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阿里巴巴发布了2020年财报，阿里数字经济体的消费型业务GMV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创新业务成为阿里巴巴本季财报的一大亮点。刚刚上线仅两个月的淘宝特价版，便登上了阿里财报，成为财报中的一大亮点。 作为首款以C2M货品为核心供给的购物APP，淘宝特价版发布伊始，就引起了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并带动了C2M概念股热潮。国金证券日前发布的研报专门对此进行了分析：淘宝特价版为消费者“逛工厂”的需求提供平台，旨在丰富阿里的国内电商多元化供给布局，淘宝特价版极致性价比的工厂好货定位有望与淘宝、天猫、聚划算四剑齐发，共同助力阿里获取下沉市场增量用户，满足其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券商的关注，来源于淘宝特价版强劲的表现。来自阿里的数据显示，淘宝特价版上线两个月已吸引了120万产业带商家，工厂直供店铺占比41%，超过50万家，这已经实现了对产业带工厂的广泛覆盖。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2020中国产业带数字化发展报告》显示，淘宝特价版上热搜的商品除了纸巾、垃圾袋、橡皮筋等低价家居用品，还有空气炸锅、剃须刀、手机等消费升级品类。 淘宝特价版在用户端的增速同样迅猛。淘宝特价版正式上线当天，就夺冠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榜。 成熟的C2M模式，是淘宝特价版快速增长的关键。万联证券分析师陈雯分析，C2M模式有利于制造商提高生产灵活性，降低库存风险，进而提高利润率。“C2M模式的兴起将深刻影响从生产端到渠道端的整个产业链，尤其利好库存占比较高的纺织服装、轻工制造、家电行业。” 面对疫情导致的全球需求疲软，淘宝特价版越来越成为外贸工厂转型内销的主阵地。从3月26日淘宝特价版上线至今，累计入驻的外贸工厂已超过28万家，4月入驻该平台的外贸工厂新增数环比增长了30%，销售也出现了近300%的环比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建明指出，淘宝C2M模式可以为出口转内销提供精准指引，提高中小外贸企业转型成功率，对中小外贸企业来说，电商平台可以提供更精准、更优质的服务，因此当地政府一定要推动工厂与平台合作，调动各方面资源，扶持外贸企业更好地转型突围。（编辑 张伟）
意见领袖丨邵宇陈达飞（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千百年来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保持财政纪律和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至关重要。 现代货币理论（MMT）在美国的兴起是总统大选，而在国内，是新冠病毒。一场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正在展开。 人类用几百年时间和无数次悲剧证明了印钞的危害性，可我们仅仅用10年时间就忘得一干二净。这场讨论本就是进步，因为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诞生之前是不会有这场讨论的。历史交给我们的是财政纪律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保持央行的独立性。将货币锚定通胀，顶多算是货币失锚之后的一个“发明”。至今为止，维持物价稳定仍被认定为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也因此，好像只要通胀无忧，货币政策就可以“开小差”了。 在开放经济中，承担财政赤字货币化成本的并不是央行，而是财政本身，而最终承担者只能是纳税人。因为，它破坏的是财政纪律和国家信用，因此，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MMT：主权信用货币时代的货币理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商品货币时代的终结和主权信用货币（法币）时代的到来，货币不再需要任何金属储备作为发行的基础。随着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货币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其主体不是体现为现钞，而是银行账户上的一串数字——银行存款，它构成了广义货币的主体。商品和金融交易等都可通过银行电子系统实现，故货币的“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职能备受推崇，并被认为是货币的本质属性。后凯恩斯（Post-Keynesian）学派经济学家、师承明斯基的兰德尔·雷（Randall Wray）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推崇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Theory，MMT）就是指主权信用货币理论。 历史上，由于信用缺失，政府发行债券需要有税收作为担保。那么，当信用建立起来了，还需要依赖税收发行国债吗？政府的税收如何保证？ 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失业和企业破产，如大萧条那样，或者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企业停工停产，居民居家隔离，又或者像辜朝明（Richard Koo）所说的，经济处在“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周期中，私人部门（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都在为以债务最小化为目标，投资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税收也会随之锐减。按照“税收驱动国债”的逻辑，政府的逆周期政策将无法展开。这显然与实践不一致。 MMT的方法论基础是存量-流量一致（Stock-Flow Consistent）分析，从宏观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的动态关系来解释经济运行的逻辑，存量产生流量，流量叠加存量，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存量和流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宏观会计学原理来看，一个部门的金融资产，必然是另一个（或几个部门）的负债。同时，对于单个部门而言，每一笔交易都会同时等量地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两侧，任何时点的资产负债表都是平衡的。所以，SFC是建立在实物与金融交易所遵循的等价原则之上的。无论是单笔交易形成的资金流量关系，还是由一笔一笔的交易形成的单个部门和各部门间资产负债表存量关系，都需满足SFC当中的“一致性”规则。 4部门存量-流量的一致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体经济可被分为4个部门：政府、非金融企业、家庭和国外，其中，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被统称为（国内）私人部门。那么，在任一时间期限内，比如一年，4部门的盈余或赤字相加必然等于零，不可能出现4部门同时实现盈余，也不可能同时出现赤字的情况；一个部门的盈余必然对应着另一个或多个部门的赤字。 基于存量、流量一致性原理，MMT的支持者认为，只有政府部门处于赤字状态时，私人部门才能保持盈余。故主张，在主权货币体系下，应该由政府部门加杠杆，因为政府不会破产，私人部门加杠杆还会导致金融不稳定。在不引起通胀的情况下，可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为政府实施“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融资。当然，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就没必要如此了，所以，该药方大多适用于非充分就业状态，而在此状态下，政府支出的通胀风险也较小。兰德尔·雷（2017）认为，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的政策都在实践MMT。值得强调的是，MMT并未明确要求央行在一级市场以零利率的方式购买国债。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看起来只是技术上或程序上的区别，但前者却绕开了市场的约束和定价。 一个理想的经济系统对应着相对平衡的政府和国外部门，以及盈余的居民部门和赤字的非金融企业部门，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组合，但正常状态毕竟只是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在泡沫化阶段，私人部门往往都会处于赤字状态，或家庭部门基本不储蓄，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图1为日本和美国4部门金融账户反映出的资金流量关系，横轴上方表示盈余（金融资产减去金融负债大于零），表示资金提供者，下方表示赤字，故需要借入资金。 日本的典型事实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外部门始终处于赤字状态，即资本净流出；1990年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周期，企业部门从原来的赤字部门转为盈余部门，并保持至今；家庭部门盈余规模相对下降。整体上，私人非金融部门处于盈余状态。另一方面，政府则始终处于“借钱”的状态，但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赤字就会增加。在亚洲危机期间，一度突破10%，安倍上台后，显著收窄。 美国的结构与日本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中以来，国外部门一直处于盈余状态，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规模在收缩；家庭部门盈余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30年间持续下降，前10年基本保持平衡，前两年基本处于赤字状态，目前已恢复至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非金融企业部门20世纪末从之前的小幅赤字转为2008年之前的盈余，后危机时代基本保持平衡，但波动性加大；美国政府部门的赤字与日本有较高的相似性，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 量化宽松是MMT的实践 长期以来，日本被认为是量化宽松（QE）的首创，始于2001年3月19日。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识。如果将QE定义为央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那这种行为自中央银行诞生以来便有之，自白芝浩（Bagehot，1873）以来便被认定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英格兰银行是为英国国王筹集对路易十四的军费而诞生的，以股份制银行的身份，于1878年首次在一级市场上拍得政府债券；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也是在讨论如何管理国债的一系列讨论中成立的。早在大萧条期间，《1932年银行法》就授权美联储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即使是日本银行，也早在1932年11月25日开始在一级市场认购国债，再将其在二级市场售出。 历史上，几乎很少有例外，每当央行失去独立性而为财政赤字印钞票时，都引发了政府债务的积累和通货膨胀。正是历史的教训，央行需要保持独立性才成为一种共识。1937年，联邦银行首次声明将购买国债的目的限定在稳定国债价格。1951年财政部与美联储的联合声明之后，美联储不再承担稳定国债的任务。针对1932年在一级市场认购国债的行为，《日本银行百年史》（第四卷）记载：“昭和七年秋，本行同意认购国债。这是不久之后剥夺本行作为中央银行功能的第一步。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实在是很遗憾。”并认为，认购国债是史上最大的失败。不过，直到1999年，央行管理日本国债的制度才逐步建立。[1]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似乎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各国央行购买了大量证券，QE在全球范围内铺开，政府杠杆率、广义货币、央行资产负债表及其所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都达到了新高度（图2、3）。3次QE 使得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危机前的不到1万亿美元增加到了4.5万亿美元。峰值时，其占GDP的比例超过14%，高于二战时期。2017年10月开始的缩表仅持续了不到两年，总规模约0.8万亿，之后开启了新一轮扩表周期。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美联储宣称无限度购买国债，总资产规模快速膨胀到了7万亿，当前仍在以每天60亿美元的规模增加。根据最新数据计算，美联储持有的国债规模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36.8%，占国债余额30%[2]，为有史以来的记录。 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债务和广义货币与GDP的比重同步抬升。1998年以来的数据显示，政府证券占日本央行的比重一直高于50%，2011年开始大幅增持，该比例一度接近90%。国债在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显著高于美国，比例之高，在全球也是独树一帜的。 反思MMT的实践 与历史经验不同的是，持续扩大的政府赤字和央行海量的流动性投放并没有带来通货膨胀，这让主流宏观经济学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曾反对QE，认为会引发通胀。主流宏观经济学在过去十年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也是MMT兴起的一个背景。 实际上，MMT仍在重复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前者着眼于危机之后的有效需求不足，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扩张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私人部门的需求，以公共部门的开支弥补私人部门需求的不足。当然，凯恩斯和MMT实际上都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后者则强调危机之前的原因，认为正是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宽松导致了下一次危机的爆发，故主张让市场自发出清。 显然，“我们仍然是凯恩斯主义者，”尤其是政客们，在危机爆发时，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显得政治正确，这就是罗斯福和胡佛的区别。达利欧在《债务周期》中说：“政治在萧条时期的主要作用方式是，阻碍实施合理经济政策，或者制定极端政策。这些行动造成重大风险，可能导致萧条恶化。”他指的就是胡佛在大萧条初期的不作为。胡佛反对联邦政府提供大规模直接救济，让银行承担成本，以削弱银行的方式惩罚银行，即让市场自发出清。与之相反，罗斯福上台之后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银行暂时歇业，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宣布私人储藏黄金非法，《1933年银行法》授予财政部和美联储空前的权力。多重利好使得道琼斯指数反弹116%。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他与另外两位“救火队长”保尔森和盖特纳在新书《救火》中激励宣扬，一旦金融市场“着火”了，美联储应在第一时间救火。显然，鲍威尔也是个反应灵敏的“救火队长”。 换个视角来看，如果说后危机时代的政策是MMT的实践，那么，效果如何呢？它可能避免了另一场大萧条，但即使是在表现的最好的美国，也只是实现了弱复苏。特朗普号称他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经济繁荣，此言非虚。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美国本次经济复苏期已经达到130个月，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大稳健”时期的120个月。但实际上，美国经历的是一场弱复苏（图4，左图），相比于大萧条，政策起到了托底的作用，而在大萧条期间，经济运行类似于自由落体运动，但出清之后却经历了强势复苏，二战形成了第二波刺激。将大萧条与2008年金融危机作比较，在危机发生之后的第12年，大萧条的复苏程度显著高于金融危机。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日本，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虽然房地产和股市价格大幅下滑，但GDP并未显著收缩（图4，右图）。这些特征事实似乎既可以作为支持MMT的证据，也可以看作是MMT实践的失败。 如果将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视为主权货币时代的开端，那么，从危机发生的频率[3]和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来看，这个时代的我们并不应该比生活在金本位时代的人有多少优越感，或者说，这种优越感只属于一小部分人。政府与私人部门债务的积累、短期资本流动的扰动、汇率波动性的提升、全球失衡的加剧，以及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的频发，不同程度上都与主权货币制度有关联。GDP、失业和通胀等实体经济变量的波动性确实因为逆周期调节政策（如财政赤字扩张）而降低，但金融周期[4]被拉长（图5），经济金融化和泡沫化显著提升，金融不稳定性加剧，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等频率显著提高。每一次危机都有财富再分配的效应——社会财富向收入阶层更高的人群集中，收入较低阶层更加贫穷，部分就与QE相关（米恩和苏非，2014），而这种分化，反过来又加重了家庭部门的债务负担。自大萧条以来，富人阶层的储蓄就是财政赤字融资的重要来源。 历史上，如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政府债务的积累是因为有了财政纪律，而现在，只是因为某种“金融炼金术”被发明了。 历史上，为战争筹资是政府发行国债的主要目的，几乎整个税收体系都是应政府偿债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征税范围逐步扩展，税收从临时性变为恒久性。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负担在战争与和平的切换中有涨有落。为了给将来的财政赤字融资腾出空间，并降低融资成本，每次战争结束，政府都需要清偿债务，加强预算管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金本位制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约束了财政赤字、国债的积累和“债务货币化”的政治倾向。财政纪律是构建国家信用的基础性条件，它集中表现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也即货币与国债的关系。 当下，国内正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讨论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在金融改革中的进步，因为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诞生之前，关于央行要不要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的学术争鸣是不会发生的。但千百年来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保持财政纪律和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今主权信用货币体系下，这对于正在推行的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来说举足轻重。 本文原发于澎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上饶5月26日综合报道 据江西“上饶政协”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25日上午，市政协召开主席（扩大）会议。市政协主席程建平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市政协主席提名人杨文英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杨文英，女，1967年4月出生，此前担任上饶市委副书记。 杨文英简历 杨文英，女，汉族，1967年4月出生，江西樟树人，1984年8月参加工作，198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81.09-1984.08 江西省宜春师范学校幼师专业学习 1984.08-1984.12 江西省新余市中心幼儿园教师 1984.12-1988.09 江西省新余市妇联干部 1988.09-1989.07 江西省新余市妇联科员 1989.07-1993.02 江西省新余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 1993.02-1993.04 江西省新余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任 1993.04-1993.12 共青团江西省新余市委党组成员、副书记（试用期一年） 1993.12-2000.05 共青团江西省新余市委副书记（其间：1997.09-1999.12江西省委党校研究生班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学习）（1993.09-1996.07江西教育学院函授教育管理专业学习） 2000.05-2001.02 共青团江西省新余市委党组书记、书记 2001.02-2001.08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正县级） 2001.08-2004.08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副书记、区长 2004.08-2006.03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书记 2006.03-2008.05 江西省新余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 2008.05-2009.02 江西省广播电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2009.02-2009.08 江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2009.08-2011.08 江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2011.08-2015.04 江西省赣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2015.04-2018.01 江西省上饶市委常委、纪委书记（2015.03-2016.01中央党校第16期中青班学习） 2018.01-2019.02 江西省上饶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2019.02 江西省上饶市委副书记 2020.05 江西省上饶市政协党组书记、提名主席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题：攻坚克难赢未来——从政府工作报告看2020年中国发展走向 新华社记者 2020年，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之年，遭遇疫情冲击的中国，如何应对空前挑战，备受关注。 22日，推迟两个多月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政府工作报告以一系列务实的举措，勾勒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 不设GDP增速目标，求真务实争取最好结果 没提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政府工作报告这个安排，引起广泛关注。 “虽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特殊时期，不设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是务实之举。”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行情002230,诊股)董事长刘庆峰说，疫情尚未过去，不设增速目标是为应对风险挑战留出更多调节空间。 疫情发生后，科大讯飞的业务也受到影响，但企业紧急攻关智医助理电话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加速布局线上教育、云端办公等业务。“全力以赴，就能开拓新空间。”他说。 今年首季中国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而当前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 “以保促稳、稳中求进。不设经济增速目标，有利于聚精会神求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李说。 报告虽然没设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对事关百姓福祉的就业、物价、居民收入等均有明确设定。“发展重在惠及民生，这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来自河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司富春说。 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经济增长目标已融入相关指标和宏观政策中。”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在当日首场“部长通道”上说，不纠结于经济增长指标，将使我们更加专注于扩大内需、做好“六稳”“六保”、实现高质量发展等任务。 两个“1万亿元”，特殊举措稳住发展基本盘 特殊时期，财政政策更能发挥结构调整、专项支持的“四两拨千斤”效应。 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是令人瞩目的决策。 特殊时期特殊举措。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三支利箭”按小口径计算约8.5万亿元，有助提振市场信心。 特别国债是具有特定用途、服务专项需求的国债，针对性强、效果显著。根据安排，财政新增的两个“1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资金要落在刀刃上、紧要处。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刘兴云代表说，受疫情影响，基层财政收入减少。“这些财政安排，对于一些财政困难县是‘雪中送炭’，解决了基层‘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1万多字的报告，39次提到就业，凸显特殊时期经济工作重心。 “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把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放在核心位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王一鸣说，这样就守住了民生底线。 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资助以训稳岗，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就业、民生薄弱环节，政府工作报告逐一安排。 就业压力明显攀升，挑战巨大。今年设定了900万人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计划报告指出，考虑到新成长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需求量，保持相当规模的就业增量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疫情期间，重庆一家名为“猪八戒网”的人才共享平台上，灵活用工人数增长200%至300%。“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冲击最大，很多企业选择灵活用工方式，项目制、包时制应运而生。”“猪八戒网”创始人朱明跃代表说，要抓住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加快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 “有加有减”保市场主体，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这是一道独特的“加减法”： 减——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减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 加——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阶段性政策叠加制度性安排，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丕恕代表说，“保市场主体就是保就业，保就业才能保民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生根，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如雨后春笋！” “产业链上下游是命运共同体。作为龙头企业，也要带动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委员说，各项政策持续发力，就能使中小微企业得到更加精准有效的扶持。 激活巨大内需蛰伏潜力，不断向改革要动力 通读报告，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到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从推动制造业升级，到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从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到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一系列新部署危中寻机，旨在激发经济蛰伏潜力。 “疫情期间，线下商户受到巨大冲击的同时，线上消费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直播带货、云旅游、线上问诊等新业态加快成长。”58同城CEO姚劲波代表说，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加快我国数量众多的县域经济转型，给广大中小企业带来机遇。 困难挑战越大，越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努力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报告释放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信号。 “短期抓住提振消费的牛鼻子，中长期抓住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牛鼻子。”南存辉委员说，整个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就能推动制造业新一轮发展。 确保完成脱贫攻坚硬任务，向着决胜全面小康奋进 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面对疫情挑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不打折扣。报告明确“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天山堡村村委会主任冉慧代表在微信分享了家乡的视频：青山环抱之中，白色民居林立，道路蜿蜒平整。 “村里的贫困户从最多时188户到现在还剩3户，下一步将发展高山蔬菜、经果林、乡村旅游，我们对完成脱贫的硬任务充满信心。”她说。 今年还剩200多天。未摘帽的52个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多、脱贫难度大的1113个村，当前已进入挂牌督战状态。 “脱贫攻坚紧锣密鼓、已进入冲刺阶段。全国人民可谓同频共振、一起奋斗。”河南辉县市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代表心情激动：“我们裴寨村已经跨过了脱贫攻坚阶段，正在凝神聚力投身乡村振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记者安蓓、韩洁、高敬、张辛欣、王君璐、王阳、张紫赟）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庞博
以下为建议详情： 关于加快推进标准化门窗的建议 为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门窗产业绿色化、系统化发展，满足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由建筑主管部门，或委托全国性行业牵头，加快制定“标准化门窗”标准规范 国办发〔2016〕7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强化建筑材料标准、部品部件标准、工程标准之间的衔接，建立完善覆盖设计、生产、施工和使用维护全过程的装配式建筑标准规范体系，” 经查询，2014年12月01日开始实施的《建筑门窗洞口尺寸协调要求》GB/T 30591-2014对建筑门窗和洞口尺寸进行了规范和协调，将部分常用基本参数尺寸的门窗列为“标准规格门窗”，规定了常用的标准规格门窗洞口尺寸，规定“标准规格门窗”应在工厂完成框、扇组装及五金安装后整体出厂，并在洞口装修阶段或装修完成后整体安装等；但是不足在于：一是由于该标准没有强制性，实施效果不理想；二是标准没有覆盖设计、生产、施工和使用维护全过程。 具体建议：（1）将该标准转化为强制性标准实施。（2）以该标准为基础制定“标准化门窗”专用标准，规范上溯各环节的尺寸规格系列。（3）修订提高上溯各环节的质量要求，性能要求，保证整窗质量，特别是要强调节能环保及安全功能。（4）补充细化检验认证、最终验收等要求。性能可推动建筑门窗的技术进步，有利于实现建筑门窗大批量工业化生产、保证加工质量和安装质量稳定。极大地推动我国系统门窗的发展步伐，加快我国门窗标准化、工业化的速度。 （二）制定鼓励推广应用标准化节能门窗的政策 在扩大被动房试点实践并总结其建筑节能标准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推动节能标准提升。把窗框和玻璃作为一个整体考量，在提高整窗K值标准的基础上，以法规的形式规定建筑的门窗K＜0.5；明确规定在城市的所有新建住宅、公用建筑、旧房改造以及棚户区改造中强制性地使用节能门窗，在农村新建住宅中鼓励使用。对于列入绿色建材推广目录、建材下乡推荐产品等鼓励范围的节能门窗，给予生产企业税收和资金支持，给予使用者价格补贴 （三）将门窗节能纳入工程验收体系，完善并严格执行建筑节能验收规范。 目前的验收规范，只针对整栋建筑的节能指标进行评估验收，并不对玻璃门窗进行单独节能验收，尤其是窗框的节能参数混乱，框与玻璃的面积比在计算评估时取值的随意性较大，从而使得大量民用建筑中的门窗能耗指标居高不下，造成目前玻璃门窗成为建筑节能中的最薄弱环节。为此，应修改和完善建筑节能验收规范，将门窗节能纳入工程验收项目，实行门窗节能验收“一票否决”，门窗节能不合格的新建项目不予竣工验收。
意见领袖丨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 不能理解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也是一个亮点。为什么说是一个亮点呢？因为现在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止今年，可能未来两三年都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把两三年整体的工作放在一块规划，而不是一年一年地规划，更不应该在短期内制定一个固定目标。所以，这是政府工作变得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理性的表现。但是需要强调，尽管没有GDP增长的目标，但是有就业的目标。900万以上新增就业、6%左右调查失业率、5.5%左右登记失业率，这些是硬指标。所以，这次是把简单的增长速度目标转换成了民生和就业目标。 今年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这是一个底线。以前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新增就业、失业率、CPI等这些目标提要求，那么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目标，当然比保底线的目标要高一点。去年GDP是增速6.1%，对应这个增速，1100万新增就业的目标就很容易完成，最后实现了1300多万的新增就业。今年的经济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就不能按照去年的就业目标来规划了。今年如果能保证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其它的就业流转，供找工作的人所参考的总体工作岗位不止是900万。如果能够达到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老工作”腾挪出来的，比如腾挪两三百万，那么工作岗位就超过1000万。这些岗位就和新增800多万高校毕业生基本能够对应上。再加上其它的非大学毕业生的新增就业，根据这样的测算，900万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一个底线。 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肯定是下降的，在下降的过程中，还要保6%的失业率，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肯定要采取一些特殊的社会措施，来提供就业岗位。不是简单地靠财政的、货币的刺激，还要加上一些社会政策，才能够稳定住失业的情况。实现调查失业率6%的目标还是相当硬的任务，所以，我们不能理解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 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提升到甚至7%都是可以的 3.6%的赤字率是比较保守的，是留有余地的。如果真是为了保民生、保就业，还需要增加财政赤字的话，那么3.6%这个数值是较低的。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些数字都是留有余地的，所以，实际的政策的空间是有的。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如果提升到5%，甚至7%，都是可以的。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也不缺流动性。累计的政府财政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比美国低，还有很多国有资产，所以是有政策空间的。总体来看，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三组数字贯穿的一个原则就是谨慎。万一不够，可以再向上调。但是，就业是硬任务。 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如果用好了，对于保民生、稳就业是非常管用的。假设调查失业率就是6%，就业人口稍微算宽泛一点，比如5个亿。5个亿的1%就是500万，6%就是3000万。一年给这3000万没有工作的人每人一万块钱，就是3000亿。这个数字还没加上失业保险的基金，所以，即使额外对所有6%的调查失业人口，每个人都给1万块钱，也不过就3000亿。而且这3000亿还是往高了算的结果，中国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除了农民，并没有5个亿。所以，这1万亿，如果真是用来保民生的话，只要用好了，是非常管用的。 今年报告提出，新增的赤字和发行的国债筹集的2万亿将会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资金直达市县基层。这种特殊的转移支付就是想直接给地方政府纾困，而且纾困的方式是不搞建设和项目，老老实实地抓民生，稳就业，或者是给退休人员补助。所以，这是个创举。 地方政府不用到中央打报告，中央直接拨给地方，要求地方政府直接花到中小企业和失业人口身上。这次和上次的4万亿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次的每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转移支付是非常管用的，报告提出的各种财政的支出，似乎比预期的要小，但是这次要求用到实处、绝不浪费。 甄别中小企业的真正需求是关键 报告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还是很大的，资金支持是很多的，但问题是怎么甄别中小企业真正需要的和不需要的是什么，这是难点。对中小企业的扶助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的中小企业是不需要钱的，但有的是真需要钱，有的企业是即便没有疫情也干不下去了。对于如何甄别企业需求这个问题，地方政府、相关的监管部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人讲看电表、看账本、看互联网支付的信息等等，总之，还得靠地方政府创新举措，借鉴在社会治理和管理上比较有经验的地方的做法。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已经达到了，但是要注意精准，这需要地方政府创新。 今年拟安排3.75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并提高专项债券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此次的做法跟2008年不一样，这次希望能够精准、精准、再精准，而且希望“四两拨千斤”。中央政府拨的钱是给地方项目的资本金，地方政府利用资本金做基础，再去向金融市场融资。这个机制比以前有经验，是一种创新，是想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 明年各国经济恢复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 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得到改善，疫情也没得到控制，现在只是资金面变得很宽松。所以，美国股市现在这么着急地去反弹，很大程度上是资金拉动的。但是仅靠资金的拉动，恐怕难以为继。一旦美国的债券市场能够稳定住，有些资金可能就会从股市流向债券市场。这时，股票市场就可能下跌。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是个衰退年。中国可能是少有的能够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明年经济的恢复可能也是曲折的，我相信明年可能会出现一个两极分化的情况：在疫情前财政情况比较好的国家，比如德国、中国，恢复得会相对比较好；财政情况不太好的，如意大利、西班牙，和其它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可能会碰到雪上加霜的情况，经济在恢复，但是政府的财政出现危机。现在花了这么多钱救助，而且税收也没起来，明年又出现债务危机，所以，这些国家经济恢复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现在疫情期间，大家还顾不上财政问题，但是疫情过去以后，资本市场就会开始研究财政了。 明年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总体上可能是恢复的，但是可能会分化得很厉害。这样就会导致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针对中国的很多指责、很多误解、很多污名化的态势还会演变。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疫情是很顽固的，即便研发出疫苗，能不能快速生产出来还是个大问题，疫苗有没有用，更是个大问题。所以，世界经济的恢复是很曲折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今年经济不提具体的增长目标，以及应该把未来两三年拢在一块规划的原因。我们要提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大形势下，短期是“六保”，未来我们希望经过两三年调整，中国经济能回到6%左右的正常的增长态势，这个应该是给我们自己定的目标。在这两三年中，不追求任何的增长目标。但是，希望利用两三年时间，调整到位。 不排除未来还有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震荡的风险，但是这个金融震荡跟2008年可能不太一样。因为美联储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保金融市场。所以，金融震荡可能有，但是这个震荡恐怕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的。因为如果总体的金融市场发生震荡，美联储就要印钞票了。可能是美国之外的某些地区有震荡；美国国内的某些市场，比如页岩气的、能源的产业破产；或者有可能是由于美国要制裁华为，美国国内的很多高科技企业短期内失去客户。所以，不排除未来发生大规模结构性金融震荡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从现在的25000左右又回到18000左右，美联储又开始印钞票，那么全盘大跌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但是结构性的震荡很难解决。 危机之后，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点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 这次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2008年。2008年无非是华尔街有几个机构破产了，政府一补助，美联储一救助，危机就稳住了，经济很快就反弹了。这次是穷人倒霉了，小企业破产，穷人失去工作。政府当然可以救助，但是能救多久呢？所以，这一次的后果可能比2008年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危机，而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会带来一系列政治上的动荡，国外的政治家很可能会将危机转嫁给中国，中国是首当其冲的。所以，这将考验我们的应对能力。 这次疫情之中，新科技不断地发挥了作用，远程办公、物流、电商确实很厉害。所以，毋庸置疑，科技仍然是增长点。增长点还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坦率地讲，这一轮危机过去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拉动全球增长的国家，因为中国体量大，而且中国的相对体量比2008年又高了一个层次。 一看科技，二看中国。对于这一点，我真心希望西方稍微有点智慧的领导者能够明白。中国还是有潜力的，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还没有停顿。 制造业重回美国部分能实现。以后可能有两大类制造业，一类是以中国的市场为目标的制造业，比如宝马、通用汽车，这类企业无法撤出中国。第二类就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这类企业早晚会撤走。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中等收入的门槛，要进入高收入国家队列。我们应该尽量做好对外商的服务，但是大势所趋，中国也该“毕业”了，不能净搞一些低端的加工。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提升内需，给中低工资的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就业渠道。 民粹主义抬头，“去中国化”可以理解，但是不太可能完全成功。因为西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过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搬回去的话，将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的财力又是有限的，真要去执行的话，也很困难。所以企业有可能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不可能完全回美国。 疫情加快了原来可能需要十年才发生变化的步伐，企业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的时机到了，中国应该顺势做好自己的内需开发、产业升级的工作，主动迎接世界劳动力转型的挑战。 我相信未来若干年，全球化可能会被区域化所代替。未来世界上可能是三大贸易圈：第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包括东南亚；第二个是德国、欧盟；第三个就是北美，包括墨西哥、巴西。这三个朋友圈“三国演义”，估计是这样的趋势。由于国际上的互相不信任，发达国家希望自己的民众有工作，所以会把一些贴近自己市场的产业搬回去，然后会形成三个大区域、三个大市场。比如宝马就是在不同市场上布局的，宝马要把沈阳三期工程作为整个亚洲的生产基地，现在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德国开工，其供应链是完整的。 基于以上分析，疫情之后不可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会分成三个区域，相互有一定的独立性。 本文原发于网易，已获作者转载授权
“在B2C行业近十年的发展造就了阿里、京东、唯品会、拼多多等行业巨头，同理，B2C的另一端F2b也应该产生同体量的行业巨头。”天图物流董事长、创始人吴泽友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天图的目标就是要在F2b这个行业里面构建一个独角兽企业，承载这样一个庞大数据流的系统被称之为天图“中台供应链系统”。 据悉，天图物流建立了一整套供应链系统中台，将产业链上各个角色的管理系统接入，帮助上下游企业在同一套系统里管理所有供应链环节，由大数据智能决策系统优化供应链管理效率，并提供供应链金融、仓配一体化等服务，以实现商品从生产端到零售端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让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四流合一。 自2016年起，天图物流就启动了“SaaS化新物流协作平台”的布局，从电商物流的“云仓”模式发展出了数字化商业时代的“云供应链”模式。 吴泽友介绍，通过系统上服务的经销商产生的数据将可视化呈现给系统合作的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此举不仅有效的缓解经销商的资金压力，更进一步扶持系统经销商做大做强。 吴泽友表示，这样的一套系统缩短了b端零售商与F端工厂的距离，去除了多层中间代理环节。谈及盈利模式，吴泽友透露，除了在金融、IT、数据服务等业务中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外，其核心的利润来源仍旧是为交易提供仓、运、配等物流服务所产生。目前“中台供应链系统”已经服务于汽车、粮油、快消、家电3C等行业金200家品牌商、经销商。未来在引入更多品牌商、经销商的同时也将引入更多的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为平台各方赋能。（见习记者 王君）（编辑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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