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万吨中央储备冻猪肉在路上啦！25日，华储网再发通知称，定于2020年12月30日组织开展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竞价交易，投放数量2万吨。 根据华储网以往公告统计，12月30日交易的中央储备冻猪肉将是年内第38次投放，累计投放量将达67万吨。上一次投放在12月24日，投放量为3万吨。 年关将至，猪肉、蔬菜、水果价格会不会集体涨价成为老百姓关心的事情。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表示，预计农产品总体价格将呈季节性波动上涨走势，但大幅上涨可能性不大。特别是元旦春节期间，城乡居民碗里不会缺粮缺油，也不会缺肉少菜。 农业农村部12月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唐珂介绍，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总量充足、市场运行基本正常。其中，生猪产能持续恢复，猪肉价格连续3个月下跌，近期受需求拉动小幅反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此前也表示，总的来看，国内生猪产能的恢复，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条件和基础是不具备的，价格保持稳定是有支撑和条件的。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北京发布家庭应急物资清单。22日，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发布了《北京市居民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2020版)。清单中的物品绝大部分都是日常用品，市民可根据需要在商场、超市、专业市场或网上均能购买到。 新版建议清单包括基础版和扩充版两个版本。 其中，基础版包括应急物品、应急工具和应急药物3类应急物资。扩充版包括食品、个人用品、逃生自救工具、医疗急救用品、重要文件资料5类应急物资。扩充版建议清单建议居民根据自身的居住环境、地域特点、家庭成员、以及北京地区可能面临的主要灾害类型等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扩充储备。 将每三年对建议清单进行必要微调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是北京市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介绍，发布建议清单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家庭应急物资的储备，通过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带动学习掌握基本应急技能，提高自身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为引导居民家庭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建立了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工作机制，制定了《北京市居民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管理办法》，明确了建议清单的修订、征求意见、审定发布、宣传普及等相关事项，确保北京市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正常情况下，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将每三年对建议清单进行必要的微调并发布，如遇灾害风险发生重大变化时，将及时修订发布。 相关单位将在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消防宣传日等重要宣传活动期间，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普及和应急物资使用演练。
又来3万吨中央储备冻猪肉！12月21日，华储网发布关于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的通知，定于2020年12月24日组织开展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竞价交易，投放数量3万吨。 根据华储网以往公告统计，12月24日交易的中央储备冻猪肉将是年内第37次投放，累计投放量将达65万吨。上一次投放在12月17日，投放量为2万吨。 12月15日，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介绍，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5%，10月份为上涨0.5%；环比下降0.6%。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猪肉下降12.5%，粮食上涨1.4%，鲜果上涨3.6%，鲜菜上涨8.6%。 付凌晖指出，猪肉价格的下降，一个原因是由于今年以来生猪生产恢复，产能在增加，供给得到了提升；另一个原因，是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他表示，元旦、春节两节临近，季节性的需求在增加。但是总的来看，国内生猪产能的恢复，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条件和基础是不具备的，价格保持稳定是有支撑和条件的。 此外，在12月15日的生猪生产形势新闻通气会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魏宏阳提到，目前生猪的市场供应逐月改善，截至11月底，全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均已恢复到常年水平的90%以上。 魏宏阳表示，根据前期生猪生产恢复情况判断，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生猪出栏量将比上年同期增加三成左右，猪肉价格不会高于上年同期水平。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中国央行： 中国11月外汇储备31785亿美元，预期31500亿美元，前值31279.8亿美元。 中国11月末黄金储备报6264万盎司(约1948.32吨)，与上个月持平。
题：《连平：七大举措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步伐》 作者 连平(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即将步入“十四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未来一个时期可采取七方面针对性举措加以实质性地推进。 举措一：依托“一带一路”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空间 “一带一路”合作已经使人民币国际化在境外信贷发展、基础设施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和电子商务计价结算等关键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民币投融资职能逐步得到了增强。未来政府相关部门需适时做好沿线国家政治、经济、金融市场的风险评估和预警，积极引导与推动企业和金融机构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投资和信贷行为，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护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利益和投资安全，为“一带一路”上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保驾护航。 举措二：协同推进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 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性制度安排。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不能仅靠经常账户项下的跨境使用，还需要通过资本账户进行更为便捷的跨境流动，发展人民币交易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是决定资本账户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的重要因素，进而也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金融市场需要继续扩大规模并拓展深度，尤其是拓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同时需要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和推进国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境内人民币资产投资。 举措三：拓展人民币货币计价和储备货币职能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最主要的成果体现在与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有关方面，金融领域内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尚待提升。人民币最终能否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驾齐驱的国际货币，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方面的表现十分关键。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是推动人民币实现计价功能和储备功能的重要抓手。未来既要发挥中国规模庞大的优势，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现货；还要发展期货市场，进一步扩大石油等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在结算和投资职能的基础上，拓展各国储备需求；创新适合国外央行配置的人民币固定收益资产，满足国外央行对资产多样性和平滑期限结构的需求。 举措四：发展和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 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需要在全球形成一个统一、具有深度和较高流动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的网络和体系。目前人民币离岸中心主要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周边地区，未来可考虑在南欧、中亚、中东等地区和金融市场发达、影响力相对较强的区域中心城市布局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继续完善离岸人民币的合法充实和回流机制，创新吸引投资者的人民币计价离岸金融产品，加强对离岸资金流动和衍生品交易的监测，密切人民币离岸与在岸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和业务往来，探索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管理机制。 举措五：构建和完善系统性的银行全球经营网络 从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来看，本国银行体系在全球的拓展，为这个国家的货币在全球布局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平台。境内的商业银行及其境外分支机构共同推进借贷业务是发展人民币借贷职能的重要渠道。商业银行通过借贷业务，提供支付结算等方面的服务，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落地。可支持大型国有银行及部分有条件的中型银行做好国际化发展规划，与本土企业走出去相呼应，将银行国际化发展纳入中国金融发展战略中，有序地加以实施。商业银行作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可在投融资资金配置、信息交互和风险评估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可加强与国外银行在人民币支付清算、资金拆放和报价做市等方面的业务合作，为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资本输出提供更完善的配套银行服务。 举措六：稳步地、较大幅增加黄金储备 尽管近年来中国央行不断增持，黄金储备占总的国际储备比重仅为3.6%，与中国可观的外汇储备、庞大的GDP总量和贸易投资总量等所产生的需求相比显然不匹配。与美国和欧元区等经济体相比，中国黄金储备的规模和比重也偏低。考虑到人民币要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驾齐驱的国际货币，未来外汇储备增长会较为平稳，中国黄金储备比重至少应提高到20%。黄金储备规模和占比的增加将为人民币国际信用和国际清偿力的增强带来实质性的支持，有助于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效的信用保障。 举措七：夯实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规模不断扩大，传统清算模式在效率方面的不足逐渐显现。如报文兼容性出现问题导致收付款不能被识别、需要借助第三方银行层级较多、受时间限制常常不能当日结算等。为了满足市场主体对人民币跨境资金清算、结算安全高效的要求，中国央行构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目前已推出了第二期，这相当于修建了人民币国际化高速公路。要扩大CIPS的全球影响力，需要丰富系统功能和产品类别，完善报文系统；还需要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和市场体系。未来上海应扩大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互联互通，将CIPS的使用推广到更多地区。 连平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文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
“十四五”期间，我国可能出现资本和金融账户项目顺差弥补经常账户逆差的局面，这其中，国际证券投资持续净流入将扮演重要角色。 疫情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许多特征发生了变化，比如，外需强劲恢复、消费增长乏力等。国际收支领域的变化尤为明显，这些变化的方向总体是良性的，包括经常项目顺差大幅改善，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新的变化等。现在很难说这些变化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冲击。总的看，“十四五”期间的国际收支，重新回到此前格局的可能性更大。 一、“十三五”前四年我国的国际收支格局 “十三五”前四年，我国国际收支呈现出经常项目顺差收窄，资本和金融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误差遗漏项高居不下的特征。稳定外汇储备规模重新成为政策目标后，2017年起，非储备金融资产也实现了顺差。 （一）经常账户顺差收窄 在货物贸易顺差收窄及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双重压力下，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回落，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尤其明显，2018年经常账户顺差曾骤降至255亿美元。 ——货物贸易：货物贸易顺差自2015年高点的5762亿美元已逐步回落至近两年的4000亿美元上下，入世后顺差的扩张趋势不复存在。 ——服务贸易：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趋势不改，自2015年的2183亿美元逐步上升至近三年的2500亿~3000亿美元。分项看，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旅行支出，例如2019年服务贸易逆差2611亿美元，当年旅行支出高达2546亿美元。 ——初次收入及二次收入：“十三五”前四年，初次收入年均逆差约400亿美元，二次收入年均逆差约35亿美元，收支差额不大。 （二）资本和金融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 “十三五”前四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收支的突出特征是FDI（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放缓，证券投资转为顺差。自2017年起，非储备金融资产由逆差转为顺差。 ——FDI增长显著放缓：2010~2013年间，我国直接投资每年净引入资金约2000亿美元，目前已逐步下滑至“十三五”前四年期间年均340亿美元的规模，显著放缓。 ——证券投资转顺差：2015~2016年证券投资每年净流出资金约600亿美元，而近三年均录得顺差，2018年资金净流入甚至达到1069亿美元，成为重要的顺差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国际收支金额仍不大，“十三五”期间年均逆差约34亿美元。 ——其他投资逆差收窄：2014~2016年间，其他投资逆差约年均3500亿美元，而2017~2019年年均逆差约150亿美元，资金外流得到遏制。从结构上看，逆差收窄主要由于贷款及贸易信贷的净资金流出收窄并转为净资金流入，未来继续改善余地不大。 ——储备资产流失结束：2015年及2016年储备资产分别流失3429亿美元及4437亿美元。自2017年起，储备资产结束迅速流失趋势，但增长乏力。2017年及2018年储备资产分别增加915亿美元和189亿美元，而2019年流失193亿美元。 （三）净误差与遗漏居高不下 2015年“8·11”汇改后，净误差与遗漏项的不明资金流出由此前的约60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每年2000亿美元左右。2017~2019年间，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与非储备金融资产账户每年都实现了顺差，然而净误差与遗漏项居高不下，蚕食了大部分资金流入。该项具体构成，一直没有权威解释。 二、疫情以来国际收支变化 今年一季度，我国处于疫情暴发期，经常项目逆差337亿美元，非储备金融资产逆差139美元，储备资产减少251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项不明资金流入226亿美元。进入二季度，由于抗疫物资出口、中外疫情复工复产时间差等因素，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扩大至1102亿美元，非储备金融资产逆差153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191亿美元，但净误差与遗漏项进一步扩大至757亿美元。 （一）经常账户顺差强劲反弹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断崖式下降，服务贸易逆差由于境外旅游减少而出现收窄，仍难以对冲货物贸易顺差降幅，整体经常项目出现逆差337亿美元。二季度由于复产较早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收窄，经常账户顺差急速扩大至1102亿美元，出现了“十三五”期间季度最大规模顺差。 ——货物贸易：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断崖式下跌至231亿美元。二季度由于国内外复苏节奏差异，货物贸易顺差扩大至“十三五”期间季度最高的1613亿美元。 ——服务贸易：由于国外疫情原因出国旅行支出压缩，一季度服务贸易逆差收窄至470亿美元，二季度进一步收窄至295亿美元，也是“十三五”期间季度最好水平。 ——初次收入及二次收入：疫情期间波动变化不大。 （二）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新的变化 一季度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111亿美元，其中FDI小幅流入163亿美元，证券投资资金流出532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资金流出46亿美元，其他投资资金流入277亿美元，以上非储备金融资产总体小幅逆差139亿美元，储备资产消耗251亿美元。 二季度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345亿美元，其中FDI仅小幅流入47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资金流出45亿美元，其他投资项又出现大幅资金净流出580亿美元，在证券投资资金大幅流入424亿美元予以补充的情况下，非储备金融资产仍小幅逆差153亿美元，储备资产仅小幅增加191亿美元。 ——直接投资：一季度我国FDI小幅流入163亿美元，二季度小幅流入47亿美元，增长乏力。 ——证券投资：一季度我国证券投资逆差532亿美元，其中，疫中全球资产价格暴跌情况下，资产方向向外净投资515亿美元；二季度证券投资顺差424亿美元，其中负债方向净引入外资660亿美元，为“十三五”期间季度最高水平，有力缩窄了二季度非储备金融资产总体逆差规模。 ——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差额变化不大，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小幅逆差46亿美元和45亿美元。 ——其他投资：一季度其他投资顺差277亿美元。二季度转为大幅流出资金580亿美元，其中，贫穷国家及疫情影响严重国家偿贷能力下降影响下，二季度资产方向向外投资净流出619亿美元；避险情绪冲击下，负债方向引入资金仅39亿美元。 ——储备资产：货物贸易顺差断崖式下跌情况下，为平衡国际收支储备资产消耗251亿美元，二季度储备资产反弹，小幅增加191亿美元。 （三）净误差与遗漏居高不下 3月末汇率突破7.1，美元荒环境中人民币短暂低估，一季度净误差与遗漏不明资金流入226亿美元。二季度汇率升破6.8，多空预期变化，净误差与遗漏不明流出反弹至757亿美元。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证券投资资金流入向好的情况下，蚕食大部分顺差，使得二季度储备资产实际增长仅191亿美元。 三、“十四五”国际收支回到此前格局可能性较大 一是经常账户顺差扩张难以持续。不管是明年底还是后年，全球疫情得到彻底控制之后，我国出国旅行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服务贸易逆差可能重新大规模出现。方向上看，从单一国家获得大量货物贸易顺差也不具有持续性。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的经常项目收支格局，很可能与“十三五”前四年类似。 二是净误差与遗漏难以迅速缩减。巨大的误差遗漏项至今没有得到合理解释。人民币汇率出现长期升值预期，进而减少资本统计口径外流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的净误差与遗漏不会有效缩减。 三是FDI净流入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目前无法预计疫后发达经济体FDI流出出现显著增长，也难以推论中国在其中的份额有新的提升。当然，就中国的FDI流出而言，未来较大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收缩。净流入的格局依然将延续。 四是证券投资有望大幅增长。着眼于经济基本面、人民币汇率、中外利差、国内金融对外开放四大因素，国际证券投资有望持续大规模流入。这是国际收支大项中最为关注的净流入方面。 综合以上方面，“十四五”期间，我国可能出现资本和金融账户项目顺差弥补经常账户逆差的局面，这其中，国际证券投资持续净流入将扮演重要角色。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FDI长期持续大规模流入，其负面影响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包括依存度上升，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缓慢，资源环境领域成本高昂等。国际证券投资大量涌入的负面影响则主要在虚拟经济方面，成为国际证券投资流入大国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未来在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稳定、市场监管、金融创新兼容等方面，会不断遇到新的矛盾和挑战。将更多外资流入引导进入债权，尤其是信用债领域，是更为稳妥的选择。 贸易、产业实体经济领域，一段时期内、某种程度上，中美向脱钩方向发展在所难免。而虚拟经济领域某种程度的挂钩，具有对冲、延缓实体经济脱钩趋势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承担一定风险，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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