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以来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在两会首场发布会上也表示：“应对新冠病毒这一人类未知的全新病毒，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系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有待完善、医疗物资等战略储备不足、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效衔接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机制尚待建立，这些问题都有待尽快解决。今年政协全会期间，委员们也将围绕相关问题开展讨论。北京商报记者特邀全国政协委员，共话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着力点。 皮剑龙：强化公共卫生应急法治保障为先 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看来，健全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须有法律支撑，法律具有保障性、关键性和基础性作用。只有完善法制建设，才能强化公共卫生应急法治保障，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5月2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大会发言人张业遂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完善和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今明两年人大常委会计划制定修改法律17部，适时修改法律13部。重点包括争取年内审议通过新制定的生物安全法草案；争取今年下半年提交审议修改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草案；尽早完成修改动物防疫法，抓紧修改国境卫生检疫法，认真评估并有针对性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 皮剑龙谈到，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律规范主要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然而，近年来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理念、机构设置等的调整较大，法制建设却未及时修订与调整，部分法律条款已明显滞后。且三部法律法规在信息披露的主体层级、应急预案启动等方面存在交叉、矛盾的关系，因此应对现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法律规范进行更新、修订。 “考虑到法律法规的修订周期一般较长，且技术过程较复杂，为缩短修订周期，可仅修订或增减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条款。同时，从立法技术层面，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应体现包容性与开放性，不宜事无巨细作出详尽规定，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后续应修改的部分，可考虑使用司法解释形式引申到相应的领域。 ”皮剑龙表示。 同时，应加快地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立法工作，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根据上位法，积极开展前期立法调研，推进地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律规范的制定。由于公共卫生应急领域的专业性非常强，涉及到流行病学与防疫、预防医学以及生物医学等专业知识；而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时效性强。因此，应强化多部门联动共同推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制建设。 “伴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深，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跨越区域、超越国界。”皮剑龙也提到，因此与国际公共卫生法制体系接轨、积极参与国际公共卫生应急法制建设是一个负责任超级大国应有的态度。这要求我国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并借鉴其他国家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应该与深度参与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国家签署相应的公共卫生应急合作协议，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 董瑞：建立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流行，也给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带来挑战。基层服务能力较弱，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发挥作用有限，医疗保险基金使用不合理等现象突出。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康益德中西医结合肺科医院董事长兼院长董瑞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医保、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三者之间没能做到协调融合发展，分工协作机制不全、联通共享环节欠缺。此外，现有医保政策设计不利于从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医学模式转变，报销政策一直都是以补偿疾病为主，医保基金没有起到引导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向预防保健服务倾斜的作用。政府、卫生体系和社会公众，重医轻防的观点还需要改变。 对此，董瑞建议，建立并完善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机制。在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医保经办机构作为医疗费用主要支付者，应将突发疫情患者全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救治从而导致疫情的扩散和蔓延。并有针对性打破现有医保目录、起付线、封顶线、支付限额、定点医疗机构等限制性条款，通过财政兜底、大病保障、费用减免、延长慢性病开药时间等措施，探索特殊疾病、特殊人群医保报销政策和财政兜底作用。打破异地就医医保限制。 与此同时，大力推进互联网医疗建设，加快各医院信息化建设，开通实体定点医疗机构网上医疗，并将互联网医疗的常见病初诊、复诊，慢性病开药等纳入到医保报销范围。将部分门诊慢性病患者引导到互联网医疗就诊，从而减轻大医院就诊压力，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在平时，也需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以应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需要。”董瑞补充表示，一方面，以医保支付方式为手段，以健康管理为目标，建立三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紧密型健康医疗共同体。通过医保付费的引导作用，推动优质卫生资源的下沉，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建议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纳入医保付费体系中，建立“健康守门人”制度。 2019年，国家医保局在全国30个试点地区开展住院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改革。在此基础上，可通过复合式支付方式改革，发挥医保战略性购买的作用，推动医疗服务体系的转变。鼓励将个人账户基金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或者开展健康体检，引导社会公众开展自我健康管理。“北京作为首都，要大力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导公众树立‘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和思想，实现全社会由治疗为主向预防为主的转变。”董瑞谈道。 姚卫海：建立更科学的基层预警机制 “公共卫生是一个大的体系，包括环境、水、食品安全等。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从17年前的SARS开始，大家都比较重视。这些年从传染病角度来说，目前监控体系逐渐在建立中。但因为新冠肺炎是比较特殊、突如其来的新发传染病，谁也没有经验，所以在最初的应对上比较混乱，医疗资源的调配有时周转不开。”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姚卫海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姚卫海建议，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应该建立一个更加科学的预警机制，能够自动发现疫情，然后发出警报。现在各地区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新的文件，也都是基于这次抗击疫情的经验，对应急系统进行完善。但这也要假以时日，需要大量的投入和人员培训。 社区力量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姚卫海表示，社区管理好了，传染病传染的途径就被控制住了。医联体是一个从三级医院到社区医院总体构建一个联合体，目的是在业务提高方面均质化。包括现在开展远程会诊、医联体的联盟合作，它的主要活动形式还是在培养、培训下级医院的服务人员，使其提高业务水平。在传染病防控上，关键就在于如何发挥医联体的作用，培养全科医生、社区医生或者如何把CDC人力下沉到社区，来指导社区卫生系统什么是传染病、怎么样防控。将这个机制建立起来，对我们将来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或者是新发传染病，会更加有益。 在此次疫情中，信息上报机制也颇受社会关注。作为急诊科主任，姚卫海也谈到了自己的感受。“其实我们急诊科，包括发热门诊，每年都是传染病监控的‘哨点’。我们每年也都在做这个工作，像H1N1或者季节性流感，我们都有上报。不过对于新发的疾病，它需要有个认识的过程，上报之后得汇总，需要评估判断的周期。”
21日，全国政协委员、东航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刘绍勇表示，航空物流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未来这一行业应向着更高价值、更快集散、更加智能的方式转变，实现更有质量和效率的运输。 打造世界一流航空物流企业 刘绍勇指出，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保证国际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际航空货运“进不来、出不去”的矛盾凸显，航空物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世界工厂”地位不匹配。 他表示，对于未来我国的航空物流，建议向着更高价值、更快集散、更加智能的方式转变，从而实现更有质量和效率的运输。具体建议包括：首先，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航空物流企业。建议以国有货运航空公司为基础，组建航空物流龙头企业，推动多式物流联运，形成大物流发展格局。其次，建设航空物流枢纽。再次，搭建综合性航空物流信息平台。依托5G、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将机场电子货运信息平台、智慧安检信息系统与民航局行业级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有机融合。最后，从研发、运行、服务等方面加大对国产飞机的政策支持力度。 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 刘绍勇建议，在此次疫情防控实践的基础上，尽快完善民航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体系建设，有效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和损失，进一步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民航应急管理能力。 在具体建议方面，刘绍勇表示，明确一个原则，针对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由国务院授权民航局代表行业出台应急政策，地方政府和各地机场要统一执行；建立一套机制，明确民航系统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组织领导、责任分工、工作流程、业务接口，建立健全联防联控机制，不断提升民航系统应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完善一个预案，梳理整合现有各类应急预案要求，结合此次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修订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民航应急控制预案》；建设一个平台，建设民航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信息化平台，加强大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对内信息共通共享，对外实现对接传递；完善一部法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民航法律体系。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应当积极将新基建成果应用到网络安全领域中，借助新基建构建的平台和基础，进一步降低网络安全关键技术、设备的依赖性，不断推进网络安全产业的进化演变。” 在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原证监会信息中心主任张野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张野看来，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要同步开展网络安全建设，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统筹规划，将网络安全与数字化转型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更好发挥网络安全对数字化转型后业务安全的保障支撑作用。 谈及未来证监领域科技监管的发展方向，张野认为，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证监会将进一步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果的转化运用，利用技术手段不断提升证券期货市场科技监管能力，为资本市场监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金融机构高度重视 数据安保力全面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您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 张野：我带来一份关于提高我国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的提案。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是网络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技术能力短期内无法弥补差距的前提下，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发现、处置能力，尽量减少网络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成为了现实而迫切的需求。 近年来，在中央网信办等安全主管部门的努力下，我国网络安全应急能力建设工作发展向好，等级保护制度全面实施，各运营单位都制定了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建立了相应的网络安全应急管理机制，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整体得到有效提升。 然而，我国目前还未构建形成自上至下的国家级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管理体系，与现有公共安全应急体系的衔接还不够紧密，在应急处置职责划分、应急指挥体系、应急队伍建设及实战性测试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 对此，我的建议拟从几个方面展开：完善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应急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全国性网络安全应急管理处置平台，配套制定网络安全处置应急征用办法，研究开展必要的实战性网络安全测试。 证券时报记者：今年您的提案与网络安全相关，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金融信息安全现状？ 张野：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的信息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金融机构在提高关键业务系统自主性、提升系统安全保障能力上做了大量投入，积极采用云计算等新技术，取得了明显效果。同时，各机构对于金融数据安全高度重视，积极开展数据治理工作，通过加强商用密码应用等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全面提升了金融数据的安全保护能力，对客户信息、交易数据等各类金融数据进行了安全有效的管理使用，保障了各类业务安全有序地开展。 网络安全应急体系建设 可借鉴医疗卫生领域 证券时报记者：您提到，我国目前还未构建形成一套自上至下的国家级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管理体系，背后的紧迫性及意义主要在哪里？可否尝试为我们举例说明，从宏观到微观技术层面，这套体系如何有效优化我国网络安全问题和体制建设？ 张野：网络空间已成为国家继陆、海、空、天四个疆域之后的第五疆域，网络空间也需要体现国家主权。在党中央的系统部署和全面推进下，我国网络安全技术产品取得新成就，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网络安全形势整体向好。随着我国互联网等网络应用的快速普及，对网络空间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加，所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也不断提升，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由于我国网络安全基础薄弱、与先进国家技术差距明显等原因，导致了网络攻击猖獗，难以实现有效的持续监控，供应链受制于人，网络安全信息收集、研判仍然分散，时效性较差，网络安全事件处置中资源协调调配效率较低，亟需对现有网络安全建设成果进行整合、统筹利用，建立统一的指挥调度系统，构建有效的网络安全防护处置体系，形成快速处置反应能力和网络威慑能力。具体的研究建设中，可以借鉴我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应急体系，特别是医疗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经验。 证券时报记者：您呼吁配套制定网络安全处置应急征用办法，针对人员、物资储备、管理、使用、补偿等措施的规定，有哪些具体的想法或参考建议，可以先和我们分享？ 张野：我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应急体系建设已经比较完备，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国家物资储备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规章对物资储备、使用等也有明确的规定。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具有传播快、影响范围广、需分析溯源等特点，在很多方面可以借鉴传染疾病的防控措施和手段，今年抗疫斗争中医疗卫生应急体系的经验为网络安全应急体系建设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新基建或将重建 网络安全边界 证券时报记者：伴随5G网络、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新基建将成为疫后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新基建风口下，我国的网络安全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张野：伴随着5G网络、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推进，网络应用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必将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意义。诸如工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会逐步实现万物互联，届时每个家庭中会同步多个物联网设备，在给民众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安全威胁。美国东部的物联网DDoS攻击断网事件、委内瑞拉停电事件，都是比较好的例证。 同时，随着大量新技术的应用，新基建的推进，会产生大量数据，如何做好数据安全工作，保证数据产生、传输、使用、存储的安全可控也是一个重要课题。随着新基建的展开，网络空间会呈现新的网络生态，面临新的安全威胁，网络安全边界也必然会重新划分构建。 对于如何做好有效安全防护、确保各类设备的使用安全，就需要结合新基建的发展，不断调整网络安全防护的架构和体系，发展新理论。新基建对网络安全产业的发展，亦带来诸多机遇，应积极将新基建成果应用到网络安全领域中，借助新基建构建的平台和基础，进一步降低网络安全关键技术、设备的依赖性，不断推进网络安全产业的进化演变。 证券时报记者：以科技为推动力的新基建是国际间技术竞争的核心领域，必然也是网络安全威胁发生的重要战场。加强新基建相关企业安全能力塑造，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您认为应采取哪些举措？ 张野：随着新基建的推进，现有网络生态会随之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在进行网络安全建设时，要适应新环境、新生态，树立新思维，要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实现对新型基础设施安全的全面感知和把控，动态、快捷地进行安全策略的调整。 在新基建网络安全建设中，要有宽广的视野。新基建下的网络形态不同于过往，网络边界可能更加模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会更强，因此不能囿于单一的点、线防护，要拓宽视野、更新思维，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加强工作，构建新型网络安全架构，提升对新形态下新威胁的认识和感知处置能力，形成广域、多层次的防护体系。 数字化转型， 监管应作出框架性安排 证券时报记者：疫情期间的“非接触”金融服务，推动金融机构加快从传统网点走向线上。在您看来，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速，在技术流程、信息风险应对及管理方面，当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迎接好这场全方位再造的考验？ 张野：金融业务依托于信息系统开展，通过数据的流动、使用完成各类业务。因此，确保各类金融数据安全，不丢失、不泄露，可安全有序使用是金融网络安全工作的重点，也是金融机构进行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数字化转型改变了金融机构的业务形态，发展到线上，是由相对封闭的环境走向开放环境，面对的是互联网复杂的使用环境和各类恶意威胁、攻击，这不仅对网络安全威胁信息的获取、分析、研判等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也是严峻的考验，还对信息系统自身的安全建设、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以上都要求各金融机构要对网络环境进行认真分析，研判可能面对的网络安全威胁，以及存在的安全隐患，做好安全架构设计，推进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把网络安全工作做实、做细。 在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要同步开展网络安全建设，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统筹规划，将网络安全与数字化转型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更好发挥网络安全对数字化转型后业务安全的保障支撑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安全性是金融服务的重中之重。金融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对于金融监管制度设计、风险防范等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可能衍生出的技术、网络、数据等新的安全风险，关于应对策略层面，您有何建议？ 张野：对于数字化转型中新的安全风险应对，监管机构要加强监管力度、以及监管灵活性，通过适当的监管制度设计，将有关风险纳入监管视野或作出相应的框架性安排。加强监管科技建设和应用，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丰富监管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效率，实现快速、高效、灵活、准确的安全监管。 对于金融机构，主要是对网络安全高度重视，做好安全架构设计，加强网络安全威胁情报的收集分析，将安全防护措施做细做实。加强对客户的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客户的安全意识，这对有效防范相关风险也是很重要的。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未来证监领域科技监管的发展方向和破局点，可能在哪里？ 张野：从证券期货科技监管的总体发展来看，对现有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打通、统一，明确各部门职责边界，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共用，建立统一的大数据监管是发展的趋势。 前期，证监会对大数据等技术在科技监管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会进一步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果的转化运用，利用技术手段不断提升证券期货市场科技监管能力，为资本市场监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5月17日，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卢彦发布并解读了《关于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按照2022年、2025年、2035年三个节点进行部署，从改革完善疾病预防体系、强化公共卫生人才支撑等6个方面，提出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内容。为提高可操作性，北京还制定了《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目前，北京处于二级响应状态。卢彦强调，这时应该冷静下来，思考哪些好的状态应该继续坚持，哪些是要弥补的短板，哪些是要克服解决的问题，为迎接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坚实基础。“全国两会就要召开，在确保首都安全这件大事上要行动果断。疫情防控不仅仅是疾控医疗的事，需要将物资保障、科技支撑、社区防控和医疗救治的各个环节把控住。” 好的经验留下来 据了解，此次《意见》是对全市3个多月以来首都疫情防控工作的一次经验总结。通过对经验做法进行梳理，用《意见》的形式固化下来，形成长效机制。 该《意见》总结了防疫过程中，在体制机制、传染病预防控制、重症患者治疗、物资保障、科技支撑、群防群控等方面，形成好做法、好经验。例如，中医药作为此次应急救治的一大特色，确诊病例中，超九成患者使用了中医药，临床疗效观察，总有效率90%以上；“健康宝”“京心相助”等小程序为群众日常出行和复工复产带来很大便利等。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林向阳介绍道，《意见》的最大亮点是，其充分体现了首都特点。由于北京特殊性较强，主体多、境内外输入压力大，对政治、国际影响非常突出，对应急管理体系要求也非常高。鉴于此，在应急指挥体系中，特别强调完善央地军地协同、平战结合的传染病救治网络，构建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提高医疗救治能力，也体现出全市调度的整体性。 然而，卢彦也坦言，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型城市，与常态化疫情防控需求相比，北京疾控力量明显不足。例如，全市疾控人员配置尚且低于国家标准。截至目前，北京市每万名常住人口疾控力量配比是1.65，仍低于国家1.75的标准。“在疾病防控中对发热患者的筛查中，我们认识到，光靠大医院是不够的，还要靠一线的社区卫生中心。截至2019年底，全市还有31个街道乡镇没有卫生服务中心，现有的336个中14个没有实体机构，186个没有编制的床位，这些短板都要抓紧补齐。” 将培养高端疾控人才 “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过程中，疾病的预防控制是关键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市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说，在充实全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数量方面，全市目前编制仍有一定余地。疫情期间，北京疾控中心640名工作人员中，有550人参与了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目前疾病预防控制人员数量与特大都市需求量相比，仍需继续加强部署。 雷海潮介绍，北京将在未来三年内增强医防融合人才培养，培养600名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方面掌握基本要领的专业人才。北京将加强人员的素养和能力，使其能在关键时刻的流行病学调查、密接人员管理、实验室诊断等方面发挥作用。下一步，按照首都各类人才的构成情况，发展培养一批高端疾控人才，强调流行病学、卫生信息学、全球卫生、检验检测人才能力的提升工作。 此外，当前北京核酸检测能力已得到大幅提升。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已有70所机构具备核酸检测能力，检测量是5.1万份。雷海潮说，“近期最高一天，检测量已达到2.8万-2.9万份”。 “未来三年还将着眼负压病房建设和负压急救车辆的增置。”卢彦说。据了解，在目前全市机构中，负压病房仅为290间，远低于上海、广东，为此要加强负压病房建设；而在疫情期，负压转运车从不足40辆迅速扩展到79辆，但应对大疫还需继续增加负压急救车数量。“北京要用三年左右时间把全市负压急救车提高到100辆左右。” 布局P3实验室 “全市核酸检测量提升的同时，实验室锁定新发传染病的能力仍需长期挖掘。”据雷海潮介绍，目前，北京尚没有一所P3实验室。对此，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表示，未来三年将继续加强补齐P3实验室短板，进而将检测能力提升到新的水平。 根据《意见》，将推进卫生健康行业业务网建设。统筹好疾控中心、医院、第三方检验机构力量，优化检测方法，提升核酸检测能力。优化生物安全领域科研力量布局，强化疫情防治科技储备，统筹协调各方科研力量，发挥中关村(行情000931,诊股)企业作用，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抓紧诊断试剂、药物、疫苗和医疗装备研发。 对此，许强透露，目前北京已有3种新冠检测试剂通过审批，有5种新冠治疗药品通过审批。目前，5条技术路线8个团队在进行疫苗研发，其中有3个团队进入二期临床。 此前采访中，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卫东表示，其公司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克尔来福已进入临床研究。疫苗目前已进入一期、二期临床试验阶段，从研究者反馈的阶段性数据看疫苗安全性良好。日前，团队已于《Science》杂志发表临床前研究结果。 许强说，下一步将继续深化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继续提高精准防疫水平。“其实在疫苗研发过程中，云计算、大数据都发挥了强大的支撑作用。”尹卫东表示，这些技术通过云上进行系列服务和工作，为不同实验室之间迅速传递数据，进而加快分析和研究方向确定的进程。 社区继续封闭式管理 “在首都的公共卫生工作中，社区防控发挥了关键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革表示，北京社区防控包括1万个小区、3900个行政村，共有160万人参与社区防控。 据统计，累计共有365万返京人员进行了居家和集中观察。这个过程中，社区防控体系和卫生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效做好了社区健康监测，全力开展患者救治。 作为首都，社区的防控面临的任务依然繁重。张革介绍，要继续严格社区村的封闭式管理，用好“健康宝”小程序。继续聚焦重点地区重点人群，严格入境和中高风险地区返京人员的管控，完善应急处置的预案，妥善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最大限度降低各类风险，确保社区村万无一失。 昌平区天通苑街道某社区工作人员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尚未接到可以开放社区的通知。“出入证、健康宝都还是要查的，包括最近有出境史和中高风险地区返京的都会继续健康监测。因为像有些地区最近也有些反弹，防控压力还是存在的。当然同时我们也会考虑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像‘五一’之后快递、外卖都凭健康码可以进小区了。” “全国两会将于下周在北京召开。服务保障好全国两会是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卢彦透露，市里已制定服务保障方案，做好两会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把防控措施落实到位，最大限度降低各类风险，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创造好的条件和氛围。
“应当积极将新基建成果应用到网络安全领域中，借助新基建构建的平台和基础，进一步降低网络安全关键技术、设备的依赖性，不断推进网络安全产业的进化演变。”在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原证监会信息中心主任张野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张野看来，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要同步开展网络安全建设，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统筹规划，将网络安全与数字化转型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更好发挥网络安全对数字化转型后业务安全的保障支撑作用。 谈及未来证监领域科技监管的发展方向，张野认为，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证监会将进一步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果的转化运用，利用技术手段不断提升证券期货市场科技监管能力，为资本市场监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金融机构高度重视 数据安保力全面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您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 张野：我带来一份关于提高我国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的提案。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是网络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技术能力短期内无法弥补差距的前提下，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发现、处置能力，尽量减少网络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成为了现实而迫切的需求。 近年来，在中央网信办等安全主管部门的努力下，我国网络安全应急能力建设工作发展向好，等级保护制度全面实施，各运营单位都制定了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建立了相应的网络安全应急管理机制，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整体得到有效提升。 然而，我国目前还未构建形成自上至下的国家级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管理体系，与现有公共安全应急体系的衔接还不够紧密，在应急处置职责划分、应急指挥体系、应急队伍建设及实战性测试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 对此，我的建议拟从几个方面展开：完善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应急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全国性网络安全应急管理处置平台，配套制定网络安全处置应急征用办法，研究开展必要的实战性网络安全测试。 证券时报记者：今年您的提案与网络安全相关，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金融信息安全现状？ 张野：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的信息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金融机构在提高关键业务系统自主性、提升系统安全保障能力上做了大量投入，积极采用云计算等新技术，取得了明显效果。同时，各机构对于金融数据安全高度重视，积极开展数据治理工作，通过加强商用密码应用等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全面提升了金融数据的安全保护能力，对客户信息、交易数据等各类金融数据进行了安全有效的管理使用，保障了各类业务安全有序地开展。 网络安全应急体系建设 可借鉴医疗卫生领域 证券时报记者：您提到，我国目前还未构建形成一套自上至下的国家级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管理体系，背后的紧迫性及意义主要在哪里？可否尝试为我们举例说明，从宏观到微观技术层面，这套体系如何有效优化我国网络安全问题和体制建设？ 张野：网络空间已成为国家继陆、海、空、天四个疆域之后的第五疆域，网络空间也需要体现国家主权。在党中央的系统部署和全面推进下，我国网络安全技术产品取得新成就，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网络安全形势整体向好。随着我国互联网等网络应用的快速普及，对网络空间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加，所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也不断提升，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由于我国网络安全基础薄弱、与先进国家技术差距明显等原因，导致了网络攻击猖獗，难以实现有效的持续监控，供应链受制于人，网络安全信息收集、研判仍然分散，时效性较差，网络安全事件处置中资源协调调配效率较低，亟需对现有网络安全建设成果进行整合、统筹利用，建立统一的指挥调度系统，构建有效的网络安全防护处置体系，形成快速处置反应能力和网络威慑能力。具体的研究建设中，可以借鉴我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应急体系，特别是医疗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经验。 证券时报记者：您呼吁配套制定网络安全处置应急征用办法，针对人员、物资储备、管理、使用、补偿等措施的规定，有哪些具体的想法或参考建议，可以先和我们分享？ 张野：我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应急体系建设已经比较完备，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国家物资储备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规章对物资储备、使用等也有明确的规定。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具有传播快、影响范围广、需分析溯源等特点，在很多方面可以借鉴传染疾病的防控措施和手段，今年抗疫斗争中医疗卫生应急体系的经验为网络安全应急体系建设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新基建或将重建 网络安全边界 证券时报记者：伴随5G网络、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新基建将成为疫后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新基建风口下，我国的网络安全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张野：伴随着5G网络、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推进，网络应用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必将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意义。诸如工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会逐步实现万物互联，届时每个家庭中会同步多个物联网设备，在给民众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安全威胁。美国东部的物联网DDoS攻击断网事件、委内瑞拉停电事件，都是比较好的例证。 同时，随着大量新技术的应用，新基建的推进，会产生大量数据，如何做好数据安全工作，保证数据产生、传输、使用、存储的安全可控也是一个重要课题。随着新基建的展开，网络空间会呈现新的网络生态，面临新的安全威胁，网络安全边界也必然会重新划分构建。 对于如何做好有效安全防护、确保各类设备的使用安全，就需要结合新基建的发展，不断调整网络安全防护的架构和体系，发展新理论。新基建对网络安全产业的发展，亦带来诸多机遇，应积极将新基建成果应用到网络安全领域中，借助新基建构建的平台和基础，进一步降低网络安全关键技术、设备的依赖性，不断推进网络安全产业的进化演变。 证券时报记者：以科技为推动力的新基建是国际间技术竞争的核心领域，必然也是网络安全威胁发生的重要战场。加强新基建相关企业安全能力塑造，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您认为应采取哪些举措？ 张野：随着新基建的推进，现有网络生态会随之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在进行网络安全建设时，要适应新环境、新生态，树立新思维，要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实现对新型基础设施安全的全面感知和把控，动态、快捷地进行安全策略的调整。 在新基建网络安全建设中，要有宽广的视野。新基建下的网络形态不同于过往，网络边界可能更加模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会更强，因此不能囿于单一的点、线防护，要拓宽视野、更新思维，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加强工作，构建新型网络安全架构，提升对新形态下新威胁的认识和感知处置能力，形成广域、多层次的防护体系。 数字化转型， 监管应作出框架性安排 证券时报记者：疫情期间的“非接触”金融服务，推动金融机构加快从传统网点走向线上。在您看来，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速，在技术流程、信息风险应对及管理方面，当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迎接好这场全方位再造的考验？ 张野：金融业务依托于信息系统开展，通过数据的流动、使用完成各类业务。因此，确保各类金融数据安全，不丢失、不泄露，可安全有序使用是金融网络安全工作的重点，也是金融机构进行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数字化转型改变了金融机构的业务形态，发展到线上，是由相对封闭的环境走向开放环境，面对的是互联网复杂的使用环境和各类恶意威胁、攻击，这不仅对网络安全威胁信息的获取、分析、研判等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也是严峻的考验，还对信息系统自身的安全建设、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以上都要求各金融机构要对网络环境进行认真分析，研判可能面对的网络安全威胁，以及存在的安全隐患，做好安全架构设计，推进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把网络安全工作做实、做细。 在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要同步开展网络安全建设，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的统筹规划，将网络安全与数字化转型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更好发挥网络安全对数字化转型后业务安全的保障支撑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安全性是金融服务的重中之重。金融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对于金融监管制度设计、风险防范等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可能衍生出的技术、网络、数据等新的安全风险，关于应对策略层面，您有何建议？ 张野：对于数字化转型中新的安全风险应对，监管机构要加强监管力度、以及监管灵活性，通过适当的监管制度设计，将有关风险纳入监管视野或作出相应的框架性安排。加强监管科技建设和应用，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丰富监管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效率，实现快速、高效、灵活、准确的安全监管。 对于金融机构，主要是对网络安全高度重视，做好安全架构设计，加强网络安全威胁情报的收集分析，将安全防护措施做细做实。加强对客户的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客户的安全意识，这对有效防范相关风险也是很重要的。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未来证监领域科技监管的发展方向和破局点，可能在哪里？ 张野：从证券期货科技监管的总体发展来看，对现有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打通、统一，明确各部门职责边界，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共用，建立统一的大数据监管是发展的趋势。 前期，证监会对大数据等技术在科技监管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会进一步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果的转化运用，利用技术手段不断提升证券期货市场科技监管能力，为资本市场监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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