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双循环”，我希望补充几点看法。在此之前，首先，我们需要对一些关于背景的理论讨论进行回顾。在1987年10月，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建，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因为我是1988年离开到牛津的，那年我还在国内，因此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与我的领导浦山所长就讨论过王建的建议，他在《光明日报》也发表过一篇长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坦率讲，由于受劳尔·普列比什、萨米尔·阿明等第三世界左翼经济思潮的影响，我当时对“大进大出”的建议是有疑虑的。 王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的构想，用标准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标准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更多的理论。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构想。我个人认为，虽然中国学界提出过不少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建议，但就对政策的影响而言，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构想的成功，是其他建议难以比拟的。当然，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经济发展战略，不涉及体制改革等领域的问题。 另外，也应该看到，随着“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对其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也日益显露出来。事实上，政府早在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理论界对如何调整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了。2009年，人民大学贾教授提出，“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是……破解美元霸权和应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根本性措施”（见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据我所知，这可能是国内学者首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概念。 应该看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定，并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对现有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有事物的否定理解”。 国际大循环战略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1979年时，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79%，而中国的GDP总量在全球排11位，此时中国的GDP总量还不如荷兰。到了2008年，情况就已经非常不同了，中国GDP总量已经大幅提升了。在2010年，中国的GDP就已经超过日本，而2018年底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16%。中国的GDP已经超过美国GDP的66%。 当中国还非常弱小的时候，无论是引资、出口、还是贸易顺差的情况，别国都不在意。但是当国家真正强大了，到了现在这个局势，中国依然实行“大进大出”，可能就有问题了。中国的出口成为全球第一，对别国的出口巨大竞争压力，所以矛盾就出来了。 总之，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导致了对这一战略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放弃国际大循环。另一方面，我们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以为这种调整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略感遗憾的是：在2006年之后，我们没能更为坚决、全面的落实十一五规划的要求。 关于“双循环”的概念，我自己的理解与大家的理解是一致的，只是在当下，考虑到我们的国内国外形势，我想强调以下数点。 第一，中国应努力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结构，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制造业强国。20多年前，我们曾经辩论过关于农业的问题，不少人说，18亿亩红线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讲，中国并不适宜产粮。 那么粮食安全如何保证呢？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能遭到嗤笑，因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并没有认真考虑中国的粮食可能会遭到别国封锁、禁运的可能性。所以大家认为增加进口粮食就行了，节约下来的土地用于发展工业。 其实，即便不考虑地缘政治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安全也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大家肯定认识到，粮食和能源安全对中华民族生命攸关，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如何发挥比较利益的考虑。我们必须首先保证我们的粮食和能源安全，其他考虑都是第二位的。 十多年前，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太低。相比之下，印度的第三产业占比很早就超过50%，现在是60%左右。印度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都拥有占比超过60%的服务业，中国为什么不把更多的力量投入服务业？在英国、美国服务业的占比更是超过70%、甚至80%。在服务业中，除了高科技，大家又特别强调金融服务。提高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 事实上，当时中国服务业的占比确实过低。但是，当前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55%左右，相当多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恐怕已经是发展过度了。服务业占比并非越高越好。在现在国际形势恶化的这种环境之下，尽管我们依然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要提高服务业的质量，但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制造业的发展、强调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大国。 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它的IT产业非常不错，但它没有强大的制造业，IT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发达国家打杂，所以它是个“泥足巨人”。美国和英国制造业的衰弱，已经严重制约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 既然中国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就必须不但具有生产机器设备的能力而且具有生产生产机器设备的机器设备的能力。简言之，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到 “双循环”的转变，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结构，保证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 第二，中国应该进一步降低GDP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这并不需要主动去降低出口。只要增加内需，比重自然会下降。从全世界看，在大国中，中国的GDP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以出口对GDP比来衡量，2019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17.4%，美国是12.2%，日本是14.7%。应该肯定的是，在十几年前，中国就已经朝着更加依赖国内市场的方向努力了。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35.2%，以后就开始逐年下降。因此，中国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是在逐渐下降的。但是，无论是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在GDP中的占比，还是以出口在GDP的占比来衡量，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依然偏高，还有进一步降低的余地。 第三，中国应该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在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3511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世界第二位是德国的贸易顺差2752亿，远低于中国。日本在2014年之后基本就是贸易逆差国。要解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必须要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过高，这不利于本国的资源配置，同时又引起了中美之间新的贸易顺差。我们应该加速纠正国际贸易的失衡，主要是对美国贸易的失衡。 第四，中国应该实行中性的贸易、投资政策。中国应该尽快取消退税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应该尽快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对外资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我们必须防止被美国政府的贸易战带错节奏，尽可能把它们留在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坚持实行国民待遇，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 过去我们强调出口导向，因为出口导向的国家，特别是小国都是成功的。以后，我们需要用更多的力量，在进口替代方面下工夫。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种意愿的反映，对这样的意愿应该给予支持。 如果说在2018年我们还犹豫是不是“中国制造2025”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因而应把它束之高阁。而经过这两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制造2025只不过是美国打击中国的借口。中国制造2025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实施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计划。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政策。对中国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如何制定一个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能通过政府力量弥补市场缺陷的产业政策。 第五，中国需要对海外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是在十多年间我们的投资收益每年都为负，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必须想办法纠正。 第六，现在中国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这同时要求我们对整个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进行调整。不少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大学中，清华、北大成为了为美国提供预备生的补习班，这不完全正确，相信大多数海外留学生是会回国服务的。但是，对于有限教育资源的使用，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大学应该鼓励创新精神，鼓励自主讨论，努力培养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加强中专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工厂有没有好的工人以及这个工厂能否做好，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的很多工人是能工巧匠，但是也有一些工人能力较差，这就要求企业要加强职业培训教育。 第七，留住本国资本。我们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了，很多企业转到东南亚去了，既然企业可以挪到东南亚国家，为什么不鼓励企业挪到成本较低的中国西北呢？交通不便？人才缺乏？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支持企业向内陆转移。 第八，调整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一方面，我们还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另一方面，考虑到形势的变化，我们需要对自己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产业链本身进行调整，更多强调本地化、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 总之，现在提出的“双循环”战略调整是非常正确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经济学者应该全力支持这种战略的转变，尽我们所能地提供一些智力支持，为使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使美国少数鹰派遏制中国的谋划无法实现。中国的百年梦想是什么？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我们的梦想不过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是一定能够实现这一梦想的。
面对全美多个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增加的情况，美国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12日却表示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很灵活”，学校应该在秋季重开。 德沃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规则应该是孩子们在今年秋天重新开学”，一些出现病例小范围暴发的地方应该按个例分别处理。她指出，CDC的指导方针应该是灵活可变的，应视情况灵活运用。 当被问及如果疫情暴发，教育部是否有相应的计划、学校应该何时关闭，她回答说：“学校应为学生和自身情况选择做正确的事，我们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措施。 此外，针对如果遇到小范围疫情暴发的情况出现，学校是否会恢复远程教学的问题。德沃斯表示，学校可以在短时间内关闭，但需要制定计划来应对相应情况，而不是准备远程开学。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马丁·拉瓦雷（乔治敦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研究部前主管） 新型冠状病毒给富裕国家所带来的健康和经济冲击正开始波及发展中世界。但我们不应该认为，富裕国家的政策应对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好的，甚至未必是可行的。相反，我们应该预料到，贫穷国家会出现更加残酷的权衡和更加艰难的约束。 诚然，待在家中大大有利于减缓病毒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一如富裕国家。但保持社交距离可能带来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储蓄很少，食物储备也不足，并且（通常每天都是）手停口亦停。很少有人能够通过在家办公生存。 许多穷人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济福利与个人健康之间的残酷权衡。还有一个两种健康角度之间的权衡：因病毒而导致的疾病，以及因经济隔离和市场和机构破坏（包括私人社保）所造成的饥饿和营养不良。 发展中国家有充分的理由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以防COVID-19，但封锁则未必。封锁会造成新的威胁，在贫穷地区，甚至可能让防疫政策演变为饥荒。我不是在轻描淡写；我认为这是即将到来的威胁。研究也经验都表明，严格封锁所导致的机构和市场崩溃，会造成饥荒。我在2014年塞拉利昂埃博拉病毒疫情爆发后便目睹过这一情景，饥饿很快就成为新的威胁。 贫民和弱势群体的饥荒可能源自多个原因，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一书中有过探讨。森援引的例子中，食物总量并未下降。问题是食物的分配以及随时间的变化。在这里，市场和其他机构起着关键作用。封锁可能破坏食物的生产和分配，因为穷人的收入会降低，而食物价格会增高。我们已经知道，今天的食物供应链存在弱点，哪怕是富裕国家也是如此。而即使避免了饥荒，营养不良也会造成持续性影响，罹患其他疾病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更多的原因表明，用封锁来对抗COVID-19的传播可能对穷国适得其反。在短期，采取封锁措施会造成大量流民，将病毒传播得更快，特别是在穷人和农村弱势群体之间。而警方和军方执行封锁也会进一步影响穷人得福利，他们常常最需要离开家中为家人寻找食物。 最重要的是，决策者应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严格封锁也会把正常时期帮助穷人、让他们能够避免基本消失的贫困陷阱的机构封锁。封锁有可能带来长期穷困，即使目前的病毒威胁基本解除，也很难摆脱。今天的儿童所受到的影响尤其令人担忧。 在短期，我们需要果断的预防性政策。要起到效果，必须结合医疗措施和消费支持。 病毒将给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体系造成巨大的压力。即使在正常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体系也严重不足，特别是对穷人而言。事实上，富裕国家现在所遇到的医药供给、设备和人手的短缺，在较低收入国家早已司空见惯。 在短期，只能采取极为有限的措施强化医疗体系，发展中国家在疫情期间需要权威、独立的公共健康沟通渠道。媒体对于社交距离和卫生重要性的宣传必须显眼且频繁。短信在传递信息和指导方面大有可为，不过信源必须信得过。 但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装作疫情尽在掌握，或者其威胁微不足道。这些都是危险的妄想。 民主机构对于确保提供可信的公共信息，从而避免政策失误、促进快速响应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讲，当前危机不意味着应该转向极权，极权只能进一步恶化公共卫生危机。 还需要通过转移支付实现消费支持——如果食物市场运转正常，应该以现金的形式，如果不正常，应该以实物形式。没有支持的封锁不可能获得广泛的遵守；而强制性遵守可能给穷人带来高昂的代价。健康和支持相辅相成；食物应该和肥皂一起分发。 一直在投资于社会保障的国家日子会更好过一些。制定新的扶贫计划需要时间，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从扩大现有机制开始。这其中应该博爱阔一些临时性的修改，如取消工作要求和到校条件，这些要求与延缓病毒传播的需要背道而驰。 有限的国家能力也将加剧许多发展中国应对疫情的挑战。穷国的公共管理往往也较弱，富裕国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根本不可行。根据本地治理能力进行调整至关重要。 穷国的财政约束也更大。在这方面，富裕国家有强烈的道德和经济理由进行帮助，包括债务减免。它们应该现在就出手，否则代价会更加高昂。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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