级。可见，即便出现新兴国际化货币，但因为网络效应、路径依赖，市场短期内可选择的余地不大。 上次危机，大家担心的QE之后美国对内通胀、对外贬值的预测，并未成为现实。与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相比，美国的经济基本面较好。在疫情暴发前夕，美国正处于战后最长的经济景气，这是美元成功卫冕的重要原因。欧元被重创，主要受累于欧洲至今未走出主权债务危机，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日元异军突起，则源于近年来日元成为全球避险货币。 此外，从广义货币供应M2与GDP之比看，2019年末，欧元区、日本和英国分别为104.1%、188.0%和111.5%，美国仅为71.9%，以此衡量的美元超发程度明显低于欧元、日元和英镑。同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具广度深度、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市场，这将继续从经济上支持强势美元。 新兴市场仍将是美元流动性的主要需求者 本国货币大都不可自由兑换，而只能用硬通货而非本币对外支付，因此，存在国际清偿力的硬约束，是新兴市场的“原罪”之一。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汲取教训，纷纷积累外汇储备，增强自保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新兴市场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据IMF统计，2008年第四季度至2015年第一季度，全球新增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新兴市场占了六成多。到2015年第一季度末，新兴市场持有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分之二，较1999年第一季度末上升27.5个百分点。 新冠疫情恐慌再度引发了新兴市场大规模资本外流，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严重，甚至令亚洲金融危机和2013年的“退出恐慌”等压力事件相形见绌。近日，阿根廷已再次宣布债务违约。据IMF在春季会议期间披露，已有100多个成员向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紧急融资请求。 上次危机，美联储的“零利率+QE”引发了“美元陷阱”的担忧。所谓“美元陷阱”是指，因为美元超发，持有美元储备资产面临缩水的风险，这令美元储备资产持有国陷于两难境地，因为持有贬值，卖出更贬值。当储备货币风险增加时，外汇储备既是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来源，也会成为大宗储备持有者的负担，使其陷入困境。 这次大新冠疫情流行，预计随着市场恐慌和流动性危机逐渐缓解，有些新兴市场可能会重新面临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资本回流。但它们大概率仍会借机增加外汇储备，充实国际清偿力，增强自保能力。无疑，在矬子里挑将军，美元资产（包括美债）仍将是其重要资产配置。即便明知是“美元陷阱”，也只能往里跳，这或许是新兴市场的“宿命”。 非经济因素或将动摇美元国际地位 当今美元国际地位是战后美国综合国力，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的集中体现，美国主导的战后全球治理格局是国际公共产品。然而，美国现政府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名，积极推行“美国优先”，或正在逐渐侵蚀美国的国际领导力。 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对主要经济体包括盟国挑起经贸摩擦，滥用经济金融制裁，掀起逆全球化潮流，加速推动美国经济金融与世界脱钩。这可能动摇战后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根基。 试想，既然与美国经贸交往减少了，大家何苦要用美元计价结算？要忍受美方的长臂管辖，天天担心美元资产被冻结，担心公司、个人甚至国家被制裁呢？ 此次疫情暴发，本被认为能够很好应对疫情的美国政府，表现大失水准，累计确诊和死亡人数在全球一骑绝尘。现政府不仅未反躬自省，反将责任对外甩锅，并与盟国在各地争夺医疗物资。在与时间赛跑的疫情面前，美国国家治理的不足与短板暴露无遗。试想，如果连民生的基本人权都不能保障，又怎能寄希望其继续领导世界呢？ 事实上，“美国优先”正在结出“美国孤立”之果。最近几年，美元已颓势渐显。2017年初至2019年末，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元份额回落了4个多百分点；而在2016年末，其份额还高于2008年第三季度末全球金融海啸暴发之初的水平。同期，全球未偿国际债权债务中，美元份额回落了2个多百分点。国际支付中，2017至2019年，美元的月平均份额较2016年回落了1个多百分点。 “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世人对于“嚣张的美元霸权”本就颇多微词。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或将更加多极化，甚至走向超主权货币主导的新时代。这无关美联储放水多少。 本文原发与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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