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合肥“拯救”蔚来汽车、投资零跑汽车，后有珠海向一度身陷现金流危机的FF（法拉第未来汽车）伸出“橄榄枝”，地方政府积极拥抱未来产业，以新兴产业拉动城市发展的决心可见一斑。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积极拥抱创新，通过创新投资来引进优势产业，助力企业转型和拉动地方经济。但是，国资做创新投资比社会上任何一家投资机构都难。合肥和珠海的资本举动，颠覆了不少人对国资的认知。因为，对于合肥和珠海来说，这无疑是一笔风险投资。无论是当时的蔚来汽车，还是现在的FF，都曾经出现巨大现金流问题，一度濒临生死边缘。投成功了，可获得超额回报，投失败了，则需面对巨额亏损；对国资而言，还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 地方政府资本运营是否存在边界？其实，与其顾虑边界问题，不如考虑如何在实践中梳理好国有体制与市场规律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合肥模式”并非人人都能复制，成败往往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对“投资失败是否归属为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作出明确定义，并对整个投资过程作出更加细化的合规管理。第二，在投资过程中给予充分授权，包括项目筛选、评估、投决、激励机制、退出分配等环节。第三，对成功投资论功行赏，以此增强投资动力。 以合肥成功投资蔚来汽车来说，尽管遇上了相关领导的调整问题，但前后两任领导贯彻了统一的投资思路，使得项目成功推进；再如，合肥制定了“尽职免责”的条款，很好解决了因可能出现的投资失败而给干部带来的问责风险，消除了干部群众的后顾之忧。不难看出，“任期制”和“国有资产亏损”问题是国资国企做风险投资的最大挑战。“合肥模式”成功的背后，是在对风险投资充分认知的基础之上，摆脱了国有体制对创新投资的束缚，以更加接近市场的决策机制来判断投资标的。 说到底，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国有资本，做投资都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对地方政府和国资来说，还需要努力扭转传统观念，打破僵化体制约束，才能最大程度把握创新投资的胜算。
相关阅读： 周天勇谈城镇房地改革重点：二级交易、年期还是房地产税 因此第二大土地配置的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为：由当地编制用地规划和进行土地用途管理。城乡规划应当重视城市居民、本级人大和政协的审议、建议和审批程序，对上一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只是报备。 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十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中央和国务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文件精神，需要从目前土地计划行政、极端市场配置的二元体制，向建立一元城乡统一竞争的土地市场配置方向改革。 国内最大规模的土地计划管理现状 （1）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基本要素之间的二元扭曲体制。国民经济中，产出的产品已经改革为可交易商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从和生产资料已经改革为可交易要素，基本上已经由市场调节其供求和配置；但是，土地还不能整体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投入的要素和资产。这形成了国民经济投入产出，一部分生产要素由横向的市场配置，另一部分生产要素由纵向的计划和地方政府分配的二元格局。要素价格（绝大多数土地因是资料不是资产而没有价格信号）信号混乱，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不能与土地优化组合。 （2）二是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计划土地体制，土地配置内部极度二元扭曲。表现为，特别微小数量的土地部分由半个市场极端交易进行配置，绝大部分土地不是要素，不是资产，而仍然是计划经济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全国已经利用的102亿亩土地中，只有不到 1亿亩和现价300万亿元左右的部分，作为要素和资产，仅在行政垄断市场上进行极端但只是一级的交易，即使已经一级交易过的土地要素和资产禁止再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绝大部分面积为101亿亩和影子价格为470万亿元的土地，不是要素和资产，不能由一、二级市场交易配置，包括城镇中150万亿元规模的可交易土地，也不能在二级市场上通过交易优化再配置。 （3）土地计划配置体制的内部结构及其高速运转。一是建设用地各地的规模由有关部门每年计划分配；二是经济和社会用地具体由建设用地指标进行管理；三是形成了在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模糊的情况下，整治村庄、拆迁房院，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土地财政中指标转卖、拍卖土地，建设商品和准商品房、卖给居民等特殊运转模式；四是严苛的用地规划，单一的建设渠道，一刀切扩大化的各方面整治，更加固化了土地的这种计划体制特征；五是纵向高度集中的计划土地与基层过细严苛的规划相结合，建设用地指标纵向分配和当地整治挖潜相结合，行政垄断土地市场等与地方卖地财政利益结合，房地产商单一渠道建设供应房屋利益与地方发展GDP和地方税收财政利益结合，使这一计划土地体制高效高速运转。 2． 清醒认识计划土地体制危害，避免其对经济和社会造成重大风险。 （1）历史已经多次证明，综合计划部门，或者财政金融、农业、人口、劳动等部门搞计划经济屡试屡错，并造成过很大的危害。曾经我们对粮食生产搞计划经济，计划定价、统购统销，结果造成严重的粮食饥荒；曾经我们对人口实施了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的计划控制，结果造成了目前的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严峻老龄化，经济增长乏力；曾经我们对人口流动实行了城乡计划管制，目前在农村中多窝积了2亿多人，农业中多多了1亿多劳动力，基本摧毁了农业竞争力和农民的消费能力。 （2）痛下决心，改革计划土地体制，防止大陆国民经济社会朝着东亚港口产业空心化和就业不稳定的方向演变。对土地实行计划管理，其危害笔者已经在前面的十二篇文章中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从全球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模式看，仅仅我国安排和实行了高度的计划管理体制，仅仅有东亚的三个港口经济体和我们采取了土地长期出租的配置方式。新加坡在居民住宅供给上采取了加大公屋供应的方式，虽然其制造业空心化，但经济上航运服务和金融地位稳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经济和社会较为稳定；另一个我国较小的口岸经济体，虽然博彩业近几年受到大陆经济下行的影响，但是人口较少，积累较厚，房价水平相对较低，居民生活也还较为稳定。 还有其中的一个我国港口经济体，其土地要素出让期限100年制，由于政府高度垄断土地市场，只有开发商能够得到招拍挂土地，房地产行业兼并集中，并单一渠道建设供应房屋，房价水平越来越高，先是挤垮了制造业，后是港口货物被其他港口发展分流，高房价、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机会收缩，成为经济房地产化前因的后果。 我们目前土地出让的时间比100年更短，使用期为40到70年，而且高度集中计划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各地方行政垄断土地市场，房屋只准许房地产商开发建设供应。这种体制使国民经济房地产化，发生了产业利润导向和压缩居民消费对制造业的挤出，工业产能过剩和工业化快要结束，容纳就业的能力急剧收缩。整个经济社会也出现了如同东亚港口产业空心化后危险的苗头。 因此，一定要坚决推进目前高度计划、市场垄断、渠道单一的土地和房屋配置供给体制的彻底改革，坚决不能再留恋这种土地计划分配、出租年期、垄断拍卖的体制，不能使其长期固化和连续运转，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拖入制造业空心化和社会陷入“就业—收入—生活”不安全的状态之中。 3．彻底将土地计划管理改革为为市场一元配置体制 （1）改变消极耕地计划守势为市场配置改革提高效率和调水扩土积极行动。改变农业用地规模守势的管理思维和方式，发挥市场调节提高产出效率，并调水增地，以改革体制和主动增地行动保证食粮安全。墨西哥1993年农村土地确认产权和放开交易改革后，粮食产量比改革前增长了10%到15%。如果在中国实施这项改革，在耕地数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增加了2亿到3亿亩耕地；如果再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增加3亿亩耕地，就是不进口粮食，其安全也完全可以由国内农业来保证。耕地的市场交易配置和调水扩土，其效果要远比对耕地规模计划守势好得多，而其弊要比计划守势小得多。 从目前计划配置土地体制的运行看，一是建设数量上一年也就几百万亩土地，如果改革和调水扩土获得的土地产能以此的百倍而计，实行这种体制得不偿失；二是目前土地管理体制下，如其他国家适于住宅和其他建设的山坡地和非耕地利用不多，反而开发区和住宅建设，绝大部分占用的是最平整和最适于农业种植用的耕地。这种体制运转的结果，反而造成了中国粮食供给的不安全。实际是失败的。 （2）计划配置建设用地体制，造成了用地短缺、闲置和其他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应当予以废除，坚定向一元市场体制配置土地方向改革。一种资源的短缺往往成为计划管理的理由。但是，在资源数量一定的情况下，计划管理的结果，只能是这种资源更加短缺。只有市场调节才能使低效和闲置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杜绝浪费、盘活闲置和得以高效利用。这是计划与市场体制的实验中，屡试不错的真理。一个国家，在战争和灾害这种应急状况下，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的计划体制十分必要。但是，在常态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计划经济必然造成扭曲、低效率和损失。 第一大方面土地配置改革的具体内容为：一是废除有关部门纵向向地方下达用地数量计划，取消高度集中的建设用地指标管理体制；二是改革地方行政寡头垄断的土地征收和出让市场体制，改革为在用地规划明确前提下，政府定规则和收税，拥有土地方与土地需求方直接交易，形成同地同权同价的城乡统一的竞争性土地市场；三是放弃世界少数港口经济体土地年期批租体制，大力度地延长土地使用年期。以恒产确立恒心，留住外流投资，吸引外部资金，稳定人民币币值和金融体系。 （3）土地使用规划和用途管理，权力下放到当地城市和村镇；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原则，先是盘活土地，有利于创业就业和富裕居民，搞活经济和促进发展，二才是管好土地，其结果不能是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把居民创业、就业和收入管理没了。土地使用，实际上是一个当地居民生活、社会事业、基础设施、企业需要的事项，上级和集中的中央有关部门，并不是神仙，并不能够计算和筹划每一个村庄、集镇、城镇和城市经常变动的用地数量和结构。 因此第二大土地配置的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为：由当地编制用地规划和进行土地用途管理。城乡规划应当重视城市居民、本级人大和政协的审议、建议和审批程序，对上一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只是报备。乡村规划土地建设管理的重点，是村间和村内道路、供水排水、电力燃气、其他公共设施、住宅及经营性建筑层高、村宅绿化、建筑安全等方面的事宜；而对其他细部内容不应当过于管制。比如，对农村中的其他建设用地使用于二产或三产，对用地中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农业设施，对农民居住宅院用于家庭非农业经营，在用途管制上应当宽松，以使农村居民获得以地为本的创业和就业条件和环境。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从全要素生产率看，体制改革，要素配置和投入的改善，是中国未来10到15年，经济增长最大的红利来源。笔者以学者研究的方式，拟就此撰写系列文章，今天登出之三。下期系列之四为《土地改革的至关重要性与如何进行才能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 本期内容： 中国未来15年经济会低速度增长的可能性 何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如何量化讨论转轨国家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 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改革十分必要但增长潜能微弱 中高速增长：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的潜能最大 中国未来15年经济会低速度增长的可能性 凯恩斯认为长周期的经济波动，除了固定资产更新因素以外，就是人口增长变动的影响。笔者对中国1973—199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1993—2015年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发现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系数为0.81。以回归模型假设2001—2015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增长增长率，计算2021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前5年平均为7.66%，中5年为6.78%，后5年为5.70%，15年平均为6.77%。也就是说，如果计划生育没有减少20岁到44岁的近3亿人口，未来15年即使体制不改革和经济任其自然增长，2035年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以此模型按照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未来15年的GDP增长，前5年平均为3.32%，中5年为2.84%，后5年为2.42%，15年平均为3.03%。有也对这一公布数据质疑的文献。笔者根据其推算，则前5年平均为2.36%，中5年为1.82%，后5年为1.01%，15年平均为1.73%。 再用生产率模型进行计算，在体制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以国家统计局人口增长数据推算，就业劳动力投入每年平均减少707万，15年中就业劳动力规模可能要从2020年的7.7亿减少到2035年的6.6亿，累积劳动力投入减少1.1亿。这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下行压力来源。如果没有土地体制等改革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支撑，因为经济主力人口减少形成的需求不断萎缩，除了资本边际产出规律性下降外，还要考虑经济自然增长场景下的资本存量相对需要不断地出清。这样2021—2035年间的经济增长，前5年平均为3.5%，中5年为2.48%，后5年为2.42%，15年平均为2.84%。如果以对公布人口增长数据质疑文献推算，投入就业劳动力的缩减将会严重一些，相对需要的资本出清压力也要大一些。据其计算的未来自然经济增长率，前5年平均为3.03%，中5年为2.08%，后5年为1.24%，15年平均为1.64%。 从均衡增长方法计算，人口将继续收缩造成的需求收缩趋势已经无法改变；改革会使居民收入在劳动力配置改善收入、土地财产性收入、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和房屋价格合理化溢出居民收入四个方面支撑国内消费需求；但假设户籍制度、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土地住宅供给等体制改革方面没有进展，国内居民支付能力不能对出口动能下降、不动产需求收缩进行替代。经济任其体制既定不变的场景下自然增长。那么，2021—2035年间，前5年为3.2%，中5年为2.1%，后5年为1.8%，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7%。而按照质疑人口数据文献推算，前5年为2.24%，中5年为1.34%，后5年为0.76%，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5%。 可以看出，不论何种算法，如无强有力的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新的增长潜能，未来人口变量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不能说不大。而且，任其经济自然增长，长期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徘徊，一定会是一个未来的大概率事件。 何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学上有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大意是在流动性不足时，通过需求刺激政策，加快经济增长率到理想（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速度；或者通过教育进展、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技术进步，并在就业—收入—消费均衡变动的情况下，形成新动力下潜在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其暗含的假设为，条件是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体制转轨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何去判断和定义？笔者认为体制转轨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变量，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有着完全不同的场景和内容。转轨国家，除了经济波动低迷时期，需要用扩张政策刺激，以及从教育、知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扩大产出侧潜在经济增长率边界外，更重要的是从体制改革方面寻求经济增长潜能。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供给方面，重点是通过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市场化配置改革，改善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纠正体制扭曲释放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方面，需要明晰和保护产权、要素市场化公平交易，要素能够自由地流动，使居民能够得到财产性收入、以要素为本创业经营收入、劳动力转移收入，其消费支出需求为潜在经济增长创造相应的需求可能性边界。 体制转轨中国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一元计划要素配置体制向二元计划与市场混合配置体制转轨的高增长动力结束后，后半段动力来源于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市场配置要素体制的改革。因而在这样一个阶段中，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并轨改革部位选择、阻力大小、力度强弱、效率高低和时间快慢。在要素配置体制上，如果二元不变，未来不会再得到新的增长潜能，甚至会造成经济增长更大的下行压力。因此，改革带来增长红利，以及改革增加收入和需求，其供给和需求共同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在“体制回归”、“改革没有进展”与“理想改革”之间连续分布的，从负到正和从小到大的结果。 体制复归会带来负增长潜能。我们这里将 “改革没有落实”，也即体制没有变化既定场景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称之为体制转轨国家没有获得改革红利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当然，我们使用一些方法，包括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投入产出和均衡增长等模型也可以计算中国自然经济增长率，因为其假设条件之一是体制既定不变。 如何量化讨论转轨国家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 转轨国家经济新增长潜能，到底来自于哪里？虽然在讨论时，学者们一致认为，体制改革会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但是，从投入产出方面看，改革什么部位，能够带来多少增长潜能？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在各体制改革中是怎样分布的？这些改革加总后，根据改革力度的大小，其高中低方案获得的总经济增长潜能是多少？也许是笔者看到的文献不全面，似乎还没有一种可用的思路和方法。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条件既定的模型，代入有关数据，很难计算出什么样的体制改革，会得到什么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新经济增长潜能。问题可能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术界关注重点，集中于市场体制既定条件下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需求不足等问题；不熟悉体制转轨国家的体制设置、经济流程和有关数据。关注体制转轨国家如何改革才能获得新经济增长潜能的文献也不多，或者对转轨国家的实际体制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关系情况，了解的不是太清楚。笔者在现代数学和经济学计量等方面，没有特别深的功底。只是特别执着地一直在思考，就是将定性和较随意地分析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潜能这种“猜测”，有一种什么办法将其数量化分析。有以下想法。 （1）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改革的研究方向性原则。前述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红利，最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而不是来自于体制改革以外的如人力资本提高、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这是展开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讨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否则，与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思路一样，就脱离了研究体制改革与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的实践意义。历史模拟，也得不出哪些体制需要改革的针对性结论。 （2）将假设条件标准化、差距化和数量化。其实许多现代经济学关于投入产出和均衡增长的模型，是描述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方法。其明示和暗含的这些假设条件，实际是市场经济的标准。中国的许多体制并不符合这些条件，实际就是没有达到市场经济要求的标准。 （3）用反事实法和条件还原法进行可计量计算。假定扭曲无法替代和利用时，用反事实法考虑要素配置扭曲的产出损失；假定将与市场经济标准不符的条件恢复，即用条件还原法，估计进行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 （4）体制二元变动分析。一个计划经济配置要素的国家向市场配置要素的国家转轨，必然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一元的计划配置体制向二元的计划和市场配置体制转变，其也形成新的增长潜能，甚至创造经济奇迹，这笔者在本系列之二中已经进行过讨论。二是要素从二元配置体制再向一元市场配置体制并轨，这是改革攻坚的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所有体制向市场经济要求的标准还原，余下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部分通过改革退出国民经济运转体系。 （5）供给自动创造市场需求假设的还原。改革不仅要考虑要素配置的改善，以及投入的效率，在需求长期不足的场景下，还要考虑改革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的支付能力，扩大消费需求，使经济实现均衡增长。因此，需要将价格水平、债务和货币流动，与主体间收入—支出—消费循环，一并进行相关讨论。 （6）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增长。考虑二元要素配置体制下，劳动和土地要素的价格、资产化、货币化，与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禁止要素交易扭曲与要素极端交易扭曲二元体制下的价格、债务的货币过度流动及分布，观察它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如果将禁止交易部分要素允许交易，极端交易要素部分改变为竞争性交易，观察其波动和向稳定的过渡。发现这种禁止交易要素资产化和货币化，对于未来扩大债务和投放货币，实施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充足的可交易资产保证，可在货币、金融和经济体系安全场景下，争取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改革十分必要但增长潜能微弱 在做更复杂的模型构建、编程和计算前，笔者用线性简单的方法框算了要素配置改革获得的新经济增长潜能。 资本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的增长潜能。资本与劳动力和土地二要素不同的是，其流动没有户籍和禁止交易规定的阻碍，更没有阻断。因此，其基本上受市场的配置。二元性主要体现在信贷、债市和股市，即资本供给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上；其扭曲损失在于，资本供给端的低成本，和产出端国有经济中资本的低效率；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其进入国有经济的扭曲损失，可以通过前述的转贷等方式在非扭曲体制中加以纠正。因此，资本要素按照竞争中性原则进行配置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将目前信贷、债市和股市向国有企业供给资本要素60%和国有企业权益资本占总权益资本60%的两格局，到2035年改革到国有企业分别为双15%比例和民营企业为双75%比例的格局。低方案每年可获得增长潜能在0.23%到0.25%之间，高方案每年可获得增长潜能在0.23%到0.36%之间。笔者研究，其获得的增长潜能，并不如定性分析猜测的那么大。原因在于，其实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已经很高，改革形成新潜能的余地不大。 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主的是农村农业低生产率领域中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和非农业领域中转移配置。进行放开户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土地和住宅市场竞争配置和供给等体制改革。2035年时，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3%，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下降到5%，获得的增长潜能为，2021-2025年平均为0.404%，2026-2030年平均为0.19%，2031-2035年平均为0.004%，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年均新增长潜能只有0.2%。其微弱的原因在于：投入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未来15年将年均减少1%，如果劳动力对GDP贡献份额如果为50%上下， GDP增长率年均损失就为0.5左右。也就是说，劳动力配置从农村农业中获得年均0.7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潜能，被劳动力数量投入贡献减少0.5个百点左右的损失所抵消。因而，户籍等体制等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也并不如定性分析的那样大。当然，如果不推进改革，其负影响就是就业劳动力投入减少和农村居民收入不能平衡产能过剩，在均衡增长方面形成年均1.5个百分点左右的下行压力。 也就是说，仅仅依靠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改革，从中获得的GDP增长潜能，两项相加，年均也仅在0.5个百分点上下，未来经济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概率非常小。 中高速增长：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的潜能最大 由于目前流行经济增长计算的模型中，因土地供应数量固定不变、边际产出增长微弱和土地是自然资源又还永不磨损，因此，主流的研究，将其从模型中舍弃了。但国内经济学界在进行经济增长投入产出分析和计算时，需要考虑这样一些中国土地体制及其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中功能的国情和细节。 （1）中国土地要素二元体制，是一部分土地极端交易，另一部分土地禁止交易。因此，其禁止交易土地要素配置的扭曲不是价格高低的扭曲，而是有无价格的扭曲，是一种禁止市场配置的彻底扭曲。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许多土地是生产和生活资料，并没有市场意义上的资产化和财富化。如果其改革还原，放开交易，是一种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释放，而不是土地已经资产化和货币化国家转手的少量增值。 （2）中国可以将土地要素投入从固定数量，变成向右倾斜数量可以增加的供给曲线。中国全部国土面积中，已经被利用土地面积比例并不高，通过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可利用土地，还有数量上增加土地要素的空间。因此，土地要素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并不一定如开发成熟发达国家那样，是一个固定的变量和垂直的曲线。 （3）中国经济中土地和房屋领域资产类的贡献，实际均进入了GDP的核算。如前面系列文章中所述，土地出让金虽然在收入法上没有进入GDP，但是在生产法上以自己产权住宅自己居住，按照维塞尔要素生产力贡献归属原则，实际虚拟摊入了GDP，以求得收入流量与产出流量间的平衡；房地产和建筑企业所交的各类税收，其自己的净利润，以及支付的劳动力报酬等增值，都进入了GDP核算。而且笔者还发现，2000—2019年，土地和房屋价格年均复合上涨17%和8.2%，但并没有这方面的缩减指数，都进入了GDP。不包括单位建房、小产权房和棚改房等，仅仅土地出让和商品房地产领域中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就从2000年的2.84%上升到了2019年的15.14%。这是行政垄断土地市场和单一开发商供应房屋极端扭曲形成的极端经济增长（泡沫和货币金融体系的不安全）。 令笔者兴奋和对中国未来信心被重建的是：通过条件还原法计算发现，城乡土地改革增长潜能占改革总增长潜能的70%到80%。目前禁止交易的可交易土地，应当由市场竞争性市场交易配置，按此原则进行体制改革，可以展望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从影子价格估算，农村有470多万亿元的土地不允许交易，城镇有150多万亿元的可交易土地，禁止二级市场交易。总体上，如果对其进行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土地要素盘活和资本化产出，在2019到2035年间，其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低方案在1.30%到1.51%之间，高方案在2.2%—2.53%之间。其中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增长潜能占总改革增长潜能的60%到70%。 这样就可以在未来15年时间里，实现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而概率较大地进入发达国家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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