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创业黑马集团联合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发布了一个新职业“产业加速师”，他们是在各个产业中有方法、有意愿、有工具，能够帮助中小企业突破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行业专家，主要来自于各类企服机构、咨询机构、投资机构和深耕产业的优秀企业创始人。 在“让每个中小企业都有一次加速机会”的理念之下，产业加速师将依托创业黑马平台，与各产业巨头公司、地方城市政府、各大资本机构深入合作，从认知加速、资源加速、资本加速3大方向，帮助二三四线城市的中小企业快速找到产业升级的方向、方法和资源。该职业的申请、培训和认证由创业黑马负责，由中国技术创业协会指导。当天，共有20人获得首批认证的产业加速师资格。 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的深入，中小企业加速迎来了成熟的时机。一方面，科技和资本的赋能让中小企业获得升级的可能，有了长大的机会，不再仅仅专注于生存。另一方面，中央连续发布文件要加大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比例，同时通过全面的注册制开放了资本市场，这使得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股权注册制进入一级市场进行股权融资。全国上千万家中小企业将因此迎来突破性成长的契机。本次产业加速师职业的推出也是对产业升级大势所趋的呼应。 创业黑马集团董事长牛文文表示，现在有两件事让中小企业加速迎来成熟的时机。一个是产业重做，即科技和资本的赋能让中小企业都可以获得升级，有了长大的机会。另一个是国家战略，中央连续发布文件要加大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比例，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股权注册制进入一级市场进行股权融资。他还解释，所谓加速是指借助科技和资本的赋能，帮助企业在成功的某个阶段，突破瓶颈实现跨越式的增长。 牛文文表示，创业黑马产业加速云平台和产业加速师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打通精英和草根、创新和创业的二元鸿沟，用普惠式的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产业升级和加速服务。 湃方科技创始人、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刘勇攀也在大会中表示，产业加速在未来十年中是非常有机遇的方向。现在国家政策非常支持，工业设备、智能升级以及工业物联网的技术也处于快速上升的阶段。从技术角度来讲，芯片、算法作为核心的技术，正在逐渐地实现设备级、场站级以及工厂的改造。 据介绍，产业加速师的职业收益也非常丰厚。申请者可以在创业黑马平台报名，并接受创业黑马独家的“产业加速师”专业培训。培训并考核合格者将获得“产业加速师”认证证书。认证后的产业加速师将有机会在创业黑马平台免费录制课程，出版专著沉淀知识产权，开设企业加速实验室，打造个人IP，链接企业级客户。 据透露，创业黑马集团的产业加速师服务已经落地福建、川渝、浙沪、广深等地区的部分城市。同时，创业黑马集团也正在全国范围招募城市加速大使，作为聚集本地有加速需求的企业代表，邀请更多产业加速师入驻更多城市，进一步助力产业升级。
廖群博士为中信银行(行情601998,诊股)（国际）首席经济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中国经济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这一“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显然，这一新发展格局是因应正在加速的中美脱钩及其所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的新形势所提出来的。鉴于中美脱欧是美国出于其霸道本性的执意之所为，“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虽不愿意看到但也只能坦然面对。尽管目前还不能确定美国在这方面会走多远，尤其不知美国总统大选后会怎么样，长远而言，做好大规模脱钩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所以，迎接，或准确地说，打造这一新发展格局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 如果以经济学语言将上述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和国外分别表述为内需和外需，即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的话，新发展格局的要点或关键之处有三，一是内需要进一步做大，二是内需要加速循环，三是内需和外需循环要相互促进。 内需要进一步做大，一方面是相对于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目标而言，另一方面是相对于外需而言。相对于自身目标而言，当前我国人均GDP刚过一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刚过31,000元人民币，但我们的目标是人均GDP和收入都在今后20-30年内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自然要求内需进一步做大，同时也意味着内需有进一步做大的广阔空间。相对于外需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帐户，净外需体现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2019年我国这一净出口为顺差14,801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49%，在国际标准的2%以内，应该说是不高的，进而内需在GDP中占比为98.51%，与很多其他国家相若。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进、出口贸易量都很大且其中加工贸易仍占25%左右，从而形成大进大出所造成的。如果将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与货物和服务进口额分开来看的话，二者分别占GDP的21%和19%左右，相对于内需是较高的，因而内需是相对偏小的。所以，内需本来就应该进一步做大。现在面临中美脱钩的新形势，自然就必须进一步做大了。 如何进一步做大呢？在宏观结构层面，内需包括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很多人认为内需仅指消费，俗定而成并无大碍，但准确或专业地表述，应该也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做大消费，应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即降低居民储蓄率；应加快低收入人群向中等收入人群的转变，为此应加速城镇化，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地位，提升就业率及提高失业、退休及残障人士的福利水平等；应切实减小贫富差距。要进一步做大固定资产投资，应尽快启动新基建，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基础建设，并从产业、地区及科技角度对传统投资补短板。实际上，内需进一步做大还有赖于其加速循环。 内需要加速循环，是一个大课题。所谓循环，就是不依赖于外力而内生性地或自我实现式地运动。则，内需循环，就是内需不依赖于外需而内生性地或自我实现式地运动。运动有前有后，有上有下，人们追求的当然是往前和向上，即增长，则其结果就是内需的进一步做大。问题是，内需如何能加速循环呢？这需要新的思维和思路，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初步思考，内需加速循环应从三个方面着手，或在三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加速市场机制的优化，必将加速内需循环。首先是经济体制对内进一步开放。内需加速循环有赖于经济与金融资源更有效与迅速地得到配置，这就要求在国民经济中进一步降低国有企业（包括金融和非金融）的比重，相应地增加更有活力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比重，赋予她们更强的市场地位，使她们进入更多的产业领域，包括垄断行业领域。再是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通体制进一步改善，在劳动力／人才、资金／资本、土地、科技及商品／服务等各个领域打破地区、行业及层级壁垒，形成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流通体系。 二是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势必加速内需循环。当前我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点，即信息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时刻。我国在这一革命中已处于领先地位，今后将加快向信息或智慧型社会转型。这一转型催生智慧型消费和智慧型投资，而智慧性消费和智慧性投资又衍生出并改造一系列的新型产业及产品。衍生的包括新型电子材料、电子元部件、信息设备制造、信息基础设施、智能机器、信息配套设施等一系列的信息产品，改造则为“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即以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与平台改造各个产业及产品。如此的转型必然是消费和投资，即内需的大循环。加速这一转型，即加速产业结构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的升级，必会加速这一大循环。 三是加速地区结构的升级，也为加速内需循环创造重要条件。我国经济的地区结构也处在升级过程中，主要是城市群兴起。人类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口必向大城市流动玉聚集，大城市挤满了便向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卫星城市流动玉聚集，从而形成城市群；而随着人口聚集于城市群，经济的内需便集中在城市群。这意味着，城市群的形成过程，就是内需的重新配置过程，也就是内需在空间上的循环过程。我国正在兴起十九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外，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 辽中南、关中平原、 北部湾、哈长、黔中、呼包鄂榆、滇中、兰州-西宁、山西中部、宁夏沿黄及天山北坡。前五者已具相当规模，但与世界级城市群比较发展程度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余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发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这些城市群的崛起，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新方向，也是加速我国内需循环的强力催化剂。 至于内需与外需双循环相互促进，首先意味着，虽然强调内需大循环，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外需循环，而且还希望内需循环能够加速外需循环。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人认为，现在提出内需大循环意味着要主动放弃或不得不放弃外需循环，这是过虑了。主动放弃是没有理由的，从中央最近的多次表态来看的确并非如此。至于不得不放弃，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若从经济角度，这个问题不值得担忧，因为外需的存在，即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主导地位是我国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当然，若美国纯粹从遏制我国崛起的政治角度，强行与我国并拉拢一些国家与我国完全脱钩，那我国的外需会减弱很多。但也不会消失，毕竟美国已不可能拉拢到其所有的所谓盟友，而我国的友好国家队伍正在壮大。所以我们仍应力保现有外需并开拓新的外需市场。为此，应巩固与美国及其几个紧密盟友以外国家的关系，重点加强与东盟、俄罗斯及中亚、部分欧洲，以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 外需与内需循环的确可以相互促进。在出口方面，以内需循环中催生的更加优质和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产品，如5G、北斗、高铁、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家具及家电、无人机等开拓新市场；进口方面，内需循环做大的内需吸收更大规模与多样化的国外产品，除了能源、粮食及其他原材料等商品外，也包括更多高档的工业品和消费品，提高内需的质量，也加大外国对于我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与内、外需循环相关的一个迫切问题值得重视，即在一些外资撤出时如何保住外需的问题。要知道，外资撤出的供给变化与出口转移的需求变化不一定是同步的。所以，国内企业应迅速收购欲撤出的外资企业，或迅速新建生产线以替代撤出的企业，以使外需并不随外资撤出而转移。这样不仅抵消外资撤出对于外需的负面影响，而且增加国内企业的并购机遇，还将阻止外资的进一步撤出，可为一举多得。这是我们面对即将来临的外资加快撤出时应该精心设计的应对之举。当前我国企业的资金、科技及管理水平都可以说能够接管大部分的外资企业。我们应该力争促成国内企业填补外资撤出的供给缺口以保证出口需求变化最小这样一种局面。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岂不是坏事变好事吗？内需与外需循环如何相互促进有很多文章可做，有待于今后深入进行。
2019年4月1日、2020年3月5日都属于翻墙摔走势，翻过一堵墙，又从墙头上摔下去了。 翻墙摔大多有以下特点：一是上跳缺口；二是量价背离；三是指标股不创新高。对照这三个特点，2020年6月1日，上证指数出现明显的上跳缺口；万得全A虽然成交额创了反弹新高，但成交量（VOL）小于3月25日、4月7日成交量；上证综指、深综指、万得全A都创了反弹新高，但银行指数、超大盘指数等指标股指数都没有创反弹新高，这种剪刀差走势，常是行情末端的特征。 6月1日走势是否是楔型加速走势？楔形加速和楔形反转是楔形末端后的两种常规走法。例如，2010年10月的行情属楔形加速。2020年6月1日走势与2010年10月8日走势有以下不同：一是2010年10月8日是狂拉大盘股，2020年6月1日则是大盘股较弱；二是2010年10月8日量创反弹新高，之后量不断创新高，也就是说楔形加速需要持续向上放量逼空；三是2010年10月8日离上方压力线较远，2020年6月1日离收敛楔形上轨（3015点左右）较近，构筑的十三年的大收敛三角形上轨压力较大，短线没有持续逼空的空间。 加速涨不易，翻墙摔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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