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触发了一次“史无前例、世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学生在哪里，教育就在哪儿发生”，穿越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边界，融合线上与线下，教育有了更多可能。 “上半身校服红领巾、下半身睡裤拖鞋”——今年上半年“云”学习的经历，让孩子们印象深刻。 “能听到我说话吗？能看到PPT吗？可以的话请回复1。”2月4日早上8点，山西省太原市第十二中学的数学老师刘小琴开启了她的第一次直播课堂。班级的54名学生虽然不在教室，但都已做好学习准备，整齐地在屏幕上打出“1”。 疫情发生后，各地出台延迟开学的规定，教育部启动“停课不停学”工作，统筹教学资源，全力保障教师们在网上教、孩子们在网上学。 “从电话联系第一位老师起，短短几个小时内，41个学段学科，参与‘空中课堂’视频课建设的教师队伍全部集结完毕。”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谭轶斌回忆说。 2月17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空中课堂正式开通，“云”学习大规模开启。 截至5月中上旬，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浏览次数达20.73亿，访问人次达17.11亿。全国1454所高校开展在线教学，103万教师在线开出了107万门课程，合计1226万门次课程，参加在线学习的大学生共计1775万人。 在线教学不是新生事物，但如此大规模地开展，还是第一次。 在应对危机开展在线教育教学的实践中，不仅学校课堂的“围墙”被打破，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心理上的“围墙”，形成了时时、处处、人人皆可学的新的教育形态。 如何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 12月20日，在第四届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大会上，来自湖北大学的陆小莉老师带来的《西方文化》课，展示了生动的慕课教学实践： 针对每个学习单元，学生们可利用线上视频和图书资源先进行预习，根据自己的兴趣组成学习小组，线上线下沟通商议、查找资料，并以演讲、话剧等多种形式予以展示，老师点评引导、小伙伴们线上讨论评价…… 跨时空、跨地域、沉浸式的融合体验，给教育带来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理事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介绍，2020年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台新上线10个语种102门课程，课程总数较去年翻倍，达到215门；疫情期间，平台服务了1289所院校，280余万学生，并为世界慕课发展贡献了力量。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上线慕课数量超过3.4万门，学习人数达5.4亿人次，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人数1.5亿人次，慕课数量与学习规模位居世界第一，课程建设数量和应用规模迅速跃居世界第一。 进入后疫情时代，中国教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更需要发挥在线教育优势，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 “我们再也不可能、也不应该退回到疫情发生之前的教与学状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说，融合了“互联网+”“智能+”技术的在线教学，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新鲜感”正在向“新常态”转变。 针对基础教育阶段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现实需求，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进一步加强“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和“名校网络课堂”。 教育部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研究，深入总结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编制教育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教育信息化“十四五”规划，出台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引导与激励在线教育发展，不断完善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
伟大的国家和企业都是从大危机中分娩的。真正自信的管理者并不是满口正能量的领导，而是将危机时刻牢记并将危机管理付诸于实践的领导。 从危机的形成机理和演进过程来看，泡沫本身就是危机过程的一部分。所以，危机经济学的时间，已经拉开了序幕．．．．．． 本文逻辑： 一、正确认识经济危机与危机意识 二、危机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三、本书的目的、价值与内容安排 一、正确认识经济危机与危机意识 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引发人类经济社会史无前例的大变局。 世界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去全球化、大流行病、国际冲突、社会暴乱、自然灾害、金融动荡等等，一改过去的和平安稳、岁月静好，让我们每天置身于媒体的宏大叙事和灾难信息的轮番轰炸中焦虑不安。从政府到企业，从高层到普通民众，“危机意识”、“过紧日子”、“做好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世界处在危机边缘”等话语，一直萦绕在我们耳边。即使是泡沫疯狂、大部分人的资产账面价值飙升的时候，隐约的不安和焦虑仍然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底。毕竟谁都知道，如此高水位的泡沫不可能持续，清算的一天早晚来临…… 然而，由于本轮债务周期的主体是各国央行，一个力量无比强大的“金融利维坦”，这将导致资产大泡沫更加疯狂、持续时间更长——泡沫疯狂的时间，本质上也是危机的时间。每个企业、个人和公共管理部门，都需要提升自己的危机认知和危机管理能力，以便在危机中将风险降到最小化，并把握住危机大变局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或者说，在绚烂的泡沫掩盖下，总量衰退的危机短期内很难发生，但由于无节制的货币大宽松对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间、资本与劳动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的分配体制的极大破坏和扭曲，贫富差距、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结构性危机因素却在不断的累积…… 危机是人类文明的常客，更是现代经济的常客。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之后，经济危机不再以人口过剩危机的形式，而是以资本过剩、泡沫破裂的金融危机形式出现。固然1929年大萧条也让资本主义世界长达数年处于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长期失业的严重困境，但与以战争、动乱、饥荒、疾病、暴乱等人道灾难为爆发形式的马尔萨斯时代的危机相比，已经文明、舒缓了很多。加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人类造成的创伤已经不再那么沉重。尤其是，最近几十年随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国家财政政策能力的提高，处置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比如说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虽然其烈度可以与大萧条相比，但是由于美联储的果断救助，以及全球货币当局的紧密配合，使得原本造成巨大灾难的金融危机不到两年就恢复过来。美国股市不仅迅速恢复元气，而且开启了长达十一年的历史第一长牛。这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危机对人类来说，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体，都是不幸的、痛苦的。但是它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经济学来说，不应该只停留在情绪和感性层面，而是以一种理性的、科学的，当然也是充满勇气的态度去认识危机、应对危机。同样的危机，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是机。回头来看那些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人，哪个不是从危机和困难中淬炼出来的。德鲁克说，没有人能够左右变化，惟有走在变化之前。比尔．盖茨说微软离危机永远只有18个月。任正非说华为要“向死而生”，死亡是最终的结局，华为要做的是让活着的时间更长一些，再长一些。生老病死，新陈代谢；人有悲欢，月有圆缺，此事古难全。危机更是经济社会的常态，人类的经济史就是一部危机史，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应对危机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并不断自我成长迭代的过程。虽然黑格尔说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的教训里吸取教训。或许人类社会有遗忘的本能，但是终归有一些深刻的东西进入到历史记忆的深处，国家和人可能的确经常一错再错，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但终归是在这波折和轮回中维持着进步。 危机代表着出清，也孕育着新生。危机意味着结束，也昭示着开始。如果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危机，那么就会化危为机，相反则成为苦难陷阱，永远在轮回中走不出来。人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的处理问题和应对未来，这对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和企业的管理者至关重要。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而拥有危机意识的人和组织，则是“未知死，焉知生”。如同任正非说的“向死而生”，时刻为华为出现危机的那一天做准备。只有时刻充满危机意识的人和组织，才能更长久更充实的活着。应对风暴的做好做法是勇敢的面对风暴，把最坏的情形想到了，恐慌和焦虑也就会慢慢转化为行动的勇气，从容的理智。而在理性的认识和应对危机过程中，国家、企业和个人，都真正收获了经验和成长。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学是经济大危机的结果。在1929年大萧条以前，没有人怀疑市场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已经通过完美的形式逻辑——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与第二定理证明了经济系统完全靠市场就可以实现最优配置。然而大萧条的发生，完全击溃了原教旨的市场自由主义，出现了“凯恩斯经济学革命”。或许可以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着现代经济学进入了新的阶段，以此为思想原点——或是继承，或是批判——诞生了种种延续至今的经济学学派。 二、危机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危机经济学并不是新的提法。事实上，从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费雪、米塞斯和哈耶克，到熊彼特、明斯基、斯蒂格利兹和瑞．达里奥，这些经济学大师和知名投资人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研究经济危机——用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探讨危机发生的成因、机理与后果，然后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这些学者，遗憾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谱系里，除了凯恩斯之外都无法归入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一直是新古典主义、市场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他们不相信市场会发生重大危机，即使发生危机，也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救助而很快自我修复。政府的救助和干预，不仅不会消除危机，还会加重经济的扭曲和波动。所以主流经济学一直坚守来自古典经济学的两大内核：萨伊定律和自发均衡。 然而现实绝非如此。正是定期出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开始让坚守市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思和醒悟，从各个角度思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存在的困境。可以说，经济学理论就是在一次次的危机中不断迭代更新的。如果说马尔萨斯的危机论发现了工业革命以前“人口增长总是超过基本生存生活资料”这一倾向造成的人口过剩危机，那么卡尔．马克思的危机论发现的则是“资本主义为逐利过度扩张与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下劳动工人购买力不足”这一倾向造成的产能过剩危机。两者不同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危机是需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过剩危机则需要通过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即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来改变。在这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终极批判，或革命性批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整个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中被视为异端。然而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西方世界爆发，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走向何方？这恐怕是每一位西方经济学者都无法逃避的问题。 正是基于此，美联储前行长伯南克才说“大萧条是经济学的圣杯”。这意味着，近一百年前这场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动摇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根基——大萧条之前刚刚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完美的形而上体系，并否认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而大萧条前蒸蒸日上繁华无比的柯立芝繁荣似乎也在为此提供了铁一般的事实。即使大萧条发生后，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市场主义的无为理念，没有采取有力度的救助和复苏政策，导致经济继续恶化，直到强势政府干预的罗斯福新政启动。这一记耳光打的的确是过于响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未来一百年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主张。直到今天，美联储对次贷危机的态度，对大疫情冲击的政策反应，其实都来自大萧条形成的经典而又鲜明的历史记忆，否则在美国这种制衡体制、否决政治的国家，怎么可能如此肆无忌惮、没有底线的印钞、扩表和撒钱呢？ 所以在此时此刻，危机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危机的成因、机理、过程和后果，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经济周期切换、金融波动变频、政治格局调整的国内外大变局时代，放下主流经济学主张的均衡、稳态、理性、最优等形而上概念，去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见解和洞见，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和重要。欣慰的是，我们这些研究有足够多的学者大师给了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所以我们对危机的经济学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门派，而是综合各家之长，用更加靠近真实世界的通俗语言，对即将到来或已经身处其中的经济金融危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思考。 三、本书的目的、价值与内容安排 本书起名为危机经济学，但绝非是传播末日情结的焦虑，而是告诉读者以一种经济学理性的角度，去理解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客观规律。就如同四季并不只有阳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春天，还有风霜坚冰、天地萧条的寒冬。当我们把陷入经济低潮的危机看做一种周期现象的时候，过度的焦虑也就被理性知识“治愈”。所以首先，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化的知识传播来消解人们的过度焦虑，尽可能的使人们理性而积极的应对环境的变化。如果还能再进一步，那就是提供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框架，来为危机时期的风险管理和机遇挖掘提供思路和方法。因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自媒体社会，贩卖焦虑往往作为快餐知识产品的一种饥渴营销手段，显然这样的知识产品对正确的认知毫无作用。危机是一种客观现象，就像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道理。有智慧有勇气的组织和个体，都不会轻易浪费任何一场危机。但是不同经济体对危机的耐受力也不相同，充满韧性和弹性的经济体可以迅速在危机中修复，并能获取更强的免疫能力。个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当经济衰退、金融海啸出现，意味着经济系统的运行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危机成为问题重压下重新平衡的方式：以一种残酷的形式降低了贫富差距、消除了过剩的无效产能，是新周期来临前的“创造性破坏”。也就是以经济衰退泡沫破灭的代价，换取了一个较好的经济结构，然后换取一个新周期的起点。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带领大家以一种辩证理性的视角看待危机。这在大变局、大疫情、大动荡的今天，显得格外切题、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并系统的研究了危机，但是依然还有很多增量工作需要做。首先，没有将前人的研究进行一个系统的归纳、比较、梳理和总结。不同学派众说纷纭，不同大师各有主张，有的从制度角度，有的从周期角度，有的从结构角度；有的认为危机不可避免，并最终走向万劫不复，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有的则认为危机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现象，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有可以解决的技术和方法（明斯基、皮凯蒂、斯蒂格利兹）；有的却否认危机的内生性，认为市场经济已经足够完美，危机是外生冲击所引起的“天灾”，或者是政府干预不当所引起的“人祸”，与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关系（新古典与奥地利学派）．．．．．．那么这些学派对于危机的认识究竟谁是最符合真实世界的呢？本书要做出梳理，并谨慎的给出自己的观点。 其次，本书的重点并不仅仅是对危机思想史的梳理，而是以危机理论和意识为基础指导审视当下、预见未来。我们总感觉今天的世界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殊不知回头看过去的时间，哪一个阶段是绝对的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呢？只是今天的变化和动荡，超出了过去的经验和经济学既有的认知，或者是仍然是历史的重演，只不过有了新的节奏。本书的目的，是尽量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为企业家、金融机构、投资者个人，提供一个理性认识经济危机的启示和知识框架，以便更好的、理性的、科学的解释现在发生的种种意想不到，以一种“创造性破坏”的理念挖掘危机中的种种机遇。当然，在危机中的大部分时候，风险管理是抓住机遇的基本前提。 本书从总体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我们描述当下世界发生的种种“危机现象”，我们形容为全球经济政治的“断裂带”：大疫情导致的经济增长断裂带、市场大恐慌下的金融市场断裂带、去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经济往来和产业链断裂带、大国冲突和种族文化间冲突导致的文明断裂带、金德伯尔陷阱下的全球秩序治理断裂带。全球各国在穿越断裂带的过程中肯定是充满了各种风险和意外，由此构成了危机经济学的现实基础。第二章我们聚焦于理论层面，梳理危机经济学思想史和提炼对今天可能出现的危机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思想和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经济学就是大危机催生的结果。第三章分析第一大国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困境，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后危机时代的政策和政治困境。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系固然理想，但仍然摆脱不了周期性危机的宿命——贫富差距和政治极化已经达到百年新高。第四章我们聚焦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本原因，所隐藏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中国近半个世纪无危机增长的秘密。过去的“无危机增长”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怀有危机意识，提前做好准备，危机可以避免，即使不可避免，但是以一种可控的形式出清。而且可控的中小型危机并不完全是坏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新陈代谢——只有过去积累的矛盾释放了，无效和低效资产被淘汰了，新的经济业态才会出现，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增长才可能成为现实。第五章是对策篇，将讨论在危机发生时如何应对，这包括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的管理，过度减记资产的估值管理，不良资产和有毒资产的处置与重组等。当然，我们还要重点讨论，组织和个人在危机期间的防御性生存法则，这里面会有很多心智结构和知识更新体系的优化和布局。 本书为赵建博士专著《危机经济学通识：这次真的不一样》的前言节选部分。本书正在写作过程中，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出版。
记者 | 谢碧鹭 作为一家“家族式”企业，联盛化学“一股独大”的现象非常明显，其背后的风险不容忽视。而近年来，公司增长过快的应收账款不仅存在坏账风险，还会影响企业的流动性。更为关键的是，报告期内公司营收和采购数据的财务勾稽关系均存在异常。 近日，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盛化学”)发布了招股书，欲冲刺创业板。从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来看，2017年至2019年，联盛化学的营业收入增长了28.26%，但与此同时，其应收账款却增加了95.37%。其飞速增长的应收账款拖累了公司的运营能力，也无形之中加大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从股权情况来看，目前联盛化学的股权十分集中，其中，牟建宇与俞快父女合计持有公司95.80%的股权，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背后的风险不容忽视。另据《红周刊》记者核算，报告期内公司的营收数据和采购数据的勾稽关系均存在异常，需要公司给出合理解释。 “一股独大”存风险 据招股书介绍，联盛化学是一家特种精细化工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电子化学品及化工溶剂为主的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进出口贸易作为主营业务。从联盛化学的股权结构来看，其家族色彩极其浓厚。 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牟建宇、俞快及俞小欧，其中牟建宇与俞小欧系夫妻关系，俞快系牟建宇与俞小欧之女。牟建宇直接持有公司12.35%的股份，俞快直接持有公司11.11%的股份，同时牟建宇与俞快通过联盛集团间接持有公司70.37%的股权，通过台州高投间接持有联盛化学1.97%的股权，合计持有公司95.80%的股权。 虽然俞小欧未持有公司股份，但系公司的原创始人，且报告期内曾担任董事一职。而报告期至今牟建宇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股份公司成立后，俞快担任公司总经理，二人对于公司的经营方针、决策和经营管理层的任免均有重大影响。 控股股东股权过于集中，且实控人在董事会中均身处要职，这意味着公司上市之后，俞小欧等人在董事会中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这难免让人担忧，日后联盛化学的实控人是否会利用其在董事会高度集中的权力和地位，做出有损其他中小股东权益的事情，毕竟在A股市场，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联盛化学“一股独大”的股权状况是存在风险的。 应收账款快速增长有隐忧 报告期内(2017年至2020年6月末)，联盛化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4.25亿元、4.61亿元、5.46亿元和3.25亿元。在2017年至2019年的三年中，其营业收入增长了28.26%，但与此同时，其应收账款却增加了95.37%(详见表1)，远远超过了其营收增速。联盛化学应收账款的大幅攀升，无形之中加大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联盛化学营收账款增速过快对企业运营状况的影响，从其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的变化也能看出，2017年其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47.33天，到2019年则上升到了71.42天，这意味着其应收账款周转变慢，公司回款能力越来越差。 在应收账款飞速增长的情况下，联盛化学的流动性恐怕也会受到影响，一旦客户还款不及时，上市公司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则可能会对其当年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应收账款的快速增加，也使得联盛化学的坏账准备持续增加，2017年至2020年上半年，其坏账准备金额分别为356.75万元、508.81万元、741.9万元和814.69万元，分别占当期净利润的21.07%、15.84%、11.73%和13.29%，其坏账损失对公司的利润侵蚀也不容低估。 销售数据存在偏差 除上述问题之外，据《红周刊》记者核算，报告期内联盛化学的营业收入和现金流及经营性债权之间的财务勾稽关系也存在异常。 据招股书显示，2018年联盛化学的营业总收入为4.61亿元，其中境外营收为3.04亿元，这部分不需要考虑增值税问题，而剩下的国内营收其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自2018年5月1日起由17%下降到16%，由此可以计算出当期联盛化学的含税营收为4.86亿元。理论上，企业含税营收应当体现为同等规模的现金流入和经营性债权的增减，那么联盛化学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2018年联盛化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4.23亿元，此外，截至2018年末，联盛化学的预收款项为745.15万元，相较于2017年末增加了大约540万元，扣除预收款项所增加的金额之后，则当期联盛化学所收到的与营收相关的现金流大致为4.18亿元。该金额相较于当期含税营收要少大约6800万元，这意味着当期联盛化学的经营性债权应当有同等规模的增加。 截至2018年末，联盛化学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应收账款所计提的坏账准备分别为4935.16万元、8932.21万元和508.81万元，三项金额合计相较于2017年末仅增加了大约2800万元，这显然和理论上应当要增加的金额并不相符，大概存在4000万元的差距。也就是说，当期联盛化学大概有4000万元的含税营收既没有现金流，也没有经营性债权的支持。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2019年，当期联盛化学的营业总收入为5.46亿元，其中境外营收为3.75亿元，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剩下国内营收部分，其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自2019年4月1日起，由16%下降到13%，由此可以估算出当期联盛化学的含税营收为5.69亿元。2019年联盛化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5.17亿元，预收款项相较于2018年末增加了大约100万元，扣除预收款项变化后的现金流入相较于含税营收要少约5300万元。 经营性债权方面，截至2019年末，联盛化学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应收账款所计提的坏账准备三项的合计金额相较于2018年末增加了1900万元，这和理论上应当要增加的5300万元明显并不相符，二者存在近3400万元的差距。 另外，据招股书显示，截至2018年和2019年末，该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分别为1405.16万元和1031.06万元，与上述勾稽差异金额相差较大，可见票据背书似乎也不是导致其营收数据勾稽差异过大的全部原因。 采购数据异常 不仅如此，2018年和2020年上半年，联盛化学的采购数据和现金流及经营性债务之间的财务勾稽关系也令人不解。 据招股书显示，2018年联盛化学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为1.22亿元，占全部采购金额的32.09%，由此可以推算出当期公司的采购总额为3.79亿元。这部分采购金额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自2018年5月1日起，由17%下降到16%，由此可以推算出当期联盛化学的含税采购总额为4.41亿元。正常情况下，企业采购应当体现为同等规模的现金流出和经营性债务的增减，那么当期联盛化学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2018年联盛化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3.65亿元，此外，当期公司的预付款项相较于2017年末减少了大约680万元，那么当期公司所支付的与采购相关的现金大致为3.72亿元，相较于含税采购要少约6900万元，理论上，当期联盛化学的经营性债务应当有同等规模的增加。 截至2018年，联盛化学的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分别为1.21亿元和4589.42万元，相较于2017年末仅增加了不到1900万元。这显然和理论上应当增加的金额并不相符，大概存在5000万元的差距，这就是说当期联盛化学大概有5000万元的含税采购既没有现金流，也没有经营性债务的支持。 以同样的逻辑核算其2020年上半年的数据，亦存在类似的情况。当期联盛化学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为6969.11万元，占全部采购金额的31.91%，由此可以推算出当期联盛化学的采购总额为2.18亿元，当期采购产品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3%，由此可以推算出当期联盛化学的含税采购总额为2.47亿元。同期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2.13亿元，算上70万元预付款项减少金额后，相比2.47亿元的含税采购仍然少了约3300万元。而经营性负债方面，截至2020年6月末，联盛化学的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相较于2019年末仅增加了约1300万元，这比理论上应当要增加的金额少了2000多万元。 2018年和2020年上半年其采购数据均存在勾稽异常的情况，其中原因还需公司做出解释。 (本文已刊发于12月19日《红周刊》，文中提及个股仅为举例分析，不做买卖建议。)
关注理论的危害就在于一旦形成就限制不了别人对他的错误理解与应用。“一般均衡”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大宪章”，却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并且是为论证社会主义提出的。 人们虽然将亚当斯密当做现代经济学之父，但是统治现代经济学的却不是亚当斯密，而是瓦尔拉斯。在现代经济学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理论比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经济学的影响更深刻，更持久。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不仅仅停留于微观经济学，而且渗透到了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中。 关于瓦尔拉斯在经济学界的历史地位，萨缪尔森将他称为仅次于亚当斯密，排名第二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干脆称他经济学史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从这两位的评价，我们就可以看出瓦尔拉斯在经济学界的重要性了。瓦尔拉斯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倾向就是从瓦尔拉斯开始的。瓦尔拉斯之前的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等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都谈不上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经济学的自由化确切的说是从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开始的，而且时至今日，任何一个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的脑海里都有一个“一般均衡”的幻梦，这个幻梦已经统治经济学界时间长达150年之久，至今还有部分人没有从这样的幻梦中走出。在这150年里瓦尔拉斯代替了亚当斯密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王者”。 在很多人的眼里，瓦尔拉斯这样一个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级人物，肯定应该是一个伟大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但事实却完全相反，瓦尔拉斯不仅不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圣西门派社会主义者。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目标基本相同，但是在实现方式上有所区别，马克思将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而圣西门、瓦尔拉斯等学者则在肯定资本主义的好处的同时，主张通过阶级调和实现社会主义，并且反对暴力。瓦尔拉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868年出版《社会理想的研究》一书中。在书中，瓦尔拉斯主张国家应收购“与达到社会最大福利不相容的、违背自由竞争的私有财产，如土地、铁路等”。这样国家有了提供经济收入的财产，就可以不再征税，他认为土地国有化，还可以保证人们得到均等的机会。 瓦尔拉斯还将土地国有化与政府收入联系在一起，他主张政府先发行国债来购买土地，再将土地出租获取租金以清偿国债，瓦尔拉斯强调对土地租金征税，因为土地的价值来源于社会，因而社会以税收的现实得到这笔收入是合法的。瓦尔拉斯主张，土地以及其他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都应当国有化，并租给私人使用者以增加收益，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人们得到均等的机会。 因为瓦尔拉斯的共产主义倾向，他在应聘洛桑学院教授时，当时主持选聘七人委员会中，有三人不同意请他试教一年，尽管他们认为瓦尔拉在学识上虽高于其他竞选者。 瓦尔拉斯在研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也受到法国社会主义学者圣西门的影响，圣西门是牛顿力学的推崇者，写过《论万有引力》的著作，他试图把万有引力的概念引入他的社会哲学，走一条“物理政治学”的道路，他相信从万有引力的观念出发可以对一切现象做出或多或少的说明，并借用数学语言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这些理念被瓦尔拉斯继承。瓦尔拉斯开始在经济学上引入牛顿力学，其中受路易波因索的著名力学教科书《静力学基础》（1803年）影响最大，瓦尔拉斯在自己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几乎使用了该书中所有的数学方法。圣西门构建“物理政治学”的理想没有实现，但瓦尔拉斯构建“物理经济学”的做法却彻底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瓦尔拉用函数关系代替经济关系，他说:"社会主义必须能解释如何与怎样引导和维持各类服务和产品的供求均衡，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从空想进入科学”。瓦尔拉斯一直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 其实瓦尔拉斯和马克思一样，作为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都试图为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提出一套科学的实现方案，只是他们走了不同的道路而已。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具有强烈的建构性，而这种建构理性恰恰为经济计划提供了理论基础。熊彼特也认为瓦尔拉斯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理论，并且主张在分配领域中则需要用公正原则来取代效用原则。而且，瓦尔拉斯还提出政府有责任保障稳定的货币供应、维护国家安全、建立教育体系、限制投机活动、通过社会立法提高工人的地位，并为有效竞争提供一个有力的总体环境。客观说，瓦尔拉斯所主张的社会发展模式与当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出奇的相似。 后来瓦尔拉斯被市场自由主义学者“封神”之后，人们只继承了他的一般均衡经济思想，并把他的一般均衡思想当成了市场自由主义可以实现的数学化证明，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教条，但忽略了他的其他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主张，也再也没人谈起他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身份，以至于现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了解瓦尔拉斯的历史，不了解瓦尔拉斯的思想体系，而是自然而然的认为瓦尔拉斯是一个市场自由主义者。 瓦尔拉斯之后，还有两位学者为一般均衡理论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这两位学者同时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分别是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和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这两位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也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他们是现有的经济学框架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他们也与瓦尔拉斯一样，虽然对市场一般均衡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不是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其中希克斯则是一个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是凯恩斯经学中著名的IS-LM模型的提出者。 阿罗则是最后完成一般均衡数学证明的人，但他也是边际递增理论的大力宣传者，是“不可能定律”的提出者，是社会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是信息经济学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概念的提出者。一般均衡实现的前提是边际递减，而阿罗推崇边际递增，说明市场并不总是均衡的，阿罗提出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就是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了市场的无效性。阿罗的不可能定律，则直接否定了现有选举制民主的合法性，认为现有的选举民主无法真实反应民意。而在一次斯坦福的研讨会上，阿罗就表明过他对一般均衡的真实看法，他说，“一般均衡理论有五组假设，而每一组假设从五种不同的角度看都是错误的”。其实那些研究一般均衡的人只是将其作为市场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特例提出，从来就没有认为市场会自动实现一般均衡，也从来没有认为人类应该市场自由放任主义。
2020年注定是特殊的一年，疫情的爆发使得全国大多数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全国中小学生线下停课，客观上为在线教育提供了难得的黄金机遇，家长及学生对在线教育的认知不断加深，在线教育一跃为上半年的全民热词。与此同时，高速发展的在线教育行业也开始表现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 今年以来，虽然接连遭遇了灰熊、香橼、天蝎创投、浑水等多家机构的做空，但跟谁学(GSX.US)的股价却一路飙升，甚至一度超越新东方，成为K12在线赛道上市值仅次于好未来的教育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跟谁学于9月2日发布了2020年度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收入规模连续7季度同比翻4.5倍以上，也是目前在线大班课领域唯一盈利企业，头部企业效应逐渐凸显。 财报发布后的次个交易日，跟谁学的股价应声大跌16.83%。在被密集做空后股价依然能够坚挺的跟谁学，却“倒”在了业绩亮眼的财报上，市场在担忧什么？ 一. 盈利驱动力依然强劲，K12正价课付费人次暴增 具体看跟谁学最新的业务运营情况。 2020年第二季度，跟谁学实现总收入16.50亿元（人民币，下同），较于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366.6%；现金收入24.01亿元，同比增长300.6%；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1,862.7万元，同比增长13.4%；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7,271.2亿元，同比增长133.0%，是目前在线大班领域唯一盈利的企业，成长驱动力强劲。在业绩的稳固支撑下，期内公司的净运营现金流入高达5.28亿元，同比增长172.4%，营运现金流较为充裕。 至此，跟谁学已经连续七个季度达成收入规模同比翻4.5倍，连续九个季度达成规模化盈利。今年上半年，很多在线教育机构因捐赠免费课而加大了业务亏损，跟谁学的盈利却依然行驶在“快车道”上，“增速王”的头衔受之无愧。 值得注意的是，于2020年第一季度，跟谁学的现金收入环比略有13.0%的下滑，这主要是由于一季度正值公司的招新期，而疫情爆发期间，跟谁学也积极向武汉捐赠了价值2,000万元的寒假正价直播课程，深化品牌的社会责任价值，因此减少了部分正价课的招生收入。紧接着于第二季度，我们可以看到跟谁学的现金收入环比大增74.7%，证明随着疫情逐渐趋于稳定，以及留存率的积极推进，公司正价课的招新已重回高速“正轨”。 K12在线大班是跟谁学的核心业务，主要由高途课堂和跟谁学品牌构成。2020年第二季度，K12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412.4%至13.85亿元，保持了自上市以来超过400%的超高增速，占总收入的83.9%，同时K12业务的现金收入同比增长335.5%至21.96亿元，占总现金收入的91.5%。 聚焦正价课程的付费情况。2020年第二季度，跟谁学的正价课付费人次达到156.7万人次，同比增长331.7%，学生规模继续扩张。其中，K12正价课的付费人次为149.6万，同比增长366.0%，占总付费人次的95.5%，新获客及续班的K12学生人次均有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跟谁学高质教学及不断优化的服务体验，以及有效的销售与市场活动。 目前，跟谁学的K12在线大班授课，采取的是双师模式，即主讲老师负责课堂教学，辅导老师又称班主任负责部分教务或肩负课下辅导，两者相辅相成。受益于付费人次增长带来的规模效益，以及名师产能进一步释放，跟谁学的毛利率水平继续保持在高位运行。2020年第二季度，公司的毛利率约为78.2%，同比显著提升6.8个百分点。 除了毛利率外，跟谁学的管理费用率也仍维持在较低的健康水平，期内该比率约为6.4%，主要是公司上市前曾长时间保持在小规模的组织状态下，从而打磨出了精细的单位运营及管理效能，并将该单位效能逐步复制到公司现行的集中化管理体系中。 二. 教学质量高考中得验证，持续聚焦高ROI的销售战略 具体看跟谁学核心的业务竞争优势情况。 其一，跟谁学的研发投入和员工薪酬水平继续得到提高，优化教学质量及服务体验，2020年第二季度，公司的研发费用为1.40亿元，较去年同期的4,112.8万元增长240.4%，主要由于专业课程的开发人员和技术研发人员的人数增加及薪酬水平提高。据悉，公司今年年内计划招聘1万人，涉及技术研发类、运营类、职能类、业务类等。 跟谁学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在今年的高考中也得到了充分验证。近日，跟谁学发布了2020年高考学员成绩榜，显示在来自全国的跟谁学及高途课堂的学员中，共有四位高分考生高考成绩超过700分，有26人进入了省前100名，有78人进入了省前1,000名，超过800位学员高考分数相比模拟考试提分超过30分，品牌价值进一步强化。跟谁学所服务的高三学生中，64%的学子均来自三四线和更小城市，本次疫情更多地催化的也正是小城市在线教育的渗透率，未来或为跟谁学提供更多的下沉红利。 目前，跟谁学在在线大班正在积极推进三大创新，即技术创新、教育创新和理念创新，借技术驱动服务。随着5G的落地，高途课堂将依托自有研发的在线直播技术以及教学教研系统平台，未来能够以5G为底层技术基础，充分融入AI、AR，VR等智能技术，实现线上还原真实课堂场景，实现360度沉浸式互动体验教学。 其二，跟谁学的销售费用从去年同期的1.69亿元增长至12.05亿元，主要是为了扩大用户规模及提高品牌知名度所增加的市场推广费用，以及销售和营销人员薪酬的增加。若以当期的现金收入对比销售费用计算ROI，我们得到报告期内跟谁学的ROI为1.99倍。放眼在线教育行业，相较于平均远低于1倍的“烧钱”式销售投入，跟谁学近2倍的销售转化率，竞争优势显著，这主要得益于公司践行精准的用户投放策略。 例如，跟谁学核心的受众群体为K12学生，公司就重点把广告切入中产家庭人群的生活轨迹中，包括电梯、微信等平台。近期，高途课堂赞助了知名综艺节目《极限挑战》、《中国好声音》，跟谁学联手爱奇艺打造亲子网综节目《亲爱的小课桌》。 三. 正在接受SEC问询，积极信号或已释放 综合来看，跟谁学本次交出的二季度“成绩单”，其实并非有实质性的业务bug：收入及利润规模均保持高速增长，运营现金流充沛，毛利率及管理效率优质，同时持续聚焦研发教学投入及高ROI销售战略，推动K12课程付费人次实现大幅攀升。 近年来，K12在线教育市场高速增长的核心逻辑在于渗透率快速提升，尤其是疫情的催化，促进很多三、四、五线城市的在线教育渗透率直接由20%提升至100%，渗透率的拐点或预示赛道将开启黄金周期。跟谁学作为K12在线教育赛道的头部企业，无论在技术端、用户端还是渠道端都拥有一定的领跑优势，发展空间充足。 所以，跟谁学近期股价的下跌或并不在于其的业务运营层面，而是财报中披露的另一个细节：公司正在接受SEC问询。这一消息让市场犹如惊鸿之鸟，纷纷慌不择路。对于SEC的问询，跟谁学的CEO陈向东则表示非常开心，因为SEC的问询和AC的独立问询是证明一家好公司的最好办法，也是唯一方法，显示公司管理团队对自身业务数据的高度自信。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跟谁学正处于接受第三方专业顾问问询及SEC问询的期间，却依然在正常节点发布了财报，并未对既往发布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或是关于问询结果的一个积极信号，未来做空风险有望全面解除。例如，今年4月8日，好未来在自曝业绩造假后，在此后的4月28日才公布了2020财年第四季度财报，同时对前三季度的报表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而瑞幸咖啡自2019年11月13日公布2019年第三季财报后，一直未能顺利披露新的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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