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栖装甲突击车快速突击。深秋，海军陆战队某旅组织的一场战术综合演练在粤西某地拉开战幕。岸滩一线，参演部队悄然集结，战斗一触即发。“‘敌’占据××高地，意图依托坚固工事对我实施阻击，命你部快速攻击……”接到作战命令后，指挥员迅速反应，科学部署兵力。空中，直升机呼啸而来；陆上，两栖装甲突击车快速疾驰。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呈战斗队形向“敌”阵地发起冲锋。“轰、轰……” 两栖装甲突击车实施猛烈攻击，远距离摧毁“敌”坚固工事。随即，步战车与步兵协同开进，突击“敌”防线。与此同时，直升机呼啸穿梭，投送兵力至“敌”纵深区域。一时间，演训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联合进攻，立体突击。此次演练全程在实战背景下展开，检验了陌生环境下各兵种战术协同、快速反应、小群多路立体突击等作战能力。空中突击分队实施机降。喷火分队对“敌”火力压制。步坦协同攻击“敌”目标。（高国敬 李翰林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牛 涛摄影报道）
今年1至8月，福建省实际使用外资242.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9%，交出亮眼成绩单。 走进位于福建厦门的施耐德电气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忙着组装产品，加快完成订单。今年2月，这里的生产遇到不小困难。“虽然公司在厦门的物料采购率超过70%，但还有一部分物料需从外省采购。受各地复工步调不一致、物资运输不便等影响，企业生产压力明显加大。”公司副总经理宋葆春介绍。 针对企业困难，政府主动服务。利用税收数据平台，有关部门查询产业上下游情况，及时帮助企业匹配对接本地供应商。3月，施耐德公司就达到满产复工状态。“今年我们还计划新增超亿元投资用于本地研发，预计未来可新增年产值超10亿元，同时有效带动厦门本地上下游产业链。”宋葆春说。 在帮助外资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福建省商务厅组织处级干部挂钩帮扶重点外资企业和重点促到资项目，省市县三级联动成立工作专班，建立外资项目挂钩服务机制。 4月，百威亚太控股有限公司联席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克访问福建，表示将新增注资、扩大生产；百宏聚纤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上半年追加投资6.5亿元……今年上半年，福建增资项目合同外资178亿元，占全省合同外资47%。推动大项目落地方面同样成果显著，上半年全省累计到资亿元以上企业40家，合计金额179亿元，增长36.9%，拉动全省外资增长27.6个百分点。
9月15日，三六零（601360.SH，下称“360”）本地安全大脑暨安全运营基础设施新品发布会于ISC平台重磅上线。 本地安全大脑是360为帮助政企客户应对大安全挑战，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云端安全大脑核心能力本地化部署的一套开放式安全智能分析、研判、预警、赋能系统。 360政企安全集团轮值总裁、瀚思科技创始人高瀚昭在发布会上表示，伴随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和新基建概念的提出，使得当今社会呈现出高度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数字时代赋予城市和各行各业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生的安全风险和挑战。旧的安全观被打破，新的安全理念正在重塑。 “基于这样的认知，360把过去15年服务社会、服务企业和服务国家形成的独有的安全能力，包括云端安全大脑、云端基础设施和云端公共服务，转化成面向城市、行业和企业的一套以安全大脑为核心的安全能力体系。”高瀚昭说。 据了解，在这套体系中安全大脑处于中枢位置，是一个连接安全设备、汇聚安全数据和智能计算分析的平台，相当于网络空间的预警机和指挥中心。 360政企安全集团副总裁余凯进一步介绍，本地安全大脑具有独特的全视认知能力、机器学习能力、全局协同能力和知识进化能力，“本地安全大脑本质上是一个连接安全设备、汇聚安全数据、积累安全知识的智能计算分析平台，接受云端赋能，实现全景安全知识融合，全栈核心技术融合、全视安全大数据融合，自动化辅助安全专家高效运营安全工作。” 除发布本地安全大脑外，360还在本次发布会推出了安全运营基础设施，意图打造全场景创新安全运营，赋能客户看得见的安全防护能力。 “今天发布的安全运营基础设施是其中的一个基础设施，它是基于安全大脑之上的一站式全场景安全运营平台，向上接受安全大脑知识情报和分析预警，向下通过标准接口连接客户环境完成安全事件的闭环处理，同时提供安全运营人员可视化交互分析、监控、指挥、管理的界面。”余凯介绍说。
一路攻城略地、近乎无限扩张边界的美团点评，与蓄势待发的蚂蚁集团，在2000亿美元市值的节点狭路相逢。 8月25日晚，蚂蚁集团向上交所、港交所递交招股书，谋求“A+H”同步上市。据彭博社报道，这只全球估值最高的超级独角兽IPO规模或达300亿美元，超越沙特阿美成为全球最大的IPO。据此推算，蚂蚁集团的目标估值在2250亿美元左右。 与之相对应的是，近3个月来市值翻番的美团点评自8月24日首破2000亿美元以来，股价已基本稳定在这一数值上下。这意味着，蚂蚁集团一旦进入二级市场，美团或将跌出新互联网三巨头之列，拱手让出“第三把交椅”。 中国上市互联网公司中，阿里、腾讯和美团目前市值稳居前三，京东、拼多多、百度紧随其后。如果将时间线拉得更长，BAT（百度、阿里、腾讯）和TMD（今日头条、美团、滴滴）格局重新洗牌，谁将长久占据中国第三大互联网公司的宝座？ 美团太贵？ 创始人王兴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宣称“不是为了股价而存在”的美团点评，近半年来股价走势一路高歌猛进。 8月24日，美团股价在Q2财报发布后盘中涨超10%，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市值。9月2日，美团盘中涨超5%至274.4港元，市值达到2080.8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从年初至今，美团股价累计涨幅超过160%，与3月19日70.1港元的低点相比涨幅高达291%。 “太贵了，短期涨幅巨大，天大的利好也挡不住满满的获利盘。”一位二级市场投资者告诉亿邦，他短期内不敢再对美团股票下手。不过，市场普遍认为，美团股价泡沫偏高，但大概率还会接着涨。 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约41.2万亿元，这个赛道不仅跑出了阿里这样市值5万亿的巨头，还有京东、拼多多两家超7000亿元的公司。相比之下，餐饮外卖、酒店旅游等本地生活服务市场规模至少达到20万亿元，美团点评在这一赛道中几乎一家独大。 市场投资者和机构认可美团的长期价值，主要是看好其良好的流量入口及5公里生活服务圈。 而打造数字生活化平台，是美团和蚂蚁共同的目标。 据一位电商战略分析师透露，阿里即将在本地零售发力，已将美团视为其在本地零售的最大对手。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是领先者，阿里是挑战者。若美团在中后期将外卖和闪购业务做到一定规模，将替代一些用户在电商层面的实物需求。 “阿里没把拼多多视为第一对手，（它的对手）是美团。”互联网行业分析师邓志鹏告诉亿邦，阿里组织构架调整、本地生活业务布局、支付宝改版等一系列重大布局，就是在织一张更大的网，以全方位对战美团，“阿里太想要本地生活服务的半壁江山了”。 蚂蚁则扛起了阿里本地生活的大旗。 今年年初，蚂蚁金服CEO胡晓明（花名孙权）开始兼任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董事长，王磊（花名昆阳）则继续担任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总裁，向阿里董事局主席兼CEO张勇和胡晓明双线汇报。这是胡晓明从阿里云回归蚂蚁后的一个重要动作。据晚点LatePost报道，阿里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的各项业务布局，都可能由胡晓明来牵头协同。 被低估的蚂蚁 同为数字生活服务商的蚂蚁集团，在业务结构层面与美团点评不乏相似之处：都有支付金融、同城零售和本地生活服务板块，外卖、美食、酒店住宿、电影演出、打车等App首页功能入口也一一对应。 2020年伊始，支付宝宣布全面升级为数字生活开放平台，通过开放平台战略、数字经营来帮助服务业实现数字化升级。目前，支付宝的营收主要来自微贷、理财和保险。2019年，蚂蚁集团间接促成的管理资产规模约4万亿元，体量堪称庞大。 支付宝App的服务内容来源：蚂蚁集团招股书 北京看懂研究院研究员由曦将蚂蚁集团与银行类比。她认为，蚂蚁的用户规模可跻身中国最大、最顶级的银行队列，中国工商银行市值1.8万亿元，招商银行市值9000亿元，综合来看，蚂蚁1.5万亿元的估值相对公允。 “蚂蚁集团的市盈率为31.5，与阿里基本持平，在科创板上市后市值达到4500亿美元不是很难。”邓志鹏向亿邦表示。他对蚂蚁集团市盈率的估算依据，是其今年1-6月的盈利数据及35%的年复合增长率。 相比之下，美团的市盈率在600倍（静态）以上，是蚂蚁集团的近20倍。 由曦告诉亿邦，眼下蚂蚁之所以没有与美团拉开价值差，是因为“美团已经在二级市场，蚂蚁集团上了二级市场预计还会涨”。邓志鹏则认为，“此次蚂蚁集团上市，目的之一也是与美团一战。” 随着蚂蚁集团揭开神秘的财务面纱，两家公司核心业绩指标的对比更加直观。 美团和蚂蚁营收、利润对比制图：亿邦 在营收和净利润方面，美团与蚂蚁相比有较大落差。在用户数据方面，美团的年度交易用户同样明显少于蚂蚁的活跃用户。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12个月内，美团交易用户为4.573亿，在支付宝App使用过至少一种数字金融服务并完成过交易的用户数量为7.29亿。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两家公司在二级市场上并未呈现出相应的价值差。 这意味着，目标估值超2000亿美元的蚂蚁仍有巨大的想象空间。邓志鹏认为，“蚂蚁集团未来市值很有可能破万亿美元，成为A股标杆性企业。” 谁是第三大巨头？ 风险投资数据公司CB Insights最新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独角兽榜单”显示，蚂蚁集团上市后，字节跳动以14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682亿元）估值位列全球第一独角兽。 在字节跳动这一最大变数踏入二级市场前，阿里与腾讯市值仍将长期称霸，而互联网第三大巨头的称号则很可能在蚂蚁与美团之间摇摆。 谁才能将这一称号长久揽入怀中？ 在长期关注美团的私募基金投资人杨起（化名）看来，美团未来将是与阿里同等体量的企业，未必不能自己培育出一个蚂蚁，只是它的使命是 Eat Better， Live Better。“所以美团会有支付，但未必会有金融服务业务，当然未来商户可能会有资金周转需求，那就另一个阶段了。” 邓志鹏则认为，中国互联网恒久呈现出阿里系、腾讯系的两强格局，美团可能不易破局。阿里本地生活已经形成矩阵、协同作战能力强，用支付宝狙击美团是降维打击。此次蚂蚁集团为IPO筹集的300亿美元，有很大一部分会花在打击美团上面。 美团和蚂蚁都在酝酿更多新的增长故事。 美团新的着力点是社区团购与电商。两个月前，美团成立“优选事业部”，进入各巨头“千团大战”的社区团购赛道，推动生鲜零售线上线下加速融合。 在线上化率低、市场规模巨大的食杂零售行业，美团的优势在于线下流量更大，运力网络能更好地覆盖配送成本。社区团购消费频次较高，模式更轻，盈利空间更大，一旦配送稳固、消费习惯养成，美团会切走一大块生鲜日用品的消费场景。 “美团做了社区，人和货搭建起来，电商的空间就打开了。”杨起告诉亿邦。 可预见的未来是，一旦美团大肆布局电商业务，手机硬件、衣帽鞋包等商品都能在美团上下单，由美团骑手去店内取货后配送、几个小时内送达，履约效率有望快过京东。美团到家事业群员工向亿邦证实，美团已在试水电商业务，不久前上线的“团好货”已经一只脚踩进了电商领域。这些都将成为继续推涨美团股价的催化剂。 “这至少是20万亿元的市场，美团未来的市值不会逊于阿里和腾讯。”杨起认为。投资者和机构对美团未来盈利能力有超高期望，如果美团Q3盈利增长明显，市值大概率还会继续创新高。 蚂蚁集团的想象力，部分来自于与美团的本地生活之争。支付宝正在承接更多本地生活相关的职能，截至今年6月30日已为饿了么带来45%的新增消费者。未来，蚂蚁集团的产品矩阵还将与口碑、盒马、天猫超市、哈啰出行、高德打车等阿里系产品打通，底层支撑是饿了么的运力网络。 此外，与仅尝试过小规模海外投资的美团相比，蚂蚁集团从2015年就开始布局海外支付业务，并于次年宣布国际化为集团发展的三大方向之一。目前，支付宝网上支付打通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下扫码支付覆盖56个国家和地区，并与9个国家、地区的“全球数字钱包伙伴”服务超13亿全球用户。2017年至2019年，蚂蚁境外营收贡献超过5%。 “数字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谈到数字化，我们想到的第一家就是蚂蚁，它会是中国在国际商业社会的一张名片。”邓志鹏说。 综合亿邦接触的多位市场人士意见，我们倾向认为，蚂蚁一旦在下个月启动A+H同步上市，将比美团吸引更多中短期投资者的关注。A股即将迎来一家兼具互联网基因和巨大想象空间的超级独角兽，投资者情绪或将进一步助推蚂蚁股价上涨。届时，新互联网三巨头的成员名单，将在10月刷新。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日公布2020年7月消费物价指数显示，香港7月基本通胀率为0.2%，主要是由于外出用餐费下跌和本地交通费跌幅扩大所致。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令经济情况仍然疲弱，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在7月份显著缓和至0.2%。香港新冠肺炎感染个案近期急升，导致餐饮业经营环境变得更为严峻，餐饮价格在7月出现了2004年初以来的首次同比下跌。同时港铁7月起的车费折扣，让交通费的跌幅明显扩大。 特区政府发言人认为，鉴于全球和本地经济状况低迷，香港外来和本地的价格压力在今年余下时间内应会维持轻微。
7月27日消息，据Tech星球报道，近期，抖音、快手正纷纷加码本地生活服务。 在商家个人首页中，抖音近日新增了“门票预订”、“酒店预订”等功能，从视频种草到交易，其支持在抖音APP内闭环完成。抖音在线旅游（OTA）业务以小程序为实际载体，这些服务目前正逐步升级完善中。 不过，该功能目前仅限蓝V商家申请。当用户点击进入商家企业号主页，便可看到“酒店预订”、“门票预订”入口，当用户下单时便会跳转至美团、同程等抖音预订小程序，直接完成消费闭环。 快手则在首页导航栏中上线了“本地生活服务”入口，包括周边游、美食等服务。不过该功能目前仅在部分一二线城市进行内测。 点击该服务入口后，跳转页面包括4大频道及3大功能区。4大频道分别为美食、周边游、购物丽人、休闲娱乐；3大功能区分别为惠吃惠玩、吃货必打卡、出门必体验。在后两大功能区中，快手还推出了“发作品加定位，瓜分10亿曝光”的主题活动。 据《》了解，在OTA领域，快手近来也频频加码。今年3月，同程艺龙宣布与快手达成战略合作，正式打通OTA与短视频平台的链路，双方将依托各自优势资源，打造“旅游+直播”新业态。 在6月份，快手商业宣布与去哪儿达成本地旅游业务战略合作，双方将逐步实现产品打通，去哪儿网商家入驻快手后，用户在快手中购买商品和使用优惠都可直接跳转至去哪儿网店铺，简化交易链路。
导言 2020疫情下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正遭受重创，恶化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如何影响美国移民的就业处境，是一个颇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本周将解读由哈佛著名劳动经济学家George J. Borjas 及Hugh Cassidy于2020年5月发表在NBER的最新研究。该研究发现新冠大流行对移民群体特别是移民男性就业有更严重的影响，而部分原因可追溯为移民和本地人工种的可移动性差异。 原文标题：The Adverse Effect of the COVID-19 Labor MarketShock on Immigrant （COVID-19劳动力市场冲击对移民就业的不利影响） 作者：George J. Borjas和Hugh Cassidy 发表期刊：NBER （2020） 作者：蒙格斯智库 黄守媛 研究背景 2020年2月末COVID-19开始在美国境内爆发，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相继采取“暂停”经济活动的措施，以隔离病毒的进一步传播。经济封锁对就业层面的影响可谓波及甚广，截止2020年4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美国失业率已攀升至14.7%，突破大萧条之后的历史最高水平。本论文将专门研究劳动力市场冲击对特定移民人群和本地居民产生的不同程度影响。 数据及描述 通过“综合公共使用微数据系列平台（IPUMS）”下载获取“美国人口普查（CPS）”每月基本数据，研究对象限定在年龄在18到64岁之间，没有在学校注册，没有在军队服役的群体。 1.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就业率趋势 （1）大流行前（2019年），移民男性的就业率高于本地男性，移民女性的就业率低于本地女性，移民与本地群体的变化趋势保持平行； （2）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移民男性就业率下滑曲线相比本地男性更加陡峭；4月起移民男性的就业率反低于本地男性；5月疫情转缓，经济有所复苏，就业率开始上升，但移民男性的就业率依然低于本地男性。 2.分解就业率的核心趋势 将就业率的逐月变量按照等式（1）分解为再失业概率lt和再就业概率ft的加权平均，再考察2020年1月~5月期间lt和ft的趋势变动。 观察结果： （1）在新冠大流行之前，移民和本地男性的再失业概率lt变动幅度相当；新冠大流行之后，移民男性再失业概率远高于本地男性； （2）新冠大流行之前，移民男性找到新工作的概率ft高于本地男性；新冠大流行之后，移民男性找到新工作的概率ft大幅降低，而本地男性的下降幅度较小；此外本地男性在5月找到新工作的概率要快于移民男性； （3）移民女性失去工作的概率lt也受疫情影响大幅上升，且略高于本地女性；此外移民女性再就业的概率ft也比本地女性更低，疫情更是加大了这种差异。 3.编制职业“可移动指数” 论文使用了四个职业特征来进行“可移动指数”的编制：1）员工使用电子邮件的频率；2）工人使用电话的频率；3）与计算机交互的重要性；4）分析数据或信息的重要性。使用“主成分分析”将这四个指标分解成一个单独的指数，再重新进行加权，得到一个标准的正态分布。指数越高，工作的可移动性越强。研究根据职业的指数值将其分为三大类：高可移性、中等可移性和低可移性。 观察结果： 在新冠大流行之前，低可移动性职业的失业率稍微低一些。在2020年3月，低可移动性工作的失业率峰值远远高于中或高可移动职业。而移民不太可能从事远距离工作，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在流感大流行期间，移民遭受的失业远比本地人多。 回归分析 研究方法： 本节使用了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CPS基本月度文件的汇总数据，以探究为何大流行对本地人和移民就业趋势的影响存在差异。通过构建以下的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其中p代表为“大流行期间”的月份（p=0,2月前；p=1,2020年2月；p=2,3月；p=3, 4月）；yit（=1，i在【t~t+1】期间失去了工作；=0，反之）；θt是月份的固定效应；γp是大流行的固定效应；Mip指代是否为移民；Xit指代社会经济和工作性质属性；ε为扰动项。 回归结果： 1.再失业率 移民男性及女性的再失业概率随疫情发展显著升高；工作可移动指数的加入让这种关系变得不明显，可以推测是由于疫情造成不可移动工作的失业概率大幅上升，而移民更多从事不可移动的工作，从而造成移民失业概率更高。 2.非法移民的再失业概率 非法移民男性再失业概率受疫情影响大幅上升，非法移民女性的再失业概率受疫情影响不显著。 研究总结 1. 新冠大流行期间移民男性特别是非法移民男性的失业率会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移民男性长期拥有的惯有雇佣优势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完全反转。 2. 利用CPS月度数据的面板性质，可以跟踪不同时期下特定人群的雇佣机会。发现移民男性和女性在2020年1月到4月之间的失业率显著上升，找到新工作的概率也显著下降。此外，2020年4月到5月的恢复期间，移民男性找到新工作的概率依然低于本地男性。 3. 研究查明了新冠大流行对移民群体就业有更严重影响的起因，并非由于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社会经济特征的巨大差异所导致，部分可追溯为移民和本地人工种不同。具体来说，移民通常获得线下工作机会，获得可移动执行的线上工作概率偏小，由于封锁会更多地影响实体经济活动，对可移动工作的影响有限，因而更多从事可移动工作的本地员工保住了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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