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晚间，国美零售将携手央视网走进北京国美门店，开启“人人都爱中国造”直播专场。 据了解，本场直播将由央视主持人尼格买提搭档浙江卫视主持人伊一，与中国一线家电品牌BOSS，为“国货之光”带货，拉动家电产业国潮消费。据了解，本次直播将在7日晚8点开始，预计持续3小时，用户可通过央视网、国美美店微信小程序、拼多多、京东、抖音等平台实时在线观看。 国美零售总裁王俊洲表示，三十多年来，伴随中国经济、中国制造崛起，中国文化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本次联合央视网为家电制造“代言”，希望借力直播经济热点，发挥渠道商担当精神和内容直播优势，与合作伙伴通力打造一场中国家电名优品牌带货直播，以此推动中国制造重塑品牌新内涵，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2014年开始，随着国家相关部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重要论断，加快品牌升级，早日建成品牌强国成为制造企业与零售企业共同的追求。 王俊洲表示，对于家电产业来说，从三十多年前的外资垄断到国货“翻身”，从中国制造到中国骄傲，背后是中国经济与产业升级擎起的品牌自信。他还认为一个品牌弱国，不可能是经济强国，不仅要提升中国生产制造能力，更要掌握产品设计、研发等环节的主动权，而这一切都将由供给侧改革来完善。 如今，制造业与零售业的深度绑定，正在从供给端加速中国企业品牌力的提升。“依托数字技术，让以需定产、柔性生产成为可能，在加快产品流通效率，满足用户的同时，以扩大内需战略为核心，推动中国制造、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王俊洲说道。 而在当下直播带货等新型消费大有作为之时，“中国造+直播”也迎来一场新的爆发。此前，国美与央视新闻直播联手“五一”直播带货，3小时销售额超5亿，其中，海尔滚筒洗衣机、格力空调、海信激光电视、华为P40手机等“国货之光”领衔高增长。（记者/贾丽）（编辑 张明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6月6日综合报道 据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官方网站消息，5月28日上午，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正局级）王建中宣布了市委、市政府关于薛刚同志任职的决定，薛刚同志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石家庄6月6日综合报道 据河北省纪委网站消息，定州市委原常委、市纪委原书记、市监委原主任李新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进入6月份，各家电商平台的618年中购物节大幕都已拉开。6月2日，京东旗下社交电商平台京喜推出“工厂直供日”，当天平台上经过京喜验厂的直供工厂货占比超过70%，不仅给新兴市场消费者带来众多质优价低的源头好货，也带动了国内百个产业带迎来订单潮。数据显示，6月2日京喜上有超过6000家中小型制造企业，成交单量环比增长超过50%；京喜核心产业带的成交单量，平均增幅达到150%。其中，义乌日用小商品产业带增幅明显，环比提升两倍，带动小商品整体品类增幅超过100%。 6月1日儿童节也是“京喜日”，京喜创出新“三高”：京喜整体成交单量创新高，对比活动前增长180%，销售商品件数超6000万件；京喜APP订单量环比增长530%，创新高；京喜新用户环比提升110%，创今年京喜新用户单日最高值，近7成京喜新用户来自3-6线城市。 什么城市用户最能买？3-6线城市用户购买力和一二线城市看齐 大众普遍认为，一二线城市用户的购买力更强，因为这些城市用户的收入更高，钱包更鼓。本次6.1京喜日，北京、广东、江苏三个经济强省市用户夺得最能买买买的前三甲，确实实力雄厚。 不过，具体到城市而言，3-6线城市的用户购买力和一二线城市相比毫不逊色，6.1京喜日3-6线城市用户购买了近60%的商品量，小城小镇青年们买东西毫不手软。 新兴市场卖什么更畅销？京喜畅销榜供你参考 对于用户来说，在京喜享受的是以出厂价买源头好货的体验。本次6.1京喜日，抽纸、T恤、浴室用品成为更受欢迎品类三甲。其中，仅抽纸便售出230万包，儿童袜子售出7.5万双，面膜售出近20万片，牙膏售出近8吨。 6.2工厂直供日，京喜利用京东大数据，独家定制的近百款新兴市场C2M货品首次全面上线，更符合用户的需求和偏好。货品定制优化后，销量比定制前平均增幅达18倍。其中，68大颗粒IP联名款积木轨道比定制前提升40倍，有盖垃圾桶比定制前提升超过4倍。 如果你也动了心思，想开个小店，不妨试试这些品类。如果你不知道从哪进货，没关系，直接在京喜采购就行，源头直供，优质低价。 iPhone也能线上造？社交玩法单日参与人次超1.7亿 作为社交电商，京喜为用户呈现了诸多新奇玩法，将社交购物属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6.1京喜日当天，社交玩法单日访问次数突破1.7亿。其中，“京喜工厂”上线竞速造iPhonese活动，单日吸引超百万用户参与造物，打造全民造手机热潮，用户访问量突破4000万。 6.2工厂直供日当天，用户继续上“京喜工厂”造好物，带来相关品类的订单量环比5月份日均增长7.5倍。例如，馨语纸品店铺单量环比提升15倍，常茂文具店铺单量环比提升8.5倍。 带货必须有名人？差异化溯源直播更实在 除了抢购和好玩，当然还需要好看。5.31京喜直播日当天，商家开播场次数千场；6.2工厂直供日当天，上线600场工厂直播。京喜直播独特的源头场景化直播，通过探园、探厂、探店的形式，聚焦产业带工厂源头、产源带田间地头的好货，打通从产到销的最短链路。 直播x社交模式赋能商家、赋能主播沉淀并拓展私域流量，刺激粉丝购买。5.31直播日当天，通过主播团玩法，主播成功打造万人团，累计参团人数达1.4万+。打造单品芒果爆款，10秒达成百人团、5分钟达成千人团，累计销售近30000斤。直播红包社交裂变玩法，为商家引入粉丝环比增长近4倍，红包裂变为直播间引流增长3倍，助力主播私域粉丝增长1000万。 6月份只开了个头，如火如荼的京喜618还在继续，会有更多新兴市场用户通过京喜享受到省钱、省心、好玩又好看的购物体验。（CIS）
意见领袖丨邵宇陈达飞（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资本市场贯穿于企业和产业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于中国实现动能转换、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过去20年，中国新经济从萌芽到发展壮大更多地是依赖于海外（包括美国和香港）的资本和资本市场，一者在于任何国家资本的积累都需要经历工业化的过程，二者在于国内资本市场制度仍然是为工业化服务的，制度更新落后于产业发展。时过境迁，一方面，40年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转变不仅使美股中概股面临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还增加了国内企业赴美上市的难度。“瑞幸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美股“中概股”遭遇集体信任危机，在中美竞争难有转机的背景下，美股中概股或迎来退市潮。香港是首选目的地，国内资本市场改革面临“背水一战”。 美股中国公司面临 更严格的信息和独立性审查 4月2日，瑞幸咖啡首席财务官自爆财务造假一事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19日，瑞幸发公告称收到纳斯达克退市通知。瑞幸创造了最快上市纪录，也创造了最快退市纪录。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此单一事件或可能被无限放大。美股中概股集体遭受信任危机，负连带责任。 5月2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中国公司监督法案》（Chinese Company Oversight Bill），旨在加强对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进行审查，包括财务审查和独立性审查。若该法案得以立法，中概股公司将有法律义务向美国证监会（SEC）或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披露信息，如果三年内不符合要求，公司将被禁止：（1）在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交易；（2）通过SEC监管的其它交易方式交易，包括俗称的“场外交易”。这一法案或加速美股中概股私有化或“转板”进程。 “瑞幸事件”只是导火索。早在2018年12月，SEC和PCAOB就已联合向投资者发出警告，称美国监管机构在试图对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上市公司进行监管时面临挑战。《中国公司监督法案》的起草者之一、美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透露，该法案早在2019年3月便已有草案。2019年6月4日，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在华尔街日报（WSJ）上发文称，已引入一项新的法案——“公平法案”（Equitable Act），意在改变美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双重体系”，确保所有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都遵守同样的标准和规定，其内容与《中国公司监督法案》一致（可参考我们2019年7月发表在FT中文网的文章《中美金融博弈：中概股或成“不速之客”》）。 名义上，该项法案是要求中国公司与其它在美上市的公司遵守共同规则，但中国公司还可能遭遇“特殊待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在2019年年报中向国会提议，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发行证券，如果：PCAOB不能及时查阅与公司在中国经营有关的审计工作文件；公司披露程序与美国和欧洲交易所的最佳做法不一致；公司采用可变利益实体（VIE）结构；公司不遵守《公平披露条例》，该条例要求同时向所有投资者公布重要信息。 对于中国公司，USCC建议公布的信息包括： 1）中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包括：直接补贴、赠款、贷款、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贷款担保、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政策等形式的政府支持； 2）提供这种支持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出口业绩；从特定的当地生产商采购要求；采购当地知识产权；指派中国共产党或政府人员担任公司职务。 3）在公司内设立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包括：设立公司党委，该党委在公司内的地位，该委员会由哪些公司人员组成，以及这些人员发挥什么作用；目前在中国公司、美国子公司或合资企业的职员和董事中，目前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官员和/或中国政府官员（中央和地方），包括职位和地点。 吸引美国政府注意力的并非只限于股票市场，还有包括风险投资（VC）在内的私募（PE）股权投资，因为这可能导致技术所有权的转移。在美国《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MMA）新增的4种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受管辖交易”中，关键技术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范畴。在《301报告》（更新）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专门考察了“至少有一名中国投资者参与的美国风险投资交易的价值”（图1）和“至少有一名中国投资者参与的美国风投交易数量”（图2）。 美国所担心的，就是中国要集中全力发展的。资本和科技创新构建了美国霸权地位的护城河，也必将成为中美竞争的长期关键词。 资本与技术是中美竞争的长期关键词 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信念支配下，任何威胁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实体都可能受到美国当局特殊对待。无论是在经济总量和，还是具体产业上，中国已经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尤其是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产业。但是，它们的发展过于依赖海外资本或资本市场，以及国内的市场或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和保护。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蔚然成风。截至目前，以存托凭证或普通股的形式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共248家，总市值1.6万亿美元（11.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国内A股总市值的三分之一。除腾讯外，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网易、拼多多等有代表性的新经济公司均在美国上市。究其原因，除了国内资本市场的门槛太高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IPO之前，大多数公司都接受了来自美国、日本等海外VC的投资。在中国资本账户仍受管制的背景下，选择在美国上市是早期投资退出的最优方式。当然，这还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有关，美元融资有助于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除资本的因素以外，国内的市场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与保护对于中国新经济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为此，特朗普政府官方文件多次批评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领域等的“不公平竞争”行为。 中概股信任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首次公开募股（IPO）是企业成长，及与资本市场打交道的中间环节，在此之前的天使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前后都有可能的兼并/重组/定向增发等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它们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美国监管政策趋严加大了中国公司赴美IPO的不确定性，也将打压已上市中概股估值倍数。对于新经济公司来说，这无疑是极端不利的。因为，没有二级市场的退出方式和高估值的吸引力，吸引早期投资的难度也将增加。没有早期资本的加持，企业的市场边界会显著收缩，这对于盈利的规模门槛越来越高的互联网信息产业可谓致命打击。没有市场资本的加持，从基础科学到创新，再到创新的扩散和产业链的形成，都难以实现（图3）。 美国长期引领科技创新的关键词是技术与金融资本。正如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所说的：“如果技术是美国经济的新引擎，那么金融就是燃料”。简而言之，美国长期引领科技创新的关键词是：科研院所的基础科学研究；硅谷的创新精神、产研融合体系和风险资本；华尔街的顶级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和美国政府的创新产业政策。要想掀起产业革命，各要素缺一不可。 当下，以5G、区块链、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量子计算等基础创新都处于市场形成或发展的关键节点。在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谁能掌握更多的基础性创新，就最有可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五次技术革命的经验总结。美国无疑已将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故开启了从技术到资本的全面封锁行动。无论是资本还是技术，中国都需转向独立自主。 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是“背水一战” 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抑制的制度安排为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是中国能够在40年的时间里创造奇迹的一个重要解释。但矛盾已经变化，资本短缺已转变为产能过剩，需求扩张面临效率下降和外部掣肘双重约束，旧有的追求高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融资模式。研究显示，激励创新的契约有如下特征：短期内允许试错，容忍失败，同时在长期内又给予成功高额的回报。这显然是银行间接融资无法满足的。在外部面临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封锁，内部又面临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国内资本市场改革面临“背水一战”。 资本市场改革在科技创业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基于对中美关系在较长时期内难有转变的判断，以及资本市场对于产业革命的重要性的认识，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转危为机，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牵头，成立应急工作小组，联合国内头部证券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加强与中概股公司高层的沟通，开辟“绿色通道”，探索科创板吸收美股中概股回流机制。大市值公司回流科创板有助于建立示范效应，助力科创板健康发展。与此同时，科创板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和退市制度需两手抓，只进不出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第二，加大金融开放，将各项举措落到实处。“瑞幸事件”之后，金融改革和开放需进一步提速。在走出去越来越难的情况下，要加大引进来的力度。渐进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但需加强监测，建立风险防范预警和缓冲机制。加强对短期资本的出入管理，密切监测资本流入，分析资本流动结构，加征托宾税，提高短期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成本。逐步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相关金融业务的限制，这有助于增强国内金融机构在国际竞争中的自生能力。 第三，IPO常态化，可视金融市场状况小幅调节IPO的速度，但不可轻易按下“暂停键”，因为这将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生态。IPO的不确定性会反馈至早期阶段的投资，不利于企业融资和战略布局，扰乱企业生命周期。 第四，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保持财政、货币纪律和维护汇率稳定，都是必要性举措。同时，在全球处于“三低两高”的宏观经济形式下，而中国却保持着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和正常货币政策空间，与此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在国内和国外存在时间差，中国提前进入经济修复期，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黄金窗口期”，何不尝试着在国际（包括中国香港）金融市场，或者是上海自贸区，向国际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或多币种）标价的国债来为扩大的财政赤字融资？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还可以降低公共开支对国内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同时还拥有成本优势。 第五，维护香港社会秩序稳定，支持香港金融中心建设，提高港股与A股的互联互通程度；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供给侧改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占重要地位。一方面，就是消除金融抑制，即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政府逐步退出信贷的分配、逐步放松资本账户管制，以及加大银行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等；另一方面，就是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使其成为“点燃”技术革命的燃料。这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确定性的方向。
据广东“南方+”客户端消息，6月7日上午，广州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接受陈建华辞去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陈建华，1956年3月生，曾任河源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等职，2016年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今年2月，石奇珠已接替陈建华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职务。 陈建华简历 陈建华，男，1956年3月生，广东陆丰人，汉族，1972年12月参加工作，198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工学学士，管理学硕士，工程师。 1972年12月后，广东省陆丰县知青； 1978年10月后，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冶金机械专业学习； 1982年9月后，广东省韶关钢铁厂转炉车间副工段长、设备组副组长、车间副主任（正科级）； 1984年11月后，广东省委办公厅干部（1987年副处级，1990年8月正处级）； 1993年9月后，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其间：1996年3月至1996年7月，中央党校进修二班学习）； 1998年12月后，广州市委常委、从化市委书记（其间：2002年4月至2002年8月，广东省高级公务员公共行政管理知识专题研究班学习）； 2002年11月后，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07年4月后，河源市委书记； 2007年11月后，河源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其间：2005年9月至2008年6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 2011年12月后，广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 2012年1月后，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6年2月后，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至2020年6月）、党组书记（至2020年2月）。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2020年6月3日，北大国发院在线举办第145期【朗润·格政】论坛，聚焦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就业与经济复苏问题，并发布第2期“中国个体经营户研究”报告《烟火重聚：中国个体经营户新冠疫情下的复苏》。本文根据中国科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疫情加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性 今天要讨论的报告和议题都很重要，用电子支付的大数据进行分析是经济研究的一种创新，也是应对疫情中经济学界的意外收获。很多人讨论消费券好还是现金好，如果能基于科学的调研数据和实验进行比较分析，会贡献更大的经济学价值，胜过经济学家的直观判断。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疫情后阶段，面临恢复经济、恢复基本民生的问题，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非常值得关注。今年政府没有确定GDP的具体增长速度指标，但是提出“六稳”“六保”。这两条当中第一点分别就是稳就业、保就业。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课题组提供了估算数据，从官方数据来看，2019年城镇就业4.4亿多人，其中私营企业占近33%，个体就业占26.4%，个体就业还只是统计了已经在市场监管局进行工商登记的部分，显然有很多人并未登记。所以课题组估算的数字更大。在这一轮疫情中，小微企业、个体经济受到的冲击最大。我以前讲过，在疫情的冲击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有的主体受到冲击显然更大，恢复起来也更难。 国内外都在讨论疫情被控制以后，经济怎么复苏，会是U型、V型、L型，英文大写字母几乎用了一个遍。我认为这次疫情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复苏的轨迹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本身，可能主要取决于疫情的流行病学曲线如何变化。 中国的流行病学曲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历了倒V字形，即迅速上升，到顶点以后下降。但恰恰此时全球疫情开始暴发，而且形成了大流行。从全球疫情的曲线来看，目前呈齿状的倒W形，并且现在还没有到顶，之后会怎么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疫情曲线来看，期待中国经济能出现V字形或U字形复苏已经不太现实。主要困难在于受国际冲击比较大，而且不确定性很强。 中国不仅是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一个最大的开放经济体，货物出口位居世界第一。最近的PMI指数显示，出口新订单的指数在2月份下降到28.7%，3月份略有回升到46.4%，4月份又降到33.5%。5月份继续在35.3%的低点上。虽然4月份中国出口增长强劲反弹，但是影响因素包括：完成此前的延误订单、汇率变化、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增加等，所以，仅凭目前的数字尚不足以判断中国的出口已经持续复苏。 保基本民生与促经济复苏的内在逻辑一致 虽然国际疫情压力很大，而且发展趋势难测，但中国还要继续保持开放，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能寻求主动“脱钩”。但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复苏可能要在更大程度上靠内需拉动。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主要都是为了满足内需而存在并从事生产的，所以其恢复意义重大，这是第一点。 第二，中国有大量人口的就业和基本生计状况脆弱，疫情加大了保民生的压力。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之后的记者会上，提出了一个引起热烈反响的事实，即在全国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人民币的同时，仍然有6亿人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从数据上看，2019年中国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平均是30733元，包括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户，折成月收入是2561元。在这当中，统计给出五等份，收入最低的这2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只有615元。再往上一个档次即收入次低的20%，平均也只有1315元。两者相加占到全国居民家庭数的40%，低收入家庭的成员一般偏多，意味着这40%的家庭的总人口超过40%，即大体有6亿人。这部分人无法承受失业、就业不足或长期没有工作收入。 第三，疫情对就业带来的冲击明显，低收入群体的状况更令人担忧。 2020年第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只相当于往年同期的约70%。明显差了30个百分点。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2018年1月才有，从这之后一直到去年底，失业率总体在5%左右，但今年1月份是5.3%，2-4月这几个月大体上升到6%左右。 过去的研究表明，5%左右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大体相当自然失业率，即摩擦性失业加上结构性失业，属于充分就业状态。现在增长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出现了周期性失业现象，需要政策应对。从宏观经济学来看，常规情况下最简单的做法是刺激经济增长速度，使之回到潜在的增长能力上，失业率在理论上就会降回到自然失业率水平。 失业率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所代表实实在在的人。从个体层面上，最容易遭遇失业的人与最承受不起失业的人，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重合度。因此这个人群也是保基本民生的重点。 第四，促进就业、降低失业率不能只靠刺激经济。 如果面临的是经济周期现象，把经济增长速度刺激回到潜在增长能力上就可以消除周期性失业。但是，疫情的特点决定了只采用刺激的办法可能无法回到潜在增长率，因为这是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冲击。就业恢复不能完全指望刺激经济。相反，我认为恢复就业本身反而是恢复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和发动点。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因素，越来越多地来自不可抗因素，形成了巨大的负外部性。负外部性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市场会失灵，劳动力市场也会出现失灵现象。因此，这时恢复就业、降低失业率，应该动用政府这个有形之手，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市场经济，放弃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而是基于特殊情况，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扶持扶助小微型市场主体。 最后一点，如何通过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促进就业恢复。 每年国家统计局和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会提到“城镇新增就业数”，去年是1352万人。有人不理解，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怎么还会有这么大幅度的新增就业？其实新增就业是流量概念，指的是不断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或机会，不是净增加。随时创造出来的新就业机会并不一定能保持住，但不断创造就可以增加就业。因此，新增城镇就业其实对应着不断产生的新市场主体及其新创造的就业岗位。 根据官方统计，从新的市场主体来看，每天新增企业1万多个，新增企业可能不包括个体工商户。这意味着，在新创企业之外，新增个体工商户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尽管这都不是留下来的净增量，但是不断创造的主体也意味着能够不断创造就业。增量很重要，不断创造新的市场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和新增企业，就会不断出现新的就业岗位。中央“六保”讲“保市场主体”，李克强总理说“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指的也是各种市场主体，包括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包括被总理“点赞”的地摊经济在内的新增个体户，都具有进入门槛比较低的特点，对于恢复就业十分管用，特别是对恢复就业困难人员的经济活跃度更为重要。易于失业的人也是承受不起失业的人群，同时也是比较难以回到劳动力市场的人群，要靠门槛最低的市场活动帮助他们恢复就业和基本生计。 积极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创业和生存环境 恢复和保持新增企业增长速度，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为多种所有制、多种业态、多种经营模式和多元化的就业形式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是比较理论的说法，改善营商环境，可能对正规的企业更管用，应该把一般性的说法，转化成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的政策建议。这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做到让这些小微型市场主体在进入市场活动时真正面临零障碍。 第二，如果这些小微型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活动有障碍，就要让他们成为纾困和救助的主要受益者，直至发放补贴，让他们进入消费市场。市场出现失灵时不能只算经济账。 第三，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为小微型市场主体作主。大中型企业有什么诉求知道去找谁，他们对GDP、就业和税收贡献大，诉求容易得到重视，容易找到资源，但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有时投诉无门，这时需要让他们诉求有门。 第四，类似蚂蚁金服等高科技平台，此时正应该加入帮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行动中来，在政府之外，商界和社会也应该向小微型经济倾斜投入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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