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开幕，论坛上，深化全球合作被重点提及，其中就包括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表示，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特别是要促进宏观政策的全球经济合作，促进全球在应对疫情、恢复经济方面发挥更好作用。 在屠光绍看来，面对疫情，要意识到全球宏观政策的重要性，同时也要关注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他将全球主要经济体应对疫情时采取的宏观政策归结为“1+5”，即首先是抗疫救灾，这是最突出的任务。 具体而言，还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民生救助；二是纾困企业，小企业和大企业都包含在内；三是稳定金融，包括市场流动性的稳定，金融服务的稳定，以及对产业和企业服务的稳定；四是避免危机，即避免因疫情冲击演变为经济危机；五是引导预期，并为经济逐步恢复做好安排和准备。 另外，屠光绍还强调，要关注宏观政策后续的影响性，纵观已出台的宏观政策，基本呈现三大特点，一是从常态管理到非常态管理非常明显；二是力度空前，且连续加码；三是政策操作方式打破常规，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既包括总量又包括具体的方式。 “这么多的政策，我们要对它的有效性做一点评价，但是现在这个评价还在过程当中，政策也还在继续过程当中。”屠光绍说道。 还需注意的是，宏观政策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全球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和杠杆率产生影响。此前，从熔断到反弹，美国股市走出了一波“V”型反弹行情，屠光绍直言，这一轮美国股市的V型反转，是靠货币政策支撑的，也就是所谓的“大水漫灌”。 他进一步分析道，从3月初到现在，美国股市的交易量已经大于疫情之前，有大量资金涌入到股市。积极的作用是，1月到5月，美国融资量逐步增加，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融资功能得到了恢复；但另一方面，股市脱离经济基本面，靠货币政策来支撑，这就使得股市的基本关系出现了变异。 屠光绍称，“现在美国的股市可能就是在对赌美国央行、对赌美联储。”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政策特别是美国央行、美联储货币政策均有极大外部性，对于全球的影响需要特别关注。 屠光绍还说道，货币政策就像弹药，不能没有，但不能乱打，更不能一下打光，要特别关注宏观政策的当前影响和后续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宏观政策相对来讲是很积极的，宏观政策和财政方面均采取了一系列稳健且‘瞻前顾后’的措施，既应对当前面临的困难，同时又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王宇哲 “至道无难，唯嫌选择” 。 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选择问题是全球学术和政策圈的讨论焦点。避免央行以“直升机撒钱”的方式直接向财政提供永远不用偿还的转移支付是有益的风险提示，在常态情形下，没有约束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无异于引鸩止渴，并将对实体经济效率、金融市场稳定、宏观当局信用带来长期损害。但在新冠疫情同时冲击全球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大背景下，为避免经济陷入“债务-通缩”恶性循环，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举。 我们认为，面对疫情冲击下实体经济百年未有之困境，全球宏观政策一段时期内施行“财政货币双宽搭配”已是大势所趋，道义上和情感上选择接受与否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通过方式细节、过程监管、退出时机和约束机制的选择，来优化超常规政策搭配的成本收益平衡。从宏观实际出发，打破对于“货币-财政”互动形式刻舟求剑的紧束缚，有利于在非常态下实现有益的政策创新。 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举，“货币-财政”互动形式宜更为灵活。今年以来，在新冠疫情同时冲击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极端环境中，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利率下限和债务上限的空间约束更为凸显，通胀乏力和刺激恐惧的两难令复苏前景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近期学术和政策圈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选择问题开启了激烈辩论，反映出对于宏观政策组合的不同意见。我们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短期的黑天鹅冲击与长期的结构性痼疾叠加，政策在求稳之上还需应变，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举。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辩论中，从狭义出发对央行是否可以“在一级市场上直接购买国债，同时投放基础货币”的选择进行讨论固然有所裨益，但从广义上讲，宽松货币政策伴随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存在更多共识。在此基础上，若可以动态比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对空间和边际效用，适应经济实际不断优化政策搭配和协调机制，而非单纯强调彼此的依赖和替代关系，或将更有助于务实地走出政策困境。 魔鬼总在细节中，找准症结方能对症下药。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问题，反对的观点既有历史上的经验证据，也有依据经典理论推演出的政策恶果。在常态情形下，没有约束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无异于引鸩止渴，并将对实体经济效率、金融市场稳定、宏观当局信用带来长期损害，其具体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恶性通胀、汇率巨贬、债务高企、挤出私人支出、市场大幅波动等。但最新的学术研究表明，由货币融资的财政刺激似乎并不是上述问题的根源本身。比如，从刺激政策形式与对应的通胀看，债务货币化与否对于通胀率的影响不大，因为通过任何形式所带来的额外需求上升都会推高通胀，但是否偿还债务/债务期限长短确实是决定通胀水平是否大幅提升的关键[1]；从挤出私人支出和债务负担的角度看，在价格和工资存在粘性的情况下，由货币融资的财政刺激会明显提升产出和通胀，甚至带来私人支出的挤入效应（crowding-in effect），基础货币增加还将推动利率下行，长期债务-GDP比重可能降低[2]。所以，标签式地批判诸如“现代货币理论”等非主流学说，或无助于探讨政策效应的真正来源，从而失去政策时机。 宏观环境难以轻言改变，但政策方式和约束可以主动选择。从当前全球宏观环境看，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在空间和边际效果上都受到极大限制，大规模财政刺激已经普遍开始，尽管必然面临退出之困，但短期或为两害之轻。中国的政策空间仍相对宽裕，这也使得操作上有相机抉择的优化余地。我们认为，在当前中国仍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下，财政决定金融的主逻辑依然成立，财政扩张的乘数作用对于短期重启实体经济更为直接和明显。在货币政策支持财政发力的形式上看，一方面需要考虑到财政在资金上的信用风险优势和结构性政策上的再分配属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平滑市场扰动并兼顾政府现金流实际。具体而言，宜综合把握政策搭配的效率、方式、力度、退出等设计细节做出现实选择：从效率看，“六稳”、“六保”和重启经济有赖于定位精准的公共支出方向，政策需增加普惠性并缩短时滞；从方式和力度看，选择直接购买特别国债或间接通过商业银行购买国债，抑或借鉴其他国家政策创新（如财政部在央行开立透支账户临时性融资或联合成立SPV等）需要权衡刺激效果、通胀预期、市场扰动、汇率波动等因素；从退出看，应该设立严格的约束规则和监督机制，避免货币融资的财政刺激被反复和无节制使用。 参考文献 [1] Hagedorn， M． and Mitman， K．， 2020． Corona Policy According to HANK． [2] Galí， J．， 2019． The effects of a money-financed fiscal stimulu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晓春 图/网络 “财政赤字货币化”，其作为理论进行讨论和作为政策进行讨论，是不同的。虽然说理论与实践相联系，但真要作为政策讨论实施，那还是不同的。 传统宏观政策效用递减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全球化和主要经济体经济结构过渡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经济运行的逻辑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 传统宏观理论，是面对一个经济体的运行进行研究。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目的，是要最终促成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有效需求。但现在由于经济运行逻辑的变化，传统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大量放水抬高了资产价格，改善了宏观数据，却并不增加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有效需求。 以美国为例，市场流动性枯竭，往往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枯竭。央行应对这样的流动性枯竭进行放水，解决的只是金融市场的问题，抬高的是资产价格。即使因为这样的调控，保证了充分就业，但因为美国是以第三产业为主，且由于全球化，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需求最终不能体现在美国国内。同样由于全球化，央行创造的流动性也不完全停留在本经济体内。 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由于全球化，第二产业的产能是面向全球的，当全球对第二产业产品有效需求不足时，央行创造的流动性也不会进入实体经济，于是抬高了资产价格。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就业、增加GDP，但其与第二产业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恐怕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传统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扩大支出刺激需求，增加就业，实现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品的有效需求。我国更是通过大范围的公共项目投资实现财政对经济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应该说，这对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高速发展是有积极贡献的。但现在看来，效用也在递减。 把“财政赤字货币化”常规化将贻害无穷 在传统宏观政策效用递减的情况下，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适应新经济结构的有效宏观调控方式。比如，在货币政策效用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如何起作用。进一步说，我们需要研究财政政策如何能实质性地起到宏观调节作用，不是为财政找收入！在没搞清楚为什么花钱、怎么花钱的情况下，先说怎么收钱，是本末倒置。 这次抗击疫情，实际上是一个宏观调控的特例，但依然是货币政策效用有限情况下的特例，所以还是财政政策怎么操作的问题。 现在看来，财政要把政府出纳和宏观调控两个功能分离开来。除了对政府出纳的预算需要有法律规定外，对宏观调控类的支出也要有特别的法律安排，特别是当遭遇如这次疫情般的突发事件，财政的特别救助、刺激方案更需要有法律程序安排。 比如，财政将如何救助、刺激，需要多少预算，有多少支出可以在一定时期后退出、单次救助政策的退出时间和程序等。在这个基础上谈赤字，谈如何弥补赤字，才是有意义的。 至于是不是可以财政赤字货币化，简单说，不可以。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作为一个基本惯例、通例，或常规政策，将贻害无穷。 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论证的。在当下抗击疫情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研究的是怎么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刺激作用，财政政策如何才能精准地帮助大量中小企业渡过当前的困难生存下去，保住就业、保住复工复产的基本盘，同时避免以前大刺激的后遗症。 在这个基础上，探索适应新情况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得益彰的有效宏观调控方式。 (本文作者介绍：浙商银行原行长)
受疫情影响，央行货币投放和银行信贷扩张力度大幅增加，显著体现在一季度宏观杠杆率上——实体杠杆率环比大幅上升13.9个百分点至259.3%。根据我们估算，全年宏观杠杆率可能较去年年底增加20%左右，后三个季度的杠杆空间主要来自政府部门。 企业部门杠杆率环比大涨9.8%，主导一季度宏观杠杆变化。社科院公布的一季度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环比大幅上升，从去年底的245.4%上升到了259.3%，大幅跳升了13.9个百分点。分析结构上的变化不难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贡献了主要的环比涨幅，杠杆率上行9.8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杠杆率分别环比上行2.2和1.9个百分点。总结而言，在一季度宽货币和宽信用的环境下，各部门杠杆率齐升，企业杠杆率涨幅最大。 一季度各部门杠杆增量的来源。企业部门杠杆大幅扩张主要源于宽松的信贷和债券融资环境，一季度通过贷款融资6万亿，发行债券融资1.8万亿。企业非标融资继续收缩，但降幅明显收窄。居民部门杠杆主要来自购房贷款，一季度新增居民贷款1.08万亿，其中个人购房贷款就新增1.21万亿。政府杠杆率提升主要受政府债券继续前置发行影响，且力度明显超过2019年。 据估算，2020年末宏观杠杆率水平可能较去年提升20%左右。根据3.5万亿专项债、5000亿特别国债和3.6%的赤字率的假设测算，政府杠杆率可能较去年年底提升6.4个百分点。考虑到企业杠杆在一季度已经大幅提升，后续杠杆空间将有所收窄，预计全年杠杆率增幅不会继续上升太多，如果按照全年企业杠杆率增长11%，居民杠杆率增幅全年维持在3%测算，全年宏观杠杆率可能较去年年底提升20%左右。 中长期看，政府和居民部门杠杆率有望进一步扩张。政府方面，化解隐性债务的目标以及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将使财政政策阶段性扩张的需求更加强烈，或将导致政府杠杆在未来几年内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居民部门方面，目前国内居民贷款结构中，消费和房贷比重不高，经营贷款占据了不小的比重。未来借贷购房需求的增加以及居民超前消费意识的提升，将使得居民房贷和消费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或使居民杠杆率继续维持升势。 宏观杠杆将由企业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近年来，金融监管的加强使城投平台融资受到明显的抑制，而政府信用通过置换债、专项债得以扩张。部分省级行政区的城投有息负债开始出现收缩，如天津等地出现的阶段性震荡下行趋势。在化解隐性债务的过程中，未来城投平台的债务融资能力可能会出现趋势性的下降，政府通过扩张债务的形式对其支持的力度将有所提升，这种趋势也将体现为杠杆或债务由非金融企业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 正文 受疫情影响，央行货币投放和银行信贷扩张力度大幅增加，并十分显著地体现在了宏观杠杆率上——社科院公布的一季度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环比大幅上升，从去年底的245.4%上升到了259.3%，上升了13.9个百分点。宏观杠杆率的跳升主要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全年杠杆率将上升到什么样的水平，未来一段时期内各部门杠杆率的趋势如何，这是本篇报告希望讨论的内容。 杠杆率大幅上升，全年怎么看？ 企业部门杠杆率环比大涨9.8%，主导一季度宏观杠杆变化。社科院公布的一季度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环比大幅上升，从去年底的245.4%上升到了259.3%，大幅跳升了13.9个百分点。分析结构上的变化不难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贡献了主要的环比涨幅，杠杆率上行9.8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杠杆率分别环比上行2.2和1.9个百分点。总结而言，在一季度宽货币和宽信用的环境下，各部门杠杆率齐升，企业杠杆率涨幅最大。 杠杆率的提升由两个效应引起。第一个效应是各部门的债务本身有所增加，第二个效应则是受疫情影响分母GDP有所下降。如果以GDP（TTM）作为分母，疫情导致的GDP收缩效应为企业、政府、居民杠杆率分别贡献了一定的增幅。因此，若分母不变（按照去年名义GDP来计算），企业、政府、居民杠杆率约分别上升7.9、1.7和1.2个百分点。 居民部门主要依靠购房贷款。一季度新增居民贷款1.08万亿，个人购房贷款成为主要的支撑项，新增1.21万亿，说明一季度的居民杠杆主要来源于购房贷款的增量。非金融企业部门方面，杠杆大幅扩张主要源于宽松的信贷和债券融资环境。年初以来，央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给予企业战疫支持，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企业部门一季度通过贷款新增融资6万亿。与此同时，极度宽松的市场流动性使企业发债融资环境大幅改善，一季度非金融企业大量发行债券，净融资1.8万亿。另一方面，非标监管仍未放松，企业非标融资继续收缩，不过降幅明显收窄，并未对企业融资形成太大拖累。 政府发债继续前置，超过2019年。受制于经济下行压力，近年来政府债券发行不断前置。1月和2月地方债发行规模同比激增超过70%，其中专项债同比翻4倍，由于今年1月和2月份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的大幅放量，2020年3月地方债同比有所回落。一季度地方债新增总规模1.6万亿元，其中专项债新增规模1.08万亿元，占比84%。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发行节奏的进一步前置，使政府杠杆率增幅高于往年。 全年宏观杠杆率估算 政府部门：根据3.5万亿专项债、5000亿特别国债和3.6%的赤字率的假设，结合去年名义GDP和社科院公布的政府杠杆率数据测算，今年政府杠杆率可能较去年年底提升6.4个百分点。由于一季度政府部门杠杆率环比增幅为2.2个百分点，后三个季度政府部门仍然有超过4个百分点的杠杆率提升空间。 企业部门：图1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今年一季度杠杆率的变化与2009年一季度非常相像，即企业部门杠杆率大幅拉升。那么，2020年企业杠杆率能否像2019年一样，二季度继续拉升，全年实现20%的增幅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2019年企业杠杆率的大幅上行源于“四万亿计划”和城投公司比较激进的加杠杆行为，是存在一定持续性的。但今年一季度的企业杠杆抬升，完全是因为针对疫情和复工复产的贷款支持引致。这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在今年“房住不炒”和非标融资受限的情况下，可以继续加杠杆的主体大幅减少了，而疫情期间的救助贷款只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因此，考虑到企业杠杆在一季度已经大幅提升，后续杠杆空间将有所收窄。 如果按照政府杠杆率提升6.4个百分点，企业杠杆率提升11个百分点，居民杠杆率3个百分点的增幅估算，2020年末宏观杠杆率水平可能较去年提升20%左右。 杠杆率的中期趋势：转移与扩张 国内宏观杠杆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最近十年以来，国内宏观杠杆率快速上行，从略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的位置上涨到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从结构上看，以城投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和居民杠杆的快速提升是主要原因。与发达市场平均水平的横向比较看，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显著较低，但如果算上40万亿左右的城投公司有息负债，就与发达国家的政府杠杆率非常接近。相比之下，我国的居民杠杆率水平并不高，较发达市场还有接近20%的空间。 转移：企业部门to政府部门 隐性债务化解是宏观杠杆从企业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的过程。从2015年隐性债务置换开始，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来接手政府有偿还义务的债务。在置换债逐渐发放完毕后，新增专项债发行量不断提升，部分可能用于借新还旧。与此同时，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对城投公司无序的金融扩张进行限制。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省级行政区的城投有息负债开始出现持续收缩，比如天津，还有部分省份出现阶段性的的震荡下行趋势。我们认为，未来城投平台的债务融资能力可能会出现趋势性的下降，政府通过扩张债务的形式对其支持的力度将有所提升。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看，这种趋势将体现为杠杆或债务由非金融企业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 扩张：政府与居民 政府：宏观调控的需要 控制隐性债务和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需要阶段性的财政扩张。（1）上文中已经提到，存量隐性债务规模巨大，通过政府财政化解的过程很可能会给财政带来大量“赤字”（尽管专项债目前不列入赤字），地方政府依靠发债来弥补这些隐形债务使其显性化，必然会增加政府杠杆率。（2）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和国内“三期叠加”，财政政策逆周期扩张的需求更加强烈。这种扩张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增加支出对冲疫情冲击，尤其是通过专项债的形式提振基建支出以刺激经济回暖；另一个是减税降费，增强市场机制的活力，是长期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方向。从上述逻辑看，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会保持较快增长。上述两个因素或将导致政府杠杆在未来几年内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 居民：加杠杆的空间 国内居民杠杆率因房贷增加而快速增长，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从2012年一季度到2020年一季度8年的时间里，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29.5%，其中大约17.2%的增幅能够用个人购房贷款的上升来解释。但是，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国内居民杠杆率水平还有约18.3%的差距，与美国相比有20.2%的差距。过去国内居民杠杆率的抬升主要与个人购房贷款的增加有关。 未来房贷和消费贷占比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国内居民贷款的结构中，经营性贷款占比偏高，消费和房贷占比相对偏低。从购房贷款方面看，国内居民的房贷占总贷款的比例仅有56%，而美国住房按揭贷款的占比为69%，相比之下国内居民购房贷款的占比偏低。过去房价快速上涨，居民买房需求旺盛以致购房杠杆快速上行。虽然近年来新房销售增速放缓，但这并不意味着居民的购房杠杆触顶。相反，在房价已经上涨到高位，叠加“房住不炒”的情况下，从2018-2019年的市场表现看，二手房挂牌出售热度明显上升，二手房价也明显跑输新房，二套房主的供给压力可能会使二手房市场维持稳定的成交量，使居民杠杆率继续维持升势。消费贷方面，我国居民超前消费的意识并不强烈，但是随着未来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1）一系列的政策鼓励，（2）金融工具（信用卡、白条等）的创新和普及（3）消费观念的改变可能会带来居民超前消费意识的提升。 结论 一季度宏观杠杆率环比大增之后，我们认为全年宏观杠杆率的扩张还将继续。根据我们估算，全年宏观杠杆率可能较去年年底增加20%左右，后三个季度的杠杆空间将主要来自政府部门。政府方面，化解隐性债务的目标叠加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将使财政政策阶段性扩张的需求更加强烈，或将导致政府杠杆在未来几年内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居民部门方面，未来借贷购房需求的增加以及居民超前消费意识的提升，将使得居民房贷和消费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或使居民杠杆率缓慢提升。放眼中长期，城投杠杆向政府杠杆的转移，政府和居民杠杆率的扩张将是一段时期内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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