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变电工17日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衡变公司在研制生产充电桩产品；充电桩产品销售到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安徽、浙江、上海、新疆等省市。目前已经在湖南、广西等地建设了多座自营的大型公交车充电站，并承接了多座充电站EPC总包工程，充电站投资运营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目前公司充电桩业务规模仍较小，市场占有率较低，对公司利润贡献不大。
在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的山脚下，一大片延绵错落的光伏面板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致。这里，是已运营4年多的正泰江山200MW林农光互补发电项目，也是正泰锦绣光伏理念落地成景的典型案例。 初夏时节，在一排排光伏组件板的掩映下，正泰江山光伏电站里的铁皮石斛藤枝交错，猕猴桃探出一颗颗“小脑袋”。在5年前，谁能想到，这片位于浙江江山横跨凤林、石门及峡口三个镇的6300亩荒山，能改造成如今这片藏着高科技的富农沃土。 6月9日，记者在现场调研时看到，正泰江山发电站的运维管理看板上，记录着年度目标发电量、本年度已发电量、本月目标发电量等指标。遍布在6300亩土地上的67万块光伏面板，就是一个个吸收阳光、转换电能的“终端”，在电站汇聚后，通过电网输送给千家万户。 正泰新能源区域开发经理范绪刚介绍，自2015年11月正式并网以来，电站累计发电量超9亿度。“江山电站年均发电量2亿度电，可满足江山市10万户、40万居民的用电需求。如果按照运营25年计算，可减少碳排放453万吨，节约标准煤163万吨。” 这就是“正泰速度”。从2014年破土动工开始，正泰总计投入近20亿元，将这片不毛之地逐步改造成了“光伏+”的全国样板工程。如今，偌大的江山电站内，日常只有10余名全职员工参与管理，通过光伏云数据接入，工作人员在主控室就可对电站进行监控管理，数据纳入到正泰新能源国内电站综合监控管理平台，是名副其实的“智慧电站”。 67万块光伏电板支起的“小屋顶”下别有洞天。利用3米多的垂直距离合理布局，这些绿地上营造出两个“平行空间”，上层是林农光互补地面电站，下层种植着白芍、铁皮石斛等优质中药材，光伏板间还“见缝插针”种着各种经济作物，实现了“板上发电，板下农业”的林农光互补模式，走出了一条产业富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拓荒者”正泰的“光伏+”远景图，是探索集光伏发电、高效农业、工业旅游和生态观光三位一体的新型模式。为此，正泰设立了专业公司深耕农业板块，已开辟出了蔬菜区、中药材区、茶园区、猕猴桃区、养殖区等五个方向。“目前电站内种植有1000亩中草药、1000亩蔬菜、1000亩猕猴桃、1000亩油茶，都是有机标准。”正泰农业公司负责人曹解洪对记者表示，林农光互补电站的特殊组件面板安装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土地自身的资源价值，为板下农业种植预留了充分的生长空间。他说：“我们还在定制专门的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工具，推进现代农业的标准建设。” “土地增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环境增美、政府增税，这是一种多方共赢的发展模式。”范绪刚介绍，江山电站建成以来，每年向当地支付土地租金400多万元，吸纳120至150名当地人用工，每人每年收入3万元以上，帮助近千户农民增收致富，有力支持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正泰江山模式已成为一项典型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俱佳的新型能源示范基地。”正泰电器旗下新能源公司负责人表示，新能源需求是跨地域的、全球性的，目前正泰光伏产业链已延伸至海内外55个国家和地区，不仅要做实现长期盈利的光伏项目，更要为实现全球节能减排、经济转型等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输出能量的正泰电站，也为当地产业生态输入活力。项目所在地江山市凤林镇镇政府因势利导，以正泰电站为核心打造“光谷小镇”，不断丰富小镇业态。“正泰电站建成后，引来了不少‘凤凰’。”凤林镇党委宣传委员刘慧军指着远处的绿地告诉记者，“目前凤林镇正在建设新的产业旅游项目，包括果园、鸟类景观园及酒店等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带动当地就业增收。” 锦绣江山，凤栖梧林。江郎山如画的风景中，画风硬朗的工业电站，也可以勾画得如此和谐融洽。
6月8日下午4:00，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已排起了长队，8辆出租车鱼贯驶入仅有一个停车位大小的集装箱似的换电站，平均每隔3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出租车在这里完成了换电；此时，处于北京CBD区域的另一处换电站却是完全不同的场景，近2个小时内，没有任何一辆新能源车行至此处换电。 接踵而至的车辆与无人问津的景象暴露了“换电模式”的两个侧面。2020年以来，“换电模式”频迎政策利好，不仅成为了新能源补贴新政大力支持的方向，还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新基建利好之下，发展已有10余年的换电模式能否站上“风口”？当前，换电模式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困局？带着一系列疑问，证券时报记者实地探访了位于北京的多个新能源汽车换电站，以期通过这一示范城市管窥“换电模式”的发展和推广状态。 “算好账” 才能突破盈利门槛 在见证了完整的换电过程后，记者搭乘了一辆车型为北汽新能源EU220的出租车，并与司机段师傅攀谈起来。已经开了7年出租车的他，去年年底才在公司的统一安排下把原有的燃油版出租车更换为新能源车型。 “与燃油车相比，电动车开起来更舒服一些。现在的车辆支持换电模式，基本上不用耗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充电，平均3分钟就能换一块电池。最重要的是，开电动车比燃油车成本低。”段师傅告诉记者，以他此前驾驶的现代伊兰特为例，平均每公里要花费0.7元，但开着电动车，如果用充电桩充电平均每公里的成本不到0.2元，采取换电模式相对贵一些，每公里约0.35元，但总体来讲，经济性是远超过燃油车的。 2019年7月，北京市为贯彻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发布了对出租汽车更新为纯电动汽车的资金奖励政策，按照补贴的技术要求，车辆续航原则上不低于300km，需具备充换电兼容技术，以快速更换电池为主，同时车辆技术必须与充换电站技术相匹配。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底，作为换电模式推广的主力军之一，北汽新能源在北京、厦门、兰州、广州等15座城市内投放的支持换电模式的车辆仅有1.6万辆，具体到北京，换电出租车的数量也不过几千辆。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在运营的出租车总量接近7万辆，与这一总量相比，目前支持换电模式的出租车占比仍然很低，而与之相匹配的换电站也未超过100座。 换电模式为何没有大规模推广？记者了解到，这其中涉及到诸多因素。早在2007年，以色列Better Place公司就曾尝试推广换电模式，但由于运营投入和收益难以达到平衡而难以为继，于2013年5月宣布破产清算。2013年，特斯拉也曾短暂试水换电模式，但终因换电价格昂贵、操作不便等原因宣告放弃。据了解，目前仍在坚持推广换电模式的企业仅有北汽新能源、蔚来汽车、力帆汽车等。其中，北汽新能源与奥动新能源共同出资成立了北京奥动，以进一步推广换电模式，其中北汽新能源负责提供支持换电模式的车型，已在换电领域探索近20年的奥动新能源则负责换电站的建设和运营。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所长陈全世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换电模式的推广并不存在明显瓶颈，归根结底还是要考虑经济上是否划算。只有把这本‘账’算清楚，才能跨过盈利门槛。” 北京奥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覃思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投资建设一座换电站的成本大约在260万元（不算备用电池），如果单一换电站的负荷率能够达到50%，那么维持盈亏平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总体来看，建设换电站的投资回报是非常稳健的。由于受各地高频出行的运营车辆更新节拍的影响，换电车型上量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当下换电模式的电动车保有数量暂时仍然较少，像类似于北京这样大的一线重点城市换电站的平均负荷率大概在20%左右。 6月8日全天，记者分别走访了位于中关村(行情000931,诊股)南一条、东三环北路、西大望路、北京大红门西马场的几大换电站，调查范围覆盖了北京市从北到南的区域。通过实地探访，记者发现部分换电站连续几个小时内均没有车辆前来换电，明显处于非饱和运营状态。段师傅告诉记者，大部分时间段内，随机寻找换电站进行换电，基本上不需要排队。即便是需要排队，整个换电时常也不会太久。 覃思告诉记者，换电模式的推广是要靠“车站匹配”共同推进的，先建站是出于战略性考虑，只有把基础设施完善后，才能让用车者放心，保障出租车换电的便利性，进而促进城市公共交通的电动化和绿色发展。在他看来，换电模式在公共出行领域的推广，是具备深远的社会意义的，在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后续会不断有换电车辆入网，换电站的利用率也会随之提升，在精细化运营管理的基础上，换电站的盈利并不是难题。 从B端到C端 突破尚有难度 在走访了数个为出租车提供电池的换电站后，记者将目光转向了私家车层面。据了解，目前市场上，蔚来汽车的产品均是支持换电模式的。值得一提的是，蔚来汽车为购买ES8和ES6的首任车主，提供了终身免费换电服务。满足条件的蔚来车主，可自驾前往换电站进行换电，且终身不计次数。 打开蔚来汽车的官方APP，线上服务经理李先生告诉记者，目前蔚来汽车在北京建设(港股00925)了13座换电站，其中10座已投入运营，平均换电时常不超过3分钟。根据蔚来汽车APP的换电地图显示，大部分换电站均位于北京市三环以外的地段，记者随机前往了位于北五环附近酒仙桥电子城(行情600658,诊股)的一座换电站，系统显示彼时正有4位用户进行换电。记者来到现场后发现，这4位用户并非同时进行换电，而是要依次排队。 一位蔚来ES6的车主告诉证券时报记者：“蔚来给用户提供的服务，让换电模式不会产生额外费用，如果刚好行驶在换电站附近，会选择以换电模式补给电量，平均换电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当记者询问目前的换电站能否满足需求时，两位排队等候的车主均表示：“当然是多多益善，目前换电前还是要考虑到各个站点的电池数量的。”记者注意到，通常在蔚来的单一换电站中，存储的电池数量大约为5块，下午4点以后，不少站点可用电池已经为0。这意味着，按照目前的换电站布局以及电池供应情况，并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这也是换电模式在C端领域饱受争议的原因。 在政策频繁利好的情况下，换电模式能否借势新基建从B端市场进一步走向C端市场呢？全国乘用车市场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把换电模式作为新基建的组成部分后，行业会迎来更有利的发展条件，但向C端市场推广仍然是有难度的。在他看来，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充电模式的成本更低。同时，对于消费者来说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目前换电站的布局数量有限，私家车无法像有固定路线的公交车或出租车一样花费时间寻找换电站。因此，未来的大体方向仍然是以充电为主，换电为辅。 北汽新能源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连庆锋表示，目前在解决新能源汽车充电问题上，行业内已形成共识，即“慢充为主，快充为辅，鼓励换电”。此外，他还补充道：“让B端先行，做好经济、平衡的细分市场后，把换电站运营的通路铺开，铺到一定的密度以后，C端市场才有望实现更大面积的覆盖。” 此外，也有行业专家指出，推动电池的标准化也是一大难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顾问杜芳慈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从理论上来讲，换电模式便捷可行，但部分企业探索了10余年都没有走通这条路，归结原因，最大的困难点在于电池标准的不统一。 “想要建立统一的电池标准是存在困难的。以手机电池为例，发展多年也并未形成业内的统一标准。回归到汽车行业同样如此。因此，即便是政策大力推动换电模式，个人判断也只适用于在公共车辆上进行推广。”杜芳慈说。 对此，也有业内人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专家认为，目前换电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仍处于初期，讨论统一标准的建立为时尚早。在他看来，标准的建立是需要由市场来决定的，未来谁的电池性能好，可靠性强，在市场上占据的份额大，谁就有可能引领潮流，建立标准。“通过市场这双无形的手，未来电池的标准是会有一个大致方向的。”上述人士认为，这也为换电模式的深度推广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 实际上，为解决标准化问题，进而推动换电模式的发展，北汽新能源、宁德时代(行情300750,诊股)、SK、奔驰能源、奥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企业已建立了联盟组织，旨在推动整个换电行业的标准化进程。 政策红利下 换电模式更具想象空间 “过不了多久，北京市的出租车都会变成电动车。”载着记者行驶的路上，段师傅也略微表达了驾驶电动车的困扰，以前加一箱油可以跑700公里，但现在一块电池大概只支持200公里，平均每天都要换一至两次电池，有时候平台派单，如果车辆电量不足，他是不敢接单的。他告诉记者，虽然换电池很方便，但续航里程较低，仍然给他的日常工作带来了一些烦恼。 实际上，换电模式之所以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不仅是因为它的便利性，还与它背后隐藏的巨大想象空间有关。 2019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其中便提到了发展车电分离消费模式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继续支持“充换电”设施建设。 今年4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其中重点鼓励了换电模式的发展。根据《通知》显示，2021年~2022年，在保持技术指标总体稳定的同时，要支持“车电分离”等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 5月2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两会“部长通道”答记者提问时也重点提及将继续加大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并鼓励各类充换电设施实现互联互通。两会闭幕后，在经过代表和委员的讨论审议后，换电站做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仔细研读近期密集出台的鼓励政策后会发现，换电模式的背后，是“车电分离”的商业模式探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兼技术部部长王耀认为，未来，可以由主机厂、电池企业和社会资本共同打造“电池银行”，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时，只需要支付车辆本身的费用即可，车辆所搭载的电池可以向电池银行进行租赁，这样既为消费者解决了因电池衰减和后续升级所带来的困扰，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用户的购车和用车成本。 蔚来汽车销售经理李先生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目前电池的技术升级迭代速度很快，在车电分离的情况下，电池的续航进行升级后，只要车辆的设计与电池的结构相匹配，那么消费者的车辆可以顺势实现里程的提升。 而这种模式其实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段师傅和广大消费者面临的“里程焦虑”。同时，车电分离后，电池生产企业还可以围绕动力电池的全生命周期推进退役电池的梯次利用，开发退役电池整包利用的系统集成技术，进而推动电池的回收和储能。 西部证券(行情002673,诊股)电动智能汽车首席分析师王冠桥认为，对于整车企业而言，车电分离的模式有助于车企把原本销售车辆的“一锤子买卖”变成永续经营，进而成为公共事业型的公司。与传统的制造型企业相比，资本市场对于公共事业型、服务型企业的估值往往更高。
电力交易信息服务以及电力产业大数据服务商——电易汇近日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光伏电站并购报告显示，一季度，光伏电站的交易规模约为775兆瓦，较2019年一季度401兆瓦的收购规模增93.2%；在成交金额上，上述光伏电站的交易金额约为28.14亿元。 不过，上述报告同时也显示，无论是在光伏电站买方还是卖方上，越来越趋向集中化。 以2020年数据为例，在光伏电站卖方上，排在第一位的为协鑫新能源，出售规模为334兆瓦，占整体出售规模的43.10%；第二位的则为信义光能，出售规模220兆瓦，占比28.39%。其他出售规模靠前的还包括顺风清洁能源、水发兴业能源等。 在光伏电站的买方上，也同样只有少数几个“大玩家”的身影。排在第一位的华能集团，收购规模为294兆瓦，占整体收购规模的37.94%，排在其后的则为信义能源，收购规模220兆瓦，占比28.39%。其他的还包括正泰电器、水发集团、中核工业集团。 “从电易汇近几年的数据统计来看，在光伏电站的收购方（买方）上，一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最早主要是以类似协鑫新能源、熊猫绿能、北控清洁能源这样的专业光伏电站运营商为主，逐渐变为投资基金、常规发电企业为主。而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主要就是常规发电企业打头了。”电易汇光伏行业分析师张亦博表示。 报告显示，一季度，在收购方分类上，常规发电企业的收购规模为415兆瓦，占整体收购规模的53.55%，光伏电站运营商的收购规模为220兆瓦，占比28.39%，一体化光伏企业的收购规模为140兆瓦，占比18.06%。 光伏电站的转让方（卖方）上，一季度，专业光伏电站运营商的出售规模为555兆瓦，占比71.61%；一体化光伏企业出售规模220兆瓦，占比28.39%。 “其实，这和我们最早在2018年光伏电站并购报告中判断的一样，专业的光伏电站运营商，可能是由于前期收购的规模过大，对于市场包括补贴发放以及自身的融资能力过于乐观了，导致一些企业债务负担过重，不得不通过转让前期已经收购的电站‘瘦身’，以单一企业持有光伏电站装机规模排名第一的协鑫新能源为例，在其2019年年报中，已经明确提出要转型了，从专业的光伏电站运营商要转为提供电站运营服务了。”张亦博分析称。 而一些光伏电站运营商持有规模的收缩，将对光伏制造业的产能消化以及一些主营光伏电站EPC业务的公司，带来不利影响。 “尽管不乏许多光伏制造业企业因为大举进军下游导致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风险，但是，通过阅读一些光伏行业上市公司财报发现，不论是在国内上市还是在海外上市的，绝大部分企业还是要靠自建电站来维持庞大的出货量，那么这些电站建好后，一般自己持有一少部分，绝大部分还是要转让出去。”张亦博表示。 尽管专业的光伏电站运营商正逐步退出光伏电站增量市场舞台，但是，对于想出售光伏电站的企业而言，也不乏好消息，那就是，一些常规发电企业正开始填补这个空白。 以华能集团为例，虽然从最终的要整体入股协鑫新能源到收缩为只购买了近300兆瓦的光伏电站，但这可能是其步入光伏发电市场的一个开始。 电易汇整理的数据显示，就五大发电集团的光伏电站装机来看，除了国家电投之外，其他四家集团的装机规模都比较低，从理论上讲，还是有很大空间。 “但是这个事情可能需要综合分析，这几家企业虽然光伏装机规模不大，但风电装机规模都比较大，这可能存在挤出效应。另外，就电易汇整理的数据来看，除了收购外，许多企业也可能选择自建光伏电站。”张亦博说。（编辑 张明富）
本报记者 于南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即便疫情突袭，也不能阻挡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坚定步伐。 日前，国务院扶贫办官网刊出的一篇题为《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力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的文章提出，将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发电收益的80%用于设置扶贫公益岗位。 以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发电收益设置扶贫公益岗位，能否成为脱贫攻坚的又一“利器”？ 此前的4月24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加强农村贫困人口帮扶工作情况召开的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一级巡视员吴华在谈及“鼓励引导支持贫困劳动力就业”重点部署推进的“四个一批”工作时，曾着重介绍“利用光伏扶贫的收益开发扶贫专岗，可提供一百万人就业”。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相关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月10日，我国中西部22个省份光伏扶贫电站发电收益资金到村17.47亿元，设置公益岗位61.42万个，吸纳贫困劳动力59.9万人就业，发放岗位工资金额4.60亿元。 在业界看来，以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发电收益设置扶贫公益岗位，是对光伏扶贫“造血功能”的再升级，效力的再提升。 “光伏扶贫能够被广泛认可、取得成绩，其核心逻辑在于，光伏扶贫既发挥了我国光伏产业的优势，又调动了企业积极性（EPC收益、组件等销售），最终形成了充分利用光伏发电特长，又契合扶贫需求、企业利益的‘一举多得’的长效扶贫机制。”光伏行业咨询机构智新咨询首席分析师曹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合理的制度、规则设计，完全可以规避这些年来光伏扶贫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相信光伏扶贫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光伏扶贫帮扶贫困户407万户 光伏制造业95%以上为民企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自2014年启动试点，光伏扶贫就被寄予厚望，认为其是资产收益扶贫的有效方式，是产业扶贫的有效途径，成为了我国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 2014年至今近7年的实践证明，光伏扶贫成效显著。据2020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披露的截至2019年12月份的最新数据，我国已累计下达光伏扶贫规模1910万千瓦（19.1GW），帮扶贫困户407万户。 光伏制造是堪比高铁的中国优势产业、国际名片。正是中国光伏制造，在10年间，促使光伏组件价格下降了94%，光伏电站建设成本下降90%，太阳能利用才广受全球电力需求青睐。 不仅如此，中国光伏制造也凭借多年占据全球组件约70%的份额，以及全球前10强光伏组件企业中的7至8个席位，赢得了市场尊重，掌握了话语权。 而外界也许并不了解的是，缔造上述堪称“奇迹”的中国光伏制造大军，95%以上为民营企业。 也正是这一支民企大军，在祖国吹响脱贫攻坚号角后，勇于投身产业扶贫事业，他们中的佼佼者，不仅大幅让利，更积极开拓出了诸多更为有益的光伏扶贫模式。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光伏组件厂家给予产品25年线性功率保证（25年不低于标称功率的80%），即光伏发电收益，理论上可持续至少25年。 在光伏发电环保且具有较长收益周期，十分契合精准扶贫、长效扶贫需求的基础上，中国光伏产业还充分运用了光伏发电可分布式建设（符合能源发展趋势），并可与荒滩荒坡、屋顶、建材、农业、水面等结合的特点，探索出了例如“光伏+农业+扶贫”模式，让贫困户能够在享受发电收益的同时开展农业经营（光伏大棚、农光互补、水光互补等），不仅实现了增收，还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 这一探索，令光伏扶贫由产业扶贫、长效扶贫，升级为“造血式”扶贫，某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光伏扶贫不仅可精准、长效、造血扶贫，还兼顾了对环境友好、产业有利，理论上能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在实践中不断纠偏 促使光伏扶贫一举多得 实现理论上的“一举多得”，需要通过制度规范在实践中不断纠偏。在光伏扶贫成绩斐然的背后，也暴露出一系列不尽人意的问题。 例如，根据2019年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对已纳入第一批国家财政补助目录中的15696座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发电能力进行的评估，其中有37.1%的电站发电能力不足理论值的80%。 对此，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发布的《关于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发电情况的通报》将其主要原因归咎于建设质量不合格、运维主体责任未落实、运维管理不到位等。 针对以上问题，2018年3月份，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上文纳入国务院扶贫办评估范围的电站均于2018年11月30日前并网），首先是明确提出了“光伏扶贫电站是以扶贫为目的，在具备光伏扶贫实施条件的地区，利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其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全部收益用于扶贫”的主旨，且进一步规定，村级扶贫电站规模根据帮扶的贫困户数量按户均5千瓦左右配置，最大不超过7千瓦，单个电站规模原则上不超过300千瓦，具备就近接入和消纳条件的可放宽至500千瓦。村级联建电站外送线路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建设规模不超过6000千瓦。 最为关键的是，《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要求光伏扶贫电站由各地根据财力可能筹措资金建设，包括各级财政资金以及东西协作、定点帮扶和社会捐赠资金。光伏扶贫电站不得负债建设，企业不得投资入股。 “个别光伏制造业的‘害群之马’，贪图一己私利，在光伏扶贫项目中偷工减料或者与相关利益方同流合污，给中国光伏摸了黑。应该说，《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规定对遏制光伏扶贫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具有很好的效果”，上述业内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但政策也有‘副作用’，其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光伏+农业+扶贫’模式的发展，比如企业不得投资入股，较高效的农光互补商业模式就很难建立；另外，电站规模受限，也会导致项目分散，给运维增加成本。” “农光互补商业模式无法建立，其实也削弱了光伏扶贫的造血功能，因为不与农业等结合，仅仅是电站运维，就很难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上述业内人士认为，“如今以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发电收益设置生态护林员、护路员等扶贫公益岗位，实质就变相弥补了受到限制后的光伏扶贫在就业岗位提供上的短板。” 多部门协作 加强契约精神 推动光伏扶贫发挥更大作用 除了建设质量、运维管理外，在光伏扶贫多方合作的格局中，也存在着契约难以履行的问题。 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2019年6月20日，A股上市公司中利集团在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的公告中婉转表述，公司2017年切入扶贫电站建设领域，是造成其应收款占营业收入比较上期有所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中利集团上述公告阐述的光伏扶贫导致应收款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由于贫困县光伏扶贫项目不允许贷款的政策变化（即上文提及的《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导致扶贫项目的应收款回收不能按期履行；其二，国补资金未足额发放，导致交易对手方资金流紧张，难以按期回款。 中利集团董事长王柏兴此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利创新推出并在合同约定这些电站产权是归政府的，建成并网后政府可以拿资产去贷款或融资租赁，但这份文件（《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发布，贫困县不能获得贷款了，中利集团的回款也就受到了影响。” 所幸，根据中利集团相关公告，2019年8月份以来，中利集团光伏扶贫应收账款问题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的高度重视，召开了多次会议要求相关省份抓紧归还光伏扶贫项目拖欠企业工程款的专题会议，要求高度正视问题、明确和落实各级政府责任及积极主动履职尽责。而最新的中利集团2019年年报显示，期内公司光伏扶贫应收款回收取得了显著成效，光伏板块应收账款余额较去年同期减少了36.88亿元。 只是，中利集团面临的问题并非个案，此前《证券日报》记者就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信息中注意到，协鑫能源工程公司于2020年3月17日申诉，公司于渑池县、镇平县、遂平县建设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装机规模分别为9.79MW、80MW、10.8MW，但截至目前，在三个项目均已全额并网及通过竣工验收，甚至部分质保期已届满后，其仍合计拖欠协鑫能源工程公司约1.3亿元，其中部分欠款已超2年。 《证券日报》记者就此致电协鑫能源工程公司，相关负责人确认了上述欠款情况，表示公司目前在积极协调回款，只是仍无法预期。 该负责人向记者介绍，1.3亿元的欠款对企业来说，尤其是对融资成本较高的民营公众公司来说，就不只是1.3亿元的问题了，其还将牵扯出坏账计提、资金成本升高、股价波动等一系列的风险。“这种影响是一连串的，再叠加疫情，给公司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曹宇看来，光伏扶贫中的一些参与方发生欠款确实存在主观原因（例如恶意欠款等），但也有客观原因，例如河南省之所以有较为突出的光伏扶贫欠款情况（上述三县均属河南省），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河南省大量的扶贫电站未录入国家补贴目录（未能及时获得国家补贴，影响项目收益）。 《证券日报》记者查询发现，早在2018年6月27日，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发布的《关于加强光伏扶贫有关工作的通知》显示，截至当时，河南省录入国务院扶贫办光伏扶贫信息系统的光伏扶贫项目装机规模为2.15GW（2017年已建成1.1GW+“十三五”计划1.05GW），但是仅有185MW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纳入率不到1%。而同期内蒙古自治区共计1.6GW光伏扶贫项目纳入第三批光伏扶贫项目补贴目录，占全国11.2GW的14.3%。 而今年2月24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第三批光伏扶贫项目）的通知”显示，录入第三批光伏扶贫项目总量共计11.18GW，其中，河南省光伏扶贫项目仅有20.9MW进入目录，即纳入比例仍然较低。 但无论无论如何，协鑫能源工程公司向记者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自2018年6月30日并网发电至今，上述渑池县9.79MW光伏扶贫电站已完成累计发电1911万度，按照光伏扶贫电价0.85元/度计算，累计收益达到了1624万元。而垫资建设该电站的协鑫能源工程公司，至今仍索要欠款无门。 “这恐怕是一个多部门协作的系统性问题，当然也需要加强契约精神。但只要各方及时纠偏，相信不会形成阻碍光伏扶贫发展的大问题。”曹宇认为。（编辑 上官梦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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