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记2020·应变局开新局”(七) 过去一年，我国经受住了疫情“大考”，经济稳步复苏的同时，居民增收红利持续释放。近段时间，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信号密集释放。《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从中央到地方，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牵引，一揽子“扩中”政策措施将加快落地，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加大对重点群体支持力度、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红利可期。 居民增收红利持续释放 “以前，出门在外，说到十八洞村都抬不起头，现在当地老百姓都自豪地说自己来自十八洞村。”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村委会代表龙吉隆介绍，与2013年相比，十八洞村人均收入差不多翻了十多倍。“现在乡村旅游红红火火，十八洞村已成旅游目的地和网红打卡地，今年接待游客预计超过100万人次。” 这只是一个缩影。回望即将过去的2020年，全国上下攻坚克难，以强大定力逐步克服疫情影响，经济稳步复苏的同时，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81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3.9%，名义增速比上半年回升1.5个百分点。其中，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3486元，增长3.6%，比上半年加快1.1个百分点，拉动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0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指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2010年增长96.6%、80.1%、104.1%。目前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收缩。2020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67：1，2019年同期是2.75：1，两个年度的同期差距相比收缩了0.08倍。”陈光金说。 这背后离不开增收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围绕农民群体，不少地方纷纷出台增收方案，重庆市出台《关于深挖潜力促进农民多渠道持续增收的具体措施》，提出让农民鼓起钱袋子的22条增收措施；江西省出台《关于促进农村居民稳定增收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 “扩中”政策有望密集落地 近段时间，围绕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信号仍在密集释放。 “十四五”规划建议勾勒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施工图，包括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推动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包括技术工人的待遇，激发人才活力，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与此同时，要促进2亿技能劳动者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地方也在加快部署。比如，北京市委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胡雪峰介绍，2019年北京中等收入群体大约占常住人口的55.8%。下一步还将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具体举措看，包括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制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行动计划，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等；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修娜看来，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有必要围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积极推进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未来在“扩中”的政策设计中，要针对不同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不同问题，制定差异化的“扩中”策略。 “要进一步落实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减税降负政策、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技能提升政策以及居民增收措施。还要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障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从源头上提高教育质量、增加中高端就业比重、调整产业结构等。”杨修娜说。 技术工人等将成“扩中”主力军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收入分配改革不断深入以及“扩中”政策措施加速落地，中等收入群体将加速扩围，农民工、技术工人等将成为“扩中”主力军。 “按照国家统计局现行标准，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达到4亿人。‘十四五’期间，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改进收入分配的措施，再增加2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表示，每年的毕业生加起来有近千万人，还有工人群体里的技术工人，再加上专业化农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将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在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方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透露，将鼓励企业在职工收入分配中把技能作为一个要素加以体现，无论是基本工资定级还是津贴补贴、绩效奖励等。“下一步，要不断完善措施，鼓励企业完善职工收入分配机制，促进企业收入分配积极向一线职工倾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扩中”的关键是瞄准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来源。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低收入群体变成中等收入群体。这些人包括农民工、小微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经营者、低工资就业者、农村多种经营者、乡镇企业工人等。特别是城镇中的农民工，他们的数量已占到城镇就业人员的1/3左右，最有潜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强政策扶持，促使其就业保持稳定、职业不断升级、技能不断提高，享受到与城镇职工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帮助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李实说。(班娟娟 张莫)
2019年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占比额为57.8%，这虽然是一个正常年份的消费占比，但远远低于成熟市场经济；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消费在GDP占比应达到70%左右才能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增长动力结构。 然而，2020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为负。虽说是受疫情影响，但是下半年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消费远远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除了服务业消费，预计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020年同比增速约-4%左右。 因此，如何激发消费潜力，是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关键，也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重中之重。2021年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三把火”：一是正视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现实，尽快下调利率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二是扩大就业、深化改革，争取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群体；三是既要扩大传统消费需求，更要创造新消费需求。 当前消费复苏缓慢的深层次原因 从三大需求的恢复情况来看，投资、出口等增速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消费成为明显的短板。 去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民间投资增速在11月年内首次转正；出口增势超预期，带动前11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8%。得益于生产端的率先恢复以及海外部分订单向中国转移，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将达到历史高峰。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2020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37.1、422.5和14.6。前11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8%，预计全年同比增长-4%左右。这将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消费负增长。 部分人士可能认为，今年消费同比增速对比2020年会显著加快，但实际上这种在2020年的低基数基础上的高增长，本质上只是一种数字假象——虽然不是人为编造的假数据，但是2021年消费表面上可能呈现的两位数高增长数据，其实只相当于没有疫情下同比增速2%~3%。若不加以区分，不但会掩盖消费疲弱的真实情况，还有可能严重误导决策。 造成消费疲弱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在疫情前，近几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实际已呈持续下滑状态，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疫情冲击下2020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严重放缓，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3.9%，剔除物价后的实际增速仅0.6%。 在总体收入增长放缓的前提下，居民收入的结构性不平衡进一步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比如，疫情冲击下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几乎未受疫情影响，这从奢侈品、豪华汽车、金银珠宝甚至商品房热销等迹象上可以反映；而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下降才是造成疫后消费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 造成消费疲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居民储蓄倾向提高，进而造成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疫情冲击后，居民对工作、收入预期自然持谨慎态度，加之疫情冲击下中国不但没有降息，反而在二季度以后引导实际利率（国债到期收益率）不断上行，结果造成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增速高达9.5%，而居民净存款（存款-贷款）增速高达10%以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消费疲弱的直接结构原因，主要还是疫情影响下的餐饮、旅游、航空、酒店、影院、会展等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因而只要疫情受控，消费就会自然复苏。这种观点是十分有害的——事实上，前文所述的2020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负增长，主要是商品消费的负增长而非服务，而旅游、航空、酒店、影院、会展等服务业的消费负增长，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负增长更加严重。 正是在上述错误认识下，造成我们在疫情严重冲击下的救助资源大部分流到投资端，而对居民的救济、补助等转移收入总量较少、占比偏低。不论是2020年消费的负增长，还是2021年同比高增长数据掩盖下的消费不足，都不能简单归因于疫情的影响，并期待疫情后自然恢复。要看到去年三季度中国社会秩序已经恢复、而消费并没有如期恢复到正常状况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只有从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持续放缓、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等深层次原因入手，才能真正找到激发中国消费潜力的药方。 正视社会平均利润率下行，尽快降息 为应对百年来最严重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欧美各国纷纷大幅降息，辅以财政刺激，很多国家都降到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水平。与欧美国家直接向个人和企业发放现金补贴不同，中国的抗疫措施更偏向供给端的恢复和稳投资，在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前四个月有比较明显的宽松和真实利率的下行，但是在2020年5月份以后短期利率、长期利率都就开始逐步上行。 从消费和储蓄的关系看，在给定居民收入的前提下，如果要扩大消费，就要降低储蓄率；而要降低储蓄率，就是势必要降低利率。因此，2021年稳消费的第一把火应该是尽快降息。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明确提出相关政策保持连续性，不急转弯，同时还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今年的主要任务，提出合理调节消费、储蓄和投资比例关系。从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出发，通过降息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应该是应有之义。 从政府、企业和居民债务成本角度考虑，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各部门的总债务约在270万亿元，若利率调降1个百分点，可节省2.7万亿的利息支出，释放出大量投资和消费潜能。 从全球金融市场来看，面对疫情冲击，在全球普遍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中国独自保持较高利率不仅使本国企业承担了较多的成本，同时也会造成国际“热钱”和套利资本的不合理流动，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过去一年来人民币的不断被动升值就是表现。 最后，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原理出发，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后，全球各国、中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是不符合社会平均利润率一般规律的。应该正视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的现实，相应调低利息率。 提高居民收入，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者 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的第二把火是提高居民收入，重点是把更多的低收入者变为中等收入群体，至少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群体。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标准，即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如果按去年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则为年收入2.5万-25万元人民币，月收入2100元人民币就算中等收入群体。考虑到房租、物价等各方面现实情况，这个标准对于对中国城市居民来说显得有些低了。 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019年1月曾给出中等收入群体测算标准：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则为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每人每月收入在2777.8元-13888.9元之间，就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照此标准计算，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我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只有30%。 假设到2035年前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重达到50%，即从当前的4亿人增加到7亿人，需要每年平均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人群，这样的增速可能吗？ 根据有些学者的研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在1988-2005年间曾呈下降趋势，而到2013年前后才有显著的趋势性上升。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表明，200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约18%，而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此前根据收入及地区细分数据测算，2013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也为18%，虽然不同的统计主体有可能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口径，但是也说明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上升从2013以来才开始加速，平均每年增加2400-2600多万人。 毫无疑问，中等收入群体人口的最直接增长动力来自于扩大就业，每年超过10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大部分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抬高，现有就业人口工资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接近月收入2777元的人越来越多，我国的中等收人群体增长有望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加速。 让低收入者向上流动，让中等收入者不掉队，扩大就业是最有效、最普惠的提高收入水平途径。因此要继续贯彻六保、六稳政策，确保每年可新增就业1000万以上，尤其要重视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扩大就业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消除妨碍人员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破除户籍制度限制，取消一切歧视性的就业规定，让进城人员、非户籍人口也能享受到各类公共服务。为了推动扩大就业，政府可加大对传统产业转岗群体、新进城群体的培训和就业指导，让他们尽快在新产业中找到岗位，早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比如，加快农村土地、宅基地确权后的流转、交易制度建设，使农民的资产转化为实质性的财产性收入；考虑到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扩大，资本市场的繁荣也是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途径。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五大要素都创造财富，都应获得合理报酬，但近些年，金融部门和土地部门获得了不合理的超额要素报酬，应当减少这些部门依靠行政垄断和人为制造稀缺所获取的超额报酬，从而增加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的收入，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可以要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力度，并增强中低收入地区、产业和人口的造血能力。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限制高收入，而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假设到203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总数达到7亿人，占比达到50%，形成橄榄型收入分布结构，不仅是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稳定增长动力结构，更有利于形成更稳定的社会结构。 创造新需求：让老树开新花，让新树发新芽 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的第三把火是创造新需求，既让老树开新花，也让新树发新芽。 首先，在释放和激发传统消费增长上，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和手段。 比如，我国城镇化进程放缓但尚未完成，目前60%左右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未来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近1400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不仅因此将增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也会引发衣食住行等各类消费需求； 再比如，信息化手段在新零售领域的应用也可以激发巨大的潜力。拼多多用五年多时间就崛起为中国电商第三极，说明三四线城市、县乡消费、老消费也存在挖掘机会。 又比如，流通领域的改革也可以促进传统消费需求。去年7月实施的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带来了销售额的大增。粗略统计，去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2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购物人数522.2万人次，同比增长30%。考虑到海外疫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抑制，这类消费回流仍将持续。 当然，除了用各种方法提高传统消费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抓住消费升级的方向“创造新需求”。 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与此类似，特斯拉新能源汽车、泡泡玛特潮流玩具、故宫文创产品等等，都是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用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 比如，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新供给正在成为创造新需求的增长点。去年二季度财政部明确了延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自下半年起，新能源车销量逐月上升，成为稳定全年国内车市的主要驱动力。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估，2020年中国汽车总销量预计为2530万辆，同比降幅2%左右，远好于原先预期，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30万辆，同比增长8%左右。 又比如，中国近几年在5G方面的投资也将创造出更多的新消费场景。想当初2G、3G 时代苹果手机问世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种创新能够带来移动社交网站（如微信）、移动支付、移动视频、网约车、共享单车等新的消费场景，未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集中产业化都可以创造出巨大新需求。 除了技术和产品创新，有时候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的创新也会创造出巨大的新消费需求。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可口可乐利用圣诞老人创造了冬天喝可乐的新消费场景，通过创新生活方式创造新需求：1931年以前的每一个冬天，都是可口可乐的消费淡季，然而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可口可乐公司根据该公司产品的红白色设计出的一个大白胡子、戴红帽穿红袄、畅饮可乐的慈祥圣诞老人形象，Holidays Are Coming卡车载着圣诞老人和可乐走向美国和世界各地，一种新的消费需求被创造出来，从此冬天再也不是可口可乐的消费淡季。 在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新时期，如何用研发、设计、品牌、消费场景、生活方式的创新来创造新需求，既让老树开新花，也让新树发新芽，无论对于宏观政策决策，还是对于企业创新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长征为万博研究院研究员）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后浪”涌起！“Z世代”正成为新一届“消费担当” 新华社记者张千千、姚均芳 追剧、听音乐时，不介意购买平台会员以改善使用体验；“爱豆”代言了一款产品，愿意为其而买单；游戏打不过，乐于充值“氪金”……有这样一个群体，个性鲜明、消费意愿强烈、追求“美好消费”，正逐渐成为新一届“消费担当”。 这些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年轻人，被称为“Z世代”。他们出生于网络时代，受到互联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特殊的成长环境下，这一群体对消费市场的影响持续加大。 如今，已经到了必须看懂“Z世代”的时候。他们具有哪些消费习惯？ “‘95后’年轻人对品牌的忠诚度是极其低的。”京东零售集团CEO徐雷在日前举行的2020(第十九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说，年轻消费者快速切换品牌的习惯，造就了如今大量的“网红”品牌。 同时，徐雷表示，“95后”消费者极具个性、孤独感强，因此会形成很多小的圈层、偏好，从而创造出很多细分市场，为各类新品牌带来新的机会。 “这些年轻人付费能力强。”影谱科技创始人姬晓晨表示，由于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习惯在线支付方式，加之生活条件优于上一代人，因此年轻群体的消费习惯与上一代人完全不同。 在为综艺节目和IP产品提供技术支持的过程中，姬晓晨发现，部分产品的在线付费群体甚至已经集中在9到13岁。 苏宁金融研究院报告显示，“Z世代”群体具有愿意为兴趣付费、热爱UGC(用户原创内容)平台、追求“懒经济”与“宅文化”、偏爱颜值与萌宠等消费态度。他们崇尚的文化和价值观越来越被大众接受，其影响力正与日俱增。 “我们长期看好‘美好消费’的前景。”名创优品联合创始人叶国富表示，只追求性价比已经无法打动年轻消费者，能给消费者带来快乐体验的“美好消费”才是争夺年轻消费者的新赛道。 如今，“Z世代”对消费市场的影响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品牌正针对这一群体的消费习惯和喜好，进行转型发展。 柠萌影业联合创始人陈菲是今年的热播剧《三十而已》的制片人。在对这类“爆款”产品的研究中，她发现，近几年内容消费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用户正在迭代，“Z世代”群体成为文娱消费中占比约60%的主力人群。 “这些变化在倒逼我们自己进化。”陈菲说，要生产更多“爆款”，就要在补短板的基础上有极致长板，在充分洞察用户的基础上做到超过用户预期，在击中集体情绪的基础上做到价值观引领。 小红书创始人瞿芳则发现了年轻人热爱生活、热爱分享的特质。数据显示，目前每个月有超过1亿的用户活跃在小红书上，他们当中有72%是“90后”用户，其中又有50%是“95后”的“Z世代”。 “年轻人对于消费和服务体验的分享，让小红书成了生活潮流的发源地、消费趋势的塑造者。”瞿芳说，年轻人与社交网络共生，需求更加个性与自我，消费决策更加专业与理性，同时期待更主动参与品牌建设，这些都是值得企业把握的机遇。 徐雷表示，企业要更多关注行业趋势变化，对消费者的关注怀有敬畏心。“我们要有敏锐的洞察力，避免温水煮青蛙。”
汇丰最新调查显示，在受访的内地大众富裕人群里，约一半人（49%）的父母经常使用手机银行，这一比例在参与调查的全球五大市场中高居首位。在金融市场相对更为成熟的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受访者父母使用手机银行的比例分别仅为四分之一（24%）和五分之一（19%），该比例在欧美市场则更低。 此外，内地受访者普遍表示，其父母偏好利用移动应用程序或在线工具管理预算，进一步体现了内地市场数字金融的高普及性。与之形成对比，加拿大、新加坡等市场的老年人则更偏爱用传统的纸和笔作为其日常的预算管理工具。 据悉，本次调查覆盖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和加拿大五个市场，参与受访者共2200名。该调查将受访者按个人财富情况分为两大组别——“大众富裕群体”和“富裕群体”。其中，大众富裕群体指年收入为21万-70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群体，富裕群体指年收入在70万人民币以上或等值外币的群体。 以大众富裕群体为例，调查发现，40%内地受访者的父母允许直系亲属以外的人使用自己的信用卡，这一比例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反映了内地老人在金融领域自我保护意识的相对薄弱。 调查还发现，虽然有超过八成（83%）的内地受访者对于其父母识别金融欺诈的能力表示出信心，但实际上，承认其父母曾经成为各类诈骗事件的受害者的比例超过六成（61%），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这一反差表明，大众的普遍乐观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差距，长辈们识破金融诈骗伎俩的能力被子女高估了。因此，帮助老年群体防范金融诈骗更值得引起足够重视。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新任命的顶级医学顾问——神经放射学专家斯科特·阿特拉斯建议白宫针对新冠病毒实行群体免疫策略，保护弱势群体，让病毒传播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便身体健康者可以增强对这种病毒的免疫能力。当这位并没有接收过流行病学教育的医学顾问提出这样建议时，卫生部各官员吃惊不已。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称阿特拉斯博士为“反福奇博士”，据报道称，阿特拉斯常与包括福奇和黛博拉在内新冠病毒工作团队成员发生冲突。 美国卫生专家对白宫内部正在讨论的群体免疫策略给予了高度关注，根据评估显示，美国人口的65%建立病毒免疫就可能以213万人死亡为代价。然而，《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疾控中心最近的一些政策调整意味着特朗普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走上群体免疫的道路。 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告诉《华盛顿邮报》：“政府实施这一政策面临着很多障碍，即便我们将感染者隔离在疗养院，还是有很多人因此丧命。而一旦任病毒在社会蔓延，我们会看到它周而复始的传播往各个地方。 与此同时，当地时间8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新冠病毒疫苗很快会问世。当被主持人问道即使疫苗问世许多美国人也可能不愿意注射时，特朗普说：“当确诊人数到达一定数字后，我们就用'群体'这个词，病毒就会消失。所以也不一定非要注射疫苗，但是，我想确实很多人不想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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