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26日，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中国GDP增速达8.1%。 根据这份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5%，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2%。
2020年10月15日晚，第42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全球政策议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各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应对等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雨露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全球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但复苏仍不平衡，且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疫情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长期影响，包括生产率增长疲软、债务负担加重、金融脆弱性上升，以及贫困和不公等加剧。 会议承诺，各方将结合疫情发展及具体国情，继续致力于使用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抗击疫情，恢复信心、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会议强调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以加快新冠诊疗和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发放。 会议欢迎基金组织为应对危机推出的一揽子措施，支持基金组织充分利用并进一步改革贷款工具，以满足成员国融资需求，同时支持基金组织进一步补充减贫与增长信托（PRGT）及防灾救济基金（CCRT）资源，为贫困的成员国提供支持。 会议重申将致力于保持强健、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基金组织，并维护其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的核心作用。会议欢迎新借款安排增资以及新一轮双边借款协定继续取得进展。各方承诺继续推进第16次份额总检查工作和基金组织治理改革。 易纲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表示中国经济稳步恢复，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 易纲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各方应加强政策协调，中方支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发挥核心作用，以及基金组织关于增加绿色低碳投资的呼吁，人民银行正积极推进绿色金融，助力完成二氧化碳排放和碳中和的目标。此外，中方支持进一步延长G20缓债倡议期限，呼吁各方应继续推动特别提款权（SDR）普遍分配，以更好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完）
图片来源：微摄 2020年7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刊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文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利用SDR应对新冠疫情》，以下为全文：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先后采取一系列救助措施帮助成员国应对疫情。然而，进行SDR普遍分配这项措施，虽经反复讨论，却始终未能落实。这是个错误。SDR有时被称作“纸黄金”，可以被快速创造。SDR普遍分配正是现在待拼上的拼图。 在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尤为脆弱，进行SDR普遍分配对其尤为重要。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它们还面临经济和金融方面的诸多挑战。国际社会不应该对这些国家坐视不管。 SDR的价值由基金组织基于一篮子主要货币确定。通过SDR普遍分配，可以补充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外汇储备，提升其购买力，是应对这场百年不遇危机的快速、务实、公平和低成本的措施。 SDR普遍分配对那些尚未被全球金融安全网和货币互换网络充分覆盖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基金组织的快速信贷便利和快速融资工具等紧急融资工具能够发放的贷款数量较为有限。很多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对申请基金组织的传统贷款项目心存疑虑。根据基金组织测算，在下行情景下，成员国对基金组织资金的总需求将超过2万亿美元，远超基金组织1万亿美元的现有资源。 SDR普遍分配是有先例可循的。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迅速就2500亿美元SDR普遍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这对缓解危机、提振信心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作为危机应对措施，SDR普遍分配可以快速发生。4月伦敦峰会过后，8月7日基金组织理事会即批准了分配方案，8月28日分配方案即落实。 SDR普遍分配是应对当前危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一个理想世界，我们也许应该根据需求对SDR进行特殊分配，而非根据各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进行普遍分配。这样可以避免一大部分SDR流向发达国家。但这需要修改基金组织协定，短时间难以发生。 并且，分配SDR对提升有关国家储备的边际效应十分显著。根据彼得森研究所的估算，如果基金组织分配5000亿美元SDR，76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可获得220亿美元SDR，其总国际储备可上升超过9%（其中22个国家国际储备可上升超过20%）。这将远超G20缓债倡议覆盖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需偿付的140亿美元的债务总额。 同时，基金组织可以通过减贫与增长信托（PRGT）等工具，动员和调配SDR资源，为有需要的成员国提供支持。 SDR分配成本较低，且可以提升成员国外汇储备。一国仅在将SDR兑换为其它硬通货时才需支付利息，这一利息也低于市场融资的成本。SDR利率确实不如优惠贷款成本低廉，但优惠贷款是十分有限的。因此，SDR资源和优惠贷款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发达国家也可以通过SDR分配获得更丰富的资源来参与国际救助，这可以减轻对国内财政资源的压力。 关于SDR普遍分配确实存在一些关切。 关切之一是SDR普遍分配未附加改革条件，会助长道德风险。但新冠疫情是外生冲击，在爆发全球卫生危机和流动性紧张时期，不宜进行结构性改革。在灾难面前，“活下来”是首要问题。SDR分配、基金组织快速信贷便利（RCF）以及其他紧急融资，能避免疫情对生产力造成永久性破坏，这些工具不附加改革条件是正确的。 还有些人提出了一些自SDR创立之初就有的疑问，但不能将这些关切作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 有观点认为分配SDR意味着允许基金组织创造新的货币。实际上，SDR和货币不能划等号。基金组织将SDR定性为一种补充性储备资产。SDR目前仅限于官方部门使用，私人部门一般不接受，SDR的使用范围远小于货币。SDR分配不需要以对应的篮子货币发行为基础，因此也不会直接引起货币创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SDR的主要作用是补充全球对储备资产的长期需求，但新冠疫情并非长期危机。这种观点似乎把SDR的作用理解得过于狭隘。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已经超过了全球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还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长期影响更难以估量。进行SDR普遍分配可以补充各国的外汇储备、减轻疫情引起的流动性不足，最终是为了保持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行。 进行SDR普遍分配的建议已经得到绝大部分国家支持。为应对疫情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国际社会应尽快达成共识并落实SDR分配。
据央行官网消息，英国《金融时报》16日刊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文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利用SDR应对新冠疫情》，其中指出，进行SDR普遍分配的建议已经得到绝大部分国家支持。国际社会应尽快达成共识并落实SDR分配。 易纲表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先后采取一系列救助措施帮助成员国应对疫情。然而，进行SDR普遍分配这项措施，虽经反复讨论，却始终未能落实。这是个错误。SDR有时被称作“纸黄金”，可以被快速创造。SDR普遍分配正是现在待拼上的拼图。 在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尤为脆弱，进行SDR普遍分配对其尤为重要。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它们还面临经济和金融方面的诸多挑战。国际社会不应该对这些国家坐视不管。 易纲提到，SDR的价值由基金组织基于一篮子主要货币确定。通过SDR普遍分配，可以补充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外汇储备，提升其购买力，是应对这场百年不遇危机的快速、务实、公平和低成本的措施。 SDR普遍分配对那些尚未被全球金融安全网和货币互换网络充分覆盖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基金组织的快速信贷便利和快速融资工具等紧急融资工具能够发放的贷款数量较为有限。很多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对申请基金组织的传统贷款项目心存疑虑。根据基金组织测算，在下行情景下，成员国对基金组织资金的总需求将超过2万亿美元，远超基金组织1万亿美元的现有资源。 易纲提到，SDR普遍分配是有先例可循的。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迅速就2500亿美元SDR普遍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这对缓解危机、提振信心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作为危机应对措施，SDR普遍分配可以快速发生。4月伦敦峰会过后，8月7日基金组织理事会即批准了分配方案，8月28日分配方案即落实。 SDR普遍分配是应对当前危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一个理想世界，我们也许应该根据需求对SDR进行特殊分配，而非根据各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进行普遍分配。这样可以避免一大部分SDR流向发达国家。但这需要修改基金组织协定，短时间难以发生。 并且，分配SDR对提升有关国家储备的边际效应十分显著。根据彼得森研究所的估算，如果基金组织分配5000亿美元SDR，76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可获得220亿美元SDR，其总国际储备可上升超过9%(其中22个国家国际储备可上升超过20%)。这将远超G20缓债倡议覆盖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需偿付的140亿美元的债务总额。 同时，基金组织可以通过减贫与增长信托(PRGT)等工具，动员和调配SDR资源，为有需要的成员国提供支持。 易纲提到，SDR分配成本较低，且可以提升成员国外汇储备。一国仅在将SDR兑换为其它硬通货时才需支付利息，这一利息也低于市场融资的成本。SDR利率确实不如优惠贷款成本低廉，但优惠贷款是十分有限的。因此，SDR资源和优惠贷款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发达国家也可以通过SDR分配获得更丰富的资源来参与国际救助，这可以减轻对国内财政资源的压力。 易纲指出，关于SDR普遍分配确实存在一些关切。 关切之一是SDR普遍分配未附加改革条件，会助长道德风险。但新冠疫情是外生冲击，在暴发全球卫生危机和流动性紧张时期，不宜进行结构性改革。在灾难面前，“活下来”是首要问题。SDR分配、基金组织快速信贷便利(RCF)以及其他紧急融资，能避免疫情对生产力造成永久性破坏，这些工具不附加改革条件是正确的。 还有些人提出了一些自SDR创立之初就有的疑问，但不能将这些关切作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 有观点认为分配SDR意味着允许基金组织创造新的货币。实际上，SDR和货币不能划等号。基金组织将SDR定性为一种补充性储备资产。SDR目前仅限于官方部门使用，私人部门一般不接受，SDR的使用范围远小于货币。SDR分配不需要以对应的篮子货币发行为基础，因此也不会直接引起货币创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SDR的主要作用是补充全球对储备资产的长期需求，但新冠疫情并非长期危机。这种观点似乎把SDR的作用理解得过于狭隘。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已经超过了全球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还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长期影响更难以估量。进行SDR普遍分配可以补充各国的外汇储备、减轻疫情引起的流动性不足，最终是为了保持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行。 易纲表示，进行SDR普遍分配的建议已经得到绝大部分国家支持。为应对疫情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国际社会应尽快达成共识并落实SDR分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代表团赞扬了香港的金融体系及联系汇率制度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坚韧稳健，并指出香港多年来一直奉行的谨慎宏观经济政策为香港建立了充裕的缓冲空间以应对周期性及结构性的挑战。代表团同时对政府支持经济及保障金融稳定的措施表示支持。 陈茂波：欢迎IMF肯定香港稳健政策框架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欢迎基金组织肯定香港稳健的政策框架及多年来所建立充裕的缓冲空间，在面对经济活动转弱及前景不利因素增加的情况下，有能力抵御对香港经济及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冲击。很高兴基金组织支持早前为应对经济挑战而制订的纾困措施，政府会保持警惕及密切留意最新经济状况。如有需要，将进一步推出更多纾困措施。陈茂波也欢迎基金组织认同为提升香港长期竞争力所进行的工作，将会加大力度，把握绿色金融、金融科技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 余伟文：IMF对联系汇率制度有信心足证其公信力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欢迎基金组织对联系汇率制度的坚定支持。基金组织对联系汇率制度投下信心一票，足以证明联系汇率制度的公信力以及其作为维持香港货币与金融稳定的基石的重要性。面对全球及本地不明朗因素增加，该制度继续畅顺运作，再次展现其抗震能力。 金管局有能力、资源及决心维护制度，并会继续与公众保持有效沟通，以维持国际及本地各界对香港的货币与金融制度的信心。余伟文又欢迎基金组织对规管和监管架构的正面评价。一如基金组织所说，金管局会继续因应不断转变的市场形势及金融稳定挑战而提升及更新监管制度，特别是针对银行业加快对科技应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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