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宣布成立政治经济研究院，这是上海交大为研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而打造的高端智库和理论创新基地。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将联合新华网思客推出“政经纵横”系列访谈栏目，就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以及专业人才培养问题对专家进行采访。 首期受访嘉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周黎安，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哪里？ 周黎安：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从宏观的方面来讲，最重要是改革开放。通过市场化改革，我国企业作为微观主体的活力大大提升，地区间、产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大幅提高。 通过对外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日俱增。这些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创造了非常宝贵的外汇。所以，从宏观方面讲，改革开放应该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支撑改革开放的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地方竞争。地方政府，无论是因为行政分权、经济分权（包括财政分权），还是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都让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动力去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 同时，譬如我国早期的国企改革，这也是我国市场化改革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在一种区域发展竞争压力下推动的“新路子”。 此外，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之一。因为我国地方政府为民企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且有能力去吸引和保护民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因此，地方政府可以把出口和 FDI（国际直接投资）直接作为他们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抓手。 所以，我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地方经济竞争力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问：从长远的角度看，您觉得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周黎安：现在中国面临最大变化就是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在这个背景下，我国提出了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我认为这是对于当前环境做出的非常积极的应对战略。 在当前的特殊环境下，我们还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就更需要从内部去寻找增长的动力。而要想从内部寻找动力，我觉得制度改革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改革的红利还远没有耗尽。譬如，中央层面已经提出的对企业的产权保护制度，以及今年四月份提出的要素市场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针对我国的劳动力、土地、技术、资金和数据这五大要素层面提出了系统改革的路线图。但是，这些内容目前仍是中央层面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架构，具体如何落地，还有许多艰巨的挑战。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产权保护制度和要素市场化两个层面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应当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 问：在您看来，研究历史问题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有哪些帮助和启示？ 周黎安：我对历史一直都有浓厚兴趣，平常经常读一些历史书，后来也慢慢把对历史的阅读转化为我自己研究的一部分。譬如，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很关注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 从1958年至1976年间，中国进行了四轮大规模的经济分权。这些地方分权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收放循环，它最终使得地方政府获得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同时也带来了地方工业的大规模兴起，为改革之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实际上，在改革之初，我国体制改革的破局也是从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开始，由此启动了重要的地方竞争。 回顾过去70年的历史，中国在寻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实行的地方分权和地区竞争制度，可以被理解为是中国发展的独特路径。这背后显然是跟中国两千年传统的大国治理有很大的关联。在历史上，看似高度集权的郡县制，本身就内嵌了一个相对分权的治理结构，我称之为“行政发包制”。 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历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能赋予我们一个纵深的格局和广阔的视野。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们对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认识更加开阔，也更关注它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 问：近年来，学界也在多方呼吁立足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实践来进行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和建议可以分享？ 周黎安：要从事原创性的理论工作确实非常具有挑战性，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个人感觉有几点比较重要，希望年轻人注意： 第一，作为一个学者，首先要有非常扎实的理论训练和素养。现在的社会科学都强调量化，经济学可能体现得更加明显。但是，量化研究让大家开始更重视数据，更重视实证分析的技术，而对理论的训练有所忽略。然而，在我看来，决定一个人的学术格局，学术所能达到的高度，最终还是理论的训练和功底。因此，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是极为关键的。我们怎么去观察现实世界，还是从理论出发的。对理论思考得越深、掌握得越扎实，就能够更好地去观察现实，发现问题。 第二，要敢于跟经典理论和主流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年轻人要把现有的经典理论作为榜样，去深入学习它，甚至要迷上它，看到它的各项优点。 但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要学会“拉伸”这些经典理论，按照其内在逻辑进行推演，去碰撞现实和观察，从中找到这些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差距。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差距，那就意味着理论出现了悖论，发现了悖论就意味着提出了好的问题，找到了研究的突破口，为创造新的理论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三，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还需要多去了解中国的实际。一提到了解中国实际，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要去做田野调查、实地调研。实地调研的确非常重要，但了解实际的方式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我喜欢看各种新闻，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浏览新闻，尤其是一些深度的媒体报道。在浏览过程中，遇到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报道，尤其是与我研究密切相关的内容，我都会把它们拷贝到一个专门的文件夹中，留待日后研究之用。 在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时，西方的理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参照，但与此同时，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把中国的现象问题、中国的经验事实嵌套到西方理论之中加以解释。一旦这成了一个惯性，就会造成很多人把非常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为西方主流理论做注释和找例证的局面，这一点让我觉得十分遗憾。其实，更有意义的工作应该是把西方理论，就如刚才所说的“经典理论”，作为一个出发点，牢牢地抓住它们内在逻辑，然后把它们“拽”到中国的现实当中，进行仔细深入的对比，找到其中存在的显著差距，再通过对话的方式开展研究。当然，这个建设性对话的前提还是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 问：您如何看待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成立的意义？ 周黎安：我认为上海交大成立政治经济研究院，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中国经济崛起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也吸引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浓厚兴趣，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理论解释。但是我认为，从政治经济互动的角度去研究中国问题，是最有潜力产生原创性理论的，也最有可能解释中国崛起的奥秘，以及中国运行的独特逻辑。所以，政治经济研究院强调政经互动的视角，非常具有建设性，也是最有研究潜力的一个理论视角。 我期待政治经济研究院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汇集国内外学术界的同仁，虽然大家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甚至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一起交流、碰撞、争论，由此推动中国整个政治经济互动理论的研究。 政治经济研究院未来大有可为，我对此充满期待。（编辑：陈超 吴一航）
大约公元前387至公元前371年，雅典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经济”一词。 1559年，英国托马斯.格雷欣爵士给英国女王奏书中明确使用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说法，后来被 称为“格雷欣法则”，他发现市场上流通的是金属铸币，时间长了，人们发现足值与不足值的铸币可以一样使用，于是，人们就把成色好的足值货币（良币）储藏起来，而把不足值的铸币（劣币）赶紧花出去。结果，劣币把良币赶出了市场。 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安托万·德·蒙克莱田向国王路易十三奉献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开端。 166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配第写成《税赋论》，提出"公平"、"确实"、 "便利"和"节省"的税收四原则。威廉·配第是最先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他把地租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劳动价值论被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产继承。 1672年，威廉·配第写成《政府算术》，标志着统计学的诞生，该书认为所有的政府事务及与君主荣誉、百姓幸福和国家昌盛有关的事项都可以用算术的一般法则来证实。 1690 年，英国经济学家巴本最早表述效用价值观点，认为一切物品的价值都来自它们的效用，无用之物便无价值。 1705年，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出版《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提出用纸币代替银币，是世界开始实行纸币的来源。 l716年，法国政府授权约翰·劳成立法国第一家私人银行——通用银行，开始发行纸币。 1729 年，美国经济学家富兰克林发表《纸币性质和必要性初探》 , 认为商品交换不过是劳动与劳动交换， 一切商品价值都可以用劳动来衡量。 1736年，法国汉学家，经济学家魁奈发表《动物经济论》，提出“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和人的社会性的主张。 1755年，爱尔兰裔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出版《商业性质概论》提出“企业家”的概念，把当时除君主和地主以外的居民分为企业家和受雇者两个阶层。 1758年，法国汉学家，重农学派领袖魁奈《经济表》在经济学中第一次制定了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图解，并且在“纯产品”的概念下研究了剩余价值，并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为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称其是政治经济学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1764年，受布克莱公爵之邀，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到欧洲大陆旅行。旅行的经历以及在旅行过程中同许多著名大陆学者的交往，促使斯密经济理论走向成熟，尤其是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魁奈对他影响很大。 1767年，法国汉学家，重农学派领袖魁奈出版论文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为了表明他的思想源自中国，特意将出版地点写成北京，魁奈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 1768年，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在研究农业过程中发现了边际递减定律，农业中的产量，可以随劳力投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这种增长是有一个极限的，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产量先是递增，进而达到最大值，然后增量减少的变动规律。这就是“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1769年，法国汉学家，重农学派领袖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提出了“自然秩序”思想，认为中国是一个遵循自然法，建立在自然秩序基础上的国家，自然秩序思想后来被奥地利学派继承，1966年9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时提出自然秩序就是中国老子所言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1776，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出版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核》提出土地、资本、劳动的生产要素概念，杜尔哥认为，资本家是通过垫支资本，使用别人的劳动而取得利润。雇佣工人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时候产生，工人出卖劳动的代价是工资。杜尔哥还提出“主观效用”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最先提出“分工、“看不见的手”概念，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式诞生。 1777 年，英国经济学家 J. 安德森在《谷物法本质的 研究》 一书中， 论述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特征，是级差地租理论的创始人。 1778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孔迪亚克在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提出了效用价值观，他认为价值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效用则是价值的源泉。 1789 年，英国经济学家边沁出版《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 一书， 阐述功利主义原理， ，功利主义的思想可以概括为最大程度的幸福原 ，认为社会应引导人们的行为使之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制止在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中，损害社会的整体幸福的行为，功利主义主张阶级调和。政府采取行动将富人的钱通过再次分配转移到穷人身上将增加社会的总效用。边沁的政府干预理论还直接为一百多年后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和福利制度的大规模“和谐”建设提供了理论准备。 1798 年，英国 T. R. 马尔萨斯匿名发表 《人口原理》 一书， 认为人口 以几何比率增加， 生活资料以算术比率增加， 于是出现饥馑、贫困、 疾病和战争。 1802年，英国银行家亨利·桑顿出版著作《大不列颠票据信用的性质和作用的探讨》一书，探讨了中央银行的概念，提出“货币供给”的概念，亨利·桑顿被称为“中央银行之父”。 1873年，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白之浩出版《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一书，提出了一个“白之浩原则”:在金融危机时，银行应当慷慨放贷，但只放给经营稳健、拥有优质抵押品的公司，而且要以足够高的、能吓走非急用钱者的利率来放贷，书中提出“央行最后贷款人”概念。 1803年，萨伊出版《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则一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一书，该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三部分:生产、分配和消费，形成了”三分法”， 穆勒加上了“交换”，形成了“四分 法”，成为了近代经济学体系的首创者，萨伊定律中的思想也源于此书，萨伊定律为凯恩斯命名，核心思想最早由亚当斯密的老师，苏格兰哲学之父弗朗西斯·哈其森提出。 1819年，西斯蒙第发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提出“消费不足”理论，指出小生产的破产和社会分配不公使广大人民收入不足，收入不足使消费不足而产生经济危机，他的“消费不足”理论对马克思和凯恩斯产生影响。 1833年，英国经济学家W.F.劳埃德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商品价值只表示人对商品的心理感受，不表示商品某种内在的性质；价值取决于人的欲望以及人对物品的估价，会随物品数量的变动而变化，并在被满足和不被满足的欲望之间的边际上表现出来，他实际上区分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这两个概念，而且暗示物品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 1836年，英国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提出了“纯经济理论”，西尼尔提出政治经济学脱离所有的价值判断、政策建议和增加福利的努力，应该集中精力分析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他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阐释原理，而不是提供政策建议。另外书中还提出“节欲论”，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自资本家省吃俭用，该书为资产阶级辩护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促进了“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经济思想史称之为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马克思成为经济学的庸俗化。 1838年，法国经济学家古诺出版《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他认为某些经济范畴、需求、价格、供给可以视为互为函数关系从而有可能用一系列的函数方程表述市场中的关系，并且可以用数学语言系统地阐述某些经济规律，库尔诺最早提出需求量是价格的函数这个需求定理，并建立了分析寡头的双头模型，这书常被当做数理经济学的开端，古诺被称为数理经济学之父，并且发明了均衡概念。 1839 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发 表《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一书， 主张“等量的劳动 应该得到相等的报酬”， 最早使用“按劳分配”一词。 1840年，经济学家森捏提出知识资本概念。 1841，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提出了完整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影响最深远的是"幼稚工业保护论"，对于遏止“亚当·斯密学说”对德国工业的威胁起到了只手擎天的作用，另外还提出生产力理论以及发展国民生产力的观点。 1843年德国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发表的《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宣言》 一文标志着德国历史学派正式形成，“历史的方法”是与“”哲学的方法”相对的，前者是哲学家尽可能抽象地去寻求概念或理论的体系，抛去了一切时间和空间的规定；历史的方法绝不轻率地赞赏或非难某一特定的制度，因为从来没有过一种制度对一切国民，在所有文化阶段都是有效的或都是有害的，应该事物本身发展的过程。 1843年，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出版《逻辑体系》一书，提出了著名的穆勒“五法”，是指判明因果联系的五种逻辑方法，即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共变法和剩余法，当时逻辑学领域的扛鼎巨作。 1848 年，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出版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指出再分配不是收入的再分配，而是财富的再分配，也就是在赞同企业家赚取利润的同时，欢迎以“利润分享”和“生产者合作”作为提高工人财富的手段，穆勒还提出了自然垄断的概念，是指由于自然资源的分布特性使得竞争无法展开的情形。该书是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 1849年，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将经济学称为沉闷的科学，他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幸福科学’，它枯燥无味、孤独凄凉，事实上很令人绝望、沮丧，通常我们称之为沉闷的科学。” 1854年，德国经济学家戈森出版《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提出了“戈森定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规律（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戈森被视为边际学派的直接先驱者。 1862年法国医生、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中首次提出。提出了市场经济存在着9～10年的周期波动。这种中等长度的经济周期被后人一般称为“朱格拉周期”，也称“朱格拉”中周期。 1863年3月，德国工人运动领袖拉萨尔发表了 《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以反讽的方式，将资产阶级政府称为“守夜人政府”，这一概念后来被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继承，米塞斯在《自由与财产》中提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种他们想要整合于其中的社会合作结构的活动方式。只要存在着市场交换，就有自发的个人行为。这种体制被称作自由放任主义，正如拉萨尔所说的“守夜人政府”那样，在此体制下，有自由存在，是因为个人可以自主地计划自己。另外米塞斯在《闭关自守及其后果》中也提到只要每个国家都坚定地坚持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政策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政权不是万能的上帝，而不过是—-正如拉萨尔轻蔑地说的—-“守夜人”。 1867 年，马克思的《资本论》 第一卷在德 国汉堡出版。 书中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分析了剩余 价值生产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 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说已经形成，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理论源泉。 1871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利用导数表述边际效用概念，借助数学推理论证了两种商品之间交换的均衡价格是怎样决定的。 1872年，麦克德鲁发表《信用的理论》一书，力倡货币信用创造学说，认为“银行及银行业者的本质是信用的创造和发行，所以银行绝不是借贷货币的店铺，而是信用的制造厂”。 1874年法国的瓦尔拉斯在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考察了市场上所有商品的供给、需求和价格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达到均衡状态的价格决定过程，创建了一般均衡的理论体系，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后经帕累托、希克斯、谢尔曼、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以及麦肯齐等经济学家的改进和发展之后，形成为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瓦尔拉斯还进行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区分，还把市场被分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企业家把这两个市场连接起来并通过竞争实现均衡。 1898年，瑞典经济学姐威克塞尔在《利息与价格》中提出“累积过程理论”也被称为"货币价格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是第一次从货币角度解释经济周期，认为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资本边际收益率）造成的经济向上累积扩张，货币利率高于自然利率（资本边际收益率）造成的向下累积紧缩，这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解决经济波动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调节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致，该理论成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来源。 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独创运用均衡价格分析方法依次研究各个生产要素，即用上升的供给曲线和下降的需求曲线分析收入、成本的变化对价格的影响，提出了局部均衡，价格弹性，消费者剩余等经济学概念，并且把萨伊的生产三要素扩充为生产四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组织。他提出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和实际支付的总价格之间的差额。 1897年，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斯在其经典论文《赋税的纯理论》中提出累进所得税，通过累进的所得税可以实现收入再分配，可以实现整体社会福利最大化。1909年，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在其“人民预算”中首次使用累进所得税。 1901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出版《精英的兴衰》，提出“精英循环”理论，该书认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资源分配不平等，在任何社会中，总存在着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与占统治地位的一小部分人之间的分离和对立，精英阶层只能循环，不可能退出统治阶层，其他人只能依附于精英而被统治，因此反对民主和平等，该书是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来源，帕累托当年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被美国管理学家约瑟夫·朱兰演绎成著名的“二八法则”。 1906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在序数效用论的基础上，借助序数效用指数和"无差异曲线"等概念，论证了一般均衡理论，并且提出“帕累托最优”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1911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雪在《货币购买力》一书中提出费雪货币需求方程式，MV = PT，其中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各类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数；T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数量。 191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破坏式创新的概念，他把创新视为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他还认为创新就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创新就是让过去的固定资产设备和资本投资过时、无效，或者贬值，通过创新产生大量新的资本（利润）来弥补这些贬值和无效。1997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创新理论大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教授在其名著《创新者的两难》一书又重提此理论，让此理论普及。 1913年，法国经济学家艾伯特·阿夫塔里昂的《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提出加速原理，后来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加速原理是指收入或消费增加会引起投资增加，相反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生产和销售量下降，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急剧下降。 1916年，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系统地提出：两国货币的汇率主要是由两国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即：购买力平价说，简称PPP理论。 1917年，剑桥大学教授庇古发表《货币的价值》一文，提出M=kPy的货币需求函数，即剑桥方程式。式中y表示实际收入，P表示价格水平，Py表示名义收入，k表示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的比率，因而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和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比例的函数。 1919 年，赫克歇尔在《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要素禀赋差异是贸易基础的观点。 1920年，英国庇古出版 《福利经济学》，庇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首次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认为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在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基础上扩充了"外部不经济"的主张。 1921年，菲利普斯出版的《银行信用》一书中最先使用原始存款和派生存款这一对概念。 1927 年，法国学者阿夫达里昂年提出汇兑心理说，他认为人们之所以需要外币，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望，如支付、投资、投机等等。这种主观欲望是使外国货币具有价值的基础。 1928年，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在他出版的《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第一次使用转移支付这一概念，转移支付是指政府或企业无偿地支付给个人以增加其收入和购买力的费用，是一种收入再分配形式。 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 1928年，费雪提出货币幻觉的概念，论述了通货膨胀给人们所带来的心理错觉效应。因为货币幻觉的存在，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才能减少失业，刺激经济增长凯恩斯也指出，受货币幻觉的影响，工人不愿意接受名义工资下调的行为，从而导致工资刚性。 1930年，由美国的舒尔茨、意大利的里西和荷兰的丁伯根各自提出蛛网理论，是一种引入时间因素考察价格和产量均衡状态变动过程的理论。1934年，经英国的卡尔多定名为蛛网理论。这是因为均衡变动过程反映在二维座标图上，其形如蛛网，所以称为蛛网理论。 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在《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一书中提出库兹涅兹周期，库兹涅兹认为经济中存在长度为15--25年不等的长期波动。这种波动在美国的许多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建筑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库兹涅茨周期也称为建筑业周期。 1930年作用，拉尔夫·苏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一次经济学讨论中提出“经济学帝国主义”，最典型的是经济学家贝克尔出版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尝试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概念——如理性选择、利益最大化行为、交换等等——来解释一些非经济问题（如犯罪、家庭、教育等），并取得了出于意料的好效果。公共选择理论的布坎南、新制度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威康姆森等人的研究方法和领城都都有强烈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色彩。“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入侵”政治学领域而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 1931年，英国经济学家卡恩提出宏观经学中“乘数”的概念，乘数反应的是投资和收入之间存在倍数关系，由于各经济部门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某一部门的一笔投资不仅会增加本部门的收入，而且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增加其它部门的投资和收入，最终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 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一书中出“委托代理理论”，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委托代理理论”早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里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由于引入“激励相容”的概念，开创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获得了199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32年，欧文·费雪在《繁荣与萧条》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来解释大萧条，首先是由于新发明等产生的新投资机会，引起企业规模巨大的过度负债，接下来出现债务清偿，然后如果没有再通胀政策的反向作用，出现一般价格水平下降或者货币的购买力升值，在货币升值的速度超过名义债务偿还速度的情形下，债务清偿不但不能彻底地清偿债务，反而使得尚未偿还的名义债务的真实规模加大，并且认为经济主体的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这两个因素会相互作用、相互增强，从而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引起严重的萧条。 1933 年，英国 罗宾逊发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与同年出版的美国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 一并被认为奠定了西方现代价格理论的基础。 · 1933年，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首次提出“宏观经济学”的概念。 1934年，希克斯和艾伦在《价值理论的再思考》论文中提出“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无法计量的，因为不可能找到效用的计量单位；他们运用埃奇沃思发明的“无差异曲线”对效用进行了重新诠释，认为消费者在市场上所做的并不是权衡商品效用的大小而只是在不同的商品之间进行排序。这就是所谓的序数效用论。 1935 年，英国费希尔首次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 1936 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一书出版， 否认“供给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提出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以及货币学中流动性陷阱理论，也是资产市场的“股票选美”理论，行为经济学中“动物精神”理论的源头。 1936年，列昂剔夫发表了《美国经济体系中的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一文，接着在1941年又出版了《美国经济结构1919—1929》一书，1953年，又出版了《美国经济结构研究》一书。在这些著作中，列昂剔夫提出了投入产出法。 1937年，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凯恩斯先生和古典学派》一文中首先使用IS—LM图形对 《通论》的部分内容作了重新表述，这个表述，美国经济学家汉森1949年在《货币理论和财政政策》一书中把财政政策变量引进到IS—LM模型，故该模型又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其中I代表投资，S代表储蓄，L代表货币需求，M代表货币供给。 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提出交易成本理论，科斯首次提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科斯开创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在1975被后继者威廉姆森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1937年，库兹涅茨出版了他的专著——《国民收入和资本构成》，书中概括地说明了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定义和估算方法，库兹涅茨获得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38年，哈其森出版的《经济理论的定义和基本前提》，第一次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准则引入到经济学争论中，经过以萨谬尔森为代表的麻省工学院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运用和大力阐释，逐渐成为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 1939 年，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于出版了《价值与资本》一书，对效用的研究提出了“无差异曲线”的序数效用分析，取代了传统的基数效用分析，无差异曲线分析将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创立的 福利经济学大大推进了一步，并推广了一般均衡论。希克斯还在书中提出替代效应的概念，是指实际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某种商品价格变化对其替代品需求量的影响。。他提出了无差异曲线的新方法和替代效应的概念，使一般均衡论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可以说，微观经济学，只是到了希克斯手中，才有了更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1939年，卡尔多发表的《经济学福利命题与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论文，提出了“卡尔多补偿原则”作为其检验社会福利的标准。他认为，市场价格总是在变化的，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即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假使使受损失的人从得益者那里得到补偿后，每个人的状况比变化前都有所改善，即可判断这一经济变化，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得到了提高，也就表明总的社会福利增加了，简言之，卡尔多的福利标准是看变动以后的结果是否得大于失。 1941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汉森出版《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提出补偿性财政理论，指政府以繁荣年份的财政盈余补偿萧条年份的财政赤字，以缓解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达到财政平衡。 1941年，汉森在1941年发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中，还提出了“混合经济”的概念，混合经济是指既有市场调节又有政府干预。 1943年，勒纳于在《社会研究》杂志发表了《功能财政和联邦债务》一文。他认为平衡预算并不是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对于政府来说，重要的事应当是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去平衡经济，并将之称为“功能财政”。 1944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斯通和米德合写了《国民收入和支出》一书，是最早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标准教科书，斯通担任主席，1953年，斯通担任主席的联合国专家委员会推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辅助表（1953年）》 1946～1948 年，英国哈罗德和美国多马首先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亦称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模型认为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随储蓄率增加而提高，哈罗德以凯恩斯的收入理论为为基础提出的，使凯恩斯静态的理论动态化、使短期的理论长期化，哈罗德也是凯恩斯传的作者，该模型的提出拉开了战后经济学家研究增长理论的序幕。 1947年德国经济学家米勒—阿玛克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经济为主、国家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指国家在不妨碍企业自主经营的条件下，对经济进行某些干预和控制，会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比如政府通过发展社会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由于市场经济无节制发展所存在的贫富悬殊、失业、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社会弊病。 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提出“合成谬误”，即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 1950年，约翰·纳什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又为非合作博弈均衡，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的策略选择如何，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个确定的策略，则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两个博弈的当事人的策略组合分别构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这个组合就被定义为纳什平衡，纳什平衡理论奠定了现代主流博弈理论和经济理论的根本基础，同年年，艾伯特·塔克以以囚徒方式阐述非合作博弈，并命名为“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 1950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理查德·希克斯在《经济周期理论》（A Contribution to the 一书中提出经济危机的四阶段理论，分别是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该书还明确了乘数加速原理导致经济周期的规律。 1951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他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提出“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通行的投票选举进行研究，发现随着候选人和选民的增加，“程序民主”必将越来越远离“实质民主”。 1952年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发表《资产选择》一文提出资产组合理论，首次应用资产组合报酬的均值和方差这两个数学概念，该理论认为最佳投资组合应当是具有风险厌恶特征的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和资产的有效边界线的交点。哈里·马科维茨与威廉·夏普和默顿·米勒同时荣获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资产组合理论被视为金融学的大爆炸理论，引起了金融学的革命。 1952年，加尔布雷思出版《美国资本主义》一书中全面阐释了关于“抗衡力量”的概念，他认为在资本集中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同垄断组织相抗衡的力量，这些抗衡力量可以中和、抵消垄断组织的势力，使垄断资本主义自动调节经济的力量得到加强。加尔布雷思所说的“抗衡力量”包括以下几种：工会、合作社、连锁商店、买方或卖方的大公司和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等。其中工会这种抗衡力量的运用表现得最清楚。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着首次提出公共物品的概念。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对称，是指不能由私营部门通过市场提供而必须由公共部门以非市场方式提供的物品或劳务。公共物品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分别是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不排他性和受益的不可阻止性。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提出消费与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这一假设在研究家庭和企业储蓄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假说则强调当前消费支出与家庭整个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的相互联系。该理论认为，每个家庭都是根据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支出的，即每个家庭在每一时点上的消费和储蓄决策都反映了该家庭希望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达到消费的理想分布，以实现一生消费效应最大化的企图。因此，各个家庭的消费取决于他们在两个生命期内所获得的总收入和财产。这样，消费就取决于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所提出来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又称作"库兹涅茨曲线"，认为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形状是倒U型，所以也叫倒U曲线，该曲线所表明的收入分配变化状况与实证研究并不完全符合，所以也常常被称作“倒U假说”。 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巴托在《市场失灵的剖析》一文中提出来“市场失灵”的概念，市场失灵的原因包括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等因素。市场失灵和公共物品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市场万能理论在经济学专业学术界不再被人认可。 1956年，索洛和斯旺在发表的《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和《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等论文中首先提出新古典增长模型，也被称为“索洛模型”，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但劳动力能从技术进步中获益，最终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资本驱动的增长因为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所有国家长期上要增长，最终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 1957 年 ·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消费函数理论》 中， 引进“人力资本概念”和“恒久性收入” 概念。，恒久收入指社会成员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平均收入或正常收入，或理解为一个人各年人们收入的加权平均数，主要是区别与凯恩斯的收入，凯恩斯收入支出模式中的收入，主要是指当年实际获得的收入。 1958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出版《消费者主权神话》提出“生产者主权”的概念，生产者主权则是指生产者决定生产什么产品并控制价格，消费者要根据生产者的意志来进行购买和消费。加尔布雷思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设计和生产产品，并控制着产品销售价格，然后通过庞大的广告、通讯网络和推销机构对消费者进行“劝说”；现代大公司还对政府进行游说，以左右政府的采购决策。这就是“生产者主权”论的主要内容。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集中有限资源先发展一部分产业，而后再以此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 并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会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1958年，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13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总结出的一条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交替关系的曲线，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 1958年，科斯写了一篇名为《联邦通讯协议》的论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只要产权不明确，由外在性带来的公害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明确产权，才能消除或降低这种外在性所带来的伤害，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理论研究的起点。 1959年哈佛大学贝恩出版的《产业组织》一书为标志着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建立，产业组织一词源于马歇尔。 1959年，奥斯本提出了随机漫步理论，认为股票交易中买方与卖方同样聪明机智，现今的股价已基本反映了供求关系；股票价格的变化类似于化学中的分子“布朗运动”，具有随机漫步的特点，其变动路径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因此，股价波动是不可预测的，根据技术图表预知未来股价走势的说法，实际上是一派胡言。 1960年，科斯在发表《社会成本问题》论文，引出科斯定理，科斯认为经济的外部性或者说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也有人演绎为“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这既不符合实际，也歪曲了科斯的意思。 1960年赫维茨发表论文《资源配置中的最优化与信息效率》提出“机制设计理论”，是研究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条件下，能否设计一套机制（规则或制度）来达到既定目标的理论。 1961年，萨缪尔森他在《经济学》第五版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是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均衡化改造形成的经济学，也被新剑桥学派称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1961年，约翰穆斯在一篇题 为《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的文章中，最早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理性预期是在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对经济变量作出的最为准确的合理明智的预期，70年代由芝加哥大学的R.E.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T.J.萨金特和N.华莱士等人作出了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形成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消费者和企业使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的对象，而且也以自己的理性预期的行为积极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他们对宏观政策的反应，决定着政策的效果。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发表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论文，主张经济交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固定汇率或者统一货币的形式建立货币区，以抵消浮动汇率的不确定性，欧元区的建立就是该理论的最佳实践。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发表于研究论文《信息经济学》提出搜寻概念，他指出某一买者要购买时，总要询问许多卖者以确定最合适的价格，这样的现象叫做搜寻，信息不对称和价格的离散性是搜寻的前提，搜寻理论后来主要用于分析劳动力市场，成为劳动经济学的主流理论。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菲尔普斯经济增长黄金率，指出资本积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如果一个社会储蓄率过高的话，就会导致降低人们的长期福利，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产出的不断扩张，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对索洛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提出的理论。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罗于提出了“干中学”模型，把从事生产的人获得知识的过程内生于模型。他从普通的劳动与资本的科布—道格拉斯常规模型收益生产函数，推导出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 196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阿罗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首次引入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确定的经济行为主体不承担其行动的全部后果，在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行动的现象。逆向选择，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市场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平衡供求、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 1963年，弗里德曼在出版《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提出政府应该保持定量的货币发行规模，施行单一稳定的货币政策，即单一规则。他根据美国近百年的货币资料的实证研究提出，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就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若货币供应量不增加，工资水平的增长率计算会下降1%-2%，再加上3%的年经济增长率作用，物价将下跌4%-5%，造成通货紧缩，消费减少。但若货币过多就会带来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因此，如果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以每年4%-5%的速度稳定增长，就可望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物价水平，避免经济波动。 1963年，美国货币金融学家蒙代尔发表《资本流动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能的三角定律”，又称“三元悖论”，从而全面地揭示了宏观经济的内在冲突。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资本账户自由化、固定汇率制以及自主的货币政策是不相容的，即三者不可兼得。如果一国已经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那么它若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若要采用固定汇率制，就必须放弃自主的货币政策。” 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发表论文《“它”能再来吗？》开始关注金融不问题问题。1974年他首次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明斯基认为经济波动下降将允许企业和家庭获得更多贷款进行投资，过度杠杆率无法通过更加乐观的情绪来维持，会产生投机的陶醉感，于是，此后不久，当债务超过了债务人收入所能偿还的金额时，金融危机就随之产生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与投机性投资泡沫内生于金融市场，是产生经济周期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将金融危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投资者们负担少量负债，偿还其资本与利息支出均无问题，这一阶段称为对冲性融资。第二阶段，他们扩展其金融规模，以致只能负担利息支出，这一阶段称为投机性融资。第三阶段，即庞氏骗局，他们的债务水平要求不断上涨的价格水平才能安然度日，可以称为庞氏融资，衍生名词，明斯基时刻指是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 1964年，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与萨缪尔森同时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越快，汇率升职越快的经济现象，在国际金融学中被命名为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核心内容是成功的经济发展会引起实际汇率的升值。 1964年美国行为学家维克托·弗鲁姆于在《工作与激励》中提出期望理论，认为激励力的大小取决于该行动所能达成目标的全部效用与达成该目标的概率。 1964年，威廉·夏普将马克维茨的分析方法发展为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模型中，夏普把马克维茨的选择理论中的资产风险进一步分为资产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两部分。前者是由总体股价变动引起的某种资产的价格变化，后者则是由影响股价的某些特殊要素引起的资产价格变动。夏普提出一个重要理论是，投资的多样化只能消除非系统风险，而不能消除系统风险。 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蒙德·弗农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一种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要经历一个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而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期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 1966年，斯蒂格勒在教科书《价格理论》中加入了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内容并第一次使用了"科斯定理"这个名称，科斯第一定理的内容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产权初始如何安排，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那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场机制会自动达到帕雷托最优。科斯第二定理通常被称为科斯定理的反定理，其基本含义是：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 1967年，赫奇曼和琼斯于提出的机会成本概念，机会成本是指其丧失的机会成本，人力资本的价值应该与其机会成本而不是会计成本直接相关。 1967，，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提出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概念，是指各国中间品贸易不断增加，跨国垂直贸易链不断延长，每个国家只在商品生产的某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分工与贸易现象，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对，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是水平分工。 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被称为寻租理论之父）在论文，《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中提出“寻租”概念。他的观点是，他认为税收、关税和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大大超过了通常的估算。其原因是人们会竞相通过各种疏通活动，争取收入，即寻租，也就是为了取得额外的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后来安妮·克鲁格、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形成寻租理论。 1967 年，鲍莫尔提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他把经济活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先进部门（工业部门）；二是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的保守部门（服务部门）。当前者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货币工资时，由于攀比，后者的货币工资也以同样的比例提高。在成本加成定价的通常做法下，整个经济必然产生一种由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因此，在经济结构的变化中，某一部门的工资上升，将引起其他部门向它看齐，从而以同一比例上升。 1968年，卡尔·布伦纳于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弗里德经济学流派的基本特征，此后被广泛沿用于经济学文献之中。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在美国主要有弗里德曼、哈伯格、布伦纳和安德森等人，在英国有莱德勒和帕金等人。 1968年，英国人类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教首先提出“公地悲剧”概念，公地悲剧”说明的是由于产权不明，使得企业和个人使用公共资源被过度使用，个人在利用公共资源时存有私心。如亚里斯多德所言：“那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后来公地悲剧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要名词。 1968年，弗里德曼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同时提出自然失业率概念，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总需求与总供给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 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提出“信息不对称”概念，指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 197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尤金·法玛并提出“有效市场假说”，提出如果在一个证券市场中，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那么就称这样的市场为有效市场，有效市场假说有一个颇受质疑的前提假设，即参与市场的投资者有足够的理性，并且能够迅速对所有市场信息作出合理反应。 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的论文，成为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最经典文献之一，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 1971年，三位工程师在关于墨西哥油田的开采研究中提出“赢家的诅咒”，指在拍卖中，赢得拍卖的最终胜利者所付出的代价往往高于实际价值，赢者不赢，并付出高代价。 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提出托宾税，他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中首次提出的，他建议"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该税种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缓解国际资金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规模急剧膨胀造成的汇率不稳定，是抑制投机的税种。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斯宾塞首先提出信号理论，信号理论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括信号传递和信号甄别两大方面，信号传递指通过可观察的行为传递商品价值或质量的确切信息，信号甄别指通过不同的合同甄别真实信息。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是信息优势方先行动，后者是信息劣势方先行动，尽管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仍可以实现潜在的交易收益。在迈克·斯宾塞的模型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 1973年，斯克尔斯与他的同事费雪·布莱克合作研究出了一个期权定价的复杂公式，布莱克—斯克尔斯定价模型，默顿扩展了原模型的内涵，斯克尔斯与默顿因为该模型获得1997年诺奖。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出版，将平等与效率纳入经济研究视野。 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戈登提出“核心CPI”的概念，从指CPI中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变化来衡量价格水平变化的方法。从1978年起，美国劳工统计局开始公布从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PPI） 中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上涨率，此后，核心CPI逐渐成为美国宏观经济分析中较为常用的术语。 1976年，卢卡斯发表《计量经济政策评价：一种批判》论文，提出著名的“卢卡斯批判”，认为传统政策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政策变动对人们预期的影响的观点。卢卡斯指出，由于人们在对将来的事态做出预期时，不但要考虑过去，还要估计现在的事件对将来的影响，并且根据他们所得到的结果而改变他们的行为。这就是说，他们要估计当前的经济政策对将来事态的影响，并且按照估计的影响来采取政策，即改变他们的行为，以便取得最大的利益。 1978 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其博士论文《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中首次证明了内部规模经济可以形成贸易基础，生产和需求条件完全相同的两国可以通过贸易获利。 1973年，赫维奇发表论文《资源分配的机制设计理论》提出激励相容原理和显示性原理，奠定了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激励相容是一种制度安排，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显示性原理是说需要设计某种激励机制，诱导相关的人，暴露出真实信息与意图。激励相容概念的提出就把信息不对称问题转化为制度设计问题。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拉弗年为了说服当时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 即兴在华盛顿一家餐馆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抛物线， 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 所以被戏称为“餐桌曲线”。 1979 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提出了 “展望理论”，也作 “前景理论”，是决策论的期望理论之一。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选择，取决于结果与展望（预期、设想）的差距而非单单结果本身。即人在决策时会在心里预设一个参考标准，然后衡量每个决定的结果，与这个参考标准的差别是多大。前景理论有两大定律，一是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二是人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 1980年，塞勒吸收特沃斯基和卡内曼的“前景理论”，《论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首次提出了“禀赋效应”的概念。该理论认为一定量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效用降低要多过相同的收益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增加。因此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对“避害”的考虑远大于对“趋利”的考虑。出于对损失的畏惧，人们在出卖商品时往往索要过高的价格。 1981年，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发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提出“路径依赖”概念，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 1982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提出《计量经济学》发表《建造时间和总量》波动"论文提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任务经济波动主要是由一些对经济持续的实际冲击引起的。实际冲击包括大规模的随机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波动，这种波动引起相对价格波动，从而引起产出和就业的周期性波动。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小的菜单成本与大的经济周期:一个垄断的宏观经济模型》，提出菜单成本的概念，菜单成本是指餐厅的菜单得花钱印刷，印好了就不会天天换，菜单成本指调整价格时所花费的成本，它包括：研究和确定新价格的成本、重新编印价目表的成本、通知销售点更换价格标签的成本等。菜单成本论又叫成本的价格调整论。菜单成本的存在阻碍了厂商调整价格，使得名义价格水平有了粘性。价格粘性是新凯恩斯理论的基石货币非中性一般被认为是由于价格粘性导致的。如果价格完全弹性，新凯恩斯理论预测货币政策瘵没有效果。 1985年，塞勒提出“输者赢者效应”即投资者对表现较差的投资组合过分悲观，而对表现较好的投资组合过分乐观，导致股价受投资者情绪及历史表现的影响，进而价格偏离价值。 1986年，美国新凯恩斯派经济学家罗默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将经济增长理论升级为“内生增长”理论，罗默则是因其将知识及技术变革引入经济增长，认为知识是一种公共品，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具有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 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哈特首次提出不完全契约理论，将企业看作是一个不完全契约，其中可以在事前契约中明确规定的权力称为特定权利，而无法规定的其它权利称为剩余权利或剩余控制权。双方先在事前签订一个初始契约，并投入专用性资产，然后等自然状态的不确定性出现之后再进行谈判。在再谈判时，当出现与初始契约没有规定的情况时，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将负责做出决策。剩余控制权通常是财产权的所有者拥有的。 1991年，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著作中，将莱茵流域的西欧国家，主要是德国（还有瑞士、挪威、瑞典等国）所奉行的市场经济模式，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与英美模式相比，欧洲的莱茵模式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强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公正。 1992年，日本学者小泽辉智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及经验积累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和经验积累的理论。 1993年，美国新凯恩斯经济学家泰勒发表《实践中的相机抉择和政策规则》总结出“泰勒规则”。泰勒规则主张用利率手段达成通胀目标，利率根据通胀率和产出变化调整。当产出缺口为正（负）和通胀缺口超过（低于）目标值时，应提高（降低）名义利率。 1994年， 青木昌彦提出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指现代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前提下形成的，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由此导致了经营者控制公司，即"内部人控制"的现象。 2000年，希勒提出过度反应理论，该理论认为，投资者并非完全的“理性人，他们在其投资活动中会受到认识及情绪等因素影响，加强其投资心理与行为，使其投资活动程度超过理性投资程度，从而导致市场的过度反应。过度反应理论解释了在资本市场上，一些投资标的的价格与其内在价值长期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投资者对于受损失的股票会变得越来越悲观，而对于获利的股票会变得越来越乐观，他们对于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都会表现出过度反应。 2004年，美国《连线》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长尾理论"，指出商品销售呈现出长尾形状，冷门商品的需求不会降到零点，但以前长尾商品，对于大多数企业不仅没有什么意义，反而容易使其走上破产的歧途，网络时代兴起后，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有卖，都会有人买。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当，甚至更大。 2004年，美联储经济学家伯南克曾经发表了题为《大缓和》的演说，提出“大缓和时代”的概念，后来用来指1986年至2007年间长达近20年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黄金20年高增长、低波动、低通胀的经济时期。 2006年，中国学者高连奎发表《平衡经济学原理》，提出平衡经济学，平衡经济学中的平衡是指高供给难度产品与低供给难度产品的平衡，由于供给难度的不同，两者很难实现平衡增长，所以会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低供给难度产品的过剩，只要加大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就可以治愈经济危机，让经济保持平衡。平衡经济学认为高供给难度产品是一直短缺的，人为促进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同时带动低供给难度产品的增长。平衡经济学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理论，即经济增长取决于“社会总体生产效率”、“社会总体交易效率”和“社会总体产品丰富程度”三者的提高。 2006年，美国投资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出版《黑天鹅》一书，从此诞生“黑天鹅事件”一词，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黑天鹅事件强调的是不确定的风险。 2008年，美联储首次公布将购买机构债和MBS，标志着量化宽松政策的开始。量化指的是扩大一定数量的货币发行，宽松就是减少银行储备必须注资的压力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 2008年，台湾学者辜朝明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指出当全国性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大量的私人部门（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都会随之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此时私人部门由追求利益最大化，转变成追求债务最小化——企业会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还债，而不会用于再投资，当所有企业都按照这种办法实行时就形成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时不管央行怎么降低利率，注入流动性都无法成功，货币政策失效。全国只有采用财政政策刺激才见效。直到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正常，经济运行才恢复到正常状态。资产负债变理论解释了量化宽松的失败，认同凯恩斯经济学的财政投资理论。 2009年，中国学者高连奎提出“生存经济学”与低生存成本社会的概念，一个国家越发达，生存成本越高，民众不幸福主要是由于生存成本的提高，要想民众幸福就应该不断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或不断提高民众的收入，民众的幸福指数为收入与生产成本之比，经济发展会带来收入与生产成本的双重波动，当两者之比扩大时，幸福感增强，两者之比缩小时，幸福感下降。收入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有关，而生存成本的提高则与新产品的出现有关，两者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要想提高民众的幸福指数一方面要通过机制设计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另一方面也要千万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民众的收入。 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采纳了“沃尔克法则”。沃克尔法则最初由美国白宫顾问保罗·沃克尔提出，内容就是要求吸收存款的银行必须剥离各自的衍生品业务。该条款不仅引来了华尔街银行家的抵制，还遭到了政府官员的批评，不过民主党领导人最终让这些条款得以保留。 2011年，中国学者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建立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之上，主张一个国家应该建立适合自己阶段的产业政策，才可以最快的发展。认为当政府发挥有为作用时，产业政策是个有用的工具。新结构经济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进而快速增加资本积累。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在以非洲为代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2013年，中国学者高连奎提出精准调控理论（单一财政调控理论），主张废除货币调控，只采用财政调控，以政府投资的增减调控经济周期以及通货膨胀，而货币利率稳定在一个相对偏高的水平之上，经济过热和通胀时可以减少政府投资，经济萧条或经济通缩时可以增长政府投资。单一财政调控理论重构了通胀理论，将通胀分为“内源性通胀”和“外源性通胀”，内源性通胀是最常见的通胀，可以通过财政投资控制，外源性通胀是特例，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 2013年，美国经济学家，国际政策研究所所长，米歇尔·渥克在2013年1月的达沃斯全球论坛上，首次提出了“灰犀牛”概念，即一头犀牛从远处走来，人们通常不会过多留意，一旦它向你奔来，其强大的作用力会令你猝不及防。许多危险其实是潜伏的，但也是可预见的，只是因时间距离而产生的风险错估，使得我们对其视而不见，导致风险到来时措手不及。灰犀牛对应的将高概率、特征明显、破坏力极大的潜在危机，风险事件，称之为灰犀牛风险。 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采用“新平庸”一词，预言世界经济将面临长期低增长的复苏态势，受到国际经济界认同。 2015年，滕泰、贾康等提出“新供给经济学”，将新供给分为四类，分别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新资源要素，新制度四大方面，他认为这四个方面的创新都可以给经济带来爆发式增长，阻碍供给提示的因素称为“供给约束”“供给约束”又可以分为“直接约束”和“间接约束”，直接约束是指一些非市场因素对供给数量、供给价格或供给主体等进行限额或准入性限制，间接约束则更加隐蔽，是指由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导致的企业融资成本或税收成本上升，进而使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并导致新供给无法形成或有效供给减少，经济要想快速发展需要将着力点放到去除供给约束上。 2016年，中国学者高连奎提出新财税经济学，提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概念，“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同于以前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与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不能用以前的方法治理经济危机，新财税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表现为两个升级——产业升级和财税升级，两者必须同步，如果两者不同步，就会出现政府债务危机，人类必须每隔一段就进行一次财税改革才可以避免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爆发，新财税经济学还提出了“七增七减”的财税改革策略。 2016年，中国学者李俊生提出“新市场财政学”，传统经济学将财政学建立在市场失灵的基础上，认为政府财政是市场失灵的补充，新市场财政学则树立了市场“平台观”和“参与型”政府的新观念，将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都视为市场平台的参与者，公私部门皆在其中活动，创造价值。新市场财政学重新定义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政府的经济建设等职能正名。 2018年，中国学者李稻葵提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要把政府的激励和行为搞对，理清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者，一个利益相关者，而不是阻挡者，政府与市场经济学重点研究政府在市场中的激励、行为和作用在内的相关课题。也可以称为政府激励学派。 2018年，中国学者郎咸平提出“马克思中观经济学”，郎咸平认为《资本论》灵魂蕴藏在第二卷中，马克思经济学中将社会各行业分为两个部门，一个生产资料部门（类似重工业），一个生活资料部门（类似轻工业），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是指的生产资料部门，不包括生活资料部门，只要国家对生产资料部门进行计划，经济就会稳定发展，否则会经济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放开了“第二部门，即生活资料部门”；苏联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第二部门即生活资料部门”也实行了彻底的计划经济；美国之所以发生“大萧条”，就是因为“第一部门即生产资料部门”也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 2019年，中国学者金碚提出“域观经济学”，认为微观-宏观范式”所描述的那个抽象世界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而域类存在才是现实经济的基本质态，所有经济体都是受到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深刻影响的域类存在体，任何现实经济现象都是域观现象。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既有相同性，也有差异性，有的差异性极大。“经济学既要承认人的行为的相同性，也必须正视人的行为的差异性。”“如果将行为相同性较强的人群活动空间定义为一个‘经济域’，并承认经济空间区分各个不同的‘经济域’，就可以为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奠定更可信和坚实的逻辑基础。”，在现实世界中，不仅人的个体差异巨大，而且处于不同国家、地域、领域以及各种可以成为“域”的情景中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也就是说，经济世界并非唯一“常态”，而是多种“常态”共存。以“域观范式”的视角来研究经济现象和商业活动，可以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即商域经济学。其中，经济理性和一定的价值文化及制度形态互动交融表现为各商域的文明型式，是商域经济学最基本的学术特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范式主要以经济理性为支柱，而域观经济学范式则以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维框架为支柱。域观经济学则以刻画多元域态和发现域际机理为逻辑指向。” 2020年，中国学者高连奎提出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及“经济政策偏好理论”，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高利率环境下资本向创新领域的高度聚集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反对量化宽松，认为低利率与金融机构“激励不相容”，反而会在投融资领域造成货币供给的减少，适度高利率才能对民众和金融机构的投资形成激励，促进资本向投资领域集中，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偏好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表现是由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济政策偏好”决定的，不同国家因为有着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才有了不同的经济表现，而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的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与西方国家因为政治制度不同，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经济政策偏好差异，经过比较，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020年，中国学者何小锋出版《资产相对论-重组经济学一书》，主张从“资产运营的内容”的角度定义金融学，他将金融的研究对象归结为“四种资产”（现金资产、实体资产、证券资产、信贷资产），并期望以此改写了主流金融学的思维范式，资产重组即这四种资产的各种组合转换形式。 2020年，中国提出“内循环”的经济概念，“内循环”是国内的供给与需求形成循环，是通过国产替代，完善技术和产业供应链，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内循环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对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具有重大作用。
01 对市场、企业与个人的影响 近十余年宏观经济与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市场、企业与个人的影响日益凸显。 受益于冷战结束、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加深，全球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2008年金融危机前经历了一段较长的稳定增长、低通胀和低风险时期，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缓和时期（Great Moderation）。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整体运行平稳，风险较低，虽然中间也曾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拉美金融危机等局部风险，但并没有演化成全球性衰退，经济也很快就修复正常。可以说，宏观经济对决策者、企业、个人的影响并不明显，人们生活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今，全球宏观经济与政策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全球宏观经济中各类系统性冲击连续接棒出现，市场风险明显加剧，加之技术红利收缩、老龄化加深和全球化止步，使经济进入到一个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的陷阱。另一方面，宏观政策无法快速回归常态化，货币政策长期使用零利率、负利率与量化宽松等非常规工具，财政政策上政府债务和赤字率普遍扩大，导致了资产通胀和商品通缩并存，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明显加大。这使得部分国家开始把经济矛盾更多归结到游戏规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全球风险已经不限于经济领域。因此中国企业发展和投资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开始上升。 在各类宏观风险乃至黑天鹅事件冲击下，无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还是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波动明显加剧。对于各国政策制定者来说，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压力日益加大，加之常规政策空间收缩，这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宏观经济调控走向未知领域。因此，无论企业的生产与投资，还是个人的职业发展、消费与投资，均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与政策背后的逻辑，变得更为重要。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看下图给出的近3年中国股市和汇率的波动情况，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不断扩大的市场风险。实际上，引起金融市场呈现趋势性变化的决定因素是宏观经济与政策，只有经济周期与政策周期深刻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与预期，才能使金融市场发生长期单向变化。比如，2018年中国股市全年下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17年底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三大攻坚战，首位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防风险的重点是防金融风险。这使市场进入到以资管新规为标志的防风险去杠杆政策周期，流动性明显收紧。政策周期传导到实体经济，形成了投资和消费增速下行的经济周期，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预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了股市跌幅。 再比如，从2020年5月底至今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超过了7%，进入到了升值周期。这背后的原因也是宏观经济与政策。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发达国家央行政策极度宽松，而中国政策相对适度，这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将保持一段较长时期的市场利差。另一方面，中国快速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二季度起经济就呈现了稳定快速的复苏态势，2020年很可能会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国家，而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面临疫情再次爆发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市场风险加剧。此外，中国金融市场持续扩大开放和金融制度不断深化改革，也有助于吸引外资流入，推升人民币汇率。 因此，为了更加准确把握金融市场变化，非常有必要加深对宏观经济与政策背后运行逻辑的理解。比如，为什么中国要防风险去杠杆，为什么发达国家要零利率，宏观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利率和汇率是如何决定的，实体经济运行受哪些因素影响，理解这些问题，才能在日益加剧的市场波动中赢得先机，占据优势。 02 一图读懂宏观经济与中国政策 《宏观经济学与中国政策》一书能够帮助零基础的读者系统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助力企业与个人的发展。 虽然市面上经济类书籍较多，但为零基础读者全面系统而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书籍，可供选择的并不多。一些国外宏观经济学教材和宏观经济读物虽然提供了很系统扎实的理论模型和详实丰富的案例，但是并没有系统介绍现实中的具体数据，令读者难以应用理论模型去实际分析现实宏观经济，哪怕是美国经济；而且也并没有多少内容专门介绍中国经济与中国政策，更缺少中国宏观数据的详细解读。国内宏观经济学教材和宏观经济读物在理论上基本沿袭了国外教材，并没有专门讨论宏观经济理论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对现实经济的解读也多是专题性的，缺乏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政策与逻辑的系统性总结。 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宏观经济学教育与普及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一些读者学习了数学公式图形建构的宏观理论模型，但没能深刻理解经济机制与运行逻辑，在应用理论思考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时，只感受到理论模型的局限性，而无法深入看清现实经济所体现的理论机制。另一方面，一些读者由于没能系统学习中国宏观的现实数据与具体政策，在市场中分析现实宏观经济、在决策部门制定现实宏观政策时，感到运用所学无从下手，需要另找各类资料，难以短期形成系统性框架。 因此，面对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的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学教育与普及的现状与问题，我们通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宏观经济学与中国政策》一书，希望能够帮助零基础的读者系统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 本书内容分为“实体经济数据”、“经济增长理论”、“货币和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理论”、“开放宏观经济”共五个部分十八章，全面覆盖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概念、理论与模型，并系统总结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核心数据、政策与事实。 相对其他相关书籍，本书篇幅更为精炼紧凑，文字深入浅出，读者的可读性较高。 本书目标是希望通过阅读本书，读者能够综合掌握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结构和分析逻辑，从而深刻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政策权衡。本书既适宜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和MBA等各层次宏观经济学的通识教材，也可以成为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零基础读者的学习参考。本书具有以下三点鲜明特色。 特色之一：注重精炼内容，一图读懂宏观经济与中国政策。本书为中国经济的数据结构、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分析逻辑等归纳了基本框架，以简洁明了的图形进行展示，便于读者直观地把握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整体逻辑关系。比如下图全面展示了中国实体经济数据的主要数据及其关系。可以看到，实体经济状况可以由生产（也就是供给）方面数据、需求方面数据、劳动力市场数据和一些侧面指标数据等来衡量。在整体把握逻辑关系结构基础上，读者可以进一步深入阅读本书，了解每部分数据反映了实体经济的什么具体情况。本书在五个部分最后，分别用一图给出了“中国实体经济数据结构”、“中国经济增长分析逻辑”、“中国货币、财政和价格数据结构”、“中国经济波动分析逻辑”、“中国对外经济数据结构”。 特色之二：注重经济机制，淡化数学模型。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当代宏观经济的主流理论和机制，突出经济直觉，使读者建立科学系统的宏观分析逻辑。数学理论模型是为了让读者理性而有逻辑地思考现实经济，但学习理论模型更应关注模型背后的经济机制，如果只关注于模型本身的曲线变化而忽视了背后的经济变化，就会本末倒置，脱离现实。在本书第二部分“经济增长理论”、第四部分“经济波动理论”、以及第五部分“开放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我们介绍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和模型，但在介绍模型中更加注重梳理清楚模型背后的理论逻辑。 特色之三：注重现实经济，强化中国特色。本书综合系统地介绍中国宏观经济的核心数据和政策，突出中国案例，使读者理解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特征。本书把宏观经济学从概念、数据到模型的成体系的内容中密切结合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和政策，基本涵盖了现实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数据、主要政策工具，并且对数据的一些结构性的特征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在介绍理论模型时，本书也注重讨论理论模型如何应用于分析现实经济，中国经济运行逻辑在理论模型中得到体现。在本书第一部分“实体经济数据”、第三部分“货币和通货膨胀”、以及第五部分“开放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我们介绍了宏观经济的主要概念和中国数据、政策，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事实。 本书由厉以宁先生亲自作序，著名经济学家蔡洪滨、刘俏、黄益平、宋铮推荐。
1、伟大的经济理论一般都诞生于经济危机时期。 2、统治现代经济学的不是亚当斯密，而是瓦尔拉斯。 3、近代人类历史的每一个伟大纪元都是从一种新的经济学说诞生开始的。 4、微观竞争淘汰的多是落后的企业，宏观经济危机淘汰的多是优秀的企业。 5、基建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增长，房地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消费增长。 6、民间投资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政府投资是由财税政策决定的。 7、小企业往往败在微观上，大企业往往败在宏观上。 8、金融利率可以通过改变一个国家的资金流向，从而塑造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9、货币调控的调控原则应该是“拧紧螺丝松半圈”。 10、人类发展至今，变化的只是收入，不变的是生存成本占收入的比例，所以人类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强。 11、学术是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艺术把具体的事物抽象化。 12、获取金钱的方式构成了一个社会最大的价值观。 13、学术是活着的文明。 14、经济学家承担着建设人类文明的重任。 15、政府债务是一个国家利率的天花板，政府债务越高，利率越低。 16、利率越高，投融资市场的头部效应越明显，利率越低，投融资市场的普惠效应越明显。 17、高利率有利于民众投资，低利率有利于民众消费。 18、高利率有利于股权融资，低利率有利于债权融资。 19、固守书斋的人可以做出“批判前人”的学问，参与社会的学者可以做出“超越前人”的学问。 20、人们可以很轻易地推翻一个经济模型，却无法推翻一个经济概念，如果一个经济学派是建立在一个个扎实的概念基础上，这个学派的理论就很难被推翻。 21、嫁接在民粹情绪上的经济思想更容易形成传播，但越是伟大的思想越不符合民众的直觉思维。 22、政府借债与民间借债最大的区别是，政府可以制定利率，而民间不能。 23、一个国家的货币利率必须在其政府债务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24、一个国家央行的自由度与政府债务成反比，政府负债越低，央行利率政策越自由，一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越高，央行的货币政策就越不自由。 25、货币失灵的本质是“与金融机构的激励不相容”。 26、企业家往往成于产业周期，败于宏观周期。 27、货币流通速度是利率的函数。 28、世界的发展变化远远慢于生产力所及的能力，这就给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空间。 29、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高利率环境下的资本超额聚集才能推导经济实现创新增长。 30、富人投资不仅不会扩大贫富差距，还会降低贫富差距，因为投资是毁灭财富的最好方法。 31、即使政府免除了你的医药费，你的教育学费，你依然不会摆脱生活的窘迫，因为你生活在一个高生存成本的社会。 32、数理经济学家是天真的，实证经济学家是世故的，规范研究的经济学家才是对人类充满善意的。 33、实证研究是用来研究经济问题的，规范研究才是用来研究经济学的。 34、现在人类面临的经济危机，不是凯恩斯学派所说的“总需求不足”，也不是弗里德曼货币学派所说的“货币不足”，而是我的新财税经济学提出的“财税不足”。 35、高毛利的行业并不一定赚钱，低毛利的行业并不一定“薄利”，关键要看其背后资本周转率。 36、无论是国家的命运，企业的命运，还是个人的命运都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执行的结果，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37、在宏观经济风险中，竞争力越强的企业风险敞口也越大，越容易最先倒下。 38、人类目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供给模型，目前所谓的货币供给模型，其实是货币乘数模型。 39、“泰勒规则”本质是复兴的菲利普斯曲线，是货币版的菲利普斯曲线。 40、宏观经济决定企业生死，微观经济决定企业大小。 41、经济危机周期淘汰的是市场规模最大的企业，货币调控周期淘汰的是资金杠杆最大的企业。 42、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不在于这个国家拥有多数专利技术，也不在于这个国家拥有多少高端人才，而是看这个国家能在创新领域能聚集多少的资金。 43、中国能在创新领域超越美国是因为中国聚集在创新领域的资金是美国的数倍，背后是高利率环境下的投资热。 44、产业升级如果与财税升级不同步就会形成财政缺口，这是国家政府债务的根本来源。 45，十九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性经济危机，二十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46、股票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但会有时差，这种时差可以体现为提前效应与滞后效应，基本面牛市体现为滞后效应，政策刺激型牛市体现为提前效应。 47、货币政策决定融资贵，金融政策决定融资难。 48、价格机制在金融领域是失灵的，金融资金往往不是价高者得，而是风险较低的企业得到。 49、一个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发现真理。 50、实证研究可以说明问题，但规范研究才可以说服人。 51、商学院不是一个追求学术的地方，但是一个可以诞生学术的地方。 52、每个烂尾楼都是一次次金融紧缩的见证。 53、如果一个经济学者，开口闭口亚当斯密，开口闭口凯恩斯、哈耶克，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学者的经济学还处于比较初级的水平。 54、量化宽松先摧毁了美国的华尔街，后摧毁了美国的硅谷，金融与科技这两大立国之本被摧毁之后，美国就衰落了。 55、经济政策偏好理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偏好，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偏好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56、中国的成功是一种复利式增长的成功，中国之所以可以做到稳定的复利式增长，关键是中国政府偏好的经济政策比较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7、经济学研究的三境界： 崇敬对手，也在乎对手 鄙视对手，但又在乎对手 鄙视对手，而且不在乎对手 58、质疑顶级创新者的往往是初级入门者。 59、当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穷人与富人将只有收入的差异，没有生活水平的差异。 60、凯恩斯学派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否定，弗里德曼否定了消费的边际递减，理性预期学派了否定了政策干预有效性，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否定经济周期的存在。 61、行为经济学研究推翻了理性预期，芝加哥学派革了芝加哥学派的命。 62不能用财政思维理解货币思维，财政是可以用完的，货币是用不完的。 63、储蓄率为零也不影响投资，正如孙国峰所说，货币创造不需要原始存款的存在，贷款也可以创造存款。 64、伟大的经济理论往往是以“逻辑链”的形式存在的，而不是数理模型，也不是统计实证。 65、触发思想灵感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读书，一种是辩论，一种是被提问，在这三种当中，被提问产生的灵感是最优质的，辩论次之，读书虽然可以产生非常丰富的灵感，但缺乏深刻性。 66、新产品的出现可以提高民众的生存成本，但只有新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才可以提高民众的收入。 67、宏观经济本身就是短期的，因为宏观经济本身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68、我们的理性被人类已经发现的学问所束缚。 69、经济学家是社会疾病的医生，而且是全科医生。 70、在学术上，突破了前人的命题比有了自己的发现更容易引起关注，但从学术意义上，有自己的发现比突破前人命题要有意义的多。 71、人们批判自由市场经济往往批判其道德缺陷，但自由市场经济其最根本的缺陷是其经济效率缺陷。 72、我之前是通过拯救市场经济的道德缺陷来拯救人类，后来转向了发现市场经济的效率缺陷。 73、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只思考自己国家的问题，先进国家的知识分子才会思考人类的问题，中国已经变成了先进国家，中国学者应该思想人类问题了。 74、只要能将钱花出去的地方就是市场经济所在之地。 75、敌对者，既得利益者，强势群体，我们不能低估这三种人的影响力. 76、市场边界的扩大一是靠技术，二是靠政府。技术是市场边界扩大的内部力量，政府是市场边界扩大的外部力量。 77、构建体系的学者都顾不上实证研究，做实证的都构建立不了体系. 78、电视剧中和珅说过一个“救民先救官”的道理，拯救经济危机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先拯救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才可以把资金输送到实体经济。 79、财政调控比货币调控更容易量化掌控。 80、初学经济学的人不要选择哪个学派，而是要选择学习最难学问，要站在经济学鄙视链的最顶端。 81、经济学的鄙视链：研究宏观经济的鄙视研究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货币金融的鄙视研究宏观经济学。 82、向现实回归是近三十年经济学发展的主流。 83、一个学者灵感最丰富的时候，往往是在对其著作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 84、供给能力与供给效率是衡量一个经济主体的两个核心指标。 85、国企的管理效率低于民企，但供给能力高于民企。 86、做数理模型的人往往抱有以假乱真的心态，做实证研究的人往往抱着知假做假的心态。 87、企业经营不善只能让你吃到的蛋糕变小，宏观经济风险则可以连餐桌一起掀翻，整个蛋糕都被风吹走 88、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就像骨骼对人体的作用。 90、建立在野蛮基础上的民主结果是野蛮，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民主结果是文明。 91、我的经济学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改革者，是货币学派的革命者。 92、我不需要比任何人都强，我只需要超越以前那些获得诺奖的经济学者就行。 93、中国的原创经济学家担负着开启中国经济学传统的重任。 94、把形成均衡价格当作供需平衡是经济学犯的最令人羞耻的事错误。 95、股权投资领域，美国有养老基金，家族基金，中国有政府产业基金。 96、经济学不能放弃道德的原则，也不能受到道德的束缚，大部分人都放弃了道德的原则，少数人受到了道德的束缚。 97、凯恩斯的主要经历是做保险公司董事长，是在财政部工作，而不是在剑桥大学，如果他一直呆在剑桥大学，他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98、社会抱怨越多的时候，往往可能是经济发展越快的时候，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倒下去的人会抱怨，但真正发财的人却闷声。我们不要看倒下了多少企业，也要看新起来了多少企业，经济变革比较快的特征是倒下的企业很多，新起来的企业也很多。 99、一个经济学理论能否成为政党的理论是衡量经济学理论生命力的关键指标。 100、当前人类奉行的经济学是把社会置于巨大风险中的经济学 101、学者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花在纯学术活动上的时间的竞争 102、贫富差距从来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但从来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103、只有深刻的思考才可以将分散的知识连贯成篇。 104、学术创新之前，并不一定需要了解前人所有的研究，仅仅基于明显现象以及对知识框架的思考就足以诞生伟大的思想。 105、不公平的事持续的时间会比想象的要短，当时经济学界最大的不公平就是中国本土经济学所处的不利地位。 106、政府投资可以创造民间投资，投资可以创造消费，贷款可以创造存款，能参透这三句话，基本上就达到了经济学的最高境界。 107、官场经济学家一旦退位了就没有影响力了，媒体经济学家一不发声了就没人知道了，只有创造了可以留之后世的学问的经济学家才可以保持持有的影响力。 108、经济学研究就是不断打开市场黑箱的过程。 109、货币学派只有一个人获得诺奖，而且后继无人。 110、人类伟大的经济学结论都不是靠样本中统计出来的，而是从经济现象中感悟出来的，后者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研究方式。 111、那些说中国没有原创经济学的人可能高度近视。 112、美国人也不是天然爱创新，只是走在世界最前面的人，不得不为世界趟出一条路，现在走在世界最前面的由美国人变成了中国人。 113、居民货币的用途只有消费和投资两种，储蓄也是投资的一种形式，只有可以获得远期收益的都是投资。 114、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缺失完成的，不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错误造成的，在凯恩斯有缺口的地方，别人钻了空子。 凯恩斯经济学缺乏通胀理论与税收理论，所以凯恩斯学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遇到通胀问题时，被货币学派代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遇到减税问题时，被供给学派代替。 115、一个经济学者应该对经济思想史倒背如流 116、对于一个国家，拥有好的经济学理论比拥有核心技术还重要。 117、新古典经济学本质就是被扭曲的洛桑体系 118、这个世界上杀人最多的是各国央行行长。 119、货币流通速度应该是社会融资总规模与基础货币之比，而不是现在用GDP除以基础货币。 120、伟大的人也只是有几个伟大的瞬间，除了这几个伟大的瞬间，剩下的也是普通平凡的生活，但伟大的人物与普通的区别就在于这几个伟大的瞬间，但即使几个伟大的瞬间却是长期为止奋斗的结果 121、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的理论的好处，可以少死很多人。 122、凯恩斯经济学一脚踏进了自己的理论逻辑里，一脚还留在别人的逻辑里，凯恩斯经济学是不彻底，不完善的。 123、经济学家需要大隐隐于世，而不是只生活在书斋陋室。 124、即使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是由全科经济学家创造的 125、将激励相融的理论引入货币领域，货币学派就被推翻了。 126、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有两个共同特征，伟大的历史纵深感和极大的现实关怀， 127、思想有多远，书就有多厚。 128、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单纯如赤子，悲悯如圣人。 129、一个学者灵感最丰富的时候，往往是对其著作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 130、每个时代都有学者提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理想国。 131、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就是那些在没有人给以任何报酬的情况下，仍在为人类命运做出思考的人。 132、理论的危险就在于一旦诞生了就限制不了别人对他的错误理解与错误应用。 133、与古人为友，与圣贤为友，与真理为友 134、经济学界被洛桑体系污染了150年。 135、低生存成本社会是以市场化的方法，保证人的最低生存水平，而不是救济。 136、经济学家必须作出将同行远远甩在后面的学问，才可以成为一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137、编年体经济史的好处是可以让人们看清经济学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而学习经济学教材就看不到这点 138、中国智库建设有库无智，无学术不智库。 139、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发现真理。 140、天才的思想的传播不是要寻求愚夫的认可，而是吸引更多的天才与之惺惺相惜。 141、聪明的人会对自己的内心坚持，愚昧的人会对别人灌输给自己的知识坚持。 142人类聪明之处就是人类可以通过理性获得知识，而不只靠经验 。 143、聪明的人不相信不符合逻辑的证据。 144、那些嫁接在民粹情绪上的理论往往更容易被传播，但多数是错的，有些理论是注定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理解，才会支持。 145、精英捐给精英的公益不叫慈善，只是贿赂的一种巧妙形式。 146、无差别享有的是福利，有差别享有的不是特权就是救济。 147、社会上那些被公共知识分子煽动起来的，拥有了知识幻觉的人是真正的知识传播最大的敌人。 148、人类经济学的历史长河中大部分人都选择做看客、评论家或站队者，鲜有人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立思想，即使有人这样做，也大部分是原有思想体系的继承或者批判者，而那些敢于抛开现有经济理论，直接深入真实世界去做观察与思考，并总结出一套思想体系的，才是经济学的开疆扩土之人。 149、当业界利益与人民利益面临冲突的时候，中国政府一般会坚定的占在人民一边，所以不要指望政府拯救股市。 150、货币数量论可以解释通胀，但货币利率论可以解释经济增长，比研究货币数量更有意义的是研究货币利率。 151、民众对待强大而未知的事物的认识过程，往往会经历三个阶段，先是畏惧，后是神化，最后是征服，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152、恐惧市场时代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约翰穆勒，西斯蒙弟，神化市场时代的经济学家：马歇尔、瓦尔拉斯、奥地利学派，征服市场时代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弗里德曼、行为经济学等。 153、市场残缺不属于市场失灵，而是与市场失灵并列的理论。 154、市场边界是一个产品从可以供给到不可以供给的临界点。 155、人类经济进步的历史也是市场边界不断扩大的历史。 156、社会贫富分化可以抬高低收入人群的生存成本。 157、供需悖论：市场上的企业结构不是按需求者的人数结构决定的，而是由需求者的收入结构决定的。 158、市场上为富人服务的企业远远高于富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穷人提供服务的企业远远低于穷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159、竞争风险累积周期理论：每个经济周期就是竞争风险不断累积，然后又被一次性爆破的过程。 160、逻辑自洽的理论也会是错误的，因为这些理论往往包含着错误的“隐含假设”，推翻一个结论，只要“找出他的错误隐含假设”即可。 161、人类秩序分为“利益博弈秩序”和“公义设计秩序”两种。 162、一般均衡概念在被自由市场学派占据之前，主要被洛桑学派的用于证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 163、在现实中，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仇恨比来自利益的更严重。 164、经济学的分裂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分裂，意识形态的分裂又带来政治的分裂。 165、无论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只要人民可以无差别的得到，对人类自由的贡献就是相同的。 166、从经济的角度，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人民的自由度越高。 167、重农学派提出的阶级理论、生产力理论成为了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源头，重农学派提出的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理论成为了右翼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源头，重农学派提出的主观效用理论、边际递减理论、土地、劳动、资本三要素理论成为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源头，可以说重农学派直接导致了现代经济学的诞生。 168、法国的重农学派主要是由一帮汉学家组成的，他们的核心观点——重视农业和遵循自然秩序，都来自中国。 169、法国重要学派所说的中国的“自然秩序”，是指儒家的遵循天道，而非道家的“道法自然”。 170、西方经济学的自由化确切的说是从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开始的。 171、对于消费行业来说，在“线上走高端”必败，在“线下走低端”也必败。 172、大企业去赚辛苦钱必败，大企业赚的都是技术钱和资本的钱，辛苦钱只适合小企业去赚。 173、做企业一定要警惕“毛利率陷阱”，还要注重资本周转率与规模扩张性。 174、大师的思想往往会经历一个先简化，后强化的过程，任何一个大师的思想都要经过两轮扭曲，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175、大师并不一定不想将自己的学术搞成派系，但学术一旦产生了利益，派系也就自然生成了。 176、越是伟大的思想可能越不符合民众的直觉思维。 177、相对于观念的自我革新，人民更愿意接受事实的教育。 178、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是“供给-需求”，宏观经济学的范式是“投资-消费”，马克思经济学的范式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我的平衡经济学的范式是“生产-交易”。 179、三流的经济学家喜欢谈数据，二流的经济学家喜欢谈政策，而一流的经济学则直接谈学派” 不懂学派的人做不了经济政策分析，只能做经济数据分析。 180、能否用最简练的语言来描述抽象的世界，也是显示一个经济学家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 181、好的经济思想如同灯塔里的灯光，其直接照亮的地方虽然太大，但可以为更遥远的人指明方向。 182、很少有政治人物能超越其国内学术界的认知而做出更优秀的政策。 183、我的书如果将千言万语浓缩成两个字，也是救人。 184、现代经济学就是以“洛桑学派”的经济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具体说来，就是主要是指以洛桑学派提出的“序数效用”、“一般均衡”、“帕累托最优”等概念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不仅主导着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也渗透进了宏观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我将西方经济学称之为“洛桑体系”。 185、研究经济学应该在世界停滞的地方进行研究，而不是在经济学停滞的地方。 186、一个经济学能否流传下来，不仅取决于其否接近真理，更取决于其是否具有“用处”。 187、经济学家可以分为狮子型经济学家和狐狸型经济学家两种，每个经济学派都是以狮子型经济学家开始，以狐狸型经济学家结束。 188、中国古代每个王朝的存在时间也是一个风险累积周期。 189、市场经济危险最大的状态就是竞争到极致的均衡状态。 190、 一个商品能不能形成销售者主权，主要看其在销售过程中附加服务的比例有多高，需要附加服务越多的产品，越容易形成销售者主权。 191、一个大城市或一个高档社区，你可以买到相对便宜的商品，但是很难享受到便宜的服务。 192、一个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应该用收入与生存成本之比来衡量。 193、内源通货膨胀本质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 194、单一财政调控：只调控政府的财政投资行为，就可以熨平经济周期，也可以抑制通胀膨胀。 195、经济增长应该追求“无波动增长”，经济调控应该追求“无感调控”。 196、弗里德曼研究美国货币史，但不研究“利率”这一重要的货币现象，所以弗里德曼的很多经济学是错误的。 197、资本主义的拯救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的学习，而不是批判。 198、美国学者出于批判社会主义的政治正确，把美国导向了更加自由化的深渊，从而埋葬了美国。 199、利率是市场资金流向的指挥棒。 200、利率就像音乐家的指挥家的指挥棒，也像将帅的战旗一样，指挥着市场上千军万马的动向，我们这里的千军万马就是市场资金的流动，资本流向之处市场一片繁荣，资本覆盖不到的地方市场一片萧条。 201、经济正常增长引起的通胀，我称之为“劳动生产率通胀”。 202、工资的增长一般会高于物价的增长。工资上涨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差额就是劳动生产率提升中节省的劳动。 203、经济波动的本质是经济内部“能量的不均匀释放”。促进经济增长的能量一般有四种来源，分别是科技的进步、消费的提升、交易范围的扩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204、货币调控已经不适合互联网时代，应该退出历史，信息互联网时代之后经济系统性风险太大。 205、“生活方式升级”是通胀感的主要来源。 206、经济发展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但不能让幸福感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与收入相关，而幸福感则与收入与生存成本之比有关。 207、弗里德曼到芝加哥大学做专职教授之前的工作主要都集中在统计领域。 208、经济增长只取决于“高供给难度产品供给的提高。 209、中国政府承诺过先富带后富，但从来没有承诺过富人带穷人。 210、中国的先富带后富是以先富群体对后来的创业者进行股权投资实现的，中国的“后富”是指后来的创业者。 211、从经济学上讲，不同产品的根本差异就是供给难度的差异。 212、高供给难度的产品会永久处于供给不足状态。 213、平衡经济学里的平衡指的是市场上所有产品交易后没有剩余的状态。 214、解决经济危机只要提高“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就可以让经济恢复平衡。这比对“低供给难度产品”进行“去产能”更有意义。 215、央行利率必须被动接受来自政府债务的压制。 216、凯恩斯经济学只能拯救小萧条，拯救不了大萧条，拯救大萧条的是罗斯福经济学。 217、社会发展过程中造成社会问题，其解决方案也孕育在这些社会发展之中。 218、概念是对真实经济情况的抽象概括，只有建立在概念基础上的经济学永远是有价值的。 219、在中国体制下，没有纳入社科基金的项目，教师基本没有兴趣，没有纳入考试的项目，学生都不会重视。 220、经济学进步，就是不断地用科学的经济思想取代民粹思想的过程。 221、新三驾马车理论：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效率、交易效率与商品丰富度三者的提高，三者是乘数关系。 222、基于GDP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加法增长，平衡经济的经济增长是乘法式增长。 223、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条线：一条是产业升级；另一条是财税升级。 224、罗斯福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罗斯福经济学是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加投资，凯恩斯经济学主张通过借债增加投资。 225、用量化宽松拯救政府债务危机只会让危机更加严重，因为量化宽松的货币都是以政府债务的形式投放到市场的。 226、政府高债务与零利率天生是一对孪生兄弟。 227、当经济理论逻辑不通的时候，往往是缺少中间概念，实证研究解决不了问题。 228、政治制度并不直接影响经济，但可以通过影响政府官员的“经济政策偏好”，再影响经济。 229、不同政治制度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差异主要是由其任期决定的。 230一个国家的政府负债与其党派数量成正比，党派越多，负债越多，党派越少，负债越少。 231：经济政策偏好理论：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主要看这个国家的政府偏好的经济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 232、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中国政府所偏好的经济政策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233、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决定了中国不容易出现经济周期性危机，也不容易过度负债，中国创新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本支持，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资本市场泡沫。所以中国能拥有长期的比较好的经济发展局面。 234、西方多党制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放任经济虚假繁荣，对资本市场的泡沫置之不理，随意减税造成政府债台高筑，过度依赖货币放水导致金融体系和创新体系被摧毁。所以他们的经济频繁发生危机，经济积累性，成长性都比较差。 235、货币超发可以导致通胀，但不是所有通胀都是因为货币超发。 236、劳动生产率提升一部分用于提高劳动力价格，一部分用于削减劳动力数量，前者导致通胀，后者削减通胀。 237、治理通胀也可以不通过货币政策，通过控制住“投资速度”就完全可以实现。 238、供给粘性会导致价格失灵，供给难度越低的产品对价格机制越明显，供给难度越高的产品对价格机制越不明显。 239、目前人类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远远落后于新产品的发明，这才导致社会上穷人与富人的生存差异。 240、一个国家消费发展的好不好，关键就看房地产发展的好不好。 241、哲学家周国平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都会养活一代又一代的冒牌哲学家”。同样任何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都会养活一代又一代的冒牌的经济学家。 242、经济学创新最常用的方法是将前人著作里的一个词汇变成一套理论，或是将别人著作的一个理论变成一个学派，这是典性的延续性创新。 243、马歇尔将价格理论数学化，萨缪尔森将宏观经济学数学化，重农学派将自由放任引入经济学，瓦尔拉斯将一般均衡引入经济学，弗里德曼将实证引入经济学，这是现代经济学脱离规范研究的五大根源。 244、经济学的演进最终要靠经济思想的演进而不是经济模型的演进。 245、很多坏的经济政策都是在大众舆论的呼吁下制定的，很多好的经济政策也是大众抵制下开始实行的。 246、人类由错误经济思想造成的民生灾难，并不比战争少，而且有时比战争来得还要严重。 247、曼昆在撰写经济学教材时以十大原理开篇，以六大争议结束。而他列举的十大原理几乎等同于不言自明的常识，而六大争议才是经济学悬而未决的问题。 249、绝大部分经济学家进行的都是“经济问题研究”，而非“经济学研究”，只有经济学研究才是有意义的。 250、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商业根源是高利贷的不可持续性。 252、福利社会解决的是民众的“生老病死”的问题，低生存成本社会解决的民众的“衣食住行”问题。 253、适度高利率比低利率更能促进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因为高利率才能提高金融供给，低利率反而不能。 254、一般企业都会面临三大周期性风险，分别是产业周期风险，宏观经济周期风险和货币政策调控周期风险，大企业还会面临资本市场围猎风险和舆论围猎风险。 255、经济发展可以表现为四大升级，分别是产业升级，消费升级、贫富分化升级和政府服务升级。 256，群体中的大多数永远站在强势者一侧，而并非正义者一侧，这是动物的自我保护本能决定的。 257、亚当斯密的学术贡献是打败了贸易保守主义，让人们明白了进口与出口同样重要，凯恩斯的学术贡献是打败了财政保守主义，让人们知道赤字财政并不可怕，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是打败了是货币保守主义，认人们知道适度超发货币才可以尽快走出经济危机，我是的学术贡献是打败税收保守主义，让人们明白了只有不断增加税收才有利于经济的更好发展，人类必须从贸易、财政、货币、税收四大方面都克服了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才可以进入科学阶段。 258、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就是经济学家满怀对人类的真诚以及对人类的爱，同时通过改变甚至是打败人类对世界的错误认识而不断的改变这个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家不断用他们的睿智、思想和理论照亮国家与人类的前进道路，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经济家的思想是献给整个人类的情诗，他们就是这样改变世界。 以上观点主要选自我的《诞生在中国的经济学》一书，因为整本书内容过多，一般人难以通读，通过以上核心观点的总结，读者也基本可以了解我的经济思想的全貌。
论“隐含假设”导致经济学错误 ——为何逻辑自洽的理论也可能是错的？ 逻辑自洽的理论也有很多是错误的，关键就是存在着“隐含假设”。 上世纪的1953年弗里德曼发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后，引发了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其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经济学的假设要不要真实，弗里德曼坚持假设越不真实越好，萨缪尔森认为假设要反应真实世界，其实他们争论的都是做模型时已经列出的假设。 其实除了已经列出的假设，经济学理论还包括很多看不到的假设，这些假设已经暗含在内，但是没有列出来，或是作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存在这种假设，我们将这种没有列出的假设称为“隐含假设”，隐含假设很少是因为作者故意忽略的，绝大多数时候是连作者都没意识到。 在评价一个经济学理论时，我们通常会说这个理论自洽不自洽。其实逻辑自洽的理论，很多都是错误的，因为他的隐含假设是错误的，只是人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他的隐含假设而已。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理论，怎么感觉都不对，但是就找不到出问题来，因为这些理论的错误并不存在逻辑中，而是存在假设之中。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要把这些“隐含条件”的错误找出来，原来逻辑自洽的理论马上就不自洽起来。 我们拿市场均衡理论来举例。 自从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首先提出一般均衡的概念后，一般均衡就开始统治着微观经济学界，成为众经济学家们追求的经济学最高境界。 一般均衡就是明显存在问题的理论，首先，我们先看它比较明显的几个瑕疵，比如完全竞争，完全信息，理性经济人等，这些基本都被后来的经济学家陆续推翻，导致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相信一般均衡的存在。 其实一般均衡理论，除了已经列出的假设假设有问题外，其隐含的假设问题更大，笔者在书中就曾指出，“一般均衡”理论假设的是产品没有供给难度，既没有生产难度，也没有交易难度，但这在现实中完全不现实，其实产品的供给和退出都是存在难度的，因此价格机制也具有粘性，当难度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价格失灵。在现实中，价格失灵的情况下比比皆是。在一些技术落后的国家，即使是非常简单的商品都没法生产。比如解放前中国连钉子、火柴都生产不了。即使到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连摩托车、电视机都生产不了，另外一些道路不通的山村，即使出多高的价格，都很难买全他们需要的商品。 因此我们只要指出“供给难度不为零”这一现实后，一般均衡理论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 产品在供给过程中会存在难度，很多产品在去供给的过程中也存在难度，因此降低价格也不能实现市场出清，比如钢铁，石油等长周期、重投资的行业，即使发生大幅度降价，其供给也很难短期降低下来。 货币学派的隐含条件及其理论错误 货币学派也存在因隐含假设而致错的情况，货币学派反对凯恩斯的财政投资，认为只要增发货币就可以解决经济危机，这个理论的成立，其实也隐含着一个假设条件，那就是央行的货币只要发出来，就可以非常顺利的进入实体经济。 但现实完全相反，货币流入实体经济是需要以金融机构为中间渠道的， 货币超发时，往往货币利率非常低，这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反而无法获利，金融机构会全面萎缩，没有金融机构做中介，货币反而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因此货币学派理论要想成立所依赖的隐含条件“货币可以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因此货币学派的经济危机拯救理论从根本上也是错误的。本次经济危机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点，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国各大银行全面陷入亏损，美国金融反而萎缩了，金融业占服务业的比重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美国“股权投资募集资金总额”等核心金融指标都被中国超越，超发的货币大部分进入了二级市场形成资本泡沫，以及外溢到了利率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美国经济复苏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总之，我们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正确，不仅要看他的逻辑是否自洽以及假设条件是否符合现实，更要看这个理论中是否包含违背现实的隐含假设，如果包含，这种理论也是错误的。我就是发现了一般均衡和货币理论中的隐含假设条件的错误，从而对这两种理论提出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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