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000681,股吧)（资料图） 3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已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并同世卫组织等发起方保持密切沟通，为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而共同努力。 汪文斌宣布，应世卫组织方面请求，中方决定向实施计划提供1000万剂疫苗，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急需。这是中方促进疫苗公平分配、推进国际抗疫合作、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又一重要举措。世卫组织已开始审核中国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中国企业将继续积极配合，希望世卫组织尽早完成这项工作。 汪文斌强调，希望国际社会有能力的国家都积极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持实施计划，支持世卫组织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及时获得疫苗，为国际社会早日战胜疫情作出应有的贡献。 》》》》》此前报道 2020年10月8日，中国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20年10月9日表示，这是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履行自身承诺推动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举措。 华春莹表示，中方郑重承诺，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以实际行动促进疫苗公平分配，确保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编辑|程鹏 肖勇 校对|何小桃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COVID-19爆发前，发展中国家未来充满希望。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从2009-10年的大衰退中迅速复苏，其中不少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享受到全球石油、原材料和农业商品需求激增的好处。 美国则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收益都流向了原本便已富裕的群体，中产阶级和穷人日益落后。许多分析师将民粹主义右翼和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归因于这些趋势。随着中产阶级的缩水，越来越多的工作阶级陷入了绝望，许多人对全球化导致的就业损失、政府对阿片类药物泛滥视而不见、社保计划资金不足，甚至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本身感到愤怒和失望。 美国上升预期正在结束，在战后数十年的繁荣期中，长期存在的政治制度和既成规范让美国的自由民主体系韧性相对较强。但在本世纪，社会凝聚以及道德进步的分享感开始消退，让国家和人民越来越容易受到反自由民粹主义的影响。 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教训。破灭的预期不但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福利，也有害于社会构建和维持民主规范和制度的能力。 总体而言，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比美国更强更稳定。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腾飞，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初跟进，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这波增长足够让数亿人摆脱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1.90美元），但并不能保证他们跻身中产阶级。相反，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挣扎者”阶级，家庭人均收入在每天4-10美元。 挣扎者比穷人好一点，但他们缺少定期收入和社会保险，因此很容易遭受家庭冲击，如健康危机和突然失业。大部分挣扎者是不断扩大的城市中心的食品、交通（网约车司机）和零售行业的个体户或非正式工人。发展中国家有三十亿挣扎者，他们既有雄心追求更好的未来，也焦虑于挥之不去的返贫风险。 逐渐地，经济增长让一些挣扎者（最有可能的是一些完成高中教育的人）成功跻身规模庞大且迅速增加的中产阶级，人均日薪10-15美元。但是，工作阶级挣扎者家庭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流，占人口的60%，中产阶级家庭占了另外的20%，极端贫困和富人则各占12%和8%。其中，挣扎者和新中产家庭所面临的疫情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冲击的风险最大。 伦敦国王学院的安迪·萨莫尔（Andy Sumner）与合作者们估算，COVID-19将导致发展中国家2020年GDP萎缩10%，让大约1.8亿人跌入每天1.90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之下。世界银行的估算基于幅度更小、因国而异的GDP萎缩程度（平均为5%），但仍然警告将有7000万-1亿人跌入极端贫困。 对于成千上万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犯任何错误，日子却变得比自己所预期的更差的人，这意味着什么？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当敢于发声和提要求的人民遭到预期的猛然逆转时，结果是美式社会紧张和政治极化。2014-15年，拉丁美洲地区增长开始恶化，平均每年不到1%，这意味着人均增长为负。结果，在经济蛋糕不断做大时能够容忍的条件，突然间不再如此。 此后五年，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爆发了大规模示威，大部分是针对官员腐败以及政治和公司精英所享受的内部特权。只有相对情况较好的智利，示威者成功实现了进步变革。 在COVID-19的阴影下，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严重的政治和金融压力。因为没有可交易的本国货币，这些国家无法从未来公民（如美国和欧盟那样）手中借钱满足眼下的需要。 面临社会凝聚下降、政治动荡和专制和民粹主义卷推崇来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边银行必须为中等收入国家提供规模更大的贷款项目。这些项目应该简单直接，目标是为即刻现金转移提供资金，以确保贫穷和挣扎者家庭的儿童不会挨饿和永久辍学。这些投资对于获取未来人力资本是不可或缺的，而人力资本则是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 COVID危机标志着美国的自由民主不仅要抵御国内的极权主义，还要为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发出声音。如果人们相信前景不再光明，政治就有可能迅速变得混乱，并给自由和公民自由造成附带伤害。
罗汉堂基于全球公开可得的大数据，开发了“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Global Pandemic Economy Tracker，简称PET），并由新浪财经中文独家首发！ 全球疫情累计确诊突破2000万，印度增速最快 截至8月10日，官方估计全球新冠确诊人数达到2000万，死亡人数接近74万；自6月下旬第一个1000万以来，仅仅过去不到一个半月。过去三周以来，全球每日新增确诊大约为25万，死亡人数约5000人；美国、巴西和印度三个国家的确诊人数分别突破了500万、300万、和200万，印度已经连续多日成为新增病例最多的国家，并有望在9月份超越巴西。南亚、东南亚、东欧和南非以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当前病例增长最快的地区。 罗汉堂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PET）显示，截至8月7日，在132个被追踪的经济体中，进入恢复期的为76个，比上周增加3个，55个国家仍处于应对或低谷期，比上周减少5个。恢复期国家中确诊病例显著增加趋势仍然比较明显，预示着更多恢复期国家有可能在近期因为疫情反复退回到低谷期，全球处于低谷期国家的经济总量仍高于恢复期国家。 疫情的反弹影响了部分恢复期的国家，其总体经济活跃度下降了近0.5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亚洲除东亚以外的其他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活跃度下降最为显著。 资金流入腰斩，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经济举步维艰 发展中国家除了医疗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普遍面临着资金匮乏、债务高悬的问题。早在3月份，罗汉堂的三位学术委员就联合众多学者一起呼吁G20国家降低发展中国家地债务，过去几个月来，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但是，同期原本潜在流入这些国家的资金降幅严重，这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外国直接投资（FDI）、国际汇款和官方发展援助（ODA）。 外国直接投资（FDI）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将下降20%，外国直接投资降幅可能高达40%，并将在2021年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全球FDI流量将达到过去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分地区看，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地区，2019年FDI流入下降了5%，至4，740亿美元，但仍占全球流入量的30%以上。但新冠危机中的封锁和工厂停工严重影响了亚洲的供应链和生产，预计2020年在经济衰退的影响下，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下降多达45%，但不排除少数率先回复的国家（例如越南）能获得较小的投资增幅。 非洲在2019年就已经面临直接投资下降的问题，流入量下降了10%至450亿美元。在新冠疫情和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低迷的双重冲击下，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趋势加剧。UNCTAD预测，2020年流向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收缩25%至4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019年FDI增长10%达到1，640亿美元。但新冠疫情加剧了该地区政治和社会动荡，加上经济和债务的结构性劣势，该地区的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对外国投资的吸力大幅降低，UNCTAD预测2020年流向拉丁美洲的投资预计将从去年的1640亿美元减少一半。 国外汇款 向发展中国家汇款一方面是众多移民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许多低收入国家是支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大量资金流入。全球范围内，2019年汇款总额达到7140亿美元，首次超过外国直接投资（FDI），接近全球GDP的1%。至少有60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汇款占GDP的5%以上。印度是最大的汇款接收国，金额达830亿美元；尼泊尔、塔吉克斯坦等低收入国家汇款占GDP的比例高达30%以上。 疫情对旅行、贸易和经济活动前所未有的限制使得很多国家都处于全职工作和工作限制的状态，，导致了发往发展中国家的汇款急剧下降。移民工人及其家庭，其中许多人依赖从国外汇出的汇款，预计将遭受严重打击。世界银行估计流向最中、低收入国家的汇款将减少近20%（约1，100亿美元）。 移民原本是低收入国家居民应对经济周期中困难时期的适应手段，但据估计有75%的移民在疫情到目前最严重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工作，这将扩大问题的经济影响。例如一些海湾国家的潜在经济衰退有可能引发来自中东，北非和东南亚的移民劳动力外流，加剧这些低收入国家的失业，给其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增加更大压力，甚至有可能加剧难民危机。因此，在一些欧洲国家，学者呼吁为移民工人提供更多支持，同时建议减低汇款费用。世界银行也敦促各国为移民建立更有效的社会保护体系。 国际发展援助 经合组织国家是全球国际发展援助的主要捐赠国，过去20年来这一资金来源提升了约150%。但新冠危机中捐助国自身的严重经济衰退和公共财政状况恶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援助支出的减少。本周英国政府宣布，由于冠状病毒危机的经济影响，英国今年将削减全球援助预算29亿英镑；预计2020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从捐助国获得的总援助减少约250至300亿美元。总体而言，这将使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两年内损失相当于其当前每年发展支出的10%。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的第一个1000万主要来自北方国家，第二个1000万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可以预见到的是第三个1000万中的更大部分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世界银行等国家多边机已经承诺在2020财年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投入，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但和总量可能约4000亿美元的各类海外资金流入降幅相比仍存在巨大的缺口。这会进一步放大这些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并将在未来几十年产生后果，严重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应对疫情的进程中，进一步帮助维持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性刻不容缓。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意见领袖联手世界顶尖智库报业辛迪加为您带来全球经济领袖聚焦2020！ 文/意见领袖专栏 穆罕默德·艾利安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 在经历了持续数周的沮丧情绪后，某些发达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的下降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危机或许才刚刚开始，而一场重大疫情给当地造成的人员伤亡往往要比任何发达经济体高出几个量级。在美国近期单日死亡人数超过2000的先例之下，可以预计未来的死亡人数也不会是个小数目。如果国际社会不去当即采取行动，那么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的一些国家也在试图压平传染曲线，但却在执行社会隔离规则及其他措施时遭遇了极大挑战。该地区本已薄弱的医疗体系可能很快就被疫情所冲垮，那些人口密集地区更是岌岌可危。 非洲长期以来都存在医务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根据2013年的统计，非洲每千人中只有2.2名医务人员（而欧洲则为14名）。同时很少非洲国家能配备足够数量的呼吸机——这可是救治新型冠状病毒重症病例的关键设备。据报道尼日利亚的呼吸机保有量不足500台，而中非共和国可能连3台都拿不出来。 此外，虽然发达国家已经在消减疫情遏制措施对就业和生计的巨大影响方面做出了示范，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政府却几乎没有财政和货币空间（或操作能力）来仿效这些举措。同时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的溢出效应——包括大宗商品收入下降（由于需求和价格下降）、进口成本上升、旅游业崩溃、基本商品供应减少，缺乏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投资组合资金流急剧逆转——又加剧了这些限制。对于那些希望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国家来说贷款条款也变得更加苛刻了。 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也不算是毫无防御——当地有强大的家庭网络和文化韧性，也从埃博拉危机中得到了相关经验——但确实存在疫情冲击导致其挣扎于致命饥饿和致命感染之间的真实风险。一些本来就在数十年弱势政治领导或腐败专制之下变得脆弱的国家甚至可能因此崩溃，从而加剧社会暴力动荡并为极端主义团体的滋生创造条件。 而这些风险可不仅存在于短期之内。各国也很可能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减少下遭受未来生产力的重大损失。长时间的停课和失业可能导致家庭暴力以及少女怀孕和童婚的增加——特别是在那些缺乏远程教育基础设施的国家。 简而言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面临一场极为惨烈的人道悲剧，导致某些国家的整整一代人流离失所漂泊异乡，其负面后果也将远远超越该地区的边界范围。而以下两个例子则充分说明了因此产生的多层面溢出风险。 首先，由于非洲当前和未来经济前景的大幅恶化，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可能最终会产生比预想中更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其次，通过引发一系列企业和主权债务违约，失去控制的疫情爆发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导致美联储和欧央行先前采取的大力压制措施最终落空，也增加了从金融部门反向污染到实体经济的机会。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威胁的潜在影响范围，也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迅速扩大紧急救助资金规模。目前已有90多个发展中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了财务援助。同时基金组织也与世界银行共同呼吁各双边债权国暂缓那些最贫穷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偿付。基金组织也在这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为25个低收入成员国提供了即时债务减免，利用捐赠得来的资源去支付其未来六个月的多边债务。 同时，中国等一些国家则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 但如果想帮助这些脆弱地区避开灾难，国际社会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应通过对疫情全球影响的更广泛评估，包括对非洲的溢出和回弹效应，来补足目前（可以理解的）以扶助本国为特征的应对措施。它们还应该扩大官方资金援助，推动更广泛的债务减免，并紧急建立一个其他国家和私人部门也可以参与的国际团结基金。 此外，发达国家应当投入更大力量去分享遏制和缓解疫情的最佳操作。为了促进这一进程，世界卫生组织必须更好地汇集和传播相关信息。在此我希望发达经济体的领导地位能很快扩展到更有效医疗手段甚至是疫苗的普遍推广方面。 最后，国际社会必须想方设法汇集私人部门资源。与发达国家一样，私人部门可以直接或借助扩大了的公私伙伴关系在脆弱地区危机应对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制药和科技企业将承担许多繁重的工作，但私人债权人可以通过有序减轻更多受灾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债务负担来提供帮助。 但这也再次要求强化各项赋能机制，为此多边贷款方和其他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都需要在更大程度上转变观念。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会重创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只有采取协调，合作和整体的手段，国际社会才能避免一场大规模人道主义悲剧——并保护世界其他地区免遭这场悲剧的反噬。 (本文作者介绍：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马丁·拉瓦雷（乔治敦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研究部前主管） 新型冠状病毒给富裕国家所带来的健康和经济冲击正开始波及发展中世界。但我们不应该认为，富裕国家的政策应对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好的，甚至未必是可行的。相反，我们应该预料到，贫穷国家会出现更加残酷的权衡和更加艰难的约束。 诚然，待在家中大大有利于减缓病毒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一如富裕国家。但保持社交距离可能带来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储蓄很少，食物储备也不足，并且（通常每天都是）手停口亦停。很少有人能够通过在家办公生存。 许多穷人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济福利与个人健康之间的残酷权衡。还有一个两种健康角度之间的权衡：因病毒而导致的疾病，以及因经济隔离和市场和机构破坏（包括私人社保）所造成的饥饿和营养不良。 发展中国家有充分的理由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以防COVID-19，但封锁则未必。封锁会造成新的威胁，在贫穷地区，甚至可能让防疫政策演变为饥荒。我不是在轻描淡写；我认为这是即将到来的威胁。研究也经验都表明，严格封锁所导致的机构和市场崩溃，会造成饥荒。我在2014年塞拉利昂埃博拉病毒疫情爆发后便目睹过这一情景，饥饿很快就成为新的威胁。 贫民和弱势群体的饥荒可能源自多个原因，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一书中有过探讨。森援引的例子中，食物总量并未下降。问题是食物的分配以及随时间的变化。在这里，市场和其他机构起着关键作用。封锁可能破坏食物的生产和分配，因为穷人的收入会降低，而食物价格会增高。我们已经知道，今天的食物供应链存在弱点，哪怕是富裕国家也是如此。而即使避免了饥荒，营养不良也会造成持续性影响，罹患其他疾病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更多的原因表明，用封锁来对抗COVID-19的传播可能对穷国适得其反。在短期，采取封锁措施会造成大量流民，将病毒传播得更快，特别是在穷人和农村弱势群体之间。而警方和军方执行封锁也会进一步影响穷人得福利，他们常常最需要离开家中为家人寻找食物。 最重要的是，决策者应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严格封锁也会把正常时期帮助穷人、让他们能够避免基本消失的贫困陷阱的机构封锁。封锁有可能带来长期穷困，即使目前的病毒威胁基本解除，也很难摆脱。今天的儿童所受到的影响尤其令人担忧。 在短期，我们需要果断的预防性政策。要起到效果，必须结合医疗措施和消费支持。 病毒将给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体系造成巨大的压力。即使在正常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体系也严重不足，特别是对穷人而言。事实上，富裕国家现在所遇到的医药供给、设备和人手的短缺，在较低收入国家早已司空见惯。 在短期，只能采取极为有限的措施强化医疗体系，发展中国家在疫情期间需要权威、独立的公共健康沟通渠道。媒体对于社交距离和卫生重要性的宣传必须显眼且频繁。短信在传递信息和指导方面大有可为，不过信源必须信得过。 但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装作疫情尽在掌握，或者其威胁微不足道。这些都是危险的妄想。 民主机构对于确保提供可信的公共信息，从而避免政策失误、促进快速响应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讲，当前危机不意味着应该转向极权，极权只能进一步恶化公共卫生危机。 还需要通过转移支付实现消费支持——如果食物市场运转正常，应该以现金的形式，如果不正常，应该以实物形式。没有支持的封锁不可能获得广泛的遵守；而强制性遵守可能给穷人带来高昂的代价。健康和支持相辅相成；食物应该和肥皂一起分发。 一直在投资于社会保障的国家日子会更好过一些。制定新的扶贫计划需要时间，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从扩大现有机制开始。这其中应该博爱阔一些临时性的修改，如取消工作要求和到校条件，这些要求与延缓病毒传播的需要背道而驰。 有限的国家能力也将加剧许多发展中国应对疫情的挑战。穷国的公共管理往往也较弱，富裕国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根本不可行。根据本地治理能力进行调整至关重要。 穷国的财政约束也更大。在这方面，富裕国家有强烈的道德和经济理由进行帮助，包括债务减免。它们应该现在就出手，否则代价会更加高昂。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2020年5月19日，世界银行发布了按新一轮(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计算的2017年世界各参与经济体本币对美元的比价、GDP及其支出构成项目和人均GDP等数据。根据发布结果，以美元为基准，2017年中国购买力平价(PPP)值为4.184，相当于当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61.9%。因此，按新一轮ICP结果折算的中国GDP及其支出构成项目和人均GDP等数据与按汇率法计算的相应数据都发生了变化。 按PPP法计算的中国2017年GDP为196174亿美元，比美国同年GDP多出980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一位；超过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五国GDP合计；占全球的比重为16.4%，与美国占全球的比重持平，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五国GDP合计占全球的比重多1.3个百分点。有人据此认为，中国似乎已经不属于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到底还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 按PPP法计算的结果，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衡量一个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指标是按PPP法计算的GDP吗？当然不是。世界普遍认为，北欧五国，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社会福利体系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资源较为丰富、科技水平较为先进，属于高度发达国家，但是，这五个国家按PPP法计算的2017年GDP分别为3321、5300、3174、2615和191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前四个国家仅分别为0.3%、0.4%、0.3%和0.2%，冰岛还不到0.1%。世界普遍认为，OECD成员国一般都是发达国家，但是，许多OECD成员国按PPP法计算的2017年GDP并不大，例如卢森堡、新西兰、爱尔兰、奥地利和比利时分别为673、1945、3756、4807和5775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0.1%、0.2%、0.3%、0.4%和0.5%。这足以说明，按PPP法计算的GDP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指标。 看一个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是看人民平均生活水平的高低，GDP不是反映人民平均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反映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更能反映人民平均生活水平的高低。例如，北欧五国，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按新一轮ICP计算的2017年GDP虽然不大，但这些国家人均GDP却分别达到62940、52693、55046、47471和55492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处于相当高的水平，更能反映这些国家相当高的人民生活水平。作为OECD成员国的卢森堡、新西兰、爱尔兰、奥地利和比利时按新一轮ICP计算的2017年GDP也不大，但这些国家人均GDP分别达到112701、40261、78211、54653和50771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处于相当高的水平，更能反映这些国家相当高的人民生活水平。 按新一轮ICP计算的2017年中国GDP虽然很大，但中国人口多，2017年为13.86亿人，占同年全球人口的19.2%，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五国人口总和的3.4倍。按新一轮ICP计算的2017年中国人均GDP为1415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的23.6%，日本的34.7%，德国的26.7%，英国的30.8%，法国的31.7%，意大利的33.9%，OECD(这里的OECD人均GDP是按它目前的36个成员国计算的，其中包括2016年加入的拉脱维亚和2018年加入的立陶宛。)的31.7%。如果把OECD国家的人均GDP作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的话，中国人均GDP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在金砖国家中，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按新一轮ICP计算的2017年人均GDP分别14520、26079、6149和12870美元，PPP法的中国人均GDP低于巴西和俄罗斯，高于印度和南非，居于中间水平。 与PPP法的世界人均GDP相比，PPP法的中国人均GDP也是比较低的。按新一轮ICP计算的2017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人均GDP的85.3%，在参加2017年轮ICP的176个经济体中排在第90位。 可见，即使按新一轮ICP计算，中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根本谈不上发达国家。如果把中国归入发达国家，那么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属于发达国家，这显然是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按PPP法计算的结果高估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均经济发展水平 表1分别给出了按PPP法和按汇率法计算的2017年GDP世界排名前10位的国家。从中可以看出，与按汇率法计算的GDP世界排名相比，发展中国家按PPP法计算的GDP世界排名都跃升了，发达国家的排名都后移了。中国由第2位跃升为第1位；印度由第7位跃升为第3位，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由世界排名第10位以外，分别跃升为第6位和第10位；美国由第1位后移到第2位，日本由第3位后移到第4位，德国由第4位后移到第5位，英国由第5位后移到第7位，法国由第6位后移到第9位，意大利和加拿大分别由第9位和第10位后移到世界排名10位以后。与按汇率法计算的GDP相比，发展中国家按PPP法计算的GDP提高的幅度明显高出发达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分别高出61.5%、215.4%、142.6%、46.3%和185.0%；美国持平，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分别高出6.4%、19.5%、13.8%和15.5%。这种排名的变化和提高幅度的差异存在不合理成分。 表1：2017年PPP法计算的全球前10大经济体的GDP情况 按PPP法计算的GDP 按汇率法计算的GDP 排名 经济体 GDP (亿美元) GDP占全球比重(%) 排名 经济体 GDP (亿美元) GDP占全球比重(%) 1 中国 196174 16.4 1 美国 195194 24.5 2 美国 195194 16.3 2 中国 121436 15.2 3 印度 80505 6.7 3 日本 48600 6.1 4 日本 51730 4.3 4 德国 36659 4.6 5 德国 43818 3.7 5 英国 26696 3.3 6 俄罗斯 38295 3.2 6 法国 25927 3.3 7 英国 30370 2.5 7 印度 25525 3.2 8 巴西 30177 2.5 8 巴西 20628 2.6 9 法国 29945 2.5 9 意大利 19618 2.5 10 印度尼西亚 28936 2.4 10 加拿大 16506 2.1 注：(1)表中数据取自世界银行；(2)“GDP占全球比重”为占176个ICP参与经济体经济总规模的比重。 在ICP中，规格品在各经济体之间的可比性和对各经济体的代表性是保证比较结果准确性的前提。但是，受各国发展水平、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影响，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与具有可比性的规格品往往并不一致。尤其是对于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往往比较突出，收入差距较大，消费偏好迥异，规格品的代表性与可比性很难统一。不同类型规格品具有不同的价格表现，具有代表性的规格品的价格往往要低于具有可比性的规格品。同时，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规格品质量较好，价格水平较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规格品质量相对较差，价格水平也较低。如果将不同质量的规格品放一起比较，而不剔除将因质量差异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的结果是产品价格实质上不可比，而实际比较中假设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在国际比较中造成对发展中国家价格的系统性低估，因此，发展中国家的PPP值往往存在系统性低估，从而按PPP法计算的发展中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往往存在系统性高估。 经过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专家的长期努力，国际比较方法不断改进，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方面。针对一些细分类项目，例如建筑、房租、教育、医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等，所采用的方法不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2017年轮ICP针对建筑项目仍然采用投入品价格比较法，在假定各国建筑项目溢价(即利润和税金)相同的基础上，测算各国建筑项目PPP。但是，中国建筑项目投入品与产出品价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建筑项目的溢价要高于其他国家，建筑产出品价格高于投入品价格。而其他许多国家采用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无显著差异。中国建筑投资占GDP比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建筑项目价格被低估，会导致PPP值被低估，从而使按PPP法计算的2017年中国GDP和人均GDP被高估。 综合以上因素，世界银行发布的按PPP法计算的GDP及其支出构成提供了分析研究的另一个视角，但中国仍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会改变。 (作者：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许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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