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潘向东（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 资本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体现在多个层面，由于上证综指权重主要集中于市值较大的上市公司，好处是上证综指较为稳定，波动小于创业板和深成指，但是缺点是不能完全反应所有公司的变化，往往出现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背离现象，因此，一是建议投资者多关注几类指数，除了上证综指外，也关注中证500、创业板指数等综合来看资本市场的表现。其次对于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 目前经济总量实现快速增长，中国A股市场市值也达到了57.8万亿元，占经济总量的将近60%，无论是A股市值还是经济总量占比均出现显著增长，对于上证综指长期徘徊的问题，主要跟中国上市公司结构有关系，上证综指的成分股大多数是权重股，成长股比例较低，因此需要构建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指数。 关于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匹配问题，其实早就通过实证结果得出过结论：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因此我们会发现A股市场资本回报率相当可观，与此同时，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而且上证综指的波动要远大于经济增长的波动，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上证指数均创出新高之后出现大幅度回调，因此选取的时间段不同，我们会发现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匹配，例如选取2005年至2008年危机前，上证综指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此外，上证指数计算过程中将大量的非流通股份包含在内，也影响了上证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 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垃圾股波动比较大，流动性差，还容易受操纵，指数编制应该剔除垃圾股。不过，这只是表面行为，重要的是，完善退市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了上市公司质量，才能提高股市指数质量。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一方面，上市公司和中国经济脱钩，中国新经济不断成长，而一些新经济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没在国内上市，就无法纳入指数，这也导致了指数中金融股、周期股比重偏大。另一方面，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因此，B股并不是股市指数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否剔除影响不大。 虽然上证综指具有诸多不足，但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数，而且已深入民心，具有重大影响力。目前重要的是完善上证综指的编制方法，而不是代替它。另外，中国还存在诸多其他成份指数，这些指数在资本市场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和上证综指互补，构成了中国完整的股市指数体系。综指和成份指数各有千秋。纳入成份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但成份股的选择容易被操纵，而且有时成份股变更不及时，不能有效反应股市的情况。另外，欧美股市兴起比较早，当时选择成份指数是囿于计算能力，中国股市开市时间比较晚，计算机已普及，不存在计算困难，因此，中国是上证综指作为代表性指数，而国际上代表性指数基本上都是成份指数。 境外代表性指数一直处于调整中，整体上体现了指数的代表性、连续性。境外代表指数基本上以成份指数为主，纳入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境外代表性指数往往以流通股份为权重进行加权，如果以总股本为权重，容易导致指数和市场偏离，以及指数被操纵。境外代表性指数调整还注意指数的连续性，避免指数的大幅波动，进而防止以股指为参考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 面对目前的沪指编制进行调整，一方面来自舆论的不理解，因此需要加强与舆论的沟通，尤其是做好指数构建方面的普及；另一方面与指数挂钩的ETF产品以及衍生品均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也需要跟市场做好沟通，以克服上述的困难。 上证综指的编制，还可以参考海外经验，在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下，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同时建议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因此指数编写要降低对市值的依赖，改善权重的合理性，尤其是降低大市值股在的权重。 (本文作者介绍：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意见领袖|潘向东（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 资本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体现在多个层面，由于上证综指权重主要集中于市值较大的上市公司，好处是上证综指较为稳定，波动小于创业板和深成指，但是缺点是不能完全反应所有公司的变化，往往出现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背离现象，因此，一是建议投资者多关注几类指数，除了上证综指外，也关注中证500、创业板指数等综合来看资本市场的表现。其次对于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 目前经济总量实现快速增长，中国A股市场市值也达到了57.8万亿元，占经济总量的将近60%，无论是A股市值还是经济总量占比均出现显著增长，对于上证综指长期徘徊的问题，主要跟中国上市公司结构有关系，上证综指的成分股大多数是权重股，成长股比例较低，因此需要构建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指数。 关于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匹配问题，其实早就通过实证结果得出过结论：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因此我们会发现A股市场资本回报率相当可观，与此同时，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而且上证综指的波动要远大于经济增长的波动，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上证指数均创出新高之后出现大幅度回调，因此选取的时间段不同，我们会发现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匹配，例如选取2005年至2008年危机前，上证综指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此外，上证指数计算过程中将大量的非流通股份包含在内，也影响了上证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 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垃圾股波动比较大，流动性差，还容易受操纵，指数编制应该剔除垃圾股。不过，这只是表面行为，重要的是，完善退市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了上市公司质量，才能提高股市指数质量。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一方面，上市公司和中国经济脱钩，中国新经济不断成长，而一些新经济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没在国内上市，就无法纳入指数，这也导致了指数中金融股、周期股比重偏大。另一方面，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因此，B股并不是股市指数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否剔除影响不大。 虽然上证综指具有诸多不足，但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数，而且已深入民心，具有重大影响力。目前重要的是完善上证综指的编制方法，而不是代替它。另外，中国还存在诸多其他成份指数，这些指数在资本市场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和上证综指互补，构成了中国完整的股市指数体系。综指和成份指数各有千秋。纳入成份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但成份股的选择容易被操纵，而且有时成份股变更不及时，不能有效反应股市的情况。另外，欧美股市兴起比较早，当时选择成份指数是囿于计算能力，中国股市开市时间比较晚，计算机已普及，不存在计算困难，因此，中国是上证综指作为代表性指数，而国际上代表性指数基本上都是成份指数。 境外代表性指数一直处于调整中，整体上体现了指数的代表性、连续性。境外代表指数基本上以成份指数为主，纳入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境外代表性指数往往以流通股份为权重进行加权，如果以总股本为权重，容易导致指数和市场偏离，以及指数被操纵。境外代表性指数调整还注意指数的连续性，避免指数的大幅波动，进而防止以股指为参考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 面对目前的沪指编制进行调整，一方面来自舆论的不理解，因此需要加强与舆论的沟通，尤其是做好指数构建方面的普及；另一方面与指数挂钩的ETF产品以及衍生品均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也需要跟市场做好沟通，以克服上述的困难。 上证综指的编制，还可以参考海外经验，在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下，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同时建议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因此指数编写要降低对市值的依赖，改善权重的合理性，尤其是降低大市值股在的权重。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和委员接受采访时指出，上证综指编制方法有待优化，笔者也认为十分必要，应引起证监会、上交所等有关机构的充分重视。 上证综指的表征性有提高空间 沪指失真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至晚从2006年开始，“沪指失真”已经成为一个市场上上下下尽人皆知的专有名词。对于A股投资者来说，可能经常会疑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沪指没有充分体现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三四十年的高增长，2000年中国GDP突破10万亿元，2019年已达99万亿元。而上证综指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2000点，2020年为何仍未突破3000点，10倍的GDP与50%的股指涨幅，反差不可谓不大。 其实，如果以沪市总市值来看，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得到了充分反映的。2000年上证总市值约3万亿元，2019年底已达35万亿元，同期GDP从10万亿元到99万亿元，两者都是10倍左右的增长，幅度相当。但为何指数总是不涨呢？为何沪指没有充分体现出这种增长呢？ 我们说，这是因为上证综指的表征性还有提高的空间。 四大原因影响沪指表征性 近年来上证综指表征性不够理想，股指与名义GDP规模的联动性不够理想，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国上市公司结构与宏观经济结构变迁未完全同步，宏观经济结构中金融以及传统周期性行业的重要性有所弱化，而上市公司结构中的传统行业占比明显高于在GDP中的占比；网络经济、数字经济、高技术经济等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而其中代表企业（如阿里、腾讯、华为等）均未在A股上市，高质量新兴企业的缺失影响了股指代表性。 二是随着企业生命周期变化，上市公司中微利或亏损类企业数量增多，且在经济新常态下龙头聚集效应更为明显，上市公司内部盈利能力差距进一步拉大，而绩差股没有得到充分出清和退市，拉低了总体股指点位。 三是新股计入指数的时间存在不合理之处。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我国新股23倍市盈率限价发行，以及涨跌停板交易制度的安排，新股上市初期存在连续涨停、高波动的特点，近5年新股上市后平均连续9个涨停，个股在上市后第11个交易日的股价最高点计入上证综指，之后进入漫漫熊途的下跌通道，对指数拖累明显。 中石油是个典型的例子，2007年11月5日上市当日收盘总市值逾7万亿元，为当时沪市第一大市值股，在上市第11日以39元的价格计入上证综指，目前股价跌至4元，只有计入指数时的约十分之一。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如中国神华等。 四是加权方式的问题。1997年标准普尔提出自由流通股本概念，得到全球主要指数机构的广泛认同和响应，并逐步成为指数加权的主流方式，部分综指将总股本加权方式调整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如日本TOPIX综合指数、恒生综合指数；主流的成份指数已基本均采用这种加权方式。我国A股部分大市值上市公司自由流通占比很小，有的甚至不足10%，从而导致上证综指与以自由流通股本加权的其他上证系列指数偏离较大。尤其当市场出现二八或一九行情时，投资者抱怨“赚了指数不赚钱”。 由易到难不断优化沪指编制 带来当前沪指表征性问题的上述四大原因，即公司结构、垃圾股影响、新股影响和加权方式，实际上代表了优化沪指编制的主要可能路径。那么，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如何优化改善沪指的编制工作呢？ 笔者认为，由于上证综指是全国乃至全球普遍认可的中国股市代表性指数，在“随口一说3000点，大家‘秒懂’说的就是上证综指”这种情况下，对于优化沪指编制，既要尽早动手（早改早受益），也要适当兼顾标准的稳定性（毕竟是天天见、天天用）。 简而言之，就是要秉持“马上动手，由易到难，形成共识，分步推进”的原则。 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评估，上述四大路径，应该先走哪步，后走哪步。 其一，关于公司结构。由于科创板本就是上交所的市场板块，科创板公司计入上证综指本就是上证综指的题中之意，因此，应尽早解决尽早实现。对这个问题，想必市场各方都没有什么争议。 其二，关于垃圾股。这类公司难以代表上市公司整体情况，股价波动性大、交易流动性差，历来不符合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标准。同时，随着新《证券法》颁行实施，注册制改革、退市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作为市场代表性指数，也理应充分反映市场发展进步的需求，反映市场投资心态和理念的变化。考虑到这类股票市值占比极低，对指数和市场影响极小，因此争议也较低。因此，ST股票宜尽早从指数中剔除。 其三，关于新股计入指数的时间。上证综指于1991年7月15日发布以来，在新股计入时间方面做过几次调整，现行的上市后第11个交易日计入指数规则是2007年确定的，主要是与当时新股首日无涨跌幅且普遍大幅高开有关。同时，2013年欧洲STOXX 50指数调整、2017年标普指数调整，都有对新股计入时间进行优化的成熟经验。鉴于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非常丰富，因此，也建议尽早实现。 其四，关于加权方式。从国际情况看，2005年标普宣布，对其美国市场指数（含标普500指数）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2006年开始，香港恒生指数逐步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2005年开始，日本东证TOPIX指数分3个阶段，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由此看来，国际经验也是十分丰富和成熟的。沪指也有必要早日推进。只是因沪指对此类改变尚无经验，历史一致性与可比性、投资者使用习惯等问题尚需考虑，因此或需一定的观察和评估时间。 但观念总是用来被打破的，“事移则法变”，改变沪指加权方式的问题，非常有必要着手推进。而在这之前，纳入科创板公司、剔除垃圾股、再次调整新股计入指数的时间，则越早落实越好。 我们期待在中国资本市场迈入而立之年之际，拥有一个更准确、更有代表性的上证综指。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和委员接受采访时指出，上证综指编制方法有待优化，笔者也认为十分必要，应引起证监会、上交所等有关机构的充分重视。 上证综指的表征性有提高空间 沪指失真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至晚从2006年开始，“沪指失真”已经成为一个市场上上下下尽人皆知的专有名词。对于A股投资者来说，可能经常会疑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沪指没有充分体现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三四十年的高增长，2000年中国GDP突破10万亿元，2019年已达99万亿元。而上证综指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2000点，2020年为何仍未突破3000点，10倍的GDP与50%的股指涨幅，反差不可谓不大。 其实，如果以沪市总市值来看，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得到了充分反映的。2000年上证总市值约3万亿元，2019年底已达35万亿元，同期GDP从10万亿元到99万亿元，两者都是10倍左右的增长，幅度相当。但为何指数总是不涨呢？为何沪指没有充分体现出这种增长呢？ 我们说，这是因为上证综指的表征性还有提高的空间。 四大原因影响沪指表征性 近年来上证综指表征性不够理想，股指与名义GDP规模的联动性不够理想，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国上市公司结构与宏观经济结构变迁未完全同步，宏观经济结构中金融以及传统周期性行业的重要性有所弱化，而上市公司结构中的传统行业占比明显高于在GDP中的占比；网络经济、数字经济、高技术经济等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而其中代表企业（如阿里、腾讯、华为等）均未在A股上市，高质量新兴企业的缺失影响了股指代表性。 二是随着企业生命周期变化，上市公司中微利或亏损类企业数量增多，且在经济新常态下龙头聚集效应更为明显，上市公司内部盈利能力差距进一步拉大，而绩差股没有得到充分出清和退市，拉低了总体股指点位。 三是新股计入指数的时间存在不合理之处。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我国新股23倍市盈率限价发行，以及涨跌停板交易制度的安排，新股上市初期存在连续涨停、高波动的特点，近5年新股上市后平均连续9个涨停，个股在上市后第11个交易日的股价最高点计入上证综指，之后进入漫漫熊途的下跌通道，对指数拖累明显。 中石油是个典型的例子，2007年11月5日上市当日收盘总市值逾7万亿元，为当时沪市第一大市值股，在上市第11日以39元的价格计入上证综指，目前股价跌至4元，只有计入指数时的约十分之一。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如中国神华等。 四是加权方式的问题。1997年标准普尔提出自由流通股本概念，得到全球主要指数机构的广泛认同和响应，并逐步成为指数加权的主流方式，部分综指将总股本加权方式调整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如日本TOPIX综合指数、恒生综合指数；主流的成份指数已基本均采用这种加权方式。我国A股部分大市值上市公司自由流通占比很小，有的甚至不足10%，从而导致上证综指与以自由流通股本加权的其他上证系列指数偏离较大。尤其当市场出现二八或一九行情时，投资者抱怨“赚了指数不赚钱”。 由易到难不断优化沪指编制 带来当前沪指表征性问题的上述四大原因，即公司结构、垃圾股影响、新股影响和加权方式，实际上代表了优化沪指编制的主要可能路径。那么，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如何优化改善沪指的编制工作呢？ 笔者认为，由于上证综指是全国乃至全球普遍认可的中国股市代表性指数，在“随口一说3000点，大家‘秒懂’说的就是上证综指”这种情况下，对于优化沪指编制，既要尽早动手（早改早受益），也要适当兼顾标准的稳定性（毕竟是天天见、天天用）。 简而言之，就是要秉持“马上动手，由易到难，形成共识，分步推进”的原则。 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评估，上述四大路径，应该先走哪步，后走哪步。 其一，关于公司结构。由于科创板本就是上交所的市场板块，科创板公司计入上证综指本就是上证综指的题中之意，因此，应尽早解决尽早实现。对这个问题，想必市场各方都没有什么争议。 其二，关于垃圾股。这类公司难以代表上市公司整体情况，股价波动性大、交易流动性差，历来不符合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标准。同时，随着新《证券法》颁行实施，注册制改革、退市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作为市场代表性指数，也理应充分反映市场发展进步的需求，反映市场投资心态和理念的变化。考虑到这类股票市值占比极低，对指数和市场影响极小，因此争议也较低。因此，ST股票宜尽早从指数中剔除。 其三，关于新股计入指数的时间。上证综指于1991年7月15日发布以来，在新股计入时间方面做过几次调整，现行的上市后第11个交易日计入指数规则是2007年确定的，主要是与当时新股首日无涨跌幅且普遍大幅高开有关。同时，2013年欧洲STOXX 50指数调整、2017年标普指数调整，都有对新股计入时间进行优化的成熟经验。鉴于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非常丰富，因此，也建议尽早实现。 其四，关于加权方式。从国际情况看，2005年标普宣布，对其美国市场指数（含标普500指数）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2006年开始，香港恒生指数逐步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2005年开始，日本东证TOPIX指数分3个阶段，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由此看来，国际经验也是十分丰富和成熟的。沪指也有必要早日推进。只是因沪指对此类改变尚无经验，历史一致性与可比性、投资者使用习惯等问题尚需考虑，因此或需一定的观察和评估时间。 但观念总是用来被打破的，“事移则法变”，改变沪指加权方式的问题，非常有必要着手推进。而在这之前，纳入科创板公司、剔除垃圾股、再次调整新股计入指数的时间，则越早落实越好。 我们期待在中国资本市场迈入而立之年之际，拥有一个更准确、更有代表性的上证综指。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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