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历经极不平凡的2020年，站在新起点上，如何迈好第一步、走好新征程至关重要。思客特别策划《预见2021》，邀请多位智库专家围绕他们心中的“2021关键词”，谈谈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之路。 本期我们连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明年的财政政策。刘尚希认为2021年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改革创新”。 ▲明年的财政政策如何强调“不急转弯”？ 点击视频，听刘尚希解读 明年的宏观政策操作为何强调“不急转弯”？ 刘尚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宏观政策不能急转弯，我认为这是针对我们当前的现实情况做出的要求，也是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中央提出“不急转弯”，其实是基于几方面考虑，一是国外疫情还在发展，不确定性相当大。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脆弱，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相当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宏观政策不能急转弯。 从国内经济复苏情况看，国内疫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这为我国发展赢得了先机。我国的经济复苏跟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情况要好得多，是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不过疫情防控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够稳固，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2020年的政策大都是针对突发的、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以及疫情冲击带来的各种衍生风险而制定。这些阶段性政策安排，不能到了2021年就立马退出，这需要一个平缓的退出过程。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有些政策自然要退出，有些政策则需要长期保持，有些改革成果，毫无疑问也是需要巩固的。 例如，支持“六稳”“六保”的一些政策措施，有的可以逐渐退出，有的必须要保持相当长的时间，有的甚至要长期坚持。阶段性的政策安排，它在实践操作上本来就与众不同。因此，宏观政策“不急转弯”也需要分层次分类型，不能一概而论。 明年财政政策会有哪些调整和变化？ 刘尚希：2020年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六保”和地方“三保”而制定的。随着疫情风险降低，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已经逐渐缓解，一些针对疫情防控的政策力度可以逐步调整，当然疫情防控还不能放松，专门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关的资金投入，有的还要保持一定的力度。但整体来看，2021年的财政政策已经不像疫情高峰时，需要那么大的政策力度。 对于财政政策的力度，其实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一个专门表述，即“要保持一定的支出强度”。这就意味着要保持一定的赤字和债务的规模。因为明年保持支出强度的收入来源不能完全指望税收，财政的“紧平衡”也可能是长期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下子大规模地减少赤字和债务也不现实。综合平衡考虑，债务还要有一定规模，可能比疫情暴发前规模要大一些。但相比2020年可能会相对小一些，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包括债务类型）来进行判断。 推动消费，扩大内需，财政方面该如何发力？ 如何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 刘尚希：推动消费，从短期看就是让大家放心消费、愿意消费。如何创造一些有利于激发消费的条件？我觉得这是当前要重点考虑的。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两点，一是有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好东西、好的服务，换句话说要不断提升供给的质量，这样才能创造需求，激发消费的热情。二是消费的前提是得有钱，那就需要扩大就业，稳定就业，提高就业的质量，这样才能改善收入预期，才能刺激消费。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 ▲6月1日，市民在武汉保成路夜市消费休闲。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收入分配的调整完善，一个是通过初次分配，一个是通过再次分配。财政更多的时候是在再分配上做文章。通过税收来调节高收入，把高的拉下来，把低的补上去，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数量，这样收入差距就变小了。 然而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再分配的作用非常有限。比如说个人所得税，其规模本来就不大，纳税人占比也比较低。因此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也比较小。 因此，要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作用，首先得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规模比例，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但即使规模比例上去了，个人所得税能不能真正有效地，长期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不一定。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设计非常复杂，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也很大，但美国的贫富差距依然在扩大，现在已经回到了二战前的水平。由此可见，通过个人所得税等再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短期内是有效的，它能把基尼系数降下来，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效果相对有限（不能逆转长期趋势）。因此从长期考虑，更多还要在初次分配上做文章。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初次分配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城乡二元分治的背景造成了群体性的不平等，既有经济的不平等，也有社会的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表现为分配差距大，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消费差距都比较大。经济不平等还可能强化社会不平等。因为经济不平等带来能力的差距，能力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使下一代获取收入的能力难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可能会造成群体性之间的分配差距难以改变。 群体性差距和个体性差距的性质不同。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从社会整体来看，总是会有收入高中低差距，所以我们在研究收入分配的时候，按照高中低收入分组去衡量收入分配差距。但群体性的差距，通过个人努力是无法全部改变的。 因此，加快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包括经济二元和社会二元的改革，就成为我们扩大内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关键。 您认为2021年中国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刘尚希：我认为2021年经济工作的关键词就是“改革创新”。这涉及很多问题，例如市场化的改革进一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相关政策的落实效果等。 ▲时速350公里高速货运6动车组在试验轨道上运行。新华社发（吴可超 摄） 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减少资源配置的低效状况，减少资源错配，这些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解决。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我觉得这也是内循环畅通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怎么样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如何减少区域之间的分割阻隔与体制的障碍？这些都有赖于改革。体制机制改革本身也是一种创新，是制度的创新。有了制度的创新，才能推动市场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就包括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技术的创新。 如何发挥市场主体在创新中的作用？我觉得稳定预期至关重要。因为市场主体创新的前提是它必须要有长期的打算，长期打算就得有稳定的预期。 比如对民营企业来讲，它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才会有长期打算，才会考虑投资和创新。否则这个企业它只会在经营上做文章，维持眼前的经营，并不一定会扩大研发投入，扩大创新。 虽然表面上企业经营更有活力了，但企业真正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应来自于企业的投资和研发。这对经济的复苏，尤其明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能否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 简单来讲，就是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市场的积极性，更好地主动去创业，去创新。这样一来，经济就有了活力，经济自然就会复苏和好转。 策划：刘娟 监制：李晓云 记者：唐心怡 编辑：周佳苗 特约嘉宾：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视频制作：王云霞 仇炳宸 制图：李权 统筹：郭建伟 崔祎璁 新华网思客知识中心出品
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下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 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从五千年历史看，由于北方因农耕、游牧两大文明长期冲突融合导致战乱频发及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转移。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因资源富集等形成重化工业优势而领先南方。改革开放后，北方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继续阶段领先，但也导致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而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2012年后，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市场发育差异问题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而北方逐渐乏力。 南北差距拉大，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证明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其中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都市圈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黄汝南对本文有贡献 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下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 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从五千年历史看，由于北方因农耕、游牧两大文明长期冲突融合导致战乱频发及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转移。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因资源富集等形成重化工业优势而领先南方。改革开放后，北方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继续阶段领先，但也导致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而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2012年后，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市场发育差异问题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而北方逐渐乏力。 南北差距拉大，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证明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其中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都市圈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1我国区域发展新特征：南北差距明显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但2014年后区域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尤其是东北重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基础较好，1950年代苏联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东北。1960年代基于国防安全考虑的“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960-1977年人均GDP最高的东北与最低的西部的差距由3.06降至2.20。1978年改革开放后，东部基于区位优势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内地向东部集聚，1991年东部人均GDP超过东北居四大区域之首，其人均GDP与最低的西部的比值一度扩大至2003年的峰值2.61。2003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产业，各区域人均GDP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但2014年后有所扩大。 从全国看，以反映各省人均GDP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看，31省人均GDP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966快速下降至1990年的谷值0.593，随后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带动下爬升至2002年的峰值0.708，再回落到2014年的0.435，之后又攀升至2019年的0.472。分地区看，四大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发展趋势与全国较为一致，2014年达谷值后有所扩大。 当前区域差距的扩大主要在于南北差距，2012-2019年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但人口份额变化很小，导致该时期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97迅速增至1.30。从经济看，1978-2012年南北经济份额（以地区GDP合计为分母）分别从53.7%、46.3%变化至57.1%、42.9%，差距从7.5个百分点扩大至14.2个百分点；其中1995年南北经济份额差距一度达17.3个百分点。2013年起，南北经济总量差距迅速拉大，2019年经济份额分别为64.6%、35.4%，差距扩大至29.1个百分点。 从人口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中西部到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1978-2019年东部人口份额从34.0%增至38.6%；南北人口份额变化较小，1978-2019年南北人口份额分别从42.2%、57.8%变化至41.6%、58.4%，变化仅0.6个百分点。 从人均GDP看，我国北方人均GDP长期高于南方但逐渐缩小，1978-2012年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85缩小至0.97。之后，南北人均差距迅速扩大至2019年的1.30。即使扣除东北地区，2012-2019年南北人均GDP差距仍从0.98扩大至1.24，表明东北的相对衰落只能部分解释南北人均差距扩大。 从10强省看，1978-2020年北方从5个降至仅剩山东、河南2个。1978-2019年，我国10强省经济份额从54.9%提升至61.3%。在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我国10强省中占据5席，其中东北占两席（辽宁、黑龙江）。之后，东南沿海省份迅速崛起，1984年浙江取代黑龙江进入前10。此后，北方的山东、辽宁、河南、河北长期位居前10。由于2010年后经济转型缓慢，辽宁、河北先后在2016、2018年跌出全国前10。目前北方在全国经济10强中仅剩山东、河南两省。其中，山东从1980年起一直位列前3,2007年开始持续位居第三，但与第二名江苏的差距从2007年的242亿元持续扩大2019年的2.9万亿元，而与第四名浙江的差距逐渐缩小至不到9000亿元。 从20强城市看，1978-2020年北方从11个降至5个，其中10强城市从6个降至仅剩北京1个。1978-2019年，我国20强城市经济份额从29.7%上升至34.5%。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20强城市中占11个，其中东北6个。随着改革开放后深圳、无锡、宁波等东南沿海城市陆续崛起，1990年20强城市中北方减至9个，东北的长春、鞍山陆续掉队。2010年 20强城市中北方降至8个，且有3城位居倒数，哈尔滨从1978年的第8名降至第20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出口为导向的东南沿海地区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佛山、东莞等制造业城市崛起，哈尔滨、石家庄、大庆逐渐掉出20强。2010年，北方在 20强城市中降至7个。2014年后，北方的唐山、大连、沈阳、烟台先后掉队。2017-2018年，北方在20强城市仅剩北京、天津、青岛、郑州4个，10强中仅剩北京、天津2个；2019年济南在合并莱芜后进入20强。2020年，南京取代天津进入10强，北方在10强城市中仅剩北京。 2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 从五千年历史看，因农耕技术进步、北方战乱频发、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重心逐渐从北方黄河中下游向南方长江中下游转移，南方逐渐从山地密林的蛮荒瘴气之地开发成宜居宜业之地，在南宋时期彻底取代北方成为经济重心。不可否认，长江与黄河都是华夏文化的摇篮，但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无疑是早期中心，夏商周等王朝核心范围均位于此，原因可能在于南北气候差异，北方干燥缺水、温差大，南方湿润、温差小，这使得在农耕时代初期，相对干旱、疏松的黄土沉积平原，比南方的黏土湿地更容易开发耕作。在秦汉时期，关中平原是全国经济重心，北方经济、人口长期领先，而南方不少地区仍是蛮荒瘴气之地。 但北方长期处于王朝更替的中心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融合，战乱频发，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人口大量移居南方，南方地区逐渐开发并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隋炀帝开凿北起涿郡、南到杭州的大运河，主要目的在于把江南丰富的物产往北运调。唐朝安史之乱后，南方人口和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到南宋时期，岭南快速开发，南方绝对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让位于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南方领先格局基本延续至今。尽管清朝中期开始闭关锁国，但仍保留了广州一地作为通商口岸。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富集等奠定北方重化工业优势，因而领先于南方。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依靠内循环，北方依托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资源和苏联援助等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型和重化工业型为主的产业结构，以货运为主的铁路建设更使得北方区位优势凸显，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北方。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工业基地，发展水平更是居前，辽宁GDP长期位居全国前三、一度位居第一。而南方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东南沿海更处海防前线，重工业、大项目的布局较少。改革开放前，北方GDP占比长期在46%-49%之间，1960年更是一度高达49.9%，而南方人均GDP仅相当于北方的80%-90%。 改革开放后，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而北方在重化工业需求拉动下通过要素和投资驱动仍保持了较长时期辉煌、但也造成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1978年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南北市场化改革进展差异明显。从自然地理角度，改革开放要求融入全球化体系，东南沿海较北方沿海具有更为便利的海运优势，并通过长江、珠江较易形成广阔市场和腹地。而黄河水量少河道浅，通航能力差，使得北方省份经济联系明显不如南方，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面临劣势。 从制度演化角度，改革开放初期南方珠三角地区利用毗邻港澳优(港股01717)势等，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广东经济总量在1980年代末开始跃居第一；该时期江苏、浙江也快速发展。1990年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明显带动。在北方，尽管东北地区因强大的计划经济惯性、沉重的计划经济包袱和资源逐渐枯竭等在1990年代开始衰落、大量国企倒闭，但大规模铁公基建设对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等重化工业需求巨大，使得北方经济仍保持了较长时间辉煌，特别是山东、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山东经济总量在2004、2006年两次超过江苏位居全国第二，山西煤老板风光全国。 南北市场发育差异在2008年末“四万亿”投资后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发展高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而北方逐渐乏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两年“四万亿”投资使得北方经济再延续了短暂辉煌。但之后，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一度进入漫长熊市；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波切需要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末，中央提出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0年，中央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南方，东南地区因日益发育的市场机制快速出清过剩产能，大力腾笼换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南方内陆省份依托长江等承接沿海产业，近年贵州、云南、西藏、江西等省份经济增速持续领跑全国。在北方，因市场机制改革滞后，营商环境相对较差，新经济新动能培育缓慢，产业转型升级艰难。 从经济普查等情况看，南北差距拉大的情况可能发生更早，但被北方较多的数据注水掩盖。2014年，中央巡视组发现东北地区经济数据注水严重；在“挤水分”之后，2016年辽宁名义GDP较2015年缩水22.4%。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全国GDP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1%；其中，南方16省有14省上调、2省下调，北方15省有12省下调、3省上调。下调超过10%的有天津、吉林、黑龙江、山东，均为北方省份，分别为-29.0%、-25.3%、-21.5%、-12.8%。山东调整幅度超过甘肃省2019年GDP（8718亿元），天津调整幅度超过海南GDP（5309亿元）。部分地区GDP的大幅调整，虽然有统计标准规范和调整的因素，但更与挤掉多年累积的GDP“水分”有关。 3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 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关键在于各类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充分流动，进而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比如，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理论上，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即各地区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1，形成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 在美国，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地区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变化比较一致。从总体看，1963-2019年美国不含阿拉斯加的49个州人均GDP变异系数0.193波动变至0.192，基本保持在0.15-0.20之间，远低于中国当前的0.47。分州看，2019年美国50个州中有46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约90%；其中有21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9-1.0之间。而中国2019年31省中只有15省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仅51%；其中北京、上海在2.2以上，甘肃、黑龙江在0.6以下。 从都会区看，1910-2015年美国都会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人口向大都会区化集聚态势明显。2015年5-25万、25-100万、100-500万、500万人以上都会区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75、0.84、1.09、1.26，差异较小。 从重点地区看，1970年开始，美国传统制造逐渐衰落，人口逐渐从相对衰落的五大湖区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970-2019年，美国“铁锈八州”的经济份额由37.9%下降至25.8%，人口份额也由35.4%降至24.7%，经济-人口比值从1.07下降至1.04；同期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三州的经济份额由19.3%升至28.5%，人口份额由18.7%升至27.4%，经济-人口比值从1.03略升至1.04。 在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1973年左右后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三大都市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趋近于1.0。日本三大都市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的10.2%，当前经济份额、人口份额分别为56%、52%。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 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明显净迁入，名古屋圈大阪圈人口迁入基本停滞、主要依靠自然增长。2014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人口分别为3592、1836、1132万人，占比分别为28.3%、14.4%、8.9%，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4、0.96、1.11。 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大量流入使得其经济-人口比值趋近1。1955-2015年首尔都市圈人口从393万人增至2442万人，占全国比重从18.3%增至49.1%。随着人口持续大量迁入，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下降，1985年为1.122，持续降至2010年0.998，然后在接近1的位置波动，2016年为1.008。 4建议：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全国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认为，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北方地区应大力向东南沿海地区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深化产权改革、要素改革、国企改革等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给市场发育创造条件。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培育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消解民企发展面临的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打破地区行政分割、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绝不能是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可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是进一步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全面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由市场定价，但仍存在地区分割问题；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要树立全国经济“一盘棋”的思想，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提高统筹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 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土地是各项要素中市场化改革最为滞后的领域，潜力极大。从城乡角度看，应加快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进而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地区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目前的“人地挂钩”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与城镇建设用地供应量挂钩（2016年《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作用有限。 从地区角度看，应通过市场机制优化城镇用地指标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空间配置。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目前仍主要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开始允许在中央统筹下的小规模跨省换地；但规定由中央统一下达调剂任务，统一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取和支出，本质仍是计划配置。 三是充分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因共享效应、匹配效应、学习效应因等，大多数产业发展需要集聚，服务、高新技术、金融、制造等更明显，人随产业走，人口自然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城市群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更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和集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过去几十年，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初衷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比如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问题这听起来好像非常理想，关起门来想好像也很合理，但实践中却严重脱离实际，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在广泛呼吁下，近年来中国区域空间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 过去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治理能力未能跟上，导致不少城市、即便是小城市也面临大城市病，但除少数超大城市外的核心区域外，多数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理论上看，当城市从集聚经济转向集聚不经济时，产业和人口将自动外溢，使得城市单体规模面临上限；不过，城市承载力随着城市治理能力上升而提高，这意味着城市最优规模呈现动态变化。从国际比较看，部分超大城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趋于饱和。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首尔市、东京都区的606、622平方公里非常接近，这意味着人口密度具有较好的可比性。2015年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 四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在转移支付方面，根据地区间财力差异状况，通过转移支付将常住人口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对森林草原湿地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足够转移支付。在生态补偿方面，要按照区际公平、权责对等原则，鼓励区际开展资金、产业、人才等多种补偿，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下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 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从五千年历史看，由于北方因农耕、游牧两大文明长期冲突融合导致战乱频发及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转移。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因资源富集等形成重化工业优势而领先南方。改革开放后，北方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继续阶段领先，但也导致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而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2012年后，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市场发育差异问题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而北方逐渐乏力。 南北差距拉大，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证明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其中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都市圈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1我国区域发展新特征：南北差距明显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但2014年后区域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尤其是东北重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基础较好，1950年代苏联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东北。1960年代基于国防安全考虑的“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960-1977年人均GDP最高的东北与最低的西部的差距由3.06降至2.20。1978年改革开放后，东部基于区位优势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内地向东部集聚，1991年东部人均GDP超过东北居四大区域之首，其人均GDP与最低的西部的比值一度扩大至2003年的峰值2.61。2003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产业，各区域人均GDP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但2014年后有所扩大。 从全国看，以反映各省人均GDP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看，31省人均GDP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966快速下降至1990年的谷值0.593，随后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带动下爬升至2002年的峰值0.708，再回落到2014年的0.435，之后又攀升至2019年的0.472。分地区看，四大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发展趋势与全国较为一致，2014年达谷值后有所扩大。 当前区域差距的扩大主要在于南北差距，2012-2019年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但人口份额变化很小，导致该时期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97迅速增至1.30。从经济看，1978-2012年南北经济份额（以地区GDP合计为分母）分别从53.7%、46.3%变化至57.1%、42.9%，差距从7.5个百分点扩大至14.2个百分点；其中1995年南北经济份额差距一度达17.3个百分点。2013年起，南北经济总量差距迅速拉大，2019年经济份额分别为64.6%、35.4%，差距扩大至29.1个百分点。 从人口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中西部到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1978-2019年东部人口份额从34.0%增至38.6%；南北人口份额变化较小，1978-2019年南北人口份额分别从42.2%、57.8%变化至41.6%、58.4%，变化仅0.6个百分点。 从人均GDP看，我国北方人均GDP长期高于南方但逐渐缩小，1978-2012年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85缩小至0.97。之后，南北人均差距迅速扩大至2019年的1.30。即使扣除东北地区，2012-2019年南北人均GDP差距仍从0.98扩大至1.24，表明东北的相对衰落只能部分解释南北人均差距扩大。 从10强省看，1978-2020年北方从5个降至仅剩山东、河南2个。1978-2019年，我国10强省经济份额从54.9%提升至61.3%。在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我国10强省中占据5席，其中东北占两席（辽宁、黑龙江）。之后，东南沿海省份迅速崛起，1984年浙江取代黑龙江进入前10。此后，北方的山东、辽宁、河南、河北长期位居前10。由于2010年后经济转型缓慢，辽宁、河北先后在2016、2018年跌出全国前10。目前北方在全国经济10强中仅剩山东、河南两省。其中，山东从1980年起一直位列前3，2007年开始持续位居第三，但与第二名江苏的差距从2007年的242亿元持续扩大2019年的2.9万亿元，而与第四名浙江的差距逐渐缩小至不到9000亿元。 从20强城市看，1978-2020年北方从11个降至5个，其中10强城市从6个降至仅剩北京1个。1978-2019年，我国20强城市经济份额从29.7%上升至34.5%。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20强城市中占11个，其中东北6个。随着改革开放后深圳、无锡、宁波等东南沿海城市陆续崛起，1990年20强城市中北方减至9个，东北的长春、鞍山陆续掉队。2010年 20强城市中北方降至8个，且有3城位居倒数，哈尔滨从1978年的第8名降至第20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出口为导向的东南沿海地区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佛山、东莞等制造业城市崛起，哈尔滨、石家庄、大庆逐渐掉出20强。2010年，北方在 20强城市中降至7个。2014年后，北方的唐山、大连、沈阳、烟台先后掉队。2017-2018年，北方在20强城市仅剩北京、天津、青岛、郑州4个，10强中仅剩北京、天津2个；2019年济南在合并莱芜后进入20强。2020年，南京取代天津进入10强，北方在10强城市中仅剩北京。 2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 从五千年历史看，因农耕技术进步、北方战乱频发、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重心逐渐从北方黄河中下游向南方长江中下游转移，南方逐渐从山地密林的蛮荒瘴气之地开发成宜居宜业之地，在南宋时期彻底取代北方成为经济重心。不可否认，长江与黄河都是华夏文化的摇篮，但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无疑是早期中心，夏商周等王朝核心范围均位于此，原因可能在于南北气候差异，北方干燥缺水、温差大，南方湿润、温差小，这使得在农耕时代初期，相对干旱、疏松的黄土沉积平原，比南方的黏土湿地更容易开发耕作。在秦汉时期，关中平原是全国经济重心，北方经济、人口长期领先，而南方不少地区仍是蛮荒瘴气之地。 但北方长期处于王朝更替的中心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融合，战乱频发，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人口大量移居南方，南方地区逐渐开发并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隋炀帝开凿北起涿郡、南到杭州的大运河，主要目的在于把江南丰富的物产往北运调。唐朝安史之乱后，南方人口和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到南宋时期，岭南快速开发，南方绝对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让位于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南方领先格局基本延续至今。尽管清朝中期开始闭关锁国，但仍保留了广州一地作为通商口岸。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富集等奠定北方重化工业优势，因而领先于南方。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依靠内循环，北方依托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资源和苏联援助等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型和重化工业型为主的产业结构，以货运为主的铁路建设更使得北方区位优势凸显，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北方。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工业基地，发展水平更是居前，辽宁GDP长期位居全国前三、一度位居第一。而南方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东南沿海更处海防前线，重工业、大项目的布局较少。改革开放前，北方GDP占比长期在46%-49%之间，1960年更是一度高达49.9%，而南方人均GDP仅相当于北方的80%-90%。 改革开放后，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而北方在重化工业需求拉动下通过要素和投资驱动仍保持了较长时期辉煌、但也造成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1978年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南北市场化改革进展差异明显。从自然地理角度，改革开放要求融入全球化体系，东南沿海较北方沿海具有更为便利的海运优势，并通过长江、珠江较易形成广阔市场和腹地。而黄河水量少河道浅，通航能力差，使得北方省份经济联系明显不如南方，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面临劣势。 从制度演化角度，改革开放初期南方珠三角地区利用毗邻港澳优（港股01717）势等，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广东经济总量在1980年代末开始跃居第一；该时期江苏、浙江也快速发展。1990年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明显带动。在北方，尽管东北地区因强大的计划经济惯性、沉重的计划经济包袱和资源逐渐枯竭等在1990年代开始衰落、大量国企倒闭，但大规模铁公基建设对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等重化工业需求巨大，使得北方经济仍保持了较长时间辉煌，特别是山东、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山东经济总量在2004、2006年两次超过江苏位居全国第二，山西煤老板风光全国。 南北市场发育差异在2008年末“四万亿”投资后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发展高新产业，而北方逐渐乏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两年“四万亿”投资使得北方经济再延续了短暂辉煌。但之后，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一度进入漫长熊市；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波切需要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末，中央提出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0年，中央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南方，东南地区因日益发育的市场机制快速出清过剩产能，大力腾笼换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南方内陆省份依托长江等承接沿海产业，近年贵州、云南、西藏、江西等省份经济增速持续领跑全国。在北方，因市场机制改革滞后，营商环境相对较差，新经济新动能培育缓慢，产业转型升级艰难。 从经济普查等情况看，南北差距拉大的情况可能发生更早，但被北方较多的数据注水掩盖。2014年，中央巡视组发现东北地区经济数据注水严重；在“挤水分”之后，2016年辽宁名义GDP较2015年缩水22.4%。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全国GDP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1%；其中，南方16省有14省上调、2省下调，北方15省有12省下调、3省上调。下调超过10%的有天津、吉林、黑龙江、山东，均为北方省份，分别为-29.0%、-25.3%、-21.5%、-12.8%。山东调整幅度超过甘肃省2019年GDP（8718亿元），天津调整幅度超过海南GDP（5309亿元）。部分地区GDP的大幅调整，虽然有统计标准规范和调整的因素，但更与挤掉多年累积的GDP“水分”有关。 3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 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关键在于各类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充分流动，进而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比如，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理论上，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即各地区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1，形成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 在美国，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地区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变化比较一致。从总体看，1963-2019年美国不含阿拉斯加的49个州人均GDP变异系数0.193波动变至0.192，基本保持在0.15-0.20之间，远低于中国当前的0.47。分州看，2019年美国50个州中有46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约90%；其中有21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9-1.0之间。而中国2019年31省中只有15省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仅51%；其中北京、上海在2.2以上，甘肃、黑龙江在0.6以下。 从都会区看，1910-2015年美国都会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人口向大都会区化集聚态势明显。2015年5-25万、25-100万、100-500万、500万人以上都会区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75、0.84、1.09、1.26，差异较小。 从重点地区看，1970年开始，美国传统制造逐渐衰落，人口逐渐从相对衰落的五大湖区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970-2019年，美国“铁锈八州”的经济份额由37.9%下降至25.8%，人口份额也由35.4%降至24.7%，经济-人口比值从1.07下降至1.04；同期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三州的经济份额由19.3%升至28.5%，人口份额由18.7%升至27.4%，经济-人口比值从1.03略升至1.04。 在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1973年左右后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三大都市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趋近于1.0。日本三大都市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的10.2%，当前经济份额、人口份额分别为56%、52%。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 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明显净迁入，名古屋圈大阪圈人口迁入基本停滞、主要依靠自然增长。2014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人口分别为3592、1836、1132万人，占比分别为28.3%、14.4%、8.9%，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4、0.96、1.11。 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大量流入使得其经济-人口比值趋近1。1955-2015年首尔都市圈人口从393万人增至2442万人，占全国比重从18.3%增至49.1%。随着人口持续大量迁入，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下降，1985年为1.122，持续降至2010年0.998，然后在接近1的位置波动，2016年为1.008。 4建议：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全国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认为，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北方地区应大力向东南沿海地区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深化产权改革、要素改革、国企改革等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给市场发育创造条件。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培育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消解民企发展面临的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打破地区行政分割、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绝不能是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可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是进一步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全面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由市场定价，但仍存在地区分割问题；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要树立全国经济“一盘棋”的思想，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提高统筹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 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土地是各项要素中市场化改革最为滞后的领域，潜力极大。从城乡角度看，应加快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进而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地区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目前的“人地挂钩”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与城镇建设用地供应量挂钩（2016年《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作用有限。 从地区角度看，应通过市场机制优化城镇用地指标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空间配置。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目前仍主要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开始允许在中央统筹下的小规模跨省换地；但规定由中央统一下达调剂任务，统一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取和支出，本质仍是计划配置。 三是充分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因共享效应、匹配效应、学习效应因等，大多数产业发展需要集聚，服务、高新技术、金融、制造等更明显，人随产业走，人口自然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城市群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更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和集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过去几十年，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初衷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比如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问题这听起来好像非常理想，关起门来想好像也很合理，但实践中却严重脱离实际，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在广泛呼吁下，近年来中国区域空间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 过去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治理能力未能跟上，导致不少城市、即便是小城市也面临大城市病，但除少数超大城市外的核心区域外，多数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理论上看，当城市从集聚经济转向集聚不经济时，产业和人口将自动外溢，使得城市单体规模面临上限；不过，城市承载力随着城市治理能力上升而提高，这意味着城市最优规模呈现动态变化。从国际比较看，部分超大城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趋于饱和。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首尔市、东京都区的606、622平方公里非常接近，这意味着人口密度具有较好的可比性。2015年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 四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在转移支付方面，根据地区间财力差异状况，通过转移支付将常住人口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对森林草原湿地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足够转移支付。在生态补偿方面，要按照区际公平、权责对等原则，鼓励区际开展资金、产业、人才等多种补偿，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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