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国外网红药在国内流行,不少人长期从事代购生意。但是,有些国外药品中含有我国明令禁止的成分,不仅有明显的副作用,而且长期服用也会对健康造成严重损害。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药品时,应当多向专业人士咨询。同时呼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对药品代购行为的监管,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安徽合肥市民王迪(化名)通过代购,买到了备受网友追捧的某国外减肥药,但是服用不久就出现头晕恶心、口干舌燥、心跳加快等身体不适症状。对此,代购给出的解释是“属于正常反应”。王迪觉得这款减肥药效果确实明显,也就没再多想,继续服用。 然而今年8月,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指出以该减肥药为代表的一批网红药品中,含有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长期服用容易造成药物依赖,损害健康。王迪说,这让她十分后怕。 近年来,一些国外减肥药、眼药水、药膏等药品在国内流行起来。这些药品在网络、微商等渠道销售,通过邮寄、代购途径进入我国市场,不仅没有任何资质许可,其中有些药品还含有我国禁止使用的成分。 这些药品是怎么进入我国市场的,有哪些危害?如何进一步加强网络卖药行为的监管?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一些网红药因“见效快”而在国内市场流行,网购流程很简单 王迪所使用的减肥药,是国外一家美容机构生产的,因其见效快、减重明显,2013年起在国内市场流行开来。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7日表示,全球必须为下一次大流行病的来临做好更加完善的准备,并呼吁各国加大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 Worldometer网站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9月8日6时30分左右,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7456637例,累计死亡病例895848例。 “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大流行病。”谭德赛在发布会上说,“历史告诉我们,疫情暴发和大流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当下一次大流行病来临时,世界必须做好准备,而且是比这次更加完善的准备。”
8月3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过去250年共发生10次疫情大流行,新冠疫情是第一个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全球大流行。 他强调,在国家、社区、个人层面执行基本公共卫生措施,综合施策,检测、隔离、治疗疑似病例,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新冠疫情可以得到控制。
近日,速报酱获得数百万元天使轮融资,米椒投资投资。 资料显示,速报酱隶属于上海兔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个分享日系潮流生活方式的泛媒体平台,主要更新霓虹国的流行资讯、吃喝玩乐以及买买买信息。 团队方面,据了解,速报酱创始人贺词此前在日本linkit股份公司从事6年系统开发,管理技术团队,以及运营面向驻日华人互联网产品 。公司之前在社交媒体广告业务合作的客户包括卡西欧、日清、乐敦制药等日本品牌商。 有报道显示,创始人贺词05年前往日本留学,之后留在东京从事IT行业。10年7月他开通了微博帐号“日本流行每日速报”,主要更新霓虹国的流行资讯、吃喝玩乐以及买买买信息,2011年粉丝增长至50万成为日本女性时尚类微博最大账号。目前,账号的粉丝数约143万,单条平均阅读量30w。随后在12年9月,又在微信上开通了同名公众号,之后粉丝逐渐增长至39w。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罗伯特 ·席勒(Robert J. Shiller)诺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们现在焦虑,不仅是因为一场大流行——而是两场。首先是新冠病毒疫病大流行,它使我们感到焦虑的原因是: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在感染后)很快患重病甚至死亡。其次是普遍焦虑:焦虑前者造成的经济后果。 这两次大流行是相互关联的,但所呈现的现象不同。在第二场大流行中,和恐惧有关的故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以至于我们会不断地想起它们。股市像石头落地直直往下跌,明显因为这样一些故事——除非我们有所行动,疫病会耗尽我们一生的积蓄。但是,与应对新冠病毒不同,我们焦虑的根源是我们不确定该采取什么行动。 两场大流行同时爆发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一个可以助长另一个(的发展)。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和收入减少加剧了人们对金融形势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又阻止了迫切需要工作的人们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来应对疾病的传播。 此外,当这两场大流行变成全球流行时,也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一个国家需求下降而对该国出口需求并没有减少时,损失就会部分地扩散到国外。但这一次,由于经济衰退威胁着几乎所有国家,这个天然的“安全阀”便不会起作用。 许多人似乎认为,对金融形势的焦虑不过是新冠病毒疫病大流行直接导致的“副产品”,这是对这场疾病大流行的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反应。然而,焦虑并非因逻辑而生。金融焦虑大流行,是借着价格下跌的恐慌反应、不断变化的叙述散播开来,而这种焦虑存在许久。 对股市震荡导致的金融焦虑的影响,或许可以由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及其同事所称的“情感启发法”(affect heuristic)现象来解释。即当人们因为悲剧事件而情绪低落时,即使在没有理由害怕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表现出恐惧。 在威廉•戈茨曼(William Goetzmann)和达索•金(Dasol Kim)合著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发现附近的地震会影响人们对1929年或1987年股市崩盘可能性的判断。如果在过去的30天(距被调查者)30英里(48公里)内发生了的大地震,那么被调查者对坠机可能性的预估要(比平日)高得多。这就是工作中“情感启发法”(affect heuristic)的实例。 与最近的地震相比,预计股市会因为一场疾病的流行而下跌可能更有道理,但最近或许不会出现这种规模的崩盘。如果人们普遍认为,一种治疗方法可以将新冠肺炎疫病(COVID-19)大流行几个月内、甚至一到两年,便将结束,那对长线投资者来说,股市风险不是那么大。人们可以购买、持有股票并等待股市震荡的结束。 但金融焦虑的传染与疾病的传染是不同的。这中对金融的焦虑情绪部分是由于人们注意到其他人对价格下跌而缺乏信心,以及其他人对下跌现象的情绪反应。股市出现消极泡沫时人们会发现价格在下跌;此时人们便会并试图找出并强调股价下跌的原因。然后,价格在随后的几天里不断下跌。 看到股价持续下跌,会让那些没有卖出股票的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后悔,同时还会让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在价格最低的时候抛出。这种后悔和恐惧激发人们去描述这两场大流行。市场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描述的性质和演变。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来举个例子:1918年9月至10月,新闻媒体首次开始报道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当时美国股市并没有崩盘。事实上,从1918年9月到1919年7月美国市场的月度价格呈上升趋势。而这场流感最终夺去了67.5万美国人的生命(全世界超过5000万人) 为什么股市没有崩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场主要战役,即1918年7月至8月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接近尾声时,特别是在当年11月停战之后流感爆发。而当时战争的事情比流感更具有“传染性”。 另一个原因是那时流行病学才刚刚起步。疫病爆发是无法预测的,公众也不完全相信专家的建议,以至于人们对社会疏远措施(social-distancing)的持“草率”态度。此外,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危机是银行危机,而美国并没有银行危机,毕竟有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在——虽然这个系统于1913年才建立,但人们却认为该系统消除了这种风险。 但在1918年的流感流行期间,对金融(危机)的叙述之所以被淡化,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个世纪前拥有股票的人要少得多,并且对为退休储蓄问题的关心也不比今日。部分原因是那时人们活得不长;即使他们活得长久,也更多地依赖家人。 当然,这一次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在当地的杂货店看到的顾客的恐慌与1918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当时战时物资短缺的情况时有发生。“大萧条”(Great Recession)刚刚过去,我们当然很清楚资产价格有发生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而这一次美国关注的不是悲惨的“世界大战”,而是其自身的政治两极分化——对联邦政府处理疫病大流行的失当措施已有了许多不满的言论。 在这样的时刻预测股市是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预估新冠病毒疫病大流行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以及“金融焦虑”大流行对所有人所带来的现实中的和心理上的影响。两者虽是不同的,但又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