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跃亭造车的进度有重大突破，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的会回国了。 金融界网2月4日消息 昨日，原乐视影业CEO及执行董事张昭去世，终年58岁。张昭曾先后创立光线影业、乐视影业，被业内认为是中国电影(行情600977,诊股)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曾担任制片人的作品包括张艺谋的《归来》《长城》《影》，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等。 昨日深夜，贾跃亭微博发布了一则消息悼念张昭。贾跃亭表示，他为电影而生，血液中流淌的全部是电影因子，他对电影的痴狂让人敬仰。虽然壮志未酬，相信他在天堂里依然会追逐他的梦想、实现他的夙愿。 但是，网友的焦点依旧在贾跃亭什么时候回国上。 贾跃亭当年说“下周回国”时乐视系正处于巨大的资金危机中，而贾跃亭也在众多债权人的翘首以待中“不负众望”，一直拖到了现在也没有回国。“下周回国”就成了讽刺贾跃亭言而无信的一个梗，贾跃亭的信誉也因此而一落千丈。 不过，贾跃亭造车的进度有重大突破，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的会回国了。 近期，原乐视网创始人和实控人贾跃亭创立的电动汽车公司法拉第未来宣布在纳斯达克借壳上市。贾跃亭当年死于资金链断裂，所以这次IPO能成，贾跃亭就可能成，否则又会有无数投资人血本无归。
@人民日报 9月27日消息，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即将于韩国当地时间27日上午10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常正国率中方交接代表团出席仪式，中韩双方代表现场签署交接书，确认交接11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将护送烈士棺椁登上解放军空军专机，烈士英灵将回到祖国和人民的怀抱。 另据央视新闻客户端9月27日消息，运-20作为专机，这是第一次执行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任务。机身上的编号01则体现了祖国对烈士们的无上尊崇！ 责任编辑：hz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阻止被怀疑感染新冠病毒的海外美国人回国。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证实，如果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将被禁止回国。这位官员说，该法规草案尚未定稿，可能会更改。
“你怎么回来了！是美国疫情太严重了吗？” “也不是，我是那被赶回来的那60个记者当中的一个。” 周围人这关心的一问，配合我颇为苍凉和无奈的回答，这大概就是我3月从纽约回国到现在常常会上演的一段对话。这就像是电影《土拨鼠日》和《明日边缘》里的桥段一样，每开始一次对话，我关于纽约的回忆就重启一次。 去年9月，我被外派到中国日报北美分社位于纽约的总部，到今年3月份突然回国，我的“美国之行”只有6个月，远远短于原定的两年驻期。 事实上，临行前我已经做好了两年不回国的准备，因为只要驻期中途回国，入境美国的记者签证就需要重新办理，万一签证办下不来，临时的回国，就可能会变为提前结束驻期。 可是，万万没想到，结束驻期其实不需要临时回国这么麻烦，完全可以更直接一点。3月4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将限制五家中国媒体在美的雇员人数，由当时的160人，削减为100人。 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和一同驻外的小伙伴，虽然内心颇为不安，但总觉得情况不会坏到真的必须离开。我们保持着这样的“乐观”，应对着纽约刚刚出现的新冠疫情，准备减少外出次数，开始囤积食物和其他生活及消毒用品。大家专门挑出时间，去皇后区的中国城法拉盛采购，大包小包满载而归，把宿舍能填满的地方都塞得满满当当。之后，还是每天正常上班。 3月6日下午，我被叫到了办公室，拿着记事本的我，正准备记下领导安排的工作事项。但是，这次并不需要我记录些什么，只需要记得一件事情就好——按照特朗普政府的限制政策，我和另一位同事，必须在3月15日停止分社的所有工作，并在3月20日前离开美国境内。 在这样一个本该普普通通的周末，我却要收拾心情，将这六个月的工作生活，和对未来一年半的期待全部打包，为驻美之行画上惊叹号和休止符。看着一冰箱囤满的食物和至少能用半年的消毒品，充满了黑色幽默和无助。 突如其来的“逐客令”，加上开始蔓延的疫情，以及即将开启的居家办公，让我甚至无法去办公室和同事们一一拥抱告别，很多工作和生活的计划戛然而止，我的憧憬和期望都瞬间变成了泡影。在不舍和遗憾之余我又开始紧张起来，回国路上会不会感染新冠？回京隔离的流程是怎样的？隔离之后我会住在哪里？ 带着这许多的疑问，伴随着遗憾和紧张，我踏上了回国的行程，并记录下从回国到隔离结束这段难忘的经历。当隔离结束被“放出来”的时候，我遇见了和我一样被迫回国的两位记者和他们只有五六岁的儿子。 “真是太突然了，本来日子好好的，我们相当于把整个家搬了回来。”这位记者妈妈手里牵着儿子边和我聊着，边等着搬运大包小包行李的爸爸。听说他们之前已经托运过一批行李了。我听着，看着，感受着这一家子比我更多的折腾、窘迫、失望和无奈。我不禁在想，回来的这60位记者中又有多少像他们一样拖家带口，冒着旅途的高感染风险奔波回国呢？ 如果这些乱糟糟的境地只属于我们少数人，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经历反复的变化、失望和无奈，这就是生活。但是，除了是普通个体之外，驻外记者的身份和工作性质让我们的遭遇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含义。驻外记者是两国政府和民间沟通交流、增进理解、和谐共处的促进力量之一，要想发挥好这种力量需要一片愿意联通、互尊互信的沃土。 在这一切还没发生之前，我采访过中美杰出华人颁奖典礼。2019年正值中美建交40周年，评选委员会副主席、曾6任总统亚太顾问的王碚说：“希望通过这个颁奖仪式，能够带来今后40年更辉煌更有成就的发展，让中美贸易能够继续增长，让我们两国人民都能够受益，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在这一切还没发生之前，我采访过纽约兰德尔岛公园的圣诞庆典灯展，整个灯展的设计都由一位中国留学生完成，所有彩灯都是四川自贡彩灯传统手工匠人在中国完成前期生产，之后分为百余灯组运往纽约，最后在兰德尔岛公园安装调试。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在参观的过程中鼓励更多在美留学并创业的年轻人充分发挥想象力，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与当地居民的风俗喜好相结合，带来欢乐的同时能让美国民众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促进中美民间的友好交流。 在这一切还没发生之前，我参与过中国日报新时代大讲堂首次在美国的开讲，主题为“中美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我曾在编辑平台前，通过分社资深记者前辈在华盛顿白宫东厅发回的报道，见证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我还曾在大年初一上班的公车上，盯着手机屏幕，时刻关注着分社记者奔波在曼哈顿唐人街上发回的华人博物馆失火的最新消息。类似的报道经历和回忆，还有很多很多…… 可如今，特朗普政府用一次次的“契机”和借口将中国记者赶出美国，不仅如此，这场闹剧之后还限制了留学生签证，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居然突然被要求关闭。所有这些，以及不断重申和强化的“中国病毒”这样的污名化概念，让这片沃土被猜忌和诋毁所污染，失却了互信的光彩和色泽。 从1971年的“乒乓外交”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到1972年时任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正式签署，再到1979的中美正式建交和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应邀访美，40多年来，两国领导人为建设和谐、互敬、互信、合作的中美关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果他们看到现在的中美关系，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在休斯顿总领馆被迫关闭之后，中国日报北美分社的同事在纽约采访了尼克松总统的翻译傅立民，他说：“在此背景下，我认同中国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回应。关闭成都总领事馆对内、外表明了中国对此的严肃态度，同时不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回应让我感到（中美关系）还有希望，（面对美方的举措），中方保持了冷静，中方理智、适度地进行了回应，严肃、适度地表达了不满。” 看着不断紧张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南部猛增的新冠肺炎病例，看到特朗普反复提及“中国病毒”。现在，我的家人、朋友、同事都会在开头的对话中补充一句： “还是回来好，回来安全。看看现在美国都成什么样子了。” 我也会微笑着回答：“是呢，回来安全。” 作者张悦系中国日报记者
Photo by Resi Kling@unsplash自三月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高校陆续作出停学或全部转向网课的通知，随着疫情发展，国际航空一票难求、官方的包机运力有限；住所问题、机票问题，让近160万中国海外留学人员陷入纠结。回，还是不回？怎么回？留学生们和他们的家庭被迫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选择、寻找回国途径。焦虑，牵挂，权衡，还有无限期的等待，解决问题……留学生群体，在这场全球危机之下经历了刻骨铭心的考验。如今，部分留学生已安然回家，大多数人选择留在海外。这 100 多天里，一千个家庭即有一千种故事，App采访到三个关于“回家”的故事，希望关照危机下的个体命运、逆境中的中国孩子。感谢每一个人对我们的讲述，故事各有不同，相同的是爱与成长。故事一：“100多天里，孩子成长了，心态也更包容。”受访人：Jane妈，留美学生母亲（Jane 15岁，在洛杉矶就读美高）6月14日，孩子终于结束隔离，从杭州独自搭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家里。我正给她做凉皮儿。都说“家国天下”，我们真是每一样全占上了，没有一样儿不占。孩子在这 100 天的时间里，经历了太多。但坦白说，我们家的经历算不上“曲折”，孩子算是几十万人中的幸运儿。直到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和他们的孩子仍在想办法到处找票。Jane告诉我，她们坐的包机在杭州入境，一落地就看到机场拉起的横幅「欢迎海外学子安全回家」，心里很触动，觉得特别温暖。但因为当时还穿着防护服，甚至没来得及拍照。说到Jane回国的历程，我其实很心酸呢。留学生入境后按要求隔离，Jane居住的隔离酒店（照片由受访人提供）我们最早知道美国疫情爆发是在3月8号至10号左右，Jane第一时间告诉了我，我们也在媒体上看到了新闻。Jane学校即将放春假，在3月13日就通知停课，全部改为网课。不过我们没在第一时间急着回国。一方面，疫情早期阶段，安检等各个环节上手段应该还不够齐备，当时美国回来的航班以及出现了不少病例，那时孩子手里只有口罩，万一防护不周，旅途风险太高；另一方面，回国后要上网课，肯定要倒时差来学习，太辛苦。根据国内抗疫经验，居家隔离是最安全的嘛，我就让孩子安心居家，假期后再回国。我们商量订了5月24日的机票，机票已经涨价、直飞航线也没了，只订到了先飞旧金山再转机回北京的。万万没想到，这趟机票被取消了。接下来只能继续与孩子分隔两地。4月16日，大使馆开始登记包机回国的问卷（3月底4月初中国驻美、驻英大使馆组织小留学生包机回国，App注），我们设定了5月21日的时间来申请。在等待过程中，听到的都是各种航班取消的消息，让我们无所适从。5月14日，美国时间晚上8:00多吧，洛杉矶领事馆工作人员给Jane打来电话问，“包机回国走不走？” 当时我们正在视频中，立刻做出决定：回！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煎熬。先是等5月19日的一批，到武汉航班，没排上；然后5月25日洛杉矶到南昌的，也没排上；后来大使馆通知我们有希望排上5月30日洛杉矶飞杭州的机票，但直到5月27日都没进一步通知。大家一直在等。最终，这趟航班改到了6月1日。提前两天，Jane 终于收到了国航发来的购票问卷，确认、付款，付款只开放30分钟！我们第一时间完成购票。我个人觉得，大使馆的排队周期是相对公平的。不过留学生确实太多，等待比较漫长。此外，有些留学生在美国习惯于“不接陌生来电”，所以不少孩子没接到电话，导致错失了申请包机的机会。在所有等待过程中，我们准备的护目镜等防护用品也寄到了孩子手上。回顾过去100天，几乎每天都跟Jane视频交流，每天3-6个小时视频，各种找话题聊，也会在微信上互相晒午饭吃什么；有时候我工作要开电话会，Jane就在视频的那一头听着。最让我担心的并不是买票。整个过程中，我最焦虑和担心的几天，其实是Jane和她 Home Stay 的住家女主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起因是关于到底要不要额外多交一部分租金，Jane 提出了异议。后来双方沟通进行不下去，Jane最郁闷的时候，我在北京这边远程支持她，可以说是和住家斗智斗勇。后来，Jane自己尝试通过邮件与Home Stay的中介服务机构投诉、沟通，自己解决了问题。我数了一下，先后反复六次的往返函件，一次又一次的沟通，最终Jane心里很平静，等待中介的处理结果。结果是，中介给我打来电话，表示站在我们这一方，并且通知我们，未来这个住家家庭要从当地 Home Stay 机构名单中除名了。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讲，她尽管处于弱势，但在这一次处理冲突的时候，她英文邮件的交涉，有理有据有节，让我很惊喜。她甚至还说过，“往后应该多学习学习当地的法律，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了。”我觉得，这次冲突对她而言是一次成长的机会。过去在国内，在我们父母身边，交流简单，直来直去，不用很多的去考量“怎么表达”，但在一个文化不同的国家，就要有很多的变通了。事实上，每一个留学生都很难。只要孩子走出了家门，每个人都很难，很多问题都需要独自去面对。无论是学业上的，还是和当地人在生活方面的沟通，再加上文化冲突下的一些问题，要如何处理，都需要孩子自己来解决和面对。作为家长，更多是劝她用一种包容的心态去接纳。毕竟是我们到对方的国土上求学，很多事情的“兼容性”，需要自己去探索和尝试。再有，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难免有冲突，对周围打交道的人要保有尊重和真诚，“能让则让”。故事二：回家的机票，痛心的价格受访人：Jessica，22岁 多伦多大学商科大四学生5月23日，我终于登上了东方航空公司从多伦多飞往上海的航班。除了行李，当然还有标配：N-95口罩、手套和防护衣。据我观察，飞机上座率约75%。刷票2个多月后，登上东航多伦多飞往上海的航班，拍下辛苦得来的登机卡，留作纪念。中国民航局3月26日宣布开始执行“五个一”（一航司一国一线、一周一班）的新规，还规定客座率最高不能超过75%。按这个估计，每月仅有4000多人左右可以从加拿大回国。而我读书的多伦多大学，就有1.1万多名中国留学生了，而加拿大应该总共有接近20多万中国留学生......所以现有航班的载客量是十分有限的。多数人还是选择留在加拿大抗疫了，确实很多同学会羡慕我。疫情早期那会儿，我自己还没有归心似箭，但爸妈在3月初就开始焦虑万分。爸爸在国内订票，我自己也开始在网上刷机票。3月31日，买到了第一张机票，东航的商务舱，是正常价格买到；后来改签到4月份，这时的机票已经涨到40000多了......我在网上买机票的花费，一度超过了支付宝的上限。最后我自己预定的四张票中，一趟南航从多伦多到广州的航班停飞了；而东航的，4月和5月的两班铁定飞不了，成了空票。我甚至考虑过从台北转机回国，但后来发现由于疫情无法转机，不得不放弃。这中间，爸妈还帮我订到一张4月8日的机票，但这张票经过票贩子手里，价格已成了12万！恰好赶上我学校的最后一门考试，所以不得不退了票。事实上，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也组织了“包机”回国，一周一班。不过主要是给“确有”困难的人员，比如在加拿大没有医保但从国内带的药物已经吃完的老年人、公派访问学者或者未成年留学生。中国公民可以在使领馆登记，然后外交官根据紧急程度进行排序，之后把名单提供给航空公司。使馆不参与航空公司的运营，机票价格和商业航班相同。就在我回国前一周，公寓楼里出现一例疑似新冠病例，正在隔离中。我担心离开前被感染，认真做好了防护。飞机降落上海机场后，按要求做了核酸检测，再按要求隔离两周。所幸，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隔离结束后，终于被爸爸接回家。关于机票，一位航空公司的朋友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位本科毕业的男生连续好几天出现在机场，他拉着行李，等待最后一分钟没有露面的乘客空出来的座位。终于有一天，飞机起飞前30分钟，有位乘客没出现，机组人员通过男生预留的3个电话号码联系，都无人接听；联系他国内父母，也不知本人行踪。等到最终联系上本人，他却说“不飞了”，因为这张“捡漏”来的机票价格高达7万一张！怅然中，这位男生拉着行李离开了机场。关于未来也很不确定。多伦多大学已通知我们，预计9月份继续上网课。但我自己的情况是，已经签约了今年5月到明年5月的公寓，但恐怕，9月份很难再回到学校了。曾有位中国留学生6月下旬在加拿大海关申请入境时被拒。据他称，当时海关官员说：“所有学校都在上网课，你回来做什么？” 今年学校的毕业典礼也改到了网上举行，有点遗憾。不过，乌云的银边是我毕业典礼后可以吃到杭州的外卖了，多伦多的饭菜实在太乏味了。故事三：回不了国，我选择在英国抗疫受访人：郑东，23岁，英国卡迪夫大学在读原本计划，6月末，我将回国接上父母重新返回英国威尔士，带他们来逛一逛；交完毕业论文后，再和同学一起去西班牙完成毕业旅行，给自己的留学生活圆满地画上句点。之后9月回国找工作，开启人生下一个阶段......一切都值得期待。不过，所有完美的计划都被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拦截，打碎。现实是：没机会带父母来英国参观、没有毕业旅行，就连我能否顺利回国都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叫郑东，23岁，英国卡迪夫大学在读，今年9月即将毕业。回顾之前，为这趟留学我筹备了两年。我来英国留学的理由很纯粹，想提升自己的学历和竞争力，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开阔自己的眼界。我成长在普通家庭，战线拉长两年也是为了让家里有时间筹备一些钱。我就读的是商学院，一年学费是20950英镑（约18万元人民币）。留学日常过得朴素，并非大众对留学生的刻板印象那般安逸奢侈，事实上我身边很多同学也都很省吃俭用。从国内疫情爆发到威尔士疫情爆发，我一直都在持续关注，心被揪着。飘在异国他乡，我们其实压力更大，甚至处于弱势一端。身边有很多同学尝试买回国的机票，有些人机票被退掉7次、有些人遇到假黄牛被诈骗、有些机票翻了8倍你依旧抢不到。看新闻说，那时国内医疗资源也很紧张，对我来说风险最大的是回国旅途中被感染。那时英国并没有执行严格的防护措施，途中的聚集都是有风险的。按当时的预估，只要回去就很可能回不来了，万一回不来学业只能终止......我不希望我的留学生涯意外夭折，所以，“到底回不回”我必须慎重选择。权衡之下，我选择留在原地。这是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个体命运在大环境下的无力，我只能被动地迎接变化然后谨慎地做出自己的选择。自此，我开始了在英国的抗疫隔离生活。3月23日开始，英国威尔士正式进入封城状态。大批商店禁止营业，超市虽然正常开放，但是限流限购，出口和入口一次只能允许一名顾客出入，单件商品一次购买不得超过三样。亚马逊上的防护用品全部被抢空，街道上人流大范围减少。学校开始正式停课，全部改为线上教学。好在学生公寓允许我们继续住下去，不过活动范围只限于自己的宿舍，公寓所有的公共区域全部关闭，自习室、游戏室等全部关闭了。由于一部分学生已经办了退房，整栋公寓变得安静又冷清。以前楼下的8个大型垃圾桶一天就会被填得满满当当，但如今一周才勉强被塞满四个。英国政府不会明确限制我们的出行，但只允许去公园运动、采购生活必需品或参加必要的工作。我完全可以自由出入公寓，但不能去太远的地方，比如不能乘坐火车。3月初在这里封城前，我和朋友一起坐火车去伦敦办毕业旅行的签证。考虑火车上人流密集，我们都戴了口罩。当时，整节车厢的人几乎都盯着我们几个戴口罩的学生，气氛很怪。那种来自四面八方紧盯的注视追随着我们移动的脚步，仿佛我们是患有重病的外星人......而如今，很明显，街上戴口罩的英国人大范围增多。实际上疫情3月份在英国大范围爆发的时候我已经有“经验”了，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时候，其实是在1、2月份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当时，每天浏览国内新闻，每天担心自己家人“中招”，担心家里老人买不到食物，从焦虑、担心已经过渡到“创伤后应激障碍”了。从武汉封城开始，我在英国就开始有意识的囤积防护物资了。郑东在墙上贴的小字条，不同字条上面分别写着：“洗手！” “今天开心了吗？”在公寓自我隔离期间，我学会了下厨，自己做料理，辣椒炒香干、鸡肉土豆都可以很快炒出来。这个过程实际上很煎熬，异国他乡独自一人，如果内心不够强大的话，会陷入深深的恐惧中。我会帮助身边同学做点心理疏导，舒缓他们的焦虑，帮他们出主意，劝他们更理性的对待疫情。我们还建了一个“留守群”，里面都是来威尔士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大家在群里互相加油打气，也随时分享彼此的心情，把个人情绪释放出来，能缓解恐惧和焦虑。为了冲淡恐惧，分散注意力，我们还组建了一个“动物森友会”游戏群，彼此交流玩法，及时分享大头菜的价格。郑东和同学们给街边没有防护用品的流浪汉发的“口罩包”，每袋中有3个口罩英国疫情爆发的时候，我看到街上的流浪汉没有任何防护用品，决定和同学一起做些什么。我们买100个口罩发给了一些老人、流浪汉等弱势群体。我们在口罩包上贴上了中国和英国的国旗，并写着 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静继续前行）。在国外疫情爆发后，网络上有很多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我们想作为中国人做一些什么。后来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看到市中心的流浪汉全部都戴上了口罩，知道是中国人做的，那一刻觉得特别开心，很值。最近我在关注一些国内的工作机会，但实际上作用不大。身边有朋友已经通过线上面试拿到offer，但因为无法及时到岗被换掉了。以前我更依赖父母，好像除了学业不需要操心什么。经历这次疫情，我变得更加独立，内心也更加强大。现在最迫切希望生活回到正轨，按时上课、所有的商店都开门营业、我可以尽快去理个头发、顺利毕业、早日回国和家人团聚。我相信最终一切都会回到平常的样子，但我知道那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日常。一切看似都相似，但一切又都有所不同。（本文讲述均为真实故事，受访者皆为化名）
跨越百年的留学史，早已成为时代的注脚之一。中国留学潮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其中最出名的是向美国派遣一百多名幼童。第二波留学浪潮始于20世纪早期，期间诞生的“庚款留学”先后培养出茅以升、钱学森、杨振宁等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为我国近代科学等各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每一轮留学热潮也都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1985年国家开始允许个人自费出国留学；1992年国家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十二字留学方针；2001年加入WTO等，都让留学队伍人数迅速攀升，留学生增长率也在这四个年份达到四次峰值。 这些事件背后，不仅是一条条增长曲线，更勾勒出我国面向世界、拥抱世界的国际化趋势。 千禧年后，除了政策驱动，居民财富的增长使得留学“飞入寻常百姓家”，“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留学梦照进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 而伴随国内科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后浪”留学生收获到更优越的创业环境。教育部先后出台多项激励政策，地方政府亦纷纷给予创业指导、资金支持，这些环境因素都吸引着留学生们回国就业，实践理想。 “大师辈出”虽再难觅，但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1999年，“60后”李彦宏启程回国创立百度，成为我国互联网领军人物之一。2004年初，“70后”王兴中断了在美国的博士学业，回国创业，几次受挫后终创立美团，如今身价已逾百亿美元。2012年，“80后”刘自鸿放弃美国高薪工作，创办柔宇科技，公司迅速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独角兽企业之一。 而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内独角兽企业中，至少有超过1/4的创始人拥有留学背景。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优秀留学生成为我国新经济创新的排头兵。 2019年，我国留学生人数超过70万，再创新高。但不能忽视的是，其增速（尤其是留美）已明显放缓。2018年，美国出台了多项限制留学生的政策，使得中美教育合作出现寒流。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本就进入下滑期的留学行业雪上加霜。 眼下的留学生们，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挫折，一些学生回国之路遇阻，一些学生无法返校继续学业，一些学生因为企业留学生招聘取消面临就业困难，等等。虽然国家在学业、就业方面对他们给予了多项帮助，但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嘲讽的声音，甚至将留学生污名化，不欢迎他们回国，这无异于“伤口撒盐”。 对于个人来说，未来作出是否留学的决定可能会变得艰难、纠结。但对国家来说，留学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人选择，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化竞争的人才，新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多元化背景与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 人才战略是国家战略，而鼓励留学仍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长久之计。基于此，相关留学政策的支持仍然重要，社会各界也应对留学生给予更多理解与关爱。 中国的未来，需要留学生参与。
原董事长回国投案 安徽桐城农商行不良率达11.89%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10月8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安徽省、合肥市纪检监察机关不懈努力，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苏绍云主动回国投案，并表示愿意积极退赃。 资料显示，苏绍云出生于1963年8月，安徽省桐城市农村商业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2016年3月外逃，2017年1月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经查，苏绍云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企业在办理贷款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贿赂，涉嫌犯罪。监察体制改革后，该案追逃工作转由合肥市纪检监察机关负责。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苏绍云是党的十八大后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该案是一起典型的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苏绍云回国投案，是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加强金融领域追逃追赃工作的重要成果。下一步，将继续深化金融领域追逃防逃追赃工作，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资料显示，桐城市是安徽省直辖、安庆市代管的县级市，桐城农商行则是安庆市第一家取得银行牌照的农村金融机构。桐城农商行的前身为桐城农村合作银行，于2008年完成由农信社到农合行的转制，2012年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 根据桐城农商行2019年二季度信息披露报告，截至2019年6月末，该行资产总额224.15亿元，较上季度末减少4.52%。今年上半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2.87亿元，较去年同期微降；实现净利润6311.79万元，与去年同期的1.26亿元相比，大幅下滑49.75%，几乎“腰斩”。 资产质量方面，近年来桐城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呈现连续上升趋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行出具的评级报告显示，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6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70%、3.03%、11.10%、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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