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记2020·应变局开新局”(七) 过去一年，我国经受住了疫情“大考”，经济稳步复苏的同时，居民增收红利持续释放。近段时间，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信号密集释放。《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从中央到地方，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牵引，一揽子“扩中”政策措施将加快落地，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加大对重点群体支持力度、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红利可期。 居民增收红利持续释放 “以前，出门在外，说到十八洞村都抬不起头，现在当地老百姓都自豪地说自己来自十八洞村。”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村委会代表龙吉隆介绍，与2013年相比，十八洞村人均收入差不多翻了十多倍。“现在乡村旅游红红火火，十八洞村已成旅游目的地和网红打卡地，今年接待游客预计超过100万人次。” 这只是一个缩影。回望即将过去的2020年，全国上下攻坚克难，以强大定力逐步克服疫情影响，经济稳步复苏的同时，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81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3.9%，名义增速比上半年回升1.5个百分点。其中，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3486元，增长3.6%，比上半年加快1.1个百分点，拉动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0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指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2010年增长96.6%、80.1%、104.1%。目前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收缩。2020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67：1，2019年同期是2.75：1，两个年度的同期差距相比收缩了0.08倍。”陈光金说。 这背后离不开增收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围绕农民群体，不少地方纷纷出台增收方案，重庆市出台《关于深挖潜力促进农民多渠道持续增收的具体措施》，提出让农民鼓起钱袋子的22条增收措施；江西省出台《关于促进农村居民稳定增收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 “扩中”政策有望密集落地 近段时间，围绕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信号仍在密集释放。 “十四五”规划建议勾勒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施工图，包括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推动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包括技术工人的待遇，激发人才活力，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与此同时，要促进2亿技能劳动者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地方也在加快部署。比如，北京市委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胡雪峰介绍，2019年北京中等收入群体大约占常住人口的55.8%。下一步还将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具体举措看，包括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制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行动计划，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等；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修娜看来，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有必要围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积极推进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未来在“扩中”的政策设计中，要针对不同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不同问题，制定差异化的“扩中”策略。 “要进一步落实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减税降负政策、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技能提升政策以及居民增收措施。还要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障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从源头上提高教育质量、增加中高端就业比重、调整产业结构等。”杨修娜说。 技术工人等将成“扩中”主力军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收入分配改革不断深入以及“扩中”政策措施加速落地，中等收入群体将加速扩围，农民工、技术工人等将成为“扩中”主力军。 “按照国家统计局现行标准，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达到4亿人。‘十四五’期间，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改进收入分配的措施，再增加2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表示，每年的毕业生加起来有近千万人，还有工人群体里的技术工人，再加上专业化农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将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在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方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透露，将鼓励企业在职工收入分配中把技能作为一个要素加以体现，无论是基本工资定级还是津贴补贴、绩效奖励等。“下一步，要不断完善措施，鼓励企业完善职工收入分配机制，促进企业收入分配积极向一线职工倾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扩中”的关键是瞄准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来源。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低收入群体变成中等收入群体。这些人包括农民工、小微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经营者、低工资就业者、农村多种经营者、乡镇企业工人等。特别是城镇中的农民工，他们的数量已占到城镇就业人员的1/3左右，最有潜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强政策扶持，促使其就业保持稳定、职业不断升级、技能不断提高，享受到与城镇职工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帮助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李实说。(班娟娟 张莫)
2019年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占比额为57.8%，这虽然是一个正常年份的消费占比，但远远低于成熟市场经济；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消费在GDP占比应达到70%左右才能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增长动力结构。 然而，2020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为负。虽说是受疫情影响，但是下半年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消费远远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除了服务业消费，预计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020年同比增速约-4%左右。 因此，如何激发消费潜力，是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关键，也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重中之重。2021年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三把火”：一是正视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现实，尽快下调利率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二是扩大就业、深化改革，争取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群体；三是既要扩大传统消费需求，更要创造新消费需求。 当前消费复苏缓慢的深层次原因 从三大需求的恢复情况来看，投资、出口等增速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消费成为明显的短板。 去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民间投资增速在11月年内首次转正；出口增势超预期，带动前11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8%。得益于生产端的率先恢复以及海外部分订单向中国转移，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将达到历史高峰。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2020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37.1、422.5和14.6。前11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8%，预计全年同比增长-4%左右。这将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消费负增长。 部分人士可能认为，今年消费同比增速对比2020年会显著加快，但实际上这种在2020年的低基数基础上的高增长，本质上只是一种数字假象——虽然不是人为编造的假数据，但是2021年消费表面上可能呈现的两位数高增长数据，其实只相当于没有疫情下同比增速2%~3%。若不加以区分，不但会掩盖消费疲弱的真实情况，还有可能严重误导决策。 造成消费疲弱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在疫情前，近几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实际已呈持续下滑状态，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疫情冲击下2020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严重放缓，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3.9%，剔除物价后的实际增速仅0.6%。 在总体收入增长放缓的前提下，居民收入的结构性不平衡进一步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比如，疫情冲击下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几乎未受疫情影响，这从奢侈品、豪华汽车、金银珠宝甚至商品房热销等迹象上可以反映；而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下降才是造成疫后消费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 造成消费疲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居民储蓄倾向提高，进而造成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疫情冲击后，居民对工作、收入预期自然持谨慎态度，加之疫情冲击下中国不但没有降息，反而在二季度以后引导实际利率（国债到期收益率）不断上行，结果造成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增速高达9.5%，而居民净存款（存款-贷款）增速高达10%以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消费疲弱的直接结构原因，主要还是疫情影响下的餐饮、旅游、航空、酒店、影院、会展等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因而只要疫情受控，消费就会自然复苏。这种观点是十分有害的——事实上，前文所述的2020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负增长，主要是商品消费的负增长而非服务，而旅游、航空、酒店、影院、会展等服务业的消费负增长，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负增长更加严重。 正是在上述错误认识下，造成我们在疫情严重冲击下的救助资源大部分流到投资端，而对居民的救济、补助等转移收入总量较少、占比偏低。不论是2020年消费的负增长，还是2021年同比高增长数据掩盖下的消费不足，都不能简单归因于疫情的影响，并期待疫情后自然恢复。要看到去年三季度中国社会秩序已经恢复、而消费并没有如期恢复到正常状况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只有从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持续放缓、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等深层次原因入手，才能真正找到激发中国消费潜力的药方。 正视社会平均利润率下行，尽快降息 为应对百年来最严重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欧美各国纷纷大幅降息，辅以财政刺激，很多国家都降到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水平。与欧美国家直接向个人和企业发放现金补贴不同，中国的抗疫措施更偏向供给端的恢复和稳投资，在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前四个月有比较明显的宽松和真实利率的下行，但是在2020年5月份以后短期利率、长期利率都就开始逐步上行。 从消费和储蓄的关系看，在给定居民收入的前提下，如果要扩大消费，就要降低储蓄率；而要降低储蓄率，就是势必要降低利率。因此，2021年稳消费的第一把火应该是尽快降息。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明确提出相关政策保持连续性，不急转弯，同时还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今年的主要任务，提出合理调节消费、储蓄和投资比例关系。从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出发，通过降息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应该是应有之义。 从政府、企业和居民债务成本角度考虑，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各部门的总债务约在270万亿元，若利率调降1个百分点，可节省2.7万亿的利息支出，释放出大量投资和消费潜能。 从全球金融市场来看，面对疫情冲击，在全球普遍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中国独自保持较高利率不仅使本国企业承担了较多的成本，同时也会造成国际“热钱”和套利资本的不合理流动，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过去一年来人民币的不断被动升值就是表现。 最后，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原理出发，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后，全球各国、中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是不符合社会平均利润率一般规律的。应该正视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的现实，相应调低利息率。 提高居民收入，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者 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的第二把火是提高居民收入，重点是把更多的低收入者变为中等收入群体，至少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群体。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标准，即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如果按去年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则为年收入2.5万-25万元人民币，月收入2100元人民币就算中等收入群体。考虑到房租、物价等各方面现实情况，这个标准对于对中国城市居民来说显得有些低了。 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019年1月曾给出中等收入群体测算标准：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则为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每人每月收入在2777.8元-13888.9元之间，就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照此标准计算，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我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只有30%。 假设到2035年前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重达到50%，即从当前的4亿人增加到7亿人，需要每年平均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人群，这样的增速可能吗？ 根据有些学者的研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在1988-2005年间曾呈下降趋势，而到2013年前后才有显著的趋势性上升。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表明，200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约18%，而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此前根据收入及地区细分数据测算，2013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也为18%，虽然不同的统计主体有可能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口径，但是也说明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上升从2013以来才开始加速，平均每年增加2400-2600多万人。 毫无疑问，中等收入群体人口的最直接增长动力来自于扩大就业，每年超过10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大部分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抬高，现有就业人口工资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接近月收入2777元的人越来越多，我国的中等收人群体增长有望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加速。 让低收入者向上流动，让中等收入者不掉队，扩大就业是最有效、最普惠的提高收入水平途径。因此要继续贯彻六保、六稳政策，确保每年可新增就业1000万以上，尤其要重视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扩大就业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消除妨碍人员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破除户籍制度限制，取消一切歧视性的就业规定，让进城人员、非户籍人口也能享受到各类公共服务。为了推动扩大就业，政府可加大对传统产业转岗群体、新进城群体的培训和就业指导，让他们尽快在新产业中找到岗位，早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比如，加快农村土地、宅基地确权后的流转、交易制度建设，使农民的资产转化为实质性的财产性收入；考虑到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扩大，资本市场的繁荣也是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途径。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五大要素都创造财富，都应获得合理报酬，但近些年，金融部门和土地部门获得了不合理的超额要素报酬，应当减少这些部门依靠行政垄断和人为制造稀缺所获取的超额报酬，从而增加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的收入，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可以要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力度，并增强中低收入地区、产业和人口的造血能力。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限制高收入，而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假设到203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总数达到7亿人，占比达到50%，形成橄榄型收入分布结构，不仅是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稳定增长动力结构，更有利于形成更稳定的社会结构。 创造新需求：让老树开新花，让新树发新芽 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的第三把火是创造新需求，既让老树开新花，也让新树发新芽。 首先，在释放和激发传统消费增长上，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和手段。 比如，我国城镇化进程放缓但尚未完成，目前60%左右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未来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近1400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不仅因此将增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也会引发衣食住行等各类消费需求； 再比如，信息化手段在新零售领域的应用也可以激发巨大的潜力。拼多多用五年多时间就崛起为中国电商第三极，说明三四线城市、县乡消费、老消费也存在挖掘机会。 又比如，流通领域的改革也可以促进传统消费需求。去年7月实施的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带来了销售额的大增。粗略统计，去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2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购物人数522.2万人次，同比增长30%。考虑到海外疫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抑制，这类消费回流仍将持续。 当然，除了用各种方法提高传统消费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抓住消费升级的方向“创造新需求”。 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与此类似，特斯拉新能源汽车、泡泡玛特潮流玩具、故宫文创产品等等，都是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用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 比如，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新供给正在成为创造新需求的增长点。去年二季度财政部明确了延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自下半年起，新能源车销量逐月上升，成为稳定全年国内车市的主要驱动力。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估，2020年中国汽车总销量预计为2530万辆，同比降幅2%左右，远好于原先预期，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30万辆，同比增长8%左右。 又比如，中国近几年在5G方面的投资也将创造出更多的新消费场景。想当初2G、3G 时代苹果手机问世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种创新能够带来移动社交网站（如微信）、移动支付、移动视频、网约车、共享单车等新的消费场景，未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集中产业化都可以创造出巨大新需求。 除了技术和产品创新，有时候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的创新也会创造出巨大的新消费需求。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可口可乐利用圣诞老人创造了冬天喝可乐的新消费场景，通过创新生活方式创造新需求：1931年以前的每一个冬天，都是可口可乐的消费淡季，然而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可口可乐公司根据该公司产品的红白色设计出的一个大白胡子、戴红帽穿红袄、畅饮可乐的慈祥圣诞老人形象，Holidays Are Coming卡车载着圣诞老人和可乐走向美国和世界各地，一种新的消费需求被创造出来，从此冬天再也不是可口可乐的消费淡季。 在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新时期，如何用研发、设计、品牌、消费场景、生活方式的创新来创造新需求，既让老树开新花，也让新树发新芽，无论对于宏观政策决策，还是对于企业创新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长征为万博研究院研究员）
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质量高低好坏，也关系到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长，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就是最大化培植中产阶层，扩大消费，但是如何认定中产阶层是一个难题，不能成为中产阶层生活依然是节衣缩食不敢消费。 最近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20·径山报告》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原官员说，据其团队的研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以三口之家年均收入10万-15万元人民币为标准，欧盟、美国和日本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分别约为2.1亿、1亿、8500万人；未来1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可能翻番至8亿。”，欧盟美国我是不知道中产生活的，国内中产不分地域界定为三口之家年收入10-15万元恐怕是偏低的。 中等收入群体，学界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世界银行提出：成人日收入10—100美元之间，即年收入3650—36500美元。按照汇率7计算，年收入2.5万—25万元人民币，就算中等收入群体，说句实在话，就是属于收入最底层的从事清洁工作的职工，一年收入也不止2.5万元，要说他们也是中等收入阶层，可能很勉强，这一划分要比上文的标准还低一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标准，是以购买力平价（PPP）来进行划分的，中国个人财富在3万—28万美元的，属中等收入阵营，目前人民币汇率在7左右，那么个人财富在21万-208万之间，这个划分对于中国而言，很尴尬，在于中国房价太高，绝大部分资产都在房子上面，只要有房子，都可以达到中产阶层，那些连肉都要省着吃要当30年房奴的人，可能会满腹牢骚，自己大半辈子都是给银行打工，因为70-80%以上的财富都在房子上面，无法变现，毕竟房产就是一个沉没的财富，变现了就成为居无定所的租房客，难以享受到中产阶层的悠闲生活。 现在提出一个新中产概念，相对而言可能更为准确一些，有团队发布《2019新中产白皮书》中，对于中产家庭的标准进行了分析统计，新中产家庭的标准为拥有净资产371万元，这是指净资产而不是指资产，也就是需要扣除负债，房奴们欠一屁股债，未必就能成为新中产，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9胡润财富报告》认为家庭资产拥有300万的，属于中产家庭的标准是拥有300万，也是指净资产，与《2019新中产白皮书》标准大致雷同，按照这一标准，一个年收入10万元的家庭，要达到净资产300万元以上，是难于上青天的，显然这一标准是偏低的。 近年来，尤其是疫情发生以后，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增加中产阶层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根据有关媒体的说法：“高收入群体虽然收入高，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新增消费支出占新增收入的比例趋于下降。低收入群体消费愿望强烈，但支付能力不足，也无法形成大规模的有效需求。”，中产阶层收入较高，收入稳定，敢消费，因此“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例较高，就比较容易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反之，则难度很大。”目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占比是23-25%，大约是3亿人，因此为了扩大内需，急需要大幅度提升中产阶层人群数量。最近提出的“双循环”发展思路也在于提升内需，背后也是隐藏着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非常浅显一个道理，中产阶层最主要标准是三个，一是收入高，二是收入稳定，三是敢消费，因此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数量，不能是为了数量而降低标准，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中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城乡发展极不均衡，人均收入天差地别，不能够以一个简单的收入标准来测算中等收入阶层数量，比方说年收入10万元的三口之家，别说在京沪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就是在某些发达地区的小县城，一年10万元收入，恐怕是生活很清苦的，生活很清苦，何以能够与中产阶层生活相提并论，10万元放在甘肃定西地区或许是收入不算低，可以过着相对悠闲的生活，有中产阶层的富足，但也算不上富裕，19年定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222元，三口之间平均78666元，10万元收入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 在京沪深等一线城市，有月薪一万是月光族，是穷人的说法，虽然有点夸张，有点矫情，但是也反映出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是很高的，2019年上海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9442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615元，意味着三口之家一年可以达到20万收入，按平均水平计算，全部可以算得上是中产阶层了，上海19年上半年人均消费达到22513元，按此年化计算就是45026元，三口之家平均消费支出就是135072元，三口之家一年10万元收入，还达不到上海平均消费支出水平，另外上海房价也高，19年年底上海房子均价高达50000元以上，三口之家不要说是10万元，就是20万收入，买一套房子有点难于上青天，一个中产阶层，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不是于中产阶层有点不太合拍，想买房子，恐怕就不敢消费了，也就与中产无缘了。 中国不仅仅各地收入相差悬殊，就是房价也是以倍数甚至十几倍的差异存在，我们不以京沪深这样一线城市来诠释，只是以某些十八线小县城来诠释，新开盘房价在20000左右，一套房加上车位，100平米房子总价在210万以上，这还不算是好的楼层，好的楼层房价更高，加上装修，我们不算多，30万元，一套房子就是240万元以上，按照三口之家10万元计算，买一套房子不吃不喝需要24年，这还不算房价涨幅，如果房价涨幅超过薪资涨幅，那么买房子需要时间更长，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工作时间也就是30年左右，一个人能够不吃不喝吗？如果扣除三口之家一年生活费6万元，是谈不上太好，还是较为紧张的，那么三口之家十万元收入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房子。 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房子，怎么算都算不得中产阶层，三口之家哪怕你节衣缩食，10万元年收入要想在某些小县城买一套新房子，是几无可能的，节衣缩食，不敢消费买房子都不可能，怎么与中层阶层挂钩。 我国经济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是依靠投资拉动，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房价上涨，远超一般居民购买力，因此以西方一些标准来衡量中等收入阶层，带来的后果就是居民认同感很低，甚至于根本不认同，提升中等收入阶层群体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长，关键是让中产阶层名副其实，有幸福感认同感，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很大，不能在全国使用同一水平来划分中产阶层，我的观点是行政单位职工属于中等收入以上群体，最高谈不上，低也不会，可以参照行政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来划定中产阶层，比方说某地行政单位职工平均收入是15万元，那么三口之家的中产阶层收入最低要求就是30万元。 谁都想成为中产阶层，可是中产阶层需要有获得感才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值此全球百年难遇的大变局，中国构建和完善“双循环”的进程，实质上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程。 纵览“全球-历史”的大坐标系，对于中国如何打通“一体两面”的跨越之路，全球后发经济体的得失经验提供了历史镜鉴。第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离不开经济循环格局的重构优化，强韧的“内循环”是经济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第二，强化“内循环”不等于对外脱钩，相反将自内而外地优化“外循环”运转。第三，提升收入分配公平性不仅是维护经济循环的韧性基础，亦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着力点。 对照中国“双循环”的全局设计，上述历史经验得到了针对性体现，并与疫情时代的国际国内新形势有机结合。由此出发，虽然从顶层设计向变革成果的演化仍需时间与实践，但是放眼长远，中国凭借“双循环”新格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值得期待。 构建“双循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体两面。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社会经济困境，以至难以迈入高收入阶段。长期以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要关切。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命题与构建中国经济“双循环”在两大层面形成了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第一，发展时序的一致性。综合国内外学术研究[1][2][3]，“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中等偏下收入陷阱”，触发标准是一个经济体走出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1036-4045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GNI为4046-12535美元）的所用时间超过了25-28年。其二，“中等偏上收入陷阱”，触发标准是一个经济体走出中等偏上收入组、进入高收入组（人均GNI为12535美元以上）的所用时间超过了14-15年。参照上述标准，2002-2010年，中国仅用8年就已迈过“中等偏下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高增速阶段的重大发展成果。在开启高质量发展阶段后，2019年中国人均GDP迈入1万美元大关，人均GNI达到10410美元，全球排名第71位。这意味着，以2020年为新起点，中国已位于突破“中等偏上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由此至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人民生活更为宽裕”的发展目标，其预计历时也恰为15年。由此，从2020年出发，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并助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也将是推动中国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阶段的历程。 第二，经济逻辑的一致性。从经济理论来看，对于后发经济体，“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主要包括：1）“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等初始禀赋枯竭；2）内部供需两侧发展不足、结构错配；3）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过大；4）过度依赖全球市场，并遭遇国际贸易竞争的冲击；5）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受阻。在当前全球百年未遇的变局之中，全球疫情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地缘冲突风险相互激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不断高涨，贸易壁垒、金融壁垒、科技壁垒野蛮生长，正在催化上述成因的共振与爆发。正如我们此前报告所论述，立足于“双循环”新格局，中国经济有望对内推动供给侧、需求侧的双升级，在动荡的全球局势下强化内生稳定性和长期增长潜力；对外拓展高水平开放的新空间，主动参与全球经贸体系重塑以改善外部环境。因此，“双循环”的构建和完善有望针对性地克服上述陷阱成因，从根本上支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双循环”的重要使命之一，“双循环”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支柱。着眼于“全球-历史”大坐标系，在后发经济体之中，一度实现高速增长的追赶者繁多，但是顺利构建“双循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者甚少。为此，梳理这些国际案例中的得失经验，将有助于理清以“双循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和着力点，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发挥“双循环”的战略价值。 经验之一：“内循环”是经济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根据世界银行测算[4]，虽然1960年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包括国家和地区）多达101个，但是至2008年，其中能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仅有13个（详见附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如此艰难，归根结底是因为在跨越前后需要依赖两套截然不同的经济循环格局。其一，从低收入阶段发展至中等收入阶段，典型范式是向外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在需求侧，后发经济体积极对接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并利用FDI扩大投资需求，从而弥补内需的先天不足。在供给侧，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劳动力禀赋，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以获取盈利并加速资本积累。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接入全球价值链，推升了国民总收入，反映了以“量”为主导的增长模式。 但是，在这一模式下，资源禀赋的红利终将走向枯竭，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终将走向递减，而低附加值产品又会面对其他后发经济体愈加激烈的竞争，因此无力支撑经济体进一步走入高收入阶段。其二，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至高收入阶段，则需要在兼顾“国际大循环”的同时，积极强化“国内（地区内）大循环”。在需求侧，增强经济的内需驱动，以减弱全球经济周期的外溢冲击，实现经济的自我稳定。在供给侧，从低附加值产业升级为高附加值产业，对外维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并以更为复杂的出口产品结构缓冲局部贸易冲突的影响；对内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技术水平，减弱对初始资源禀赋和外部技术转移的依赖，从而持续推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一阶段，国民总收入增长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了以“质”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由此可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也是经济循环格局的重构与优化。 不同于新加坡、韩国等小型经济体，日本、巴西等大型后发经济体对中国更具借鉴意义。过去六十年，日本与巴西的鲜明对比恰验证了“内循环”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在1960年的起点上，日本与巴西产业结构相似，人均GDP的差值不足270美元。由此出发，日本在供给侧加速推进产业升级，一方面引导制造业由资本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航空航天、精密制造等领域成为发展重点，另一方面持续扩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详见附图）。在需求侧，日本于1960年开始实施长达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从生产大国转向生活大国”战略，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日本消费率也从1970年开始进入长期上行轨道，有效吸收在新技术下大幅提升的国内供给能力，由此构筑了良性的国内大循环。与之相反，1960年至今，巴西在享受了初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供给侧的产业升级进展缓慢，需求侧受制于高通胀、超前城市化、贫富分化等因素，国内消费需求发育不足，进一步延阻了产业升级，国内大循环未能充分畅通。尤其是1995年以来，巴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仅远远落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更落后于成熟的发达经济体（详见附图）。在这一差异的长期影响下，日本人均GDP逐步大幅领先于巴西，至2019年差值已经超过3.1万美元。 基于这一历史经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料将成为中国经济化危为机、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一方面，在全球百年变局之下，国际大循环将趋于脆弱和失序，中国经济难以延续原有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需求侧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供给侧具有完备产业链优势，供需两端的升级潜力更易相互促进，进而构建更具深度和韧性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循环重心由外转内的历史性变革，有望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夯实物质基础。 经验之二：强化“内循环”将改善而非脱离“外循环”。值得强调的是，重视和强化“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脱离或劣化“国际大循环”。相反，立足于“内循环”的发展，后发经济体将在“外循环”中获得更为充裕的发展空间和战略主动权，更有效地利用内外两种资源以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供给侧的产业升级将拓宽出口产品的技术“护城河”，规避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同质化竞争，维持外需长期稳定。第二，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在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将为全球市场提供宝贵的需求增量，抑制其他经济体的脱钩意愿。第三，供需双升级所形成的结构性机遇将长期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在共享发展机遇、繁荣资本市场的同时，也将加快该经济体居民财富的长期增长。 在饱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经济体中，绝大多数是苦于难以迈入高收入行列，而阿根廷却与众不同。早在19世纪70年代，阿根廷通过“外循环”实现了经济起飞，至1913年已经跻身全球最富裕的十大经济体行列。但是，1940年后，阿根廷却跌回中等收入水平，从此至今在高收入门槛上下反复大幅起落。该现象的关键成因之一，在于其割裂了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互动联系。阶段一，片面强调“内循环”，而脱离“外循环”。20世纪30年代开始，阿根廷在全球大萧条和国内民粹势力的驱动下，走向了高关税、高壁垒、低开放的经济孤立道路，这一政策取向在“庇隆主义”的助澜下延绵近50年，导致阿根廷陷入长期增长困境。阶段二，片面强调“外循环”，而轻视“内循环”。20世纪80年代，不堪重负的阿根廷“一刀切”地转向“华盛顿共识”，激进扩大经济金融开放，一度在90年代重拾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内循环”始终未能补上短板，内部出现了产业升级停滞、经济治理失序、人力资本落后等一系列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最终拖累了“外循环”的运转，集中体现于阿根廷出口产品复杂度提升缓慢（详见附图），因而难以抵御源于全球市场的风险冲击，2001年至今其经济复苏的势头多次被全球经济动荡所打断，由外债风险、恶性通胀、货币贬值和金融振荡所构成的复合型危机频繁上演。 着眼当下，从政策思路来看，中国“双循环”新格局的建设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也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2020年7月，习近平主席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由此前瞻，立足于“内循环”的强化与发展，中国经济料将加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自贸港自贸区等渠道为抓手，带动并优化国际大循环，促使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产业链升级、区域化和新一轮全球化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系统。 经验之三：收入分配公平是维护经济循环的韧性基础。对于众多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言，收入分配不公是扰乱经济循环的主要堵点之一。其中，作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起源地区，拉丁美洲于2014年已经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最富有的10%人群占据了该地区逾71%的财富。[5]并且在本次新冠疫情冲击之下，拉美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反而高速逆势增长。此外，墨西哥、南非、菲律宾、印尼在2017年已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前20国家（详见附图）。[6] 从这些经济体的历史来看，收入分配公平性的缺失从三个层面严重阻滞了内外部经济循环的运行，进而产生长期负向拖累。第一，阶层的不公平性。社会财富向阶层顶端集聚，导致作为社会消费中坚力量的中产人群不断萎缩，最终拖累需求侧的消费升级。第二，区域的不公平性。少部分先发展起来的区域未能有效拉动后发区域，造成国内产业链长度不足、价值链深度缺失，难以支持供给侧的产业升级。第三，代际的不公平性。社会阶层的固化一方面抑制了家庭对人力资本投入的意愿，延缓了“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跃迁，另一方面则打击了年轻一代的创新活力，阻滞经济新旧动能切换。此外，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一旦越过阈值，就将激化社会对立、助长民粹主义、强化短视心理，经济体难有足够的智慧、韧性和凝聚力以短期的阵痛换取长期的收益，也就不能奢谈发展的转型，由此将陷入弱者更弱的负向循环。正是受制于这一逻辑，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经济体曾试图针对收入分配问题采取补救措施，但是收效甚微。 聚焦疫情时代，从外部来看，全球疫情大流行天然地对社会弱势群体产生更为严重的冲击。从内部来看，正如2020年5月李克强总理所强调，中国当前有6亿人月收入仅约为1000元，“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因此，扶助弱势群体、强化收入分配公平，料将是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应有之义，并有望从三个层面发力。一是通过呵护基层民生、夯实社会保障体系、金融让利实体经济，以优化阶层公平。二是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拓展国内价值链环节，以优化区域公平。三是通过支持新经济发展和创新创业，为年轻一代提供相对公平的发展机遇和竞争环境，以优化代际公平。 参考文献 [1] Umar Serajuddin， Nada Hamadeh． New World Bank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by income level： 2020-2021 [R]． The World Bank， July 2020． [2] Felipe J， Abdon A， Kumar U．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R]．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715， 2012． [3] 韩文龙，李梦凡，谢璐． “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国际经验数据的描述与测度[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1） [4] Pierre-Richard Agénor， Otaviano Canuto， and Michael Jelenic． Avoiding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 [R]． The World Bank， November， 2012． [5] Latin America is the world‘s most unequal region． Here’s how to fix it[R]．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6] A Tale of Two Continents： Fighting Inequality In Africa [R]． OXFAM， 2019． [7] Chandra， V．， J.Y． Lin， and Y． Wang． Leading Dragons Phenomenon： New Opportunities for Catch-Up in Low-Income Countries [R]． The World Bank， 2012． [8] Lin J Y， Treichel V． Learning from China‘s rise to escape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pproach to Latin America[M]． The World Bank， 2012． [9] 郭金兴，王冠敏，郭恺钊． 中等收入陷阱视角下的 “ 阿根廷之谜 ”： 发展绩效与制度质量[J]． 第 6 届新兴经济体论坛论文集， 2018． [10] Mark A． Dutz． Jobs and Growth Brazil’s Productivity Agenda [R]． The World Bank， 2018．
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进入到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而国际上普遍认为1万美元收入是一个魔障，在这个数字面前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败下阵来。主要原因是，一个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增长动力逐步消失，经济增长由于缺乏新动力，于是人均收入就停在1万美元左右。 从目前情况看，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日本、韩国、以色列、新加坡，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菲律宾等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倒退。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资源过度集中，国民消费乏力，进而导致产业升级失败，两级分化严重，但凡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难真正从泥潭中跳出来。 而日本、韩国、以色列之所以能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这三个国家进行了产业升级，拥有大量的核心科技，比如，日本靠的是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和人工智能、半导体新材料等高技术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而韩国的三星，提供了全球70%的DRAM内存，还有占据了93%的小尺寸OLED屏幕市场和94%的柔性屏市场，韩国造船业发达，造船总吨位占全球的40%以上。以色列则是出售先进的军工技术。这样通过高新技术带来的高附加值，使这几个国家从中高收入国家一跃变成了发达国家。 而我们中国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目前还很难说，但是中国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几大优势： 第一，中国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勤劳能干，充满智慧，这样有利于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便利。 第二，中国拥有14亿人口，虽然国内贫富差距也是比较大，但也正在努力打造橄榄型社会，只要国内中产阶层越来越多，低收入群体大量减少，启动消费，扩大内需没有问题。 第三，中国的科技在迅速发展，华为在5G领域的优势地位就是最好的例子。 虽然，我们完全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但目前还有几大障碍需要去破解： 首先，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还是比较大。以2019年居民收入分层数据测算，基尼系数为5.1，而美国基尼系数为4.2，日本、欧盟国家为3.3，相较而言我国过高。与此同时，高房价也使民众难以接受，往往要透支未来二三十年的消费能力，未来中国又是要靠内循环来拉动经济，我们又靠什么来拉动呢？届时，国内富裕群体不需要再消费，而低收入者无力消费。 再者，我国发展经济，发展高科技，希望民族全面崛起，但是已引起欧美国家已经高度警惕，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开始限制我国企业发展，我国经济增长越快，科技进步越大，各国就对我国的限制越大，未来很难继续从外界获取高科技技术和产品。所以，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科技发展过程还充满变数，我们完全要靠自力更生了。 最后，国内政府的行政成本巨大，不利于通过降低财政收入来让利于民。资料显示，国内公务员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众多，光靠财政供养人员达7000万以上，政府机关的行政成本有些过高。要打破这一格局，就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来进行制度改革，否则中等收入陷阱很难迈过去，而且还会加重社会的负担。 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虽然我们现在努力发展高科技，国内有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还有中国老百姓的刻苦耐劳精神，中国是很快可以跨过这道无形之坎的。但是，现在国内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短期内消费启动不起来。 而且，欧美国家也在全力阻止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将来要完全靠自己。更关键的是，政府部门在GDP蛋糕中切得过多，机构臃肿，如果能够精简下来，让利于民，这样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更加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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