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1中国经济】系列文章 近年来，随着中国零售市场的快速增长，围绕中国即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零售市场的讨论屡见报端。2018年是两国零售市场规模最接近的一次，当年中国零售市场达到38万亿，折换成美元计价的可比口径，相当于美国零售市场规模的95%。而同期中国社零增速高达9%，是美国零售增速的两倍还多，照此趋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国指日可待。 然而，由于汇率波动与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近两年中美零售市场规模差距不降反升。具体来说，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人民币，但受中美贸易摩擦下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当年中国社零全年增长虽然达到8%，但换算成美元只增长2.4%，不及美国3.5%的增速，以美元计价的中美零售市场规模差距从2018年的2914亿美元增至3069亿美元。 2020年，受新冠疫情黑天鹅事件影响，中美消费增速均受到显著冲击。截止前10个月，中国社零总额同比下降5.8%，同期美国零售为零增长，以美元计价的两国零售市场规模差距增至5772亿美元。当然，伴随着国内消费市场回暖，中国零售反弹明显，10月以来，单月中国零售规模增长已超过美国，但考虑到前三季度消费疲软，2020年中国零售市场规模仍不及美国。 那么，疫情影响之下，为何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的美国消费市场恢复更快？中美消费走势将会如何？展望2021，中国消费市场能否扭转局面，跃升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国？ 中美疫后消费差异化复苏的原因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美居民消费出现显著下滑。例如，在疫情最严重的阶段，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20.5%，创有记录以来的新低；在美国疫情大暴发的4月，美国零售增速下滑亦达到-19.5%。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所区别，居民消费复苏路径存在差异。 具体来看，财政上，美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包括向居民发放一次性补助，额外增加每周600美元的失业补助，以及扩大税收抵扣范围，结果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月的1.4万亿美元大幅升至4月的1.6万亿美元。大规模转移支付保护了居民“损益表”，支持美国居民消费。 相对而言，中国积极财政则更多从企业端发力，如对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提供专项贷款财政贴息、发放定向补助等。5月“两会”宣布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提高新增专项债额度，将预算赤字率提升至3.6%以上，新增资金主要用于地方政府“两新一重”和抗疫相关支出。在此背景下，复工复产先行，随着二季度以来国内经济反弹，工业生产迅速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而得益于企业经营活动修复，就业基本面稳定，收入预期好转，8月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转正，10月扩张至4.3%，已有明显提速迹象。 而在货币政策方面，为应对疫情冲击，美国采取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包括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150BP并以此带动长端利率下行，无限量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以释放基础货币等。在此背景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迅速下行，美国房市量价齐升，三季度新屋和成屋销售同比分别增长39.4%和13.3%，美国标准普尔/CS美国房价指数创下新高。利率大幅下行降低了住房和耐用品的信贷成本，9月美国耐用品消费同比增长14.8%，是美国零售提振的主要贡献，其中机动车辆及其零部件、家具和家用设备、娱乐商品和车辆等是主要支持，而美国石油相关商品、各类服务消费仍然低迷。 与之对比，疫后中国货币政策则以托底经济为主，为避免资金空转与抑制房地产泡沫，并没有大规模放松。2月以来，代表中短期的关键利率，如7天逆回购利率、1年期MLF利率均仅下降30BP，降幅有限。而随着疫情控制取得成效，5月以来中国货币政策有边际收紧迹象，带动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与此同时，中国严格执行“房住不炒”政策，房贷利率下降有限、央行严控房地产企业杠杆，房地产市场基本稳定。从社零分项来看，10月家具、家电、装潢材料消费增速分别为1.7%、2.3%和4.2%，房地产相关消费整体低迷。 中国零售何时能够反超美国？ 展望后市，消费对两国经济复苏可持续性甚为关键。从美国来看，消费强劲态势能否持续还需要受到如下因素左右：一是美国疫情控制情况。10月以来，美国遭遇第三波疫情，日新增确诊平均达到春季第一波疫情高峰时的2.5倍。进入12月份后，美国仅仅5天就新增了超过100万确诊病例。疫情居高不下，或将压抑高线下接触、低附加值服务业的复苏，对线上化程度较高行业冲击较小；二是财政刺激的边际效用递减。下半年来，美国个人收入中来自于政府失业保险的收入逐月回落，10月回落至255亿美元，是6月救助最高峰时期的五分之一。在疫情未得到明显控制下，财政力度也将直接影响未来消费。 相比之下，近来国内消费加速复苏，这得益于疫后企业生产与经济活动恢复、就业与收入预期稳定的背景下出现的消费内驱动力增强，或为未来更加稳健的复苏蓄势。例如，三季度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反弹至6.9%，环比回升2.4个百分点。城镇调查失业率10月降至5.3%，已接近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消费信心指数中的消费意愿分项出现大幅反弹。 此外，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零售国的期待，或将在2021年实现。根据估算，2021年以美元衡量的中国零售规模如要追上美国，需要比美国多增6.8个百分点左右。这一增速看似艰巨，其实不难达到。一方面，受强韧性恢复和2020年低基数因素的影响，2021年以人民币计价的社零总额有望拉开美国3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近期当前人民币保持强势，2020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为6.87，明年平均汇率有望维持在6.5乃至更高水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在5.7%左右。综上，笔者预期，在消费回暖与汇率因素共同影响下，2021年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有望正式超过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国。 沈建光为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张明明为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徐天辰为京东数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汪导国为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员
四川省政府网站近日发布一批干部任免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 付强为四川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张光华为四川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杨正林为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院长（试用期一年）； 李秋实为西华大学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杨俊辉为四川开放大学校长（试用期一年）； 陈历章为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免去： 张颖的四川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职务； 邓绍平的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院长职务； 尹析明的四川开放大学校长职务； 余孝其的西华大学副校长职务。 刘任远的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职务因机构撤销自然免除。 特此通知。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11日
据“西藏交通”微信公众号消息，12月11日，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召开干部任职大会。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汪海洲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管云平出席会议并宣布区党委决定：达娃欧珠同志任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副厅长。
编者按：自2010年1月16日上任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以来，李小加推动了港交所及香港资本市场的数次重大改革，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同时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赞誉。2020年12月9日，在李小加卸任前夕，证券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伟与李小加进行了连线专访，李小加畅谈了这十一年来的思考与体会。 在任十一年 改革取得四大突破 何伟：自2010年执掌港交所至今，你被外界称为港交所的“灵魂人物”。能否谈谈自上任以来你对港交所的功能定位思考，以及港交所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变化？今天能否给我们回放一下。 李小加：自上任以来已有11年时间，对港交所的功能定位肯定是愈到后面才愈聚焦和清晰，但是从第一天起大的方向我心里应该还是比较明白的。 回过头来看，我们这11年，有4个战略规划，基本每3年一次，这个过程中的主要思路一直没有变，核心是围绕四个大主题。 第一就是要“连水”。我一直认为国际市场和内地市场、人民币和美元及其他货币这些市场，没有理由老是这么割裂开来。所以，连水一直是从头到尾的一个主题。 第二是“换鱼”。就是说你在水里边的鱼还是要更新换代，不能一直是原有的这样一些老的银行、房地产这些股票，这些东西必须变，否则的话你市场没有任何新的生命力。 第三就是要“跨界”。我们以前就搞这个股票，但光靠股票肯定是走不了天下的，你不走商品、不走货币，那是走不了天下的，所以要跨界。另外，跨界还有就是跨地理界限，光在香港也走不出什么名堂，一定要国际化、要出去。 第四个就是说“改制”，让你的整个的运营系统现代化。 基本上就是这四个大主题。那么回过头来看，这四个大主题应该都有比较好的进展。我以前用三个突破来总结，现在可以说是四个突破，但是突破的力度和对原有的东西的冲击可能不太一样。 首先，水的连接的突破，就是互联互通的突破，这就比较清晰了。先是从沪港通，到后来的深港通，再到债券通。 第二，换鱼的突破，就是整个市场内在内容的更新换代的突破。以前的上市公司主要来自一些老的经济，上市改革让新经济企业能够在香港市场扎根，然后开花，最后还能够有巨大的丰收。今天，这个突破已经基本完成了。 第三，跨界的突破，实现了一部分，就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收购。那是一个从股票向商品的跨界突破，也是一个从香港向欧洲国际市场的跨界突破。 第三个突破，我自己来看的话，是一个单兵种的突破，还没有一个全方位的突破。全方位的突破曾经在2019年试了一下，就是伦敦交易所集团的收购。这个收购（没能实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不在。考虑到现在的疫情等等各个方面，那么我觉得当时是及时抽身，今天回过头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正确的。我的后任一定不会在此止步，我也希望继续突破。我在边上给他们继续做拉拉队。 然后，第四个，对我们交易体系的突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边际上的突破，核心的突破还没有完全完成。在第四个突破里面，大概有三个小的改变。第一交易时间改了，第二交易系统改了，第三清算结算的系统，也就是新股结算周期从T+5向T+1的改革，我非常高兴在我走之前这个改革就推出去了。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四个大方向的改革，前两项全面突破，第三项部分突破，第四项部分突破或者说是像农村包围城市的突破。 第四项是先从边上做起，最后向交易清算结算的核心慢慢前进。核心我还没有碰，交易体系碰了，交易时间碰了，清算的制度碰了。但清算的核心逻辑将来还要进一步的改革，还要继续。 何伟：你围绕着连水、换鱼、跨界、改制展开的变革，让人感觉这是一个系统工程。11年说起来是挺长的，但是真要把这些事情做完，我觉得时间还是很紧的，因为这是一个大事情。今天看，有没有什么遗憾？ 李小加：没有什么遗憾。所有的事情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可能是不可及的，没有人说可以做、应该做，还有很多人反对。所以，那时候知道做不成的概率是远远大于做成的概率。但是你一定就不认这个理，就一定要试试，事成了就非常高兴，事不成也不遗憾。 何伟：能否分享一下，这几项改革有没有遇到一些曲折？ 李小加：每一项改革都跟拔牙一样，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要么就是要在监管体系上有突破，要么就是要在既得利益上有重新调整，肯定有人喜欢有人恨；要么就是在整个市场的逻辑上，要改变过去一些共同的习惯，重新塑造一种新的方式让大家来接受；要么可能就是把整个市场的经济逻辑有所打破。那么，每一个改革几乎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会碰到曲折，程度不一样而已。 但是你把方向认清以后，会发现也只有交易所这样的位置，能够以最好的方式来优化、解决这一系列矛盾。因为所有的矛盾都不是线性的矛盾，而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矛盾，这个矛盾的交汇点刚好就是交易所，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份工作。 交易所的一个很重要角色就是，它要做冲突管理的工作，而我很喜欢冲突管理。把很多看上去似乎理不顺的一些乱麻和利益纠葛，找到一个办法能够最终解决。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共赢的，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能够找到，英文叫做path of less resistance，一条受阻力最小的路径。 两地融合 还有更大的空间 何伟：今年是内地资本市场大发展的一年，特别是注册制改革的全面实施。你在任内也推了沪港通、深港通，加强了香港市场跟内地的A股市场之间的互动性，你觉得下一步双方推进融合是不是还有更大的空间？ 李小加：对，我觉得推进是必然的。在这个融合中间，涉及到市场的参与者、运营者、监管者三个维度。 从市场参与者和运营者的视角出发，有的人可能希望越多越快越深入的融合，因为这样机会就会更多。而作为市场监管者来说，会不断考虑融合之中可能的风险，中间会不会有市场系统性的问题。因此，他不一定愿意盲目地加快融合，可能还是希望慢慢来、一步一步搞清楚。 从这几个角度来讲，大方向肯定是继续融合，但是由于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融合的速度会有一定的节奏，不会是随意加速。 从大方向来说，相当于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水的体系，在整个地球引力下，他们一定会最终融合。江河的淡水流向了大海，最后实际上大海的水蒸气到天上变成雨水，还会再下到陆地上，流回大海，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觉得融合是会继续往前走。现阶段，我们已经把融合的一些大的步骤和框架确立了，之后就是慢慢的一点点往前走。 以互联互通为例，现在基本上都是现货通，接下来的期货通、衍生产品通这个方向一定是要走的。只是说要考虑走多快、先从哪里入手，这些方面如何的管控，等等。 现在债券通也只有北向通，那一定很快也会有南向通，所以说通不会停下来的，只是通的速度、幅度、深度，可能会一点一点的来实现。 另外，目前的现货通，无论是债券通还是股票通，基本都是二级通，二级通一定最终有一天要向一级通慢慢的过渡和转换。这些速度、进度都有可能慢慢的来发展。 何伟：现在港交所和沪深交易所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你的推动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客观上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竞争的态势也越来越浓了，他们之间如何定位，你是怎么看的？ 李小加：如果从表面看的话，几乎永远都会觉得是在竞争，因为大家做的事情看似都是一样的，上市、交易、上新产品、拓展客户，等等。我们很想把内地的生意做大，他们肯定也想把国际的生意做大。 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香港有这么个市场要在外面做一些内地市场已经在做的事情。实际上，现在就是两大金融体系，一个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一个是世界的金融体系。 这两大金融体系以前是不搭边的，后来由于经济体系之间已经是互联互通，互相依赖，这就使得两个金融体系不可能长期处在这两个不相交的圆。后来大一点变成中间有资本项下管控，两个圆有交汇的地方了，将来这两个圆一定是会越来越靠拢，但完全重叠也不可能。因为完全重叠的话，那就是要么全部世界市场都说中文了，要么我们中国人全部都去直接说英文了。所以，这两个市场到最后一定会达到相对稳定的既有深度重叠又有深度分别的状态。 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世界这么大的市场，一定要互相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实现连接与转换功能，因此香港必须永远要在这儿。 为什么企业要实现两地上市？因为两边的投资者是不一样的，有的投资者愿意到内地去，有的内地投资者愿意到香港来，但是一定还有很多国际投资者是不愿意来内地，但是愿意来香港的，也一定有很多的内地投资者不愿意来香港或者是来不了香港。那就意味着，两边永远有两个不同的池子。 同样的事情两边都会不断的做，表面上看会有竞争，但这个竞争最后并不是说一个压倒另外一个，一定有各自独立的逻辑和空间。 何伟：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内地市场的国际化也好，还是将来的一体化也好，港交所的地位或者它的独特功能，是深交所和上交所没法替代的。 李小加：对，就是说也不一定非得要替代，因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我们永远是自己有各自干事情的逻辑。 何伟：深交所跟港交所其实很近，就隔了一条深圳河，又都在粤港澳大湾区里面，那么下一步深交所跟港交所之间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合作，一起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李小加：我们和深交所之间可能从感情上、从距离上、从文化上更相近，所以说合作的基础其实是巨大的，从这点来看是非常有信心。 何伟：今年内地资本市场发展很快，但是仍有很多地方不完善、不成熟。你作为旁观者看内地的资本市场，觉得下一步应该在哪些方面改进？ 李小加：我觉得我们在外边市场运作的人，非常难给内地市场的建设提所谓的建议，因为两个市场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基础逻辑。 国际市场是一个从下至上发展出来的市场，因此它有一个长期的自发和自动性。那么顶层的监管，是在底层逐渐的发展出来以后，一步一步的自然产生，或者一步一步给逼出来的。 国际市场一开始富人参与，从小山坡慢慢的开始往上走，在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交易所这些东西建起来，以后又慢慢的朝下往大众走，然后慢慢的出来一个个的券商等机构，再一点一点的把散户像蜂窝式的组织出来的一种金字塔型的市场。 内地市场只有短短30年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顶层设计，但是又是底层全面参与的这样一个市场。换句话说，内地市场的建设一上来就是从山顶上开始的，在组织市场时又是全体人民直接在平原上以一个个散户的身份共同参与，所以这个市场充满了挑战。 把内地市场做出来的顶层设计者其实是太难了，由于散户已经进场了，这个是对内地资本市场的巨大考验。所有的政策、监管迅速抵达民众，中间没有很大的伸缩性和缓冲地带，这样的话，监管面对的经常是非常的困难和挑战，所以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佩。 卸任不离场 拿个棒子接着跑 何伟：你干了11年，马上就要卸任了，是不是到了It's time to say goodbye。回想这11年，会有很多感受，有没有做一个小结？ 李小加：我倒没有这种心境，不知道为什么，如果说我彻底退休了，回家抱孙子了，我可能会有你说的这种say goodbye的冲动。我自认为还是个中青年，可能是换个赛道在那边再拿个棒子接着跑，只是说干什么现在还不知道而已，所以觉得自己好像还在运动场上。 何伟：即将离任之时，我想，你是有些话希望跟港交所的员工分享的。 李小加：我和我们港交所的2000位员工，特别是在香港的1000多位员工，这11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因为疫情的原因，最后走的时候都不能好好的见个面，这个很遗憾。本来我们每年有一个圣诞晚会，我的一个愿望就是卸任那天，在最后晚会时跟所有到场员工要握一个手，这个可能不太容易实现了。很希望有个机会跟大家说，谢谢大家。 何伟：我看你的履历，人生跨度很大，最早在中国日报工作过，后来到了美国读书，之后到了华尔街，又到了港交所。这一圈转下来，特别想听听你有什么感悟？ 李小加：感悟是很清晰的，咱们这个年代的人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在书里都看不到的事。尤其像你们一直做新闻媒体的人，我最羡慕你们，每天都在思考，每天都在观察，把你们的想法拿出来以后来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可能走在这世界，经常是很虚幻的感觉，天天是事务性的繁琐。 何伟：如果让你重新选择职业的话，你选择在媒体干，还是愿意在资本、金融领域干？ 李小加：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老天爷给的，所以说基本不是选择的，那我们的职责就是该你干的事就干好。 （作者系证券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用这句诗来形容15年前我国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一点也不为过。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这一资本市场改革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让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历史性变革，也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成立运行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措施。 彼时股权分置、股票不完全流通逐渐成为制约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股权分置改革势在必行。股权分置改革不仅解决了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性痼疾，促使A股进入全流通时代，而且使得同股不同权问题迎刃而解，为后续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铺平道路。 时至今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证监会原主席尚福林回忆起这段改革历程仍感慨万千。作为这场改革的操刀者和亲历者，尚福林认为，股权分置改革确实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历程中的一次复杂战役，改革过程中的理念摩擦、观点碰撞以及各种复杂问题的处理是此前不曾经历的。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涉及各方面复杂的利益关系，尤其在当时没有先例可循。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所蕴含的内在规律和经验，与推动其他重大领域改革是相通的。 尚福林认为，当前，资本市场已经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逐渐步入改革的深水区。在新的环境下，一些老问题将逐步得到化解，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在关键制度创新、补齐制度短板方面，更加需要依靠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更加需要资本市场按照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增加有效资本供给，支持创新驱动发展，以更好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 突破瓶颈 资本市场利益关系重大调整 中国证券报：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作为亲历者、改革者，可否谈谈为什么一定要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尚福林：股权分置是指A股上市公司的全部股份由于政策限制被区分为流通股份和非流通股份两类流通权力不同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暂不上市流通。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讨论这个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我国股票市场建立之初，基于当时特殊的客观实际环境，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实行了暂不流通的制度安排。这一安排是顺应当时社会和市场环境的制度安排，促进了我国股市的产生和早期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市场条件发生了深刻改变，股权分置、股票不完全流通逐渐成为了制约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一是影响股市功能的正常发挥。国有股、法人股没有流通就没有市场价格，当时的股票价格缺少真正的市场定价机制，从制度上阻碍了资本市场发展和功能发挥。 二是影响上市公司质量。由于两类股东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国有股、法人股存在利用大股东地位谋求特殊利益的道德风险。 三是影响投资者信心。国有股减持问题和流通后的市场预期对市场运行形成了很大压力，成为当时市场普遍关心的最大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信心和市场稳定。1999年和2001年，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曾两度进行了国有股减持的尝试，事实上已打破了非流通股暂不上市流通的预期。随后，因为股价不断下跌，国有股减持几近搁浅，甚至在国务院终止国有股减持之后，股市还在惯性下跌。 中国证券报：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困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大制度问题，在政策的落地、实施过程中遇到哪些瓶颈？试点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尚福林：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涉及各方面复杂的利益关系，特别在当时没有先例可循。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处理几个重大关系：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如何将非流通股转化为可流通股。既要把握好改革的方向，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发挥市场智慧。比如，当时市场提出的大部分思路是补偿，但由于上市公司的业绩及其投资人不同阶段的收益情况千差万别，很难采取“整齐划一”的模式，最终还是要靠市场主体的智慧。 二是改革推进与市场稳定的关系。从远景目标看，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完善市场机制，稳定市场预期，恢复市场信心，创造股市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股权分置改革势在必行。从现实条件看，改革具有不确定性，当时的市场状况经不起再出现大波动。妥善处理好改革推进与市场稳定的关系，是改革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市场能否迈入健康发展轨道的基础性问题。 三是国有股流通溢价与改革即期成本的关系。从长远看，获得流通权的国有股将产生流通溢价，可以实现以市值计价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对我国股市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从即期看，以国有股份支付改革对价是否涉及国有资产流失，不仅是改革推进中重大的理论争议焦点，也是影响国有控股股东和地方国资管理部门支持股权分置改革的重大现实问题。 四是股权分置改革与后续资本市场综合改革的衔接关系。股权分置改革是落实国务院若干意见诸多改革措施的一环，改革推进的顺序以及各项改革的衔接配套关系如何处理，关系到资本市场综合改革的整体效应。 形成合力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中国证券报：股权分置改革的处理经验对当前资本市场改革有哪些借鉴意义？ 尚福林：股权分置改革确实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历程中的一次复杂战役，改革过程中的理念摩擦、观点碰撞以及各种复杂问题的处理是以前不曾经历的。回顾这段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经历，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其中所蕴含的一些内在规律和经验，与推动其他重大领域改革是相通的。 一是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出的正确决策；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决心和积极推动很难得到解决；没有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高度统一认识，很难形成有关各方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及推动改革的力量。 二是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而涉及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都是极其复杂的。改革中我们正确把握政府职能定位，管理好改革的程序规范、信息公开和监管到位，充分发挥市场主体面对千差万别情况形成改革方案的智慧，创造性地产生了众多对价模式，形成了统一组织、分散决策的改革推进方式。 三是要高度重视市场预期的稳定。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前提是预期稳定，改革顺利推进同样需要预期稳定。只有把稳定预期放在重要位置，市场才有信心，机构才好布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阶段，各方认识存在分歧，市场对定价中枢预期不明。“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表态以及大市值公司重点推进的安排，及时稳定了市场预期，是改革快速推进和市场触底回稳的重要基础。 四是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股权分置改革的过程本身是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一次大实践，也是一次广泛的产权制度教育和大规模的民主法制实践。从最开始提出思路时，将股权分置改革纳入合同法规范的范畴，到后来的分类表决制度设计，整个改革全过程都较好地坚持了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 五是要形成各方面积极配合的强大合力。时任国务院领导同志明确强调，股权分置改革不是证监会一家的事，各方面要协同配合。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有关方面协同作战，各地政府也都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协同推进。这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优化配置 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 中国证券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总体要求、主要目标。请问，这对资本市场下一步改革有哪些重要意义？ 尚福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彰显了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反映了新形势、新阶段、新格局，特别是在当前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以及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为资本市场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指明了改革方向。 资本市场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看，资本市场的产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产物，得益于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同时随着资本市场功能逐步健全，也推动了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战略任务，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始终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是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我国现有的融资格局而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仍具有广阔空间，有利于改善当前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 二是有助于促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竞争力。资本市场拓宽了外部融资渠道，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市场化的平台，促进了价格发展和价值重估。与此同时，企业上市也增加自身透明度，接受公众监督，有利于改进公司质量，倒逼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加快企业制度变革。 三是有助于释放财富效应，满足社会投资需求。资本市场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渠道。30年来，国内股票市场累计分红10万亿元，丰富了居民理财方式，也提高了居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参与度。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资本市场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作用也将愈发显现，能够为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提供资产保值增值渠道，助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发展。 四是有助于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吸引国际资本的主要途径，能够帮助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 特别要看到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这正是资本市场的优势所在。资本市场由于其风险补偿方式、风险承受能力与传统银行不同，在长期投资和高新技术、关键领域创新活动中具有天然优势。应当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中的枢纽作用，加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并购投资基金等私募股权投资，壮大创新资本总量，激发风险资本活性，打通金融资源与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更好地服务符合国家战略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有序推进 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中国证券报：您提到过中国资本市场是“发展中的市场”，改革任务依然艰巨，能否请您详细说说？ 尚福林：过去我曾说过，要充分认识我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征。我国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短，在发展起点上面临着与成熟市场迥然不同的初始条件和外部环境，虽然经过30年改革发展，发生很多转折性的变化，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市场基础建设，健全市场机制。当前，资本市场已经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逐渐步入改革的深水区。在新的环境下，一些老问题将逐步得到化解，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一方面，注册制改革、常态化退市、投资者保护等制度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逐步落地。越往后，越会触及重大利益调整，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任务就越艰巨。在关键制度创新、补齐制度短板方面，更加需要依靠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另一方面，国内外发展环境经历深刻变化，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时期，增长动力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资本市场容量和结构提出的全新需求。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变革动荡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更加需要资本市场按照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增加有效资本供给，支持创新驱动发展，以更好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 中国证券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到要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您认为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在国际舞台上和成熟市场同台竞技，该如何扬长避短？ 尚福林：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从优势看，中国是拉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也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一是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提升。在世界经济衰退，全球央行普遍采取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指数走弱。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在此次疫情中率先复苏，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持续增加。 二是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和投资潜力。我国人口基数庞大，高净值客户群体绝对数量多，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乡村市场蕴藏较大潜力，投资需求不断扩容升级，多元化的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还是高储蓄率国家，转化为有效投资的潜力巨大。 三是市场主体创新前景广阔。随着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在一些关键技术上有望实现重大突破。通过深化创业板、科创板改革，创新市场将更加壮大，不但会催生新的发展动能，更会为资本市场带来更多优质投资标的。 四是政策环境持续改善。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并且是顺应全球化潮流的自主开放，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将拥有更加稳定的政策环境，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也将不断提高。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正如前面所讲，不足短板也很明显。要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坚定地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通过开放增强市场吸引力，引入更多合格中长期资金，增加有效资本供给。继续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让人民币资产成为国际市场上更加重要的投资标的，支持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更加便捷使用。同时，考虑到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传导扩散将更加复杂，破坏力更大，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和监管水平也需要持续改进提升，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山东省政府网站近日发布一批干部任免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孙浩然为山东省档案局局长。 免去： 刘灿河的山东省档案局局长职务。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11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刘兴磊为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列李光杰之后）； 金刚芹为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列黄润生之后）。 免去： 刘兴磊的山东省信访局副局长职务。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9日
王彦杰12月12日，“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的盛宴现场，来自地产物业家居三大行业百位大佬举行13场见地直播。在掘金存量专场，惠达卫浴殷慷、德尔未来姚红鹏、喜临门杨刚、梦百合倪张根展开对话。专题》》 喜临门家具总裁杨刚认为，后疫情时代，大家对家居的理解、追求，又到了一个新的高位。疫情让大家体会到在家待的时间是最宝贵的。 疫情会改变大家对于消费品的消费习惯，整个经济的增速仍然是保持比较好的。他表示，更看好明年的经济发展，今年叠加的一些未消费的也会延续到第二年。产品的发展会加剧，渠道资源的争夺业更加激烈。前面几个头部品牌会更加剧烈，包括很多的新锐在进来，所以渠道的抢夺也会越来越明显。 关于存量市场，他认为，存量市场里面悟是关键词，“悟”产品的变化。需求端在发生变化，供应端就要发生变化，大企业不仅要能打还要灵活。存量竞争市场无论是需求端还是企业端的这个综合考验都是比较大的。 针对当下环境，杨刚表示，以不变应万变，储备创新。“继续围绕消费者的睡眠，产品领先，组织创新，然后在具体的流程方面实现数字化。”则是未来喜临门家具的目标。 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每年12月12日举行，涵盖地产物业家居三大行业数千位经理人，旨在发现行业榜样，挖掘行业人才库。前三届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移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并新增“乐居红人节”和乐居liveshow等活动。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已成为地产物业家居三大行业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行业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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