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消息,日前,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与新员工进行座谈,于9月2日对外公开了署名为《不要浪费一场危机的机会》的这次座谈会纪要。郭平表示,现在真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5G将释放巨大的技术红利,这会帮助华为和华为的战略客户获得商业成功。在谈及造车时,郭平表示,华为不造车,可以为车厂造好车,提供ICT的关键部件,这是华为的定位。
近日,融慧金科董事长兼CEO王劲以远程连线的方式,就“2020年金融机构的危机与机遇”话题,采访了前美国运通CRO、全球风险和信息管理总裁Ash Gupta。王劲曾是前百度金融风控负责人,曾任美国运通公司高级副总裁;他在运通的十七年职业生涯,正是在Ash Gupta的领导下度过。王劲: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金融机构有什么影响?Ash Gupta:从短期来看,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已经下降至50%-100%之间,但机构的流动性或可持续经营能力目前不受影响。究其背后的原因,一是这些金融机构一直在为即将到来的衰退做充分准备,以便能够在更具挑战性的环境中生存;二是政府积极采取行动,向各类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财政援助;三是这些金融机构在此衰退期也采取了相当负责任的行为,通过设置关怀计划与宽容期计划,使客户获得了短期流动资金。从中长期来看,全球金融机构的坏账率和不良贷款率都会上升,当前呈现出的良好态势在未来的发展演变中可能充满风险,因此,当前绝对不能放松防守。随着疫情的爆发,大型企业也可能会进行大量裁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环境将会较现在进一步恶化,所以,我们需要提前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疫情对金融科技公司又有怎样的影响?金融科技公司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发放小额贷款的公司,疫情使他们损失增加,面临着寻找资金和新客户的挑战。这些公司亏损的原因是没有遵循良好的信用管理基本原则,比如风险管理并不是在完成授信后就结束了,而是延申至回款环节;风险决策使用的数据不仅是最新的数据,还包括以往经济衰退期的数据;利用灵活的系统与流程,随环境的变化随时调整策略等。事实上,整体贷款量多少并不是业务成功的决定因素,还需要与贷款质量结合来看。放款很简单,款项回收才是业务成功的关键。另一类是金融科技公司,他们能够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智能化平台。融慧金科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们在上述领域取得的成就,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智能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前沿科技落地应用,将从根本上对金融市场进行变革。王劲:这次新冠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何不同?Ash Gupta:此次新冠危机与2009年的金融危机非常相似,因为它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公司,甚至每一个国家都带来了深刻影响。尽管就失业率和国内生产总值而言,金融危机影响更深,但本次疫情危机在许多方面与金融危机有所不同。首先,本次新冠危机在一个月内就达到了顶峰,而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2009年达到顶峰,历时整整18个月。其次,疫情之前,金融机构一直在为即将到来的衰退期做充分准备,而金融机构在资本和流动性方面并没有真正为2007年的经济衰退做好准备。第三,政府在新冠危机来临后的第一个月就采取了各种援助行动,而政府在金融危机时期的行动非常延后。因此,在此次新冠危机影响下,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状态都保持相对稳定,没有一家机构停止营业。这些现状与现有的金融科技技术革命是相辅相成的,相较于上次金融危机,这些新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快速地研究数据并找到对应地解决方案。王劲:危机与机遇常常并存, 在这场危机下还有哪些机会?Ash Gupta: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将客户置于一切工作的中心。无论是设计产品还是提供服务,我们都应该基于与客户的双向沟通,让客户能够拥有有效渠道与我们对话,并告知我们什么是适合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在过去,我们一直采用单项沟通的方式与客户交流,但现在我们除了向客户传达我们的想法外,也需要与客户多进行沟通对话,了解其更多想法。未来,金融机构将拥有更多的用户数据,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明确的管理机制,来告知用户其数据会被合理地运用,并且可以使他们受益。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充分获取客户授权的前提下,采用最适合客户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触达他们。在中国对于不富裕的人来说,金融服务的成本将会下降,无论是利率还是交易成本都有可能降低。市场的效率必须通过更有效的运营和合理的定价去实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全面的普惠金融。王劲:危机过后,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将如何变化?Ash Gupta: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负责任地为客户服务的行动,都应当对我们的员工和客户保持完全公开透明。首先,应以前瞻性的方式构建我们的分析,前瞻性意味着了解病毒的传播地点、公众对病毒的反应,以及病毒对关键经济指标的影响。同时,在设计客户使用的产品时,它们必须简单、易于执行,并且可供大多数人使用。其次,市场上涌现了大量专业的大数据分析及策略系统。专业人士可根据用户体验微调策略,并使之对不同类型的客户更具有针对性。但关键的是,分析的结果应该立即转化为行动。此外,在微观的层次上进行监控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监控能让我们快速了解哪些程序正在工作,哪些程序需要修改。比如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相信抵押贷款就可以降低风险,但在经济衰退期间,这种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我们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监控,因此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据此改进了我们的分析方式,帮助客户并结合现实采用对应处理方式。正是这种方式帮助我们更快地走出衰退期——我们应该认识到,品牌就是在这种危机时刻建立起来的。 银行是存款机构,当客户因为你的品牌把钱存在你那里,你就获得了客户永久的信任。(雷锋网)
当前的超级大宽松与次贷危机之后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本次国内逆周期力度、货币扩张速度、猪周期位置、原油供需格局、粮食形势以至通胀预期等等都有明显的区别,因而未来通胀的路径预计不会是金融危机之后的简单重复。 对于当前债市而言,未来通胀有上行压力但整体相对温和,国内经济不过热、全球经济不出现同步显著改善的情况下,可能很难看到2010-2011年大通胀局面再现。预计2021年CPI、PPI同比增速趋势上行,但通胀回升力度明显弱于2010年,整体相对温和,CPI全年1.5%-2%,大概率不超过3%;PPI中性假设下全年可能在3%附近,二季度低基数下明显冲高。 从稳就业角度考虑,政策虽然不会加码,但也不至于继续减量,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资金利率维持稳定,未来债券利率可能维持区间振荡,票息策略继续维持。 策略展望与市场点评 疫情之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大幅宽松,市场普遍预期2021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延续反弹,鉴于次贷危机之后通胀高企的经历,市场对于通胀,特别是明年的担忧不断上升。对此,本篇周报进行简要讨论。 1、哪些似曾相识,哪些可能不同? 让市场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次贷危机,在全球货币宽松和刺激政策的带动下,2009年8月开始CPI、PPI双双触底回升,并在随后两年演变成高通胀局面(CPI、PPI、广义资产普涨)。 通胀高企也使得这一时期货币政策“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带来一轮显著的债券熊市。 关于次贷危机之后高通胀的成因,既有总量的因素(刺激政策下国内经济快速恢复,叠加货币高速扩张带来流动性外溢),也有结构性因素(食品价格上涨引人注目、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此外还有输入性通胀(大宗商品显著上涨)和通胀预期的助推。 虽然和次贷危机之后相比,当前的超级大宽松带来很多相似之处,但也要注意一些不同之处,因而未来通胀的路径可能不会简单重复。 (1)当前全球流动性极度宽松,力度远大于次贷危机期间 疫情之后主要经济体均推出了一系列财政货币刺激政策,而且刺激力度显著大于次贷危机时期,具体体现在美欧日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大幅扩张。 本轮刺激更多地集中在企业和居民,而非金融机构,同时财政政策作用更加突出(特别是美国),这导致M2快速回升,而次贷危机之后由于流动性囤积美欧日广义货币长期处于低位。 (2)国内逆周期力度加大但弱于2008年,决策层提前考虑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平衡 本次疫情之后货币政策通过降准、降政策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结构性货币政策等加大对冲力度,信贷、社融、M2增速均出现了显著回升。同时,基建发力稳投资、稳就业,对螺纹钢等大宗商品形成支撑。 但是也需要关注本轮国内逆周期政策力度显著弱于次贷危机之后。次贷危机之后,基建投资增速由20%快速攀升至2019年年中的50%附近,同时地产投资继续发力,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6.5%升至30.4%,投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当前基建投资虽有力度但算不上强刺激,地产刚刚抬头调控政策再度加码,7月30日政治局会议强调“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这是一种崭新的调控思路,毕竟2009年类似措辞的出台背景是经济已经回到8%附近,当前政策调整是建立在二季度GDP3.2%这个弱基础上。假设全年基建增速10%-15%,地产5%-7%,制造业投资-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至多回到5%附近,难以高于去年水平(5.4%)。因而,本次投资刺激虽然不弱,但是求稳的思路下,经济恢复速度预计还是偏慢,至少直接过渡到经济过热的进程没那么快。 所以在政策刺激力度有限,而且整体政策逐步确认适度的背景下,以螺纹为例,如果基建和地产投资后续整体维持当前水平,那么对应螺纹钢价格涨幅预计也相对有限。 (3)货币扩张速度 通胀是货币现象,次贷危机之后高通胀的必要条件是货币持续高速扩张。货币扩张有两大因素:一是国内强刺激下经济恢复和信贷扩张,二是发达国家量化宽松下资本大规模流入带来货币被动投放。这一时期,M2、社融增速明显高于名义GDP。 本轮刺激过程中,经济尚未全面企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较早地回归中性,同时要求“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信用扩张大概率放缓;如果发达国家继续长期维持货币极度宽松状态,当前中美利差之下可能还是会出现资本流入。不过目前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中美关系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国际贸易争端增多,经常账户难以持续维持顺差状态;央行对汇率浮动容忍度增加,同时增加了应对资本流入的宏观审慎工具;因而,虽然金融扩大对外开放,但目前还看不到次贷危机之后热钱大规模流入导致货币显著被动超发的局面。 (4)猪周期所处阶段不同 2010-2011年CPI上行,虽然部分缘于能源等商品价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但涨幅最大的主要还是食品。当时恰好处于猪周期上半场,猪油共振下通胀高企。本次不同之处在于,三年猪周期进入下半场,随着猪肉产能逐步恢复明年猪肉价格预计继续回落,猪通胀压力明显减轻。 (5)油价:经济恢复+弱美元下大概率回升,但制约因素仍较多,突破2016-2017的可能性较低 随着全球经济从疫情中恢复,供需格局预计明显改善,美联储如果长期维持宽松,叠加新兴市场经济复苏,中期来看预计美元整体偏弱,国际油价大概率将继续回升。 但本轮油价上涨面临一些制约:(1)国际原油需求量最多的是美国,增量贡献最多的是中国,但美国由原油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近期进口量有所增加),而中国此次刺激力度较弱反弹力度预计不及前期水平;(2)国际原油库存显著高于次贷危机之后,还有一段时间的去库存阶段;(3)如果油价回到50-60美元,页岩油供给将再度增加。 (6)粮食价格 2010年国际国内粮食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涨,是推动CPI上涨的重要因素。近期国内粮食价格回升,同时经济日报报道主产区小麦收购同比减少[1],那么2010年粮价大涨的情形是否会重现? 全球粮食形势稍好。2007-2008年曾经出现全球粮食危机,国际粮价大幅上涨。2010年6月俄罗斯干旱、大火和粮食出口禁令,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克兰预计产量下降,小麦价格自6月起又大幅上扬。这种价格快速增长趋势,引发了人们对2006—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再现的担忧。新冠疫情之后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度警告可能重现粮食危机,但最新的《粮食展望》预测谷物类产量将比上一年度的记录高出2.6%,全球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库存累积,特别是小麦和粗粮价格下行压力较大。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亦表示,鉴于当前粮食生产较好、库存较高,同时国际合作经验更为丰富,能源价格处于低位等因素,预计不会出现2007-2008年粮食危机。 从国内来看,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夏粮总产量14281万吨,比2019年增加120.8万吨,增长0.9%,同时我国主要粮食库存处于较高水平。当前粮食价格上涨与农民阶段性“惜售”有关。粮食价格存在上涨风险,但预计涨幅低于2010年水平。 (7)其他因素 逆全球化愈演愈烈。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通胀水平整体趋势下行,近年来中国CPI波动率也出现下降。对于这种现象,2017年BIS首席经济学家波里奥表示全球化是造成通胀低迷最可能的原因[2]。当然,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贫富差距加大等都可能是重要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使得企业可以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消费品价格上涨。2018年以来全球贸易争端增多,本次疫情将全球供应链的弱点充分暴露,逆全球化可能愈演愈烈,当前强调内循环也是基于这一大背景。逆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割裂可能会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当然具体影响还有待观察。 居民通胀预期还没起来。2009年一季度居民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已触底回升,而今年二季度依然明显下降,居民消费整体回升较慢,M2扩张有限而且较早出现回落,货币超发特征不明显,这种情况下可能不会形成比较强的通胀预期并进入自我反馈。 综合来看,全球流动性宽松力度高于前期,国内货币增速亦有明显提升,这隐含了较大的潜在通胀风险,这是2021年与2010年比较相似的地方。但当前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逆周期力度明显较弱,经济出现过热的可能性不大,货币扩张速度有限且趋于缓和,资本流入导致货币被动超发的可能性存在但规模大概率不及前期;当前处于猪周期下半年,猪通胀压力不大;经济恢复和流动性泛滥大宗商品价格预计上涨,但原油供需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而且未来还有一段去库存时期;国际粮食危机可能性较小,当前粮价上涨可能只是阶段性的;工资增速出现趋势性下降,失业压力之下劳动力成本增幅预计有限;疫情之后居民消费恢复偏弱,通胀预期还没起来,这也降低了未来通胀风险。 2、明年通胀会如何? 对于CPI预测,猪周期进入下半场,保守估计2021年猪肉价格平均批发价回落到40元/公斤;其他食品和非食品我们有两种假设:一是采用历史均值,作为较低估计;二是采用2010年环比替代,作为较高情形。整体来看,今年年底、明年年初CPI触底,甚至可能出现负值,之后持续回升状态,二、三季度出现短暂回落,四季度重新开始上行,预计全年CPI均值在1-1.5%,最高值可能略高于2%,大概率不会突破3%。 对于PPI预测,我们整体的判断是:如果全球经济没有较好地实现同步改善,2021年原油、螺纹钢等大宗商品不会超过2017年水平。根据EIA的预测原油价格回升斜率并不陡峭,2021年布油现货价预计回到52美元附近,假设最高回到60美元。对于国内定价属性更强的螺纹钢,考虑到国内基建地产投资增速相对温和,螺纹钢价格预计在4200-4800元/吨[3]的区间。此外,我们还直接使用2010年环比作为替代计算2021年PPI同比。综合来看,PPI整体走势基本一致,上半年呈上升趋势,由于基数较低5、6月达到最高值;短暂回落之后9月前后再度上行,全年PPI最极端情况可能是6%(2010年环比),中性假设下可能在3%附近,如果经济恢复不及预期可能在2%-3%的位置。 总结而言,当前的超级大宽松与次贷危机之后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本次国内逆周期力度、货币扩张速度、猪周期位置、原油供需格局、粮食形势以至通胀预期等等都有明显的区别,因而未来通胀的路径预计不会是金融危机之后的简单重复。 对于当前债市而言,未来通胀有上行压力但整体相对温和,国内经济不过热、全球经济不出现同步显著改善的情况下,可能很难看到2010-2011年大通胀局面再现。预计2021年CPI、PPI同比增速趋势上行,但通胀回升力度明显弱于2010年,整体相对温和,CPI全年1.5%-2%,大概率不超过3%;PPI中性假设下全年可能在3%附近,二季度低基数下明显冲高。 从稳就业角度考虑,政策虽然不会加码,但也不至于继续减量,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资金利率维持稳定,未来债券利率可能维持区间振荡,票息策略继续维持。 市场点评:资金面中性偏紧,长端收益率小幅下行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4900亿元,资金面中性偏紧。周一,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100亿,资金面全天都较为紧张;周二,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500亿,早盘资金面延续紧张状态,午后逐步宽松;周三,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1400亿,资金面随后缓和,午盘时供给一度收紧,后供需均衡直至收盘;周四,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1500亿,资金面整体均衡偏紧,直至尾盘开始宽松;周五,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1400亿元,资金面早盘从紧平衡逐步转向平衡,直至尾盘明显宽松。 本周公布的七月宏观经济数据不及预期,资金面中性偏紧,长债收益率小幅下行。周一,全天债市大涨,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的通胀数据,与市场预期方向一致,长债收益率震荡下行;周二,早盘长债利率小幅低开,随后震荡上行,因股市午后下跌,随后公布的7月信贷社融数据低于预期,长债利率小幅下行;周三,受股市走弱,美债收益率上行,国债缩量发行的影响,全天市场波动明显,收益率曲线整体上行;周四,受资金面小紧及美债收益率上行影响,债市小幅高开,午盘后因国开债投标结果良好,长债收益率便从高位震荡下行;周五,七月消费及工业宏观数据不及预期,叠加MLF续作预期的影响,债市收益率明显下行,尾盘时,债市未受央行购买国债消息被证伪影响,长债收益率保持震荡下行。 [1]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008/15/t20200815_35529421.shtml [2]https://www.bis.org/publ/work602.pdf [3]价格:螺纹钢:HRB400 20mm:全国(Wind) 一级市场 根据已公布的利率债招投标计划,下周将发行61支利率债,共计2713.86亿。其中地方债有54支,合计1643.86亿。 二级市场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4900亿元,资金面中性偏紧,公布的七月宏观经济数据不及预期,长债收益率小幅下行。全周来看,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2BP至2.94%,10年国开债收益率下行4BP至3.45%。1年与10年国债期限利差收窄7BP至66BP。1年与10年国开债期限利差收窄3BP至79BP。 资金利率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4900亿元,资金面中性偏紧。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上行47BP至2.05%,7天回购利率上行17BP至2.20%;上交所质押式回购GC001下行22BP至1.97%;香港CNHHibor隔夜利率下行7BP至2.75%;香港CNH Hibor7天利率下行3BP至2.72%。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4900亿元,下周有5000亿逆回购到期,关注周一MLF操作。 实体观察 中观行业数据 房地产:30大中城市商品房合计成交368.76万平方米,四周移动平均成交面积同比上升16.77%。 工业:南华工业品指数2,266.52点,同比上涨1.45%。 水泥:全国普通42.5级散装水泥均价为428.80元/吨,环比下降0.36%。 钢铁:上周螺纹钢下跌29元/吨,热轧板卷下跌10元/吨。 通胀观察 上周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环比基本持平;生猪出场价环比下降2.32%。 国债期货:国债期货价格大幅上涨 利率互换:利率整体下行 外汇走势:美元指数小幅下行 大宗商品:原油价格小幅上行 海外债市:美债收益率小幅上行 风险提示 大宗商品价格大涨,经济出现过热,通胀预期抬头。
报道,当地时间8月12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表示,新冠疫情是美国一个世纪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病毒的出现,使公共卫生官员被迫将注意力从预防产妇死亡、艾滋病、治疗丙型肝炎和防止儿童吸烟等问题上转移开。 雷德菲尔德称,美国没有在公共卫生的核心能力上投资,现在是投资公共卫生的时候了,为了子孙后代,大家有责任确保国家对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做好准备。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上个月就曾说过:“应对新冠疫情之路道艰难且漫长,自1918年以来,新冠肺炎是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在提到美国各地病例数激增的情况时,福奇指出,数字说明了一切,“我们无法知道在这场疫情中的处境”。他还表示,死亡人数说明了这是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以来,情况最糟糕的一场呼吸道疫情。现在看来,依然道路艰难且漫长。
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14日对外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挑战,中国需要跨越四大“陷阱”。 当天,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131期“经济每月谈”上,朱光耀表示,目前全球正面临着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三大世纪性危机:一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二是全球经济危机,三是全球治理危机。“面对一系列世纪性危机挑战,各国应该做的是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但目前来看并没有形成有效合力。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应该担起责任、团结协作、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朱光耀表示,对中国来说,全球危机给中国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要实现稳定持续发展,需要跨越四大“陷阱”。 一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争斗构成的陷阱。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绝不是要取代谁,而是要更好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中国绝不称霸。目前中美关系非常不令人满意,在发展的关键关头,要加强磋商,尽快回到协调合作稳定的轨道上来。 二要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即世界失序的陷阱。最近的经验证明,失序的世界对每个国家以及世界经济发展都有巨大危害。美国接连退出各大国际组织,对世界稳定造成巨大挑战。世界需要和平、发展需要秩序,是时候通过平等磋商来制定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 三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居民收入停滞不前的陷阱。根据世界银行制定的标准,中国距离高收入国家仅一步之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2019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为10276美元,美国人均GDP为6.5万美元,差距很大。中国仍要坚持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坚持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国民收入。 四要跨越傲慢与偏见的陷阱,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双重标准的陷阱。贸易战从市场角度看是生产力的竞争,但美国等西方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意识形态歪曲抹黑中国,对中国进行遏制。中国要靠自身努力,提升自身实力,扩大开放,同世界经济紧密融合,为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一、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在经济方面的危害 只要是经济危机就会有危害,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也不例外,也会损害经济增长。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的债务危机首先会导致政府投资的下降。政府发生债务危机后,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必然会被削减。本次经济危机后奥巴马制定了诸如“高铁计划”等基础设施改善方案,但最终因为财政问题,无法施行。同样特朗普上台后也出台了四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改善计划,也基本被搁浅。这几年中国也日益面临着巨大的政府债务问题,这也导致政府投资乏力,政府投资下降不仅影响到经济增长,也会因为基础设施老化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 2、政府投资下降必然会带动民间投资下降。政府投资一般会通过带动效应和乘数效应对民间投资产生推动作用,其实几乎所有的政府工程都是通过民间承包商来完成的,当政府投资下降时,也会直接带动这些民间投资的下降。 政府修一条高速公路,公路两旁就会出现成片的工业区;政府修一条地铁,地铁站附近就会建成成片的居民小区或写字楼;政府修一条高铁站,每个高铁站附近都会出现一座新城。这些由高速公路、地铁、高铁所衍生出来的经济效益往往是这些基础设施投资金额的数倍;如果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出现投资下降的话,这些民间投资也将随之出现倍数级的下降。 3、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还会导致政府对科技投资的降低以及对新兴产业扶持的减少,这也会损害到一个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导致国家经济越来越落后。 4、政府债务利息也会衍生出巨大的债务。债务压不垮政府,而利息才会。而不管任何形式的债务都是有利息的,债务利息会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而且债务和利息都是复利式增长,非常可怕。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来还利息,最终必然导致政府财政的崩盘或国家破产。目前美国债务利息息已经超过美国用于教育、交通、能源和国防之外的所有其他可支配项目开支的总和。中国每年的债务利息支出也已经超过了科技支出,这些都将继续侵蚀经济增长的基础,目前世界各国大部分的新增债务都是源于利息带来的新增债务。 5、政府债务会通过资本市场影响整个国家 政府债务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筹集,一旦政府债务危机爆发,整个金融市场都会受到影响,并且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波及到所有行业,所以政府债务危机从来不是政府自己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的系统性风险,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二、政府债务危机在民生方面的危害 政府债务危机不仅会危害国家经济增长,还会对民生带来直接危害,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退休年龄被推迟 政府支出中非常大的一块是养老金,养老金虽然来源于社保收入,但大部分政府都会进行一定的补贴,当政府没钱时就会推迟退休年龄,近几年从欧美到中国都在推迟退休年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面临债务危机。目前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普遍高于65岁,美国是67岁,德国未来10年将推迟到69岁,冰岛男性的退休年龄是70岁,澳大利亚也将从65岁逐渐推迟到70岁,欧盟甚至建议所有成员国将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世界各国的决策者都不想着怎么解决政府财政危机,只想着拿退休年龄做文章。 2、中产阶级社会解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社会解体成为世界级现象,发达国家之所以建设成了中产阶级社会,关键是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在托底,随着各国减税政策的出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也将陆续受到影响,中产阶级社会也随之垮塌。 3、政府债务向民间债务转移 政府债务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想出各种脱身之策,政府往往会以市场化的形式将债务向民间转移。例如,当美国小布什政府削减政府保障房项目之后,鼓励穷人贷款买房就是明显的将政府债务向民间转移。政府削减教育支出后,学生也更加需要靠贷款来完成自己的学业。中国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盈利前景并不明朗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银行机构参与产业基金也是政府债务向民间转移的做法。 高连奎,经济学家,美国马萨诸塞州众议院经济学专业贡献奖获得者,国际信息发展(行情300469,诊股)组织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国经智库专家,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之新财税学派创始人,新华社高端访谈嘉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栏目嘉宾,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学者,也多次受邀为国内外顶级机构或其决策人士提供咨询或授课,国内如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北京市委讲师团、云南省委省政府,国外如华尔街顶级对冲基金公司、世界最大主权基金挪威中央银行、新加坡驻华大使馆等; 曾受邀参加TEDxbohaiwan大会演讲,为美联储货币委员讲解货币政策,受邀到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哥伦比亚大商学院等世界顶级机构演讲或授课,其新著《21世纪经济学通论》被美国哈佛大学收藏。
为有效防范道德风险,我们要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存款保险保障制度、破产清算程序等前提下,对那些高风险机构、经营失败机构、严重违法违规机构、威胁金融体系安全的机构进行及时果断处置,包括收购、兼并、重组、接管,乃至关闭清算等。 当前,我们正处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关键时期,既要果断处置当前显现的单体金融风险,更要重视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要认真总结和吸取国内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建立和完善确保我国金融体系安全稳定的长效机制。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相对于单体(如单个金融领域、单个金融机构、单个金融产品等)的金融风险而言的,是一种共振性、体系性、全面性的金融风险。其冲击性、破坏性远比单体金融风险要大。从国内外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践来看,尽管时期不同、原因不同、表现不同,但其中也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必须加强逆周期调控。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经济兴则金融兴,经济衰则金融衰。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是相互推动、相互加强的。在经济扩张与繁荣时期,金融信贷也高速扩张和膨胀;而当经济进入低迷、萎缩、衰退时,借款人或债务人的现金流延滞,还款能力快速下降,债务违约迅速扩大,金融资产质量迅速恶化,贷款抵押品价值也快速下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资本充足性都出现问题,金融信贷也会因此出现迅速和全面的收缩,使经济进一步萎缩和衰退。这时如不能及时有效调控,就可能会迅速演变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发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危机,导致全面挤兑和金融体系的崩溃,对经济造成更巨大的破坏。 为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央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门必须实施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逆周期调控,实施逆周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包括逆周期的财政支出与赤字政策、税率与利率政策、流动性供给与资本缓释政策等。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必须加强预调和预期管控。目前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很难非常精确地预测、预警系统性金融风险或大规模金融危机的爆发。因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突然爆发前,具有长期的潜伏性和隐蔽性,有一个不断积累、聚集的过程,只有在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会突然发生质变。而往往在大的金融危机或系统性金融风险到来之前,人们都陶醉在一片繁荣的氛围之中。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都供求旺盛,交易活跃,价格高涨,特别是短期资产交易十分活跃,市场流动性非常充裕,人们的预期非常乐观,都普遍认为离金融危机还很远,甚至认为根本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而当市场突然传出负面消息或发生负面事件时,如发现金融衍生产品和结构性产品的底层资产质量有问题,出现众多债务人违约,或者某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发生巨额损失而面临倒闭等,市场情绪和预期就会突然逆转,出现恐慌性抛售,资产价格迅速跌落,金融市场泡沫很快破裂,市场流动性迅速蒸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即金融危机由此爆发。 为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就要在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积聚过程中,及时降温和调控。可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金融监管政策工具(包括资产风险权重及资本充足率水平、资产流动性系数及充足水平、资产风险损失拨备系数及拨备充足水平,以及严格的压力测试等),实施预调、微调,在不损害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防止经济金融泡沫的形成和不断扩大。 (三)单体金融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必须及时果断处置单体金融风险。因为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关联性和传染性,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处置,形成有效的隔火墙,单个市场、单个机构、单个领域的金融风险,很快就会传染蔓延到其他市场、其他机构、其他领域,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例如,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雷曼公司的倒闭,就成为引发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英国北岩银行发生支付危机引发了英国银行体系的危机。又如,对于我国2015年出现的股市异常波动、2016年出现的货币市场突然紧张、2018年出现的大面积股票质押融资违约风险等,如果我们未能及时处置化解,就有可能形成连锁反应,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2019年我们未能对包商银行及时接管和托管,实施稳妥处置,也可能会引发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系统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震荡,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为有效防范单体金融风险突然转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必须有效防止金融机构的“窗帘粉饰效应”。所谓“窗帘粉饰效应”,就是从外面看很光鲜漂亮,但里面脏乱不堪;数据指标很好看,实际已暗藏危机。例如,包商银行和锦州银行在被接管和重组之前报告的各项指标都很好,其监管评级在城市商业银行中也都位于良好之列。但它们实际上都早已成为高危机构,几乎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引爆点。 我们要严格区分单体金融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应该将单体金融风险当作系统性金融风险,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但同时也不可忽略单体金融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联系与转化,不可忽视对单体机构金融风险的有效监管和及时化解。要定期实施严格的压力测试,并根据压力测试结果提出严格的监管要求,包括强化公司治理、严控内部关联交易、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及时补充资本和流动性、加强数据审计与披露等。要真正做到对金融风险早发现、早研判、早控制、早隔离、早处置,并建立可靠的防火墙。 (四)过度加杠杆与期限严重错配是积累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必须加强对杠杆水平和期限错配的有效管控。例如,在2008年美国由次贷危机而引发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以及2015年我国发生的股市异常波动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金融产品层层嵌套,金融交易层层加杠杆,资产负债期限严重错配,过度依赖短期同业融资,并将短期资金配置到长期非流动性资产中,如各类抵质押融资及再融资,住房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及再证券化,短期消费贷款用于购买房地产,短期理财资金用于长期投资等。在上述情形下,一旦底层资产出现风险,抵质押品价值缩水,借款人发生违约,市场预期和信心就会发生逆转,就会出现争先抛售和资产价格暴跌,由此形成市场恐慌并迅速蔓延,市场流动性迅速蒸发,金融市场迅速崩溃,系统性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就会发生。 为防止上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金融机构必须全面加强资产负债的期限管理,加强对期限错配的严格管控。降低同业短期负债,增加长期稳定负债;降低低流动性资产,增加高流动性资产;加强对抵押和质押融资的管控,严格控制杠杆水平;还要加强对理财、委托贷款以及其他表外业务的管控,加强综合并表与全面流动性管理。 (五)各种影子银行和各种名为金融创新、实为逃避监管的金融活动,也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也必须加强有效监管。在有效风险管控和监管之下,各种影子银行也可以成为传统正规银行体系的重要补充,对增加金融有效供给,缓解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矛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如果是无监管的野蛮发展,“无照强行驾驶”,甚至是搞非法社会集资、金融诈骗,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金融风险,还会传染蔓延到正规金融体系,进而导致全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必须加强对各种影子银行的监管,促进其规范、健康地发展。 健康的金融创新是促进金融发展、增加金融供给、激发金融活力的重要动力。但野蛮的、逃避监管的金融创新也可能成为积累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推动力。关键是要对各种金融创新(包括金融业务、工具、产品、方式和结构等)进行全面的分析研判。金融创新往往会走在金融监管和金融立法的前面,要有一个认识、鉴别和规范的过程,存在一个滞后期。但这个时滞不能过长,必须及时对这些金融创新做出甄别。区分哪些金融创新是有利于增加金融有效供给、改进金融风险管控的创新;哪些金融创新是逃避监管、投机套利、扩大金融杠杆、加剧期限错配、积聚金融风险的创新。进而采取审慎有效的监管措施,及时制定相关的审慎监管法规。 (六)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化、泡沫化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严重金融危机的最重要因素,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灰犀牛”,必须及时加强调控。应当承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以及增加财政收入等,都会起到重要作用。但主动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把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措施,或者在房地产政策上左右摇摆,对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犹豫不决,将会使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 房地产市场泡沫化往往与房地产的金融化相互推动。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化,是指银行信贷资金、债券资金、股票资金、信托资金、理财资金及各种影子银行资金等,通过各种渠道集中投入到房地产市场,导致房地产融资的过度集中和过高杠杆。房地产融资的快速增长与过度集中,会助推房地产的快速扩张和价格泡沫的不断膨胀;而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又会进一步刺激房地产开发投资贷款和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快速增长,使金融杠杆进一步放大。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以及相关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迅速扩大,又会进一步加速房地产的金融化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最后,当杠杆已经过高、泡沫已经过大,已经难以持续时,当出现借款人违约或政策变化时,市场预期会快速发生逆转,房地产交易和价格迅速下降,作为贷款抵押物的房地产价值和支持证券化的抵押贷款资产的价值快速缩水,债务违约就会迅速增加,以房地产支撑的各种证券资产就会被大量抛售,其价格会快速暴跌,由此引发房地产泡沫的迅速破裂,银行不良资产迅速增加,市场出现严重恐慌,系统性金融风险即金融危机也就到来了。 各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实现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我们必须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包括土地、税收和金融方面的法律和政策。要通过实施差别化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以及监管政策等,在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同时,坚决抑制房地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的投机炒作,坚决防止房地产市场的过度金融化、杠杆化,防止房地产市场的严重泡沫化。 (七)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言,加强防范非常重要,及时有效处置也同样重要。正如消防的功能是既要防火也要救火一样,救火与防火同等重要。及时有效处置金融风险,可以避免金融风险的扩大蔓延与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最大限度减少风险损失和降低救助成本,并且能够尽快恢复市场的信心,恢复金融体系的功能,防止经济金融陷入长期衰退。 对已经发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或者有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金融风险,必须及时果断处置,不能犹豫拖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法律的不支持、政策的不确定、决策的犹豫不决,都会延误危机的应对和化解,从而造成更大的破坏和损失。就如癌细胞一样,一旦发现就必须立即或及早切除,否则会迅速扩散蔓延,危及生命。不可侥幸癌细胞会慢慢消失而自愈。犹豫拖延会丧失最佳的处置时机,会使危机更严重,处置更困难,成本更高昂,破坏更巨大。 不论是处置单体金融风险,还是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时机和时间都非常重要。在立法和修法都来不及的情况下,就要给予金融管理部门更大、更灵活的处置权限,授权其可以采取临时有效措施,以果断处置风险,稳定预期和信心。 (八)在防范和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如何有效防范和减少道德风险,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挑战和课题。对发生支付性危机的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救助,向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注入资本,政府对所有存款及个人债务实施偿付担保等措施,有助于防止恐慌和挤兑,稳定市场和信心,阻滞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及蔓延,防止引发更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风险根源,还可能产生或助长道德风险,使人们很快淡忘对金融危机的畏惧,放松对金融风险的警觉;难以使那些激进冒险的金融机构及其所有者和管理者付出惨痛代价,吸取沉痛教训;难以使市场纪律发挥更有效的约束作用;也难以使金融管理部门充分吸取深刻的教训。而这些都可能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种子和隐患。 为有效防范道德风险,我们要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存款保险保障制度、破产清算程序等前提下,对那些高风险机构、经营失败机构、严重违法违规机构、威胁金融体系安全的机构进行及时果断处置,包括收购、兼并、重组、接管,乃至关闭清算等。同时对这些机构的实际控制者和决策者进行严肃惩处和惩戒。要让这些机构的股权所有者、内部关联交易的受益者乃至机构债权人承担风险处置损失,而不应让政府、纳税人以及存款人为其损失买单。要让金融风险的处置过程成为一次最有效的风险警示和教育过程,成为难以遗忘的深刻记忆。 本文原发于《金融监管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