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终于醒了，张近东的“两个针对”找到了方向 2月19日，大年初八，苏宁全员开工第一天，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围绕2021苏宁要坚持什么、相信什么、倡导什么发表了团拜讲话。他指出，针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苏宁将坚持聚焦零售赛道的优势业务，坚持效益优先的发展导向；针对不在零售主赛道的，就要主动做减法、收缩战线，该关的关，该砍的砍。 不难看出，张近东提出的“两个针对”，方向是一个——零售，方法是两个——效益和主业。把效益放在优先发展导向，把主业放在优先发展目标，围绕主业，做出效益，做强主业，产出效益。 很不容易，直到第四个十年，才真正摸到门路，才真正找准方向，苏宁走到这一步，确实不容易，它既是苏宁自身摸索发展的成长过程，也是整个中国商业，包括房地产业发展的缩影。 实际上，如果苏宁能够像万达一样早醒三、五年，可能情况要好很多，也就不要像现在这样过得很是紧张而艰难。因为，负债扩张之路，对哪个企业来说，最终都是十分艰难，或不堪重负倒掉，或艰难转型，或被兼并重组。能活下来的，必须能力+运气，活不下来的，也就只能算是有能力无运气，或者能力和运气都没有。 苏宁的扩张，不可谓不快，苏宁的发展，也不可谓不好。三十年，成为民企中排名前几位的企业，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但是，奇迹的背后，又透视着创始人不够冷静的现实，那就是大了以后还想更大，想做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企业。殊不知，再好的企业，发展再快的企业，也不能脱离市场规律，不能只活在规模上，而要生存在效益上，要在任何时刻，都看到危机、想到风险，都不要头脑发热。特别是市场环境比较好时，更要想到市场环境不好时的风险和危机。 显然，苏宁没有想到，即便在前些年一度出现过资金链紧绷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天会有风险，会遇到危机。头脑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快速扩张、快速膨胀、快速成为中国最大企业。自然，也就会借着市场环境好、政策优势多，不断地做大规模了。最终，再坚实的肩膀，也扛不动资产和负债两个沉重的包袱。 “既要有‘宽路当窄路走’的定力，更要有‘窄路作宽路行’的能力。”张近东的这番话，可以说终于悟出了一些道理，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一个定力，说明他已经充分体会到走宽路时定力不够的问题，而是盲目扩张，负债扩张，继而带来了今天的困难。如果有定力，能够做到把宽路当窄路走，心存危机、心有风险，就不会过度扩张、尤其是负债扩张。而走窄路的能力，显然是对现在和未来的要求，也是对员工和自己的要求，从现在起，要学会走窄路，要时刻看到企业的危机和风险，看到两边是万丈悬崖。因此，需要每个人都有走窄路的能力，而他自己，更要有把窄路当宽路走的能力。 而从苏宁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未来的三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围绕主业将展开一场剥离和抛售非主业资产的行动。万达为了渡过危机，抛售了酒店、文旅等相当一部分资产，走资管的轻资产之路，经过三年左右的时间，比较好地渡过了危机，已经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以至于在疫情影响下，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企业安然无恙。现在，苏宁也遭遇了发展危机，特别是资金，已经使企业没有办法再麻痹松懈，而必须一着不让地做好资金的筹集工作，节省各方面的开支，变卖一切与主业无关的资产。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在政策仍处于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机会，一旦到了下半年，政策逐步收紧了，可能日子就会更加难过。 我们的观点是，对苏宁和张近东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喊口号，而是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做好主业和非主业的区分工作，在此基础上，制定非主业资产的转让和剥离。更直接地说，就是必须主业做强做优与非主业变卖转让两条腿走路，直到完全渡过危机，再重新审视非主业资产的转让问题。特别是商业地产板块，能否让地方政府也参与进来，转让一部分商业地产给地方政府或企业，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问题。 总之，苏宁醒了，张近东醒了，虽然有点迟，但还不算晚，还有继续向前走的机会和条件。再迟，可能就机会也没有了。所以，张近东提出的“两个针对”，也是苏宁痛定思痛之后找到的正确方向，必须坚定地走下去，直至风险消除、危机渡过。 谭浩俊
近年来，环境危机空前爆发，国内外生态环境保护议题越发升温，2021-2030年是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直播联合国》系列专访《联合国里看中国》第十一集，独家专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涂瑞和，了解环境保护现状，呼吁共同行动！栏目介绍： 作为新华网、新华社音视频部、中国移动咪咕文化共同打造的融视频栏目，第二季《直播联合国》综合运用最新的互动视频技术，融合4K、AR、VR、3D动画等全新视觉体验，直播联合国台前声音，讲述和平发展故事。在传递联合国精神力量的同时，生动展现联合国与每一个普通人的息息相关之处。
伟大的国家和企业都是从大危机中分娩的。真正自信的管理者并不是满口正能量的领导，而是将危机时刻牢记并将危机管理付诸于实践的领导。 从危机的形成机理和演进过程来看，泡沫本身就是危机过程的一部分。所以，危机经济学的时间，已经拉开了序幕．．．．．． 本文逻辑： 一、正确认识经济危机与危机意识 二、危机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三、本书的目的、价值与内容安排 一、正确认识经济危机与危机意识 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引发人类经济社会史无前例的大变局。 世界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去全球化、大流行病、国际冲突、社会暴乱、自然灾害、金融动荡等等，一改过去的和平安稳、岁月静好，让我们每天置身于媒体的宏大叙事和灾难信息的轮番轰炸中焦虑不安。从政府到企业，从高层到普通民众，“危机意识”、“过紧日子”、“做好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世界处在危机边缘”等话语，一直萦绕在我们耳边。即使是泡沫疯狂、大部分人的资产账面价值飙升的时候，隐约的不安和焦虑仍然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底。毕竟谁都知道，如此高水位的泡沫不可能持续，清算的一天早晚来临…… 然而，由于本轮债务周期的主体是各国央行，一个力量无比强大的“金融利维坦”，这将导致资产大泡沫更加疯狂、持续时间更长——泡沫疯狂的时间，本质上也是危机的时间。每个企业、个人和公共管理部门，都需要提升自己的危机认知和危机管理能力，以便在危机中将风险降到最小化，并把握住危机大变局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或者说，在绚烂的泡沫掩盖下，总量衰退的危机短期内很难发生，但由于无节制的货币大宽松对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间、资本与劳动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的分配体制的极大破坏和扭曲，贫富差距、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结构性危机因素却在不断的累积…… 危机是人类文明的常客，更是现代经济的常客。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之后，经济危机不再以人口过剩危机的形式，而是以资本过剩、泡沫破裂的金融危机形式出现。固然1929年大萧条也让资本主义世界长达数年处于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长期失业的严重困境，但与以战争、动乱、饥荒、疾病、暴乱等人道灾难为爆发形式的马尔萨斯时代的危机相比，已经文明、舒缓了很多。加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人类造成的创伤已经不再那么沉重。尤其是，最近几十年随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国家财政政策能力的提高，处置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比如说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虽然其烈度可以与大萧条相比，但是由于美联储的果断救助，以及全球货币当局的紧密配合，使得原本造成巨大灾难的金融危机不到两年就恢复过来。美国股市不仅迅速恢复元气，而且开启了长达十一年的历史第一长牛。这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危机对人类来说，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体，都是不幸的、痛苦的。但是它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经济学来说，不应该只停留在情绪和感性层面，而是以一种理性的、科学的，当然也是充满勇气的态度去认识危机、应对危机。同样的危机，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是机。回头来看那些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人，哪个不是从危机和困难中淬炼出来的。德鲁克说，没有人能够左右变化，惟有走在变化之前。比尔．盖茨说微软离危机永远只有18个月。任正非说华为要“向死而生”，死亡是最终的结局，华为要做的是让活着的时间更长一些，再长一些。生老病死，新陈代谢；人有悲欢，月有圆缺，此事古难全。危机更是经济社会的常态，人类的经济史就是一部危机史，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应对危机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并不断自我成长迭代的过程。虽然黑格尔说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的教训里吸取教训。或许人类社会有遗忘的本能，但是终归有一些深刻的东西进入到历史记忆的深处，国家和人可能的确经常一错再错，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但终归是在这波折和轮回中维持着进步。 危机代表着出清，也孕育着新生。危机意味着结束，也昭示着开始。如果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危机，那么就会化危为机，相反则成为苦难陷阱，永远在轮回中走不出来。人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的处理问题和应对未来，这对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和企业的管理者至关重要。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而拥有危机意识的人和组织，则是“未知死，焉知生”。如同任正非说的“向死而生”，时刻为华为出现危机的那一天做准备。只有时刻充满危机意识的人和组织，才能更长久更充实的活着。应对风暴的做好做法是勇敢的面对风暴，把最坏的情形想到了，恐慌和焦虑也就会慢慢转化为行动的勇气，从容的理智。而在理性的认识和应对危机过程中，国家、企业和个人，都真正收获了经验和成长。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学是经济大危机的结果。在1929年大萧条以前，没有人怀疑市场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已经通过完美的形式逻辑——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与第二定理证明了经济系统完全靠市场就可以实现最优配置。然而大萧条的发生，完全击溃了原教旨的市场自由主义，出现了“凯恩斯经济学革命”。或许可以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着现代经济学进入了新的阶段，以此为思想原点——或是继承，或是批判——诞生了种种延续至今的经济学学派。 二、危机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危机经济学并不是新的提法。事实上，从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费雪、米塞斯和哈耶克，到熊彼特、明斯基、斯蒂格利兹和瑞．达里奥，这些经济学大师和知名投资人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研究经济危机——用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探讨危机发生的成因、机理与后果，然后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这些学者，遗憾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谱系里，除了凯恩斯之外都无法归入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一直是新古典主义、市场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他们不相信市场会发生重大危机，即使发生危机，也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救助而很快自我修复。政府的救助和干预，不仅不会消除危机，还会加重经济的扭曲和波动。所以主流经济学一直坚守来自古典经济学的两大内核：萨伊定律和自发均衡。 然而现实绝非如此。正是定期出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开始让坚守市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思和醒悟，从各个角度思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存在的困境。可以说，经济学理论就是在一次次的危机中不断迭代更新的。如果说马尔萨斯的危机论发现了工业革命以前“人口增长总是超过基本生存生活资料”这一倾向造成的人口过剩危机，那么卡尔．马克思的危机论发现的则是“资本主义为逐利过度扩张与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下劳动工人购买力不足”这一倾向造成的产能过剩危机。两者不同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危机是需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过剩危机则需要通过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即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来改变。在这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终极批判，或革命性批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整个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中被视为异端。然而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西方世界爆发，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走向何方？这恐怕是每一位西方经济学者都无法逃避的问题。 正是基于此，美联储前行长伯南克才说“大萧条是经济学的圣杯”。这意味着，近一百年前这场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动摇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根基——大萧条之前刚刚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完美的形而上体系，并否认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而大萧条前蒸蒸日上繁华无比的柯立芝繁荣似乎也在为此提供了铁一般的事实。即使大萧条发生后，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市场主义的无为理念，没有采取有力度的救助和复苏政策，导致经济继续恶化，直到强势政府干预的罗斯福新政启动。这一记耳光打的的确是过于响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未来一百年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主张。直到今天，美联储对次贷危机的态度，对大疫情冲击的政策反应，其实都来自大萧条形成的经典而又鲜明的历史记忆，否则在美国这种制衡体制、否决政治的国家，怎么可能如此肆无忌惮、没有底线的印钞、扩表和撒钱呢？ 所以在此时此刻，危机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危机的成因、机理、过程和后果，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经济周期切换、金融波动变频、政治格局调整的国内外大变局时代，放下主流经济学主张的均衡、稳态、理性、最优等形而上概念，去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见解和洞见，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和重要。欣慰的是，我们这些研究有足够多的学者大师给了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所以我们对危机的经济学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门派，而是综合各家之长，用更加靠近真实世界的通俗语言，对即将到来或已经身处其中的经济金融危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思考。 三、本书的目的、价值与内容安排 本书起名为危机经济学，但绝非是传播末日情结的焦虑，而是告诉读者以一种经济学理性的角度，去理解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客观规律。就如同四季并不只有阳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春天，还有风霜坚冰、天地萧条的寒冬。当我们把陷入经济低潮的危机看做一种周期现象的时候，过度的焦虑也就被理性知识“治愈”。所以首先，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化的知识传播来消解人们的过度焦虑，尽可能的使人们理性而积极的应对环境的变化。如果还能再进一步，那就是提供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框架，来为危机时期的风险管理和机遇挖掘提供思路和方法。因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自媒体社会，贩卖焦虑往往作为快餐知识产品的一种饥渴营销手段，显然这样的知识产品对正确的认知毫无作用。危机是一种客观现象，就像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道理。有智慧有勇气的组织和个体，都不会轻易浪费任何一场危机。但是不同经济体对危机的耐受力也不相同，充满韧性和弹性的经济体可以迅速在危机中修复，并能获取更强的免疫能力。个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当经济衰退、金融海啸出现，意味着经济系统的运行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危机成为问题重压下重新平衡的方式：以一种残酷的形式降低了贫富差距、消除了过剩的无效产能，是新周期来临前的“创造性破坏”。也就是以经济衰退泡沫破灭的代价，换取了一个较好的经济结构，然后换取一个新周期的起点。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带领大家以一种辩证理性的视角看待危机。这在大变局、大疫情、大动荡的今天，显得格外切题、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并系统的研究了危机，但是依然还有很多增量工作需要做。首先，没有将前人的研究进行一个系统的归纳、比较、梳理和总结。不同学派众说纷纭，不同大师各有主张，有的从制度角度，有的从周期角度，有的从结构角度；有的认为危机不可避免，并最终走向万劫不复，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有的则认为危机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现象，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有可以解决的技术和方法（明斯基、皮凯蒂、斯蒂格利兹）；有的却否认危机的内生性，认为市场经济已经足够完美，危机是外生冲击所引起的“天灾”，或者是政府干预不当所引起的“人祸”，与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关系（新古典与奥地利学派）．．．．．．那么这些学派对于危机的认识究竟谁是最符合真实世界的呢？本书要做出梳理，并谨慎的给出自己的观点。 其次，本书的重点并不仅仅是对危机思想史的梳理，而是以危机理论和意识为基础指导审视当下、预见未来。我们总感觉今天的世界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殊不知回头看过去的时间，哪一个阶段是绝对的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呢？只是今天的变化和动荡，超出了过去的经验和经济学既有的认知，或者是仍然是历史的重演，只不过有了新的节奏。本书的目的，是尽量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为企业家、金融机构、投资者个人，提供一个理性认识经济危机的启示和知识框架，以便更好的、理性的、科学的解释现在发生的种种意想不到，以一种“创造性破坏”的理念挖掘危机中的种种机遇。当然，在危机中的大部分时候，风险管理是抓住机遇的基本前提。 本书从总体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我们描述当下世界发生的种种“危机现象”，我们形容为全球经济政治的“断裂带”：大疫情导致的经济增长断裂带、市场大恐慌下的金融市场断裂带、去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经济往来和产业链断裂带、大国冲突和种族文化间冲突导致的文明断裂带、金德伯尔陷阱下的全球秩序治理断裂带。全球各国在穿越断裂带的过程中肯定是充满了各种风险和意外，由此构成了危机经济学的现实基础。第二章我们聚焦于理论层面，梳理危机经济学思想史和提炼对今天可能出现的危机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思想和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经济学就是大危机催生的结果。第三章分析第一大国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困境，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后危机时代的政策和政治困境。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系固然理想，但仍然摆脱不了周期性危机的宿命——贫富差距和政治极化已经达到百年新高。第四章我们聚焦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本原因，所隐藏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中国近半个世纪无危机增长的秘密。过去的“无危机增长”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怀有危机意识，提前做好准备，危机可以避免，即使不可避免，但是以一种可控的形式出清。而且可控的中小型危机并不完全是坏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新陈代谢——只有过去积累的矛盾释放了，无效和低效资产被淘汰了，新的经济业态才会出现，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增长才可能成为现实。第五章是对策篇，将讨论在危机发生时如何应对，这包括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的管理，过度减记资产的估值管理，不良资产和有毒资产的处置与重组等。当然，我们还要重点讨论，组织和个人在危机期间的防御性生存法则，这里面会有很多心智结构和知识更新体系的优化和布局。 本书为赵建博士专著《危机经济学通识：这次真的不一样》的前言节选部分。本书正在写作过程中，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出版。
美国研究总汇网站17日报道称，新冠疫情大流行、总统大选，毫无疑问2020年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今年出现的问题没能使得美国处于一个良好的向前发展的位置。最新研究显示，近百分之八十的受访者表示，2020年给美国带来了存在危机。 第一市场调研公司（onePoll ）询问了2000名美国人在这一年的经历，发现77%的受访者认为2020年使美国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婴儿潮一代（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美国人）的受访者最为赞同这一说法，有82%的人这么认为，而X一代（出生于1970年代的美国人）受访者中，则有76%的人支持这种说法，千禧年一代受访者中有75%认同这一观点。 报道称，不仅美国面临着重大问题，6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2020年某个时刻也遇到了自己的个人危机。这项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表示这一年让他们感到挫败。
“债务为什么能暂时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因为债务有一个功能是跨时间跨代际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当下可以拿未来的资源用。但一旦陷入债务依赖症，就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要付出代价。” “所以，未来一年的时间，是解决或者缓解地方债问题的宝贵时间窗口。” ——赵建 一、债务既是一种现代文明，又是一种文明病 对债务的本质要有正确的认识。债务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在生产力低下、社会缺乏信任、法律和交易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环境里，是没有债务的。可以说现代经济就是债务经济。本次疫情大危机没有造成巨大的灾难，而且在快速恢复，与各国有效利用债务工具有很大的关系。 债务解决的一个巨大缺陷是市场经济的需求不足问题，这是市场经济的顽疾。市场经济有两大需要克服的问题，一是周期性波动或内生不稳定，经常发生危机，这是因为无论是库存还是资本支出，都是有迂回生产的性质。二是结构性极化，就是市场经济天生带有贫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的力量。当危机出现，当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就会带来严重的需求不足，这个时候怎么办，就需要债务来平滑或透支未来的需求。 债务为什么能暂时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因为债务有一个功能是跨时间跨代际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当下可以拿未来的资源用，这体现的是一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和运用能力。所以你看看现在债务率、杠杆率高，利率低的国家或经济体，基本上都是发达经济体。拉美一些问题国家，你想借钱，但是没人借给你的，你自身的通胀和风险溢价，你不把利率提高，也不会借到钱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信用的可得性与贫富分化：越是富人越能借到钱，然后就越富，穷人正好相反。这样就形成了债务杠杆的另一个加速器：贫富分化的加速器。 所以，债务不仅是现代文明，也是一种文明病，无论企业、政府还是个人，一旦陷入债务依赖症，就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要付出代价。因此，债务必须要有约束，当前来看最有效的约束还是市场，说的朴素一点就是“欠债还钱理所当然”，而且是谁借债谁换，不能你借的债让别人还，让国家还，让子孙后代还。如果这个基本的约束没有的话，债务就摇身一变成了魔鬼。 发达国家现在已经患上了债务的文明病，它是把无穷无尽的债务留给了子孙后代，寄托给了未来效率更高的生产力。带来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停滞，金融资产泡沫（即未来的消费越来越贵）和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二、中国当前处于二十年长债务周期与十年短债务周期的叠加期 从时间的维度看，次贷危机后出现了债务大爆炸，可以说当前全球是十年一个中型周期的第二轮债务周期的开始。触发点就是疫情。 上一轮债务周期的触发点是美国次贷大危机，美联储开始三轮量化宽松，利率也打到接近零。中国跟上，就是著名的“四万亿”，但中国是长债务周期的中继。到了2015年，美联储觉得危机差不多过去了，要回归正常化，开始加息缩表，整个公共债务在边际上开始收缩，直到2020大疫情爆发，新的一轮加杠杆的开始。美国这一轮债务中周期的主体是政府，是公共部门。 对于中国的债务周期来说，当前是二十年长债务叠加十年中债务周期的末端，这次清算的将是低等级的国家信用，比如城投和平台。2000年左右是这一次长债务周期的开始，靠的是不良资产的剥离，大量国企的破产、分拆与工人下岗。这一次中债务周期开始于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中间又根据加杠杆的主体镶嵌着更短的周期。第一次短债务周期清算的是民营企业，还有体制外的金融机构，比如p2p等，类似环保治理中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小煤矿。所以从2012年上一轮短债务周期的高峰开始，民企的杠杆率是不断下降的。从2016年去杠杆，2017年严监管开始，银行资产负债表发生重大调整，表外的非标的业务受到清算，加速了债务周期的衰退。所以这一次开始清算地方债务，一些不规范的不合规的债务藩镇要被“削藩”。 这就是当前复杂严峻的地方，是多重周期性力量的叠加冲击。今年将是债务集中偿付期，有很多地方政府的本息偿付额要超过财政收入的50%，如果不能借新还旧，不能把利息降下来，发生偿付危机是时间问题。城投债的信仰正在被打破，信托刚兑也在被打破。一旦蔓延下去，局部地区很可能会发生债务危机。 三、中国地方债问题的根源是次贷危机后“债务藩镇”所造成的“信用割据” 有很多研究认为，中国的地方债问题与欧债危机的根源有点像，都是货币集权、财政分权，所以我们说现在的中国地方债，有点欧洲化，房地产泡沫会不会日本化，股市会不会美国化？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货币集权和财政分权的矛盾在哪呢？我觉得主要是财政分权方面，地方政府经济锦标赛，变成了发债锦标赛。按照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在任期内不发债搞发展谋升迁，本身就是不理性的，不是帕累托有效的。所以任期内发足债，甚至超额发债，都是理性的官员肯定做的。 但地方债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次贷危机前没有？主要是因为，次贷危机引发中国经济的外循环崩溃（当年净出口大降，大批出口外贸企业倒闭），只能依靠内需和内循环。那么怎么打起内需来，消费很难，只能靠立即见效的投资。这时，中央需要地方帮着解决这个问题，稳定经济增长的问题，那么付出的对价是什么，就是给了地方债发债的权力。地方债在次贷危机以前是几乎没有的，因为中央知道，地方债猛如虎，一旦给了地方这个权力，这些诸侯们绝对会刹不住车，最终的结果就是地方债乱相。但是次贷危机造成了外循环崩溃，必须依靠地方诸侯来帮着中央解决难题，这就是地方债问题的一个历史根源。 所以地方债问题的背后是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过去是军事藩镇，现在是债务藩镇。发债借的钱自己花了，偿还的时候等着中央发货币去救。地方政府造成信用割据，“拥债自重”，与中央博弈和叫板，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政”而不能倒，政府能破产吗？这就是公共的悲剧，是地方诸侯对国家信用资源的透支。 四、如果处理不当今年很可能发生局部的地方债危机 我为什么说今年的问题可能要严重一些呢？主要是因为今年进入了一个短债务周期的末端，就是债务集中偿付期。什么是债务周期，就是“借钱—还钱”的轮回。借钱的时候当然一片大好和繁荣，还钱的时候呢？如果债务没有形成好的资产，没有相应的收益率来偿还本息，那么偿付起来就会出现困难。这是今年地方政府面临的大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又是结构性的。现在有些地区债务非常严重，再加上当前的信用环境，新债又发不出来，看上去违约在所难免。而有些地区，财政状况健康的地区，可能情况反而更好了，因为他们的信用资源更稀缺了，银行挤破头给他们授信，利率也压的很低。导致现在信用市场也出现了“头部化”的倾向，机构都抱团去买。 同时，不应该用简单的杠杆率来判断地方债的压力。我们看到，江浙一带，长三角珠三角一带，很多地方杠杆率非常高，但没有问题。相反，一些债务率不那么高的地区，反而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总体来说，整个风险还是可控的。但是由于永煤债事件的发生，现在整个信用分化非常严重。信念和信仰其实就是一念之间。但的确是没有办法，刚兑不可能一直兑下去，要不什么时候是个头，问题积累起来会更严重。现在中央似乎是下了决心要治理，希望为时不晚。 其实最让人担心的是隐性的债务。现在显性的地方债30万亿左右，隐性的大家估算的基准数据是55万亿，加起来85万亿。隐性的债务大部分也是不合规的，非标准化的，是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区级县级平台。这个一旦爆发起来，会造成整个县级信用生态的荒漠化，整个财政很可能就会因此崩溃掉。 五、抓住短暂珍贵的复苏时间窗口治理债务的“藩镇之乱” 现在的时间窗口比较宝贵，因为去年的出口非常好，中国率先控制住了舆情，重新组织了生产，但是别的地区只有消费。这样，外循环支撑了经济的“六稳六保”，帮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另外，外资也在增持包括国债在内的人民币资产，这些都为解决地方债问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间窗口。 但是这个时间窗口可能不会太长，随着全球同步复苏的出现，中国的出口会很快回归均值。这时中国经济重新依赖内循环，也就意味着重新依赖地方诸侯。这时候再去解决地方债问题，顾虑的东西就太多了。 所以，未来一年的时间，是解决或者缓解地方债问题的宝贵时间窗口。缓解的思路其实这些年中央都非常清楚，但是问题就是在没有执行。现在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过去一直喊的事情，一定要严格落实。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货币化。对于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债务违约，中央还得依靠央行兜住底。但是只能缓解它的流动性，不能完全帮着赔付了，算是地方借中央的钱，或置换，或重组，或拿地方的资产抵押，反正就是不能白白的花纳税人的钱。这救急救命的钱，身体好了还得还。 2，透明化。50多万亿的隐性债务，都没算清楚账，糊里糊涂的，随便个县级政府就成立个什么投资公司，什么产业基金等等，一片乱相。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算清楚账，把这些看不见的隐性债务阳光化。 3，标准化。债务置换，把非标置换成标准化的可以二级市场交易和定价的债券。这个工作最近几年一直在做，现在应该加快加量。 4，上收财权。对于一些乱发债的基层政府，把发债权力上收，统一分配财政，防止出现乱相。上收地方权力，是治理藩镇之乱的一般做法。 5，规范化。地方债背后的机制要理顺，科学评级。严抓第一责任人，金融反腐要跟上，把发债环境清理干净。 6，开辟新税种。治理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财政缺口，只能靠给地方政府开辟新税种。我的意思并不是在总量上加税，这个在当前经济依然较弱的情况下行不通。我的意思是结构性加税，要征直接税，向富人征税，给穷人减税。这才是长久之计。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很多朝代的衰落，就是因为始终征收不了直接税。所以，从长期来看，从根本来看，中国地方债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现代财政体系的建立。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