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等开放型盛会圆满举办,自由贸易试验区由18个增至21个,积极参与并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依然铿锵,不少外商从中有了实实在在的收获。 2021年,是“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外商如何看待在华的发展与合作? 中外携手谋求共赢 深冬时节,天寒地冻,但中外企业合作的热情一点都没有减退。 2020年12月28日,俄罗斯西布尔公司与中国石油(行情601857,诊股)化工股份(港股00386)有限公司宣布,将在俄罗斯阿穆尔地区合资建立天然气化工园区。据了解,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园区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聚合物生产场所之一,年产能为270万吨,包括230万吨的聚乙烯和40万吨的聚丙烯,同时将生产各种等级的产品。对俄罗斯来说,园区的建设有助于吸引国际投资;对中国来说,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将会得到更充分的满足。 “西布尔公司和中国石化(行情600028,诊股)在共同交付大型投资项目和实施先进生产技术的合作方面有着悠久历史。合资企业的建立是我们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园区项目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石化参与下,我们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该项目的效率,优化和平衡该设施的未来债务组合,还可以增强其在亚洲市场分销的专长。”西布尔公司董事会主席德米特里·科诺夫说。 除了石油巨人的握手之外,中外小企业和商人的合作也不停步。最近,上海昊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仕成经常通过互联网与他的阿根廷合作伙伴、卡萨雷娜酒庄负责人尼古拉斯·佩内蒂商量红酒业务。 王仕成告诉 “正是中国市场实实在在的销售业绩,让尼古拉斯·佩内蒂等外商合作伙伴们把中国作为国际化发展的最重要方向。大家纷纷把优质产品资源向中国市场倾斜,市场定位和经营策略上也针对中国需求进行了科学调整。”王仕成说。 服务业方面,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为外商提供了不少机会。这个元旦假期,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北京管理合伙人刘思锐没睡上几个囫囵觉。他告诉 “‘十三五’期间,中国利用外资总规模达数千亿美元,这得益于中国整体营商环境的显著改善、《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以及积极扩大开放的一系列举措。作为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德汇也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利用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以及跨境服务的团队优势,服务外国投资者在诸多行业加大对华投资、协助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经营,实现了各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刘思锐说。 业绩亮眼说服力强 外商及其中国合作伙伴忙碌身影的背后,是亮眼的业绩支撑。 2020年5月19日,在湖北武汉启动新兴市场中国总部及创新中心;2020年9月14日,与陕西西咸新区签订投资战略协议;2020年11月,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安全飞行、智慧医院、智能工厂以及智慧物流四大应用场景板块及30余项创新技术和软件服务方案受到中国客户的高度认可……过去的一年中,美国霍尼韦尔在中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其优质的产品与持续扎根中国的理念,也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称赞。 霍尼韦尔(中国)总裁张宇峰对 在谈及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时,巴西淡水河谷中国区总裁谢雪用一组数据进行了回答:中国自2006年起即成为淡水河谷最大的市场,而且近几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十三五”期间,淡水河谷向中国累计供应了超过9亿吨优质铁矿石和球团矿产品,占到淡水河谷同期铁矿石销售总量的58.8%。2020年前三季度,淡水河谷向中国供应了1.28亿吨铁矿石和球团矿产品,占到淡水河谷同期铁矿石销售总量的65.6%,超过上年同期。 “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进展。看到中国将继续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我们备受鼓舞。中国致力于在新发展阶段建设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这为淡水河谷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中国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追求将加速中国钢铁行业的产业升级和脱碳进程,高品位的矿产品将因此更受市场青睐。淡水河谷始终全力确保向中国安全稳定地供应高品位铁矿石。”谢雪对 “从开放型经济看,2020年前11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以人民币计增长了1.8%,以美元计增长了0.6%,均实现了正增长;利用外资以人民币计增长了6.3%,以美元计增长了4.1%;对外投资基本保持了稳定。从国内消费看,回暖态势持续,实物商品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服务消费逐步恢复。中国经济总体持续恢复,生产和需求都在稳步回升,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稍早前的话,也印证了不少外商的真实感受。 未来仍将加码中国 展望“十四五”,外商的期待更多,布局也更广。 据谢雪介绍,根据“最大程度提高铁矿石质量”这一战略支柱,淡水河谷制定了到2022年底实现4亿吨年产能的目标,并计划在后续几年内再增加5000万吨缓冲产能。此外,淡水河谷还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组合更绿色环保,目标是到2024年使高品位铁矿石产品占比约90%。 “我们的高品位铁矿石产品包括卡拉加斯粉(IOCJ)、巴西混合粉(BRBF)、球团矿和球团精粉等,它们的铁含量非常高,杂质含量非常低,能提高炼钢效率,减少炼钢过程中的能耗及产生的炉渣,并降低排放。这些,可以助力中国钢铁企业实现在新发展阶段取得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目标以及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谢雪说。 日本AGC株式会社执行董事上田敏裕在接受 在谈及“十四五”的打算时,上田敏裕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创新的发源地,AGC希望今后充分发挥中国的人才优势,进一步强化在中国的研发职能。同时,AGC也希望持续进行最先进的节能环保型投资。“今后,中国将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AGC会继续扎根中国,以百年来积累的材料科技,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刘思锐介绍,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打算进一步深度参与中国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成果,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新篇章中抓住市场机遇、提供全方位的涉外法律服务。 “一方面,我们将在跨境投融资、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合规及争议解决等领域服务外资企业进一步融入国民经济,实现企业发展与中国扩大改革开放的共赢。另一方面,我们还将通过境外律师团队加大力度服务中国企业,不仅要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走进去’,协助企业符合所在国的法律制度规定、妥善应对当地司法程序。此外,我们也会作为中国营商环境的海外推介者和外企在华投资的导航员,让更多外企了解中国市场、熟悉中国市场、进入中国市场。”刘思锐说。
李克强总理9月11日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营商环境竞争力就是国际竞争力。要落实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确保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各地区各部门要落实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清单之外不得设限。针对一些外资大项目落地难的问题,要在用地审批、人员跨境流动等方面给予便利。要进一步做好安商稳商、招商引商工作,充分听取外国商会、外贸企业的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增加对跨国投资的吸引力。 总理强调,要为拓展贸易提供配套服务和政策支持。继续优化通关作业流程,放开口岸服务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并降低收费标准。完善出口退税、出口信贷、信用保险等政策,支持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扶持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要继续推进试点建设,支持海外仓发展,进一步发挥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作用,优化商品归类、申报、检验流程,探索与贸易新业态相适应的结售汇管理方式。打造更优开放环境,使中国开放的决心让外商放心、开放的政策让外商受惠。(文章来源:中国政府网)
引言:“市场换技术”已成过去,当前应审慎处理外商企业要求增持合资品牌的相关投资,重点培育自主品牌汽车。 8月26日,有消息称,德国戴姆勒公司准备重新启动与北汽关于增持北京奔驰股权的谈判,计划将其在北京奔驰的股比从49%提升至65%。 一、德国戴姆勒要求增持北汽奔驰股权,第一个背景是,我国汽车市场已是一个开放市场,施行的是开放政策。 我国扩大市场开放,在2018年4月,国家发改委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权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 由此,中国逐步放宽外商企业持股比例,外方要求提高合资车企的股比,在2018年10月,宝马增持25%的华晨宝马股份(由50%变为75%),成为中国政府放宽汽车行业,外商来华投资股比限制后的首个落地案例。 目前,戴姆勒要求增持北汽奔驰,由于品牌和技术均由外方所有,相关技术、车型均高度依赖与外商,现在允许外商独立建厂,外商品牌可以另起炉灶的潜在威胁,是其增持股权的底气,也是中方也难以硬气回绝的原因。 二、第二个背景是,国内汽车行业消费升级,消费产品趋于中高端,豪车成了热销。 目前,从全国汽车市场的消费格局看,宝马、奔驰等豪华汽车销量暴涨,自主品牌销量大幅下滑。随着中国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高收入人群数量增长,偏好中高端品牌,拉动消费升级,国内疫情初步控制后,中国豪华汽车市场成了国外豪华品牌的盈利奶牛。 2020年上半年全国乘用车市场累计综合销量770万辆,同比下滑23%。其中,中国品牌乘用车累计销量同比下降29%至285.4万辆,市场份额跌至36.3%,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3.4个百分点。 但是,自主品牌销量大幅下跌,但豪车市场保持增长,2020年上半年,中国豪华车市场销量104万台,同比增长1%。从主要车系市场分化趋势继续加大,北京奔驰、华晨宝马等合资品牌市场销量快速回升。其中,华晨宝马第二季度产量7.69万辆,同比增长37.4%,创下历史新高。 三、外商股权放开的影响已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开始显现。 2018年4月,国家发改委取消了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权限制,目前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已全面对外资开放,外商在国内的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整车项目开始发力,以特拉斯、LG化学等一批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外商军团登陆中国,2020年以后,外商品牌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开始爆发增长。2020年上半年,特斯拉、大众、宝马等四家国外品牌,进入全国新能源销量前十名,其中,特斯拉销量5.03万辆,与比亚迪销量仅差7000辆,若考虑单车售价,特斯拉已是今年上半年销售额最高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下半年销量仍将持续释放,特斯拉上海工厂年产量已经达到20万辆,冲击国内市场。 但是,我国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形势不容乐观。2020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39.7万辆和39.3万辆,同比下降36.5%和37.4%,其中,比亚迪、江淮汽车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下降58.34%和56.2%。 从全球电池技术进步情况看,主要是中日韩三国企业在角力。目前,已有松下、LG、三星、SKI等日韩电池企业在华设置工厂,据电池联盟统计,2019年外资企业的动力电池装车量233.67MWh,同比增长242.3%。进入2020年,外资电池品牌持续放大市场份额,LG化学和松下凭借配套国产特斯拉model3车型实现装机电量大幅增长,跻身中国国内装机量前十阵营,2020年上半年,LG化学、松下电池的装机量分别达到2488MWh和322MWh,位列国内装机电量第2名和第7名,已占全国动力电池市场份额的16%,尤其LG化学,赶超比亚迪,外资电池生产企业的加速渗透,使得我国动力电池市场格局发生较大变量。 未来,不排除将进一步改变中国动力电池市场格局。尤其LG化学,南京滨江第二工厂将在2021年8月投产,LG化学在国内的动力电池总产能将达到50千兆瓦时(GWh),论体量,可装备100万辆特拉斯汽车model3。因此,若LG化学的南京电池产能完全释放,有可能在2021年追赶宁德时代,成为国内装机量最大的乘用车动力电池企业。数据显示,2019年宁德时代的乘用车领域电池装机量21.57GWh,装车辆49万台。 四、外商企业增持合资企业里合资品牌的股权,未来将对中国汽车的产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中方企业“现金奶牛”受损。对于中方企业而言,失去合资品牌的控制权,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削弱。比如,2017-2019年,华晨宝马的净利润分别为52.33亿元、62.45亿元和76.26亿元。2019年北京奔驰的销售收入1551.2亿元,占到北京汽车集团的88.8%,北京奔驰毛利达422.15亿元,对北京汽车集团的贡献度进一步提升至112.6%。中国市场对奔驰尤为重要,戴姆勒掌门人康松林在投资人会议上坦言,2019年有将近1/3的销量来自中国。 二是侵占了自主品牌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是全球汽车产量最大和消费市场最大的国家,但自主品牌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距离。 引进外商品牌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正面效应,已经被市场侵占的外部效应大幅抵消。中国汽车产业历经近30年的“市场换技术”,表明效果欠佳。主要表现在,在燃油车领域,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长时间被锁定在全球汽车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核心零部件及关键技术主要掌握在国外企业,尤其是发动机管理系统(包括电喷)、防抱死装置等一批核心零部件依然严重依赖进口或外商企业生产。 从具体操作看,跨国公司防止技术溢出,保持外商技术优势,现在都是采取独资形式在华设置工厂,国家间的技术转移,转化为跨国集团的内部专利授权。“2020年全球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百强榜”中,主要是日本、美国、德国的企业数量分别为24、21和18家,产品也主要集中在发动机、汽车电子、变速器等高附加值领域。中国仅有7家本土零部件企业入选《百强榜》,主要集中在外围部件领域,即使是销售额最高的延峰集团、海纳川等上榜企业,主营业务也主要是内外饰、座椅等低附加值产品。 当前中国汽车产业消费升级,国外豪华品牌汽车销量暴涨,国内自主品牌销量大幅萎靡,企业亏损严重,未来,若进一步放开股权,无序引进外商汽车企业,将不利于中国的民族汽车品牌的培育,自主品牌也就难以成为全球性品牌。 五、相关产业部门应高度外商企业在华增持合资企业股权的影响,尤其重视这种趋势对中国燃油车、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负面冲击。因此,笔者主要提三点建议: 第一,不能主动放弃更大的砝码——国内市场。“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中国是最大的汽车市场,开门迎客,愿意来吃饭的就是客人,不来也没办法。 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下,要求中国项目方能调动更多的国际资源能力,将这些资源导入国内。在2019年7月,在和戴姆勒谈了6年交叉持股后,北汽花了200亿,拿下了戴姆勒5%股权,成为戴姆勒的第三大股东。当前,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仅是外商股权,还要和国际企业建设形成基于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协作的融通发展模式,要求和合资企业要在产业链上有更深度的协作。 第二、要重新审慎处理和一批发达国家企业在华的投资项目。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要进一步的本地化,我国政府出台和编制“外商进入中国的本地化发展要求”和“具体指导目录”,形成相关考核标准,根据考核标准有步骤批准具体项目的推进。针对全球影响力高的汽车企业,有必要提出90%甚至100%的国产化要求,将国外生产线迁移到国内。这样,不仅是将外商研发的现成产品在我国的简单转化,还要求外商企业将在华设立全球性的研发中心,在中国进行原创的产品研发设计。 第三,要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行为。在国家层面,外商引进要有全国性的统一部署。要进一步建立“汽车行业外商引资指导目录”,对于重点企业,要进行全国性的生产力布局行业指导,结合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等工作,改善地方企业的互相拆台的招商乱象,避免一些地方政府追求地方业绩而搅乱全国市场的情况。
与其担心莫须有的“去中国化”威胁,还不如正视近在咫尺的严峻挑战。经济大萧条的前景也将导致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其新投资项目,同时一些政府采取了限制新增投资的政策,这将导致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下降40%,明年还将继续下降5%到1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且全球大流行,加重了经贸冲突背景下各界对于全球产业链重构“去中国化”的担忧。对此,我曾在2月26日于《第一财经日报》发表的文中指出,从非典时期的经验看,制造业利用外资不能决定中国全球产业链的地位,而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加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区域纵深较大,中国仍有望维持甚至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性。之后,又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文,进一步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相关看法。现在看来,无论是总量数据还是基本事实,都支持我的基本观点。 总量数据尚不支持“去中国化”的判断 做判断要摆数据而不是只讲故事。现实中,不排除受疫情影响,有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国内企业外迁的真实案例(故事),但做总体判断,必须依据宏观总量的数据。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资产净获得)180亿美元,同比减少30亿美元,下降14%。其中,对外股权投资净流出173亿美元,减少29亿美元,下降14%,贡献了同期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减少额的95%(见图1)。这表明我国未出现国内企业加速外迁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同期,国际收支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负债净获得)343亿美元,同比减少133亿美元,下降28%。其中,外来股权投资净流入266亿美元,减少136亿美元,下降了33.8%,贡献了同期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额的102%(见图1)。但这反映了疫情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短期影响,不一定表明已发生外企撤资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据统计,第一季度,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利润同比下降47%(见图2)。这减少了外企利润再投资,当期国际收支口径的经常项目投资收益支出同比减少140亿美元,下降29%(见图3)。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企利润再投资是借记经常项目下投资收益支出,贷记金融账户下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投资净流入。 随着3月底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国内经济社会活动逐步恢复,4、5月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利润连续同比正增长,令前5个月累计分别为负增长6.2%和18.4%,较第一季度降幅分别回落了6.6和28.5个百分点(见图2)。预计第二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有可能同比增加。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同比减少,前5个月累计下降5.3%,较第一季度的降幅扩大了1.3个百分点。 此外,近日国际律所贝克麦坚时与研究机构荣鼎咨询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今年前5个月,外资在中国公布的并购总额达90亿美元,无论是交易数量还是交易额,近十年来均首次超过了中国对外的并购交易活动,而欧美跨国公司正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动力量。究其原因:一是看好中国旺盛的消费需求,二是中国在政策上欢迎外资,三是日益成熟的中国企业对外资吸引力增强。 证伪“去中国化”的故事却俯首可得 今年4月份,“日本政府出钱让日企撤出中国”的说法曾引发讨论。但查阅日本官方网站发现,该政策并未专门提及“中国”,而且重点希望回迁的生产项目聚焦口罩等卫生产品。此外,疫情暴发之初,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客观上影响了部分日本本土制造业。但随着中国复工复产,日企停工趋势已经从中国转移至欧美,日企这方面的抱怨和担忧已大为缓解。“日本经济新闻”的最新调查显示,多数日本企业不会改变其在华发展战略,因为它们不仅把中国当作出口加工基地,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它们生产商品的消费市场。 5月底,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多数美国企业认为,中国国内消费和日益庞大且富裕的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带来的增长,是它们发展的最大机遇,持续性经济和市场改革是第二大机遇。白皮书指出:“尽管面临疫情、经贸摩擦等部分负面因素,大多数美国企业并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不少企业还计划扩大对华投资。”“中国取得疫情防控战略性成果后,走在了全球经济复苏曲线的前面。许多公司最初选择在中国的原因今天仍然适用。”中国美国商会总裁毕艾伦预计,企业将采用“中国+1”战略,在利用中国市场机遇的同时,分散供应链风险,但不会改变整个供应链生态。 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一份报告指出,鉴于中国仍在加速融入全球金融市场,而美资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参与,中美金融脱钩正变得越发不可能。至于迫使中国企业从美股退市毫无意义,因为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拒绝中概股公司在美上市并不会阻碍这些公司获得美国资金。同时,禁止美国养老金投资中国也是象征性的,对中国影响微乎其微。 据国际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调研,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会放慢贸易摩擦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原因:一是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下无人愿投;二是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方面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 日前,美联社报道称,虽然一些国家正在极力促进本国企业迁出中国,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但几乎无人响应。因为一旦回国,企业就要面临着重新开始的局面,相较于在中国已经成熟稳定的制造产业链,迁移后费用的损失和再次“开张”的成本,都决定了这样的迁移不是“免费”的。同时,目前中国消费者对于这些外国企业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选择在中国常驻,是想与中国市场联系得更紧密。 明晟公司编制的相关指数显示,与那些在中国根本没有业务的公司相比,在中国有着广泛市场基础的美国公司如高通、博通等,能更好地经受住贸易摩擦的冲击。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是,今年特斯拉登顶全球市值最大的汽车公司,最大助力就是它去年在上海投产的新能源汽车现在开始量产销售。英特尔则因为早年美国政府对中国超级计算机芯片强行断供,最终不得不宣布于今年7月底关闭至强芯片的最后一条生产线。 进入中国市场,就抓住了未来。 更现实的挑战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大滑坡 我较早就指出,甚嚣尘上的“去中国化”和“金融脱钩”论,不排除是一种“舆论战”。在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下,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有限。我们不要被政客们的言论牵着鼻子走,而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其实,与其担心莫须有的“去中国化”威胁,还不如正视近在咫尺的严峻挑战。联合国贸发会的最新报告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给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造成了供需和政策等层面的冲击,“封城”等措施迫使进行中的投资项目放缓,经济大萧条的前景也将导致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其新投资项目,同时一些政府采取了限制新增投资的政策,这将导致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下降40%,明年还将继续下降5%到10%。显然,这种大环境下,我国要维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正增长可能是一种奢望。 为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所谓国内国际双循环,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看,就是打造中国的“世界工厂+世界市场”角色。 下一阶段,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的优势,打好“纾困+改革”的组合拳,在实现“六稳”、“六保”目标任务的同时,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不断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稳定我国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份额,进而巩固和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