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影响，投资者避险需求急剧升温，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在低位徘徊。分析人士认为，在疫情形势尚未明朗之前，市场避险需求将持续居高不下，加之美联储量化宽松等政策影响，预计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或将继续处于低位，短期内恐难回升。 美国劳工部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480万个，高于市场预期的300万个。非农就业数据连续两个月显著超预期一度推动当天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0.71%上方，但市场对失业形势和疫情反弹的担忧很快令该收益率回落至0.67%。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兼政策研究主任海迪·希尔霍尔茨表示，鉴于过去几周美国疫情反弹、企业再次关闭和美国政府提供的额外失业救济金将于7月底到期，6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好于预期很可能只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喘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担心疫情反弹将扰乱经济复苏，引发新一轮失业潮和更严重的经济低迷。 美联储在6月上旬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束后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零至0.25%之间。美联储决策机构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今明两年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将维持在这一超低水平。 宏观经济研究机构MRB合伙公司表示，美联储在今后数月仍将致力于为经济复苏提供支持，美联储释放的信号暗示国债收益率在未来6至12个月或将依然处于低位。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债券分析师拉尔夫·阿克塞尔预计，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在第三季度处于0.6%的平均水平，如果美联储不实施特殊控制措施，第四季度收益率预计将回升至1%，2021年第一季度回升至1.25%。 瑞银集团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官马克·黑费尔表示，由于各国为应对疫情采取刺激措施，未来全球资产负债程度将增加。 黑费尔预计，央行将继续压低低风险资产的回报率，导致国债收益率或将在更长时间处于低位。虽然高质量债券依然是投资组合的重要部分，但投资者会更多考虑将其他风险更高的资产纳入投资组合。
题记：2020年7月3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分别演讲并精彩对话，本文根据两位教授的对话内容整理。对话主持人为CGTN主持人王冠。 主持人王冠：首先想问斯蒂格利茨教授。很多人与您的经济学见解不同，可能不会同意您在书里的一些结论，他们相信市场应该比政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才是过去几十年美国大获成功的原因。同时，他们认为政府干预会带来消极心理作用，比如导致福利国家，一些公司会过度依赖补助，削弱雇佣和投资的刺激机制。您怎么看这些不同见解，甚至是批评？ 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谈谈美国成功的真正根源是什么，是制药、互联网、高科技等产业的引领，而所有这些其实都离不开政府资助的研究。 民营经济确实擅长开发像ZOOM这样的软件，但他们的研发以互联网为基础，互联网是靠政府的资助研究出来的。新药开发基于对DNA的研究，这种基础研究也是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基础研究需要高端人才来做，这些人才由美国最好的大学培养，而大学是从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的资助。 因此，这一切都离不开政府。 换个角度看，如果失去了市场与政府的平衡，经济就不能良性发展。就像美国在过去三年里进行了减税，这是激励市场的行动，但减税主要是亿万富翁和大公司受益。政府的假设是减税可以激励他们进行更多的投资，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扩大投资，而是用这些钱回购股票，给CEO开更高的工资，这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没有帮助。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美国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也已经不到2%，与中国在疫情之前的增长率差距巨大，这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的疲软，而减税只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再换一个维度看，美国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研究资源，但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如何呢？林教授前面已经提到，发展的目的不应该是服务于自我，而是服务于公民。对于公民来说，还有什么指标比自身健康状况更重要呢？但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下降，其实在他上台以前就已经出现这个趋势。目前美国的人均寿命比几年前低，这可不是成就，而是彻底的失败，证明我们的发展已经失衡。 我当然认同市场的重要性，所以我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进步资本主义”，但它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市场势力主导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及很多国家都属于后面这些资本主义。 最后一点，我们都学过经济学，市场起作用需要以竞争为基础。但是美国现在已经不再是竞争性经济。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一两家或最多三四家大公司垄断整个行业。经济理论说得很清楚，一旦行业集中度如此之高，市场将不会再有效率和活力。经济学的另一个常识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信息透明。但大家知道信息其实并不透明，公司会隐瞒自己的信息。脸书（Facebook）不愿意披露他们如何精准投放了广告，向哪些用户推送了假消息。这就无法形成一个信息良性透明的市场，因为信息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我提倡的进步资本主义其实是对教科书中经济理论的还原，是想找回我们过去40年遗失的东西。 主持人王冠：我想请教林教授，新自由主义是非常流行的经济理论。不管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中都非常流行。为什么？ 林毅夫：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流行，一定程度上在美国也比较流行，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失败，人们认为理想的经济是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在他们看来，让政府退出就会拥有非常理想的市场经济，美国就是这些人心目中理想的市场经济。但实际上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书中所说，美国并不是理想的市场经济。在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的20世纪40-70年代，政府实际上也对经济有很多干预，使得财富能向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进行二次分配，政府也总是帮助美国企业的创新以克服市场的失灵。 所以，事实上这种想法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仅仅看到了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正是政府的干预所致。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像新自由主义那样）不干预经济，让市场自我运行，经济的表现就会和美国一样好，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非常理想的市场经济。然而，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论证的，美国并不是理想的市场经济。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1991年当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新自由主义，并付诸实施，但结果是他们的经济崩溃了。而且，在中国存在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收入差距拉大等，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都存在，并且某种程度上比中国的问题还严重。斯蒂格利茨先生的新书中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完全是基于误解。 主持人王冠：斯蒂格利茨教授，民粹主义也是美国的一个趋势。2020年美国大选即将到来，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其实也伤害到了特朗普誓言要去帮助的人。但您是否认为在2016年总统选举时，美国人不是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去投票，而是基于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如白人与非白人，信仰者与无神论者等等。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您觉得特朗普在2020年是否还会当选？ 斯蒂格利茨：正如刚才林教授所指出的，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美国执行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如此，两党唯一的区别是：民主党人执行的新自由主义还带着一点“同情心”。我在克林顿政府工作的四年里强烈反对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曾经，政治家向民众承诺，全球化与金融化会让每个人的生活更好，这就是所谓的涓滴经济学。然而在30、40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完全停滞，我们的经济表现并不好。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恰在此时，特朗普参选，他对人民说，我理解你们的痛楚，我会解决你们的问题。煽动型政客总能看出民众的不满，还能巧舌如簧地说出来，再嫁祸给外国人、移民或其他人，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能力真正解决问题。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们极端腐败和不诚实。所以，特朗普上任以后，他背叛了他曾宣誓要帮助的人民。比如，他为亿万富翁减税，却对处于社会中层的绝大多数人增税。 如你所说，特朗普其实是在转嫁矛盾，把经济问题转变为身份认同问题，让民众误认为解决了身份认同问题，经济状况就会变好。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人都支持进步的议程，但因为认知的失调，他们支持的政策和他们支持的候选人是不一致的，政客会与政策背道而驰。问题是这种认知失调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好消息是，从民调和各种渠道的消息来看，美国中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人，即共和党所说占人口30%的独立选民，他们一边倒地认为目前的体系完全失灵。他们认同身份，却不执迷于身份。他们观察的是美国的实际情况，比如国会的行为及政策的走向。引用林教授提到的经济发展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并非有利于大多数民众的方向。 就2020年大选而言，选情一直在迅速变化，从现在的时点看，我觉得特朗普可能会惨败。拜登的纲领议程非常积极，比如要消除腐败，重塑一个正派的政府，最主要是他的宏观政策属于我所说的进步资本主义的政策议程。 主持人王冠：林教授，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提到特朗普试图使其他国家成为替罪羊，很多人说目前中美关系事实上是一种新冷战，在您看来白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华政策？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还是争夺高科技优势，还是只是国际政治法则的体现，即修昔底德陷阱？ 林毅夫：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是美国希望能够维持霸权，想继续保有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希望有别的国家来挑战这一地位。美国在80年代也对日本实行过相似的政策。再往前，美国也曾对德国和其他GDP曾达到美国GDP的60-65%的国家实行过相似的政策。对增长充满活力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的任何经济体，美国都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回顾历史，会发现日本拥有以市场为导向的民主体制，和美国一样。实际上，战后日本的宪法就是由美国制定的。可以说1980年代的日本和当时的美国应该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是美国仍然对日本实行了类似的打压政策。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想保持霸权。 第二个原因是信心的丧失。如这本书里所述，美国自己国内有很多问题，政治家、政客们想赢得选举，就要找一个替罪羊，一个容易被选民理解的替罪羊。他们知道自己所言并非事实，但要赢得选举，就要以此来煽动选民，获得支持。 我认为以上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在最开始讲到的，如果美国能够采纳斯蒂格利茨教授开出的处方，它就能获得健康而有活力的经济发展，当下的美国就能有更多的自信。 美国想维持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它必须有自信才会进行公平竞争。中国想要的只是公平竞争。美国不该利用其技术优势和军事力量来威胁别的国家并制造不公平的竞争。这就是我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 主持人王冠：斯蒂格利茨教授，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越来越有敌意和越来越鹰派的美国政府？中国的政策一直是很一致的，即积极应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您对于当前中国政府有什么建议？ 斯蒂格利茨：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即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在1989到1990年“铁幕”倒塌后，他预言全世界都会转型为自由民主体制和自由的市场经济，这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定起到了重大推进作用。他的观点是：每个国家很快都会变得一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自由开放的贸易。 今天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或观念，即不同国家不会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完全趋同，国家之间会一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将是各国交流互动的新基础。我们共享同一个星球，各国的政治体系有着深层次的不同，但我们又必须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变暖、疫情肆虐、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等。 有人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你在的轮船正在下沉，来的救生艇上即便有你非常讨厌的人，你大概也不会因此放弃救生艇。为了共同的利益，你们会合力先解决问题活下来。所以我认为共同合作和互信的基础并不是要每个国家在每个方面都保持一致，而是要共同协作，找到平衡。 游戏的规则应该改变。 新自由主义立了一个规矩，即国家不能对企业进行援助，政府不能干预，但其实所有国家在2008年和2020年都开展了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即使是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无政府援助状态的欧洲。林教授一直在积极推进这样的产业政策，这是政府重要职能的一部分。其实WTO框架并不支持政府干预，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WTO的这些规则。 第二点，补充刚才林教授提到的，从历史看，美国的强大影响力很大程度来自所谓的软实力，包括文化、价值观、教育体系以及思想。不幸的是，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软实力已经大受损害，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楷模。看看美国是如何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已经导致了超十万的死亡，美国俨然成为了一个不值得他国效仿的例子。 所以，我认为未来中美及各国都可以在软实力上竞争，这对整个世界都有益，同时美国自己也会受益，我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更高。这才是一个更有建设性的方法，能让我们的社会在全球框架下开展竞争。 主持人王冠：最后一个问题想同时提给两位教授，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又改写了他们对于世界经济的预测，说2020年国际经济会萎缩4.9%，并非之前的3%。所以，中国和美国的决策者应该做些什么来应付经济增长下滑的挑战和医疗系统危机，尤其是中国可能面临第二波疫情来袭？ 林毅夫：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言，在应对外部突如其来的冲击方面，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当经济下滑时，政府肯定有义务来保护公民以及企业，并刺激经济。如你刚才所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会有4.9%的负增长，高收入国家可能是负8%甚至负10%的经济增长。所幸，中国的情况会好得多，为什么？ 第一， 中国非常快地控制住了疫情，因此能比其他国家更早地重启经济。 第二， 政府有足够好的条件，可以采取一系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并致力于为经济恢复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第三， 这次疫情当然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冲击，但并没有影响人力资本，也未影响实体经济的能力，所以一旦环境改善，投资和消费都会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2020年经济的预测是增长1%，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有能力增长3-4%，这将比全球经济增长率高出7-8个百分点，甚至比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出10-12个百分点。所以我觉得中国可以比别的国家能更好地度过这场危机。 中国政府不仅有义务帮助中国自己的公民和经济，同时也有义务去帮助位于非洲或其他地方的低收入国家，甚至可以帮助高收入国家。因为中国如果能实现较快的增长，中国就能创造其他国家经济复苏所需要的市场空间和需求。 斯蒂格利茨：第一，如果控制不了疫情，显然就谈不上恢复经济。所以目前的政策要务是控制疫情，而这也是美国最为失败的地方。 第二，如我之前所说，这场疫情对每个人并不平等，不仅是疾病本身，还有经济影响。疫情的经济衍生效应对低收入，健康状况堪忧的人更为致命，所以，政府有义务帮助弱势群体。 第三，我们需要大量援助来重启经济。特别是在美国的一些地区，经济停摆会持续很久。经济停摆持续得越久，对家庭和企业的财务状况影响就越大，更多公司会破产，这将给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所以，我们绝对需要能给经济重注活力的政策。2008年我们曾这样做过，但是这次的影响更深重，因此需要的也更多。 第四，中国政府投入了很多，而西方国家政府从来没有以如此大规模地支援经济。政府是时候思考如何塑造疫情后的经济。我们不应该只像一些人所说的，希望重返2020年1月的经济，我们应该走得更远，在疫情后发展绿色经济、知识经济，创建更加平等的社会。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在进行资金援助时要实施有条件的分配，使疫情后的经济与社会更需要的经济保持一致。在后疫情时代，希望我们的经济与社会能更贴近我在书中表述的进步资本主义愿景。 最后，我还想接着林教授的话题，我们之所以需要共进退，并不只是因为全球肆虐的疫情，更是为了对我们的经济负责。我们的经济相互依存，如果不是所有国家都从疫情中恢复，就谈不上全球的恢复。我所担心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会受损更重，事实也确实如此，拉丁美洲现在成了风暴的中心，在这个非常时刻，中国、美国、西欧，所有国家都应该伸出援手。 我还非常担心债务问题，许多国家的债务水平已经难以为继，他们没有偿还能力。这些债务不能就这么停在账面上，它们需要重组，G20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些国家的债务，但我们还需要重组债务，而这需要超越国界的协作。不仅是公共债务，也包括私人债务，尤其需要针对最贫困的国家，也包括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我们不想陷入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就必须拿出议程应对这场我们绝大多数人有生以来最大的疫情，否则我们就会遭遇史上最严重的经济下滑，这个下滑甚至比1929年的大萧条还严重。因此，我们需要能应对管理这些挑战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这样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 本文原发于北大国发院。
针对美方将中国华为和中兴公司列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这种经济霸凌行径是公然对美方自己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否定，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据外媒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当地时间6月30日正式裁定，将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列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禁止电信运营商使用政府资金向这两家中企进行采购。 对此，赵立坚表示，中方多次就此事表明立场，美方惯于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滥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国家和特定企业。美方这种经济霸凌行径是公然对美方自己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否定。 赵立坚说，禁止美国运营商购买华为和中兴设备，并不能真正改善美国网络安全状况，反而会对美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网络服务产生严重影响。美方有关机构对此十分清楚。 赵立坚表示，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对中国的蓄意抹黑和指责，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正常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要说芯片是我们中国国人的一大痛点，那么5G技术则是美国的一大痛点。美国为了阻碍华为5G的快速发展，不惜动用一切的力量来打压，这让华为5G之路荆棘丛生。 尽管在美国的不间断的打压之下，华为5G技术势如破竹，抢占全球第一的席位，而是以3147的数量稳居，三星以2795排行第二，第三名还是中国的中兴通讯（000063），中国的5G已经占有领先的地位。这让特朗普开始慌乱了，特朗普游说联盟国，企图利用他的“地位”来阻止其他国家与华为之间的合作。 据相关统计，目前诺基亚拥有了70个商用合同，华为拥有了91个商用合同，而爱立信既然以95个的商用合同领先了华为一步。我们不难想象是特朗普在背后付出多少的心血与口水。 特朗普清楚的知道华为的实力不容小觑，特朗普以“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禁止美国的运营商与华为之间的合作。美国一边现身说法，一边开始游说各个盟国，制造华为存在安全问题，并直接点名英国要谨慎评估允许华为等不受信任的公司接触敏感信息的长期影响。 由于美国的百般阻挠华为5G的发展，让一些想与华为进行合作的伙伴退却了。在美方的压力之下，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爱立信。要知道5G爱立信绝不是最佳的选择，然而在美国的帮助之下，爱立信的5G商用合同既然赶超了华为，这让爱立信有点膨胀了。 吃掉华为5G市场？爱立信突然宣布，外媒：别高兴得太早。据相关的消息报道，爱立信的总裁阿伦·班萨尔在一次的采访时，大言不惭地对媒体表示：爱立信在技术和设备上完全可以替代华为，满足客户对5G网络建设的需求，希望英国政府早日拒绝华为，让爱立信帮助其建设5G网络。 这是“跳梁小丑”在回报美国的恩情吗，爱立信只不过是美国用来打压华为的一枚棋子，妄言既然要取代华为5G，也不想想三星都不敢说出如此的言论，排行第六爱立信，以为多获得了几笔商用合同就是已经超越华为了吗？ 虽然在早先英国曾经动摇过摆脱华为的想法，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意图与9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和日本）计划组成“D10”联盟，建立5G设备和其他技术替代供应商网络，降低对中国5G技术的依赖。 然这一想法立马被英国国内的运营商直接全票否决了，他们表示5G建设离不开华为，请求重新考量华为5G。运营商的坚决态度给了英国方面棒头一击，英国幡然醒悟。 英国通知国内的电信运营商，表示要确保有足够的华为设备库存，英国方面担心美国的制裁会破坏华为公司维持关键供应的能力。并且华为在6月底华为公布了一个消息，表示华为计划在英国建厂的想法得到了英国的首肯，英国剑桥郡区议会批准了华为在英国剑桥园区的第一期规划。 要知道英国与华为的渊源极深，英国运营商与华为合作了20年之久，之前华人首富李嘉诚也投资了英国的运营商，不管从哪种角度，爱立信的片言只语就像搞坏华为与英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显然是“跳梁小丑”的表现。 华为5G专利的领先，任何国家以及企业要创建5G网络建设，都绕不开华为，美国威瑞森公司的前车之鉴还要继续吗？
经历二季度强势反弹后，美股在7月开局表现强势，纳指不断刷新纪录高位。但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也在不断创出新高，日确诊人数从4万上升到5万多。业内分析认为，疫情让美国经济再度陷入全面停摆的可能性偏低，充足流动性以及市场对美国刺激政策和经济前景的乐观预期提振了风险市场表现。不过，如果未来乐观预期落空，美股将面临较大回调压力。 在向好就业数据和疫苗研发方面的积极消息提振下，美股上周全线收涨，多只科技股收出纪录高位，纳指也多次创下收盘新高。截至周四收盘，道指上周累计上涨3.25%，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4.02%，创6月以来最佳单周涨幅；纳指上涨4.62%，创5月8日当周以来最大涨幅。 乐观经济数据是推高美股大涨的原因之一。美国劳工部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非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为480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300万人和5月份修订后的269.9万人。 “5月和6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增长，就市场预期而言，这是很大的惊喜。但只有疫情得到控制，这才是真正的惊喜。”投资公司DWS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谢尔曼说。 市场对美国疫情形势的担忧不无道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显示，仅7月1日全天，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5万人，创下历史新高。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安东尼·福奇表示，如果疫情继续以目前速度发展，美国日增病例可能超过10万。 美国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复苏面临多重阻碍与巨大不确定性，但美股为何频繁创下新高？ 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对上证报记者分析称，一方面，市场充裕流动性对美股估值“滋润浸泡”，当前美联储扩表规模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两倍，且疫情冲击下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资金进入股市的意愿强烈。 另一方面，美国加速重启经济，市场对未来经济复苏后企业盈利持乐观预期，有力提振了市场风险偏好，多数投资者认为在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下，经济可以较快恢复。此外，市场预期未来美联储将继续实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且一旦股市出现大幅调整，美联储将继续出手救助，这些因素都在支撑美股不断走高。 对于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认为，从相关信息看，美国经济再度陷入全面停摆的可能性偏低，大概率是局部地区、行业经济重启调整，这意味着经济将继续复苏，虽然对市场有影响，但美股难以再度回到此前低点。 基于当前的基准情景，机构对美国经济和美股近期走势持谨慎态度，并认为美国要出台更多财政支持政策。 对于短期经济和市场前景，美国国民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师阿特·霍根（Art Hogan）表示担忧，他认为如果美国不采取更多财政支持政策，7月美国经济和市场将会非常艰难，就业也将受到冲击，因为此前经济和市场的复苏有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政府援助。 伍超明提醒，当前美股走势已严重偏离其经济基本面，道指与纳指市盈率均已处于历史高位区间，如果经济复苏一旦低于预期，或美联储流动性投放持续趋缓或不及预期，美国股市调整的压力将较大。
据美国TMZ网站报道，当地时间7月4日，美国著名说唱歌手“侃爷”坎耶·维斯特在推特上宣布将竞选美国总统。 他写道：“现在我们必须通过信任上帝、团结我们的愿景和建设我们的未来来实现美国承诺。我要竞选美国总统。” 他的决定得到了许多科技界“大佬”的支持，其中就包括特斯拉汽车首席执行官艾隆·马斯克。马斯克给“侃爷”留言说：“我全力支持你！” 其实，“侃爷”早前曾多次公开表达竞选总统的想法，让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2015年的MTV音乐录影带大奖上。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7月3日对美国国会通过《香港自治法案》（法案）表示强烈反对。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再次敦促美国国会立即停止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法案内容及所谓的制裁完全不能接受。法案及所谓的制裁并不会阻吓我们，只会损害港美之间的关系和共同利益。美国立法机关以人权、民主和自治为借口，接连通过法案，针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公然违反国与国之间的义务和尊重。国家安全立法对任何国家而言都属中央政府事权。我们对美国立法机关明显持双重标准的表现深表遗憾。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应提醒那些仍然不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根据《基本法》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基本法》第十二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如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落实“一国两制”原则，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任何其他国家或国会都无权直接或间接干预该等内部事务。自回归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落实“一国两制”原则，实行“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一直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原则，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通过法案是回应香港进行国家安全立法，这是完全错误的。国家安全属中央事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20年6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港区国安法》）属全国性法律，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鉴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面临的国家安全风险日见突显，特别是自去年六月以来不断升级的暴力和社会混乱情况，八天内近三百万香港人透过签名行动展示他们支持中央制定《港区国安法》这个及时、合情和合理的决定。 《港区国安法》旨在防范、制止和惩治四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针对极少数人，不会影响香港市民合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次立法是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要一步，为香港社会早日恢复稳定作出必要和及时的决定。该法律不会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司法独立和法治。 特区政府重申法案的“制裁”对香港的金融机构不具法律效力。促请美方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避免采取可能会影响金融机构正常运作及众多客户的举动。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在需要时或会采取反制措施。（总台记者 周伟琪 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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