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多年，在我国相当长的高速增长期内，高增长主要依靠高投资，而高投资又主要由基建、房地产等驱动。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新潜能，即通常所说的增长动能转换。 中国经济率先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恢复，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达0.7%，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差不多恢复常态。正常情况下，2021年中国经济有望争取8%或以上的增速，考虑到2020年经济基数低，2021年的增长仍属于恢复性增长。 经济恢复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一些常规推动力开始起作用。2021年出口不确定性较大。投资的弹性很大，特别是基建投资。消费目前正逐步回升，2021年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整体表现应该会好于2020年。 由于疫情冲击，2020年我国没有提出具体的GDP增长目标。下一步建议采取就业指标打头、GDP收尾的增长指标体系。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就业指标也能有效衡量全社会资源利用状态，应成为力争完成的指标。过去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统计能力不足、农村隐蔽失业难以计算等因素，采用城镇调查失业率和新增就业人数指标，尚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状况指标。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近60%，数字技术在某些方面已处于全球前列，只要真正重视起来，我们完全可能形成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城乡就业真正状态的数据，为判断经济和就业形势提供可靠依据。 此外，还可以采取若干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标，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等。GDP指标还是要看的，但应该是预期性、结果性、后置性的，不应再作为挂帅指标。如果前述指标处在正常或好的区间，GDP增速就是适当的。 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度把握得较好。与西方国家的宽松政策不一样，我们没有搞大水漫灌，只是在经济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时适当放松。伴随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下一步宏观政策也要相应回归正常状态。财政政策可能不会一步到位退出，但财政赤字的规模应该会有所减少。此外，疫情期间宏观杠杆率有所提升，在经济恢复到常态、逐步稳定后，杠杆率要相应降到一个合适水平。 要看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主要解决短期平衡的问题，中长期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结构性潜能。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更关注宏观政策，是因为它们的结构性潜能很少，经济增长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动，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车旧了换辆新的等。和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宏观刺激政策。此前多年，在我国相当长的高速增长期内，高增长依靠高投资，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等驱动。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新结构性潜能，即通常所说的增长动能转换。 “十四五”时期，中国国内大循环应注意释放并用好“1+3+2”的结构性潜能。“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是指在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即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2”是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 “1+3+2”结构性潜能在今后5到10年都能够起作用，但是现在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应当通过更大力度、更有实效的改革开放，使这些结构性潜能成为现实的增长动能。具体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 二是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应尊重市场力量，按照人口流动这一重要的市场信号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按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三是石油天然气、铁路、通信、电力、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促进竞争、放宽准入上作出进一步探索。 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可随人员流动的政策，逐步打通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 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改革。 此外，还要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我们已经签署RCEP，正在积极考虑加入CPTPP，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相关领域的深化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应将注意力更多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合理汇率升值，加上能够争取到的实际增长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未来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结构性潜能，包括追赶的潜能和新涌现的潜能，应搭建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结构性潜能，引领全球发展方式的转型。 刘世锦 疫情下中国经济的三个特征 上半年中国经济表现总体符合预期，甚至在有些方面超出预期。在疫情这一“压力测试”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出口行业迅速恢复，6月份已恢复正增长，上半年整体呈现小幅增长态势。中国出口行业的竞争力，在此次疫情之中突出表现为“应变能力”和“韧性”，中国“出口大国”的称号再次得到验证。但三季度之后出口是否承压仍有待观察。 第二，前段时间需求的恢复速度慢于供给。对此，我试图给出另一种解释：供给侧的机构更多，需求侧的个人更多，在行政和市场力量下，机构的反应速度一般快于个人，行动能力更强，更容易受到政策驱动，因此供给侧的恢复速度会快于需求侧。 第三，需求侧近期逐步回升，但能否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仍有待观察。周小川行长提出“数字化生存”的概念，值得关注和研究。疫情后部分需求可能会出现“永久性减少”，比如过去参会需要坐飞机、住酒店、在餐馆就餐，但现在都通过网上开会，这些需求就难以恢复。 宏观政策调整需关注资金流向 在此次疫情应对中，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度”把握得较好，既保持了充足的流动性，也没有搞“大水漫灌”。但6月份社融和M2增速均创近年新高，和GDP增速的差距明显拉大。在危机中释放流动性，以保持流动性不中断，这是一种“生存性的放松”；当生存问题大体解决之后，增发货币的流向值得关注。 近期股市火爆显然不是业绩的支撑，一些城市也出现房价上涨的苗头。美国在这方面表现更为明显，一些股指已创新高，股市泡沫的上升速度甚至快于病毒的传播速度。 从货币操作上来看，收回释放出去的流动性是很困难的。我们既要考虑到中远期的债务兑付问题，也要考虑到近期如何对付泡沫，以及资金流向问题。有些方向我们不希望资金流入，甚至会采取措施防止流入，比如房市、股市；有些方向我们希望资金流入，比如实体经济，但政策预期和人的行为有时是较着劲的，这是目前面临的难点。 只要疫情存在，就会有疫情防控的“成本折扣”。三季度之后，疫情虽未完全消除，但经济会逐步恢复到常规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要相应调整，回到常态。当然，就目前来看，政策不宜明显收紧，但也要考虑防止泡沫、资金流向等问题。 要发挥结构性潜能的作用 如果把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分为上、下场，上半场以宏观救助、恢复增长为主，在经济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之后，下半场的宏观政策就要退居次位，让“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 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赶或跟跑的潜能。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约一万美元，发达经济体多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6万多美元，这中间至少有3万美元的差距。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中国也应做、但尚未做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增长潜能所在。二是新涌现的潜能，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如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结构性潜能的内容很多、且相互关联。在此，我想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产生更高的集聚效应和更高的要素生产率，所以今后十年，中国70%-80%的经济增长潜能都将来自于这一范围。目前人口流动已经反映出这样的规律。 “3”指实体经济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第一，基础产业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下一步要开放竞争、提升效率。开放竞争不仅可以促进投资，更可以降低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第二，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要转型升级。在消费升级方面，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重点是增加商品消费，中高阶层的消费重点是扩大服务消费。在产业升级方面，要通过优胜劣汰、重组创新，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第三，高端领域要加强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的能力建设，为长期创新打下牢固基础。补上这三大短板，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三大攻坚战。过了这一关，中国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横向的、对全社会各领域都会发生影响的要素。比如街头卖水果都普遍使用微信支付，这种“地摊数字经济”实际上就体现了数字化对经济的系统化改造。绿色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它会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最近欧盟，特别德国和法国，提出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两个支柱”——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所以“两翼”是全球范围的新潜能。而中国有更为先进的理念、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条件，完全有机会在这“两翼”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不仅为追赶进程提供支撑，也可为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引领。 所以总结来说，“1+3+2”的内涵即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发挥结构性潜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 释放结构性潜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除宏观政策的制定，还需要抓住“1+3+2”的重点，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件的精神，推出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 针对“一个龙头”要强调两大改革。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让宅基地有序流转。第二，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 最近几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杭州和深圳，背后反映出市场的力量。城市化要坚持“以人为中心”，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补齐“新三大短板”应推出针对性的措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通信行业，允许设立一两家由民营资本或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行业外资本投资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这样的改革既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 改进和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在“保基本”基础上，重点转向人力资本“提素质”。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中国虽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但消费能力从哪来？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把消费能力转化成生产和创新能力。近几年数字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基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形成商业模式，利用收入的增长推动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中国不仅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应成为产业链条效率最高、应变能力最强、最具生产力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把消费能力转化为生产和创新能力，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着眼点，也是“内循环”的一个基本含义。 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如杭州、深圳和内地一些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西湖大学开了头，应该支持鼓励更多的类似大学和研究机构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 对外开放应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在国际上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国内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面对卡脖子、脱钩的压力，要利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更大力度、更聪明的方法推动开放，对国际上的某些势力形成有效制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出“三个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张牌，实际推动很难，但要站上制高点，争取国际博弈的主动权。我国的贸易优势与关税保护没有多大关系，要在全球化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上、规则制定上走到前面，至少争取道义上的支持，在博弈中处于有利位置，对全球开放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专栏上一篇结语文章为“复兴大业：成在土地体制改革，不成也在土地体制改革不了”。其发表后，一些微博和公众号网友留言说，只有广义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土地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作用其实越来越弱。为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说明我的看法，又不得不就专栏系列文章写了一篇学术性的结语，与大家进行讨论。 写在前面的一些话：我只能算一个土生土长和水平不高的经济学者 在开笔学术论述前，首先要申明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或者只能说是一个经济学者。最新的研究进展需要依靠学生们翻译介绍给我；数学水平不高，一些复杂的建模基本上不行，更谈不上编程和自己进行计算，这些工作只能是团队去做；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也不熟悉，一些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得边研究边学习。 2013年时，写了几本书后（现在看来其中也有一些错误的看法），我已经决定要金盆洗手了，退出经济学江湖，去云游四方。但是，2014年经济增长下行，看了一些对放缓原因的解释，总觉得似乎有道理但和许多相关的数据不相吻合。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总是去对实际碰到的一些经济问题胡思乱想，总是别人说一个观点就去看数据验证对不对，总是水平不高但还是老挑点其他文献可能有的瑕疵。这个毛病自己也觉得不好，实在是应当改改了。没憋住，又重出江湖了。 然而，我的胡思乱想都是研究问题找不到现成方法时，最后把它们胡乱涂鸦出来。如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原因时，总觉得有可能首先是人口变量出了问题。先是发现中国人口增长和GDP增长两根曲错时高度相似，再是让团队回归发现中国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长率与20年后的经济增长速度高度相关。不管怎么说，这一发现颠覆了原来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发展经济学有关的一些知识。于是以此为展开，写了一本《中国：增长放缓之谜》。 我不想做一个对自己国家经济前景的唱衰派学者，总是想尽点责任，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看在讨论清楚下行原因（当然学者们各有看法）后，有什么办法能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稳定住，并尽可能支撑在一个中高速的水平上。紧接着我想完成下一本《中国：理想经济增长》。实际上当时也就是想偷个懒，如果这些问题前人做过的我自己觉得较为满意的文献，综合一下各大家的观点（肯定会注明文献作者和出版处），自己再照猫画虎在结构和内容上整理一下，提一些自己定性的看法，就算完成任务。 但是看了许多研究后，总觉得可能有一些需要讨论的地方。比如，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国家，最主要的增长速度应当是来自于改革，但在许多文献中看到的仅仅是推进广义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的途径；比如许多学者也提出改革会有增长的潜能，但是怎么计算出来，也许我看的文献不够全面，还没有看到一种可用的方法；比如，自己感性上觉得土地要素的改革可能新增长潜能最大，但是许多模型的计算中都没有土地要素这一变量；等等…。后来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和轻松，在经济学江湖中还真是不好混。 先是斗胆评述了一些文献，其实很多作者是我敬仰的经济学老师和学兄同仁好朋友，他们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也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不自量力，胡思乱想了自己的一些逻辑。现在看来想法和路径虽然可能有独到之处，但是分析套路和工具还是陈旧了一些。唯一的好处是，大体把思路、逻辑和走势，自以为可能想清楚了。再就是，发表的文献，可能稍微有点数学知识，或者没有太深数学知识的，就文字叙述也可大体看个明白我说的道理和方案。 大约是40岁左右时，曾经读过英国政府曾经招标竞争解决远洋船舰上座钟因摇摆、温度、湿度等不同而发生标时不准问题的故事。当时有一场大辩论。伽里略学派认为，运动和力学方面的现有知识和技术对此难题的解决能力十分有限，只能依靠天文学及其观测来加以解决。当然白天和黑夜天阴时，这招肯定不好使。而牛顿学派学者，有的认为力学知识及其技术从理论上讲可以解决；有的则认为，因海上摇摆、温度和湿度等不同，此难题根本就无解。而对什么技术，制作什么样的座钟，多少人的方案，很长时间中，找不到满意的可行和可操作的方案。此时一个英国乡下的山村木匠（如果我没记错名字叫哈里森），胡思乱想了一个方案，画成图纸，也来这一江湖里瞎凑热闹。在投标时，根本就没有通过。因为，一个农民，讲不出什么力学方面的道理。但幸运的是，参与招标评选的一个钟表大师觉得眼前的诸多标书中，可能有点靠谱的，还是这个山村木匠画出来的这一方案。他自己掏了200美元，让木匠去试制。多次失败、屡败屡试、千辛万苦、经历磨难，还是试制成功了，并且规模化量产了。 在研究如何将中国经济增长稳定住这样的课题期间，笔者记起了这一故事。我是青海东部山区农村长大的，上大学之前就在东北部大山河谷乡村中生产队和公社里读书、劳动和工作，其实也就是个农民。比哈里森强一点的是，读了个大学，混了个经济学博士，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并不好。 中年读到的这个英国山村木匠哈里森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对我这几年研究的鸡汤作用实在是太大。受其激励，下面还是想把我的胡思乱想，画个草图，写出来，看看可不可行，有没有操作性。 1．土地投入产出的经济学争论和转轨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经济学争论：土地投入和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潜能很微弱，还是很大？近几年笔者研究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可能的速度时，认为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潜能最大，大约要占到其加劳动力和资本等三大要素市场化改革新增潜能的70%到80%。 对此一些朋友提出了异议：认为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实证分析看，科技在增长的贡献比率越来越大，而土地增长的贡献比率却越来越小。从学理上讲，土地供给数量一般是一个不变量，并且土地的边际产出在下降，在GDP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因此，一般的生产率模型中，将土地要素变量剔除了。而且，也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土地体制的扭曲，可以通过非扭曲体制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加以纠正。因此，土地要素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并不太大。我认为，这可能是经济学研究上一个很大的失误。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的比率越来越大，并不一定会推动其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从低速转向中高速，因为对此似乎并没有实践数据的验证。也可能又是胡思乱想，某项投入贡献的比率增大与GDP整体增长速度的高低，在不同的阶段中，可能并不是一回事。作为经济已经发达的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技术进步，即对GDP的贡献比例提高；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可能较紧迫的，不论什么要素投入，能够把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中高速水平上，却可能更为关键。 笔者这几年的研究认为，中国作为转轨国家，最大的增长潜能来源，在一定的时期中，并不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而是土地要素配置体制的改革。与发达国家增长新潜能来自于人力素质提高、知识进展和技术产业化等不一样的是，中国的新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如果反过来说，假如增长的潜能中国最主要的也是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计量分析上忽略改革，则与体制转轨国家国情不相符合。过去的问题在于，没有找到通过一种将改革红利加以计量的方法。因而，改革会推动经济增长，只是定性的猜测，而不能够进行定量分析。 2．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未来为衰势 从未来中国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改革和投入产出变化看，这两大因素的增长潜能会越来越弱。未来15年，一是从劳动力投入数量看，每年将负增长1%，GDP会年均收缩0.5%；而户籍、公共服务和土地房屋等促进人口流动的改革，因劳动力配置改善可能获得的年新增潜能平均为0.7%。劳动力要素投入贡献收缩和配置体制改革新增潜能相抵后，年均只有0.2%的增长潜能。 二是从资本数量投入来看，由于存量规模越来越大，年投入增长率并不可能是原先普遍认为的8%—6.5%—5%，很可能是5%—3.5%—2%的增长趋势，资本边际产出率也将持续下降。资本要素配置改善方面看，资本与土地和劳动力特性不一样，其流动性较强，并且其价格已经基本由市场定价。因此，国有经济投入与民营经济投入中的价格扭曲不大；另外，资本价格扭曲部分，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财务公司转贷、借款项目外包、使用农民工等，通过非扭曲体制的利益最大化来纠正。以此推算，资本投入和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资本配置改革形成的增长潜能，年均在0.2%到0.3%之间，潜能也很微弱。 广义技术进步和服务业可以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在中高速上的判断，不确定性很大。对此，笔者在公众号近期专栏文章之四中已经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3．经济学分析对体制转轨发展中国家情况的可能忽略 土地现在的体制扭曲问题是：价格是从无到有的扭曲，并且以其物理固定性特征和严禁交易设置，产出损失基本上无法通过非扭曲体制加以纠正。中国土地配置的二元体制特征：绝大部分土地不允许市场交易，是生活和生产资料，不是资产；一小部分土地在行政垄断市场上极端交易，是资产；不能交易土地价格是零到市场价的极大扭曲，与劳动力和资本相比，前者可流动和后者基本固定，其产出损失无法通过不同投资者之间易手或者流动到别处，通过非扭曲体制加以纠正和弥补；而土地禁止交易加严格的规划用途建设管制，即使一些非扭曲体制行为，如将宅院扩建成客栈餐馆、农田改成观光园地、未经审批将集体建设用地改变为农产品加工用地等等，企图以此来纠正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也会被强制拆除而纠正不了。 土地和房屋交易，以及不动产不形成GDP，是一个误解。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土地和房屋交易收入，无论是政府、企业法人，还是自然人出售获得的收入不以收入法计入GDP。但是，实际上，（1）作为物业公司出租土地和生产经营用房，其地租房租要计入GDP。 （2）土地投入和建筑物投入无法分开的，其形成的固定资产，获得的年利润、上交税收和折旧，要计入GDP。 （3）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不计入GDP，但是，按照要素生产力贡献归属原则，对于居民自有自住的房屋，以自己给自己交房租的方式核算进入了GDP。实际上，每年地方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在增加值核算时，以虚拟房租的方式，将在二者间进行了平衡。 （4）而且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区别是：土地交易收入大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而不是农民；房价收入比太高，额外转移了一部分买房居民的收入；住户中自有自住比率高，出租比率低；按揭住宅贷款每年的还本付息压力较大。 从中国经济的实践看，土地和房屋产出实际上进入了GDP核算，而且比率越来越高。仅仅从中国房地产领域看，将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通过居民虚拟房租进入GDP，以及房地产和建筑商给政府交的税收、房屋开发建筑劳动力投入、建筑业固定资产折旧等，2000年到2019年，其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例，从2.5%左右上升到了15%以上。并且，虽然土地价格从1998年到2019年年均复合增长率17%，商品房屋8.2%。但是，GDP缩减指数篮子中，并不包括这两项因素，也就是说土地和房屋价格泡沫，很可能也进入了每年的GDP核算之中。 5． 土地体制改革未来经济增长潜能最大的经济学道理 土地体制配置从计划行政配置，改革到由市场交易配置，潜能最大的来源，是规模巨大的无价格的作为生活和生产资料，变成有市场价格的土地资产，这个过剩是一个价值从零到市场价值，从不是投入资本到投入资本产出的很大释放。（1）这部分原来禁止交易的土地，从影子价格计算，假如2021年放开交易，影子价格估计，农村有473万亿元，城镇有150万亿元（不包括不可交易部分）；交易0.2%，就是1.25万亿元，可以以虚拟房租法平衡其收入流量，将为GDP的1.22%左右。 （2）这部分土地，可以以地为本，进行注册，吸收投资，或者抵押借贷扩大规模，假如放开后投入量为5%，其资本产出率为5%，获得的新增长潜能滞后3年，也可能为2024年GDP的1.55%。如果2021年土地配置体制彻底改革，按照并不高的交易率和资本投入产出率，2024年时，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可能在2.5%左右。 在中国，在要素投入产出格局中，可以将土地投入数量垂直线，变成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耕地占国土面积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土开发利用率的重要指标。国际比较，美国17.92%、印度51.45%、欧洲28.87%、日本32.81%、韩国18.36%、巴基斯坦25.8%、中国则为15.97%。 耕地生产率、人均粮食产量、产业和城镇发展，与人均调水量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从调节水资源分配3个人口大国的人均调水水平比较看，美国94立方米、印度103立方米。中国从产能看，只有47立方米。中国总的已利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71%。从这三项指标看，我们国土开发利用比率和质量并不高。 如果我们调节水资源分配，将国土利用率提高到76%，可以增加1亿亩建设用地、1亿园地和5亿亩耕地。按照现价可以增加120万亿元土地资产。 也有的学者提出，在未来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边际产出下降，有什么理由判断土地要素投入贡献就可以对其发生替代？除了上述土地投入可以改革垂直为向右上倾斜的曲线外，（1）三大要素组合中，中国最短缺的是土地。中国国民经济要素投入组合中，装备资本已经过剩，并且即使未来遇到短缺，也可以由装备制造业短期内快速补齐；劳动力要素每年虽然以1%的速率收缩，但是相对于土地要素仍然过多，仅农业就业劳动力剩余15000万人以上；与欧美等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只有土地最为短缺，不仅耕地供求缺额1/5，而且城市、交通、水利、工矿等用地供给都非常紧张。 （2）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消费品为主的工业化向资产型工业化转型，资产和财富的积累将是未来经济增长主要的内容。中国的经济发展，1979年到2020年是解决温饱、初步建设小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阶段的工业化特征就是大量地生产一般消费品，改善居住条件，刚刚进入汽车社会；2021年开始，人们将从原来的就业创业转变为就业创业置业，从满足消费需求转变到追求资产、财富和富裕。汽车、较高水准的庭院房屋，以及与房屋有关的客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精品装修、装饰、高档家俱、现代厨卫用具等，将是下一个工业化阶段的主要提供内容。这就是人们生活需求和内容向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转型和替代。 （3）人口流动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互动，居民高层住宅再利用与居住逆高层化互动，城乡土地房屋要素和资产的盘活是关键。将会发生城乡之间人口、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的双向流动和置换。乡村的人口结构较年轻，需要到城市寻找他们的事业机会；城市居民老龄化程度较高，需要到村镇去休闲养老，甚至投资于养老型农场。农村的宅地、耕地与城镇的住宅可以相互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加以互换和再配置。与土地和房屋投资有关的资本，也会在城乡间循环流动。 （4）土地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不一样的是，不能再生，稀缺性、用途改变、位置变化和肥力提高，都会带来土地资产的溢值。虽然在一定的时间中，可以通过调节水资源分布，改造未利用土地，提高国土利用率，来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但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性是其固有的特征；由于农村耕地改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因交通水利市场人口外部条件改变，耕地道路水系土壤投入增加，使其地租水平逐年提高。因此，与资本价格可能下降不同的是，土地价格和地租一直是逐步上升的。 上述这样一个“土地体制改革和调水增土战略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大潜能”的逻辑，我和我的团队，正在深入地进行工作：厘清思路和设计逻辑框架，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选择变量、构建模型、编写程序、进行试算、调试参数，把上述思路和逻辑能够计算和用数据结果提供出来，以此为据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方案和政策建议。 我有信心的是，不断地有新人加入我们的团队，他们的理解悟性、消化能力、数学水平、方法掌握、编程操作、计量计算等等，远胜过我。我们一定会把这项工作做好。也为母校—东北财经大学培养一些学术功底扎实、针对中国问题、理论能够创新、实践能有对策的经济学人才。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从全要素生产率看，体制改革，要素配置和投入的改善，是中国未来10到15年，经济增长最大的红利来源。笔者以学者研究的方式，拟就此撰写系列文章，今天登出之三。下期系列之四为《土地改革的至关重要性与如何进行才能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 本期内容： 中国未来15年经济会低速度增长的可能性 何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如何量化讨论转轨国家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 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改革十分必要但增长潜能微弱 中高速增长：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的潜能最大 中国未来15年经济会低速度增长的可能性 凯恩斯认为长周期的经济波动，除了固定资产更新因素以外，就是人口增长变动的影响。笔者对中国1973—199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1993—2015年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发现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系数为0.81。以回归模型假设2001—2015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增长增长率，计算2021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前5年平均为7.66%，中5年为6.78%，后5年为5.70%，15年平均为6.77%。也就是说，如果计划生育没有减少20岁到44岁的近3亿人口，未来15年即使体制不改革和经济任其自然增长，2035年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以此模型按照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未来15年的GDP增长，前5年平均为3.32%，中5年为2.84%，后5年为2.42%，15年平均为3.03%。有也对这一公布数据质疑的文献。笔者根据其推算，则前5年平均为2.36%，中5年为1.82%，后5年为1.01%，15年平均为1.73%。 再用生产率模型进行计算，在体制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以国家统计局人口增长数据推算，就业劳动力投入每年平均减少707万，15年中就业劳动力规模可能要从2020年的7.7亿减少到2035年的6.6亿，累积劳动力投入减少1.1亿。这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下行压力来源。如果没有土地体制等改革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支撑，因为经济主力人口减少形成的需求不断萎缩，除了资本边际产出规律性下降外，还要考虑经济自然增长场景下的资本存量相对需要不断地出清。这样2021—2035年间的经济增长，前5年平均为3.5%，中5年为2.48%，后5年为2.42%，15年平均为2.84%。如果以对公布人口增长数据质疑文献推算，投入就业劳动力的缩减将会严重一些，相对需要的资本出清压力也要大一些。据其计算的未来自然经济增长率，前5年平均为3.03%，中5年为2.08%，后5年为1.24%，15年平均为1.64%。 从均衡增长方法计算，人口将继续收缩造成的需求收缩趋势已经无法改变；改革会使居民收入在劳动力配置改善收入、土地财产性收入、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和房屋价格合理化溢出居民收入四个方面支撑国内消费需求；但假设户籍制度、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土地住宅供给等体制改革方面没有进展，国内居民支付能力不能对出口动能下降、不动产需求收缩进行替代。经济任其体制既定不变的场景下自然增长。那么，2021—2035年间，前5年为3.2%，中5年为2.1%，后5年为1.8%，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7%。而按照质疑人口数据文献推算，前5年为2.24%，中5年为1.34%，后5年为0.76%，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5%。 可以看出，不论何种算法，如无强有力的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新的增长潜能，未来人口变量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不能说不大。而且，任其经济自然增长，长期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徘徊，一定会是一个未来的大概率事件。 何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学上有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大意是在流动性不足时，通过需求刺激政策，加快经济增长率到理想（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速度；或者通过教育进展、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技术进步，并在就业—收入—消费均衡变动的情况下，形成新动力下潜在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其暗含的假设为，条件是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体制转轨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何去判断和定义？笔者认为体制转轨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变量，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有着完全不同的场景和内容。转轨国家，除了经济波动低迷时期，需要用扩张政策刺激，以及从教育、知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扩大产出侧潜在经济增长率边界外，更重要的是从体制改革方面寻求经济增长潜能。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供给方面，重点是通过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市场化配置改革，改善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纠正体制扭曲释放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方面，需要明晰和保护产权、要素市场化公平交易，要素能够自由地流动，使居民能够得到财产性收入、以要素为本创业经营收入、劳动力转移收入，其消费支出需求为潜在经济增长创造相应的需求可能性边界。 体制转轨中国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一元计划要素配置体制向二元计划与市场混合配置体制转轨的高增长动力结束后，后半段动力来源于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市场配置要素体制的改革。因而在这样一个阶段中，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并轨改革部位选择、阻力大小、力度强弱、效率高低和时间快慢。在要素配置体制上，如果二元不变，未来不会再得到新的增长潜能，甚至会造成经济增长更大的下行压力。因此，改革带来增长红利，以及改革增加收入和需求，其供给和需求共同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在“体制回归”、“改革没有进展”与“理想改革”之间连续分布的，从负到正和从小到大的结果。 体制复归会带来负增长潜能。我们这里将 “改革没有落实”，也即体制没有变化既定场景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称之为体制转轨国家没有获得改革红利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当然，我们使用一些方法，包括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投入产出和均衡增长等模型也可以计算中国自然经济增长率，因为其假设条件之一是体制既定不变。 如何量化讨论转轨国家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 转轨国家经济新增长潜能，到底来自于哪里？虽然在讨论时，学者们一致认为，体制改革会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但是，从投入产出方面看，改革什么部位，能够带来多少增长潜能？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在各体制改革中是怎样分布的？这些改革加总后，根据改革力度的大小，其高中低方案获得的总经济增长潜能是多少？也许是笔者看到的文献不全面，似乎还没有一种可用的思路和方法。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条件既定的模型，代入有关数据，很难计算出什么样的体制改革，会得到什么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新经济增长潜能。问题可能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术界关注重点，集中于市场体制既定条件下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需求不足等问题；不熟悉体制转轨国家的体制设置、经济流程和有关数据。关注体制转轨国家如何改革才能获得新经济增长潜能的文献也不多，或者对转轨国家的实际体制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关系情况，了解的不是太清楚。笔者在现代数学和经济学计量等方面，没有特别深的功底。只是特别执着地一直在思考，就是将定性和较随意地分析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潜能这种“猜测”，有一种什么办法将其数量化分析。有以下想法。 （1）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改革的研究方向性原则。前述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红利，最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而不是来自于体制改革以外的如人力资本提高、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这是展开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讨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否则，与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思路一样，就脱离了研究体制改革与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的实践意义。历史模拟，也得不出哪些体制需要改革的针对性结论。 （2）将假设条件标准化、差距化和数量化。其实许多现代经济学关于投入产出和均衡增长的模型，是描述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方法。其明示和暗含的这些假设条件，实际是市场经济的标准。中国的许多体制并不符合这些条件，实际就是没有达到市场经济要求的标准。 （3）用反事实法和条件还原法进行可计量计算。假定扭曲无法替代和利用时，用反事实法考虑要素配置扭曲的产出损失；假定将与市场经济标准不符的条件恢复，即用条件还原法，估计进行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 （4）体制二元变动分析。一个计划经济配置要素的国家向市场配置要素的国家转轨，必然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一元的计划配置体制向二元的计划和市场配置体制转变，其也形成新的增长潜能，甚至创造经济奇迹，这笔者在本系列之二中已经进行过讨论。二是要素从二元配置体制再向一元市场配置体制并轨，这是改革攻坚的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所有体制向市场经济要求的标准还原，余下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部分通过改革退出国民经济运转体系。 （5）供给自动创造市场需求假设的还原。改革不仅要考虑要素配置的改善，以及投入的效率，在需求长期不足的场景下，还要考虑改革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的支付能力，扩大消费需求，使经济实现均衡增长。因此，需要将价格水平、债务和货币流动，与主体间收入—支出—消费循环，一并进行相关讨论。 （6）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增长。考虑二元要素配置体制下，劳动和土地要素的价格、资产化、货币化，与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禁止要素交易扭曲与要素极端交易扭曲二元体制下的价格、债务的货币过度流动及分布，观察它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如果将禁止交易部分要素允许交易，极端交易要素部分改变为竞争性交易，观察其波动和向稳定的过渡。发现这种禁止交易要素资产化和货币化，对于未来扩大债务和投放货币，实施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充足的可交易资产保证，可在货币、金融和经济体系安全场景下，争取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改革十分必要但增长潜能微弱 在做更复杂的模型构建、编程和计算前，笔者用线性简单的方法框算了要素配置改革获得的新经济增长潜能。 资本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的增长潜能。资本与劳动力和土地二要素不同的是，其流动没有户籍和禁止交易规定的阻碍，更没有阻断。因此，其基本上受市场的配置。二元性主要体现在信贷、债市和股市，即资本供给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上；其扭曲损失在于，资本供给端的低成本，和产出端国有经济中资本的低效率；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其进入国有经济的扭曲损失，可以通过前述的转贷等方式在非扭曲体制中加以纠正。因此，资本要素按照竞争中性原则进行配置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将目前信贷、债市和股市向国有企业供给资本要素60%和国有企业权益资本占总权益资本60%的两格局，到2035年改革到国有企业分别为双15%比例和民营企业为双75%比例的格局。低方案每年可获得增长潜能在0.23%到0.25%之间，高方案每年可获得增长潜能在0.23%到0.36%之间。笔者研究，其获得的增长潜能，并不如定性分析猜测的那么大。原因在于，其实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已经很高，改革形成新潜能的余地不大。 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主的是农村农业低生产率领域中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和非农业领域中转移配置。进行放开户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土地和住宅市场竞争配置和供给等体制改革。2035年时，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3%，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下降到5%，获得的增长潜能为，2021-2025年平均为0.404%，2026-2030年平均为0.19%，2031-2035年平均为0.004%，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年均新增长潜能只有0.2%。其微弱的原因在于：投入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未来15年将年均减少1%，如果劳动力对GDP贡献份额如果为50%上下， GDP增长率年均损失就为0.5左右。也就是说，劳动力配置从农村农业中获得年均0.7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潜能，被劳动力数量投入贡献减少0.5个百点左右的损失所抵消。因而，户籍等体制等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也并不如定性分析的那样大。当然，如果不推进改革，其负影响就是就业劳动力投入减少和农村居民收入不能平衡产能过剩，在均衡增长方面形成年均1.5个百分点左右的下行压力。 也就是说，仅仅依靠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改革，从中获得的GDP增长潜能，两项相加，年均也仅在0.5个百分点上下，未来经济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概率非常小。 中高速增长：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的潜能最大 由于目前流行经济增长计算的模型中，因土地供应数量固定不变、边际产出增长微弱和土地是自然资源又还永不磨损，因此，主流的研究，将其从模型中舍弃了。但国内经济学界在进行经济增长投入产出分析和计算时，需要考虑这样一些中国土地体制及其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中功能的国情和细节。 （1）中国土地要素二元体制，是一部分土地极端交易，另一部分土地禁止交易。因此，其禁止交易土地要素配置的扭曲不是价格高低的扭曲，而是有无价格的扭曲，是一种禁止市场配置的彻底扭曲。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许多土地是生产和生活资料，并没有市场意义上的资产化和财富化。如果其改革还原，放开交易，是一种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释放，而不是土地已经资产化和货币化国家转手的少量增值。 （2）中国可以将土地要素投入从固定数量，变成向右倾斜数量可以增加的供给曲线。中国全部国土面积中，已经被利用土地面积比例并不高，通过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可利用土地，还有数量上增加土地要素的空间。因此，土地要素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并不一定如开发成熟发达国家那样，是一个固定的变量和垂直的曲线。 （3）中国经济中土地和房屋领域资产类的贡献，实际均进入了GDP的核算。如前面系列文章中所述，土地出让金虽然在收入法上没有进入GDP，但是在生产法上以自己产权住宅自己居住，按照维塞尔要素生产力贡献归属原则，实际虚拟摊入了GDP，以求得收入流量与产出流量间的平衡；房地产和建筑企业所交的各类税收，其自己的净利润，以及支付的劳动力报酬等增值，都进入了GDP核算。而且笔者还发现，2000—2019年，土地和房屋价格年均复合上涨17%和8.2%，但并没有这方面的缩减指数，都进入了GDP。不包括单位建房、小产权房和棚改房等，仅仅土地出让和商品房地产领域中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就从2000年的2.84%上升到了2019年的15.14%。这是行政垄断土地市场和单一开发商供应房屋极端扭曲形成的极端经济增长（泡沫和货币金融体系的不安全）。 令笔者兴奋和对中国未来信心被重建的是：通过条件还原法计算发现，城乡土地改革增长潜能占改革总增长潜能的70%到80%。目前禁止交易的可交易土地，应当由市场竞争性市场交易配置，按此原则进行体制改革，可以展望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从影子价格估算，农村有470多万亿元的土地不允许交易，城镇有150多万亿元的可交易土地，禁止二级市场交易。总体上，如果对其进行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土地要素盘活和资本化产出，在2019到2035年间，其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低方案在1.30%到1.51%之间，高方案在2.2%—2.53%之间。其中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增长潜能占总改革增长潜能的60%到70%。 这样就可以在未来15年时间里，实现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而概率较大地进入发达国家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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